《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补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何孝荣
提要：清修纪传体《明史》历时近百年，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抵牾较少，而被封建史家誉为“上品”。近、今世史家也多称，“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最为精善”。不过，由于《明史》纂修者的“曲笔”和成于众手，“疏漏舛误，仍所不免”，多年来学者们的多篇（部）补正之作即可为证。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亦较严重，惜迄今未有学者补正，而其疏误史料又往往为今日治明代宗教史者所采信，以讹传讹。这部分文字计五百三十字，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校点本厘为四段，第一段叙述明代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的设官，第二段叙述最高道司衙门——道录司及神乐观、道教诸名山的设官，第三段叙述僧、道录司及神乐观的职掌，第四段则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僧、道衙门的设立经过及关于僧、道的法令制度等。其中，前三段（均在第1817页）虽有文简事略之弊，但总体上没有疏误；而第四段（在第1818页）篇幅占到全文的一半以上，每句话都有疏漏或者舛误，需要加以补正。
关键词：明史、僧录司、道录司、寺观、度牒
作者简介：何孝荣（1966—），男，江苏省涟水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清修纪传体《明史》历时近百年，编纂者皆当时“博学能文，论古有识”之知名学者，成稿后复经满腹经纶的总裁官等多次修订，“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1，“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抵牾较少，而被封建史家誉为上品”2。近、今世史家也多称，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最为精善”3。不过，由于《明史》纂修者的“曲笔”和成于众手，“疏漏舛误，仍所不免”4，多年来学者们的多篇（部）补正之作即可为证。《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亦较严重，惜迄今未有学者补正，而其疏误史料又往往为今日治明代宗教史者所采信，以讹传讹。因此，对《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加以补正，实有必要。
《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计五百三十字，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校点本厘为四段，第一段叙述明代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的设官，第二段叙述最高道司衙门——道录司及神乐观、道教诸名山的设官，第三段叙述僧、道录司及神乐观的职掌，第四段则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僧、道衙门的设立经过及关于僧、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中国书店1987年版。
2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87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2页。
4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道的法令制度等。其中，前三段（均在第1817页）虽有文简事略之弊，但总体上没有疏误；而第四段（在第1818页）篇幅占到全文的一半以上，每句话都有疏漏或者舛误。兹顺次罗列、补正于下1：
1、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
按，“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有疏漏，“四年革”有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1368）正月，“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2。可见，善世院、玄教院是明初的最高僧、道衙门，皆设于洪武元年正月。善世院“秩视从二品”，太祖授僧觉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住持南京天界寺，“统诸山释教事”3。善世院有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属官，职责是甄选名刹住持，“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4。另外，一些名僧来京，善世院还受命接待照应。时人宋濂记载：“皇明御极，四海更化，设无遮大会于钟山。名浮屠咸应诏集阙下，入见于武楼，独免（僧别峰大同）公拜跽之礼，命善世院护视之”5。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职掌应当相当，惟具体情况史载不详。《明史》中，前文并未介绍过善世、玄教二院，此处又失载二院的职掌、官品（远高于洪武后期的僧、道录司）乃至其长官，其对明初设立的最高僧、道衙门的记述显然疏漏。
善世、玄教二院的革废，《明太祖实录》有两次记载。其中，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是月，革僧、道善世、玄教二院”；卷一百四十：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革善世、玄教二院”。可见，在《明太祖实录》中，二院革废出现了“洪武四年十二月”、“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两个时间。后世各择一说，如《明史》、《国榷》等取前者。《明史》之文已见上引。《国榷》：“洪武四年十二月，裁僧道善世、玄教二院”6。《罪惟录》等则持后者：“善世院、玄教院，洪武元年以僧、道掌二敎事。十四年，革”7。而万历时官修《大明会典》等则省略时间而不载：“国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改僧录司”，“国初置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道录司”8。四年十二月、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二者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后者为是。其佐证除了上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相关记载以外，再有如： （1）洪武七年十一月，太祖授来朝的印度密僧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令“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9。“善世禅师”、“副禅师”即应是善世院首僧、次官。可见，至洪武七年十一月，善世院应仍存在。十四年五月，撒哈咱失里示寂于南京10。同年十二月，善世院废革。
（2）《明太祖实录》在记述洪武二十一年重建南京天界寺时称：“洪武元年
1按，为行文方便，我们以每一个年代下所述内容共为一句话。这样，该段共可分为“洪武元年”、“四年”、
“五年”、“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其后”各年代所导引的八句话。
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下引《明实录》同此版本。
3（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四《觉原昙禅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明）宋濂：《护法录》卷八《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明天启刻本。
5（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八《佛心慈济妙辩大师别峰同公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6（清）谈迁：《国榷》，洪武四年十二月，《续修四库全书》本。
7（清）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二十七《职官志·初制杂流》，《四部丛刊三编》本。
8（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续修四库全书》本。
9《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1《授善世禅师诏》，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
10（明）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金陵梵刹志》卷37释智光《西天班的答禅师志略》。
春，即本寺开设善世院，以僧慧昙领教事，改赐额曰大天界寺”，“十四年，革善世院”1。
因此，我们认为，善世、玄教二院革废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而《明史》所谓“四年革”实为误说。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已经发现了《明太祖实录》中关于善世、玄教二院革废时间的矛盾记载，并通过上引史料，考定洪武四年十二月为十四年十二月之误2。中国台湾学者注意及此，多能采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革废善世、玄教二院说3。而大陆学者很少深入研究相关史料，又不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迄今仍基本采信《明史》之误说。
综合上文，这两句话应改为：“洪武元年立善世院，秩视从二品，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十四年，革善世、玄教二院”。
2、五年给僧道度牒。
按，这句话有疏漏。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太祖下令对现有僧、道给发明朝度牒。礼部提出，“前代度牒之给，皆计名鬻钱，以资国用，号免丁钱”。太祖“诏罢之”，“著为令”4。也就是说，前代多鬻卖僧、道度牒，而明太祖下令免费给发度牒，且“著为令”，即作为“祖制”规定下来。其后，直到景泰二年（1451），明朝对度牒一直免费给发。弘治年间官修《明会典》称：“洪武五年，给僧、道度牒”5，漏载“罢免丁钱”。但到了明末，官修的《大明会典》、《礼部志稿》均加以补正：“洪武五年，令给僧、道度牒，罢免丁钱”6。因此，罢“免丁钱”是明朝初期、中期度牒给发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明史》漏载，实属不当。
景泰二年七月，刑部侍郎罗绮奉命于四川督运粮储二十万，“往贵州饷军”，见四川之民“劳瘁已极”，奏准先挽运十万，其他别为筹措，包括：“僧、道赴彼（贵州）纳米五石者，给予度牒”等7，开鬻僧、道度牒之门。嘉靖十八年（1539），礼部奏准：“僧、道照国初额设定数，每僧、道一名，纳银十两，在内于两京工部，在外于各布政司，直隶于各府，上纳类解，免其赴京”8。至此，鬻牒成为给度正途9。而《明史》未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后度牒收费的变化趋势，也是比较严重的疏漏。
总之，这句话应改为“五年给僧道度牒，罢免丁钱”。其后补注：“景泰二年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
2参阅[日本]清水泰次：《明代佛道统制考》，载日本《东洋史会纪要》第二册，1937年，第1—19页；[日本]龙池清：《明代の僧官》，载日本《支那佛教史学》第四卷第3号，1940年，第35—46页。
3参阅朱鸿：《明太祖与僧道》，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0年第18期；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载台湾《东方宗教研究》1994年新4期；陈玉女：《明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载台湾《中国佛学》1999年第二卷1期。
4《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
5（明）徐溥等：《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大明会典》在明朝时几次纂修，其中《四库全书》收录者为弘治年间纂修本，改名为《明会典》。万历年间纂修本《大明会典》，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影印，复收入《续四库全书》。本文所言《明会典》即指弘治年间纂修本，《大明会典》则谓万历年间纂修本，二者结构、选材颇多不同。
6《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给度》；（明）林汝楫：《礼部志稿》卷三十四《僧道》、卷八十九《僧道备考·罢度牒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六，景泰二年七月辛亥。
8《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给度》。
9参阅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拙文：《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始鬻度牒，至嘉靖十八年度牒皆收费给发”。
3、十一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
按，神乐观的兴建年代有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建神乐观。上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1。可见，神乐观始建于洪武十二年二月。至十二月，“神乐观成，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以乐舞生居之。上亲制文立碑，志其事。其乐舞生每岁所给米麦衣布及时节赉予之数，俱刻于碑阴”2。《金陵玄观志》收录明太祖所作《敕谕神乐观》碑文，称“朕设神乐观，备乐以享上下神祗”，碑末即署“洪武十二年岁次己未十二月□日建”3。《大明会典》也称：“洪武十二年置神乐观”4。因此，神乐观建于洪武十二年，而非十一年。至于神乐观职掌，第三段已经提及。因此，这句话应改为：“十二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
4、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列。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
按，这句话疏误之处有三：
（1）“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有疏漏。明代僧、道录司的设置，最早于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四日礼部提出方案。其疏文称：“照得释、道二教，流传已久，历代以来，皆设官以领之。天下寺观僧道数多，未有总属，爰稽宗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务在恪守戒律，以明教法。所有事宜，开列于后”5。在疏文中，礼部详细地开列了包括僧、道录司在内的全国各级僧、道衙门的设官、官品、职掌。至次年即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太祖“准礼部咨，除授各僧、道录司”6，即明太祖批准了礼部于十四年六月提出的设置僧、道录司方案，任命了僧、道官，僧、道录司正式成立。《明史》的记载，没有反映出明代僧、道录司设立的过程。
（2）“设官不给俸，隶礼部”有疏漏。虽然洪武十五年四月规定，“僧、道录司衙门全依宋制，官不支俸”7。但其行未久，僧、道录司官等很快也按制支取俸禄。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太祖“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其中，作为正六品官员的神乐观提点、僧录司左右善世、道录司左右正一“禄月米一十石”，从六品的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禄月米八石”，正八品的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司左右至灵、元符宫、崇真宫灵官“禄月米六石五斗”，从八品的神乐观知观、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玄义、崇真宫副灵官“禄月米六石”，从九品的僧纲司都纲、道纪司都纪“禄月米五石”，未入流的僧纲司副都纲、僧正司僧正、僧会司僧会、道纪司副都纪、道正司道正、道会司道会，与僧、道录、僧纲、道纪等“俱不给禄”8。作为记述明代僧、道官制度的专门文字，《明史》的“设官不给俸”没有反映出明代二百余年僧、道官给俸的事实。因此，应在其后补注
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二，洪武十二年二月戊申。
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3（明）佚名：《金陵玄观志》卷十三明太祖《敕谕神乐观》，上海鸿宝斋书局1937年版。
4《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神乐观》。
5《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
6《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五年。
7《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
“洪武二十五年改为给俸”。
（3）“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置位错误。前述“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设官不给俸，隶礼部”，皆为洪武十五年四月明太祖批准实施的设置僧、道录司方案中的内容。而这一方案中，并不包括“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实际上，在僧、道录司衙门设立后一个月，明朝才明确地将僧寺划分为三类。史载：洪武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本月二十日，本部官钦奉圣旨，见除僧行果为左阐教，如锦为右觉义，前去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凡京城内外大小应付寺院僧，许入能仁寺会住看经，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问罪”1。十二月，明朝政府“定天下僧、道服色”，规定禅、讲、教僧以及道士各衣其服2。可见，至洪武十五年五月以后，明朝才明确划分寺、僧为禅、讲、教三类。《大明会典》则在叙述僧录司“凡本司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不支俸。如有文移，以僧人掌行。仆从以佃户充役”之后，才有“凡僧有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录司“凡本司官，选用，并不支俸，及行移等项，俱与僧录司同”之后，才有“凡道士有二等，曰全真，曰真一”3。因此，《明史》将“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置于“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列”，与“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之间，显然不合适，而应置于“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之后。
5、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按，这句话疏漏、舛误之处尤多。
（1）“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有误。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清理释、道二教之举，但并不包括“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太祖“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其敕曰：“佛本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皆崇敬。其后，有去须发出家者，有以儿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珈。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番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珈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4。《明会典》、《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的记载，与《明太祖实录》基本相同5。
上引《明太祖实录》等的诏令，实是对当时清理佛、道二教诏令条例的缩写。
1《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五年。
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酉。
3《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
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5《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僧道·清理寺观》；《礼部志稿》卷一《圣训·清异教之训》、卷三十四《僧道·僧道禁例》、《僧道·清理寺观》、卷八十九《僧道备考·僧道禁令》。
清理道教的诏令条例因不见载，难知其详。而清理佛教的诏令条例，即为《申明佛教榜册》，因《金陵梵刹志》、《释鉴稽古略续集》等保存。《申明佛教榜册》颁布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一，其中说：“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因此，太祖下令“清其事而成其宗”。其清理条文共十一款1，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强令僧众“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专门针对教僧及所作瑜伽法事作出限定，包括瑜伽法事“务谨遵”洪武十六年颁行仪式及诸真言密咒，禁止俗人仿僧行瑜伽法事，违者“罪以游食”，详细规定法事价目。至七月初一，太祖令礼部“出批着落僧录司差僧人将《榜文》去，清理天下僧寺，凡僧人不许与民间杂处，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2。可见，《明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就是对《申明佛教榜册》及太祖的补充诏令的缩写，而其中均没有“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的条款。
实际上，“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是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的诏令。明朝建国后，鉴于僧、道“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洪武六年十二月，太祖下令以后对请度者加以考试，并规定了女子出家的年龄限制3。但是，由于出家有许多特权，度牒又是免费发放，加上考试频繁且宽松，所以出家者迅速增加。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礼部尚书赵瑁反映：“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道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役”，因此赵瑁“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太祖“从之”4。而我们从《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所载当时奏对情况来看，“三年一次出给”可能是明太祖的提议，而且实际上推行“四年一次出给度牒”：“礼部为减繁事，照得本部出给僧、道度牒，自洪武十五年五月内开设僧、道衙门，至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终给过僧、道度牒二万九百五十四名，即日申请不绝，妨占有司差役。本部议得，一次出给，庶得便益”。洪武十七年闰十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赵瑁等官于奉天门奏奉圣旨：“三年一次出给的是”，“自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罢，候至洪武二十一年为始，方许请给”。自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应为四年一度僧。其后，据上书同卷记载，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三次度僧，而其他年份未见有度僧记载。
因此，将“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置于“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后显然错误，而正确的表述应是将“十七年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置于“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前。而且，为使表述正确而且完整，在“十七年限僧三年一度给牒”与“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间，还应补注：“实行四年一度。永乐十六年改令五年一度，实行六年一度。天顺二年改令十年一度”5。
今人疏于研究和考证，基本采信《明史》关于“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的错误记载。另外，有学者否定上引《明太祖实录》所载“清理释、道二教”内容，并藉清人钱谦益所撰《跋清教录》，认为洪武二十四年太祖颁行的是《清教录》，而
1按，《申明佛教榜册》载于《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以及（明）释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洪武二十四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7页选录，拙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全录，可参看。
2《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3《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
5参阅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载《文史》2004年第3辑。
非《申明佛教榜册》。《清教录》“条列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1，即所载的是与洪武十四年已被杀的左丞相胡惟庸有所谓交结谋反的僧人来复等六十四人的招辞罪状。该学者认为，《明太祖实录》经过几次重修，“将《申明佛教榜册》内容移作《清教录》内容，这样清教活动的性质便由原来的‘清胡党’变成了整顿佛教”，“从而掩盖了暴戾君主残酷迫害僧人的一段史实”，“《明实录》的记载及史学界的传统意见值得商榷了”2。其实，只要详加比对，即可发现《申明佛教榜册》，就是《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中的针对佛教的敕令的“全文版”，二者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都是吻合的。而且，《明太祖实录》按日记述明朝的朝政大事，《金陵梵刹志·钦录集》按年月记述明朝的佛教法令，二者不可能同时作假。尤其是《金陵梵刹志》撰于万历、天启年间，作者葛寅亮不可能为迎合二百余年前的《明太祖实录》，而凭空编造出以太祖名义颁行的共计十余款条文的《申明佛教榜册》。另外，弘治官修《明会典》、万历官修《大明会典》、天启官修《礼部志稿》的相同记载，无疑也印证了《明太祖实录》的说法。因为它们的纂修，材料均来源于礼部的档案等。正如《礼部志稿》纂修者林汝楫所说：“幸从词林巨公请累朝金柜石室之副，逖捜博采，膏晷为继。又节蒙当事名公示以本曹掌故诸牍，稔得熟闻徃事”3。因此，否定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以及所谓《明太祖实录》“将《申明佛教榜册》内容移作《清教录》内容”的“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4。
（2）“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有疏漏。归并僧寺、道观虽然是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的重要内容，但它实是对此前多次类似诏令的重申。
早在元末占领南京后，鉴于城中“巨细僧寺庵观数多”，“构淫佚，败常乱俗”，朱元璋即下令“将诸寺院庵观一概屏除之，僧不分禅、讲、瑜伽，尽入天界寺”5。不久，归并僧寺的行动又推及到他当时控制的南京周围，“以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徽州、广徳六府所属州县，止留一寺一观，令僧道会集同居”6。明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佛教的发展，各地创复寺观日多。至洪武五年七月，太祖下令将南京天禧寺、能仁寺“常住田土”、“寺家物件”、僧人皆归并入蒋山寺7。六年十二月，太祖又将归并行动推及于全国，“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8。《大明会典》中，也载有上引洪武六年归并寺观的诏令9。因此，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前，太祖已多次下令归并寺观。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太祖重申，“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10。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所度僧人较多，如果遵行此令，大量僧人将无处安身，同时也必然要求拆毁大批寺院，情理上说不过去，实
1（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六《跋〈清教录〉》，《四部丛刊初编》本；（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清教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白文固：《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礼部志稿》卷二《清异教圣训》。
4按，《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五年壬申记载，该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钦依关领《清教录》一百四十五本，发于各处僧纲司，依本刊板印造，俵散所属寺院僧人”；二十七年甲戌，收录“《清教录》内禁约条例”，计二款，内容包括：造僧人《周知册》以凭核对；僧寺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等。不知其是否为钱谦益“从南京礼部库中抄得”的《清教录》的节本。
5《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6（明）释宗泐：《全室外集》卷九《智海岩住太平万寿京刹疏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
8《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9《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清理寺观》。
10《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践中也难以执行。因此，七月，太祖又下令，僧人“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1，即归并二十人以下寺院。在二十七年颁行的《避趋条例》中，太祖再次重申，“凡僧之处于市者，其数照归并条例，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归并”2。因此，《明史》的“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表述，既失其源，又遗其流，有所疏漏。正确的表述，应是在“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之后，补注“太祖归并寺观始于元末，二十四年七月改为僧、道二十人以下寺观听令归并”。
（3）“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置于“（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后亦误。前述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清理释、道二教”，并无此条款。洪武年间，没有限定全国僧、道总数。至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成祖“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3。《明会典》、《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的记载，均与上引《明太宗实录》相同4。因此，这一法令颁布于永乐十六年十月，而非洪武二十四年。《明史》此误影响颇大，今人不少为其所误5。
明成祖限定全国僧、道总额的规定，为限制出家人数提供了量化指标，最为简捷易行，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各朝虽屡有违例度僧之举，但永乐年间所定额数始终是最高统治者度僧时的参照和顾忌，不敢违犯过多。大臣们反对滥度，也必以永乐定额为言6。
总之，这句话应改为“永乐十六年令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并调置于“（洪武）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之后。
（4）“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之误处有二。
其误一，它并非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的内容（详见前文）。
其误二，它是明朝针对开度僧、道曾经作出的年龄限制的两个诏令的杂糅，而非一个诏令的内容，且其并非明朝常制。
“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之“民”指男子，因为对女子另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明朝对男子出家作出年龄限制，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其时，太祖“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7。次年三月，针对违反年龄限制者，太祖下令处罚，“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8。至二十七年正月，他又下令“不许收民儿童为
1《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2《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3《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
4《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礼部志稿》卷三十四《僧道·僧道禁例》。按，《礼部志稿》卷八十九《僧道备考·僧道禁令》称：“洪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则将“永乐十六年”误为“洪武十六年”，然其卷三十四《僧道·僧道禁例》则作“永乐十六年”。
5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辑第112页、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朱鸿：《明太祖与僧道》（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0年第18期）、白文固：《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论著，均采信《明史》此一误说。
6参阅拙文：《明成祖与佛教》，载《佛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
8《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僧”，“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1。永乐五年正月，因直隶及浙江诸地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成祖表示：“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2。然翻检《明太祖实录》，洪武年间没有“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的规定，而只有洪武六年十二月规定女子“年四十以上者听（出家），未及者不许”的诏令3。因此，成祖所谓“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之说，不过是其限制出家的借口。至永乐十六年十月，成祖定制，儿童出家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4。大体上，允许男童十四岁至二十岁出家是明朝的常制，只是个别时期偶有调整。如，景泰二年（1451），礼部奏准“将各处请给（度牒）行童逐一研审，年三十以上曾有过犯者不给”5，将出家年龄上限放宽到三十岁。成化二年（1466），明宪宗“令额外给度僧、道十五岁以上者五万名”6，似将出家年龄下限提到十五岁。弘治年间，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提出“僧行道童年十五以上无度牒者，虽在古刹，亦令还俗”7，要求禁止十五岁以上者出家。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落实8。嘉靖三十七年（1558），户部奏准“僧、道十六岁以上私自簪剃者，各追银六两，关给度牒”9，又将出家年龄提高到十六岁。
再看“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明初，对妇女出家即严加限制。洪武六年十二月，因“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太祖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10。建文年间，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将妇女出家年龄下限提高到五十岁11。可见，“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并非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清理释、道二教”的内容，而是建文年间的诏令。但这一规定，也非明朝常制。至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成祖因恐脱逃的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先令尽逮出家妇女“悉送京师”，后又命“悉宥罪还俗”12，禁止妇女出家。其后，禁止妇女出家遂成有明一代制度。宣德四年（1429）六月，宣宗命遵永乐禁令，“仍严妇女出家之禁”13。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仍禁
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戊申。按，《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称，洪武二十七年，太祖令“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大明会典》的“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与“年二十以下”许可出家自相矛盾，这一记载也与《明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抵牾。实际上，两书记载都是根据洪武二十七年正月颁行的《清教录》内相关条例改写的，其原文载《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今后僧寺不许收养民间儿童为僧”，“若有出家者，务要本人年二十、三十者，令本人父母将户内丁口事产，及有何缘故情愿为僧，供报入官，奏闻朝廷，允奏，方许披剃”。可见，“年二十、三十者”，在《明太祖实录》中被缩写为“年二十以上”是正确的，而《大明会典》中缩写为“年二十以下”显然是错误的。
2《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三，永乐五年正月辛未。
3《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4《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
5《明英宗实录》卷二百，景泰二年正月甲子。
6《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八，成化二年闰三月癸巳。
7《明孝宗实录》卷十，弘治元年闰正月己巳。
8《明孝宗实录》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丁亥，工科给事中夏昂以灾异言十二事，其中有“近从都御史马文升奏”，“年十五以上无度牒行童、道童还俗”，“今既数月，未见施行”。夏昂“疏上”，孝宗“命所司详
议以闻”。其后，仍未见行动。
9《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七，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癸酉。
10《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11（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百三十四《释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三、卷二百二十五、卷二百三十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五月丁丑、十九年正月戊寅。
13《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五，宣德四年六月丁亥。
绝妇女不许为尼”1。嘉靖年间，世宗两次下令，将尼僧“发回改嫁”，“还俗婚配”2。
因此，《明史》中“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宜依明成祖诏令原文，改为“儿童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许令出家”，接于上述“永乐十六年令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之后；“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改为“（永乐）十九年，禁妇女出家”，紧接于“儿童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许令出家”之后3。
6、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按，这句话有误，诏令原文无“给牒”二字。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太祖“诏从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试”4。《明会典》的记载是：“（洪武）二十八年，（礼部）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还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试”5。《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的记载基本相同6。可见，诏令中无“给牒”二字。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大明会典》将这一诏令并未置于“僧道给度”条目下，而是置于其后的“僧道禁例”条目下。也就是说，这一诏令不是要开度给牒，而是要沙汰僧、道。《明史》所谓“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即据上引礼部奏疏改写，“给牒”二字实为《明史》衍文。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自洪武十七年开始实行四年一给度牒，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为开度给牒之年，二十八年并不在其中。在极端专制高压的洪武年间，尤其是在洪武后期着力整顿和限制佛教和道教（主要是佛教）的背景下7，礼部似不可能冒着“违制”之险，在洪武二十八年要求增加开度僧、道给牒。而最可能的是，礼部奏准沙汰僧、道。
总之，《明史》中的“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应改为“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年六十以上者免试”。
7、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
按，这句话疏误有二。其一，“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中“高士”为衍文。其二，整句话有疏漏。
先看其一。从行文来说，由“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可以推知，“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有衍文“高士”。我们知道，《明史》定稿于雍正十三年底，乾隆四年刊刻进呈。而“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则无上述衍文“高士”：“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
1《明宪宗实录》卷七十四，成化五年十二月甲戌。
2《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三、卷二百七十六，嘉靖六年十二月壬子、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朔。
3按，本句补正，笔者已发表专门论文。参阅拙文：《〈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二，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己未。
5《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
6《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礼部志稿》卷八十九《僧道备考·黜僧道不通经典》。
7按，明太祖在位期间，对佛教实行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的政策。其中，洪武前期侧重于保护和提倡，后期则着力整顿和限制。参阅拙文：《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1。对比《钦定续文献通考·职官考·明僧、道录司》与《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的所有文字，可以发现二者基本相同，《钦定续文献通考·职官考·明僧、道录司》可能抄于《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但在抄袭过程中，《钦定续文献通考》的纂修者显然发现了《明史》中的“高士”衍文，已经予以去除。因此，《明史》“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应改为“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
再看其二。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自永乐年间，诸帝大量封授在京藏僧人以“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号，厚加供养。成祖时，先后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为大宝法王2、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3、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4。宣宗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5。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6，计达一千一百余人。景帝先后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7、沙加为大善法王8，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宪宗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9。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最为崇奉藏传佛教。除去自封大庆法王以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京中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10。明代皇帝任使京中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藏僧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11。宪宗时，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12。他们“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13。所谓“秘密教”，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14。孝宗时，宫中“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15。武宗“颇习番教”16，“佛经、梵语无不通晓”17。他在禁中创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18，“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19。明朝诸帝还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佃户等，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不一而足20。
1《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一《职官考·明僧、道录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
3《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
4《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
5《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
6《明英宗实录》卷十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
7《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
8《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
9《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
10《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11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
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12《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13《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传》三。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中华书局1959年版。
15《明孝宗实录》卷四十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
16《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17《明武宗实录》卷六十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18《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
19《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20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具体情况，参阅拙文：《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载《中国史研究》
明朝皇帝也迷恋道教方术，崇信道士。太祖封龙虎山天师张正常为“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1，赐银印，秩视二品。他为了延年益寿，曾服食金丹，并宠信术士，得“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候，食禄千五百石”2。成祖曾服灵济官道士仙方，且用道教神化自己，自称起兵“靖难”时有真武大帝阴助，并在夺取政权后在武当山大兴土木，钦赐田地。其后，仁宗，宪宗、孝宗均迷信方术，并终因服食丹药而死。宣宗时，崇信道士刘渊然，“进号大真人”3。宪宗大量任用道士，时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皆以方术用，尊显于朝，“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幸由兹更进矣”4。明代诸帝之崇好道教，以世宗为最严重。他“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涌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5。世宗尤信方术，道士、术士遂夤缘而进，尊显一时，其著名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邵元节本是龙虎山上清官道士，应征入京，因施方术多“有验”，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并在城西有敕建的“真人府”，在家乡有敕建的“仙源宫”，深得宠信。邵元节死后，世宗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卫护丧还，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6。陶仲文由邵元节推荐给世宗，以方术屡验而得恩宠，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少傅、少师。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陶)仲文而已”7。
总之，这句话有疏漏，尤其是它漏载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道教的其他诸多表现。不过，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而《明史》追求事详文简，而且它已经大体点出了明帝封授藏僧、道士的情况，因此疏漏尚称不上严重。总之，除删去“高士”衍文外，这句话可以不加补充。
综上所述，《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确实繁多而严重。其原因，我们分析，一是《明史》成于众手，追求事详文简，故删改太多，二是编纂、修订者仍未认真研读《明实录》、《大明会典》、《金陵梵刹志》等原始史料，以致出现引用错误史料、恣意编排史料、随意增减文字等舛误，以及遗漏重要法令制度、缺失制度源流等疏漏，抵牾之处随处可见。通过对《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的补正，我们认为，《明史》所谓“上品”、“最为精善”等令誉实应大打折扣。
2005年第4期；拙文：《论明宪宗崇奉藏传佛教》，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号，2006年。
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甲戌。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3《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张正常传》。
4（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五《灾异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明史》卷三百零七《邵元节传》。
7《明史》卷三百零七《陶仲文传》。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颁发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颁发时间19990203 实施时间19990203 终止日期 第一章总则 1.为保障和监督建设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建设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建设系统实际，制定本规定。 2.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处罚是指建设行政执法机关对违反建设法律、法规、规章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处罚。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统称执法机关），是指依法取得行政处罚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系统的行业管理部门以及依法取得委托执法资格的组织。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是指依法从事行政处罚工作的人员。 3.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处罚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四）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止执业业务； （五）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其他许可证、执照；（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4.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管辖 5.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分工，在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权。 6.执法机关发现应处罚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需要委托其他机关或组织行合执法权的，执法机关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与被委托机关或组织办理委托手续。 第三章行政处罚程序 一般程序
7.执法机关依据职权，或者依据当事人的申诉、控告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执法机关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业，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立案，但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附上相关材料，报主管领导批准。 8.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依法进行检查。执法人员调查案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9.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10.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及证明人，应当个别进行。询问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经被询问人员核对无误后，由被询问人逐页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如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补正。 11.执法人员应当收集调取与案件的原始凭证人作为书证。调取原始凭证有困难的，可以复制，但复制件应当标明“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并由出具书证人签名或盖章。调查取证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对所提取的物证要开具物品清单，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各执一份。对违法嫌疑物品进行检查时，应当制作现场笔录，并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拒绝到场的，应当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12.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必须当场清点，开具清单，清单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各执一份。 13.案件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当出具书面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建议等。 14.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由执法人员提交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由法制工作机构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书面核审。 15.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接到执法人员提交的核审材料后，应当登记，并指定具体人员负责核审。 案件核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以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别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晩出，詞曲則其閏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1）。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2），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3）。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刋板印行。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刋板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别集最襍（4），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淸詞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5）。此在翦刈巵言（6），别裁僞體，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7），悉觴咏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8）。《丹陽集》惟錄鄕人（9），《篋中集》則附登乃弟（10）。雖去取僉孚衆議，而履霜有漸（11），已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華易歇，公論終明。巋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12）。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13）；劉勰以知遇獨深（14），繼爲推闡。詞場恩怨（15），亘古如斯。冷齋曲附乎豫章（16），石林隠排乎元祐（17）。黨人餘釁（18），報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19），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巳。大抵門戸搆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20），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巳，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21），至以嚴嵩爲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 邵曼珣 〈子部總敘〉云：「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演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 六經以外的子書，《總目》將其分為14類，這14類又可分為四組： 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術數、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 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 釋家、道家，外學也。 從以上分類看來，《總目》子部有四個特點： 一、以儒學為正宗，「儒家中心觀」 二、將農醫天文算法升至前六類，提高科學的地位 三、排斥外學，將釋道置於子部最末。 四、排斥雜家：《總目》將墨家、名家、縱橫家等置於雜家類，〈子部總敘〉云： 「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卒，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雜家。」許多學者皆以為失當：如孫德謙說：「如名墨家學，以後世無傳概入雜家，未免失之淆亂。」1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斥指《總目》「最誤者莫如合名墨縱橫於雜家，使《漢志》九流十家頓亡。」李致忠：「《四庫總目》的「雜家類」偷換雜家固有的概念，說什麼『雜之意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是說雜家兼有儒墨名法各家之長，博采眾家為一家，形成自己的學說，……《四庫總目》偷換概念，將雜家說成雜類，變成無所不包的大雜燴。』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云：「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為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共分六類： 一、立說者謂之雜學 卷117·子部27 雜家類一（雜學之屬，22部，178卷，皆文淵閣著錄。） 1參見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58~162。 2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頁36。見上揭書頁162。
关于行政瑕疵行为(一) 内容提要：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排除了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关键词：行政瑕疵行为，微小的缺点，补正与改变 一、行政瑕疵行为内涵界定 界定行政瑕疵行为的内涵，离不开对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的认识。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在论及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时才涉论行政瑕疵，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同样如此。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行政瑕疵与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表明一种具有比较性的认识或论证方法。 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2] 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3] 在我国，有人将行政违法行为分为实体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和程序上的行政违法行为两种。前者主要表现形式有行政失职、行政越权、滥用职权；后者主要表现形式有手续瑕疵、形式瑕疵。4]我国有学者直接认
为：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构成行政瑕疵。5]时至今日，我国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使用行政瑕疵概念的。 从以上国内外关于行政瑕疵的基本阐述来看，总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政瑕疵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不当行为的总和。但也可分不同的情形：一是最广义的，行政瑕疵行为包括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不当行为；二是广义的行政瑕疵行为抑或指行政违法行为，抑或指行政不当行为，二者其一。三是狭义的，仅指行政（形式）不当行为中的瑕疵部分。 然而，我们通过对“瑕疵”二字的语义分析，却不能顺然得出以上这种结论。词典上说，瑕：缺点、毛病：如吹毛求疵。瑕疵：微小的缺点。6]从“微小的缺点”角度观察，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之和绝不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就行政违法而言，如果违法仅仅是微小的缺点，那么还有比这更大的缺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认为应将行政瑕疵行为定位在“行政微小的缺点”上。 幸而已有学者观察到这种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新近在其《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瑕疵的行政行为是指一个行政行为没有明显与重大的瑕疵造成无效的后果，虽然构成违法，而且在多数情形是在形式或程序上没有完全符合法令的规定。但是这种违法性是属于瑕疵，也是属于极小的瑕疵，因此，可以利用补救的方法，来修正违法之处，让此行为重新获得合法性”。7]故依此定义，严重、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都不属于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了解这部目录书的分类情况。 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着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着作6793种、93551卷。 具体如下： “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 “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 “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 全书总共44类。 二、了解其目录的着录事项，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书名着录：主要阐释书名的由来，考辩书名的流传变化与名实异同。 例：“晋葛洪撰。洪有《肘后备急方》，已着录。是编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篇卷着录：主要是对书籍卷册情况的着录与考辩。 例：“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版本着录：主要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 与流传情况等。 例：“宋晁迥撰。迥有《昭德新编》，已着录。是编即迥《法藏碎金录》也。明代久无传本。嘉靖乙巳，其裔孙栗以翰林院检讨兼管诰敕，得此编于内府而刻之，改题此名。前载迥逸事数条，及栗所为跋。跋称十卷，与《宋志》合。此本止四卷，盖又佚阙矣。”《迦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真伪着录：主要是对于典籍作者、书名及所载内容的辨伪。究其异同,核 其虚实。 例：“今检此本，亦无元灵二曲及朱鸟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与曾所说又不同。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曰：《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丘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今亦无此八事。
第一章目录学基本理论 1.书目: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 2.书目工作:目录工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目录工作就是通过查寻、著录、部次、评价、揭示和报道文献的信息，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等全部活动。 3.目录学: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 4.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1)图书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的一门科学。这种论点渊源较早，是国内外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传统看法。 (2)目录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认为目录学研究对象是书目。持这派论点的人将目录学局限于研究书目索引编制的方法学和技术学。 (3)图书和目录说 这派论点的人认为，当代目录学的任务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推荐好书，指导阅读；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 (4)关系说 这派论点的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纪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另一种则认为目录学是研究认识与揭示图书的律的科学。 (5)矛盾说 这派论点的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目录学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就是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他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 (6)目录事业说 即认为目录事业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5.目录学的学科基点与内容范围 学科基点：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的信息集合，认为科学的揭示和有效的报道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6. 目录学的性质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目录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之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我国目录学是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学科，他在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与文献紧紧相联，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广大的文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们从事目录学研究。科学研究的需要是推动目录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备目录学基础知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 古代目录学与校勘学，版本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古代进行图书整理时，大多是从广搜异本，校勘文字开始，然后对群书进行著录、分类、撰写叙录，编成书目，因此，校雠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发展，界限不那么清楚，存在着许多交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知识的不断分化，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的繁荣发展，划清了界限。校雠学、版本学和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66号）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已于1999年1月7日经第一次部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俞正声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和监督建设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建设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建设系统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处罚是指建设行政执法机关对违反建设法律、法规、规章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实施的行政处罚。 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简称执法机关），是指依法取得行政处罚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系统的行业管理部门以及依法取得委托执法资格的组织。 本规定所称建设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是指依法从事行政处罚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处罚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四）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止执业业务； （五）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和其他许可证、执照；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四条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管辖 第五条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分工，在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执法机关发现应当处罚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 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的管辖权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决定。 执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需要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行使执法权的，执法机关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与被委托机关或者组织办理委托手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史部总序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
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集部第1578-80冊：唐寫本文選集注一百二十卷(存二十四卷) 影印唐寫本集部集部第1581冊：文選理學權輿八卷(清)汪師韓撰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刻讀畫齋叢書甲集本 集部第1581冊：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清)孫志祖撰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刻讀畫齋叢書甲集本 集部第1581冊：文選考異四卷(清)孫志祖撰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讀畫齋叢書甲集本 集部第1581冊：文選旁證四十六卷(清)梁章鉅撰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集部第1581冊 21-410 集部第1582冊：文選笺證三十二卷(清)胡紹煐撰影印清光緒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第五集本 27-481 绩溪胡绍煐。紹煐病李选择焉不精，而欲补段玉裁、王念孙治文选所未及者，二十余载，最后厘为三十二卷，，有朱右曾序以及自序。咸丰间刻即毁，仅存钞本同治十二年。其子小泉以钞本伪夺，属族父培系为校勘。 集部第1582冊：文館詞林一千卷(存三十卷)(唐)許敬宗撰影印民國三年張鈞衡刻適園叢書第三集本 152卷诗十二人部9赠答一：四言亲属赠答，夫妇赠答 156-158卷157卷诗十七人部十四赠答六杂赠答三158卷诗十八人部十五赠答杂赠答四 160卷诗廿礼部二释奠下四言 346卷颂十六礼部五巡幸347卷 414卷七四七体 452卷碑三十二百官二十二将军二 453卷碑三十三百官二十三将军三 457卷碑三十七百官二十七都督一 459卷碑三十九百官二十九都督三 662卷诏（伐） 664-670卷664卷诏（抚）665卷诏三十五赦宥一666卷诏令三十六赦宥二667卷诏三十七赦宥三668卷诏令（赦诏）669卷诏三十九赦宥五670卷诏四十赦宥六 691卷（敕）诫励贡举除授黜免 695 卷移都毁废祭祀崇学田农政事举士赏罚军令赦令杂令（令）699 卷教四恤亡裒贤显节终复毁废祷祀崇法 残简敕表 集部第1582冊：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宋)高似孫輯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 集部第1583-88冊：七十二家集三百四十六卷附錄七十二卷(明)張燮輯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提要：明张xian 是编凡七十二家。周一人汉十二人魏七人晋是一人宋五人齐二人梁十八人，陈五人北魏二人北齐二人北周二人隋五人，其所取材除各史籍该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 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时《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对明诗的批评 作者简介：罗畅，女，1990年9月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人，海南师范大学，14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目录学著作。四库馆臣采取秉笔直言，他言以评，评中带评、评后有评三种方式，对明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采取公正、客观的评判观。其明诗批评别具特色，亦足为一家之言。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诗批评;直评;他评;评中评;评后评 《四库全书总目》持考辨精微、评价公允、态度宽容的诗学评价观，对明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和判断。整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总集类部分，去除不著撰人和伪名，总共有172部明代人所做的诗评集。其中由四库馆臣秉笔直言的有172部。借他人之语以评价有14部。评中带评，评后有评有8部。整理集部诗文评类部分，去除不著撰人和伪名，总共有36部明代人所做的诗评集。其中由四库馆臣秉笔直言的有36部。借他人之语以评价有2部。评中带评，评后有评有2部。
一、秉笔直言、是非分明 四库馆臣诗学评价观，采取是非分明、率真坦诚、直言褒贬，坚持客观论述的公正态度。 （一）集部总集类直评 总集类部分，四库馆臣直评有172部。其中有褒评4个，贬评58个，褒贬兼有29个，中立之评81个。 四库馆臣对集部总集类的明代诗集部分的直评如下： 四库馆臣褒评石存礼《海岱会集》十二卷，认为此诗集是他们八人在山林间居住时，自?m性情，不追求文坛名誉，不随风气为转移。甚至提出不许将会内诗词向外传播的社约，赞扬他们相互推敲，使诗文斐然可诵的精神。 四库馆臣对偶桓《乾坤清气集》十四卷采取褒贬兼评，既肯定偶桓以“厉氏樊榭山房本、郁氏东啸轩本”①为参校，十分精善。虽卷帙不多，却能极为一丝不苟地去取。也批评了编次有小疏，传写有小误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肯定作为元诗选本，偶桓此编是善本的价值。 四库馆臣评杜桓《柳黄同声集》三卷，四库馆臣采用中正之评的态度，叙述了杜桓字宗表，籍贯，以及采纳合集的诗。当时黄?玫氖?集没有刊刻，所以记载的虞集诸人题跋，四库馆臣评价，比较而言，杜桓采集柳贯的诗集最详细。 （二）集部诗文评类直评 在集部的诗文评类部分，对明代人所做的诗评集，四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误十则 樊宁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然因卷帙浩繁，成于众手，不免存在诸多问题。今就所 册府说苑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年第2期 发现的错误十则，略为考辨，以资学界参考。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误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是我 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收录各类书籍达万余 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因卷帙浩繁，成于众 手，难免会有一些瑕疵。对此，前辈学者已做过不少 校勘、考证和订补类工作，如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李裕民《四库 提要订误》、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等。其中 魏先生之《汇订》收录2011年底之前发表的相关考 订专著与文章，并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 有作者的校勘和考证，堪称集大成之作。然笔者近 来发现《提要》仍存在若干问题，以下就经部与史部 的一些疏漏讹误，略为考辨，凡十则。 1.《诗经说通》十三卷：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号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举人，官至国子监博士。(第140页）? 按:“无回”应为沈守正的字，非号。明人龚立 本《烟艇永怀》卷二《沈守正传》：“沈守正，字无回，号雪堂，钱塘人，治《毛诗》有声，与虞山诗社雅相鼓 吹，癸卯之举。”?明人孙治《灵隐寺志》卷五云：“沈 守正，字无回，钱塘人。为名孝廉，清介绝俗，当世士 大夫重其守。下帏灵隐，讲业授徒，历有年所。”@清人虞铭《塘栖艺文志》卷一经部收有沈守正《四书说 丛》十七卷，并云：“明沈守正撰。守正，号雪堂，有 《诗经说通》，《雪堂集》已著录。”@清人王同《塘栖 志》卷十一《人物四?耆旧上》：“沈守正，字无回，钱 塘人。《杭州府志》‘生有秀表，下笔千言立就。时 黄卓甫、葛屺瞻两先达，以文行相砥，为士人所宗’。”?清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四《都察 院司务无回沈君墓志铭》：“万历时，杭州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复、卓尔康去病、沈守正无回，奋乎流俗 之中，以文章志节相摩励，海内称之，如唐人所云‘四夔’者。”?据此，沈守正应“字无回，号雪堂。” 2.《诗经脉》八卷：明魏浣初撰。其标题又曰“闵非 台先生增补”。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丙辰进 士，官至布政司参政。（第141页） 按：“官至布政司参政”不确。清初学者冯舒 《怀旧集》卷上“魏浣初”条曰：“君字仲雪，中万历丙 辰进士，历官广东提学参政，卒于官。”?康熙《常熟 县志》卷十八《人物志》载曰：“魏浣初，字仲雪，万历 丙辰进士，谒选当作县，自念为诸生……遂改嘉兴府 教授……迁南京户部主事……迁礼部员外，晋吏部郎 中……升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岭南……寻升广东提 学参政，卒于任。”?清王昶《明词综》卷五收有魏浣初 的《望江南》，并云:“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四十 四年进士，历官广东提学参政。有《四如山楼集》。”?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0页。 ②（明）龚立本:《烟艇永怀》，《明代传记丛刊》第63 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46页。 ③（明）孙治：《灵隐寺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年，第484页。 ④（清）虞铭：《塘栖艺文志》，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⑤（清）王同:《塘栖志》，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 年，第206页。 ?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6年，第1353页。 ⑦（清)冯舒:《怀旧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页。 ⑧（清)杨振藻等:《康熙常熟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6页。 ⑨（清）王昶:《明词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74页。 ? 95 ?
經部總敍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皍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倶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縁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皍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師道反以爲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徴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戸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皍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取持平。各明
去取之故。分爲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經部一 易類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爲條論。具列於左。 經部十一 書類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喩。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疎今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目录之特点 贺君 【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目录集大成之作，其中史部目录占有重要位置，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史部目录进行分析，探讨该目录在继承前人史书目录的基础之上，体现出那些独到之处，值得今人借鉴并学习。 【关键字】总目史部目录特点 （一）《四库全书总目》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部目录巨著，乾隆五十八年(1793) 编订完成，并在这年有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1795) ，浙江的地方政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印，从此以后，《四库全书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总目》全书共200卷，按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一大部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同时，《总目》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优秀书目的长处, 不仅四部都有总序, 而且每一类有小序, 子目后面有案语，扼要说明此部此类著作源流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 对每一书的大旨作了介绍。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 以及辩订文字增删, 篇帙分合等等。《总目》共收书一万余种，其中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而且每一种都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为学者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方便。可以说，《总目》代表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典目录集大成之作。 （二）、《总目》史部目录之特点 东晋初年，著作郎李充将乙丙两部互换，乙部即史部列于四部第二位，之后，《隋书·经籍志》沿袭了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并将甲乙丙丁四部定名为经史子集，从此目录著作中对于史部日益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最后一部官修书目，史部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目》史部目录集众家之长，既有对前代目录的继承和总结，也有创新和发展，是历史学人必读的一部经典之作。它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行政处罚案件上报制度都有哪些法律规 定 我国对相关当事人的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犯罪当事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对这类违法案件进行相应的依法处理。我国的相关行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进行上报。那行政处罚案件上报制度都有哪些法律规定呢，下面小编就为你进行相应的解答。 ▲一、行政处罚案件上报制度 第一条为保证我厅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是指厅机关法制工作部门对本机关案件调查部门或其委托的行业协会已经调查终结并提出处罚意见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审查、复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或建议的内部执法监督制度。
行业协会依照行业规范，对所属会员予以行业纪律处分的案件，不适用本办法。但是，行业协会调查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移送本机关处理的案件除外。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案件调查部门，是指行使司法行政管理职权、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能够产生影响的业务管理部门。 第四条厅法制工作部门负责由省厅实施的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 第五条案件调查部门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般程序查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经法制工作部门审核。依照简易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可不经法制工作部门审核，但在送达处罚决定书后，应抄送法制工作部门备案或向法制工作部门提交存根复印件。 第六条案件调查部门立案并调查终结的案件，由承办人写出案件调查报告，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连同案件卷宗材料移交法制工作部门审核。 案件调查报告应包括相对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案件性质、处罚依据、行政处罚建议等。 第七条法制工作部门应在收到案件调查报告和其他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经分管本部门的厅领导批准。延长期限不超过3日。 第八条厅法制工作部门对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查，主要包
卷三十二·经部三十二○孝经类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 癸、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後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後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昔僧{大周}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 《正义》者，为後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恽《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大周}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 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
【法制制度】武清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工作制度 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工作制度 第一条为规范各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处罚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天津市行政执法监督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是指以区政府所属各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统称“各行政执法单位”)按照一般程序实施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至区政府进行备案的工作制度。 第三条区政府是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单位；区政府法制办是备案审查的具体承办单位；区政府所属各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重大行政处罚报送备案单位。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由主要办案单位负责报送备案工作。 第四条区政府所属各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作出下列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将有关材料报送至区政府备案： （一）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二）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罚款数额达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行政处罚听证案件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通知》确定的较大数额标
准的行政处罚；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 区政府法制办通过天津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发现行政执法单位录入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属于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范围的，应当通知行政执法单位按照本制度规定进行备案。 第五条各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送单位应当自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备案材料报送至区政府法制办备案。 第六条重大行政处罚报送备案单位在报送备案时，应报送下列材料： （一）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告1份； （二）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1份； （三）重大行政处罚案卷副本1份。 第七条对报送的材料，区政府法制办就下列内容进行审查：（一）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三）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处罚幅度是否适当； （四）程序是否合法； （五）其他需要进行审查的内容。 第八条区政府法制办需查阅与该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时，报送备案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如实提供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九条经审查发现重大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政府法制办建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单位自行撤销、变更、补正
关于2011年度依法行政责任目标考核 有关问题的整改报告 周口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9月7日，我单位接到你办交办的《周口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2012年度依法行政责任目标考核有关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周依法行政领办[2012]7号文件通知后，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相关单位责任人、业务人员召开专题会议，对文件通知的依法行政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及整改意见进行了集中研究，并责令相关单位指派专人负责，对文件通报问题进行认真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 （一）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1、询问笔录中没有填写执法人员有效执法证件编号。 2、询问笔录、检查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体现自由裁量内容。 3、没有调查终结报告、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4、缺少行政处罚结案审批程序。 （二）整改情况 1、我县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均有广泛征求意见、 召开听证会、征求法制室意见这些前置程序，我县在相关政府出台文件存档备案时缺乏完善的存档备案制度，固上报文件中不显示广泛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征求法制室意见这些材料。领导小组已经责成政府档案室制定完善的存档备案制度，并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出现。 2、《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区三轮车管理的通告》、《淮阳县深化消防安全“五大”活动开展“清剿火患”战役行动实施方案》中相关从重款项确实存在法律依据不足问题，有背于相关行政立法法、行政处罚裁量权精神，我县已下发此通告、方案的废止通知，并责成相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范围制定印发新的通告和方案。 3、淮阳2011-00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卷宗、淮阳2010-04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卷宗中缺少的相关证据材料，以及2010-046号卷宗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日期与《成交确认书》表述不相符这一问题，领导小组已经责令国土局认真整改，补办相关证据材料填充到卷宗中，并要求相关业务人员认真学习、熟练掌握国土部印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文书，务必在以后卷宗制作中做到认真细致，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工作失误。 二、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工作 （一）评审公安局案卷存在的问题 1、询问笔录中没有填写执法人员有效执法证件编号。 2、询问笔录、检查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体现自由裁量内容。 3、没有调查终结报告、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4、缺少行政处罚结案审批程序。 （二）整改情况 1、办案人已将警官证复印附卷。 2、针对文书中体现自由裁量内容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行政处罚法》都只要求公安机关告知违法嫌疑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公安机关没有义务告知拟作出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3、调查终结报告、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已按照要求整理附卷。 4、行政处罚结案审批不要求必须书面审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当地公安机关的内部管理情况、民警素质以及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