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内容提要】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形态与立场都比较复杂，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了一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观。
一、文化帝国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是从对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入手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的关系，认为文化工业与科学技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制造了消费主义观念，从而不仅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甚至科学技术本身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还只是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有关对国际上西方大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统治的批判，也形成了对" 文化帝国主义" 的批判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始于法兰克福学派激进批判开始时的20世纪60年代，在70—80年代得到发展，其中以萨伊德的《东方学》最为突出。90 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1991 年美国学者汤林森写出专着《文化帝国主义》，1993 年萨伊德发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着作不断问世，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与认识日益深入。如果说从60 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前，帝国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的话，那么现在，全球化则取代了这个概念。这样，"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最近的话语描述又是和" 后殖民文化批判"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紧密相联的。
" 文化帝国主义" ，最常见的用法大概就是指在帝国主义原来政治、经济、军事的殖民统治意味以外，再加上文化的殖民、侵略与霸权。
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许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被首度被使用和诠释的。二次大战之后几十年间，大约有将近100 个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的地区成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仍然在经济上与文化上严重依赖着少数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传播与文化领域来说，西方几个大型通讯社主
导了全球信息的流通与诠释权，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席卷了绝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市场，国际文化的交流出现严重的失衡，新兴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被严重地挤压。许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研究过这种现象，并就美国的大众传播政策与结构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控制进行了批判。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许勒开篇就表示他的研究是架构于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他认为华勒斯坦的观点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资本主义追求极大化利润的逻辑，是首要的切入点；第二是国家之间存在着层级结构；第三是这个层级结构的剥削关系是三个层次（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许勒说，"我认为，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可以透过这些要点获得理解" 。他接着说，" 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部门，必须同整个体系连系起来共同发展，并且促进整个体系的目的与目标"，因此"文化—信息的呈现，大体上，尽管不是完全的，是被那些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财货与劳务之生产的同一些市场动力所决定的" 。[1] 许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并不在对讯息诠释的同质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消费面向，而是集中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总之，"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致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2]
" 文化帝国主义"被不同的学者界定为经济先行、文化是目的倾向的"文化帝国主义" ，或者是文化先行、文化是辅助经济与政治进行支配的工具倾向的" 文化帝国主义"。前者这
样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 运用政治与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3] 后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文化上的
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有论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有三种方式：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例如通过电视、国际互联网络、书籍、刊物、广告使广大民
众耳闻目睹。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们的环境和
生活方式西方化。[4]
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比较复杂，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分开来看，" 文化" 与"帝国主义" 本身就是复杂而争议颇大的词，再加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连用，就进一步扩张了"文化"与" 帝国主义"原来就难以界定的意义。虽然一开始就对概念加以界定的研究方法具有限定研究内容与分析范围的好处，但它也存在着忽视概念本身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变动特点的缺陷（共时性
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方法上的矛盾）。这里，本文的处理方式是并不尝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而只求能够抓住这个概念的实质特征，以及它在不同理论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与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变化趋势等（也就是注意其运用的语境）。这样，有些表面看似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暗中支持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有些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好像是在解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是在建构文化帝国主
义的话语。就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而言，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
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只有具体考察与评论这些理论才能揭示其思想实质。
二、萨伊德的东方学研究
萨伊德的《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萨伊德认为，西方人制造出的东方学是被当作一种西方认识东方的框架与视角，它以西方对东方
的支配、霸权为基础上让西方处在有利地位而替东方讲话的东方学，
这种东方学本身是西方创造的一个理论与实践体系。例如，萨伊德在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后，认为西方人对西方的文化生活的理解，霸权这一概念必不可少，" 正是霸权，
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5] 长久以来，西方就有
一种欧洲民族与文化优越于非欧洲的民族与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交织在他们的东方学研究中，
因此，东方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
总体来说，萨伊德通过对东方学文学文本的分析，主要是想解决或阐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想回答：上层建筑的总体层面和文本研究、历史研究存在着怎样的微妙与精心策划的关系？西方政治帝国主义在政治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方面如何影响了东方学的研究？其二是想弄清楚东方学话语的政治情境。东方学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反映，其话语本身当然和粗俗的政治权力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它直接表达的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阴谋颠覆东方话语，而是说它是在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通过与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的互动（如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与道德权力）创造出来的（并存在于这一互动过程之中）的话语体系。东方学虽然在表面与直接的形式上并非是西方文化霸权伎俩的表达，但它确实是在西方的霸权观念中、在单个文本的背后意蕴中隐藏着其操纵、控制、甚至吞并的愿望与意图。
《东方学》出版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政治背景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反映，这样，实际上就存在着对《东方学》的大量形形色色的误读。正如萨伊德自己指出的那样，他的《东方学》并不是要制造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但确实有人对它误读了，并且有两种观点相反的误读还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一种就是认为书中体现了反西方论的倾向，认为整个西方就是被西方所殖民所支配的东方的敌人。第二种是认为一个掠夺性的西方和东方学正体现了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侵犯。实际上，按萨伊德自己的看法，他要反对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东方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暗示了一个不变的东方本质，也同时暗示了一个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并造成两方的割裂与对立。东方与
西方在现实中都是多元的、动态的与复杂的。萨伊德的意图是认为没有与
" 东方"" 西方"这样的词其相对应的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他的《东方学》不是想去加强与
永久化东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对立，而是试图减轻这种对立，并指出对立的可怕后果。因此，萨伊德更
希望人们把他的《东方学》解读成为一种持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为他坚持排外、孤立的
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当萨伊德说" 人文研究是以理想的方式寻求对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以实现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 时，[6] 我想，他想强调的还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理解，而不是想强化差异与对立（萨伊德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差异，他也认为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类
交往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他否定的是把差异看作是无法消解的对立的观念），他批评的是民族主义中
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生活的环境、历史与现实进行批
判性的考察，这样，才能以和平对话方式缓解这两个民族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萨伊德正是在他后来的
《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
的，任何一种对其进行一元化与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分析以其着作《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若要对其分析与考察，则从这个概念可以理解的范围与谈论的方式而言，他认为
有四种途径：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 民族国家" 的话语、
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话语。
应当指出的是，汤林森虽然借用了福柯的" 话语分析" 理论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力求给人
以客观公正的外表，但实质上他还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如他认为用媒
介帝国主义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成立的，具体有以下原因。其一，一些经常对媒介帝国主义进行批
判的研究，其分析层次总是要退缩至政治经济方面或制度方面，并且虽然宣称文化支配是其分析对
象，但经常没有分析文化支配这个特定的层面。其二，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核心，或者说，媒介只
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中介，而非决定性的文化经验。这样，汤林森实际上是主张媒介是中性的，其在传
播过程中并不含有意识形态性。其三，在汤林森看来，主张媒介会对另一个文化产生诸多效果的观点，其局限性在于只是把媒介机构与媒介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而接受媒介传播的受众其实是一些对" 实体的生活经验"（即汤林森所说的文化）具有互异体验的"主动观众"，不同种族、观众对话语的解读能力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 消费" 西方的文化产品时，实际上存在着和西方的文化价值相互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主动观众"不是被动地被媒介所支配，他们在接受媒介的同时，既批判了西
方的文化价值观，也强化了本族、本人的价值观。这样，汤林森就消解了媒介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
主义的表达。
再者，汤林森认为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性的话语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些对文化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论者感觉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使民族文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但汤林森却试图以消解民族国家与文化的方式反对这种观点。他赞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不过是"想象出来的社群"。所谓"想象出来的的社群"是说，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大多数也是互不了解与见面的，他们只是在各自心目中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具有共同归属的社群的想象。汤林森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今天以其普遍同质化原则，使原来来自公共领域的文化认同已日益不可能的结果。文化认同现在更多是来自私人领域，如家庭、私人朋友等，" 我之所以认同英格兰人，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与朋友等等，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国人" 。[7] 这样一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就不会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威胁了，因为认同的内涵本身已是处于个人的想象中的。
总之，笔者认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正是汤林森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对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分析中流露出来的也是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的辩护，这些都说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绝非消解了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他是以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再看一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而新的敌手原教旨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在由于自身的缺陷又不足以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8] 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消费文化必将造成一个全球同质的、西方化的社会。福山说，原来那种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的历史现在走向终结的思想，是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关系密切的。福山相信，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有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看法，对黑格尔来说，社会发展的终点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来说，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已先后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在目前遂就普遍存在于全球不同的地区与文化之中，成
为唯一的政治憧憬对象。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哲学上的依据，就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普遍史" 。在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追溯思想渊源后，福山觉得，普遍史的存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为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规划了普遍的进化道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所有经历过这一发展的社会具有同一的影响，如科技提供的军事优越性对国家独立自存的重要性、近代自然科学对经济生产的影响等。然而，福山指出，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其实是历史变迁的经济解释，它不足以解释民主现象。也就是说，虽然蒸汽机和工业促进了带有专制倾向的、集中的和等级的政治制度的产生，虽然灵活的信息技术和服务经济也促进着民主的制度和自我意愿的表达，但近代自然科学只能引导我们通向自由民主之路，它并不必然给我们带来自由与民主。这就转向了他对"普遍历史"的第二种解释，也就是借用黑格尔的"承认的欲望" ，即任何人或团体具有的要使自己的尊严得到他人承认的欲望把它视作普遍历史的动力。承认的欲望可以联系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间的断层，人不仅是有欲望与理性的动物（人的欲望与理性可以解释工业化过程与经济的发展），人更重要的还是要求自尊获得承认的动
物，正因为人具有这种普遍的人性，所以他们需要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是唯一承认他们自由个人的自主性的政府。自由的民主制度乃是一种可使人们获得充分" 承认"的制度，而" 极权主义逐渐为自由民主所取代，因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对承认含有重大缺陷的统治形态"。[9]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立论的哲学前提即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解释并不是十分准确的，而其观点中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更是不能令人容忍与接受的，福山的乐观的普遍主义的态度实质是为当今不完美的社会提供合理化的基础。难道说全球性的消费文化真的可以消除文化差异与多样性的存在吗？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真的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方式吗？经济的繁荣和价值观的普遍西方化真的就能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这些，都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福山可以说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提供了一个并不能让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五、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与福山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相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似乎更坚信文明的差异性存在及各种文明之间竞争与争夺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民主不是普遍的模式，被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性的东西，其它文明则视为帝国主义。亨廷顿指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冷战结束后，重在" 认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上正在取代由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
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分为八种：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驱使，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越来越变为对更大的文明的认同，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盟也由按原来意识形态的组合变为沿着文明之间的界线进行重组。这样，文明冲突就以文明的断层线为界，发生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指不同文明的邻邦或同一国家之内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核心国家的冲突。亨廷顿认为，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性具有历史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宗教和人口因素构成的复杂特征，因此，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或战争也就比单纯政治与经济造成的冲突更难以调和，这种冲突是无休无止的，它不能永久地结束，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亨廷顿对正在走向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对处于上升势头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这两种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就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
" 文明冲突论" 问世后，引起了无数的批评与争议。笔者认为，对其致命的批评可能就是除了他坚持文明差异、弱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融合与交流的作用以外，他的唯世界之冲突是文明冲突引起的观点大概不能让人信服。当今世界的冲突表面上确实有文化差异上的原因存在，但以文化差异作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动力，是不是模糊与掩饰了世界冲突的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呢？凭什么说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一定大于经济之间的冲突呢？" 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
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10] 由此途径入手，亨廷顿是不是以否认经济构成冲突的作用来维护西方的经济霸权主义呢？经济支配确实是文化控制的基础，因此，当我们再度审视亨廷顿将东欧与拉美融入西方文明、加强俄国与日本的联盟来对抗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策划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亨廷顿的确暗含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
六、后殖民文化批判
最近，人们所谈论的后殖民文化批判是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殖民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压迫、反专制的批判传统，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因此，它可称之为后现代和后殖民对抗性批评。后殖民文化批判继承了后现代文化批评的一些观点，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有关思想，如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体系性等这些思维向度，提倡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后殖民文化批评家反对殖民主义的二元主义思维方式，主张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偶然性、历史性，并把它们拿来用作反对西方文化殖民和语言霸权主义的思想武器。与后现代主义概念是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的话语体系一样，大多数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批评者由于兼具东西方的知识与生活背景的二重身份。这就使他们的文化霸权批判显得，其一，因为是在西方知识与话语框架中，使用第一世界的语言与学术对霸权进行质疑，他们容易变为维护霸权的同谋者。因为术语的西方化、单一性会重新导致全球历史与欧洲的中心化，结果是重复了殖民主义时期的普遍化倾向与维护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其二，出身于第三世界的第一世界的后殖民知识分子是按照自己的主体性与认识论，也即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代表第三世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他们或者由于定位于西方学术体制，或者由于存在着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权力一一利益关系，使他们的后殖民批判即使表达了第三世界的立场，也不能完全代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利益与呼声，他们对第三世界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与认识。所以，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的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具有局限性一样，后殖民的文化批判也存在上述局限性。
后殖民主义批判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全球资
本主义，还是称之为后现代社会等）的逻辑表现，只不过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在西方第一世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流话语则在第三世界。而全球化概念是一个与后殖民概念同样模糊不清的概念，下面，笔者仍从它们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讨论一下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全球化概念的界定现在有以下几个公认的角度。第一，从信息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信息与通讯自由传递的全球化。这个层面的界定往往会把全球化归因于科技的进步。第二，从贸易与资本流动即经济角度界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与资本全球流动、资源全球配置、世界性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及多国公司的出现等有着因果关系上的联系。第三，环境问题意识下的全球化，认为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需要达成全球性共识。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上三个层面的全球化界定是最一般、大概也是最少引起争议的界定。另外，还有从体制、制度及文化层面等方面的界定。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界定全球化，或者说会不会出现全球化文化，这是一个敏感而争论颇大的问题，它不可避免地引起多元文化与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争议。其实，现在国外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不同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他们注重的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过程中的相互理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全球化文化是一种在动态与差异（甚至矛盾冲突）中运动的过程，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理解、同中存异、共同发展的文化，它是一种关系（随着全球结构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定位而不是本质主义式的定位。
关于后殖民一词的用法，德里克认为，除了它在如实描述前殖民社会状况时有具体明确的所指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以外，当它用来指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或全球状态的话语时，用法就比较模糊、抽象和缺乏具体的所指。[11] 后殖民批判是伴随全球化出现的，二者都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相对于对全球化文化霸权的批判，后殖民文化批判更显得不是那么深刻。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全球化文化霸权的批判。全球化理论依据对"中心论" 与" 反中心论" 的态度基本上可分成" 左"" 右" 两个阵营。持中心论的右派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西方现代化的普遍主义模式在全球的扩张，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是趋向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也同时就是西化。持反中心论的左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是多种文明、众
多主体、众多模式的推广与共存。例如德里达就不主张用"全球化" 这个概念，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此类似，反中心论的左派对全球化文化霸权的批判，就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把文化作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掠夺经济利益和资本利润的手段或工具。全球化中经济的零散化、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的超越国界与民族性，使跨国公司对于文化的需求再也不是满足于过去的文化地方主义了，它们表面上打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号，实际上隐蔽的目的是为了给它们的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场，这样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合理性。因此，反中心论的左派认为，虽然一些右派分子也主张多元文化、主张差异与特殊性，但其实质是为了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对跨国公司是否代表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存在着争论，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它绝不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二，全球化是通过科技手段、网络技术、大众媒介、话语霸权等潜移默化形式推行的文化霸权。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不是赤裸裸的，而是在人类文明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中，资本主义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把他们的文化产品巧妙包装起来以推行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论述的，" 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乃至全球化本身，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话语，他们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另一世俗的话语霸权来自好莱坞等娱乐业的文本生产。文本生产不能脱离空间生产，因而不可能没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阶级等意识形态的意蕴与差异。网络技术则将这种意识形态即时地以‘元意识的' 方式侵入他国。"[12] 第三，全球化理论中，" 欧洲中心论" 具有更为迷惑世界的外表，全球化文化对欧洲中心论的替代的提法不可能真正终结欧洲中心主义，它实际上更隐蔽地维护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今天，一些全球化的学者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看似在自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主张多元、差异与边缘，主张多民族的文化平等共存，但资本主义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与欧洲中心主义难解难分了，它实际上不可能平等地容纳其它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模式。说全球化文化，表面上以更灵活的话语为欧洲中心论松动边界，其实目的还是为了欧洲中心论文化霸权。例如他们提东亚儒家文明的复兴，不还是认为东亚本土文化只有与资本主义结合才合理吗？欧洲中心主义看来不会容纳有别于它的文化叙事结构存在。
相比于全球化文化对文化霸权的深刻批判，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文化批评因为否认后启蒙欧洲
的历史建构的元叙事，从而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其批判主旨，但这种完全只专注于对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没有考虑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全球历史。也就是说，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或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代替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理解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得以建立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发生条件与动力机制等，而全球资本主义正依然是全球关系结构原则，" 他们（后殖民主义批判者）把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和物质的问题转变成主体性和认识论问题。尽管资本处于流动状态，它依然决定着世界的结构。"与此类似，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些着作对局部、区域和偶发问题的强烈关注，也因为拒绝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和这些力量作为局部问题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就把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在表面的异质与差异中掩盖了。更进一步地说，德里克认为，虽然后殖民主义批判者对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批评是言之有据的，但后殖民批评不仅对当代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态批判不深刻，而且它还实际上存在着与当代资本主义霸权共谋的关系。因为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其实转移了对当代政治、社会及文化统治形式的关注，掩盖了其本身存在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同时也就为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一个借口，这等于是间接维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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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权力有所限制。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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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 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75页.
在经济全球化、爆炸性信息得以最快速度传播的今天，文化全球一体化也在悄悄地滋生蔓延。当全世界人都在麦当劳肯德基店进进出出时，当全世界人都在边喝可口可乐边谈论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时，当全世界人都在沉浸在过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中时，文化帝国主义的黑影便一点一点地变得巨大起来，眈视着第三世界及弱文化国家并向之靠近。 这个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文化帝国主义扎根的土壤。强大的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弱小国家的民众传播宣扬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弱国民众的本土意识，从而达到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完全控制第三世界弱文化国家的目的。这股不可抵御的力量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以致于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诅咒”，不但在经济上要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上也要纳入源自西方的叙事模式。因此有的学者说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强者的姿态俯视着东方国家。 在帝国主义霸权隐秘的运作方式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在多方面向东方发起攻击。首先来看我们的言语。现在世界最广泛应用的语言是英语，很多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第一语言。而在英语日渐成为世界的普通话时，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种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可以说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已成为世界交流的主导语言。西方媒体在披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华丽外衣下不断地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等进行抨击，目的是想歪曲对东方国家的理解。在大众文化方面的冲击和入侵尤以好莱坞电影最为明显。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东方”与“黄祸论”不可避免的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90年代“黄祸论”在欧洲正式形成，并逐渐成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论调。“黄祸论”认为黄种人从生理到心理上都是孱弱的、野蛮的，而且粗鄙、暴力、未开化、道德感缺失、异教和幼稚。在这种意识延续下，好莱坞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东方主义”的政治功能丝毫没有减弱。自从穆斯林世界被贴上美国头号敌人的标签之后，“阿拉伯”就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它不是以军事强制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而是一种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的新的帝国主义。在这种文化威胁之下，要求霸权主义消除隐秘运作方式、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呼声也不断地从东方发起。只有文化、经济、政治上实现了对话，东西方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警惕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实行封闭的保护政策，完全和西方隔绝。“不开放无以成文化”，我们在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文化封闭主义和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近乎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我们的民族有着灿烂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只在自己筑起的城墙之内骄傲地自我欣赏的话，就会慢慢地风干萎缩。所以我们民族要不仅要修炼好“内功”，还要大胆地“走出去”。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以及民众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在众彩纷呈的异文化中进行适当的取舍，在满足大众对优秀异文化的需求和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之间做到平衡。事实上，日本、韩国、香港的典型例子告诉我们：在文化上进行适当的开放并不会使本国文化消亡。 因此，我们在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时，还要进行适当的开放，让本国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在平等交流中接触，在各大文明激流的碰撞下迸发无限的生机。
浅析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45秒钟的电视广告： 女摇头，众人不解，不知少女意欲何求，这时一推销员推车前来，边走边叫，“可口可乐”，少女立即喜笑颜开，也跟着“可口可乐”起来，大家一起会心点头，相视而笑。 广告更能准确无误的传递出“可口可乐”这一“世界语言”的张狂个性。除了“可口可乐”正在侵蚀我国的饮食文化外，放眼望去，你会震惊的发现，我们的生活、情感甚至我们的观念，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通俗和流行文化通行无阻的跑马场。这是什么？这是霸权！而且是一种比美国隐形轰炸机更具杀伤力的看不见的霸权。为什么我们会喝着可口可乐叫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我们会起一个英文名在网上呼吁抵御外来文化的扩张，为什么我们会刚贴完拒绝麦当劳的标语转身就要吃肯德基……这些举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文化已渗透到世界各地。 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国就能在任何时候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导弹+经济+文化=美国式的全球化，这是美国图谋称霸世界的公式。导弹这种外在加暴力并不十分可怕，比导弹更加可怕的是经济和文化，经济渗透和文化扩张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把美国的文化扩张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属于军事帝国主义，那么“新帝国主义”则属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家凯文·罗宾斯指出，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仅仅牵涉到经济，实质上是美国化，也就是把世界改造成以美国为“村长兼警察法官”的“地球村”。学者H.I.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经济、语言、技术等软力量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文化渗透，力求建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其政治经济霸权的“全球文化”。这种“全球文化”，实际上是英语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文化。 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着奇装异服，哈韩哈日，言必称欧美的少年。于是，很多人开始高呼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其实，这些现象无非是说明了我们社会中某些空白之处被外来的文化填补了。如果说，这些行为真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需要进行引导的话，我认为反对者们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长篇累牍的口诛笔伐，而是尽快地找出能改变这些少年行为的“文化替代物”，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学界和业界是有一些脱节的，很多人在呼吁抵制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的时候，却不知道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中国的电视产业的现状也许最能清晰地体现这种文化 供需上的失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电视产业每年有约600万小时的节目缺口。以儿童节目为例，中国18岁以下人口达3.67亿，但儿童节目连利基市场都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过多依赖进口卡通，而且经常定位不当。在很多时候，我们媒体的内容话语缺失了。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将文化帝国主义划分为四个层次: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于这个理论，我们更多是在众多学者高呼“狼来了”的时候接触
到的，当今也需要我们也对文化帝国主义作出批判，但我们或许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传统文化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抵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入侵。这里，我想更多追问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到哪里去了，是否大规模抵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就可以使中华文明得到伟大的复兴？ 捍卫本国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的同样今天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话题。有人作出过统计，到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竞有85%来自美国。而中国的情况是，在2000-2004年间，我国进口影片4332部，其中从美国的进口占40%-50%，中国电视台播出的进口影片4000多部，美国片也约占一半。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无论那个地区，哪个国家，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会被吞并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杞人忧天，以下几点是我想要说明的。
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强国通过对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系统渗透和控制,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他国人民头上,以达到重塑其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减弱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阻力的目的。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存在的，比如萨义德认为在媒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现代媒介是否拥有同样的控制权, 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意识、有预谋地利用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 萨义德认为, 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比如汤林森，他认为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 媒介只是中性地、客观地传播信息, 并不存在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 读者和观众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抵抗外来文化的渗透。 我赞成汤林森的观点，我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存在。 首先，现在很多国家都会对本国的文化进行保护，如限制性保护与扶植性保护，都是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引入和展示进行控制和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对国内产业进行鼓励和扶持。 其次，媒体保护主义以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为前提，来自对外国文化的影响和本国文化完整性受损的恐惧；保护性政策常常与决策者的既得利益有关，政府精英除了实践他们自己的信念之外，也必须归纳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甚至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不平衡的文化交流容易引发媒体保护，对美国的文化霸权的担心不限于发展中国家，某些发达地区例如加拿大和西欧，也采取了若干媒体保护主义。 再者，正如汤林森说的那样，虽然媒体可以传播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还是能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抵抗外来文化的渗透。 最后，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各种边界正在发生变化，被外来文化取缔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国家的本土文化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很难改变深层的特征，因为人的文化认同和所处的地缘、血缘和信仰息息相关，本地文化不一定此消彼涨，可能相互影响并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第19卷第5期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9月 Vol. 19 No. 5 JOURNAL OF HUANGHE S&T UNIVERSITY Sep. 2017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渗透 代晓雅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郑州450063)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帝国主义改变了传统的侵略扩张模式，开始采取文化帝国主义的各种方式来对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侵略和渗透。它将人们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逐渐分离出去，使其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威胁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社会主义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新时期，明确揭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性质和特征，深刻把握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渗透的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渗透方式；途径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424(2017)05>0116-05 DOI：10.19576/j. issn. 1008 -5424.2017.05.020 On the Perme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Imperial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Dai Xiaoya (Huanghe Science&Technology College,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6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Western imperialism changes its traditional mode of invasion and expansion,and begins to adopt culture imperialism in various ways to invade and permeate into culture ideology in China.It tries to separate peopl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os gradually,and make them turn against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m,thus may threaten the safety of the ideolog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refore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show the connota-tion,quality,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ulture imperialism,and grasp in depth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west-ern culture imperialism permeates into Chinese culture,which will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reality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he culture permeation from western culture imperialism. Key words ：Culture Imperialism；way of Permeation；path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帝国主义改变了 传统的侵略扩张模式，开始采取文化帝国主义的各 种方式来对我国的文化进行侵略和渗透。它将人们 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分离了出去，使其背离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威胁到了我国意识形 态的安全和社会主义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探 索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的渗透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科学把握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日益 密切。这对于我国借鉴西方的有益文化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广 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扩展和延伸，我国人民的民族 信仰和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文化帝国 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①，西方文化帝国主 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新型的侵略扩张模 式，带有更大的隐蔽性、巧妙性和不易识破性的特 征。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西方文化帝国 主义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便我们认识其侵略意 图，保卫我国的文化安全。 收稿日期=2017 - 06 - 06 作者简介:代晓雅（1987—），女，河南禹州人，法学硕士，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①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90.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读书笔记英国学者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从四个方面对文化帝国进行了剖析，这四个方面分别为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权、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人类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这种体系主要是按照地域来进行划分，当前随着全球发展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文化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相对于以往来说，都有了空前提升。因此结合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观点，对我国文化体系和对外交流进行预判，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媒介帝国主义不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 按照我个人理解，媒介帝国主义主要讲究是一种载体因素，因此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欧美等发达国家传媒集团在国外开设分公司，影响力日益扩大。在欧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日益扩张的同时，很多人对国外传媒集团存在误区。我把存在的误区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很多人把媒介帝国主义视为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甚至有些人把媒介帝国主义看做是洪水猛兽，实质上媒介帝国主义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文化交流与融合，从整体意义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第二，忽略文化接收地民众的文化判断能力。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生活氛围和思考方式。在欧美媒介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传播同时，文化接收地居民文化价值观念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一些腐败思想传入我国，对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判断产生了一定程度上影响，但是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上，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小问题，而阻断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 二、强化民族国家话语权重要。 文化影响力与民族国家话语权有着直接关系，在未来世界，舆论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甚至在某些时候，一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可以引导世界舆论导向，长期以往，对于构建公平有序的国际社会秩序是非常不利的。在构建国家话语权的过程中，跨国传媒集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周边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不和谐声音接连不断。要想在世界上树立一流大国形象，我国必须要强化自身话语权，在某些时候，民族国家话语权的强大可以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我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强化自身话语权，第一，我国政府要据理力争，高调维护我国利益；第二，我国政府要鼓励并支持跨国文化传媒集团发展，为其提供多方面扶持，使之能够成为我国话语权扩音筒。 三、客观看待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
文化外交与文化帝国主义 Chapter I introduction 文化外交即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纵观近几年来国际外交方式的发展与演变，可以看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运用文化外交这一手段来实现各自的对外战略。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下，文化外交在一国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与传统的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治外交相比更具柔性化的特色。在冷战结束以前，文化外交几乎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但是随着冷战以后传媒技术的发展，导致文化外交的传播方式，影响和后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文化外交是否还是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呢？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地答案，本文将从传媒的方面来批判性的评价关于文化外交的争论。 Chapter II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外交的争论 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在文化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国际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它们在文化交往中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变成世界的普遍的价值观，希望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传统。因而，在文化交往中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战略，力图以这种新的、潜在的文化外交方式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2】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他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所呈现的规律也促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进。在文化交往中，文化的流向往往表现为由一个文化辐射力度较强的国家流向一个文化辐射力度较弱的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整体实力处于弱势，在文化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些都使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成为可能。文化帝国主义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形式上主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内容上主要宣扬后现代文化；以交流的形式实施文化霸权。这三个基本特征也符合相当多的人为当前隐性殖民主义下的定义。而秉持“文化帝国主义”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所谓“信息自由流通”，结果导致了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生产的不平衡。即媒介数量的不平衡和媒介力量的不平衡。第二，信息流通的不平衡。即国际新闻的垄断，大众文化的单向传播和跨国资料传播的不平衡。第三则是传播内容的不平衡。西方媒介一方面向发展中的国家大量兜售西方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往往对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发展视而不见，热衷于报道发展中
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参看英国《卫报》1994年4月4日约翰·格雷的文章：《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相呼应，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经济、政治、文化、人权“无国界”论等各种观点，试图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扩张披上一层道德的、合法的外衣。这可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形态。现择其主要的作扼要介绍。 关于“历史终结论”。美国《国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刊登了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纪念冷战结束的文章，题为《历史的终结》，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和苏联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冷战结束，更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为历史的终结，即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类社会发展不会再出现更新的形态。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首先与专制主义的残余，然后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后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最终西方思想取得了胜利。这表明，有系统地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方案已经取尽用竭，人类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演变，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终结并且巩固下来，世界已进入大同状态，即：在政治领域中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容易得到录像机和立体声系统。费朗西斯·福山还进一步阐述：在西方国家，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阶级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共产主义今天在发达的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在亚洲，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采纳并改变了传输到日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在亚洲的发展与普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的改革表明，中国今天已不成为亚洲或世界的指路明灯或典范；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已经开始为自由主义所取代，苏联过去的制度已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批判；今后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宗教信仰，另一种是民族主义，但它们都不能对西方自由主义构成致命的危险。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企图把它作为“普遍真理”、“终极真理”强加给人类社会。这无疑为西方国家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加强文化渗透与扩张，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合法的外衣，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理论基石。 关于“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的文章，题为《文明的冲突》，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这一论点的提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震动和广泛的争论。之后，亨廷顿又在同年的《外交》杂志第5期发表《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进一步阐述了“文明冲突论”，提出了冷战后“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文明范式”，以回应批评者。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①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②“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的历史作用比民族国家更大。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③文明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
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周易玄 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多元文化发展，即不同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联系的增加，闭塞的、彼此隔绝的历史愈来愈加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因彼此交往的增加，使其文化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碰撞、交流或交融，更加充满朝气和生机，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人们都能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等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改变或终止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进程，恰恰相反，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的频繁接触和交往，无论是“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还是“世界邻居”(our global neigh-bourhood)的出现，都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同通过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宣言》，即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中国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光明。所谓“文化全球化”，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为美国在全球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服务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文化发展战略的特点和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以维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 “文化”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概念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一般认为，19世纪英国文化史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最早有较大影响的定义。由此，《原始文化》在1871年问世，也成为“文化学”作为一个具有完备形态的学科诞生的标志。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说来，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自泰勒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目前已经有500多种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近千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从诸多的定义中，找到“文化”的本质内容，即文化是和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文化与人息息相关。因此，“文化不能离开人，……人总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总是社会的文化”;“文化既不外是人类适应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努力的结果”;还可以认为，“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情感、
解读《达拉斯》：文化帝国主义的尴尬 文化学者迈克·克朗认为，电视创造了一个同时有着全球性视角范围和狭小观看空间的相互矛盾的地理：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影响和媒介控制，电视造就了虚幻的社会图景和孤立分割的文化消费者；另一方面，电视又创造出一种建立在共同收视基础上的具有集体特征的观众共同体，并引发进入其他社会场合的社会行为和事件（迈克·克朗，2003，p118～123）。作为一个在文化研究领域被广泛讨论的文本，电视剧《达拉斯》（Dallas）无疑是探讨这种全球性视角和个人化狭小观看空间矛盾的典型场域。 一 作为一部以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价值主旨和当代美国社会生活场景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视连续剧集，《达拉斯》自197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首播之后，这部晚间电视剧集一共热播了13年，共356集，且一直高居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全美国黄金时间电视收视率榜首，获得过包括三季收视率排名第一、两季收视率第二的骄人成绩。与此同时，这部电视剧集也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在海外市场上与美国本土一样大获成功的通俗文化产品。 如果只是从电视生产的角度看，《达拉斯》无疑提供了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工业中取得成功的良好范例。首先，《达拉斯》彻底颠覆了美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中的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一般肥皂剧（连续剧）只会安排在白天时段播出。在《达拉斯》之前的美国电视节目表上，晚间黄金时段通常都是电视系列剧的天下——那种同一群主人公贯穿始终、每集一小时之内、每集都讲述一个首尾封闭的完整故事。而《达拉斯》的出现，打败了红极一时的晚间系列剧《蓝调山街》（Hill Street Blues），开创了晚间黄金时间电视剧新的播出单元模式——日复一日故事不断推进、情节持续曲折发展的连续剧取代了系列剧，成为黄金时间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上的新宠。《达拉斯》不仅长时间占据了晚间黄金时间电视收视率宝座，而且还长时间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在一个播出季节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还会为节目结束时的悬念牵肠挂肚，在整个夏天不断谈论和猜测故事的后续发展，直到秋天，下一个播出季节来临，这些悬念才逐一在后续故事中得到解答，观众也重新开始与主人公共同欢笑和悲伤，并不断为新的悬念所牵引。其次，《达拉斯》同时在美国本土和国际市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能同时赢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观众喜爱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集，在《达拉斯》之前几乎还没有过，在《达拉斯》之后也并不是太多。有趣的是，其实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豪门恩怨》（Dynasty）和《鹰冠庄园》（Falcon Crest），无非都是《达拉斯》不同程度的模仿之作。同时，与日间肥皂剧演员人数不多、场景单调、情节周而复始不同，《达拉斯》不仅悬念叠出、高潮不断、场面火爆，从绑架、车祸、火灾、石油井喷到枪击不一而足，而且人物众多、场景丰富——当第二季结束时，节目中出现过的主要演员差不多有40位，到整个剧集结束的时候，出场过的主要演员将近100位。此外，和以往将女性观众作为主要收视对象的日间肥皂剧的表现重心不同，《达拉斯》并不着眼于以女性为主的个人情感和家庭故事，它的叙事中心视角是非常男性化的。在保留了一般日间肥皂剧对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描述的同时，《达拉斯》着力拓展了有关对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和荣耀的狂热追逐，对家族财产你死我活的争夺，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与艰苦的个人奋斗等等，这些通常是更为男性所关注的话题，自然也是该剧集引人入胜的因素之一。当年的《新闻周刊》曾经这样评论道：就算《达拉斯》是垃圾，那它也是具有辉煌创造性的垃圾（Steven D. Stark，1997，p220）。 二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政治背景、社会基础及其概念辨析 【内容提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本文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理论背景，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基础，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使我们能够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最早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视节目进入拉丁美洲国家后的影响的研究，后多用于发展中国家传播现象和理论的研究。它的锋芒指向指责西方的文化侵略，尤指美国的廉价电视倾销第三世界，以及西方通讯社对外电新闻的支配和垄断，从而抨击此种文化冲击使资本主义的文化扩张得以一路畅通，导致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文化依附”，最终造成全球资本主义化，或者说，使资本主义成为令全球同质化的力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三大术语相互置换，简称为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和社会思潮，后殖民所针对和所反思的就是欧洲殖民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它立足于历史学、文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广泛涉及文化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由于文化帝国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一个分支，我们研究文化帝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就要清楚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拉一大批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独立后这些国家的领导者认识到，在进行经济、政治建设的同时也要积极从事文化建设。因为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统治者把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进行扭曲性解释，使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失去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并被迫接受这种扭曲性解释，以至于在独立后这种扭曲性解释的流毒还依然存在。因此，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进行文化建设，把殖民主义扭曲了的文化传统重新确立起来，并创造新的文化形态，便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殖民主义时期，由于殖民者随心所欲的划分世界，使不同的部落强行拼凑在一起或者同一种文化渊源的民族被拆散。在殖民地人民解放时便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定、建立民族国家等问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一些民族国家分裂为相互争斗的种族区域，以民族的同质性为诉求的分裂运动导致了血腥纷争。这些都要求深入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当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文化与前殖民时期的传统，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建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