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_吴宗友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_吴宗友

作者简介:吴宗友(1969—),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9

:《徽州民间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社会学研究》)、安徽省“六普”招标项目《安徽省姓氏分布与区域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学者专论·

〔姓氏文化研究〕《学术界》(月刊)

总第179期,2013.4ACADEMICS

No.4Apr.2013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吴宗友

1,2(1.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039;2.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及区域环境下,姓氏分布对区域文化之特质有

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杰出人物(包括地方社会精英)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实现的。皖江流域上、中、下游经由了历史上不同姓氏族群的文化创造,形成了彼此相异的文化特质,可见区域文化底蕴往往是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基础上的姓氏族群分布使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惟有不同族群间多元文化的有机交融和有序互动,文化才能保持永久活力。

〔关键词〕皖江文化;族群;姓氏;文化特质

皖江流域文化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有渐成研究热点之趋势。我们认为,依安徽境内的长江水系命名的皖江文化,应当包括西自安庆、东至马鞍山的所谓八百里皖江流域的整个区域文化,而非流域内的某一特殊区域文化。〔1〕根据历史文献,东晋以前,皖江两岸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迟缓,工商业活动远不如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人口稀少,许多地方尚未垦发。晋、宋两次政治中心的大转移,为皖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经由中原移民和沿江土著一次次的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至明代,皖江流域的发展领先于广大的皖北

地区,

尤其是晚清以来,皖江流域的文化始终处在安徽文化的核心地位,并常开中国文化的风气之先。由此可见,东晋以前一直是地广人稀的皖江流域,其后的

441—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文化发展是历史上长期的血缘性族群(宗族)迁徙互动的结果。

宋、明以来,皖江流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次中心:以安庆为核心包括池州在内的皖江上游文化区,以合肥和环巢湖为核心的皖江中游文化区,以芜湖为中心包括今天马鞍山、宣城(绩溪除外)、滁州东部地区在内的皖江下游文化区。本文以族群〔2〕分析为研究视角,试图揭示具有鲜明的“族群”性质的姓氏群体,特别是其杰出人物对区域文化特质之形成的重大影响。

一、皖江上游文化特质的族群基础

皖江上游文化的杰出代表即“桐城派”。明代中叶以后桐城文化的勃兴,是在元末至正(1341-1370)至明初永乐(1403-1424)前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江西和徽州府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清代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1707)在其《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说到:“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盛。”朱书所言皖人即当时的安庆府六邑之人,而据朱书所言,真正的古“皖人”只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左右,迁自江西的达十分之五,迁自其他地区的(主要是徽州)占十分之三到十分之四左右。进入桐城的这些姓氏族群,到了明中叶以后均已安居乐业,逐渐形成了张、姚、马、左、方、钱、刘、吴等名门望族。

由于桐城地处大别山麓和长江北岸之间,属于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另一方面又“三山六水一分田”,仰仗土地所出之资源十分有限,但在南宋时它又离全国性政治中心不远,并且长期居于一省之核心区域,因此它的地缘优势又较为突出。这为桐城人如何闯出自己生存道路预设了可能的模式:不依赖于土地所出,而是充分利用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缘优势来走向成功,即重学兴文,走进科场,获取功名。那些从他乡迁入的士族文人,本身就具有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文化个性。他们迁入这块山水秀异、灵气所钟之地,很快就融入地域文化之中,成为地域文化发展的新的强大动力,促使桐城世风骤变,人文勃兴,积累既久,蔚为大观。终于在明后期,桐城文派异军突起,不仅成为明清两代安徽境内长江流域文化的最主要代表,也是全国文化发展的旗帜。桐城派“因文见道、别树一帜”,“海内人士,忻然宗之”,被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一批杰特之士出现于皖江大地,如方维仪、方以智、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刘大櫆、梅曾亮、马其昶、吴汝纶等等。根据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显示,皖江上游地区有影响的姓氏主要有:张、姚、马、左、方、钱、刘、吴、戴、朱、何、陈、邓、高、程、杨、王、夏、叶、梅等20姓。

历史性地审视以桐城派为核心的皖江上游文化,我们可以看出该区域文化的几个显著特征:

其一,重视教育,讲学之风盛行。以桐城为代表,在这块灵山秀水之间,诗书传家、讲学事文之风似乎在明清以降的安徽乃至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从明代

541

学术界2013.4·学者专论

开始,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桐城逐渐形成,出现了“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的学风独茂之景象!桐城讲学之风肇始明代何唐,身为进士的他率先弃官归里,聚徒授学,继而“童静斋设辅仁馆,方学渐开桐川馆,聚徒讲学达数百人,影响颇大。明末,桐城讲学之风更盛,钱澄之主持复社,方以智等人结泽园社。”〔3〕桐城一地竞相成立的“会”、“社”之类的学术团体还有斗冈、孔川、枞川、金山等,讲学之风影响到九华、祁阊、芜湖等地。方学渐声誉播于学林,成为皖江人文领袖,为饮誉海内的无锡东林书院所器重,高攀龙甚至将方学渐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并称,而顾宪成则在《千里同声卷》中,赞誉方学渐“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可见,东林士子对方学渐学术造诣和高尚人格充满了敬意之情。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才促使皖江上流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硕学鸿儒不断涌现,达官显宦光耀朝廷,文人才子群星璀璨,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其流风所及,迄于今日。

其二,民风醇和,重气节,处世从容。皖江上游地区的深层文化底蕴是佛教禅宗文化,三祖僧璨曾在此地讲经说法,播下了佛教文化的基因。“在禅宗成熟阶段,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汇集之地,寺院林立,海会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赫赫有名”。〔4〕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于此地勃兴之前,佛教在此业已形成地方文脉的主干,因此佛教文化的明心见性,禅定净虑之修身智慧和道德自律,对这一区域醇和的民风就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随着明清以降儒家文化的郁勃,生于斯的桐城文人集团,以气节相激励,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道统,甚至不避文祸,抨议浊政。这些杰出士人激浊扬清的学品、道行,使得该地民风雅正,人们处世从容,不汲汲于物欲之求,甘贫乐道,惟诗文是好,因此皖江上游虽没有像徽州那样出现资可敌国的富商大贾群体,但却出现张英、张廷玉父子这样名垂青史的治世名臣。当他们家人在与邻居发生院舍纠纷时,身为朝廷重臣的张氏家族能主动礼让宅基地,而不以权势逞强,于是有了民间广为流传的“六尺巷”故事,并衍生为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蓝本,这是父子先后位及人臣的张氏家族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这当然也是特殊的地域文化使然。

其三,善于变革,敢为天下先。首先,桐城文派的勃兴,就是桐城文人学子们力矫明代中后期文风颓靡而另辟蹊径的文化创新之结果。其次,最能显现皖江上游文化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现象,莫过于一批杰出的“新青年”所开启的中华文化的新时代!当桐城文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于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的时候,皖江文化的创新基因又裂变而生出更为光耀千古的文化新思潮之萌芽,并走出了一位引领近代中国文化革新运动的创始人和旗手,他于后来更是缔造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安庆陈姓望族后裔陈独秀。当时,安庆望族陈、邓、方的新一代才俊陈独秀、邓仲纯、邓以蜇、方孝旭、方孝岳等人,连同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旅居安庆的青年精英———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易白沙、刘文典、光明甫、高语罕、高一涵等,“既是安庆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新—

641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文化运动的原始动力。尽管他们有的原籍不是安庆,但从1903年安庆藏书楼演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关键的十年,他们都在安庆。”〔5〕他们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首卷六号的主要作者群。当时,安庆是安徽省新式学校教育、新报刊、出版业的中心,这都是承续皖江上游文化创新传统的新一代杰出青年积极作为的结果。可以这么说,近现代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火种之一,就是在皖江上游孕育的。

此外,以安庆为中心的皖江上游地区,不仅精英文化在有清一代独领风骚,而且民间大众文化也是独树一帜。安庆是所谓“徽班进京”的“徽班”诞生地。徽班中的著名艺人,大都为皖江上游人,如高朗亭(安庆)、程长庚(潜山)、杨月楼(怀宁)、王九龄(桐城)、王鸿寿(怀宁)、夏奎章(怀宁)、叶中定(太湖)等。据《安庆文史》记载,仅嘉道间,京中梨园知名的安庆地方籍伶工多达二百之众。所谓“徽调”乃指“安庆二簧(黄)”、“安庆梆子”、“安庆(乱)弹腔”、“弦索枞阳腔”、“石牌吹腔”而言,皆是安庆地方之调。就是这皖江地方之调,日后吸纳了北方元素,发展成为国粹———京剧。

二、皖江中游文化特质的族群基础

皖江中游文化以合肥和环巢湖地区为其中心。该区域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而载入史册的望族大姓,自汉代以降可谓代有其人,尤其是近代以来,更是群星灿然。从理论上说,合肥和环巢湖地区当属一个文化圈,这里为了行文的方便,姑且将合肥和巢湖地区分开论述。

对合肥区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望族及其代表性历史人物,择其要者而言之,主要有:〔6〕

中国历史上清官之典型———包拯(公元999-1062),曾立《家训》:“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文重当世,士君子皆向往其风采的余阙(公元1303-1358);慷慨好言事,直言极谏,经常弹劾不法大臣终因指斥宦官刘瑾等人、被诬陷下狱致死的明代周玺(包拯、余阙、周玺合称“庐阳三贤”,倍受后人敬仰);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洋务首领李鸿章(公元1823-1901);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公元1836-1895)。

此外,晚清至民国以来,合肥一地还出现晚清诗人“三龙”龚心镕、周龙光、江云龙;辛亥三上将倪映典、吴旸谷、范鸿仙;民初四总理段祺瑞、李经羲、龚心湛、贾德耀;以及龚镇洲和他的三个女儿,即龚普生、龚澎、龚畹球,父女四人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环巢湖地区包括庐江县、无为县、和县、含山县、巢湖市区(居巢区),该区域北邻江淮分水岭,南达长江北岸,西至大别山麓,东连滁浦丘陵,既是长江流域的组成部分,又相对独立成一系统。从区域文化的空间格局来看,巢湖地区处于“吴头楚尾”,又夹在地域文化特色较为鲜明的淮河文化和徽文化之间,受南北

741

学术界2013.4·学者专论

文化的影响较大。吸纳了周边区域文化因子,巢湖区域文化在兼容并包中彰显出自己鲜明的个性。也许是战略位置使然,巢湖区域自古就频出杰出的军事人才,尤其是晚清之际,政治军事人才更是领先全省。其荦荦大者,有楚汉相争的著名军事谋略家范增、三国名将周瑜、元末被封为“两公两侯”的巢湖水师大将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有近代的淮军名将潘鼎新、吴长庆、刘秉璋、张遇春,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等等,实际上合肥西乡的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兄弟等淮军名将也都属巢湖文化圈范围。还有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巢湖三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以及孙立人、戴安澜等著名爱国将领。

钟灵毓秀的巢湖山水更是孕育出了一代代杰出的文人学者。例如,魏晋时期庐江望族何氏,学者辈出,道济后贤;唐代大诗人张籍生于斯、长于斯,让这方山水的灵性化为慰藉人们心灵的篇章;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唱出了巢湖区域文化在民族危难之际的慷慨悲歌,等等。这里的青山秀水也吸引着诸如刘禹锡、王安石、杜牧、李清照等文人骚客驻足于此,将他们在此的感动与感悟以光昌流丽的诗文融入到荡漾千古的巢湖碧波之中。文人学者们的不朽作品,沉淀为巢湖区域文化的深层底蕴。

借助历史文献和民间调查可知,皖江中游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历史人物所涉及的主要姓氏族群有:杨、包、余、周、李、聂、王、张、刘、龚、江、倪、吴、范、段、贾、俞、廖、潘、丁、冯、孙、戴、唐、何等25姓。揭开这些历史人物及其族群的一幕幕令人惊羡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皖江中游文化的显著特质:其一,兼容开放,文化胸襟宽阔。位于江淮分水岭的二千年合肥、八百里巢湖和浩荡的长江,毫无疑问地使皖江中游地区成为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天然的文化通道之一,吴楚文化在此交汇,南北文明相互激荡,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发展之地缘优势,使得该区域文化似乎是先天地就被赋予了包容与开放的个性特质。例如,就合肥市大姓而言,“合肥居民本身就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组成的。查考明清以来合肥兴起的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谱,如龚鼎孳、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周盛传、唐定奎、段祺瑞等家族,几乎无一例外都注明他们的祖先由明代来自江西鄱阳湖畔瓦家坝,再远一点的,还有隋唐以降从山西洪洞老槐树迁徙过来的,如王氏、蒯氏等。”〔7〕历史上各个时期外来移民的输入,使此地成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熔炉,生息于此的人们逐渐洞悉了相互接纳、求同存异、携手发展的生存智慧,加之婚姻选择范围的文化相异性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地域空间之广阔性,使得人口再生产的质量也得以提高,文化的勃兴就势所必然。多元文化长期的有机融合,促使合肥暨环巢湖地区的皖江中游文化胸襟宽阔,善纳八方英才,不拘一家之私。

其二,尚节重义,价值取向高远。合肥暨环巢湖区域自古以来就崇尚高节之举,重视正义之行。上古有高人许由、巢父在卧牛山隐居,留下洗耳池的故事;中古有包拯惩恶扬善,执法如天的佳话,更留下《家训》,义传千古;近代则有淮军—

841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诸将领抗击外辱,杀身成仁的壮举,以崇高的节操彪炳史册。这些千古人物一脉相承的义行,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该区域相同的文化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显现。文化学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一地之族群精神(或曰国民性)如何,还可从其民间信仰予以考察。环巢湖地区(包括合肥市)的民间常常供奉的神祗是:孔子、伍子胥、范增、项羽、关羽、包拯、米芾、淮军将士,〔8〕在所供奉的这些人中,除了奠基中华文明伦理规范的孔子是全国性的文化圣人、关羽是中华民族讲信重义的杰出代表以外,其余都是历史上在巢湖地区为官或曾于此地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一生嫉恶如仇、伸张正义、为民请命、造福一方。人民对他们心目中的这些圣人和英雄的崇敬,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该区域文化背后的价值追求。这不能不令人感动和欣慰,因为某一区域文化的精神底色决定了该区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价值。

其三,吐故纳新,善开风气之先。作为文化通道的合肥暨环巢湖地区,从不封闭,而是敏锐地感受外界的新气息,吸纳新事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就是创新的典范。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始了,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空前的变革,而李鸿章正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其他一些合肥及巢湖籍的淮军将领和幕僚在中国近代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淮系集团比曾国藩的湘系集团在对待西学上更具有得风气之先的趋新意识,他们创办了中国早期四大军工企业中的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派遣多起赴欧美的留学生,创办新式军事学堂等等。〔9〕可以说,正是淮系集团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潮流,以开风气的大气魄和大智慧改变中国。姑且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如以历史的角度视之,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在当时的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伟大的创新之举。

三、皖江下游文化特质的族群基础

皖江下游文化区包括今天的芜湖、马鞍山以及宣城和滁州的部分地区。该区域在晋以前尚没有在安徽的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自东晋以后因地处南渡王朝的京畿附近而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发展先机,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一跃而为人文渊薮之区,其中,以芜湖和宣城为该区域文化的代表。

芜湖,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商业文化是八百里皖江之翘楚。“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芜湖历史上有区域乃至全国性影响的贤达之士主要有:〔10〕宋末以行义闻名州里的陶居仁(?-1275年);反对阉党阮大铖,后被迫害,从容就义的沈士柱(?-1659);拘节守志,不结权贵,为时人所重,明末清初姑孰画派创始人肖云从(公元1596-1673);在朝“矢勤矢慎”,“倡兴赈济”,以拯饥民的黄钺(公元1750-1841),等等。他们大多被后人立祠献祭,成为地方精神的象征而引领着一方文化之朝向。

941

学术界2013.4·学者专论

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芜湖的文化名人大量涌现,杰出的有:创制铁画而“名噪公卿间”的铁匠出身的艺术家汤鹏,康熙年间戏剧作家王墅,三世业医的医学家顾世澄,殿试第二、官至国子监祭酒、鸿胪寺少卿的谦恒,为官十载、清廉一身而以画闻名的王泽,出自官宦世家而以音乐理论著名的缪阗,投身洋务事业、为国人兴办邮政之肇始的书法家洪锡璜,以及祖孙相承的医学家杨光淮、杨仲书等等。

与芜湖一衣带水而成为同一文化区的马鞍山,也是名人荟萃,大姓望族和普通民众一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堪为代表的有:撰不朽的《千字文》,身为梁武帝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的周兴嗣;北宋诗坛主将之一,出生于官宦之家,十九岁中进士的郭祥正;朱元璋亲致祭文,遣使吊唁,谥封“姑孰郡公”的陶安;与其子邢埴、邢址皆为进士,以清谦传世的明代邢珣;在历史学、地理学上多有建树的清代学者徐文靖;分别在理学、经学、音韵学、考据学等方面各有建树,生于名门望族的夏炘、夏炯、夏燠、夏燮四兄弟,连同其父夏銮,于有清一代学界可谓卓然“一大家”。

宣城自南齐诗人谢脁和唐代大诗人李白相继于此吟唱之后,群贤迭出,蔚为大观;特别是在文学与科学技术领域,可谓异彩纷呈,光耀江南。就文学来说,在中唐有名震朝廷的诗人刘太真,中晚唐之交有诗人罗立言,晚唐有“姓名无不知”的诗人许棠、“善为绝句诗”的汪遵。宋代,有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扛鼎人物、一代文宗梅尧臣,他是宣城大姓望族之首———梅氏家族史上兴其后世优秀家风、家学的杰出人物。明代,有著名文学家、学者、藏书家梅鼎祚;还有兴文重学的儒学大吏徐元太。入清则有著名文学家施闰章,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撰《明史》。

在科技方面,当属宣城梅氏家族最有全国性影响,该家族共有四代人从事于天文历算的研究,出了五位知名的天算学家:梅文鼎、梅文鼐、梅文鼏、梅钰成、梅以燕。其中,梅文鼎是这个天算世家的最杰出人物,在清初享有“历算第一名家”的美誉。梅氏家族的天文学思想甚至对清代整个思想界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时爆发了杨光先全面排斥西方天文学的事件,表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天文学尚持绝对抵制态度。对此,梅文鼎与薛凤祚、王锡阐等人认为,应该“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把会通中西作为推动中国天算乃至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方向。宣城梅氏不仅在文学、科技方面对区域文化贡献卓著,在艺术上也是不让群贤,因而有“宣城梅花遍地开”一说。比如曾被誉为“名公巨卿无不推毂”的梅清,在颇富诗名的同时,于绘画艺术上更是名声斐然,并且以其为核心形成了梅氏诸画家为主体的宣城画派,知名的有梅庚、梅翀、梅蔚、梅琢等人,半山和尚也是宣城画派重要成员。

此外,宣城一地历史上对地方社会及区域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姓望族还有:以吴渊、吴潜为代表的宣州吴氏(泾县吴氏在近现代以来名人辈出,如书法家吴玉如、吴小如,学者吴半农、吴组缃,书画家吴作人,此外尚有吴葆萼、吴茂—

051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荪、吴则虞等一批学者名流),以贡奎、贡师泰为代表的贡氏,以沈懋学、沈有容为代表的沈氏,以施闰章为代表的施氏,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皆有一席之地。

上述历史名人涉及的主要姓氏有:张、陶、沈、肖、黄、汤、王、顾、谦、缪、洪、杨、周、郭、邢、徐、夏、刘、罗、许、汪、梅、施、吴、贡等25姓,以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为代表的族群,对皖江下游的文化特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皖江下游地区历来又是中国南北军事势力交锋的主要区域,特别是太平军与清军曾在此有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果使此地“数十里无人烟”,因此清政府在战后鼓励移民来此开垦。湖北、河南、浙南,以及安徽江北之人大量徙入。当时人口籍贯是“湖北居其四,河南居其三,浙江居其一,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11〕这种情况,导致皖江下游文化在其历史积淀的基础之上,又深受来自他处的移民族群的文化影响。要而言之,皖江下游文化的特质如下:

其一,城市商业文化兴盛,市民社会相对成熟。元代时,芜湖已是千帆林立,八方商贾云集;明代中期,成为全国印染中心,其印染业与松江棉纺织业、苏杭丝织业、铅山造船业、景德镇制瓷业并称全国五大手工业专业区域;明代,手工炼钢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钢铁中心。〔12〕这些使得芜湖一跃而为长江巨埠、全国屈指可数的工商业城市。晚清以来,芜湖又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文明的发达,使以休闲为主的都市市民社会及文化,相较于安徽其他城市要更为成熟。实际上铁画艺术即是艺术与工商业及市民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城市商业文化兴盛、市民社会相对成熟这一特征,还可从芜湖等地历史上较少出现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而文化与艺术却相对繁荣等现象来予以观察。

其二,多元文化汇聚,文化发展潜力巨大。文化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文化惟有多元化,才有发展的动力和生机。皖江下游地区,由于历来是中国南北军事势力交锋的主要区域,所以人口变化大,迁移频繁,从而因祸得福,使携带不同文化因子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此聚集,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整合,有效地避免了文化的单一性,而使其发展具备了多种可选择性,发展潜力巨大。皖江下游地区多元文化的汇聚,可以据语言民俗窥其一斑。该地区本属吴语方言区,但吴语很不纯正,各地方言之间差异显著,这是由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使然。特别是太平军与清军曾在此地有长达八年的战争,导致“数十里无人烟”,因此清政府在战后鼓励移民来此开垦。湖北、河南、浙南,以及安徽江北之人大量徙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本为吴语通行的地方,基本上被移民的客籍话所取代了。

其三,善于接纳新事物,文化趋新意识强烈。宋明以来,皖江下游地区每每引领文化发展的潮流,如宣城梅氏家族在宋初有梅尧臣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在清代有梅文鼎“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引领科学界群贤,把会通中西作为推动中国天算乃至科学事业向前发展之方向,等等。〔13〕芜湖在近代以来,于多元文化长期融合的基础上爆发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如1910年12月创刊的民营《皖江日报》、1921年组建的“芜湖学社”以及出版的《芜湖》半月刊等,皆是当时思想活跃、并在“五四”运动中走在全省前列的文化与学术阵地。文化的积淀与

151

学术界2013.4·学者专论

熏染会以传统的形式,强力地作用着人们的思想与思维,使人们的行为模式合乎文化特征,比如芜湖的文化创新传统就通过影响文化属性意义上的芜湖人,进而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杨西光,芜湖市人,建国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以巨大的勇气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拨乱反正,促进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余论

在有着浓厚的血缘和乡土情结、家国同构的宗法制中国传统社会,一姓之产生、发展、扩布,不仅是某一血缘性社会组织的历史流变,同时还关系着国家的政治稳定、文化的发展走向、社会的进步状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姓之消长、一族之兴衰,往往深刻地影响着地域文化和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而对全国发挥着积极抑或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地方上的望族大姓更具有这种文化功能。我们在今天研究姓氏文化,了解她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文化变迁的特殊影响,将有助于深刻认识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之动态,对于社会管理和文化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皖江文化特质的考察,我们认为,以杰出历史人物为代表的姓氏族群对区域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传统文化往往是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基础上的姓氏族群分布之结果,它构成区域当代文化最深厚的底蕴。作为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之南迁,就没有后来皖江文化的勃兴。人口迁移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是文化得以强劲发展的动力基础。但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积累。人口有序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机遇,只有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及政治相对清明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演变为文化进步的现实;相反如果政治动荡,灾害频仍,战争不断,社会失序,那么人口的频繁流动(不管是流出还是流入)恰恰是文化衰落的表现。历史上以唐代为界,淮河流域文化前后不同的兴衰进退之命运,即是如此(请参阅本期《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姓氏与安徽淮河文化》一文)。

区域文化特质的形成,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和周边文化区的影响外,历史因素是某一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动力,而历史因素的主要功能则体现于杰出人物所造成的积极而重大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会构成人们的一种历史记忆,并在传承过程中经过人们有选择性地历史重构,进而沉淀为某一区域人们的价值理想和集体人格,模塑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杰出人物是一方之社会精英、民众的精神领袖。他们对地域文化的发展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寿终正寝还是惨遭屠戮,其影响不因他们的有形生命之状态而改变。

正是基于杰出人物对历史与文化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在人口统计学视角下思考“姓氏与文化”之关系时,应当提出“文化大姓”这一概念,以之与统计学—

251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意义下的人口大姓相区别。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姓氏,并非都是人口最多的姓氏。例如,孔姓并非所谓的人口大姓,但因为孔子之故,谁能否认该姓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影响;而就安徽区域文化来说,如宣城的梅姓,尽管安徽今天的“六普”数据中前二十位的姓氏没有她,但该姓在历史上对皖江流域乃至全省文化的影响,恐怕是别的人口大姓所难能比拟的。因此人口少的姓氏,其文化影响力未必就小,倒是有可能因杰出人物的出现而对文化的演进更具历史性的推动作用。简言之,分析姓氏族群对区域文化的影响,要将姓氏的人口数量与姓氏的文化特殊性结合起来,因为两者并不总是统一的。

透过区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难发现:文化兴盛则地域富强,文化滞后则社会停顿。文化是极其重要的软实力,但它是潜在的资源,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勃兴,因此发展文化需要有长远的规划,更要有充分的自信和战略眼光。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文化惟有多元交融才能保持永久活力。安徽省内有新安江流域、皖江流域、淮河流域三大文化区,彼此相异,各具特色,可谓内部多元;而外邻中国极富地域特色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以及赣文化,更是外部多元。文化发展策略上,针对内部多元,决策者和执行者应重在多元文化间的互补、激励;因应外部多元,决策者和执行者应着力于借鉴、吸纳。一省文化有如此区位格局,实属国内难觅。应该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培育文化环境,促进文化发展,将其软实力转换成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动力。

注释:

〔1〕学界实际上有广、狭两义的皖江文化概念,狭义仅指明清之际以桐城为核心的安庆区域文化;本文坚持广义的皖江文化概念。

〔2〕此处的族群概念是基于血缘与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即ethnicity;而非政治、领土性质的共同体(na-tion)。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67页。

〔3〕汪福来主编:《桐城文化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4〕〔5〕汪军:《皖江文化纵横谈》,载于《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二。

〔6〕参见《安徽文化史》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9〕翁飞:《开展环巢湖文化研究的摭谈和建议》,载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皖风集2》,第289、249页。

〔8〕巢湖文化研究会编:《巢湖文化全书(民俗文化卷)》,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10〕参见“安徽文化网”,芜湖古代历史名人一览,http://www.anhui365.net/read.php?tid-1269533.html。

〔11〕〔12〕〔13〕《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70、1467、1515页。

〔责任编辑:书缘〕

351

Academics2013.4

Between Historical Mirror and Memorization of Words

———Problem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by Sui Xiang Lu

Abstract:For the writers,although the writing is fictitious,imaginary or realistic,the essence of writ-ing is historical mirror of their personal memories.Countless personal memories constitute our 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and life,and they present the countless vivid spirit world too.As a symbol character who crossed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BaJin’writing is not only in the literature itself,but in the typical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omogeneous isomorphism problems of the writing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Sui Xiang Lu.This paper involv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What kind of realism di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esent?How did the writer build his own subject world?What kind of writing direction is the goal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These problems are not isolated,b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m should be interrelated,and should be concerned.

Key words:mirror;memory;realistic;files;direction

Zhang Xiaodong

Fuyang Normal College Ethnicity Analysis of Cultural Characters in Wanjiang River

Abstract:Under particular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eras and specific areas,the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would exert vital effects on the forming of regional cultures.These effects often came from the distinct role of historical celebrities(including local social elites).The front part,middle part and back part of Wanjiang River had formed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s gradually through the culture creations by different surnames and ethnicities,and this fact shows that the cul-tural forming of one region is frequently prompted by the migra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after them.The rul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show that the vitality of cultures can be persisted with only throug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and the orderl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verse cultures in the different ethnicities.

Key words:the Cultures in Wanjiang areas;ethnicities;surnames;cultural characters

Wu Zongyou

Anhui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on functions of the Surnames and the Clans within the Historical relics in Xinanjiang River Region

Abstract:The data from Sixth Census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in Xinan-jiang River Region,which mainly refers to Huangshan City,differs great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An-hui Province.In history,Xinanjiang River Region is neither far from the state center nor boundaries,which provides the good places for people,especially those elites who want living quietly to live in.So,many noble elites have mushroomed in this region in history.Looking back through times,we can se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surrounded by a lot of social elites has made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in this area.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ulture in Xinanjiang River Region has three aspects:making money through business as well as reading to take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s;businessmen with Confucian values;the co -existing of the clan of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folk litigations.

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