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钓”之趣和钓鱼时“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其具体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以诗意来感悟人生。故闲适文人常常是一边享受现世的物质舒适，一边在文章中大谈精神之修养、人生之清雅，如王维等即是；但现世生活即使清贫窘迫，他们也能以生花妙笔将其“点化”得有声有色，诗情并茂，如陶渊明等。林语堂属于前者，事业的成功，物质条件的优裕，使他可以不必过于观照现实的苦难，而可以持更加开放的心灵、雍容的态度来抒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观照平凡人生的方方面面，以展示其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自在舒坦的“闲适之乐”。这在其创作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
其一，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林语堂后期（主要指1927年以后）鼓吹悠闲生活、倡导悠闲哲学，就是想引导人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他较早出版的闲适散文专著《生活的艺术》就是一部教导人们怎样以诗意的眼光、闲淡的心境去发现和享受生活美妙的“百科全书”。林语堂此后的散文，虽也不乏讽喻世事与人生之作，但他更多的文章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是怎样操持吃饭、读书、作文、品茶、吸烟、钓鱼、游名山、览胜水等闲散之事，他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闲淡平和的心境、高雅脱俗的情趣，使他所叙写的这些日常俗事都点染上他的个人风格，显现出他的个人情韵，从而在纷纭琐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酝酿和超拔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意境。如，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其二，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林语堂是一个讲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人，对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物质的丰厚齐全，他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主张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他十分崇敬的两个人，庄子和陶渊明，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但不喜欢他的生活，认为庄子过于愤世嫉俗，是个“避世主义者”和“弃世主义者”；而更喜爱和敬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不但具有庄子的超脱与自适，而且还热爱和享受了现世的人生，是个“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没有逃避人生的人，是个“最理想的哲学家” 。在具体创作中，他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舒适、享受的物质生活的肯定与沉迷。如在《言志篇》中，他宣称他“个人理想的愿望”是：随意舒适的生活、欢乐温馨的家庭，不拘成法的好友、可口的饭菜、合自己口味的藏书，以及周围有乔木、竹树、梅花的房宅。林语堂后来还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这种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兼具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既具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享乐的理想生活模式。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一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金、巡捕捐……单是这两项，每月就需银一百十四两，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近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当然，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现实中，鲁迅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况且，林语堂这种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闲适之乐”以及他常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某种满足感和炫耀之辞，使他高雅的闲适之趣的内涵常显单调、肤浅，且含有庸俗的杂质，他似乎只注意了“闲”
的表象，而对发自心灵性情的深层次的“适”，探讨得还不够。
实质上，林语堂的“闲适之乐”就是在传统士人“闲适之趣”的基础上，加上一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而已。因此，他的“闲适之乐”相对许多传统士人那种已超越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而言，要庸俗和肤浅得多，但也要平实和“贴近人生本相”得多。如今，人们在学术研究、生活态度及文化心理上对林语堂的“闲适之乐”的认同和肯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幽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超脱的。
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超脱。然而仅有虽超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超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
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
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超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
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幽默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
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
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
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
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受骗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受骗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
“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
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
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
在散文中引入英国式幽默，应当说是值得称道的尝试。它可以改变我们民族方正古板的心理结构。它可以在我们民族枯操的生活中增添轻松雅谑的气氛。它可以化解我们民族文气的板滞。但幽默的使用，应当适时，适度，过犹则不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不是化解沉重的社会矛盾的良药，反而容易使是非更加混饨。由于林语堂以旁观者的立场甚至是在云雾中去看待人生，把一切都看成是可笑而又可悲悯的，因而常常是以超然的笑冲淡了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正如鲁迅所批评:“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在要求文学必须是挣扎和战斗的时代，林语堂幽默散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
林语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 他认为：人要做“冷静超远的旁观者”， “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 “文章者，个人性灵之体现”。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英国文化）也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语堂从1924年5月23日和6月9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到30年代的《论幽默》、《会心的微笑》、《答青崖论幽默译名》等，非常突出、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幽默”理论。 在林语堂看来： （一）“幽默“是人的天性，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而是一种人生观； (二)幽默是作家在评论和表现人生时，带着温和同情的笑，带着“我佛慈悲”、“悲天悯人”、旁观超然淡远的态度； (三)有广义和狭义的“幽默”，最高的“幽默”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是“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 （四）“幽默”与“讽刺”相近，“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
愈近于幽默本色”。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创作，既有表现出“闲适”、“性灵”的幽默小品。如《言志篇》、《我怎样买牙刷》、《论西装》、《论避暑之益》、《我的戒烟》等，也不乏寄“愤怒”、“沉痛”于幽默的杂文小品，如《奉旨不哭不笑》、《论政治病》、《民国廿二年吊国庆》、《如何救国示威》、《诵经却倭寇》、《等因抵抗歌》、《梳、篦、剃、剥及其他》等。这些文章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各有特色。 《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林语堂从容达观、闲适超脱的人生态度：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奉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喜欢浇水浴。…… 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钓”之趣和钓鱼时“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林语堂散文集》之读后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之《论读书》 静水微啊 今年寒假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于是每每于阳台晒晒太阳，信手翻阅《林语堂散文》，至《论读书》，不禁又有拍案、会心微笑、鼓掌大笑的冲动。大师果然就是大师呀！读后有点滴心得，赘述如下。 一、自由地读书，持怀疑态度地读 大师说：“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这些情态基本同样适用于今天哪？！指责国人以读书为名取利禄之实，但能撼得动教育体制的力量在哪儿？这令大师不齿的现实，同样在今天也遍地开花呵？是不是读书本来就分很多种，只有等自己的人生奋斗到一定高度时候，才有资格进入下阶段的读？果然，大师接下来说，“今日所谈，非指学堂中的读书”嘘^果然！大师提醒学子不要读死书，要透过文字看本质，持怀疑态度做学问。 大师说的读书是自由读书。大师说：“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人极容易钻牛角尖，但读了一点书，会开了一点窍，发现前面的路还很宽，何必每每自寻烦恼，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天塌地陷的危难，乐观的活才是正理。 二、读书须求气质相合 大师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若读得书是适合自己口味的书，那么此种读书必定是会影响人的谈吐及思维方式的，有兴致地读，必定有所收获；为卖弄而浅薄地强读，必定食古不化。这就是所谓的“读书须求气质相合。”大师
说：“读书必以气质相近，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三、读书要顺其自然 大师说：“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读书需顺其自然之势。世上无必读之书，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状态，当某人某日某种心境下，有了某种读得冲动，想应和心境地读，必能在彼时读出一时之味来。比如，少年时候读《红楼梦》，只是少年时期的春心萌动，好奇它与课本的不同，感受它直抒男女之情的奇妙。三、四十岁，关注的是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性情，其中的人情世故。 开卷有益，想必也是要有气质相合的卷，才能遭遇阅读的欢喜吧！
大 众 文 艺大128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 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 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 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 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 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范本，欢迎您借鉴参考阅读和下载，侵删。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宁静之道内在的身心宁静由于日常的控制感情，这既无秘诀又无捷径之可言。单凭看一两本书即想身心宁静亦属妄想。获得宁静的惟一办法，行之若素，思之以恒，同时要有信心。 最简单的基本实践先求身体上的镇定，不要用力踏地板。不要擦拳搓手。 不要拍案叫绝怒吼。不要来回地踱方步。不要往牛角尖里乱钻。人在激动兴奋中，动作随之趋于急切。为了避免言行急躁有一最简便的巧妙方法----站稳、坐下、躺了。竭力设法把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言行平和必先思想清朗，言行系诸心境，而心境影响言行。一个人的身心是永远相互为用，有一位朋友天生是个急性子，碰一碰他就捏起拳头，提高喉咙，但他有自知之明，易言之，他控制得住自己，每处此境，他立刻把手指头伸直，绝对不容弯起来，竭力地把声音放低，低得似在耳语。他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用耳语跟别人吵架的呀!” 这是控制情感上暴躁、急促、兴奋、紧张最有效的经验之一，谋求宁静的初步当然是先从身体的动作下手，慢慢地会觉得只要压得住
暴躁仓促的动作，情感的热烈自然低降，等到热烈的情感泄了气，又怎么暴躁得起来。这时候我发觉因为不再暴躁，节省下无数精力，因此你不再会常常疲倦得可怕。 遇事冷静，或不感情用事，或恬淡融融。在某些境遇下，即便显得迟钝些何妨。如此待人处事决不至搞到感情破裂的程度。言行修养到这个地步，则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态度必然尽情尽理而恰到好处。 人各有其聪明、智慧、个性，为理智和感情的平衡发展，不妨迟钝恬淡冷静一点，此乃中国圣贤所主张的“大智若愚”是也。 为了宁静平和，下列六点，若得经常身体力行，对你今后的生活必有裨益。 1.清心静坐，绝对地就是宁静没有一点儿思虑。 2.静坐完了之后，慢慢地想到自己的心像一面湖，先是澎湃不已，继而风息浪平，继而平静无波，最后宁静得无一丝儿绉。 3.宁静之后想一两分钟，想那美丽最平和的景色，远山红霞，黎明朝暾..曾历其境，又临其境。 4.缓缓默诵清平、朗爽、和宁的字眼、诗词、名句。 5.回忆平生无愧于衷而心安理得的一些往事。 6.求心的一贯宁静，复诵古今完人修身致静名句。一字一句细细咀诵，而临绝对宁静之境。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守株待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迷恋机会，有许多人在曲解机会，机会究竟是什么呢?机会确是一样
浪漫与古典 ——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林语堂，梁实秋都是属于闲适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都充满了灵性，幽默，闲适的特点。风格差异林氏潇洒自如自在，梁氏严肃雅致自安，都颇能让人回味，而得到社会的广大承认，本文从其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从而探究两人的散文特点。 【关键词】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实际上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先后留学欧美，都已经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均属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二人的散文都给人以幽默、性灵、闲适的共同感受。但倘苦细细品味、揣摩，却又能觉察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不仅仅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都有着被读者遗忘的经历，更重要是他们都是闲适散文的重要代表。时代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躲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中，谈笑风生，谈性灵幽默，观时百态，写下许多散文。本文试从两位作家的文艺观视角进行比较，探究其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 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有先后师从白璧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一种反观。白璧德企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秩序，以此来匡救现代文明的弊端，强调理性和道德意志的力量，崇尚中庸平和的人生境界，认为世界应该是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的，不能任凭个性张扬、自由膨胀，因此，白璧德自称其为新人文主义。林语堂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为座右铭，以张扬个性为天职，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并自觉地站到导师的对立面，为白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辩护，而斯平加恩极端推崇克罗齐，认为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论革新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反对新人文主义的秩序、纪律和规矩的林语堂，发现自己与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于是他从斯平加恩、克罗齐那里找到了直觉随感式的艺术路向——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他反对一切思想束缚，既反对桐城派的“义法”也不甘受梁实秋“纪律”的束缚。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说：“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淆古人之所以随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通性，因攫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表达了对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独抒性灵”，认为“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在文章中，林语堂常常引明清言志派、性灵派文人的言论，作为其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他还接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把性灵与表现理论揉合在一起形成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的表现”，“真诚无伪”等，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梁实秋却是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的拥护者，他接受正统的西洋古典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这种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与中和美有暗合之处，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从这一点看来，他的文艺思想
思考与言说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10No.2 1924年，林语堂首先将古希腊医学中的术语“humour”翻译成“幽默”，介绍到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哲思融进这个舶来的概念中，形成了独有的幽默观。对于林语堂来说，幽默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观。林语堂的幽默哲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悲天悯人，二是近情达观。幽默是会心一笑，是透过形象的直观在内心获得更深的领悟，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林语堂的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元素，也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它们或相互补充，或本质相通，共同构成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一儒：林语堂幽默观的出发点与反向力 林语堂将儒家哲学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林语堂心中，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清流，而到了宋儒那里便已成了浊流。他认为《论语》为中国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并最为推崇孔子的幽默，“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乎真正的幽默态度”，因为这样的幽默是最温厚，最近情，也是最宽容和具有智慧的。还说孟子的“浩然正气”，极具包容性，既让人拥有积极的进取心，也能让人豁达地对待生活。然这两位圣人此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其所提倡的“仁爱之心”是密不可分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即拥有一颗博大的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要推己及人，及物，亦不强加于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人的精神就能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有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人就能产生博大的同情和无尽的宽容，也就寻找到了一种善良的对待人和自然的方式。 林语堂认为“中庸”是孔孟能实现用仁爱之心对待万事万物的途径。“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中”，是恪守中正不偏不倚，“庸”则是“常”。中庸之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蕴含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全面考虑，不执其一端，取其中而用，合情合理的处理各种情况，“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特别强调“合情合理”，认为“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容、容忍、而易趋于妥恰。妥恰就是中庸”。林语堂自言是“一团矛盾”，但是却以自我矛盾为乐，恰恰是因为他的中庸哲学在起作用。“我们如果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所以林语堂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平衡适度与和谐自然“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易于知足、愿意包容，心态就容易归于平和、善良，幽默便产生。这便是一个人建立幽默人生观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宋代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沦为统治工具，其理性思考也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到了宋儒手里……有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于是以后的儒家逐渐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腐败和凝固，在理性的极端控制之下，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变得功利而严肃；对于名利的追求，更是使人们徒增压力。一个常要在其中遵循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到了后期的儒家，已经成了保守和极端理性的牺牲，少了基于人情的善意和包容，也便离幽默愈来愈远。“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这种哲学就是幽默，它能让人们超脱世外，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 所以林语堂一方面认为儒家文化的“仁”，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主的，极具同情心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森严礼教导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持批判态度。基于对儒家文化这样的认识，林语堂才认为人生既是严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来去匆匆、虚妄不定的过程，没有必要过分拘执。 二道：林语堂幽默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与儒家的理性思维不同，道家尚柔、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偏好自然与直觉，倡导寂静、保守、平和，注重亲近自然的神秘力量。林语堂说他天性近乎道家，而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在林语堂心中道家地位极高，老庄和道家思想被他推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美学，因为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随遇而安、返璞归真、知足乐观的精神，“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老庄哲学是林语堂幽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道家文化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的形成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道家文化的尚柔不争精神所赋予人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超然世外的浪漫情怀，给幽默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林语堂向往从容、恬淡、和谐的人生境界，推崇自由的人性和快乐的人生，其幽默观的本质属性就是以宽厚同情之心对待人生的一切，不为外物所役，凭借智慧以及自足的内敛和超然境界，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而这些恰恰都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热爱天地自然，追求艺术品质，它的思想内涵更接近于人性，更具有活力。道家文化追求简 李玉娥 摘要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心内涵是对失败之境中的人或物的怜悯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相对认同，是追求闲适的快乐哲学。它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有儒家的仁学中庸，道家的超然知命，佛家的怜悯洞悉，还有基督教的博爱奉献。它们相互融合汲取，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林语堂独特的幽默观。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观儒道佛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125
林语堂 代表作 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经典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文学特点 散文创作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
林语堂散文精选读后感 最近有些忙，所以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翻阅中长篇小说，生怕读到精彩之处而不得不放下，待再得空捧起书时，却又找不到之前的感觉了。 但没想到，这却让我发现了一本好书——《林语堂散文精选》。其实这本书已被我束之高阁许久了，之前不读它是因为初翻时觉得它半文言半白话，还夹杂着英文，太深奥，大概比较枯燥；现在读这本书是因为其中的文章都很简短，每日抽取零星的时间就能看上几篇。没想到重拾此书细心一读，竟让我有了如获至宝的感觉。 读林语堂的散文，就如同在和一位睿智的老者对话，话语半俗半雅，深入浅出，入情入理；语调诙谐幽默，杂谈
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潇洒自如；言谈之中让人愉悦却又耐人寻味，细细体味之后更让人收益颇多。 读散文集，我喜欢凭着感觉随手翻阅，《论读书》是我翻看的第一篇文章，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位文学泰斗是如何看待读书的。读过此文，顿时令我“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养性灵”。“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一个人找到那本“对味”的书，将会使他“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读书全部的主旨，是读出自己的性灵来。”……这些文字以一个智者、长者的身份向我娓娓道来，叙说着读书的心得、方法、经验和意义，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我知
道了该怎么读书，如何选书。以前只知道读有名气的书，读上榜的书，读畅销的书，殊不知很多书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常常硬着头皮强读苦读，其结果也只是落得个“消化不良”。但现在我知道了，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要寻找和自己“对味”的作品和作家。 《秋天的况味》是一篇虽不长，却很美的文章。人们提到秋，往往会想到悲凉、凄惶、萧瑟、肃杀，而林语堂先生却品味到秋的另一番况味，他由一些细小的事物入手，进而谈到秋天的意味，谈到秋的独到，谈到秋的成熟，谈到秋林的古气磅礴之象。林语堂先生心中的诗意、禅意，以及他自由闲适的心境，不经意间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深深地吸引着我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享受的同时也有所悟。人的一生也会经历春夏秋冬，当秋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应落寞、凄凉，而应在过去的积淀中厚积薄发，尽显磅礴，尽享收获。
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 一 以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感受而论，它的总体的美学特征，似乎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中国在20世纪走过来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想一想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多么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只要想一想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是怎样作为中国人民全般的解放事业的一翼而在战斗中展开，那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总体感受，不能不影响到我对它固有的幽默、谐趣的一面的欣赏。对鲁迅的酷爱和信赖，更使他在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深深地楔入我的脑识之中，形成了我对幽默的某种疑虑和偏见。我清楚地记得，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恶劣倾向的发展，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抵排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产生这些话的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血泪斑斑的背影，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力。无怪乎当时的新进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朋友增田涉因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过了近半个世纪，我在北大课堂上亲自聆听了吴组缃先生对这件往事的回顾和反思。他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煞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吴组缃先生的诚挚的反思，也触动了我多年形成的对幽默不那么恭敬的成见。但是，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对此我却一直无暇探究。而这一次编选《20世纪中国幽默短篇小说精品》，却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探本溯源，在弄清鲁迅的幽默观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一个关于幽默的明白剀切的见解。——而这对于我的编选工作，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的。 二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鹤见佑辅认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
林语堂散文经典语录 寄语：宁静、和谐、知足、谦和、仁慈、善良、幽默、快乐、美丽等越来越少，焦虑、贪婪、狭隘、残忍、冲突、功利等越来越多，成了这种世相产生的根源，林语堂以哲学家的态度，杂文家的笔触，写下的这些文字，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涤。林语堂散文经典语录由收录，欢迎阅读。 一、“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 二、尘世是惟一的天堂。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办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它使我们心中感到平静。一个人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最坏遭遇的准备，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三、任何现实主义的生命哲学必定涉及关于人类生存的一些特定的生态事实，生与死。 四、我在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欢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 五、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六、一个人以为不要紧就什么也不要紧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奇妙观念。 七、有时，我们听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 八、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 九、悠闲的生活始终需要一个怡静的内心，乐天旷达的观念和尽情欣赏大自然的胸怀。 十、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
林语堂生活感悟短篇散文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范本，欢迎您借鉴参考阅读和下载，侵删。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林语堂生活感悟短篇散文：知足常乐每个人的客观条件和自身事物的不同，所以幸福的定义，只能限于个人主观，也就是只有心理感受的相关关系而已。 一般世俗的所谓幸福，也就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愿望，最基本的该是健康长寿，其次是子孙后代的繁荣发展，再其次便是属于自己的财富。首先是属于本身的，不论穷富，人总希望能多活几年，世人所谓“好死不如歹活”，那就是要健康，要永保青春、延年益寿。其次是属于自己死后的幸福，也就是人生终极目的的幸福。 因为传宗接代是人类的原始本能，不管自己终生荣辱，总喜欢能有出人头地的后代，庄稼是别人的好，孩子是是自己的好，死后有个理想的接棒人，也是人的幸福。最后是财富，在物质欲望高昂的今天，没有人不以财富为最高幸福。过去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谚，为财富而情愿牺牲自己生命，可知财富本身带给人们多大的诱惑。但事实并不如此，多少人却因为有多余的财富，而遭到无比的困扰和苦恼。 其实，任何欲望带来的幸福，都会是空虚没有自信的，只有满足才是最高的幸福享受。世人所说的“知足者常乐。”那才是真正的
幸福，非常充实，也非常可靠，因为幸与不幸之间，只隔了一层薄纸，而你本身就是那层薄纸，你认为那是幸福便是幸福，你认为那是不幸，便是不幸。 林语堂生活感悟短篇散文：宁静之道内在的身心宁静由于日常的控制感情，这既无秘诀又无捷径之可言。单凭看一两本书即想身心宁静亦属妄想。获得宁静的惟一办法，行之若素，思之以恒，同时要有信心。 最简单的基本实践先求身体上的镇定，不要用力踏地板。不要擦拳搓手。 不要拍案叫绝怒吼。不要来回地踱方步。不要往牛角尖里乱钻。人在激动兴奋中，动作随之趋于急切。为了避免言行急躁有一最简便的巧妙方法----站稳、坐下、躺了。竭力设法把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言行平和必先思想清朗，言行系诸心境，而心境影响言行。一个人的身心是永远相互为用，有一位朋友天生是个急性子，碰一碰他就捏起拳头，提高喉咙，但他有自知之明，易言之，他控制得住自己，每处此境，他立刻把手指头伸直，绝对不容弯起来，竭力地把声音放低，低得似在耳语。他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用耳语跟别人吵架的呀!” 这是控制情感上暴躁、急促、兴奋、紧张最有效的经验之一，谋求宁静的初步当然是先从身体的动作下手，慢慢地会觉得只要压得住暴躁仓促的动作，情感的热烈自然低降，等到热烈的情感泄了气，又怎么暴躁得起来。这时候我发觉因为不再暴躁，节省下无数精力，因
林语堂：论幽默感,作文 林语堂：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因为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亿马克。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思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
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身心必定都有错误。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的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蒂芬?利科克代表加拿大；Ｇ.Ｋ.切斯特顿已经死了，可是沃德豪斯（Ｐ.Ｇ.Ｗｏｄｅｈｏｕｓｅ）或奥尔德斯?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Ｈｕｘｌｅｙ）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ＷｉｌｌＲｏｇｅｒｓ）可惜已经死了，不然倒也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罗伯特?本奇利（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ｎｃｈｌｈｅｙ）或海伊?伍德?布朗（ＨｅｙＷｏｏｄＢｒｏｕｎ）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他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