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
摘要：“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对西南部
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方式，其时中央政权通过对原少数民族首领进行任命，承认其世袭的首领地位，授予其官职头衔，间接以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土司制度盛于明、衰于清，明中后期至清雍正期则为改土归流的主要时期，由此，由中央政府指派的流官逐渐取代土司对当地的统治。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政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影响至今。
关键词：改土归流；明清时期；原因；影响
引言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而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星罗棋布，他们拥兵自重，自王其地，在中央王朝实力巩固的大形势下，逐渐成为了中央统治者大一统政策的绊脚石。相对于土司而言，流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至地方任职，任期一满则立即调任，故名“流官”。流官者，非当地选官，官员在任期间无法一人独大，不易培植地方势力，其益处对于中央可想而知。“改土归流”作为加强中央统治、消除土司制度落后性的重要手段，开始扮演其在历史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一、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土司残酷压榨引发地方人民不满
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偏远，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难以深入，土司制度往往是中央统治者的首要考虑，同时因地方文化差异、民族隔阂及经济落后等原因，选用地方民族首领“以夷制夷”成为明朝建立初期的不得已之选。然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明朝从永乐年间即开始“改土归流”，明成祖朱棣是实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属户部”。明军平叛后，经明成祖同意，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习惯上称省，这便是明朝最早的一次改土归流。
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例。贵州建省以前，其治下各州府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黔地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土司各自为政、状态零散，各布政司亦对其地鞭长莫及。改土归流前，黔地之庶民皆为土司的奴隶，人民过着非
人生活，而贵州改土归流建省，解决了自汉代以来，贵州地盘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政治问题，贵州统一在中央政权之内，有利于西南地区稳定、祖国统一，减轻了土司施加给人民的痛苦，满足了人民渴望和平安详的愿望，也为改土归流拉开了序幕。
再举云南为例。明正统年间，维摩、阿迷、弥勒三州在土司统治下的壮族人民发动了反土司起义，被明军和土司联合镇压；1442年，弥勒州土司亲自出马催征粮税，各族人民奋起斗争，杀其从、夺其马，土司落荒而逃，明王朝不得不屈从于各族人民“愿得流官以治”的要求对弥勒州进行“改土归流”。虽然明朝在云滇地区的改土归流只是局部的，影响不大，然而纵观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缘由，仍不可否认地方人民诉求对于中央“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主要推动。
二、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影响：
中央趋于被动未能彻底改土归流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最为发达的时代，其间改土归流的历史局限性尤为明显。明朝的“改土归流”多趋向于被动，如若地方出现了统治问题：民怨载道或土司造反，方能引起统治者重视，明政府断续施行的改土归流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明朝的改土归流常常不够彻底，在实行过程中多有反复，部分地区流官与土司的统治反复更替。以嘉靖年间四川芒部的改土归流为例，土司势力在改土归流后并未削弱，次年芒部土司即呼应相邻各州联合起兵反叛，流官知府带印奔逃，朝廷指派川、滇、黔三省进兵围剿，耗资巨大却换得官军大败，四川巡抚奏疏称：“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与芒部互为唇齿，自芒部改土归流，诸部内怀不安，是以反者数起”，皇帝遂依奏废流官而重设土官。此为明朝改土归流部分失败的实例。
另一方面，改土归流之所以在明朝无法取得大的成功，实际上与明朝皇帝的民族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土司制度主要是在中南、西南等南方民族地区实行，而这些地区向来被中原人士视为野蛮之地，认为其不能与拥有高度农业文明的中原地区相提并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亦被看作是野蛮无知的蛮夷。在明朝统治者的眼中，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和“海外诸夷”无异，“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役使”，于是，只要地方土司愿意承认明朝的统治，明政府也就不愿在这些地方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更符合明王朝的利益。虽然在接近中原的某些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明朝皇帝也本着“天下一统”的大一统观念对土司制度进行过改革，废除过一些不法土司，把这些土司地区纳入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但终究没有能突破“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的限制,未能对土司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再从阶级压迫角度来看，流官取代土司并未彻底改变各族人民被压迫的处境，反而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这也是明朝改土归流的不良影响之一。
然而，明朝的改土归流也不完全趋向负面的方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移民屯田，大量的汉族军、民、商屯户在土司统治辖区周围甚至辖区内一些州府周围定居下来，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使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陈旧的生产方式逐步发生变化，土地自由买卖迅速发展，各地区土地大量被汉族地主、商人购买，汉族和彝、壮、傣等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土司在地方性集体中的影响逐渐趋于衰微，加上土司制度一贯以来给人民带来的强迫压榨没有改变，土司统治下的汉族地
主、农民乃至各少数民族人民逐渐不愿再接受土司的统治，这给明朝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明朝推行的改土归流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人民的负担被大大减轻，世袭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身份地位。拿贵州的改土归流来说，据《思南府志》记载，改土归流前的贵州思南“田无顷亩之制，且宣慰氏久擅其地，禁小民不得水田”，然改土归流以后，土司禁令被打破，地主经济自由发展，思南所在的黔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迅速跃居贵州全省前列。
再一方面，明朝改土归流实际上促进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再以贵州思南为例，《思南府志》记载，改土归流前的思南“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然改土归流后，朝廷在贵州分设八府并分别在其中六府建立府学，明朝中后期，思南更成为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中心，衍生出黔东地区的主流文化。
总的来说，明朝的改土归流十分有限，影响不大，西南大部分地区仍旧保持着土司制度。
三、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土司制度衰落造就改革时机成熟
明末清初的朝代交替，实际上预示着土司制度走上了衰亡阶段。清朝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即已开始,见于记载的最早在顺治十六年，云南元江土司那嵩反抗清兵后被吴三桂镇压，元江土司被改流，这也开创了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先声。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到了清雍正时期方蓬勃兴起，这其中也有清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民族团结平等的新民族观念的影响。
清康熙帝曾传言曰:“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所失，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在先辈传袭的基础上，“华夷一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政策，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隔离，让中国各民族之间不再存在人为的、观念上的区域隔离，而是团结地融合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下，为清朝经营边疆地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反观明朝统治者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的做法，其在民族优越性上对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决定了明朝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就出身于东北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朝的基本瓦解。
关于清朝出现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一般的观点认为：到了雍正时期，国家已趋于稳定，各地反清势力基本肃清，加之皇位完全巩固，这使得雍正皇帝有精力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一方面，从土司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巩固的条件下，封建政权已不能容纳土司制度的存在，因此“改土归流”便成为了清朝推行改革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雍正登基以后，国家已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施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充分；再一方面，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封建中央王朝针对土司制度进行的民族矛盾斗争过后，到了清朝，中央统治者已取得了对不少地方土司的支配地位，加之中央政策上对地方土司的各种限制，实际上各地方土司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这为清朝改土归流扫清了一定障碍。
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各方面条件已成熟，是雍正时期得以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核心原因，在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前提下，清朝统治者有能力应对
对地方土司的反抗。此外，明末以后，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地方土司对资源和土民人身的强制性占有，延伸出土司对土民进行不可避免的残酷剥削。《金川琐记》记载，金川土司“无论土司，即以头人论，百姓莫不敬如神明，无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与抗礼，或自远行归其妻必率家属百姓男妇跪迎数里外”。土司制度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地方割据性，土司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地方权力形成的若干大小的“独立王国”使中央统治者往往鞭长莫及、难以遥控，久而久之，“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这自然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清朝初年对西南土司地区的政治经营为雍正时期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提供了条件，清朝对土司承袭进行比明朝严格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制定了土司后代的分袭制度，大体上类似于削藩政策，这大大分化和削减了地方土司的势力，削地分权后，地小则势微，加之各民族通婚限制的取消、西南地区与中原的商业往来加深等，其后施行的改土归流可谓大得人心、顺理成章。史称“自(雍正)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显示出雍正“改土归流”的畅通无阻。
四、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影响：
中央政权巩固推动多民族国家统一
清朝的改土归流,重点在于治理“苗疆”(即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建议“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其后鄂尔泰作为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领导者，大力推动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清朝的统一行政建制之下。结合清朝的“改土归流”措施，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亦划归贵州,现今贵州的境域由此确立不变。
相比明朝而言，清朝的改土归流较为成功。政治方面，流官到任将土司独占的资源收归国有，废除奴隶制度和陈旧陋习，打击当地割据势力，但却有限度地保留部分土司特权，武力与安抚并用，实现了中央王权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在组织形式上，流官实际上代表了中央政权建立的地方机构，这毋庸置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经济方面，封建地主经济建立起来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各族人民交融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土地得以自由耕种，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原本落后的社会形态被淘汰，少数民族发展迎来了全新的面貌；军事方面，流官一方面接管当地土兵，更利用中央军队的进驻压制地方反叛势力的萌芽，不仅稳定了边疆局势，更清除了国家分裂势力的野心，扫清了地区民族发展的阻碍，在另一角度来说，清朝改土归流的推行同样充满血腥，武力镇压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然而，惨痛的过程造就了边疆地区新一轮的发展形势，让地方民族逐渐走向文明。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主制摧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代之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从而使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总而言之，清朝推行的改土归流顺应了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改变了地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重要的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 摘要：“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对西南部 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方式，其时中央政权通过对原少数民族首领进行任命，承认其世袭的首领地位，授予其官职头衔，间接以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土司制度盛于明、衰于清，明中后期至清雍正期则为改土归流的主要时期，由此，由中央政府指派的流官逐渐取代土司对当地的统治。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政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影响至今。 关键词：改土归流；明清时期；原因；影响 引言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而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星罗棋布，他们拥兵自重，自王其地，在中央王朝实力巩固的大形势下，逐渐成为了中央统治者大一统政策的绊脚石。相对于土司而言，流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至地方任职，任期一满则立即调任，故名“流官”。流官者，非当地选官，官员在任期间无法一人独大，不易培植地方势力，其益处对于中央可想而知。“改土归流”作为加强中央统治、消除土司制度落后性的重要手段，开始扮演其在历史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一、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土司残酷压榨引发地方人民不满 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偏远，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难以深入，土司制度往往是中央统治者的首要考虑，同时因地方文化差异、民族隔阂及经济落后等原因，选用地方民族首领“以夷制夷”成为明朝建立初期的不得已之选。然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明朝从永乐年间即开始“改土归流”，明成祖朱棣是实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属户部”。明军平叛后，经明成祖同意，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习惯上称省，这便是明朝最早的一次改土归流。 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例。贵州建省以前，其治下各州府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黔地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土司各自为政、状态零散，各布政司亦对其地鞭长莫及。改土归流前，黔地之庶民皆为土司的奴隶，人民过着非
公共政策制定意义 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 而长远的。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 通过‘公民持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 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能够保证 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 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实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不过，因 为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 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持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实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有问题和对 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 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 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 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 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 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 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 公共政策。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一、改土归流政策出台的原因 改土归流政策指的是改变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换之以清朝的流管制度。土司指的是名族地区的首领，元朝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民族边境地区，政府就任命民族当地的有威望的民族首领管理民族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上层精英分子担任首领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土司制度在元朝时期对中央政府统治民族地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元朝时期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土司制度在元朝时区有效地维护了边境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有效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版图，土司制度是封建时期中央政府加强统治的有效组成部分。在明朝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发展已经很完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土司制度体系。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土司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清王朝时期君主专制已经到了空前加强的地步，满汉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日益僵化，土司制度却沿袭着明朝的体制，但不同的是中央政府对土司制度管理开始加强、通过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土司制度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样就消弱了土司的的势力，为改土归流做了准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边境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司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很多缺陷了弊端暴露出来。由于土司制度推行的是民族当地地区的土司意志，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边疆的土司首领，土司制度对当地百姓无限 期押和课税剥削，导致边境地区的社会不稳定。而且土司之间互相残杀，土司制度发展到清朝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加之清朝时期民族地区地主的崛起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土司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解体。最终清朝雍正统治时期废弃了土司制度，换之以改土归流。 二、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 改土归流改的是把边境的由土司管理制度改变为中央派遣官员来民族地区进行管理的一种形式，改土归流的流官是中央派遣的官员。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司制度的落后，并且同时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统治。为了彻底改变土司制度的弊端，保证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雍正四年，即公元1726年，云南的总督鄂尔泰向中央提出了要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州县，并且派遣流官去民族地区任职。雍正皇帝很赞同此做法，批准之后立即着手实施。6年之后中央王朝任命贵州的张广泗在黔东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具体的做法是：对于主动交出土司官印的首领给予宽恕并给予赏赐，对于违抗者没收财产并驱逐境外。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设置了州县，查清了当时的人口，并进行征税，废除土司制度，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涉及的区域有滇、黔、桂、川、湘、鄂等6省，主要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和瑶族侗族等。 清朝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目的及影响 王显非 （黔西南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元明清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西南边陲地方 的内部以及名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西南边陲地区社会不稳定。西南地区虽然远离朝廷，但是仍然受到朝廷的统治，因此，中央政府针对西南边陲地区当地的具体事情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即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是在土司制度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改土归流政策适合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中央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少数民族地区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09-02 9--
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一) 【内容提要】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近年来虽较活跃，但主要集中在现当代研究领域，中国前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则至今仍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以明清女性文学为例，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遗产作了初步梳理，并对明清女性文学所呈现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钩玄提要的论述。本文指出明清女性文学现象的五大特点：一是创作主体的家庭化；二是明清女性多才多艺，其创作体裁丰富多彩；三是女性结社的出现；四是女性诗人开始与男性文士交往；五是女性作家开始否定“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观念，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女性文学/明清知识女性/女性结社 中国女性文学，自《诗经》中的许穆夫人开始，中经徐淑、蔡琰（文姬）、左芬、鲍令晖、李冶、薛涛、鱼玄机，直到宋朝的词人李清照、朱素真，女性作家可谓代不乏人，但明朝之前，女性作家数量并不多。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随着左派王学思想的传播，随着文学上公安、竟陵两派的兴起，随着女学的发展，也随着一批文人有意识的倡导，女性文学逐渐发展，清代之后女性文学更呈繁荣。对于中国前现代文学史上的这批遗产，至今研究甚差，既少有宏观的整体审视，也较少有个案研究。于此，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引述过傅立叶的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0页。）对此我们不妨引申一下，女性自身发展的程度也标示着社会进步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清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天然标志。因此，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必先给女性文学下一个定义，它包含什么具体内容，目前学界有两种看法：一是女性自己创作的文本；二是写女性题材、女性主题的作品。我认为后一种界定太宽泛，也不科学。因为按照这种界定，凡是写女性题材的都称女性文学，诸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爱情诗、艳体词、言情小说，即凡写女性美和婚恋生活的就是女性文学。这样以来，半部中国文学史都是女性文学了，这个定义太宽泛了。所以我认为女性文学必须严格界定为女性自己书写的文本。下面我想就明清女性文学的总体特征谈点粗浅的意见，旨在引起学界对中国前现代女性文学的关注。 中国向称诗礼之邦，妇女以吟咏著称于世者，各代均有，但由于古代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加之印刷上的困难和其他社会因素，流传下来的女性作家和著作很少。这种情况，明代之后发生了变化。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以下简称《妇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其中江浙两省，又占80%。据《妇考》所收，江苏省清代女作家有1425人，著作有1707种。但胡氏所收并不完全，南京大学图书馆史梅女士又辑到《妇考》未收者118人，著作144种。这样，清代女作家江苏一省就有1543人，著作1851种（注：史梅《清代江苏妇女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1期（2001年3月），第66页。）。现有材料表明，清代浙江省的女作家也不少于江苏省。这样算起来，在清代仅江浙两省就有女作家约3000人，著作约4000种。这是一组十分可观的数字。由此不难看出，明清女性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珍贵的遗产。另方面，明清女性文学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尤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要而言之，有如下五点：一创作主体的家庭化 明清两代，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以一男
改土归流的背景如何评价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背景 清代雍正时期，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废除了土地司制度，改革土地分配的政策，实行流官统治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背景是什么呢？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原来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权力很大，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解决土地割据的弊端，雍正四年期间，一位总督向雍正请命，建议取消关于土司世袭制度，因为未完善的土司制度使得很多农民需要向官员借地耕种，收入因此也变得十分微薄。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的官员建议雍正能够设立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单位，派遣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查询此事后雍正非常赞赏这方面的提议，并将整件事情让他去办理；这便是改土归流的背景了。 六年之后，又命朝廷命官推广正在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到雍正九年期间已经开始正式实施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割据的局面，大大的减少了叛乱的因素，也开始加强了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非常利于当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出权力的人会给予赏赐和职务，对抗拒这项政策的人进行处罚，没收个人财产，并将那人迁徙到内地省份，给小田耕种。在改土归流的地区征收赋税，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便是改土归流的背景了。 改土归流的原因 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改土归流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雍正帝派的官员调查后发现土司改革的弊端越来越大，上报雍正帝后并提出了改革方案，雍正帝听从官员意见将土司制度废除，代之以流官的方式来统治。这一改革的实施也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中改革变动最大的一次，从而也开始确定了中央对偏远地区的统治，加强中央的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改土归流的原因在于土司制度违背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初衷，改土归流将原本落后腐朽的土司制度推翻，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统治，这也是清
第３２卷第６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Ｖｏｌ．３２，Ｎｏ．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２０１１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 社会历史变迁＊ 龙先琼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关键词：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开发；社会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４１－０５ 作者简介：龙先琼（１９６３－），男（土家族），湖南保靖人，历史学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一、土司统治时期开发的历史局限 湘西土司制度孕育于五代，形成于宋，滥觞于元，完善于明，沿袭于清初。后梁开平四年（公元９１０年）彭士愁被授为溪州刺史。后周显德三年，其子彭司裕袭溪州刺史。从此，彭氏世袭土司制度在湘西统治了八百多年。土司制度的施行，湘西地方土司的权力加强了，土司执掌军政大权，改职官为流官担任。这种“土流间用”、“夷汉共活”、“以土为主”的治理格局，既有利于朝廷对湘西的统治，便利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也有利于湘西地方社会的相对稳定。所以，土司时期湘西开发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湘西地区，普遍采用牛耕，包谷、高梁、豆类等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开始传入湘西，带动了生产发展。农业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增多了。公元１０７２年（熙宁五年），辰州布衣张翘等人联名向宋朝延上书，称“五溪”之地的辰州、锦州、溪州、富州等地“有良田数万顷”（宋史·蛮夷，卷４９３），认为可以大力开发。到元代，牛耕已普遍使用，用筒车提水灌溉农田。耕作方式的进步，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宋代，“五溪”地区产粮较多，但缺少食盐，“蛮人”因此时常骚乱。宋咸平年间，转运使丁谓建议朝廷以食盐向武溪蛮人交换粮食，以供应边防驻军，朝廷采纳。这样，既解决了武溪蛮人的缺盐问题，又使边防军粮有“三年之积”（宋史·蛮夷，卷４９３）。此外，畜牧业和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家禽、家畜饲养种类和数量较多，冶炼业、畜牧业、加工业和纺织业的工艺水平都较高。这些方面的发展，从土司向中央王朝的进贡上反映出来。经济发展了，土司向封建朝廷更多地“纳贡”，以期得到较多“回赐”。从宋到明，纳贡次数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品种更加繁多，马、朱砂、犀角、茶叶、铜鼓、虎皮、麝香、水银、“溪布”等都是“五溪”土司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特色产品。贸易往来十分活跃，老司城、浦市、王村、里耶、迁陵镇等地成为这一时期的商贸中心。此外，统治者比较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公共政策知识点
1.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 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 2.公共政策的内涵：1）是决定、决策、对策、政策的一种特殊形态 2）是经由政治过程而进行方案的初拟、优化和择定的结果 3）是公共权力机关的基本的活动方式或活动过程，是公共权力机关 的权力意志的表现 4）三大要素：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公共利益 5）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 6）有消极和积极之分 3.公共政策产生的条件：公共问题的形成、公共决策机关的产生、公共强制机 构的出现 4.现代的公共政策的表现：1）在公共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公民参与所起的作用 越来越大 2）现代国家和政府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主权在民 3）现代国家和政府越来越注重执行社会管理职能，其目的不仅在 维护和巩固政治统治，而且是推动经济和社会自身的 发展 4)传统的公共政策的质量取决于统治者个人，而现代的公共政策的 质量取决于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5.政策类型：从内容特征上分：1）元政策（总政策、总方针）、基本政策(基本 国策、方针性政策、纲领性政策、根本政 策)、部门政策（具体政策、方面政策）
2）战略（宏观决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言 兴邦，一言丧邦）、策略（中观决策）、 战术（微观决策） 6.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管制，引导，调控，引导 7.现代公共政策的规定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为着 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资源的 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分配 8.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1)政治性、权威性、强制性 2）公共性与偏好性的对立统一 3）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4）回应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9.政策工具的类型：1)一至八至更多 2)三分法：政策工具光谱依强制的有无、强弱划分为：自 愿性（非强制性）、混合性、强 制性 10.公共政策主体：1）直接主体：国家的代议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某 些政治体制内的政党和军队领导人 2）间接主体：①次国家政策行为者（地方政府、政党、利益集团、 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会政治运动、公共舆 论） ②跨国政策行为者（跨国公司、联盟）
1、公共政策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公共政策分析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预测性原则、协调性原则、信息化原则、科学性原则、民主性原 则。 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包括系统科学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预测方法等几种基本形式。 2、公共政策分析模式 （1）内容—过程分析模式 这是美国学者麦考尔与韦伯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强调公共政策分析应集中在内容与过程的分析上，主 张使用规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两种方法。 （2）系统分析模式 这是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夫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强调政策分析既要重视对政策制定的分析，也应加强对 政策执行的分析。 （3）信息转换分析模式 这一模式是由美国学者邓恩提出的。该模式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主要是事实、价值、规范三大问题，由此产生了经验方法、评价方法、规范方法三种分析方法。 3、公共政策体系的结构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来划分，公共政策体系的结构可以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 （1）纵向结构包括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 （2）横向结构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 4、公共政策决策思维模式 （1）经验决策模式：最传统的决策思维模式。指决策者依据个人决策实际经验进行公共政策抉择的思 维方式。 （2）理性决策模式：二战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特别倡导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又叫科学决策模式。指决策者采用科学实证的量化分析技术和严格的逻辑程序，对确定的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最优的公共政策方 案设计和政策决定的思维模式。 （3）非理性决策模式：指决策者依靠直觉、信仰、意志、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作出选择和决 定的思维方式。 （4）渐进决策模式：该模式认为政策决定是人们根据政策经验，经过政治互动和渐进调试的过程，而 获得共同一致看法的政策活动
浅谈从明清小说看古代在室女的法律地位 一、在室女的人身权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中国一直流行着“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的观念。从出生到老死，女性始终受着极度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无论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中均没有独立的自我，不具备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将妇女完全变成男人的奴隶和附庸。 （一）人身自由权 古代女子的活动天地主要是在家中，而根据“男女有别”的原则，伦理上要求“男女授受不亲”，不允许女子婚前与男性自由地接触。有条件的家庭，女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家长就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将女儿的活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闺房内，让其接受一些妇德、妇功等方面的教育，浩如烟海的闺训就是专门写给女性看的。如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规定：“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亲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违者重罚其母。” 除了唐代对女子约束较少，其余朝代，女性谈不上拥有人身自由权，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管束。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根本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的机会，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更谈不上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与个性解放。 而关于在室女的名分，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在室女“未嫁从父”，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另一方面，受“长幼有序”的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姊），不仅对年幼之女（妹）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即使对年幼之男子（弟），有时也有优势。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
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 明清对于“诸殴兄姊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基本相同。可见，明清在室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祖辈、父辈，而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则主要依照“长幼之序”来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二）受教育权 在男女卑贱地位不同的情况下，相应的教育的内容也有天壤之别，实行双重标准。对于家境富裕的大户人家来说，对男子从小就进行四书五经等方面的教育，使其走仕途经济之路，适应“主外”的需要。而女子，由于其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因此其教育目的就是“事夫”，如何更好地成为“内务”的角色，因此对于她们的教育就是传授一些生活经验，让其接受“妇德、妇功、妇容、妇言”等方面的教育，为日后出嫁能胜任婆家的家事做准备。 汉唐以前，由于社会风气的宽容，妇女还能学习一些文化，写诗作画。而明之后大肆宣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反对女子学文化，接受教育，使得大多数妇女只能做一些家庭琐事，依附于人，更便于封建男权的专制统治。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即便是学习，也主要是学习诸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让女子接受教育，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而是一种奴化教育，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三）健康权 女性在身心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南宋朱熹做官时就曾下令女子缠足，以疏远男人，后发展为谁家女儿不缠足便不好嫁出去。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孟子力倡“男女授受不亲”。缠足，作为一种残忍野蛮的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方式，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极端形态，不过是为了满足男性变态的审美观和变态的情欲。
精心整理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环境包括：结构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对塑造、决定和制约公共政策，起决定和基础作用。公共政策影响和改造政策环境，具有反作用。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段和关键环节，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媒体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以不同的力度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社会公众的影响?。公众诉求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社会因素，不得民心的政策，不管多么符合政党、利益集团，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利益，从长远看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要求、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如在城区规划中，涉及到居民房屋拆迁这一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妥善处理。所以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从公众角度出发，完善拆迁机制，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对房屋拆迁工作的法规，切实解决好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积极争取政法部门和舆论的支持，创造既维护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有依法服从拆迁，服从城市建设大局的社会氛围。?（二）新闻与网络传媒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的出现和发展给民意的表达带来了新的平台，打破的传统媒体对信息发布的舆论的垄断地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闻与网络传媒通
精心整理 过制造和传播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提高政策问题的认知度，扩大政策诉求群体，扩大公众参与等。???综上所述，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传媒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存在与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始终。处理好它们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关注?聚练／～…ｑ，５，ｒ’ 《毒立垒。＆彝气．Ｈ≯监兰女，一ｊ专题］神秘独特悠远深邃的湘西文化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ＦＯＲＵＭ…。…。。。…？ｊ：Ｉ？■，ｏｊ＝：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翦除夷官，清查出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一折上奏清世宗，提出了“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的改土归流方法，建议。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的原则，采取计擒、勒令投献、兵剿三种模式实行改土归流。建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首肯，一场旨在“在一时须尽服其心，计百年须常慑其胆，然后可绥靖一方，永远宁贴”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迅速开展。地处西南与内地交界处的湘西土司，在形势压力下，自然交出了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于中央。 “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的一次政治制度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 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 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 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 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 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 照。因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授以 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等武职 或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世 代相袭，“以土官治土民”，形成了土司 制度。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 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以世袭 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 是不能被强化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所 容忍。明朝建立后不久，封建统治者就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永乐年间，明成祖 朱棣就以湖广思南、思州两个宣慰司 因争地积怨仇杀为口实，出兵镇压，废 两土司，改其地为思南府。朱棣成为实 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但明朝改 土归流因有明一代北部边境始终不靖， 仅在局部进行，土司制度仍实行于西 南绝大部分地区。清朝在康熙帝平定 三藩之乱后，稳固了北方边境，解决西 南地区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 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 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 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 熟蒂落了。“改土归流”的性质，决定 了改土归流后的封建政权采取的措施 是对封建统治的强化，这种强化必然 对湘西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任何地区文化的形成必须有其特 定的条件：地理环境、民族习俗、历史 传统，外来文化等，均构成其生成机 万方数据
浅论“改土归流”的政治意义 摘要： 为了维护边境的稳定和中央的统治，中国封建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先后采用了羁糜政策、土司制度、流官制度三种统治模式。羁糜政策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土司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统治者实现了从松散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转变。随后，通过“改土归流”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的流官制度，封建王朝最终实现了对西南民族地区直接全面的统治。 关键词：羁糜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原地区和周边民族地区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中原政权的扩张，更确切的说，是随着中央政权的扩张，如何对新加入地区尤其是新加入民族地区实行有效地控制，一直以来是中央政权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央政权较晚纳入的地区，直到近代的明清时期，中央政权才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了有效地统治。 一、从“羁糜政策”的松散统治到“土司制度”的间接统治 我国西南各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由于与内地发展不平衡，其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生活习惯诸因素所限，汉以后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的态度是“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可见还不能同内地一样来管理这些地方。对此，封建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羁糜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西南的广大地区尽管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以云南为例，直到唐宋，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至宋朝时，各羁縻州与宋王朝实际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到宋王朝衰微、统治力量削弱时，各羁縻地区酋长开始不服从宋王朝的控制，趁宋朝衰弱而纷纷崛起，各据一方。为了加强封建政府对边远地区的进一步统治，土司制度开始逐渐取代部落酋长制
影响公共政策的主要因素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可以把公共政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影响政策的除决策制度、决策方法外，还有其直接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广阔的如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等一般环境。 一、政治制度与决策制度 政治制度一般指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国家的方式和方法，如政体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官吏制度、决策体制与程序等。而决策制度是指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法令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涉及到最高决策权是什么，最高决策者是谁、决策需经过什么样的合法程度、需要遵循什么原则等。它们都对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从本质上说，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决策制度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决定谁是最高决策者、什么是最高决策权体现出来的。并且，由于决策制度还涉及到决策程序和原则的问题，而决策程序和原则又决定了所采用的决策形式和决策方法，因而政治和决策制度还会通过这一系列的传递作用影响到所制定政策的质量，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二、直接决策者 直接决策者是指依据法律或传统在决策机关中占有决策职位因而直接参与决策的人，一般包括执政党组织、各级政府中有关的立法、行政、司法人员等。正是由于直接决策者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因而他们对政策具有最为重要和明显的影响。作为个人，不同的决策者其眼界、主，以及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必然会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很大影响。 三、人民大众 从根本上说，人民大众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在现代国家它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人民可以通过选择直接决策者而间接地影响政策。其次，人民大众可以通过对政策的接受与否来影响政策。第三，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从而影响政策。第四，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第五，人民大众有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估。总之，人民大众作为间接决策者，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对政策发生着重大影响。 四、利益集团与政党 政党作为一种层次更高、组织更严密更正规、肩负的责任更大也更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是最重要、对政策的影响最大的代表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根本利益的团体。 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方式，首要的是通过代表本集团利益的直接参与决策的人员提供政策备选方案、支持或反对某个政策方案等途径直接影响政策；其次是影响公众舆论，利用大众传媒宣传鼓动民众支持自己的主；第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通过形成"压力集团"，通过游说等方式说服直接决策者或对他们施加压力，以影响公共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相互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但现阶段我国也存在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也还有在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因而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客观上也存在不同?quot;利益集团"。他们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样也会对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党派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也具有重大影响 。 五、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可以促使大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进入政策议程，它表达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要求，对政策制定起到一种中介推动作用，因而对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但社会舆论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才能形成。这些信息载体，潜在的却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因而也影响着人们的判断与选择，影响着社会舆论乃至整个社会的行动。 大众传播媒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直接决策者和间接决策者的影响来实现的。 六、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规定着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的形式，规定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经济制度通过作用于政治制度和决策制度对政策发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贵阳)1997年02期,第26-34页 余宏模，男，历史学副研究员，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详见本期封页介绍。邮编:550004 内容提要: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关键词:清代贵州改土归流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颂诏天下。雍正帝统治了13年的时间，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加强了封建中央王朝的高度集权统治。即位以后，即迅速渐次剪除诸皇子，以及大臣年羹尧与隆科多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对于雍正元年(1723年)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赞丹津分裂割据势力，迅速出兵平叛。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进行整顿，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并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事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并有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和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此时，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基本奠立，清代前期又正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时期，封建中
第五章政策制定及合法化 主要内容 政策问题的产生与确认 政策议程的建立 政策规划 政策合法化 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与经验 政策制定（policy-making）:是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 广义的政策制定，（德罗尔）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部分 狭义的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或政策规划，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普遍、本课件 政策制定过程包括三阶段：政策议程建立/政策方案规划/政策方案合法化 第一节社会问题与政策问题 一、社会问题的产生 1、社会问题的涵义 社会问题就是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 2、社会问题基本特征
客观性、主观性、价值相关性、社会性、过程性、系统相关性 3、社会问题的分类 1）过失性社会问题：这类社会问题产生于偏离社会正常生活和规范的一些过失行为。 2）结构性社会问题：是指社会自身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些社会现象。 4、社会问题产生 只有当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和一部分有影响的人物认为某种社会状况是社会问题时，它才是社会问题，其中权力因素起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另外，人们的主观认识、思想信仰、生活态度等价值因素在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政策问题的确认 1、政策问题的确认指对于政策问题的察觉、界定和描述的过程。 问题察觉是指某一问题被人们发现并引起政府关注的过程； 问题界定是指对问题进行特定解释的过程，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类，目的是把问题情境转变为实质问题； 问题描述是指运用可操作性语言对问题进行明确表述的过程。 2、政策问题确认与政策决策者的分离是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特征。 政策问题确认的原则： 第一，问题描述应做到真实详尽，切忌人为夸大或缩小；第二，尽量缩短报告链条，减少报告层次。总之，以客观代替主观，以直接代替间接。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d11828577.html, 明清小说《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作者：丁佳宁 来源：《文理导航》2019年第04期 【摘要】李汝珍的《镜花缘》是反映女性问题的文学著作，阐述了关于女性命运的各种问题，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突破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为女子命运的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基于此，文章主要分析《镜花缘》中女性形象与人物特征。 【关键词】明清小说；《镜花缘》；女性形象 李汝珍的《镜花缘》是清代白话小说中反应女性生活的佳作，揭示了女性抗争命运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女性问题。《镜花缘》中探索总结出了女性的发展之路，也改变了千百年来女性附属地位的命运，可以说，《镜花缘》是对女性审美价值与德才观的突破，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 一、明清小说《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 《镜花缘》是清代文人李汝珍先生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唐敖、多九公一干人等乘船游历海外的故事，对女儿国、君子国以及无肠国等国进行了描述；后半部分则主要是描述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百花仙子托生的唐小山与其他花仙子的一百位才女突破封建枷锁，建功立业、尽忠朝廷的故事。《镜花缘》诙谐神幻，引经据典，勾勒出的情景十分形象。《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百余位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阶级不同、命运不同，有的是帝王宰相、大家闺秀，也有忠良后裔、丫鬟宫女，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特征，或有胆识、或精通医学、或文采飞扬、或侠骨柔肠。 （一）《镜花缘》中富有思想的女性形象 《镜花缘》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些女性有自己的思想与观点，是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女性形象。例如：才女唐小山便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对事物有自己的想法，她曾经对女科有自己的认识，“开科考文，男有男科，女有女科”“有女皇帝，自有女秀才、女丞相”等想法，这就是较为显著的主张女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思想。后来唐小山直接引发了男女之间要有公平的贞操标准，两面国强盗纳妾事件等。《镜花缘》中的女权问题主要以唐小山为及周边才女为主开展的。 （二）《镜花缘》中的独立女性形象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的合理性 [ 关键词 ] 公共政策/博弈论/纳什均衡/政府治理/合理性 [ 内容摘要 ] 政府治理的合理性问题日益为人关注。本文从博弈论的立场探讨 作为政府治理基础的公共政策制定，结合奥斯本与鲁宾斯坦的博弈论思想提供了几 种政策博弈纳什均衡的解释。文章列举热点政策问题的纳什均衡，论述如何在公共 政策制定中更好地运用博弈论思想，试图说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论分析是实现合 理化政府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一个基本条件，它作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管理组织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相对法律而言更为具体、明确的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必然地应当注重合理化问题，惟其如此，政府治理的合理性才有根本保证。这里，作者试图运用博弈模式描述公共政策制定的分析过程，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旨在从博弈论的立场对政府治理的合理性作出一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制定博弈的实质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公共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治理效果。坦率地说，我们一直重视政府实施治理后的反馈分析，以此修正我们所实施的公共政策，但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方案选择之时，就缺乏合理有效的前瞻性分析，造成政府治理成本过大的现实。 考虑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方案选择对合理化政府治理的关键性、现实性作用，本文讨论博弈论立场上的合理化政府治理，主要将就政策博弈的分析展开。 所谓博弈(Game)，按照莱不尼兹的观点，是指人们在策略相互依存情况下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取决于与别人策略的对比。博弈具备了局中人(players)、战略(strategies)、信息(information)、支付(pay off)、均衡(equilibrium)、行动(actions or moves)和结果(outcome)等要素，博弈论分析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博弈的参与者进行的是理性行为选择（行为主体均是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也即意味着存在多人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将依据对手的策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将政策博弈界定为：参与政策博弈的局中人在宪法、法律、行政机关决定、习惯与传统等框架或规则范围内，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在充分比较各种可能情况下自身支付大小后，采取相对应对的行动以获得满足效用最大化结果的行为选择过程。政策博弈用于指导作为政府治理基础的公共政策制定，主要探讨政府作为局中人的行为选择，政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清代小说中几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 彭文香 德宏职业学院 摘 要：大部分文学作品和小说都有女性形象的描写，本文从清代小说入手，详细分析了不同小说中几种典型的女性形象，从分析清代小说女性形象获取更多的知识，从而全面了解当时社会现状和时代背景，更加全方位掌握清代社会背景。 关键词：清代小说；典型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77-01 前言： 历代以来，涌现了诸多的优秀小说，描写了很多人物，在故事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作者详细抒写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刻画女性时，描述出女性的柔顺、温文尔雅以及相貌端正的形象，或是在战争小说中写出侠女的形象，使读者对女性性格和形象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可见，不同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各有不同。下面针对清代小说中集中典型的女性形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以推动清代小说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进行。 1、聪明、温文尔雅的形象 聪明、温文尔雅是清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女性美丽、知书达理，有教养和气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人有礼貌、谦和，对事不焦躁，懂得分寸，妙容可爱、美丽，性格温和，属于大家闺秀的类型。最为典型的是《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情节，作者用诸多词语，对女性形象和性格进行描写，使读者牢记人物性格。《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形象描述“似蹙非蹙笼烟眉，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天资聪慧，才貌过人，走来自带飘飘然的气质，手中经常拿着丝帕，眉宇之间透露一股哀愁，使人感觉人物多愁善感，从林黛玉进贾府和葬花过程便可了解人物形象和性格。林黛玉不到20岁就已逝去，但从她的身上却将聪明、温文尔雅的女性形象充分呈现给世人。薛宝钗性格大方，容颜靓丽，品性极好。在阅读故事情节时，便可深有体会，从而体现出清代小说展示不同女性的不同形象。 2、女侠形象 在清代小说中有很多描写女侠的形象，体现出女性勇敢，性格刚烈，勇于冒险的精神。如：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十三妹是中国古典长篇女侠形象的典型，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蒙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但是，到了文康笔下，通过描写十三妹与安骥相遇在悦来客店，救难于能仁寺，虽系萍水相逢，却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面，刻画了一个救困扶危、疾恶如仇、轻财重义、智勇兼备的女侠形象。再如《彭公案》中的女侠，从气势到形态都有细致的描写，促使读者被女侠形象所吸引，进而主动阅读，这就是清代小说的进步，不再单一的写景色，更加注重依据真实人物描写女侠形象，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读者牢记女侠的名字。诸多此类描写女侠的小说有很多，作者通过女侠形象，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紧扣人心，更吸引人阅读，进而推动了清代小说进入鼎盛时期。 3、玄幻、妖魔的女性形象 清代小说中有很多描写玄幻的情节，其中还刻画了诸多玄幻的女性形象，使女性形象非常有个性，不仅可以施展法术，还可以抓住人心，引发读者想象，在脑海中构思女性人物外貌特征，调动读者主动继续阅读。此外，在清代小说中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妖魔的形象，如：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其中有很多敢爱敢恨的女性，但是，大多数女性是妖魔、鬼狐，并非正常人，这些女性，非常漂亮和娇柔，对美好事物充满着追求，既热爱生活，又主动寻找爱情。如《聊斋志异》中刻画的聂小倩形象，“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黄昏告退，辄过斋头，就烛诵经。觉宁将寝，始惨然出。”通过肖像、行动、语言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美丽，娇弱，又不失智慧狡黠，善良正直，有追求，渴望幸福生活，最终摆脱凶恶势力的要挟控制，由鬼成“仙”的女性形象。 4、彪悍的女性形象 在清代小说中有很多彪悍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体现出清代封建社会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一夫多妻制度，男性有很多的妻子，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致使性格刚强的女子难以忍受委屈，进而导致性格暴躁、彪悍。如：《醒世姻缘传》中的小说情节，详细描写了家庭内部矛盾，写出每个人物性格特点，重点描写女性彪悍的形象，主要体现在对待丈夫时，经常暴力对待丈夫，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会拳打脚踢，对待家人很暴力，甚至会进行体罚，在家庭压力之下，仍对丈夫以及其他小妾进行折磨，始终想要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所描写的场景深入人心。同时，刻画出当下家庭生活现状，从中可以得出家庭矛盾很突出，总结出女性暴力对待丈夫的原因。此外，从女性彪悍的形象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对女性性格的影响，这是导致女性暴力、彪悍的主要因素，从而加深对清代社会的理解。可见，在研究清代小说的过程中，只有对女性形象进行详细的分析，才能够剖析出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内涵，以提高清代小说的研究水平。 总结： 本文主要针对于清代小说中几种典型的女性形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探讨，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了解到，通过对比各个时代的小说后，总结出清代小说中刻画女性人物的特点，本文着重描写了几种女性形象和鲜明的性格，主要人物形象有彪悍、玄幻、温柔多情等，使小说内容更具体，容易打动人心，能够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同时，还渗透出女性的社会地位，从地位不高到逐渐解放思想，进而体现出清代社会制度的变化。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