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关于《“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下载论文网
8月20日上午，研讨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周长山教授主持。中共广西忻城县委书记谢大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教授、国家清史研究会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研究员、贵州省人大副主
任傅传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共有9位专家作了主题发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思考”的发言中，强调“土司制度在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巩固、发展过程中一个确切的历程、作用和意义，土司制度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景图，它的发展、沿革、保存状况、类型、代表性要素、组合方式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何关联？土司制度所体现的文化交融、民族关系的演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位和意义”有待于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土司申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遗产保护预研究（课题负责人：陈同滨）”课题组李敏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现状分析”的发言中，“以地理文化区域为基本划分方式、以主题框架对应的遗存类型为参照指标，同时再加上人口、历史政权等参照体系，从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缺口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在“从申遗看土司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发言中，强调“申遗文本编制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不充分的问题，也是
未来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陈季军在“申遗视角下的土司文化研究――聚焦土司文化中的国家认同观点”的发言中，强调尽管“土司文化中的国家认同主要体现在土司社会上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中”，但“改土归流后，随着各民族人民生产方式交流的加强与活动半径的扩大，各土司地区下层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得到空前加强”；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土司博物馆馆长陈寿文在“壮族土司遗产――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建筑群的申遗探析”的发言中，认为“莫土司衙署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格局、装饰风格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民族（壮族）的唯一性、建筑的原真性、保存的完整性和（七品土知县）独特的代表性几个突出的普遍价值”。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在“什么是近世中国的‘地方’？兼谈宋元之际‘地方’观念的兴起”的发言中，认为“地方作为一个抽象观念是在‘地方’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之后的产物；它反映了‘郡县’作为一个文化或历史观念的不足，就这样，‘地方’兴起了。”“到了蒙古人把中国当作是他们欧亚帝国的一个‘地方’是，这个观念就更为成熟了”；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历史系安齐毅（James A. Anderson）在“南宋后期的黄氏土官与中越边境贸易网络和政治联盟”的发言中，论述了宋朝北部湾地区及宋朝和越南边界区域的黄氏土官的边境管理的势力；黄氏既开展越南和中国当局间的贸易，又加入中越边
境的战略联盟，也展开了宋廷与陈朝的军事互动；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在“论土司研究泛化的表现及原因”的发言中，强调土司研究的泛化是“没有看到土司制度独特的民族性质，其结果使土司制度成为了与少数民族有一定关系的各项制度的概括性总称。显然，这并不利土司制度的研究深入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华川在“巴黎外方会传教士笔下的四川土司史料管窥”的发言中，强调“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西文文献中，颇有一些关于四川土司的记载，但这些史料目前还未被研究者所广泛关注”，这为土司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值得土司研究者的重视。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代表提交的论文120多篇。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文章有67篇，关于“土司文化研究”的文章有29篇，关于“土司遗址申遗”的文章有25篇。根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分四个小组举行了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分别就土司学的理论构建与方法、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申遗以、广西及忻城土司等领域的诸多研究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代表们所提交的论文内容丰富，热点讨论立题新颖，精彩纷呈。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每位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为我们呈现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和成果，这次论坛是一次很有水准、很有品质的学术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们提交的论文中，仅就广西及忻城土司研究的论文就多达34篇，占总论文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可谓成果丰硕。〖JP〗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作大会总结。李世愉研究员在总结说：这次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成功而又圆满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美、韩、日四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的92个单位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会，收到121篇论文。除了参加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学者参会外，大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清史研究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出席、指导本次学术研讨会，因此，这次研讨会具有参会人员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特点。
这次会议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品质。首先，收到的121篇文章，大部分都是原创，都是未刊发的文章，说明各位参会的专家和学者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准备得非常充分；200余位参会的代表当中有相当多的知名的学者，其中有不少的代表都是一流的专家；其次，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题材非常广泛、信息量非常大，涉及的内容包括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申遗、土司史料等，研究面、研究的广度、研究的深度都有较大的提高，过去的分歧趋于一致；但是土司的研究还很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李世愉教授强调说：2010年第一届土司会议，掀起了永顺县土司城遗址申遗的序幕，现在已接近成功；2014年在广西忻城召开的第四届土司会议，希望成为忻城土司遗址申遗的一个开端。他最后强调说：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中国土司制度通史、中国土司大辞典、中国土司地图集、中国土司印信录是
土司研究近年要完成的工作和任务。我们期盼土司学实至名归的那一天的到来！
遵义师范学院院长王大忠在讲话中说：本次会议的成果表明中国土司研究正在取得重要的进步和成果。本次会议无论在规模和参会人数上，还是在学术讲座、论文交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体现了较高的水平，是中国土司历史文化学术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王大忠院长代表“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之一，热诚邀请全国的土司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2015年莅临遵义师范学院，参加“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最后，广西忻城县县长李朝晖致闭幕词。李县长在闭幕词中强调：本次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概括为“三高三多”，即规格高、档次高、水平高，嘉宾多、专家多、论文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为本次土司学术研讨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授予广西忻城县土司文化研究基地，是对广西忻城县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褒奖、鞭策和鼓励。忻城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并将加大力度地支持和建设广西忻城土司博物馆、广西忻城土司遗址的申遗工作以及土司文化研究基地。
作者简介：李跃平（1958-），男，四川南充市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史料整理与校译，数据分析，期刊
评价。四川成都610041
土司制度(精选多篇)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 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 ⑦管理制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①，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③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④，使边疆趋向“内域化”⑤。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⑥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⑧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 ①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如《贵州土司现状》 （《地学杂志》二年（1911）第十八期）、《四川宁员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土司维新》（《东方杂志》4卷10号）、《改土归流之计划》（《地学杂志》5卷11期）等，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②参见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五卷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等文。 ③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④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⑤ ⑥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⑦《禹贡半月刊》1卷1期，5卷5期。 ⑧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第六章中国古代制度文化 第一节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一、概述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家的产生，开始于夏代，而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出现的，所以讲职官，也只能从夏代开始。我国古代的职官，历代建置不同，其间因袭变革、增加减少，情况十分复杂，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体系完整的职官制度。 所谓职官，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这里面有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品级地位等方面的内容。科举是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官制度，与职官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我国古代国家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发明。 有些官称并无实际职务，只是授予年老有病的旧臣或有一定勋劳的人，只作为领取俸禄和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而不负实际责任，这样的官叫做散官。 二、中央职官类别 1、国君 夏、商、周称“后”、“王”、“天子”、“天王”。战国开始称“皇”、“帝”。（帝本是至上神的称号，皇原本是形容帝的。）秦开始称“皇帝”，直至辛亥革命才结束。匈奴称“单（chán）于”、单于妻称“阏氏（yān zhī）”，乌孙称“昆莫”，高车称“候娄訇（fú）勒”，鲜卑、柔然、突厥、回纥（hé）、契丹、蒙古等称“可汗（kè hán）”，简称“汗”；土蕃（bō）称“赞普”。 2、宰相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夏商是巫史，西周春秋是公卿，战国以后是宰相。秦统一后，宰相之职称作“丞相”。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恢复丞相或相国之职，但是他们自任此职，实权在皇帝之上。隋唐两代，宰相名称有所改变。中书令隋代称内史令、内书令，唐代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等。尚书令因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任此职，后来不置，所以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只有左右仆射。北宋另设中书内省于禁中，为宰相的办事机构，称“政事堂”、“中书门下”、“中书”等。后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丞相 明代废除中书省及宰相等职，设立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后来这些入阁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元辅”、“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 清初仿明制。实际任宰相职务的，是康熙时的“南书房行走”，雍正以后的“军机大臣”。在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明代废除中书省及宰相等职，设立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后来这些入阁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元辅”、“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 清初仿明制。实际任宰相职务的，是康熙时的“南书房行走”，雍正以后的“军机大臣”。在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魏晋以后，尚书机构得到迅速发展。尚书台的总人数由秦时的七人猛增到六十多人，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以后尚书各曹逐渐变为部，到隋唐时确定为六部，唐代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此后一直沿用到清代。六部是隋唐以后主要的政务部门。 ①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 ②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
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统治天全达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建置沿革 隋大业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渊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临邛郡为雅州，领严道、名山、扬启、芦山、灵关、依政、临邛等十六县。同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割江源、阳山二县置登州，灵关即今宝兴县灵关镇，扬启今天全县，至贞观元年(627)年撤消，为时九年。天宝元年(734)年改雅州为芦山郡，肃宗乾元初又复为雅州，共辖六个县、四个兵镇和五十七个羁縻州。其中和川镇在今县城西，始阳镇在今始阳镇，安国镇在今多功乡，灵关镇在今宝兴之灵关镇。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唐军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进入天全地区, 从此停留下来,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各自扩充实力, 逐渐控制了天全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沿袭至清代。 《天全州志》载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以军校从从征西路有功, 留镇和川。太原人千牛卫杨端, 随军入蜀,后以军功留镇。《雅州府志》载杨氏副招讨世祖杨端以千牛卫怠从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讨司境。昭宗嗣位,命与高氏分土而治。 唐末五代时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称帝成都,史称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据成都称帝, 史称后蜀,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结束。在前后蜀统治期间, 建置一如唐制，无所更变。后蜀时, 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众旧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阳，杨土司建土署于碉门，正式开始了天全的土司统治。 载《天全州志》、《芦山县志》、《雅州府志》: 及天全境内高杨土司有关碑记。蒲孝荣氏考证：后蜀置碉门安抚司,在今天全城关镇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 于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将四川纳入版图，仍置雅州
外国学者言说中国土司制度 目前，外国学界对中国帝制晚期（13-18 世纪）的研究日渐深入，其中也不乏涉及西南地方社会渐次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统治过程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一统”观念作为一套最具强势的诠释话语主导着这方面的研究进程，我们亦可称之为“开化”、“汉化”等。究其根本，和自先秦以来所崇尚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不无关系。总得来看，这无非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探究思路，或者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视野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视野必然是探究中央王朝和地方关系的一条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认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裨益不多。当然，就这一点，历史人类学家就做出了相当多 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的贡献。其中 司制度的改革》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笔者对该文略陈管见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全文以雍正帝于1728 年所颁布的“改土归流”诏引出在西南土司与晚清中央政府关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时人（士大夫）对雍正朝“改土归流”意见不一的尴尬境况，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雍正偏离了自顺治、康熙以来力图通过对边疆土司制度的改革来深化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及文化声望，以求在“开化夷民”的基础之上废除土司制度的“大一统”之路。但同时作者又认为，雍正的这一举措却是对清初改革西南土司制度意外结
果的合理反应。 文章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清朝初期（顺治康熙时期），中央 政府为稳固统治对西南土司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作者以土司承袭 制度和土司区官学体制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土司职 位承袭途径的变迁以及中央利用优势汉文化渗透边疆社会的模 式的建构，并以此论证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一长期计划, 阻碍西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诸多政治和文化堡垒。 譬如中央政府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确定土司区父子相传的承袭制度, 只有土司的直系后裔才具有承袭权， 如此一来，就颠覆了以往较 为混乱的继承模式，使得原本有机会承袭的土舍或其他土著精英 失去了这一权利，自然而然地将边疆社会精英阶层内部分化开 来。当然了，并非只要作为土司直系后裔就能顺利继承掌管一方 社会中的影响，并将其与土司承袭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且对接 受官学的资格做出了特殊的说明。 如此一来，又在无形之中拉大 了精英们的距离。所以，作者也注意到了清初西南土司制度改革 下所引发的与统治者初衷背道而驰的客观结果——西南边疆土 司社会内部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取代了中央预想的稳定安 邦的社会局面，这就是雍正帝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而这个问 题也印证着清初土司改革之后西南边疆土司社会内部原有的传 统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开篇中提到 的雍正帝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的圣命。 消除 规定 的权利, 中央政府通过官学体制的推广强化了正统价值观在边疆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1） 何宗海 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美]道格拉斯·C·诺斯 绪论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人类个体的生命诞生所不可逾越的一条自然法则。在临床医学中，阵痛是指孕妇在分娩时出现的子宫收缩，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疼痛的生理现象，这意味着新生命就此而降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孕育了生命体的胎盘便脱落了，既离开了母体，又为新的生命体所扬弃；人类似乎没有直接吞食胎盘的本能。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漫长的嬗变过程，也不可逾越地遵循着类似的法则——从秦朝（公元前221年）再次统一华夏算起，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1912年）建立，长达2133年的岁月中，经历了20余次大的改朝换代。国运最长的汉朝，继秦之后，世袭24代，主政400余年，完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定位；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秦二世的龙床还没捂热，就断送了他们的祖先非子当年从给周孝王当马倌开始，经过20几代人苦心经营了600多年的秦家王朝[1]。这2000多年中，以政治制度形态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态经历了统一政治、士人政治和民主政治3次根本性嬗变：秦朝（指统一后的大秦王朝），秦始皇26年至秦二世皇帝3年，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国运15年；隋朝，隋文帝元年至恭帝2年，公元581年至618年，国运37年；中华民国，公元1912至1949年，国运38年。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三个朝代分别像一颗颗瞬间即逝的流星，国运之短暂，有的甚至连一代人都还没有长成，史官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味反思，就永久地被历史尘封了。它们的国运加起来总共只有90年。 当我们这些后来人站在新千年的新起点上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时才发现，它们却是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过程中，千年一遇的历史发展阵痛期留下的三个胎盘，三个分别孕育了新的社会制度形态——郡县制、科举制和民主共和制的胎盘。是它们以自身的毁灭孕育了新的国体，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经济秩序，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法律形态，进而孕育了相应历史时期较为成熟完善的社会制度形态。也正是这周期性的三次阵痛，分别成就了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三次根本性裂变。 所谓制度，是指人类社会或以国家，或以团体，或以家庭家族的形式，由集体制订或约定俗成的法律、规定、公约、信条和规矩等。制度具有指导、约束、激励、规范的功能和作用。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诺斯把社会制度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的执行机制这样三种类型。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有意无意形成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构成中的关键环节。这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 社会制度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体系。社会制度具有行为导向、社会整合和传递与创造文化的功能。
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特点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贵州来源 贵州一词，与夜郎竹王关系密切，元代，贵州版图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正式建省，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前人研究贵州之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伊始唐朝建立的矩州，因水流如矩得名，又因少数民族语转成贵州，元因之得置贵州，二是由贵竹音转成贵州，三是因山得名，“贵山，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贵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 贵州地理位置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 。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贵州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省因其境内有贵山而得名。夏之前称"赤水"。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地和夜郎、且兰等地。秦属黔中郡、象郡、巴郡、
蜀郡和夜郎国。汉属荆州，益州。唐分属黔中、剑南、岭南等道，其中黔中道为今贵州省大部分区域，故而贵州有"黔"的简称。宋属夔州路，"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分属四川、湘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贵州行省。清代沿用明制。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大公园"。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形成了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丰富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实际意义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酋领来实现，封建王朝授封少数民族的酋领一个官职称号以后，只要他们对朝廷表示臣服就行了，王朝不过问其内部事务。）的继承和发展。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陈绍举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进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土司制度建立历史贡献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纳入秦始皇的统治范围，秦朝就结束了历史使命。进入西汉，王朝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着手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达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称之为“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羁縻”的含义，按照《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设立“羁縻”制度的统治者们，内心深处只把西南各族群众当作牛马。“羁縻”制度就是用马络头和用牛牵绳把西南各族群众的头给以络住，鼻子给以穿上绳子。在“羁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群众是牛马，土著王、侯、邑长是络头和牵绳，主人则是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马络头和牛牵绳都是约束和牵引马、牛的，马套上络头、牛穿上牵绳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也就是说，王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剥削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目的，必须通过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必须和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勾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分子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如武德四年（公元618年）牂州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
恩施地区土司史话 中国土司制度发端于两宋之交，形成于元朝，鼎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 元朝以前，中原朝廷对今恩施地区的统治主要为羁縻制度（即封赠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人民）。 据光绪十八年(1895)《湖北舆地记》卷17记载：五代时置 羁縻感化州。宋代在今恩施南部设立了一些羁縻州县。如定州（鹤峰县南部并跨入湖南境内）、富州（后为柔远州。今 来凤一带）、顺州（今宣恩沙道沟一带）、保顺州（宣恩县李家河一带）、高州（原称珍州，后改为高州，复改西高州。 今宣恩县高罗一带）、懿州（今咸丰县境）、龙渠县（今利川市忠路一带）。 元代统治中国后，鉴于宋代的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每到王朝衰微时，不听其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乃改宋代的羁縻制度为土司制度。其时在今恩施境内共设14个土司，包括宣慰司3个即施南道宣慰司、
镇边忠峒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注：一说宣慰司3个即施南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宣抚司6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誓崖宣抚司、安定宣抚司、怀德宣抚司、高罗宣抚司、师壁宣抚司）；安抚司4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木册安抚司、盘顺安抚司、龙潭安抚司；宣抚司7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峒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隆中路宣抚司、龙渠峒宣抚司；安抚司6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盘顺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栅安抚司。此外，还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容美总管府、唐崖千户所。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柔远州曰散毛峒。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升为散毛府。至正年间改散毛府为散毛誓崖等处军民宣抚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沿边溪峒招讨司。 至正二年（1342年）改沿边溪峒招讨司为施南道宣慰使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叉把安抚司、隆奉宣抚司。又于宋西高州地置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石溪峒长官司。至正十一年（1351年）改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为忠孝军民府；至正十五年（1355年）忠孝军民府改为忠孝军民安抚司、石溪峒
“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关于《“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下载论文网 8月20日上午，研讨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周长山教授主持。中共广西忻城县委书记谢大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教授、国家清史研究会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研究员、贵州省人大副主
任傅传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共有9位专家作了主题发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思考”的发言中，强调“土司制度在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巩固、发展过程中一个确切的历程、作用和意义，土司制度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景图，它的发展、沿革、保存状况、类型、代表性要素、组合方式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何关联？土司制度所体现的文化交融、民族关系的演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位和意义”有待于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土司申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遗产保护预研究（课题负责人：陈同滨）”课题组李敏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现状分析”的发言中，“以地理文化区域为基本划分方式、以主题框架对应的遗存类型为参照指标，同时再加上人口、历史政权等参照体系，从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缺口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在“从申遗看土司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发言中，强调“申遗文本编制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不充分的问题，也是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1）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2）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仍令其君长治之，这实际就是土司制度的缘起。⑩P734-736张永国认为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都属于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袭 ①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②转引自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③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④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4） ⑤白耀天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4） ⑥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⑦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⑧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⑨张永国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⑩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土司文化 据资料搜集证明：茅冈土司内覃姓最盛，其次为田、向、彭、黄、庹、罗、秦等姓，这些姓氏全都是当地土民。经过几次征剿和通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民族逐渐增加，茅冈也杂居有土汉苗族的人民。 茅冈土家人的个性：刚劲淳朴，勇于拼搏，守其信义，敢于追求争议，不惜自我牺牲，其类皆衲于言，而敏于行，易激愤，不善言巧。这就是土家族山水造成的“辛辣精神”。 茅冈土家族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因受种种条件限制，有语无文。存于乡间土语略举稍许：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意思）祖父叫爬铺，父亲叫阿巴，母亲叫阿业，叔叫安杯，叔母叫业捏，兄叫阿可，弟叫阿矮，儿子叫卵必，女叫必优，孙子叫惹必，孙女叫惹必优，外祖父叫嘎公，外祖母叫卡不，吃饭叫直戛，大米叫司里，肉叫食，碗叫切必，筷子叫不支，茶叫（日阿）泽，喝杯茶叫（日阿）泽、拉术服等等。土家族语法有一显著特点，即多为倒装语，如公鸡叫鸡公等。目前还流行的土家语言有：哈太（不懂），哈拉糊（傻瓜），冲（枪），赶仗（狩猎）放快（早晨说龙蛇虎）等等。土语地名有：杉那子、毕笼、土家旮、哈溪等等。 茅冈土家族服饰：男人裹青头巾，穿青灰色对胸布扣上衣，下穿青兰色大裤脚，脚穿草鞋，雨天带脚马。女人头插水红色小花，带银耳环，银手镯，上身穿绣花边青兰色满襟，下穿青兰色绣花边大裤角，脚穿绣花鞋，不裹脚。 土家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并且贯穿于广大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开荒锣鼓、薅草歌、澧水号子、放牛山歌、散花调等等。乐器主要有唢呐、大号、二胡、锣鼓等。特别逢年过节、集会就要跳“摆手舞”、“唱山歌”、“踢踺子”、“打飞棒”、“摔撑腰”、“卖龙车车”、“金二排”等。春节期间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闹“花灯”、“阳戏”（俗称杨花柳）、“武术”、“气功”常伴于“狮子灯”、“龙灯”表演。各村寨还札有二、三丈高的“秋千”，男女青年打起来最为壮观。 茅冈土家族信仰与禁忌：土家族人崇拜祖先迷信神鬼，如供奉“大老爷、二老爷”（土家先祖）和“龙王三神”、“黑保大神”，并把士老司（巫师）、土医奉为尊敬的人。多数小孩在三至九岁的时候都请土老司“渡关”、“还愿”、“托帛”、“泼水犯”，如果成年长期生病，请郎中治疗不愈，就请土老司祛邪，土老司身穿法衣，手执宝剑，为病人“赶鬼”，还要“上刀山”（把罐头烧红），“摸油锅”（把油在锅里烧开），最后是“砍草人”、“扛马脚”（马脚抬着神飞天坎、溪坎）等。 土家的禁忌较多，如：过年吃年饭不能喝汤，年初一不准向外泼水，不能扫地，不能向外倒垃圾。早饭前不能说龙、蛇、虎、猴，早晨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进主人的屋不能脚踩撑架鼎（土家多在火坑用鼎罐煮饭吃），借水桶不能送空水桶，或挑担水，或在门外改双手提空桶送进厨房，借药罐不能送，只能主人去取。买药不能背，只能提在手里，嫁出去的女回娘家不能夫妻同房，妇女坐月后，母亲去陪女同房，三十天时，母女一起回娘家坐十八天，才能回婆家。寡妇不能引新娘入洞房等。 《六月六日——覃垕忌日》：茅冈土家族确信六月六日是覃垕被朱元璋的大将周德兴利用朱思济（覃垕的女婿）把覃垕从千山万峒中骗出来抓去杀害的，其时间按《明实录》记载的几件大事可以推断：明洪武五年（1372）四月长江大水，汤和入川大军在三峡被阻隔不能入川，便派曹良臣等约六万人增援周德兴围攻覃垕起义军，七月西上行军，六月六日覃垕牺牲时间是真实的。
昆明第一中学2021届高中新课标高三第一次摸底测试 文科综合试卷 一、选择题 1. 《诗经?大雅》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诺》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统治者也有意识地整编前代文献。“殷鉴”观念 A. 推动了重史传统的形成 B. 旨在强化对思想的控制 C. 有利于贵族政治的延续 D. 是对商文化传统的沿袭 【答案】A 【解析】 【详解】根据材料可知，西周时期形成的“殷鉴”理念是为了吸取商亡的历史教训，并且整编文献，推动了重史传统的形成，故A项正确；B项表述在材料中没有体现；贵族政治的延续依靠宗法制度，材料中没有体现，C项错误；根据材料可知，“殷鉴”理念是要反思殷商之失，D项表述错误。 2. 据考古发现：汉代海昏侯墓中出土器物铭文中，昌邑（王国封地）年号出现过六次，分别为昌邑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公元前87年）；而汉宣帝使用过的元康年号也出现过六次，分别为元康三年和四年（公元前62年）。这反映出 A.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B. 纪年法推动国家统一 C. 王国问题成为心腹大患 D. 郡国体制已完全废止 【答案】A 【解析】 【详解】材料中反映出的昌邑年号主要是前期，而后期年号则以汉宣帝的元康年号为主，说明朝廷对昌邑的影响力扩大，故A项正确；B项在材料中无法体现；这一时期王国问题已基本解决，C项与史实不符；王国问题解决后，郡国体制依然并行，但地方王侯仅“得衣食租税而已”，不再拥有实权，故D项错误。 3. 宋人记载：“田农之家，往往举息钱以市种与牛，乃克播种”，又有人总结道“富贵之家，积谷以邀价，放债以取息，与民争利，不一而足”。这表明当时 A 小农经济脆弱 B. 抑商政策松弛 C. 借贷关系普遍 D. 土地兼并严重 【答案】C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现，一些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这些国家琢磨出这样两条道路：一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展望世界，这是许多国家都走过的，比如美国、比如欧洲一些国家、日本，而这些国家确实也资本主义道路走通了；另一条是社会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俄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国内的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后来通过摸索，走出这么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一举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之一。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国家，要走哪条道路，才是最合适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漫长八十年时间了，很多先进中国人都在尝试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度等，中国也尝试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一方面，三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再者，封建主义并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不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国门，成为自己统治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并不乐意中国变强。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国陷入困境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曙光。为此，中国看到了另一条出路，那便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在新民主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没收了官僚资本并转换为社会资本，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纵观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性。 而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
土司 土——土人，即当地人；司——管理：土司——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 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简介 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谓流官，是指任职者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意思。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朝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华民国时期宁夏、青海一带的马步芳武装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但对于其辖地仍然自行管辖，实际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没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彻底被废除。 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 "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宋王朝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部下和加封土酋为土官,成立许多土州,县,洞。这些土州县洞,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等都与流官的州县不同,故称为土司。司者主管其事,或官署之称。 含义 第一，宗族大姓之长不是土司。识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要在“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袭其职”基础之上加入“世统其兵”四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豪强首领一旦具备“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特征，就成为土司。可以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