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法治经济新时代
四中全会聚焦法治中国，开启了一个法治经济的新时代。
法治，不仅在于定纷止争，也不局限于人们印象中的诉讼、司法、裁判，作为一种产权保护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它还深刻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基因中。十八大以来的新预算法推行，证券业改革，小微企业保护，无不洒满法治的光辉。说到底，法治，永远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契约经济，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法者，治之端也。让交易更平顺，让信用更扎实，让“无形之手”更稳健，都离不开法治的庇护。当“法治中国”的信念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更应首当其冲。过去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产权侵犯、商业贿赂、垄断、不公平竞争，都为良法与善治所难以容忍。
其一在产权。产权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产权不清晰，交易费用将会暴涨，会动摇市场的效率、乃至根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司法的诞生，企业产权日益明确。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吃拿卡要、索取贿赂的行为，政府的手伸到企业兜里，这不正是对产权的直接侵犯吗？更何况还存在一些政企不分、“红顶商人”左右逢源的乱象。锻造法治中国，必须简政放权，靠严格执法截住各路“神仙”乱伸的手。
其二在公平。有公平，才有竞争，各种要素才会在利益驱动下竞相涌动、良性共赢。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强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先得让法治起保障性作用，打掉一切歧视的标准、准入的门槛。
改革为的是市场，改革主攻的是政府；法治为的是市场，法治瞄准的也是政府。产权也好、公平也罢，法治经济最重要的维度，还在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建设。把“有形之手”所有可能的行动，全部纳入法治的框架，“无形之手”才能收放自如、创造活力，才能“逼出”一个清廉的政府、“逼出”一个更好的市场经济。
老龄服务不仅仅是“事业”
前日，广州市民政局等部门首次向全社会公布2013年城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的数据。数据表明，广州市户籍老年人超过133万，占户籍人口16.3%，而以主要老城区为背景，纯老家庭人数也达到26.15万……种种数据表明，我们的城市，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然而，就社会的养老服务而言，目前广州全市60岁以上老人领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数为47.12万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者为40.77万，除此之外，全市的养老机构才167家，养老床位38949张。虽然老年教育机构570个以及老人活动室等面积达到38.11万平方米，但数据对比之下的落差，是令人不忍卒睹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度的老年化社会，而我们的养老配套标准，恐怕连初步都还没有达到。
理论上说，养老公共服务是社会养老制度的基础，但是，任何的公共服务都是需要成本或者资源拨备的。我们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老龄化社会来得如此急速，为迎接这个新的人群结构，我们社会的准备，
显然远远不足。可以说，哪怕是把养老公共服务提到首要议事日程，恐怕也倍感措手不及。
老龄化社会的出现，是医疗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辉煌成果，但它同时也带来不少的社会负担，解决这一矛盾，乃是全世界公共管理者面临的急切难题。不过，在养老配套比较平衡的地方，养老服务却不仅仅是公共服务，同时也是社会服务，和企业的有偿服务等。多层次的社会力量参与，构成了一个立体多元的社会养老模式。我对民政部门以“老龄事业”的提法，来描述养老服务的现状，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养老就一定是事业？不能是企业？不能是行业？不能是服务业？事实上，目前我们虽然在宣传上是强调发展养老服务的，但是，如果还是以发展“事业”的思维，不以市场化的思维去发展，恐怕永远都会步履维艰。
与涉足普通的服务业创业不同，或因为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准公共性，养老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是相当高的，也许是由于养老服务在税收等政策方面都享有很大的优惠，所以，“有关方面”都把试图以此创业的人士和资本，以严防死守的态度一以贯之。然而，养老服务事业为什么一定要大资本大投入？为什么不能有小而精的事业方案？事实上，养老服务的到位不到位，是监管问题，监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服务的运行过程而不是“准入”。
我们承认，确实有不良资本试图利用养老服务的招牌去欺骗社会，但是，也有大量的资本看好这个市场不得门而入。我们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是时候调整思路，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市场上，
让养老这个命题，做出更多的模式更多的格局来，这才能赶得上老龄化社会的步伐，让养老服务配套平衡起来。
依法治网，让法治中国更有底色
全国网信办主任26日在京座谈学习宣传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如何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会上传达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网信系统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如何依法治网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的成色。原因并不复杂，我国网民目前数量已逾6.3亿人，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无论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还是建设网络强国，都必须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三个层面有机联系，不可或缺。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最基本的责任就是遵法守法，依法上网，不触碰法律红线，不突破道德底线；更高层次的要求是，发出中国好声音，弘扬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一个公民在互联网上同样需要时刻怀抱法律观念。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和表达看法的自由，但是同样要讲秩序，一个人自由不能建立在别人的不自由之上。此外，网民还需要有自律意识、有担当意识，为公共利益鼓与呼，站在国家立场，热心与这个时代共舞，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依法办网则是依法治网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依法办网体现在两个方面，既要承担依法治网的责任，又要担当宣传依法治国的尖兵。打铁还需自身硬。各级各类网站应成为普法守法的模范，还要成为依法办网的践行者。
管理网络不是任性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明确的制度管理。应看到互联网立法任重道远。科学立法不可滞后，尽快制定并出台国家互联网立法的专门规划，搭建互联网领域的基本法律架构，为依法管网奠定法律基础，迫在眉睫，有学者建议尽快制定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确有必要。
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科技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是强调。诚然，再难也不可犹疑。唯有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社会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才能使中国互联网更清朗、更可期，维护网民合法权益、国家利益。
别把“稳定住房消费”当救市稻草
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稳定住房消费”被当做六大促进消费措施提出，这也是五年之后，住房消费再度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对此，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央开始“救市”，房价又要上涨。一些“耐不住寂寞”的地方政府，同样以为“救命的稻草”来了，蠢蠢欲动，准备踏上土地财政的老路子。
其实，这些是对中央精神的误读。
“稳定住房消费”，要害有二，一是“稳定”，二是“消费”。先说“消费”，指的显然是合理的自主需求，特别是对首套房的置业需求，这是包括信贷、税收政策所一贯支持的。“消费”正是相对于“投资”而言，不把住房当做“投资品”，恰恰体现了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让商品房回归商品本质的导向。
再说，“稳定”不等于“刺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阶段，不少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库存较大，如果政策失当，可能造成销售进一步承压，诱发上下游的连锁反应，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让行业合理释放需求、化解库存，是“稳定”二字的真内涵。捂盘惜售、跟风炒作、盲目涨价，都不是政策的真实指向。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进入新常态，不再依赖房地产作为支撑。随着新一届政府稳增长、调结构的定向施策，经济基本面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其中，房地产的发展也相对稳定，这一行业的大起、大落并不是什么好事，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目前的基本态度，就是“稳”。稳住了，相关产业、银行风险便能够处于合理区间。这是中央精神的本意，各地必须全面把握。
一些地方治理者，期望房地产“旱地拔葱”，重新热闹起来，这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跑偏的政绩观。房价一上来，GDP就好看，成交量起来，税收就不少，这对一些地方可能是实打实、看得见的实惠。但，长久观察，只有砖头瓦块繁荣，并不必然增进民生福祉。万一重回高地价、高房价的死循环中，只能增加民众的痛苦指数。这不是有
作为、有担当的主政官员该干的事。
盖好、分好保障房，这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题中之义；为商品房市场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做好监管，把支持合理自住需求的贷款、税收政策实施好，让老百姓不恐慌、不着急，买好房、住好房，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更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真实内涵。
文艺批评必须“说真话、讲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倡导说真话、讲道理”，是对当下文艺批评的要害问题对症下药。
当下文艺批评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病症就在于“不说真话、不讲道理”。“不说真话”，批评就失去理想，就会出现假大空的颂歌批评和无底线的“红包批评”；“不讲道理”，批评就丧失准则、不分是非、难有品位、缺乏说服力。要纠正文艺批评的不正风气，首要之举就是“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贯彻落实文艺批评“说真话、讲道理”，要从三个层面去努力。
其一，坚守批评，说真话。当下文艺批评的根本问题是批评家不愿说、不敢说真话。不说真话，批评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批评的立场，批评变成了市侩捧场和虚伪歌颂。不说真话，批评就会丧失真气，充斥着市侩气。捧场争先恐后，纠错噤若寒蝉，这是当下批评的普遍弊病。批评家的价值，归根到底，是坚守批评原则，说真话。文艺需
要批评家，就是需要批评家的独到之见，促进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水平。批评家要能够说真话，就是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其二，反对低俗，讲品位。当下文艺批评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面对文化市场转型，出现失语。低俗化是艺术市场发展的伴生现象，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决定了产业化的艺术生产对大众欲望的迎合和刺激冲动。正因为如此，文艺批评负有坚守艺术品位、抵制艺术生产低俗化的职责。艺术批评要讲道理，就是要讲艺术品位。当下批评失语，不是批评没有声音，而是面对艺术市场的低俗化现象，批评不讲艺术品位。不讲艺术品位，批评就缺乏判断水准，也就没有理论力量，因此成为市场低俗化的附庸和帮闲。要反对艺术低俗化，批评必须讲艺术品位。
其三，提高水准，树理想。现在的一些批评，水准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底线。把非艺术当艺术，庸品当精品，赝品当创新，追捧低俗、糜烂的制作，已经成为当下批评的一种弊病。批评现在信誉度很低，缺乏社会公信力，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批评失去了水准，盛行瞎吹乱捧。为什么失去了水准，一是不讲品位，二是没有理想。要讲水准，必须树立理想。文艺批评的理想有很多层面，根本的层面，是以人为本，要丰富和提升人性。历史实践证明，高水准的批评，必源于崇高的理想，伟大的批评家，必是伟大理想的追求者。
大气治理要让责任人有切肤之痛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主要法律制度逐步落实，配套法规政策不断健全，执法和监督工作不断加强，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重点领域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从检查情况看，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形势依然严峻，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贯彻实施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被誉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实施一年，成绩有目共睹，但缺陷同样有目共睹，其中，大量没有得到查处的大气污染案件显得格外突兀——2013年，环境保护部接到的举报案件中，大气污染类占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类仅占12%。换言之，超过80%的大气污染案件并未得到应有的查处。由此也不难看出，“史上最严”行动计划所面临的，是一系列“史上最严”的现实挑战。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少地方都不惜破坏环境谋发展。甚至还有先污染再治理的思想。有些污染还难以查清责任人。比如备受关注的雾霾天，至今仍难确认工业污染、城市建设、汽车污染、冬季供暖等各占据多少比例，这为追究责任造成了困难。
大气污染难以问责的关键还在于，某些地方政府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政府为谋利快速扩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一些地方则存在人情执法、以罚代管等问题，违法排污行为得不到有效遏止。政府的治污懈怠几乎令环境污染在所难免。
对政府部门来说，环境无疑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全国人大常委
会已将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当前环保的最大困境是，虽然各项制度规定细致入微，但大气状况仍在悄无声息地恶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基于控制污染总量的法律约束。扭转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控制单个污染源，更应从宏观决策层面控制污染总量，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不仅有利于明确分工、统一部署，同时也是政府责任的一种具体体现。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执行，以“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遇冷为镜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想发挥出预期威力，首先就应该明确违法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谁来进行监督、如何进行追究、怎样进行处罚——加大处罚力度只是一方面，明确相应的领导责任以及调整干部考核体系，显然更加重要。只有令污染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感受到切肤之痛，他们才会真正懂得环保到底意味着什么。退一步说，只有确保每起环保案件都能得到及时查处，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公众积极性，从而共同守护碧水蓝天。
春晚“三不用”更需“三开门”
据央视新闻微博报道，央视台长胡占凡说，羊年春晚保证三个不用：不用低俗媚俗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同时，会坚持开门办春晚，面向全国通过网络征集，启用选拔节目的获奖选手，少请明星大腕。（10月31日《华商报》）春晚是个大舞台，更是“风向标”。羊年春晚启动筹办之时，央
视台长毫不隐讳地抛出了“三不用”的原则，可谓清楚明白，也掷地有声。由此，春晚该办成什么样、要办成什么样、会办成什么样的种种疑问，已经提前预告、一并廓清。换言之，一些“角儿”“腕儿”对于自己能不能上春晚的期待，也就基本可以心中有数，乃至自知之明了。
依我之见，春晚“三不用”，再加上一条“少请明星大腕”，既是一种上层信号，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民声民意。这当中，尤其像不请“有污点和道德瑕疵”艺人的明确表态，显然是对前一阵子吸毒、嫖娼明星屡屡“亮丑”现象的严正声明。所以，不能说羊年春晚一定会办得出类拔萃，至少也能说，这一届的春晚，登台节目会更显“风清气正”，或说因参演明星而带来的“副作用”会更少一些，当是不会有错的。
春晚“三不用”，更需“三开门”。其一，当然便是开门用艺人和选节目。这方面，央视已经说明，将面向全国通过网络征集，启用选拔节目的获奖选手等。这道“门”很重要，也必须“开”得公正和公平。事实上，只有接地气的“我要上春晚”之门开得毫无阻碍，那些向来有点“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所谓明星大腕，才不会奇货可居，并越发感到竞争激烈、难吃老本了。
其二，还要尽可能地体现“开门审节目”。格调不高的节目，或许不难判断，而低俗媚俗的节目，则往往仁智各见、不尽相同。这也提醒我们，倘若在公众眼里觉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夹带”进了春晚舞台，那对羊年春晚定下的“三不用”标准，岂不
成了一种莫大的嘲弄与讽刺。故而，要显现和确保“言而有信”、“言出必行”，就要多一种审看视角，多一双“火眼金睛”，切莫盲目自信而留下了“捣浆糊”的空子。
其三，不要疏忽了总结反省的“开门议节目”。一台春晚办过，看似大功告成，实则只“万里长征只走了一半”。这是因为，春晚也是遗憾的艺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以往，春晚很热衷“锦上添花”，趁着曲终人散的余温，马上再搞个“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公众评选。其实，道好不如“捉疵”，特别在“三不用”的原则下，春晚愿不愿、敢不敢发动广大观众，对登台节目再作一次全面的“大评议”，可能更易起到发现不足、挑出纰漏的良好作用。
给春晚“三不用”提个更需“三开门”的建议，当然也属就事论事，目的只为使之更显“大众春晚”的应有底色和本色。而我还觉得，春晚“三不用”最大意义则在于，这种姿态的确立与表达，就是要让那些“卖艺不重德”的明星大腕缺乏“光照”、备受“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