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基辛格《大外交》：中美博弈中的“道”与“术” 2009年12月01日 09:25 东方早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大外交》 [美]亨利·基辛格著 顾淑馨译 海南出版社 1998年1月第一版
说起来，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美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难以驾驭的人民”（unruly people）。其实，这不难理解。美国最初是由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构成的。他们不看重出身和背景，自主意识强，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和政府、他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争得面红耳赤、大动干戈，亦在所不惜。而且，他们又大多自视甚高，即使投票选总统，也喜欢投看上去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票。所以，小布什这个综合素质中等偏下的人在2000年击败看上去很有学问的戈尔，显然不是偶然的，很能反映美国人“集体意识”的重要一面，即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反智主义”。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看了美国人。美国的历史也表明，美国人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财富（即“美国梦”）的同时，也善于与人妥协，搞“平衡”，以求利益最大化。这可以说是美国人“集体意识”的另一面。为此，他们不惜抑制自己“反智主义”的冲动，网罗全世界的人才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远的不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就是最好的例证。
基辛格最擅长的是外交。即便是在美国，像他这样既有理论涵养和世界眼光，又有丰富“实战经验”和“不俗战绩”的外交家，也是凤毛麟角。不过，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已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仍然为近来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谋划策，在《华盛顿邮报》（8月19日）上撰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他敏锐地发现，一旦美国为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而且中国经济把重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那么随着双方市场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为此，中美两国都必须为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寻找恰当的定位。不过，在他看来，近来出现的“新冷战说”、“中国挑战霸权说”和“G2说”，都不符合双方、乃至世界的利益。他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中美两国要顺应全球事务的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向，在中美紧密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太平洋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让太平洋沿岸国家实现各自的抱负。为此，他还特别提醒美国，应该追求一种新的、既有别于霸权主义，又与其领导力相符的角色。
不难发现，在该文中，基辛格仍然秉承其“维持世界均势”的思路，可以视为其主要代表作《大外交》一书论
点的自然延伸。《大外交》虽然正式发表于1994年，但却是基辛格一生思想的总结。今天重读此书时，我还特地把它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了比较，说句不客气的话，后两人虽然不乏洞见，但是著作中充斥着“哲学大话”（也即“形而上学的假定”），看似搔到痒处，实则无法落到实处。前不久，格林斯潘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小布什发起的“反恐战争”其实与“文明的冲突”无关，而是美国要牢牢掌控中东的石油。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清楚地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自由模式也非历史的终点。最近，戈尔巴乔夫说美国需要“重建”，话虽然有点刻薄，但是，以我在美国的考察经验来看，却也一针见血。且不说美国人的生活用品和许多中、低端商品都依靠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就是连接各地的长途汽车和铁路系统，误点也几成家常便饭，而且基础设施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还有，仅根据我从美国报刊上收集的统计数据，在2008年6月我回国之前，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失去房屋的家庭就达四百多万户。那些失去房屋的人家，我亦曾访问过，他们大多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临时搭建的住所，和我十多年前在国内见到的“工棚”有得一比。
相比较而言，基辛格的《大外交》实在是一本杰作，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几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该书从十七世纪初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说起，一一评点黎塞留、拿破仑、俾斯麦、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欧美各大国的外交策略，历数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的得失，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世界外交史“教战手册”。不过，这本书却未能改变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基辛格的成见。在美国，基辛格一直被视为“现实政治”的信徒，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的人，因此口碑不是太好。用美国自由派的话来说，“他是从不谈民主和自由的”。而且，在尼克松当政时，他也确实与拉美的一些独裁者有过“接触”，至于是否参与过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至今仍是个谜。但是，“瑕不掩瑜”，他和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断然采取的“联华反苏”策略可以说是“冷战”的转折点，为最后击败前苏联、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而且，其意义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巨额红利。
当然，基辛格并非不谈理想和原则，而是坚信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是实现理想主义政治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想把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欧洲的“均势外交”糅合起来。因为一方面，他发现欧式外交过于“自私”，
“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势，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第35页）。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又过于理想化，习惯于以道德标准（即美式价值观）、而非国家利益为外交指南，往往空耗国力，换来的却是别国的批评和谩骂。为此，他认为，“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第807页）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民主政府而非独裁统治，为在全世界扩大民主和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一道德承诺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基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则，皇皇大言只能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
根据这一思路，基辛格认为，美国领袖们在二十一世纪里“必须向民众阐释国家利益的观念，说明在欧洲与亚洲维持势力均势，为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伙伴在世界若干地区维持均势，并且这些伙伴不能永远只照道德考虑的原则去挑选，美国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以清清楚楚界定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指南”（第784页）。就目前的国际格局，他认为，美国最可行的外交战略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建立不同的安全体系。比如，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欧美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可以建立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在太平洋地区，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些区域可以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有些则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总之，新的世界秩序不应该是平面的、均质的和和谐的，而是折叠的、有杂质和冲突的。而美国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化解冲突，或把冲突限定在可控范围内，通过耐心积累许许多多的小成就，逐步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
不过，在赞叹基辛格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如此周密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基辛格的观点只是反映了美国外交意识的一个方面，即“现实主义”，它接近欧洲的外交风格。而美国外交精神还存在另一面，即理想主义。而且，历史也表明，一旦美国得势之后，其理想主义一面就会膨胀。比如，在里根时期，基辛格就被边缘化，美国外交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拖垮前苏联。
此外，国人也须注意，即使基辛格本人发表“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一文出自真诚，但是也要注意美国当局会利用基辛格的策略来用“空间换时间”，暂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收缩”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便“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在中美双方的外交博弈中，历
史的天平可能会最终倒向中国一边。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景”，还不是“现实”。美国人手中仍有许多“王牌”。单就两国的外交精神来说，美国人视“现实主义”为手段（“术”），而以理想主义为目的（“道”），当下的中国人则相反，因为主流价值观尚在形成之中，“现实主义”就成了可能的唯一选择。从长远来看，缺乏“道”的国家将无法凝聚人心，终将在国际博弈中落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形成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值得中国人追求，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换言之，人才可以全球网罗，技术和制度也能在模仿中不断创新，唯有主流价值观，却非得自己“生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