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Ｍａｒ．２００７
第二十二卷第１期２００７年３月西藏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ＢＥ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一、战略意义———藏传佛教关系到藏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安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对民族宗教问题尤为重视，他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１］他说：西藏问题“有民族问题，也有宗教问题”。“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２］他强调，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他说，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科学分析宗教问题，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坚持
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宗教，努力认识和掌握宗
教自身的规律。［３］进入２１世纪，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和弱化中国的势头并没有减弱，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逐步加剧，西藏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发展问题十分尖锐，中国藏区的藏传佛教在发生变化，
“流亡政府”进入“后达赖时期”，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都在调整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策略，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在逐渐扩大，２００１年美国发生的“９?１１事件”正在影响着世界格局，同时也必然会对西藏问题产生影响。因此，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关于宗教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对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藏传佛教的发展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５０年来中国的藏传佛教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已成为当务之急。
总之，现代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化是促进藏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藏传佛教将随着藏区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和演变。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新世纪，藏传佛教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系到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在藏族基本群众信教的藏区，要实现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就应当从实际出发，研究和分析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和发展趋势，并制订战略性的对策。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宗旨。
二、战略理论———运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
论当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路向
杜永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认识和研究当代藏传佛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分析了当代藏传佛教对藏区和国家的战略意义；阐明了研究当代藏传佛教的指导思想；揭示了当代藏传佛教的战略方向
（发展路向）；提出了引导当代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战略对策。关键词：藏传佛教；路向；战略意义；战略理论；战略方向；战略对策中图分类号：Ｂ９４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７３８（２００７）０１－０８８－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１３
作者简介：杜永彬（１９６０－）男，汉族，四川泸定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２０世纪以来的西藏与“西藏问题”；西方人的西藏观与西方的西藏政策；当代藏传佛教。
和宗教政策指导藏传佛教研究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建国初，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其中就有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内容。１９７３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建国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进步。”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１９８２年３月和１９９１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明确规定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使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明确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强调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４］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５］在《邓小平文选》第１－３卷中，有关民族、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理论与思想文章３０余篇。在有关民族问题和西藏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想是：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帮助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
的位置。”１９７９年，在政协五次二届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关于民族自治制度，他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同班禅大师谈论宗教和西藏发展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的宗教、处理中国的宗教事务，形成了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党同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正确处理宗教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建立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并规定了宗教界的行为准则：“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稳定，增进团结，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６］并用三句话加以概括，他说：“在宗教问题上我也想强调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７］“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管理，就是要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正常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利益。我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在历史过程中的正确方向。综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出新步伐”。他说，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２１世纪的宗教政策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上述理论和政策是研究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指导思想”。［９］
三、战略方向——
—当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路向
２１世纪的藏传佛教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第一、中国藏区传统的藏传佛教格局已被打破，由政教合一变革为政教分离，由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改变为基本群众信教，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藏传佛教逐渐世俗化，其发展方向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二、藏传佛教的地区格局发生了变化，卫藏、安多、康巴三大藏区藏传佛教的发展路向各不相同，在康区和安多藏区宁玛派和噶举派的影响超过卫藏；内地、内蒙、台港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信徒逐渐增多。第三、国外藏传佛教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亚洲、欧、美、澳四大洲藏传佛教发展较快，印度（达兰萨拉）和美国的藏传佛教影响扩大，由于达赖的频繁活动，使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交织在一起。
按照上述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对藏区宗教的政策就是：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８日，江泽民同志对西藏宗教界题写的“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护国利民”的题词，这是党对西藏的宗教政策的高度概括。运用邓小平理论对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和思考，得出的认识是：当代的藏传佛教兼
有神圣化和世俗化、精英化和大众化、现代化和西化等色彩，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趋势是：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其发展路向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世俗化和现代化——
—“人间佛教”——
—“道德宗教”。这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与世俗化是开始适应；“人间佛教”是初步适应；道德宗教是基本适应。
第一阶段：世俗化和现代化——
—藏传佛教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化和世俗化阶段，藏传佛教神秘的面纱被揭开，即韦伯所谓“祛魔”，政教分离，从以神为本逐渐转变为神本和人本兼重，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降低，人文色彩和世俗功能提升。
（一）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表现和原因。佛教于公元７世纪传入西藏以来的近１３００年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佛教的“西藏化”——
—本土化和民族化，佛教经过与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斗争和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这对凝聚藏民族、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是１５世纪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消除藏传佛教发展中的腐败堕落现象，创立格鲁派，拯救了濒临灭亡的藏传佛教，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确立。进入２１世纪，藏传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契机，即藏传佛教因世俗化而导致的由神学佛教向道德佛教的转变。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一股人文主义的溪流，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米拉日巴、主巴贡勒、仓央嘉措、夏嘎巴、四世生钦?洛桑班丹群培、米旁嘉措、五世嘉木样和更敦群培等，都可称之为藏族人文主义的先驱。藏传佛教的人文色彩成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前奏。离经叛道的藏传佛教高僧、学术大师更敦群培（１９０３－１９５１）推进了２０世纪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他的学术和思想实践，客观上起到了让民众从迷信、盲从和禁欲中得到解脱，由佛教的“彼岸”回到现实的“此岸”，走下神坛，忠实于藏区这块大地，脚踏实地做人的作用。他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佛教道德的批判，其目的就是像尼采那样，肯定生命和人生。他的僧人行为和佛教思想，对于尚处于神学宗教阶段的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政教分离和全民信教的格局被打破，成为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文革”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承者喇嘛、活佛被人为或强制性地改变宗教角色，部分僧人娶妻生子，导致藏传佛教人为的世俗化。１９８０年代，藏区向世界敞开大门，外来文化进入藏区，藏区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格局被打破，导致
西藏和藏区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藏族高僧大德和广大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给藏传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藏传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世俗化。一是修习方式与学经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佛学教育、讲经方式和著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僧源的复杂化，表现为出家的动机和僧人角色的多样化；三是寺院功能的改变，由单一的宗教功能转变为宗教与世俗功能合二为一，文化和旅游功能增强；四是寺院管理方式的改革，实行民主管理；五是僧人生活的变化，表现在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六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变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活佛转世，出现了自修活佛、教授活佛、还俗活佛、自封活佛、假冒活佛，并且还像历史上的六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一样，出现了“双胞胎”活佛现象；七是僧人传统观念的变化，表现为轻苦行重享乐，弃禁欲求世俗，不注重来世而追求今生，轻出世重入世，喇嘛的神观、人观和价值观都赋予了时代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的世俗化反映一种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世俗化导致宗教的伦理和治疗功能增强，经济和政治的功能削弱。因此，世俗化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衰落和消失，藏传佛教世俗化的结果，是它的理性化和伦理道德化。世俗化使藏传佛教的传统作用衰减，但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永久衰退，这也是藏传佛教自身内在结构因素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世俗化是一种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并不是以“消灭”或发扬宗教为目的。藏传佛教世俗化带来改革的契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质上是藏传佛教为适应现代社会和跟上时代步伐的一种变革。［１０］
藏传佛教世俗化出现的原因。外因，一、政治原因，是民主改革与中共治藏方略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１１］西藏的民主改革使藏传佛教发生了深刻的变革。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央所实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倡导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对藏传佛教采取管理、整顿、教育、限制等策略，淡化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强化了藏传佛教的道德功能，对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起了引导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宗教的世俗化是宗教现代化的重要取向。宗教的世俗化既是宗教的非政治化过程，也是宗教信仰理性化的过程。”［１２］二、经济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国家改革开放后，藏区经济的发展，内地对藏区的援助，市场经济的发育，冲淡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三、文化原因，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藏区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由独特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藏传佛教与藏族社会融为一体。藏区的寺院多建立在闹市区，这种寺院布局，使藏传佛教处于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四、宗教原因，是中国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中国宗教都主张现世与来世的统一，更注重现世的努力，造福社会，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意识和入世精神，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倾向。内因，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是宗教发展的内在动力。一般认为，宗教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一）自然宗教（古代，崇拜自然力，神的多元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整的经典和系统的教义和仪轨；（二）神学宗教（近代，崇拜社会力量，观念理论化、仪式规范化、活动组织化，神的一元化），在这个阶段，已形成完整的体系；（三）道德宗教（现代，注重道德教化，崇拜“人”的力量），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提升，其神学功能下降。从宗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上帝节节败退，神的作用逐步削弱。宗教的世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化。宗教是神（超越层）、人、世界（内在层）三个层次构成的，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这三个层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世俗性变化。近代以来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宗教神圣化作用的衰退；第二、宗教提供意义体系作用的衰退，科学取代宗教；第三、宗教对人的约束力的减弱。这是宗教世俗化的显著特征。世俗化表明宗教的礼仪与教规已逐渐丧失了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行为准则是多元的，而判断其对错主要靠的是理性和法律。在这种形势下，赶上时代，适应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大传统宗教不能回避的新课题。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藏传佛教为了生存，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文明，藏族高僧大德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给藏传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藏传佛教出现了一些世俗化的新气象。
（二）世俗化和现代化是藏传佛教的必然趋势。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与全球宗教世俗化的趋势相适应。进入２０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加快，德国哲学家尼采可以说是基督教世俗化的先驱者，尼采指出：“上帝死了！你们天天进的教堂是上帝的坟墓！你们把死人当活人一样相信着，欺骗着自己，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信仰！”“忠实于大地，
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宣说出世希望的人们！他们是毒害者，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尼采大声疾呼：“不要再把头颅埋进天界事物的沙碛中，而要自由地昂起这头颅，一颗人间的头颅，它为大地创造了意义！”［１３］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宗教的有效性缩小到专门的“宗教领域”中，宗教日益中性化，最后成为装饰品，宗教完全成为“个人”的事。［１４］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向世俗化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宗教从“有形宗教”（以教会制度为基础的信仰体制）发展到“无形宗教”（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信仰体制）。“今日人们的宗教生活在工商社会生活影响下，其神圣性逐渐丧失，宗教信仰成为商品市场中的竞争者，人们以企业化、商品化经营宗教，致使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式微，宗教已有逐渐朝向无神论发展趋势，愈益世俗远离神圣。”［１５］
宗教世俗化最重要的后果是打破政教合一的神圣化制度。同时，世俗化社会也对神圣化与独断化的社会思想进行“除魅”，并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马克斯?韦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可用理性化与良知化来描述。同时最重要的是可用除魅来描述。”［１６］世俗化导致宗教的伦理与治疗的功能增强、经济与政治的功能削弱。［１７］马克思认为，在世俗化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不会消失。宗教的世俗化是反映一种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因此，藏传佛教世俗化的结果，是它的理性化和伦理道德化，世俗化只是使藏传佛教发生了改变，使其传统的作用衰减，这是藏传佛教自身结构所必然引起的过程，但它并不会导致藏传佛教永久的衰退，更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完结，这也是藏传佛教自身内在结构因素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世俗化是一种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也不是以“消灭”或发扬宗教为目的。世俗化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衰落和消失。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负面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人类所追求的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反过来使得人被奴役和束缚；人类要求从神话镣铐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原则，最后也成了一种神话。［１８］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为：藏区宗教气氛有所淡化；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已难以再完整地加以继承；僧人的虔诚、苦行、禁欲、利他精神受到世俗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挑战；喇嘛活佛的因明学和佛学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卷入西藏独立和分裂活动的僧人，不仅不能安心佛法的修习，而且造成西藏社会动荡，对藏传佛教弘传、西藏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主权带来消极的影响。只有消除藏传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才能在下个世纪求得更为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藏传佛教世俗化带来改革的契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质上是一场藏传佛教的改革。自佛教于公元７世纪传入西藏以来的近１３００年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佛教的“西藏化”，即本土化和民族化，佛教经过与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斗争和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二是１５世纪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消除藏传佛教发展中的腐败堕落现象，创立格鲁派，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确立。在２１世纪末，藏传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契机，即由神学佛教向道德佛教的转变，也就是藏传佛教的“世俗化”的现代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宗教和中国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迫切要求对出现世俗化倾向的藏传佛教进行改革，时代呼唤藏传佛教改革家的出现，以领导藏传佛教圆满地实现“弘法利生”、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使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促成藏传佛教适应时代，顺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避免被社会和时代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央实行的藏传佛教政策，是从藏传佛教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正确抉择。
世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现代化。世俗化和现代化是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的第一阶段。２０世纪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同时在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藏区本土发展；二是向中原内地东渐；三是西渐——
—经由印度向西方传播（１９６０年代以来）。以汉族为主的内地人和以欧美人为主的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研究和信仰，客观上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西渐和东渐两个方向，成为引领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外力，藏传佛教在藏区进行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成为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内力。内力和外力交汇形成的合力，促使世俗化和现代化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阶段：“人间佛教”——
—藏传佛教的必由之路。“人间佛教”是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的必经阶段，也可称之为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藏传佛教走下神坛，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即爱
国爱教、以人为本、服务社会为主要特征。
（一）“人间佛教”内涵和实践。佛教教义中就包涵着“人间佛教”思想。释迦牟尼所讲的“和合精神”：见和同解、心和同悦、口和无诤、身和同住、利和同均、戒和同修，这就是佛家一直讲求的“六和”。佛教报四重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师傅恩。佛说：搬柴运水，成佛妙道。中国佛家提倡的“五个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信仰建设、教职建设。佛学院建设“四化”：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修学一体化、管理科学化。孙中山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静慧法师创立“生活禅”，主张积极入世，人成即佛成。只有按照“戒、定、慧”三学行事，才能铲除“贪、嗔、痴”三毒。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人生一切皆苦，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才是幸福、快乐的。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应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早在民国时期，太虚大法师就提倡和实践“人生佛教”。新中国建立后，佛教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佛教徒不能仅仅追求来世幸福，也要致力于人间的幸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倡“人间佛教”，要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大力提倡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主旨的生活禅，倡导‘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的修行理念，并且‘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归根到底，都在于积极引导信教群众走爱国爱教、正信正行的道路，以此来体现佛教所强调的报恩精神。作为一个爱国爱教的僧人，积极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自觉地为时代服务，尽最大努力去净化人心、提升道德、祥和社会、利乐有情、庄严国土，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佛教内在本质的要求和佛教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佛教界对佛教的“慈悲”和“不杀生”等教义有了新的理解，“佛教的慈悲，以广大群众为对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安乐，消灭少数危害群众的恶魔，这正是佛陀大慈大悲的伟大意义”。“治虫救苗，也是菩萨行为”。汉地佛教倡导“农禅并重”，将人间佛教思想付诸实践。当代佛学大师星云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势、人类宗教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国情，在台湾佛光山成功地进行“人间佛教”实践，不仅推动
了佛教的现代化，而且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都在降低神学功能，提升道德功能，实践“人间宗教”。
（二）“人间佛教”在藏区的实践。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的两大系统之一，藏传佛教同样具有汉地佛教的上述特点。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的道德教化内容，如积德、行善、利他、普度众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财、不妄语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相悖。在当代藏区，藏族高僧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着“人间佛教”。一方面，中国汉传佛教的“人间佛教”实践，为藏传佛教在中国藏区实践“人间佛教”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如十世班禅大师、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等，自１９８０年代起，也在藏区进行“人间佛教”的尝试，其主要特点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改革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和寺院管理方式，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实行民主管理，以寺养寺。藏族高僧兴办公益事业，设法保护佛教文物和藏文经典，开展藏传佛教研究等，有益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喇嘛是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藏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有的活佛还利用讲经的机会，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民族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移风易俗等，宣传保护生命和环境。有的活佛善于把佛教教义和党的有关政策联系在一起，融会贯通。在讲经时，给广大农牧民讲一些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医药卫生与计划生育知识。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振兴经济，教育为本”的道理，劝说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藏族高僧的上述实践，赋予了藏传佛教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同时，国外的藏传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直在进行“人间佛教”的实践，并受到西方的“参与佛教”（Ｅｎ－ｇａｇｅ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的影响，有的西方佛学研究者将“参与佛教”与佛教的小乘、大乘和金刚乘并列，称其为“第四乘”，甚至称为“世界乘”、“全球乘”。［１９］藏传佛教在西化过程中推进人间化和大众化，以吸引西方信徒，与藏区的“人间佛教”遥相呼应。藏传佛教参与政治，对“西藏问题”在西方的蔓延和国际化产生了影响。
（三）“人间佛教”是藏传佛教的必由之路。“人间佛教”是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的必经阶段，实践“人间佛教”是藏传佛教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藏传佛教从以教为本和以教治教走向以人为本和以人治教的必然选择；是实现藏传佛教对藏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参与、文化参与、政治参与、环境参与和道德参与的具体行动；是将天上的“香格里拉”、地上的“香格里拉”和虚幻
的“香格里拉”变成人间的“香格里拉”的重要步骤；［２０］是藏传佛教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护国利民”的伟大理想的必由之路。
第三阶段：“道德宗教”——
—藏传佛教的必然归宿。道德宗教，是藏传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高境界，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适应和藏传佛教现代化的标志，也是藏传佛教的必然归宿。
（一）“道德宗教”的内涵和实践。道德宗教就是宗教的道德化，其主要特征是注重道德教化，崇拜“人”的力量，宗教的神学功能下降，道德教化功能提升。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在实践“人间佛教”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宗教”的一些尝试。藏族高僧大德发扬慈悲、济世、利他、行善、普度众生的传统，努力提高藏传佛教的道德教化功能，积极参与藏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藏传佛教的独特作用。同时，国外的藏传佛教在西化的过程中，也注重提升其道德教化和伦理功能，以适应西方社会、吸引西方信徒和求得生存和发展，流亡藏人高僧和洋喇嘛还著书立说，宣扬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如美国藏传佛教专家、“藏独”活动家罗伯特?瑟曼就出版了畅销书《内心的革命》。［２１］十四世达赖则利用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向西方人兜售“藏独”思想，他撰写出版的《幸福快乐的艺术》和《新千年的伦理》等，都受到西方人的亲睐。
（二）“道德宗教”是藏传佛教的必然归宿。作为人类宗教的一个特殊的分支，藏传佛教既有其鲜明的特点，也具有与世界其他宗教的共性，藏传佛教的发展也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崇拜与苯教，相当于自然宗教，这个阶段实际上自苯教与藏传佛教相融合就已结束（远古－７世纪）；第二阶段，藏传佛教的形成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属于神学宗教，该阶段尚未结束，但是已经到了晚期（７－２０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神学宗教经由“人间佛教”走向“道德宗教”（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在藏区确立，为藏传佛教向道德宗教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无神论、唯物伦以及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进入藏区，为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和“人间佛教”在藏区的实践，为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奠定了宗教基础；藏传佛教僧人和信众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宗教发展趋势，自觉地提升藏传佛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为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奠定了民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在藏区实行的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为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和“人间佛教”的逐步实践，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现代化，藏传佛教的神学色彩逐渐淡化，人文色彩逐渐增强，拉开了藏传佛教向道德宗教迈进的序幕，“道德宗教”是藏传佛教必然归宿。［２２］
四、战略对策——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及时推动其走向道德宗教
我们应当以战略眼光看待藏传佛教的新变化和新趋势，遵循藏传佛教的发展规律，结合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实际，按照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对策，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使之在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藏传佛教完成神学宗教的发展阶段，由“人间佛教”走向“道德宗教”。
（一）“以教治教”——
—把握藏传佛教的特点，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僧人和信众的主人翁精神和主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传统的学经制度、寺院管理方式和活佛转世制度；弘扬藏传佛教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藏区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总结５０年治藏经验和藏传佛教政策，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改革。为“以德治教”奠定基础，并使之成为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世界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藏区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学经制度、寺院管理方式和活佛转世制度进行改革，已成为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在２１世纪，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深化对藏传佛教的改革。同时，应当抓紧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制订出可操作的战略对策，以应对“后达赖时期”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及时在藏传佛教信众中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有利于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藏区提倡和鼓励藏族僧众继承和发扬藏族高僧大德的人文主义传统，重人不重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在继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尽快健全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族文化。促进民族间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淡化民族的特殊性，提升民族的共性，达到民族间的相互认同。认真总结活佛转世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制订出预防出现复杂局面的对策和措施，平等对待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掌握西方反华势力在转世问题上的策略和动向。妥善解决藏区的宗教问题，充分发挥藏区大活佛的作用，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创造藏传佛教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淡化藏传佛教的神学色彩，宣扬藏传佛教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想，倡导“人间佛教”，弘扬“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增强藏传佛教的道德教化、文化和旅游功能，发展寺院经济，实现自养，积极引导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
（二）“以法治教”——
—运用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对藏传佛教进行管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为“以德治教”提供保障，引导并改造藏传佛教，使之为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信教群众要遵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二是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宗教界人士要爱国、进步，要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发展多作贡献。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国家在藏区所实行的符合藏区实际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倡导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对藏传佛教采取管理、整顿、教育等策略，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强化了藏传佛教的道德功能，推动了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发展，为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
（三）“以德治教”——
—遵循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对藏传佛教实行“德治”；创造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的重要条件——
—发展经济、推进科技、加快藏区社会的现代化步伐，使之成为实现藏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５０年治藏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只有掌握好软（德治）和硬（法治）的度，“恩威并施”，才能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是要做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积极贡献力量。［２３］“攻心为上”，“以法治教”往往只能达到“口服”，注
重“以德治教”可以达到“心服”，应当运用心理学和心态史学的方法，认真调查和分析喇嘛、活佛和信教群众的心理、心态、观念、思想，区分认识和信仰的关系，研究僧人和信徒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信仰；对僧俗关系的理解；对藏区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对汉族、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在新时代的藏区，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得人心，只有将以德治教和以法治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藏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应当高举道德宗教的旗帜，对藏传佛教实行法治和德治，以道德宗教来对付“藏独”活动。应当高度重视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充分发挥大活佛的作用，在藏区，藏传佛教的道德教化作用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无法替代的。
制定战略性藏传佛教政策，引导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央所实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倡导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对藏传佛教采取管理、整顿、教育等策略，增强了藏传佛教的道德功能，对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和道德化起了引导作用。在２１世纪，“西藏问题”出现新的变化，我们应当处理好藏区的宗教问题，淡化神学宗教，及时引导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
藏区的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藏传佛教形成挑战，也为它的现代化和走向道德宗教带来了机遇。随着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藏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现代化、藏族民众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将进一步削弱，其道德教化功能将大大增强。寺院等宗教场所将从单一的宗教功能，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文化、旅游、文物等功能的人文景观。可以预言，到２１世纪末，藏传佛教的个性将会削弱，宗教的道德功能将会增强，从而进入道德宗教阶段。加快藏区的开发和开放，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支线机场的通航，将逐渐实现藏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使藏区全面开放。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宗教和中国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迫切要求对出现世俗化倾向的藏传佛教进行改革，时代呼唤藏传佛教改革家的出现，以领导藏传佛教圆满地实现“弘法利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使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促成藏传佛教适应时代，顺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避免被社会和时代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央实行的藏传佛教政策，是从藏传佛教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正确抉择。藏传佛教发展内因和外因的互动，必定会为实现藏区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独特的作用。
［审稿：拉巴次仁］［编辑：格朗］
在２１世纪，在人类社会和宗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方面，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化关系到藏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西藏问题”的动向。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德治教”与“以教治教”和“以法治教”相结合，形成内因和外因互动的合力，有利于调动藏区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投身藏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藏传佛教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健康发展，淡化其神学功能，增强其道德教化功能，逐步走向道德宗教；有利于藏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对付“藏独”活动，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加剧的趋势。总之，“人间佛教”和“道德宗教”是藏传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宗教发展趋势，实现现代化和求得新生的变革方略和必由之路。藏传佛教只有完成神学宗教，实践“人间佛教”，走向“道德宗教”，才能在世俗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的挑战中抓住机遇，实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为藏区构建谐社会和藏区的现代化作出特殊的贡献，书写藏传佛教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１］江泽民：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Ｃ］．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７日，江
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Ｍ］．Ｐ３５７．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江泽民：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Ｍ］．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７日．新时
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Ｍ］．
［３］［６］［２３］［２４］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Ｃ］．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１０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Ｍ］．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邓小平：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的谈话［Ｃ］．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日．邓小平思想年谱［Ｍ］．Ｐ１３４．
［５］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Ｃ］．１９８０年８
月２６日．邓小平思想年谱［Ｍ］．Ｐ１６７．
［７］［８］江泽民：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Ｃ］．１９９３年１１
月７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Ｍ］．Ｐ３６８．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Ｃ］．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０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Ｃ］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９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Ｃ］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１０］关于藏传佛教的世俗化，笔者２００２年１月参加哈佛大学
藏学研讨会时曾提交专文论述：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ｎ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Ｉｔｓ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Ｆｕｔｕｒｅ。［１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７卷．Ｐ２４０．
［１２］余振、
郭正林：中国藏区现代化———理论?实践?政策［Ｍ］．Ｐ２４、Ｐ２８．
［１３］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Ｍ］．Ｐ６１．三联书店．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Ａｎ－ｄｒｅｓｋｉ，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ｔ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ｒｎｅｓ＆Ｎｏｂｌｅ，１９７４．［１４］［１５］Ｔ．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Ｔｈ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ｐ．８５－９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７．
［１６］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１５５，１９５８．
［１７］ＰｅｔｅｒＢｅｒｇ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１４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６９．
［１８］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７．
［１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Ｑｕｅｅｎ（ｅｄ．），Ｅｎｇａｇｅ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ｐ．２２－２３，Ｗｉｓｄ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
［２０］
“香格里拉”四维［Ａ］．西藏人文地理［Ｅ］．２００４年第２期．［２１］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ｕｒｍａｎ，Ｉｎｎ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ｉｆｅ，Ｌｉｂ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Ｒｅ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９．
［２２］道德宗教――藏传佛教的变革方略［Ａ］．藏事探索［Ｅ］．２００１
年第５期，调研参考［Ｄ］．（增刊）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转载。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ＤｕＹｏｎｇ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ｈａｓｂｏｔ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ｇｅｔｔｏｋｎｏｗ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ｈｏｗｔｏｇｕｉｄ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ｔｏｂ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