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中庸思想对语言的影响
中庸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并随着世代的传承演化为一种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对中国人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庸和谐文化心理表现为同异有度心理和均衡对称心理两种。这两种心理对汉语表达的影响表现在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两个层面。同异有度表现为语表形式的求同和求异两类;均衡对称心理表现为语表形式和语表意义的均衡,它制导的修辞现象有对偶、回环、对比、避讳、矛盾等表达形式。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影响下的汉语表达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即表现为均衡美、参差美、均衡美、含蓄美、灵动美、音乐美。
一、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表达的影响
中庸和谐文化心理与汉语表达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按照逻辑就应该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两个方面。但是,由于语言研究本位的限制,我们这里仅谈一个方面。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的两种表现形式:同异有度心理和均衡对称心理,分析了这两种心理对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以及书法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按照逻辑,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中国人的行为存在深刻影响,也极有可能对汉语表达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且同样也是深刻的。本章将搜集语料证明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表达存在深刻影响,并揭示其影响的具体形式。
（一）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语言观的影响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是存在于全体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它对语言的影响是内在的、根本的、深远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心理机制一般是隐蔽的,而选择的结果则是外显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特点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民族的自理观念,这些民族的心理观念又对语言表达现象的阐释提供最为有力的依据。汉语表达的特征蕴含了汉民族多种心理因素,对这些心理因素的分析将使我们找到汉语表达特征产生的深层根源。受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的长期的浸染,追求言语表达上的中庸和谐成为汉语表达的一大特色。追求言语和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我们能读到关于言语和谐的观点,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和谐观,说明汉民族重视和追求言语的和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在言语和谐观上有自己的独到的主张)中庸和谐。客观地讲,实现言语表达和谐的手段有很多种,中庸之
道仅是实现语言和谐的一种手段。和谐的效果和辨证的手段是汉语语言观的核心。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语言观具体涉及到汉语表达的语形、语音、语意和意境等层面"语形上追求整齐和参差的对立统一;语音上追求轻重缓急、高低抑扬的适切;语意表达上讲究显隐适度合题切境;意境传达上追求意与境合、意境相生。
（二）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在汉语表达中的体现
一个民族的语言观直接决定着该民族语言表达特点。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的语言观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必然在汉语表达上有突出的显现。下面我们就从汉语表达的语料中选取实例,对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的存在和影响进行深入地分析。
（1）同异有度心理在汉语表达中的体现
一个民族内心深处认同的文化心理对该民族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时刻起着影响作用。同异有度心理作为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的一种,它不仅对中国的建筑、书法、音乐、绘画等艺术产生影响,而且对汉语表达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异有度心理在汉语表达上表现为,说写者为追求和谐的言语状态有意地调动语言因素(形式和意义诸因素)而构建出形式上同异参差的言语作品。
（2）均衡对称心理在汉语表达中的体现
培根说:绝妙的美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这里所谈的均衡属于形式上的一种对称关系,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均衡对称心理不仅对汉民族的建筑、音乐、书法、美术产生影响,而且对汉语表达同样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均衡对称的图形与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相吻合,所以,汉民族特别钟情于言语表达形式上的均衡对称。均衡对称的言语表达形式,是指说写者基于均衡对称心理有意调用或字数相等,或语音相对的词或句子,构成形式上整齐相称的言语作品。
总之,中庸和谐文化心理表现为同异有度心理和均衡对称心理,这两种心理分别在汉语表达的语型、语意、意境等层面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古今传承,这一点古今大量的语言事实都可证明。其中,同异有度心理主要语形上有所体现,呈现为显性特征;而均衡对称心理则语形、语意、意境三个方面都有体现,语型方面呈现为显性特征,后两者则表现为隐性特征。也是由于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的存在,让独具特色的汉语表达更
加精彩纷呈。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天津师大学报 2000年第2期 古代“中和”观及其现实意义 王 冬 摘 要 “中和”,是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概念,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处于世纪之交,惟有对其全面正确把握,这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才能被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文章阐述了古代“中和”观的渊源、发展及基本特征,并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分析,提出了以创造为先导的新时代“中和”观。 关键词 中 和 中和 同 创造 “中和”观在中国可谓渊远流长。它所倡导的“贵和尚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这一观念虽有其不足之处,但其蕴含的积极、合理思想仍值得发掘弘扬。 “中和”观念的渊源及发展 “中和”问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和”一词虽首见于《中庸》,但“中和”观念却由来已久。从字面上看,“中和”由“中”与“和”两字合而为一。何谓“中”?“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思想,始见于《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酒诰》中也有:“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是“中”行之于德;《孟子?离娄下》赞美商汤“汤执中,立贤无方”,这是“中”行之于用人;《尚书》中的《立政》、《吕刑》记载的“中罚”、“中”则体现了“中”行之于刑。所谓“中”,《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中,正也”。故中即为恰到好处、符合一定标准、正确合理之义。综观先秦典籍,虽然由于当时理论思维水平的局限尚未将“中”上升到哲学高度,但对它的褒举之意却如实反映了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尚中、执中的思维倾向。总之,先秦时期的“中”已具有政治、伦理范畴的特点。 “尚中”观念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始于《易经》。易有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其中爻的爻辞多是吉利的,且中爻也是统摄整个卦义中的两爻:“若夫杂物撰德,辨
《中庸节选》教案 项城一高——史明才——2015.3.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理解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讨论、交流 2、理解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则与精神实质。 教学重点： 文言知识、中庸之道的内容原则。 教学难点： 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 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说起“中庸”，人们往往把它和好好先生、折中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庸是骑墙主义、调和主义。如在评价某人的观点时，喜用“此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加以评述；又如中国人的信仰态度，讲究“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等，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庸”！久之，中庸被赋之以贬义的色彩。 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却因人们的曲解和误解被“粗暴”扭曲，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今天，我们通过学习《中庸之道》来正确地理解中庸，认知中庸，还原她本真的面目，进而感知她动人的魅力。 二、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 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三、《中庸》的主题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
汉族民族文化传承之根本：汉语 汉语作为中国第一大语言，近几年更是受国外友人的追捧，随着中国的强大，汉语也跟着推向了世界发展的前端，成了除英语外的热门必备语言之一。汉语博大精深，那么，你想知道汉语文化的根源吗？就跟着小编一起看看汉族文 化吧！ 汉语（Hànyǔ）又称中文，是中国汉民族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主要分布于中国全境、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掸邦、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通用少数民族语言。 汉语属汉藏语系，为分析语，有声调。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时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汉语包含书面语以及口语两部分。书面古代汉语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现代汉语方言众多，某些方言的口语之间差异较大，而书面语相对统一。 目前全球有六分之一人口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口语有官话、粤语、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语、闽语等七种主要汉语方言。 分布地区
汉语方言分布 汉语主要分布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老挝、朝鲜、韩国、日本、美国西部州和夏威夷州等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会说汉语的人大约有16亿，居世界人口数量使用语言第一（占世界人口使用语言五分之一）、使用广泛度居世界第三（第一为英语，第二为西班牙语，有5000多万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如马来西亚等）。汉语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 历史沿革 上古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 ，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浅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首先何为认同？“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而国家认同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国民所构建出来的归属于自己国家的身份感，即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意识到自己具有这个国家成员的身份。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后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 学界在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进行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学者们首先对民族，国家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三种模式，既矛盾冲突关系，调试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民族”指一个国家内部处于次国家层次的各种具有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差异性的族类共同体：“国家”就是在一定地理边界内具有对外主权独立性和对内统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原生态性纽带联结局限性之上，通过低于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练习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建构。钱雪梅也指出：“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有特定的降雨及主权，一般由两个以上的群组组成，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公共文化，经济社政治生活。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两者都是其成员对所诉群体的认可，都能增强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且都收情境的影响。学界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待两者进行辨争。郑晓云认为民族史一个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种认同，使我们就能够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界限。从认同对象上看，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其所属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其认同必然是多元的，而国家认同的对象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政治共同体。就认同与个人行为规范的关系而言，国家的规则和惯例具有强制性，而族群习俗相对则宽松很多。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主权，族群则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的权威要求服从和秩序，这主要依靠以暴力机关为后盾的法律制度来确立和维护。从成长机制上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有很大的差异。每一个人都出生，成长与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或群族之中，受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所谓的“民族”，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就具有先赋性的特点。诚如王希恩所言：“民族认同是具有天然群聚性和类别功能和类别感知能力的人类具有的社会认知，有很强的自发性。”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意识的投射和转化的形式。 而国家认同是纯粹构建起来的。正如波齐所考察的，国家创建过程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统治者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统治者依靠其统治机构来保证和扩展他们的权力基础，并且提高他们自己在管理和动员社会资源时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因此，任何国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动员来来建构
对善的思考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古今中外，我们都提倡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善人”，要行善，最后达到自身内心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但是到我们今天的中国，“善”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我们不在讨论“善”，取而代之的是“利”。所以，社会变的冷漠而无情，人与人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脉脉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交易的关系。如果把这一切全归罪于市场经济人们对财富和自身幸福的追求，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单纯的大声疾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是见效甚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在对“善”做了一番深切的思考和探讨之后，才能得到答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怎样改变我们自己和这个社会。 关键词：善人性教化伦理 在伦理学的范畴中中，不管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西方意义上的“善”的概念和中国哲学中的“善”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分，不能完全的一概而论，但是他们之间有相通之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善”是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要达到的终极的一种状态，“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作为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完满的属性。没有事物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善”在东西方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思想家都对其有独到的论述。 善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人和改造人同样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简言之，善是如何发生的。善如何发生必然牵扯出对人性的讨论。 在如今的社会，“善”发生了改变，作为善的载体的个人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理想中的样态。我们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 （一）、什么是“善” 在探讨什么是“善”之前，必须清晰的指出，我们所说的善，是指的伦理学上的善，而不是单纯的哲学意义上的善，这种善，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一种高贵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的善是相通的，为此必须简单的了解一下中西方的“善”的概念的历史与演变，从而找到相通之处，进而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讨论基础。 “善”在西方伦理学中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西方人的‘善’是一个有关对象的认识性科学性的概念，是指事物各部分没有矛盾、完备无缺所表现出来的独立自足性，即‘完善’（完美）”。【西方伦理学中的善邓晓芒】，“善”用英文是good ，good通常的翻译为“好”，这就很明显的表明，“善”在西方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性质,这些性质有高低的区分，亚里斯多德认为善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如快乐、健康、德性、财富、地位、正义等等人所拥有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善应当包含健康、财富、地位、荣誉，而‘灵魂的善’则是节制、正义、勇敢、智慧、豪爽等等，即美德。”【同上】 对于善，有不同的分类，有目的善和手段善、内在善与外在善、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对于目的善和手段善，对于目的善，亚里斯多德这么分析，“按照这种分析，a)一事物（或事务）是因他自身之故被称为善的，如果它处于我们可以期望于它的那种最好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与它相联系的活动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展现，并且我们的这些期望并不是因它可以因此对我们的其他某种目的有促进作用而产生”，【尼各马可伦理学1096b17_19\1097b3-5】目的善就是一种自为的善，相对应的，手段善，是一种“因它物之故而善的”。内在善和外在的善，最著名的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关于善的分类，即身体之善、灵魂善、外在善三种，只有灵魂善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关于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我们以亚里斯多德和康德两位哲
如何将中庸思想贯彻到 教育教学实践中 作者：周仕民 “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人们通常只从封建道德卫道士的角度曲解“中庸”，以致于忽略了它积极的价值。其实，“中庸”的核心思想并非中立、平庸、保守、妥协，而是“中和”。何谓“中和”？“中”者，中而有节，强调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适度；“和”者，和而有度，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和谐。一言以蔽之，中庸思想实则要求分析处理问题时要适度而和谐。《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作为在各个领域都能广泛运用的“至道”，中庸思想对推动“问题式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反映在课堂上，就是要求必须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与“预设—生成”的中和。 随着“问题式教学”的深入开展，“过犹不及”的现象愈加“丰富”。对于这些并不陌生的现象，我们除了要在实践中寻求知行合一，还应该从其它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学会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里汲取精华，做到古为今用。如果能够合理的运用中庸思想，将有助于实现三维目标的动态平衡，推进问题式教学的和谐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将中庸思想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呢？ 一、领悟核心理念，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 作为实践新课程的重要教学模式，“问题式教学”的核心理念十分鲜明：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此处的“中”要求不能走向主导或主体的极端；此处的“和”强调师生情感共鸣、平等互重。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中”可达“和”，“和”可致“中”。 回顾“问题式教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1.有中无和。虽然教师设计了调动学生主体性的问题，可学生刚“蠢蠢欲动”就立刻“接管”，学生只好“有口难开”，学生的主体性无从谈起。试问，缺少情感沟通的知识又怎能激起学生思维的共振、情感的共鸣呢？2.有和无中。教师过于追求“活”、“动”，学生情绪高昂，然而该讲的没讲、该学的不懂，学生的热情在知识的高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 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 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17公管1班崔惜舜 20173216 道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出自于《老子》，应在中国或是华夏子孙，炎黄后代口口中流传。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曾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常说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更有人以为：中国根蒂全在道教。 在诸多影视作品、志怪小说、远古传奇中都有着关于道家的各种描述，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封神榜》、黄巾军张角的传于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道家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蓬勃发展，潜移默化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滋润着我们。 要说道，又不得不说老庄。老子被誉为道家祖师，写出《道德经》的皇皇巨著，其思想主要存于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叫道生万物。这个思想，是为我们中国人，当然也是为世界人，提供了一个解释宇宙的框架。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顺服自然。这个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人处世，治理国家，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根本的原则。第三，就是相反相成。我们也用四个字来总结，相反相成。这个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事物的基本法则。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持盈，盈是盈满，把这杯慢慢的水端在手上这
个叫持盈，持就是把持，持盈守缺以柔克刚。第四个方面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总结，后面四个字也行，就是以柔克刚。而庄子则是继老子后道家中集大成者“而且是使道家真正成为了一个家派与儒墨鼎足而三的一个人。”《庄子》其书，以落天外的构思，意深旨远的寓言，曼妙朦胧的情致，与天地万物共舞的神采，渊深海涵的襟抱，使其受到了后世文人毫不吝啬的称誉：“其言汪洋自恣”, “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在我的体会中他的文章主要体现了他的生死观，名利观和道德观。 对于我而言，听了关于于丹对庄子的解读，了解了庄子的世界观和生死观，发现他的思想，是我们这些羡慕田园生活、渴望内心宁静的现代人无比向往的。 庄子在逍遥游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尧要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对许由说：“日月都出来了，可火炬没有熄灭，对于光亮而言，不是太难堪了吗？应时的雨已经降临，可浇灌还在进行，对于润泽而言，浇水不是多余的吗？如果立先生为天下之主，那么天下定然太平；而今我还身居其位，这不是多余的吗？请让我将天下交给你。”肯将天子之位出让，尧乃是一片公心；也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日月可鉴。但许由不这么认为，他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太平了，还要叫我来接替你，难道我是为了虚名吗？回去吧，君王，天下对我来说没有好处。”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 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
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 "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 "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 这是一套反省的教学方法，通过节节反馈，层层深入、筛选，最后形成概念、观念和信念的过程，是符合反馈理论的，有其合理的因素。可借的是 《中庸》对于审问、镇思、明辨的具体过程，没有深入揭示。 3、教育途径--"尊德性与道学问" 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中庸》便把"博文”、"约礼"发展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
1、阿昌族 语言：阿昌族有语言。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大多数阿昌男子会讲汉语和傣语，有的还会讲缅语和景颇语。阿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潞西以及保山地区的龙陵等县。分陇川、潞西、梁河3个方言。 文字：无本民族文字。 2、德昂族 语言：属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潞西、镇康、保山、瑞丽、陇川、耿马、梁河、澜沧、永德和盈江等县。可分为纳盎、布雷、若买 3个方言。 文字：无本民族文字。 3、基诺族 语言：使用基诺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基诺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文字：由于无文字，过去多靠刻竹木记事,无本民族文字。 4、蒙古族 语言：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 文字：使用汉字。 5、布依族 语言：布依语属壮侗语族壮泰语支。 文字：现行的布依文是放弃布壮文字联盟方针之后，于1981年至1985年间拟定的。以布依族较为集中、语音较有代表性的望谟县复兴镇话（属布依语第一土语区）为基础。 6、独龙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又名俅语。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分独龙江和怒江两个方言。 文字：独龙族没有文字，1951年，缅甸独龙族江尾列尼池人白吉斗，蒂其吉创造了一种拉丁文拼音文字，以其族名“日旺”命名为“日旺文”，但该文字没有流传开。独龙族的通讯和记事均依靠“刻木”、“结绳”。 7、水族 语言：使用汉语。 文字：使用汉字。 8、满族 语言：使用汉语。 文字：使用汉字。 9、景颇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等县。 文字：景颇人使用的景颇文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10、布朗族 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一说属佤德昂语支）。分布在中国云南省部分地区。分布朗、阿尔佤两个方言。布朗方言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西定、八达、打洛和景洪县的大勐弄等地，人数较多。阿尔佤方言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澜沧、双江、镇康等县，内部比较复杂。 文字：无 11、普米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也有人认为属藏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兰坪、宁蒗、维西、丽江等县。 文字：没有系统的文字，只有一种称其丁巴文的文字。也可以说是无文字。 12、怒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分布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福贡、兰坪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等县。此外,还分布于缅甸喀钦邦北部恩梅开江流域。 文字：无 13、佤族 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原称佤-崩龙）。有布饶克、阿佤、佤三种方言，每种方言又有土语的差异。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沧源、西盟以及孟连、澜沧、双江、耿马和永德等县。 文字：新中国建立前，部分佤族地区使用以拉丁字母拼音的佤文，但其字母不完善；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与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一起对佤语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制订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佤(当时称佧佤)文文字方案》(草案)，并经批准试行。1958年对草案又做了修改，继续推进并出版了普及读物。 14、纳西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一种独立的分支语言，同彝语、哈尼语以及拉祜语等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纳西语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辅音分清浊，其中浊辅音较多；韵母以单元音为主，复元音较少，而且元音往往不分松紧。 文字：一般认为，纳西族有两种传统文字：东巴文和哥巴文。东巴文（纳西象形文字）：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甲骨文还要原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 15、瑶族
汉民族中庸思想对语言的影响 中庸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并随着世代的传承演化为一种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对中国人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庸和谐文化心理表现为同异有度心理和均衡对称心理两种。这两种心理对汉语表达的影响表现在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两个层面。同异有度表现为语表形式的求同和求异两类;均衡对称心理表现为语表形式和语表意义的均衡,它制导的修辞现象有对偶、回环、对比、避讳、矛盾等表达形式。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影响下的汉语表达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即表现为均衡美、参差美、均衡美、含蓄美、灵动美、音乐美。 一、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表达的影响 中庸和谐文化心理与汉语表达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按照逻辑就应该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两个方面。但是,由于语言研究本位的限制,我们这里仅谈一个方面。中庸和谐文化心理的两种表现形式:同异有度心理和均衡对称心理,分析了这两种心理对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以及书法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按照逻辑,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中国人的行为存在深刻影响,也极有可能对汉语表达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且同样也是深刻的。本章将搜集语料证明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表达存在深刻影响,并揭示其影响的具体形式。 （一）中庸和谐文化心理对汉语语言观的影响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是存在于全体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它对语言的影响是内在的、根本的、深远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心理机制一般是隐蔽的,而选择的结果则是外显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特点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民族的自理观念,这些民族的心理观念又对语言表达现象的阐释提供最为有力的依据。汉语表达的特征蕴含了汉民族多种心理因素,对这些心理因素的分析将使我们找到汉语表达特征产生的深层根源。受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的长期的浸染,追求言语表达上的中庸和谐成为汉语表达的一大特色。追求言语和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我们能读到关于言语和谐的观点,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和谐观,说明汉民族重视和追求言语的和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在言语和谐观上有自己的独到的主张)中庸和谐。客观地讲,实现言语表达和谐的手段有很多种,中庸之
《中和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A组 “中和”问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和”一词虽首见于《中庸》，但“中和”观念却由来已久。从字面上看，“中和”由“中”与“和”两字合而为一。 何谓“中”？“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思想，始见于《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酒诰》中也有：“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是“中”行之于德；《孟子?离娄下》赞美商汤“汤执中，立贤无方”，这是“中”行之于用人；《尚书》中的《立政》、《吕刑》记载的“中罚”、“中”则体现了“中”行之于刑。故中即为恰到好处、符合一定标准、正确合理之义。 何谓“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起源甚早。关于“和”的含义，从字源的角度看，“和”有三种原始意义。一义为声音相和，二义为稼禾成熟，三义为五味调和。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承”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将“和”视为多种不同或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彼此之间的相泄相济、相反相成而达到的和谐统一状态。孔子进一步将“和”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人际关系上，主张“和而不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体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 “中和”观具有其基本特征，儒家“中和”观的特征涉及诸多方面。 其一：执两用中。孔子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提出了“两端”和“用中”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论语?子罕》中记载：“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孔子阐明了自己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不单纯片面地看问题，而力求在分析综合后予以解答的思想。这表明孔子已认识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在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时，应避免“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即反对做事走极端，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这样必然带来危害，而应采取“允执厥中”、“执两用中”的方法，由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补彼之短，以求正确合理的“中”的状态。 其二：权变与时中。权即权变，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儒家认为权变与时中有相通之处，“中”必于通权达变之中才能得以贯彻。孔子首先提出“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意即立足于具体情况，既不违背常规，又能有所变通。孟子认为“中”是随时变动的，指出“执中无权”，只能流于执偏，会“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即是执中无权的生动例证。荀子也主张“与时屈伸”（《荀子?不苟》），允许君子此一时的“柔以若蒲苇”，彼一时的“刚强猛毅，靡所不伸”，或柔或刚，或左或右，看似流于一偏，但从时间的全过程看，却恰恰体现了儒家灵活的以“权”行“中”的执中之道，符合“时中”原则。《中庸》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时中”的概念，主张“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要求人们随不同的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通以合于中道做到“时措之宜”，以达到最佳的用中行权之目的，是对孔子“权变”思想的完善化。但“权”与“时中”的灵活性绝非主观任意，而是有其具体的原则与度，否则便会使事物发生质变而不符中道。 其三：贯通“道”的体用。孔子视“中庸”为“至德”，孔子也讲“志于道”（《述而》）。因而孔子所谓的“至德”是有“志于道”的，是与道相联系的德，中庸不再仅仅局限于伦理范畴，而是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但遗憾的是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和德的原则提出来，未展开系统论述，缺乏形上思维，偏于实践，注重“道”的“用”。而子思提出的“中和”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方面论证了“中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表明“道”的体用。“中”为道体，“和”为道用，展开道的层面，将现实的仁义礼知信等伦理道德本体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用“中和”论证“道”，以实现达“道”，即将孔子的“执中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è”、也有人念成“qǐn l?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n”，也有人念成“fǔjì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方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棒子”，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方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方话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方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有点接近官话。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