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区市的立法思考*
冯莉*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
摘要：传统戏剧、曲艺等非遗项目的艰难生存，修订后的《立法法》赋予设区市可以在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破坏亟待加强地方立法保护，设区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并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要制定高质量的非物质文遗产地方性法规，设区市在立法时要重视前期调研，树立凸显地方特色、重视传承人保护、强调社会责任、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立法思想。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设区市；立法思考；
一、问题缘起
淮安“十番锣鼓”缘起于淮安市河下古镇，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安“十番锣鼓”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地域特色，清道光年间，民间乐师孙毓卿将从京师流传而来的昆曲宫廷音乐进行改造，加进地方风俗的唱词及打击乐(锣鼓点子)改创成为雅俗共赏的淮安十番锣鼓，演奏乐器是由对笛、对箫、对笙、对琵琶等双管制乐队配置，弥补了单管制声效不足的缺陷，形成交响乐的雏形。二是曲名文学性较高，河下古镇是运河沿线重要的古镇，因漕运而兴，也因漕运而衰。在这块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盐商汇集，人文蔚起，科名相望，仅明清两朝，就出了67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还有160多名举人和贡生。河下的文风厚重和人文荟萃造就了淮安“十番锣鼓”诗词高雅，《咏花》以季节为序依次歌唱了春梅、桃花、杨柳等12种花卉，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图景。《咏蝶》赞美蝴蝶的19种美势。淮安“十番锣鼓”既有江南音乐的婉约阴柔之美，又有北方音乐的粗犷阳刚之气，是南北艺
*基金项目：本课题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苏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研究”（2013SJB840003）阶段性成果。
术融汇和重塑的产物。这一音乐已经创造就得到民众喜爱。清朝年间的楚州城内，凡府署官员家中贺寿、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都要演奏“十番锣鼓”。而每年五月初一的东岳庙会更是《十番锣鼓》一年一度的盛会。据李正林回忆，一支“十番锣鼓”的演出队伍需要二十余人，日本军队入侵楚州之前，河下古镇活跃着十几支演出队伍。1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当时从事十番锣鼓专职演出人员200多人，有如此规模的演出队伍，可以想象十番锣鼓受欢迎程度。
2016年5月，笔者到河下古镇调研时，发现“十番锣鼓”虽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空荡荡的展览室内仅有一些墙上的图片和“十番锣鼓”申遗的一些资料，已看不出当年的演出盛况，唯一的传承人周宝洪生重病住院。这一演奏方式独特、宫廷音乐韵味浓厚、曲名文学性较高、锣鼓牌子定位讲究的民间音乐正面临失传的危险。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传统曲艺、民俗、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难怪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各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传承、利用了传统文化。但是，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的效果并不太乐观，这一点无需具体数据佐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诸如传统戏剧、曲艺等非遗项目的艰难生存状态足以说明问题。”2那么，该如何保护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201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最高阶位的法律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从国家立法、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制定法规、规章到地方性法规、规章，共计112部，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效地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然而，在笔者调研的城市发现，虽然各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区）级等四级的名录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多的停留在名录整理上，对于传承人的培养和非议项目的现代性创新工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牵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力量、国家、社区和个人纠结着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最基本的保护制度还是法律制度。”3如何运用好法律制度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国
1被访谈人：李正林，楚州文化馆聘请十番锣鼓的研究人员，访谈时间：2016年，访谈地点：楚州区文化馆501室。
2参见王立军，刘云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缺陷之检讨》，《河北法学》，2016年第9期，第146页。3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型》，《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7
家级立法、省级立法还是市级立法？我国疆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文化遗存特征存在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在基层，基层需要贴近实际、切实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章和条例。国家级法律法规侧重原则性问题，很难直接用来约束和规范具体行为，需要地方性立法来弥补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缺失。在国家多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中，市级立法更能规范地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需要市级地方立法提供制度保护。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立法法》第72条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规定一方面赋予所有设立区的市以立法权，另一方面明确了设区市的立法事项范围。可见，新的立法法为设区市加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立法权保障。那么设区的市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时，立法重点和立法内容上该如何取舍呢？本文拟围绕设区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立法建议。
二、设区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现的是“一元三级”的立法体制，即国家级的法律法规和省、市级的地方法规，分别发挥着各自的职责和作用。讨论设区市的制定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不重视国家级法律法规，而是设区市制定非物质文化法规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破坏亟待地方立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与该区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息息相关，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地方社会特定人群的文化传统，具有地方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4我国疆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需要加强地方立法。事实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立法早于国家立法存，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2000年，云南
页。
4参见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77页。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随后贵州、广西、宁夏、新疆等省相继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立法。直到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接着各非少数民族地区相继制定了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立法。
事实上，市级以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形式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的变化。如以宗族、村庄为单位的社会结构，注重喜庆、酬神的宗教民俗文化和民间娱乐文化已经被城市化、城镇化的现代生活文化取代。以至于在当下农村，看电视、打麻将、玩手机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首选。乡村文化呈现沙漠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逃离农村，抛弃了传统文化艺术。传统表演艺术的劳动报酬的低廉加之学艺过程的辛苦漫长，难以吸引青年人加入到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队伍，传统曲艺、传统技艺、民俗表演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年轻人抛弃。城市生活的方便快捷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谋生，并被城市的文化娱乐方式同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破坏文化内在价值。当地方政府唯GDP论时，经济建设的追求必然带来文化建设的忽视。淮安市某县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区文化馆馆长，主要职责本应该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却被要求招商引资，仅此一项在全年考核中50%，此项不达标，考核不合格。在此压力和考核评价体系之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代表怎么能有精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呢？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趋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特征和地方性保护不力，都对设区市立法的行使提出新的要求。
（二）设区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特征决定要发挥地方立法的优势，加强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旧的《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第六十四条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做出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
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两条规定赋予较大市于立法权，大大激发了较大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为了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2001年11月淮南市制定了《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为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2006年7月苏州市制定了《苏州昆曲保护条例》；为了继承和弘扬宜兴紫砂文化，2006年11月无锡市制定了《无锡宜兴紫砂保护条例》。通过立法，《苏州昆曲保护条例》对昆曲的保护对象、政府责任、传承人保护等做了详细规定。有了法律作依托，从剧团到剧场，从剧目到技艺，从服装到音律，从相关习俗到艺术样式，昆曲得到保存的留传。经历11年的传承和发展，曾经濒临消亡的昆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曾在世界各地的28所大学演出85场，创造了校园演出单场观众7000人纪录。
新的《立法法》赋予设区市于立法权，大大激发了设区市保护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新立法法颁布一年多的时间以来，设区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薄弱项目，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如镇江市制定香醋保护条例、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区保护条例，南通市制定濠河保护条例、淮安市正在起草制定古淮河保护条例，连云港市正在起草制定海洋牧场保护条例等，这些都是针对设区市的某一特殊需要立法和保护的事项。可见，设区市立法权的赋予大大调动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将有利于继承和弘扬本地区优秀传统文化。
（三）设区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目前，我国已建立“一元三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国家级法律和法规、省级和市级规范。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部指导全国各地，涵盖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等的国家级法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更多的是一种原则性规定，更无法提出措施。如2011年国家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就没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的归属问题，并且规定传承人范围过广，法律责任主体规定不明确。5所以，国家级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和意义、保护内容、保护中的
权力和指责的划分、结果控制的程序、保护工作内容，以及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
5参见辛纪元，吴大华，吴纪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不足及完善》，《贵州社会科学》，2014
财政的角色和任务等方面给予原则性和指导性规定，难于直接用来约束和规范具体行为。因而，地方法规在关系到遗产保护的最终效果时，更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要求地方立法来弥补国家立法的执行力不足。最早制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是《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条例》，为了保护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地方立法先于国家立法存在。而在国家《非遗法》颁布后出台，江苏、山东、上海、重庆、新疆、西藏等2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相继制定或修订的地方条例。6这些省级立法大致内容都是总则、调查与代表名录、传承与传播、保护措施与利用、法律责任、附则。从篇幅和结构上看，篇幅最小的是河北省的立法，共6章41条，而篇幅最长的是江苏条例，共8章59条。这些立法与国家《非遗法》在主要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规定比国家级法律、法规略微详细写，都没能很好地反映出自己的立法特色。因而当发生“乌苏里船歌案”、北京“泥人张”诉讼案、白秀娥剪纸案、黔中蜡染第一案、“十八管笙”专利权纠纷案等时，无论是国家现行法律还是地方性法规没有提供明确的传承人和权利人的法律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要体现其特殊性。“特殊性就是要有特色，能够充分反映本地区的风俗、民情和实际情况，解决国家法律因顾及各地差异而不便详细规定、留有空白、需要漏洞补充的问题。”7如《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无锡市宜兴紫砂保护条例》、《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等等，就是针对市或县就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制定的专项保护条例，并发挥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地方规范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技术要求，某些内容与国家规范相比更为详尽、具体，有的甚至更严格，可操作性更强。8设区市的获得立法权，极大地调动了它们的立法积极性，必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全面、细致、直接约束和规范具体行为的保护制定条例，并且有可能成为国家法6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是指上海、重庆、广东、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云南、甘
肃、辽宁、浙江、陕西、新疆、西藏、宁夏、贵州、海南、湖北、安徽。资料来源于中国人大网http: //https://www.doczj.com/doc/2e7174119.html,。按照《立法法》要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必须在全国人大传为会备案并公示。
7田成有．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1－12．
8戴群：《遗产保护中地方法规的作用和意义——以市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例》，《东南文化》2014年
规的下一轮修订提供借鉴。
三、设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建议
法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9，应当符合适用之地的实际情况。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某一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设区市要制定具有实际保护效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前期调研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常做法，是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首先由基层文化主管部门逐级申报，通过各级文化部门和专家委员会的评定进入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而确认其合法性。事实上，能进入各级名录的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设区市在制定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时，要做好非遗项目调研，一方面组建专家组，比较分析本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同质性和差异性，评选出最能体现本地历史文化传统、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拟立法保护。另一方面，听取民意，尊重民众的自我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作为传统的民众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直接与一定的社群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社群的认同和特质，凝聚着群体的情感和记忆。“只有民众接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具有延续和传承的可能，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返璞归真，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丰富和满足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等需求，才能够真正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文化价值。”10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摸清设区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在立法保护时才能有针对性，保证地方立法的严肃性，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
（二）凸显地方特色
《立法法》第73条强调，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也就是说，地方立法的存在价值就是体现地方特色。实际上，“地方上为立法而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11]《非遗法》颁布以前，《云南省
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第222页。
10娄芸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
民族民间传承文化保护条例》成为一些位阶更低的市、县制定地方法规的“山寨”模板。《非遗法》公布实施之后，宁夏、新疆、浙江等省级条例，多少都借鉴甚至抄袭了在先的地方条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甚至有学者认为“在《非遗法》颁布后出台或新修订的地方条例，在内容基本上多是重复该法，美其名曰结合本省﹙市、区﹚实际而制定，实则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法规能较好反映出自己的立法特色。”[12]同样是地方性法规，省级立法与市级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应侧重点不同，省级立法宜对某一领域各个方面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规范和协调，目前，已颁布的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侧重于某一领域，如《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就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而设区市的立法重点应制定专项保护条例，如苏州市针对昆曲保护，制定《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无锡市针对紫砂保护，制定了《无锡市宜兴紫砂保护条例》。淮安市是运河沿线的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没有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专项保护条例，因而该市的非物质遗产如十番锣鼓、淮剧等都没能到的很好的保护。所以，设区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时，针对本地最具有价值和影响力非遗项目制定专项保护条例，这将是设区市的立法重点。
（三）明确保护核心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日益严峻的局面下，进行“保护”是当务之急。那么，保护什么，如何保护呢？为此，有人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性保护、传承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通过合理利用、融合发展等举措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实现‘保护’与‘发展’并重。”其实，无论哪种保护，首先要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特征——“活态传承”，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说的“保护”( safeguarding) ，其重点不仅在于非遗的动态性、过程性和传承性，更在于强调保护的主体是非遗的持有人和传承人自身。13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创造，依靠人进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离开人，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都将成为空谈。14所以，优秀的传承人是确保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的传承的关键。设区市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时：要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即
[12]王立军，刘云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缺陷之检讨》，《河北法学》，2016年第9期，第147页。13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理念》，《文化遗产》2014 年第1期，第4页。
14
通过立法积极扶持、鼓励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开展带徒授艺，针对本市非遗项目，为有志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人员，尤其是年轻人，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设区市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时，体现私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智力劳动财产，涉及到产权的确认、利益的归属、权利人利益的保护等问题。通过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以专有性权利来促进动态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有效保护，有利于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正当使用与贬损性使用，有利于保存、发展以及合理利用本群体、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5现有法律规定认定的传承人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对于自己的创新可以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为了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如果用“知识产权法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利益保护，将妨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正常使用，不了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16私权主体及其权利范围难以用知识产权法来明确，所以设区市应结合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针对性地在立法中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强调社会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族群中通过口传心授，或者不断反复进行等方式世代相传，延续下来的，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其本身就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组成，是人、物以及一定的文化空间相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17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依赖传承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共享者的共同参与。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活态传承的关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共享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支持者和传播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传承的基石和推动力，某种程度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保护者。”18社会大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生活相融合的主体，只有不断提升共享者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使其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15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38页。
16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42页。
17顾晓卿：《让“文化之根”永葆青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18
的价值，从而更加珍视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投入到保护、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人人有责。只有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认知，扩大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相关工作的渠道，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与人们的生活相融合，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同时，要鼓励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教育模式相融合，积极创造条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各级各类教育体系中，使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未来更好地延续发展。设区市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向条例时，应突出社会大众的责任，制定制度将有关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
（五）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导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是各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遍做法。非物质遗产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但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可以市场化运作，然而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进入了商业化开发的误区，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作为一种认同资源开始被重视，各地围绕本地传统特色举办文化节，以此吸引中外人士，特别是海外华侨，并借机招商。90年代以来，传统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开始更多地被开发利用。”19导致许多代表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分拆、改造、发明乃至无时节的展演，来迎合旅游者的需要，结果导致很多的“民俗”变成了“官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武术、竞技、游艺等体育活动；(6)其他非物质文遗产。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设计、故事等形式表达，可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性使用，产生经济利益。如美国迪斯尼公司拍摄的卡通电影《花木兰》为其创造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但传统的礼仪、节庆、民俗和传统的武术、竞技、游艺活动等则应加以推广和弘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类文件作为保护运动的依据和背景而制定，其目的是保护文化多样性，满足各社区、群体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交流。“文化作为需要尊重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和尊严，认为持19王立阳：《“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清华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89-190页。
有和享受文化是个体和群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文化多样性关系到每个个体和群体有着同样的尊严，这是群体间平等交流的基础。”20设区市应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时，要体现：一方面注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与居民之间相互依存、共生相融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保护本地区文化多样性，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20王立阳：《“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清华大学学报(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