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学史简述
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与王朝更替，封建征战不无关系，各自带着时代的特点。但是医学本身是一门独立性科学，它总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提高。向着自身的更高层次开拓和完善。
清代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充分表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清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到雍正乾隆年间又因文祸、禁书的影响，考据学盛行，不少医家和学者，遵经卫道，偏重对古典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校订，并结合医疗实践，提出一些新方法，发现某种新规律，扩大医学领域，充实其分科内容，形成新学派。所以，清代医学的“承前”，决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成果，而是对过去文献加以整理、校订、研究和归纳。所谓“启后”，并非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而是在治疗实践基础上，发展祖国医学，赋予它以生机和活力。清代医学史乃清代专史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仅结合清代对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药物、方剂学的发展，温病学派的形成；临床各科的成就等方面，就清代医学史作一简要介绍和概述。
一、 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
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释和阐发方面，曾有突出贡献。有的对原著内容加以适当整理，有的对原文涵义加以确切疏释，这对我国医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和进一步丰富，以及对后人加强对原著的理解和应用均有直接帮助。
张志聪(字隐庵)于康熙八年(1669)著戍的《素问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著成的《灵枢集注》 (各九卷)，是他长期对《内经》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张氏认为“经义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指归”[1]，所以他在著述时，态度十分认真，“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稍休”[2]。这两部著作，相辅相成，虽分二帙，实为一部。张氏把“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3]作为注解的基本原则，此书阐明了历代医家所忽略和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这是他对医学理论的贡献，同时也因其本于所谓“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话详切”[4]的宗旨，因而在他的注解中，也有以私意测度前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他的不足。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元御(字坤载)著成《素问悬解》(十三卷)。黄氏三十岁左右，因目疾为庸医误药致害，发愤学医。他对灵、素之奥旨，多有研究，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始著于竹帛，因辗转传抄，不免发生错乱。黄氏此书，揆诸古义，经过参互校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所注释，每有发明。他于同年刊行的另一著
作《灵枢悬解》 (九卷)，也以错简为说，对通行木《灵枢》八十一篇的主要内容重予编次，并在原文的个别段落之后加以简要注释，成为一家之言。
乾隆十九年(1754)，薛雪(宇生白)所著《医经原旨》(六卷)刊行。薛氏因母病而潜心医学，博览群书，精于典籍。此书系选录《内经》重要内容，参酌张景岳《类经》注释，并广集诸家之说，重于撰注而成。简明扼要，颇有特色，但略于针灸的记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大椿(字灵胎)所著《兰台轨范》刊行。徐氏学有家传，博通天文、水利，兼工诗文，前后业医五十余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兰台轨范》，本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对临证各科，分门阐述，辨证皆本于《内经》等古典医籍，去取极为严谨，对《灵枢》，《素问》精义，多有发挥。其特点是，“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论配合之旨与施用之宜，于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较诸家方书但云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为精密”[5]。只是徐氏颇信前人“服食”之说，在所列通方之中，往往裁有金石燥烈之药物，这是此书的缺点。
张志聪的学友兼弟子高士栻(字士宗)，曾继张氏纂集《本草》、 《伤寒》诸书。因感到《亲问》一书，各家注释，不是苟简隙漏，就是肤浅不经。对张志聪的《素问集注》，他也认为义意艰深，失于晦涩。不得已更作注解，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著《素问直解》(九卷)。此书注释简明，可与正文配合研读：
汪昂(字讱庵)，早年业儒，为邑诸生，三十余岁弃举子业而笃志于医，前后历四十余年，著述颇多。汪氏认为《素问》，《灵枢》本是医家必读的要籍，但全书浩衍，随问随答，不便观览。于是参考各家之说，将两经合编为一帙，名为《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九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此书删繁辨误，附以己意，堪称《内经》节注中的善本。此外，陆懋修(字九芝)的《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内经运气表》(一卷)、 《内经难字音义》(一卷)，胡澍(字荄甫)的《素问校义》 (一卷)，陈念祖(字修园)的《灵素节要浅注》 (十二卷)，都是各有特色的医著。诸家在某些问题上，虽观点不尽一致，但这些著作，均对研习《内经》，提供了参考。
在《难经》的研究方面，雍正五年(1727)刊行徐大椿著《难经经释》(二卷)，它是用《内经》的经义来解释《难经》的一部著作，共特点是：“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辩证考证，则本《内经》”[6]。此书对《内》、《难》二经的有关内容，阐发义理及其学术渊源，颇能“逐难发挥，考证详明”，“深思体认，通贯全经”[7]。在经络，
脏腑学说方面，每有独到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因徐氏主张“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8]，故其学术思想，总的说来，是尊经守旧的，这不能不使其对典籍的诠释，具有某些复古主义色彩。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行的黄元御所著《难经悬解》 (二卷)一书，是根据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对“八十一难”逐段予以注释的一部著作。黄氏认为《难经》的旧本，多有讹误，所以有必要进行更定，但真正发挥原旨奥义的学术见解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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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方面，则首推顺治五年(1648)喻昌(字嘉言)著的《尚论篇》(此书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文过繁，世称现名以从简)。此书先论《伤寒论》大意，次辨王叔和编次，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继则以六经各自为篇。纲目分明，条理井然，这部书实本本有失《伤寒论条辨》的看法，而较方氏更有创新。正如评者所说，能“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疑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9]，但有人认为亦有“颠倒仲景原论中撰次”，“殊悖于理”[10]的地方，喻昌的弟子徐彬(字忠可)，于康熙六年(1667)著《伤寒一百十三法发明》。他的学术观点皆源于喻氏，但忠可认为《尚论篇》详于论证而略于方论，颇觉美中不足，于是将方论专辑一帙而成此书。其中选录嘉言的论证大意，分注于《伤寒论》一百十三方之下，对仲景立方深义，作者则在方解部分进行阐发。它是一部配合喻著探究《伤寒论》立方本旨的参考书籍。张璐(字路玉)鉴于《伤寒论》的各家注本多歧而不一，从而感到“仲景书不可以不释，不释则世久而失传，尤不可多释，多释则词繁而易乱”，决心综合衷中，进行阐述。及得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1]和喻昌《尚论篇》等书，并广搜秘本，反复详玩，遂使早日所谓多歧的问题，逐渐澄清，归于一贯，康熙六年(1667)著成《伤寒缵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他在《自序》中说：“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异仲景之法，汇明其源流”。 《缵论》、《绪论》相辅而行，其所诠释，大都能博采众长，参以己见，条理明晰，读之使人豁然。不足的是此书“纂集昔贤后人方论，大半不标名姓，然亦每多偏僻处”[12]，在阅读时如不着意揣摩，则不易辨识，有些不便。张氏的长子名登(字诞光)，著有《伤寒舌鉴》，二子名倬 (字飞畴)，著有《伤寒兼证析义》，都继承了其父的医学事业，这两部著作，可视为张氏二书的附篇。
张志聪对《伤寒论》致力尤深，曾详加注释，稿未
成而病逝。后山高士栻重予编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补成书，名《伤寒论集注》 (六卷)。书中选集前人注疏，并有不少张、高二氏的见解，以使读论者学有所本，务期致用。但也有一些附会臆测之说。
柯琴(字韵伯)根据“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13]的基本思想，对《伤寒论》原文逐句加以校正，康熙八年（1669)著成《伤寒论注》。其特点是“以证为主”，各按相关条目归纳类聚，进行疏释。全书眉目清楚，并有个人见解。确实做到了他在此书《自序》中所说的：“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倒句讹字，悉为改正。异端邪说，一切辨明。歧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柯氏为进一步阐述其“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六经各有伤寒，外伤寒中独有六经”[14]的观点，康熙十三年(1674)著成《伤寒论翼》 (二卷)。上卷列论伤寒大法，六经正义，合病并病及风寒，温暑、痉湿等证，后附平脉法；下卷纲领性地叙述六经分证。书末附有制方大法，是一部《伤寒论》的辅助读物。柯氏还著有《伤寒附翼》 (二卷)，专论《伤寒》诸方，结合病因、病理和脉证来阐论方义及其应用。是一部研究《伤寒论》方剂的书籍．后来将上述三部著作合编成为一帙，名《伤寒来苏集》。识者评论此书书： “皆根柢六经治病，推究愈为细密。前人称为方(有执)、喻(昌)后之集成，良不诬云”[15]。全书使《伤寒》辨姙论治之法更切实用和易于遵循，是继元代王好古之后以六经分类归纳某些杂证，并能曲畅典籍奥义的一部著作．故对后世具有相当影响。
尤怡(字在溼)，所著《伤寒贯珠集》(八卷)嘉庆十五年(1810)刊行，也以六经为纲编撰而成，每经均先列正治法，随后分别列有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脏病、经病等法，凡对病机的进退，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后可运用其方，分证甚晰，一目了然。所以此书与韵伯《来苏集》，为世所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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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家，对古代医学典籍的编纂整理及对经文的注释等方面，意见不同，争论甚烈，这主要表现在尊经守旧与求实革新的斗争，以及伤寒与温病、经方与时方的争论。其他方面，诸如关于命门和相火、三焦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辩难的结果却有助于对我国医学宝库的发掘，并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清代医学的这种新趋势，不仅在大量的临证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而且在理论的运用上，具体地发挥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
二、药物、方剂学的
发展
自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之后，清代医家对药物亦日益重视。特别是药物中的新品种不断出现，以及临床经验的不断丰富，都大大促进了对古典本草著作的研究和药物学的迅速发展。在清代医家中，钻研《神农本草经》，并已取得具体成果，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张志聪和他的《本草崇原》(三卷)。在编著此书的过程中，张氏病卒，后由高士栻补辑完成，刊行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全书收录《本经》药物二百四十七种，其他药物五十二种，共二百九十九种。仍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每药先列《本经》或其他古籍的原文，后附张氏的注释，其中间有士栻的补注。这部著作是以《本经》为宗推衍注疏的，所以称为“崇原”。其注释的主要根据是五运六气学说。张氏认为：“天地万物，不外五行，其初产也，有东南西北中之五方；其生育也，有春夏秋冬长夏之五时；其形有青黄赤白黑之五色；其气有臊焦香腥腐之五臭，其质有酸苦甘辛咸之五味”[24]。依此五行五色，五气五味之理，对天生万物之一的药物进行深入研究，便可由源及流，执简驭繁地理解并掌握其性味和功用。张氏以这种观点来注释《本经》，自成一家之言，卓有成就。所以后人评论张氏此书说：“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可谓良工心苦”[25]。这种说法，虽非虚誉，但张氏专以运气阐明药性，立论往往失于空浮，则不能不是本书的缺点。
另一部以研究《本经》为主的药物学著作，是张璐的《本经逢原》 (四卷)，刊行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书在体例、取材上部分依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分为三十二部，收药约七百余种。每品先列其性味、产地，及炮制方法；次载《本经》的原文，不属《本经》的药物则不引；再次则详记各书之注解及附方。《四库全书总目》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多主考证”，缪希雍《本草经疏》“颇喜博辨”，而张氏此书“则惟取发明性味，辨别功过”，可使处方者易于明了，灵活运用。其特点是本于守约，论述中颇多个人见解与经验心得，故“自学医者观之，左右逢原，不逾本经绳墨，足以为上工”[26]。
在各家所注本草中，比较便于学习的，则是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刊于乾隆元年(1736)。徐氏认为，《本经》的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学者不易了解。于是选取其中“耳目所习见不疑，而理有可测者”[27]，共得一百种药物，为之探溯本原，辨明药性，各阐论其主治之由，以使古人立方治病的用心，灼然可见。所以徐氏的这部书“在诸家本草中”“为最简便易知者”[28]。但对《本经》原注
里加杂的一些不足尽信的方士之说，大椿亦一一作注，探究所以。这种附会之举，则是他尊经太过的表现。
在《本经》注解中，较为别开生面的，是邹澍(字润安)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本经疏证》 (十二卷)和《本经续疏》(六卷)。此书以《本经》为主，《别录》为辅，博取《伤寒》、《金匮》、《千金》、《外台》诸书，兼采六经五雅，诸史《说文》，旁通道经佛书。名人著作，凡是有关药物的论述，尽行选录，为之疏解辨证。 《疏证》载药一百七十三种，《续疏》裁药一百四十二种，共三百十五种。此书“所采博而辨析精细，于医学深为有功”[29]，但“笔舌纠缭，多病词费”[30]，是其不足。与上两书一同刊行的，还有《本经序疏要》(八卷)，它是将《本经》等书中的《序例》文字，参照古医方的具体应用，加以注解、说明，编辑而成。也是研读《本经》的参考书籍。
在各家的注释里，还应该提到的是陈念祖的《神农本草经读》 (四卷)，刊于嘉庆八年(1803)。它是从《本草纲目》中辑录《本经》药物百余种，分成上、中、下三品，并附录《本经》以外的药物四十六种，分别进行铨释、编辑而成。其中还摘选有《本草崇原》及《本草经解》[31]等书的有关内容，是一部很有恃色的著作。
在清代的药物学著述中，成就最为突出，而又最能反映其发展成果的，是刊于乾隆三十年(1765)，赵学敏(字恕轩)的《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赵氏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然收录很是广博，但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各种药物生长既久、种类繁多，各地所产又不尽相同，如果不及时加以研究并有所记载，后人便不好识别，更无法继续进行研究。所以他在《拾遗》的《凡例》中说：“是书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全书收药共九百二十种，其中七百十六种为《纲目》所未载的新药。另一百六十种属于对《纲目》已收药物的补充内容。《拾遗》新增药物中，不少是民间药品，如太子参、冬虫夏草、万年青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外来药物，如檀香油、金鸡勒(即金鸡纳)等。它较为概括而准确地反映了自明代《纲目》问世后我国本草发展所能达到的新阶段，如鸦胆子治疗冷痢，白毛夏枯草治疗高血压等方药，不仅为前代本草书籍中所无，且为后来临床证明确有良效的药物。《拾遗》在分类方面，也较《纲目》更为合理，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人”部，并将“金石”一分为二，共为十八部，更为符合实际，此书还对《纲目》的某些错误，作了订正。赵氏的治学态度至为严谨
，选录非常审慎，有的得之于书史方志，有的辑之于世医先达，但都必须经过认真考查，证明确有效验，方行载入，同时还要标明出处，以为传信。如稍涉疑义．即弃而不收。有些药物，虽“不乏传方”，但“俱难责效，有似此者，概从删削，宁蹈缺略之讥，不为轻信所误”[32]。为进行实地观察，他还开辟了一个药圃，亲自栽培试验，他说：“草药为类最广，诸家所传，亦不一其说，于终未敢深信。”“兹集间登一二者，以曾种园圃中试验，故载之。否则宁从其略，不敢欺世也”[33]。在赵氏给《拾遗》各药写的按语中，这种崇尚实践的科学精神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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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药物学中，影响较大的另一著作是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其浚(字瀹斋)的《植物名实图考》。它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全书共三十八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分为谷、蔬、果、木等十二类。每种植物都详细记载着形色、性味、产地及功用，并附有插图，重点说明药用价值。对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作了考订，还对历代本草书籍中的某些谬误有所匡正，颇具创见。此外，吴氏尚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篇》，记载植物七百八十八种，此书本是《植物名实图考》的初稿，同样是一部研究我国药用植物的较有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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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家为了更好地切合临床实用，还编著了一些由博返钓的本草书籍。汪昂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历代名家本草中，可以算做精练而详备的一部，不足的是卷帙浩繁，卒难究殚，所以虽称完备，但非简要，至于其他一些药性歌诀等书籍，只是便于初学者诵习，虽属简要，但不完备。汪氏遂将常用药物四百六十余种，“详道地，明制法，辨真赝”[34]，编纂注解，汇集成书，名为《本草备要》(八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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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此书对各药的性味及功用等作了概括性的综述，“既著其功，亦明其过，使人开卷了然”[36]。还有附图四百余幅，以使读者更易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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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后来，吴(字遵程)认为，氏的《备要》一书，虽卷帙不繁，采辑甚广，但是因其缺乏临证经验“而专信前人，杂揉诸说，无所折衷，未免有承误之失”[37]，遂又在该书的基础上，“因仍者半，增改者半，旁掇旧文，参以涉历”[38]，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编成《本草从新》(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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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载药七百二十种，以
进一步发挥汪著的未尽之旨。黄宫绣(字锦芳)鉴于某些本草书籍，对药物只单纯强调疗效，而对它的形质气味、证治功能等道理却讲不清楚，致使“浅学医士”，很难掌握，于是本着“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39]的主导思想，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成《本草求真》(十卷)。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一至七卷，将药物分为补剂、收涩、散剂、泻剂、血剂、杂剂和食物七类。每类又按药性之不同分为若干子目。下篇为八、九卷，分别论述脏腑病与六X病的用药。十卷系药性总论及药物自然分类法目录，以便检索。共收载药物五百二十种，卷首还附有药图。本书特点，据作者说，是对本草药性“就实讲明”，而无“一毫牵引”[40]，故名“求真”，以求其真。书中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可供学习参考。另有王(字晋三)的《得宜本草》(一卷)，严浩、施雯、洪炜合撰的《得配本草》(十卷)，黄的《长沙药解》(四卷)等书，也都在药物的应用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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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药物学的进步，必然导致方剂学的发展。因而清代医学家在方剂学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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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昂鉴于古今方书，虽然很多，但确能嘉惠后人的，却为数寥寥。有的只在所列方剂之前，写出治某病，用某药，而对受病之由，用药之意，性味归经等有关问题，阐发很少，甚至形成了“方书徒设，庸医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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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视之懵如”[41]的情况，象这样的拘执死方以治活病的医生，怎能不误世殃人!氏于诸家医著中选录常用方剂约六、七百首(分正方及附方)，加以分类注解，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成《医方集解》(二十一卷)。其特点是，收采较博，注释颇详，很切实用，故流传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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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人们评论说：“本集虽名方解，而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罔不毕备”[42]。后来，吴对氏书，尚感不足，认为《医方集解》虽硕论名言，采收甚富，然“不能无承讹袭愆之说。且于新方，总未采录”[43]，所以还不可称之为“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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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三、温病学派的形成
明、清两代疫疠曾在南、北方多次较大规模地流行，许多医家在与其斗争中，对温病的认识和防治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从明代开始便有一些医家在病因、发病、传变过程以及治疗原则等方面，对温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全新的主张，到
了清代乾隆年以后，江南一带则出现了一批力主温病不同于伤寒，专以温病名家的学者。他们各自著书立说，阐说其观点与主张，于是逐渐有了较为完整的温病辩证论治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派。
温病是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的总称。温病学派认为外感热病的发病与气候和季节有关，是由“六淫”、“戾气”、 “杂气”而致病。在温病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叶桂、吴瑭和王世雄。其中最为著名，而又一向被认为是清代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的，则是叶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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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世医出身。自劫继承家学，笃志于医，博通经史文赋。每闻有长于医术者，即奔往求教。先后拜师十七人。因其医理精通，临证经验丰富，三十岁时已名噪大江南北。叶氏处方不执成见，疗疾常获奇效，“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予知其病；或予断数十年后。皆验”[47]。叶氏一生忙于诊务，而少于著述；他对温病学说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成《温热论》[48]。此书记载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其基本内容是：一，明确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49]的论点，阐明了温病的传变规律和施治大法；二，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辩证体系及其证治纲领；三，在诊断上，发展了前人的察舌、验齿和观察斑疹、白□（原字“疒”里“倍”的又半边）等方法，丰富了望诊的内容。叶氏这些创造性的论述，为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辩证原则。
在清代温病学派形成过程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医家吴瑭(字鞠通)，其学本子叶氏，但他认为叶氏的著作对温病的立论过简，而且一些可供借鉴的医案又散编于杂证之中，往往被人们忽视，遂决心“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50]，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著成《温病条辨》（六卷)。此书首先引述《内经》有关温病的条文并附加注释，
用以明确典籍中之根据；其次分列上、中、下焦三篇，详论风温、温热等九种温病的治法，最后附有杂说、救逆、病后调治及产后、小儿等篇，用以驳戒俗医的失误。层次分明，内容充实。吴瑭还依据叶氏的经验，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治则，并化裁出一些有效的方剂。人们评价此书说：“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51]，确非过誉之词。叶氏的温病学说，经过吴氏的必要补充，得到了提高，使之更臻于系统和完备，
这是《温病条辨》一书，受到后来医家普遍重视的主要原因，也是此书所具有的创造性成就所在。
王世雄(字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他于咸丰二年(1852)编著的《温热经纬》(五卷)一书。该集首列《内经》、《伤寒论》有关温热病的原文为“经”，并引录前人的注文以阐明一些温热病病原、证侯及治法；次载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四家治疗温病经验为“纬”，并将温热病的辩证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用以具体说明其发展规律；末附治疗温病常用方剂一百十三个及注释。王孟英在《白序》中说：“其中注释，择昔贤之善者而从之，间附管见，说‘雄按’二字以别之。”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是：“采选各家论著，附以己意为之铨释，是为治温病之能手。故其所辑，均精而且详，当可遵而行之焉”[52]。王氏之《经纬》，使温病诸家分散的专著，汇为一编，采集精当，方便学者，是温病学说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三书的问世，标志着清代温病学说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不仅丰富了温病学说本身，而且也为温病学派的形成，创立了较为鲜明的理论体系。
四、临床各科的成就
由于对医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对药物、方剂的广泛研究，并由于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因而清代医学在对各种疾病的认识、治疗和预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这具体地表现在临床各科较有水平的著作相继编纂刊行。
清代不少医家，内外妇儿各科兼通，为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曾编著了一些综合性的医学书籍。在清代的这类书籍中，较早又较有影响的是张璐撰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张氏医通》(十六卷)。张氏认为各家的医学著作，或论病体，或论药性，或论治法，各有所主。各家的学说，亦各有不同，互相辨诘，多不统一。于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先后用了五十年的时间，“颖秃半床，稿凡十易”[53]，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医通》的编次门类，多取法于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方药主治，则大多本于薛己的《医案》及张介宾的《景岳全书》，而参以张氏自己的观点，故较诸书纂辑更精。全书述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杂病的证治。前十二卷，自中风迄婴儿，几十六门，每门又各分子目。每病先列《内经》及《金匮》论述，次引诸家之说，最后附以治例。后四卷为诸门方论，凡九十四门，不另立子目。其特点是以病证分门集方，并有方解。还有专卷，详论祖方的原委，分析其配伍与功能。《医通》一书，至为严谨，正如张氏所说，他在编著过程中对诸家的态度是：“历
代名医，造艺各有所长，文理不能兼善，故选择方论，如披沙拣金，”“一切晦滞难明者，虽出名贤，概置不录”[54]。凡词意未畅者，皆润色发挥，必阐其意。务期广搜历览，由博返约，以使“千古名贤至论，统叙一堂，八方风气之疾，汇通一脉”[55]。他在书中还明确提出“医不执方，合宜而用”[56]的辨证施治原则，这种既本之于绳墨，又处之以变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医通》一书，梓行以来，流传颇广，一向为医家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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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乾隆年间约沈金鳌(字芊绿)，博古明经，一生笃学。大约四十岁以前，专志儒业，四十岁以后，专攻医学。他的《沈氏尊生书》[57] (七十二卷)刊行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也是一部综合性医著。全书对医理、诊法以及内、妇、儿各科临床证治均有论述，共包括有医书七种，即：《脉象统类》(一卷)，《诸脉主病诗》 (一卷)，《杂病源流犀烛》(三十卷)，《伤寒纲目》(十八卷)，《妇科玉尺》(六卷)，《幼科释谜》(六卷)，《要药分剂》(十卷)。其中的《杂病源流犀烛》为该书之重要组成部分。《犀烛》以论述杂病为主，共分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六门。各门又分若干病证。每病首论源流，为正文，均系沈氏自撰，有引典籍者，必载明出处。次附脉法，大都选辑昔贤之说。其次再引录诸家有关论述。最后为治方。另附有导引等法。因此书所论较为全面而公允，故在杂病著作中很有影响。综观沈氏《遵生》全帙，博采众法，进行参互考订，并能抒以己见，对临证各科，每有发明，特别是对气功疗法甚为重视，所以颇具特色。虽其议论中亦有个别过于武断之处，但仍是一部较切实用的医著。
清代乾隆年间经政府组织由吴谦等主编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则是一部系统地汇集了各科内容的大型医学丛书，全书除前述之《伤寒》、《金匮》两部分外，尚包括有：《四诊心法要诀》、《运气要诀》、《杂病心法要诀》、《妇女心法要诀》、《幼科杂病心法要诀》、《痘疹要诀》、《种痘心法要诀》、《外科心法要诀》、《眼科心法要诀》、《刺灸心法要诀》、《正骨心法要旨》等。《金鉴》系采辑自《内经》至清代诸家之说，分门聚类，删订而成。对各科之辨证及治疗，叙述精详，内容全面，皆有图、有说、有歌诀，使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确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临证重要参考书籍。正如论者所说：此书“大都理求精当，不尚奇邪；词谢浮华，惟期平易，酌古以准今，茎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
”[58]。“寒热不执成见，攻补无所偏施”[59]是其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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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较晚的一部颇具影响的临床参考书是林佩琴(字云和)撰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类证治裁》(八卷)。林氏潜心医学数十年，日课生徒，晚则灯下披览研读，油尽始止。为人治疾，全活甚众，但不以医名。晚年医术更加精湛，医理亦更加精通，遂博采各家之长，结合自身临证经验，著成《治裁》一书。此书将内科、杂证以及妇、外等科病证，分门别类，概述其病因和临床表现，并介绍其具体治法及应用方剂，有的还附有他本人的治案，以供医生借鉴。此书融会诸说，取裁审慎，强调辨证在治疗中之作用，故较切实用。
清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家王清任(字勋臣)，对我国解剖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则反映在撰于道光十年(1830)的《医林改错》(二卷)一书中。王氏十分强调了解人体脏腑情况对探求医理与进行治疗的重要，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60]。主张著书立说必亲治其证，反对脱离实际和徒取虚名。他对古典医籍关于脏腑的记述，大胆地提出了质疑，为此曾亲身到义冢、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虚心向别人请教，并以动物解剖相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多有不符，遂将四十二年的考察研究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自己的医学论述，汇为一编，著成《医林改错》。其中改正了古书记述人体脏腑的一些错误，提出不少新看法。王氏并根据其对气血的理解，就内科之血瘀和其他杂证，创用一些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的方剂，疗效较好，至今仍为临床所沿用。《医林改错》一书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对人体解剖的记述仍有主观臆测或不够恰当之处。例如他说：“心乃是出入气之道路，其中无血”[61]，就是完全错误的。
清代擅长外治疗法的医家吴樽(字师机，又字尚先)，鉴于乡间贫病者多，因少药或误治而丧生的人，无日不有，遂决心提倡以膏药为主的外治法。他以前人和古典医籍中的有关论述为基础，同时吸取民间的一些外治经验，并结合个人多年的临证体会，数易其稿，同治九年(1870)写成理疗性外治专著《理瀹骈文》[62](一册，不分卷)。吴氏叙述写作此书的缘起说：“无悖于古有利于今者，则莫如膏药。余乡居八载，行之既验，不敢自秘，爰取所集众方，为骈文以联缀之，并为发明内外治殊途同归之理”[63]。他认为外治与内治的方药具有一致性，“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64]，故前人著作
中的方药，均可按方施于外治。外治不仅可与内治并行，且可补内治之所不及。外治的特点是无所禁忌和窒碍，对老弱婴幼更为适宜，所以外治较内治之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理瀹骈文》卷首总论外治之法。正文部分则分别论述了伤寒、中凤、痹症等多种疾病的外治方法，并有注文详加阐释。末附常用膏药的配方与制法。最后另载有《治心病方》一文。全书以记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治法多具有施术简便，疗效显著，药价低廉等特点。吴氏的外治，除以膏药为主外，还善于运用其他多种疗法，如：火、热疗法、水疗法、蜡疗法、泥疗法、发泡疗法和填塞法(将药物填塞于耳、鼻等患部)。《理瀹骈文》一书不仅丰富了我国医学宝库，而且为指导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清代较早的外科专书是康熙初年太医院院判祁坤(字广生)编著的《外科大成》(四卷)。祁氏在跋中说：此书系于“暇中殚精采掇，参《素问》，《灵枢》之奥旨，搜古今名贤之确论”汇集而成。全书分为三十二部，每部又各分子目。其中既有对疮疡诊治要点、各种治法及常用方剂的总论，又有人体各部位多种外科疾病的分述及证治和验案。治法以消、托、补三法为宗，对切除、缝合等手术疗法也颇重视，“皆义晰词明，字释句解，疮疡之微者无不载，方法之善者无不备”[65]。后其孙祁宏源以此书为蓝本，编辑成《外科心法要诀》，收入官修之重要医学丛书《医宗金鉴》中，故其影响较广。
清代著名外科学家王维德(字洪绪)，几世为疡医，自幼承家学，兼通内、外、妇、儿诸科，所著《外科证治全生集》一书，刊于乾隆五年(1740)。是其祖孙四代在外科临证方面理论和经验的总结。王氏擅长对痈疽的诊治，他一反过去那种只注重根据疮疡所生部位进行诊治，或只是简单地循经投药的方法，而是强调辨证施治，即十分重视全身证状在鉴别诊断上的意义。他认为：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所论甚为精辟。在治疗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指出。治痈当清火败毒，消肿息痛，已溃者可用托毒之法，治疽应以开腠理，散寒凝为主，已溃者当温补排脓，使毒外解，不可轻用内托之法。这就是王氏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治疗阴疽的临证要点。他的这些经验和理论，在当时及后来的外科学发展中，均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王氏所创立的几个治疗阴疽名方，如：温补气血、开腠逐毒的“阳和汤”，和通关窍，活血解毒的“犀黄丸”，疗效都很好，至今仍在沿用。《外科证治全生集》共
分六个部，分；一、论证，总述痈疽的诊治原则；二、洽法，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各种外科疾病的治疗；三、医方，共收载外科有效方剂七十五首，四、杂证，共收载内、妇、儿各科杂病的验方四十八首；五、制药，介绍二百余种药物的主要性能及其炮制，六、作者的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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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在外科方面的主要成就，在于确立了对痈疽的辨证原则，特别是阐发了阴疽的病因和病机以及创制了治疗的有效方剂。但由于其书每主张重用汤剂，对脓肿的切开，引流等疗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将长于摘除、缝合手术的陈实功一派称之为“刽徒”等，这些则是他在学术上的局限性和偏激所在。为此，清末马培之等对《全生集》加以批注，又出版了增评本，遂使此书更臻完善。马氏另著有《外科传薪集》(一卷)，以阐述自己在外科方面的临证心得，介绍了常用方剂二百余首，对王氏《全生集》作了更多的补充和发挥。
嘉庆时江苏医家高秉钧(字锦庭)，内、外科均精，所著《疡病心得集》(三卷)，为外科专集。此书对病机、症状的阐述和处方用药，明显受温病学说的影响。每证一论，颇为详明，善于从内科角度来治疗外科疾病，强调因病施治，有其可取之处。
清代在妇科方面影响较大的专著，是傅山(字青主)的《傅青主女科》(二卷)和《产后编》(二卷)。傅氏学识渊博，凡古今典籍、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不仅长于音韵、训诂和子学，而且工于诗文、书画及金石，尤精于医学。后人说他“巍然为河北大师者垂数十年，论者以声震天下”，非为过誉。据考《女科》、《产后》等书，系经后人辑录而成，不是青主手著[66]。因傅氏原有《辨证录》、《石室秘录》等书，未能梓行，嗣由陈士铎(号远公，康熙时人)附加引证，参以己意，托名“仙授”，使之出版。道光至同治年间，又有人从上述书籍中，抽取部分内容，以今本单独刊行，并具作者真名。《女科》一扫，将带下、血崩、调经、妊娠、难产等妇科疾病分为十门，共七十七篇，详述其证治，鉴别其疑似，既不依傍古人，又多吻合经旨，辨匪以肝、脾、肾三脏立论，处方以调和气血，培补脾胃为主导，于病有定见，用药有专攻，所以极有特色。《产后编》则对产前、产后共四十三种产科疾病的方症忌宜，作了平正而简要的论述。其中所载的“生化汤”，对产后诸症，疗效显著，至今仍在山西一带流传甚广。此书自问世以来一向被视为妇科辨证施治之圭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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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斋居士(未著名氏)所
撰《达生编》(一卷)，按自序，成书于康熙年间。其书专为难产而写。内容有原生、插产、真诀条辨等十四篇及格言、方药。作者认为难产的原因，在于坐草太早，惊慌努力，妄任稳婆所致。所以主张临产时要“顺其自然，勿得急迫勉强”[67]，应沉着镇静，掌握“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诀，不服药或少服药。所论均为经验之谈，所载多系平稳之方，文字通俗，内容简要，故颇切实用。
清代儿科的综合性著作和麻疹、痘疮、惊风等专书，相继行世，它标志着对儿科疾病的认识日益提高和治疗方法的不断进步。夏鼎(字禹铸)的《幼科铁镜》(六卷，另有二卷本)，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对儿科各症的寒热虚实，辨识至为明晰。他主张诊断小儿病状，不应只是察虎口，看筋纹，而应以望面色，审苗窍为主。夏氏十分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的应用，书中《实验推拿各法》、《推拿代药歌》，则对施术的要点作了简明而具体的介绍。此书还对俗医治病之误，如：不辨病在何处，随手便行排治，一见有痰，动辄使用牛黄等，加以指正。陈复正(字飞霞)的《幼幼集成》(六卷)，刊于乾隆十五年(1750)，辑录了历代诸家有关儿科的论述，“存其精要，辨其是非”[68]，并就个人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内容较为全面。“自胎禀护持，迄于甫生稍长，诸凡病因治要，罔不具备于册”[69]。陈氏的学术主张可基本上分为三点：一，他不同意历来关于小儿痉证的认识，而将伤寒病痉、杂病致搐、竭绝脱证等统称为“搐”，并具体分成三类，即：伤寒病痉为“误搐”，杂病致搐为“类搐”，竭绝脱证为“非搐”。陈氏认为这样一来，便可“条分缕晰，证治判然”[70]。名目既正，辨正亦随之而明，治疗自然无惑。二，他反对把婴儿视为“一团阳火”的观点。指出：后人误信此说，肆用寒凉，伤脾败胃，致人夭枉，贻害无穷。三，积极提倡“火功”，认为是“幼科第一要务”，他说：“抢救急症，无捷于此法，只是过去所传，悉犯关门逐盗之戒，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遂以“异授神火，绘图作歌，公诸同志”，则“急迫之际，可以回春顷刻”[71]。总之《幼幼集成》较一般儿科著作，确有灼见，故值得重视。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清代编纂和刊行了大型医学类书和许多丛书。自康熙年间由陈梦雷主编，直至雍正年间又经蒋廷锡等续编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其中的《医部全录》共有五百二十卷，辑录从《内经》到清初的医籍一百余种。全书内容丰富，叙述较为系统，各种证治有论有方，是一部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的医学文献汇编。清代刊行的医学丛书，约有三十余种，如王琦的《医林指月》，杨乘六的《医宗己任编》，程永培的《六醴斋医书》等，都搜集了不少历代较有影响或较难寓目的医籍，有的还附有编者就原书写的内容简介、评注或跋语。清代医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为医学理论的研讨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清代医学在祖国医学的发展史中，的确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医家辈出，医著甚多，贡献颇大，但头绪纷繁，问题复杂，因此，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本文不过就某些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勾画一个大致轮廓，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这也许能为更好地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开创中医学术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对促进清代专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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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集》（七），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1]张志聪：《灵枢集注·自序》。
[2]张志聪：《灵枢集注·自序》。
[3]张志聪：《素问集注·纪略》。
[4]张志聪：《素问集注·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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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
[6]徐大椿：《难经经释·凡例》。
[7]徐大椿：《难经经释·凡例》。
[8]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考试医学论》。
[9]周中孚：《郑遭读书记》卷四十一。
[10]丹波元胤：《医籍考》卷二十七·方论五。
[1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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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12]丹波元胤：《医籍考》卷三十五·方论十三。
[13]柯琴：《伤寒论翼·自序》。
[14]柯琴，《伤寒论·自序》。
[15]《慈云楼藏书》。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郎·医家类二。
[17]周中孚：《郑书读书记》卷四十一。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
[19]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一。
[20]丹波元胤：《医籍考》卷三十八·方论十六
[21]丹波元胤：《医籍考》卷三十八·方论十六
[22]丹波元胤：《医籍考》卷三十八·方论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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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23]《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卷七·内科类。
[24]张志聪：《本草崇原·自序》。
[25]丹波元胤：《医籍考》卷十四·本草六。
[26]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27]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一。
[28]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一。
[29]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卷·五○一页。
[30]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卷·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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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赵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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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31]《本草经解》一名《本草经解要》(四卷)，原题叶桂撰。据曹禾《医学读书志》陈念祖条谓本书为“姚球撰”，后为书商易以叶桂之名。
[32]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凡例》。
[33]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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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34]《安徽通志艺文考稿》。
[35]《本草备要》原为四卷，汪氏后又编著《增订本本草备要》四卷，故共八卷。
[36]汪：《本草备要·(初版)自序》。
[37]吴：《本草从新·自序》。
[38]吴：《本草从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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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39]黄宫绣：《本草求真·凡例》。
[40]黄宫绣：《本草求真·凡例》。
[41]汪昂：《医方集解·凡例》。
[42]《安徽通志艺文考稿》。
[4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4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45]此后又有《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及《万方类纂》。为本书之异名或改编本。
[46]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47]《清史稿》卷五百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
[48]《温热论》又称《温证论治》或《外感温热篇》，相传此书系由叶氏口授，经其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
[49]叶桂：《温热论》。
[50]吴瑭：《温病条辨·自序》。
[51]吴瑭：《温病条辨·朱彬序》。
[52]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医药编》，中册。
[53]张璐：《张氏医通·自序》。
[54]张璐：《张氏医通·凡例》。
[55]张璐：《张氏医通·凡例》。
[56]张璐：《张氏医通·凡例》。
[57]沈氏认为：“人之生至重，必知其重而有以尊之，庶不致草菅人命”故以“尊生”为书名。
[58]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5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医家类二。
[60]王清任：《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61]王清任：《医林改错·心无血说》。
[62]《理瀹骈文》初名《外治医说》，后为便于记诵和传播。改用骈文撰写，故易今名。
[63]吴樽：《理瀹骈文·略言》。
[64]吴樽：《理瀹骈文·略言》。
[65]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66]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女科》与青主后裔保存的《傅氏家传医学抄稿》在文字上基本一致，故该书应是傅山手著，特此附记，以待研究。
[67] 《慈云楼藏书志》。
[68]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69]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70]陈复正：《幼幼集成·凡例》。
[71]陈复
正：《幼幼集成·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