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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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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6)挟知而问,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7)倒言反听,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五是在管理过程中,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1)“权借在下”,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它是领导者的专利。(2)“利异外借”,就是防备内外勾结,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3)“托于似类”,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骗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必须要加以防范。韩非子讲了一个齐国的故事,齐国的大夫夷射陪齐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门廊上,守门人请他赏一点剩下的酒,结果被拒绝了。夷射走后,这个守门人就在门廊下泼了一点水。第二天齐王出门后看到水,愤怒地问:“谁把尿尿到这里。”守门人回答说:“没见谁,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这里站过一会。”齐王就把夷射给杀了。这是典型的小人栽赃陷害的例证,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查。(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5)“参疑内争”,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6)“乱国废置”,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这里谈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于有势与无势。同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

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韩非子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南面》)。二是靠制度权力,领导者只有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才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饰邪》)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喻老》)。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榷》)。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权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时领导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计谋,这些计谋要做得恰当周密,不能让下属知道,以此保证其实施的效果。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掌握下属的言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管理顺利进行。同时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懂得树立自己的权威,牢牢地把核心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要善于利用环境去造势,然后因势利导,去管人做事从而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

“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韩非子在其一篇中指出“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故法者,王之首也;刑者,爱之首也。”在此,韩非子特别指出,制定、实施刑、法,不是因为憎恨老百姓,而是爱老百姓表现。因为唯如此,才可以使民静,并防奸于未然。在一篇中,韩非子更是对法的地位、作用、原则进行了全面阐释。首先,韩非子对法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励)

又如:“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在韩非子看来,奉法强几乎成了国强的充要条件。所谓术,是指君主驭臣之术。在韩非子看来,术和法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俯,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在该篇中,韩非子还分析了申不害佐韩和公孙鞅治秦不能获得完全成功的原因,申不害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则是“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可见,君主治国,术和法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术的特点,韩非予概括了其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即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4K.管理的层面看,术也就是管理的技,虿。因此,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所需要的管理技巧(术)也是不一样的。关于如何保住权势、如何利用权势来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两条:赏和罚。韩非子论述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日: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可见,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体观权势的两个最重要工具,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两个工具旁落他人,否则,君主的势位难保,甚至性命堪忧。在运用权势方面,韩非子一贯强调要赏厚罚重。“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伏反》)“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日

‘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不仅如此,在韩非子著作中,“法”、“术”、“势”是三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君主的霸业。借用现代管理学语言,韩非子实质上提出了管理中应将制度、权威、技巧三者有机结合的重大命题,在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霉要地位’。。

。三。。霞名责实。的目标管理思想在韩非子著棒串,与管理密切相关的还有他对目标的重视、强调。“循名贵实”、“审合刑名”、“名存实亡”等都体现了韩非子的目标管理思想。对设立目标的重要性,韩非子在其一篇中给予了生动说明:“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英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结合实际的国家治理,韩非子也同样强调预先设立目标对以后进行管理控制的极端重要性。他论述道:“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变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之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二柄》)可见,在韩非子看来,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君主为每一个参与者设定行为目标,就可以在以后很方便地对属下行为进行管理控制了。这一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目标管理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中所论及的诸多技术对现代管理不无借鉴价值。当然,韩非子作为距今已二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其管理思想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和受到历史的束缚。如对君权本身的合洳陡未作任何置疑,对人的主动性、善良性严重忽视,只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狭隘的“为君主进言”的功利主义,等等。但无论如何,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即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仍可谓“博大精深”,它不仅对中国以后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前的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整个人类解决新世纪管理难题也具有重要的智慧启迪价值__

一.。治吏不治民。的管理对象界

定基于为君主进言献策这一特定政治目的,《韩非子》所论述的管理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君主的亲属、侍者,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论述道:“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若一一摄万目而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夕P储说右下》)也即,摇树的人如果一一去掀动每一片树叶,那么即使累的筋疲力尽,也无法使树叶全部抖动;而如果左右摇动树干,那么,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一起晃动。同样道理,善于张网揣鱼的人,只要拉住渔网的纲绳,鱼儿就能尽收网中;而如果一个个地拨弄网眼,不仅劳苦不堪,还将一无所获。在此,官吏就如同民众的“本”和“纲”。韩非的这一比喻不仅贴切、生动,而且寓意深刻。的确,为数众多的民众恰似“叶”、“目”,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难以一一对其进行管理控制。而如果抓住官吏这一管理民众的“本”、“纲”,就能够取得“撼木摄叶”、“纲举目张”的控制成效。为此,韩非得出结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他强调,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选准、用好各级官吏,就可以借助他们而管理控制好众多的平民百姓,形成臣下恪尽职守,百姓安分守己的局面。如此,君主便能安坐于朝廷之上,悠闲自得于闲暇之中,即使清净无为,也能把国家治理好。韩非子的这一管理对象界定对现代管理而言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的。20世纪,管理学家们称之为管理的世纪。世纪

之初,经泰罗、法约尔等早期管理学家的努力,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萌芽、诞生,并进入到科学管理时代;霍桑实验之后,行为学派在管理学中大行其道,使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进入了丛林时代。纵观20世纪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谓莲蓬勃勃、枝繁叶茂。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却蓦然发现,整个20世纪人类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看鲥了对工人和普遍民众的管理,而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置于了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就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相比之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并就此提出了大量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予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自利的人性论假说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本质、行为规律的判断无疑会决定着管理的方法和内容。在此,韩非子摒弃了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的争论,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人是自利的这一基本人性论假说。对此,他举例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韩非子·备内》,以后的仅注篇名)也即,王良爱他的马,勾践爱他的民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仁义之心,只是因为“利”而已,马能供王良驱使,民众能为勾践打仗。而医生为病人吮伤口脓血,也不是因其高尚或与病人很亲,只是因为有利在其中。做轿子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的人希望人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或仁或贼,只是受各自的利益驱使罢了。由此可见,在韩非子那里,自利是人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应该说韩非子关于人是自利的假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基本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通过“赏罚二柄”使人们趋利避害,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主张应通过“法”、“利”而不是“仁”、“义”、“礼”等来管理民众。与此类似,西方主流文化的人性假说也是以“人是自利的”为主的。由此形成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和权利制衡意识。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其“经济人”假设更是以人是自利性的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有效性。由此可见,《韩非子》的人性论假设与西方文化及其管理思想是具有很强共通性的。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思想的独到价值。

一、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样,韩非子也是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非子提出了如下管理原则和手段:首先,构建权责明晰的层级关系。韩非子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选好官员,并以赏罚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亲,事事亲力亲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皆出《韩非子》)因此,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认为“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这才是当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政府的管理应当进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

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权力枢纽在内的原则性的东西,则自然会使下级各部门围绕基本原则与要求开展工作。上级把握原则,下级处理事务,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业。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第三,执法必须强势。执法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因此,必须强力而彻底。一方面,必须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地打击那些违背法令、胡作非为的豪强和权贵,即“法不阿贵,绳不屈挠…刑过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员在执法时要有强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第四,厚赏重罚。韩非子认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赏罚,他称之为“二柄”。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此基础上,韩非子还提出了“重轻罪”策略,即通过加重对轻罪的处罚,而防止百姓犯轻罪。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这便是韩非子所谓“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维。

二、韩非子管理思想的价值

韩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轮廓略如上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韩非子管理思想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第一,韩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艺术,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例如他关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善用刑赏二柄的主张,和现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术治思想所体现的领导艺术,也值得领导者学习体会。

第二,韩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极高的管理提示价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种相关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进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画鬼容易画马难、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等。

第三,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人性恶的思想家,虽然其思想难免偏颇,但是,他对人的逐利本性的观察和论述,应该说,是深刻而犀利的,颇能发人深省。2000多年后,欧洲的傅立叶才有了类似的论述,这让人不能不感佩韩非子智性之高。

第四,最重要的是韩非子的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一,韩非子的整个行文和论述,体现出目标明确,而整个思维又紧扣目标的清晰脉络。也许正是因此,我们在读韩非子时,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偏狭的缺陷感。但不论怎样,韩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借鉴的。其二,重赏重罚、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赏重罚的主张和他们在变法实践过程中的严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历史形象,但事实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数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

韩非子在系统论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础上,为管理确立了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标,这便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做坏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导的那样,让每个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应当说,儒家的目标是一个理想化色彩极浓、管理难以完成的设想,而法家的目标则是现实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务。在管理思维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可以互补的。汉代以后,阳儒阴法的策略便成为一种主流的统治策略,标志着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

总之,韩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读常新、取用不尽的管理精神宝库,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珍惜。

自利的人性论假说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本质、行为规律的判断无疑会决定着管理的方法和内容。在此,韩非子摒弃了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的争论,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人是自利的这一基本人性论假说。对此,他举例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韩非子·备内》,以后的仅注篇名)也即,王良爱他的马,勾践爱他的民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仁义之心,只是因为“利”而已,马能供王良驱使,民众能为勾践打仗。而医生为病人吮伤口脓血,也不是因其高尚或与病人很亲,只是因为有利在其中。做轿子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的人希望人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或仁或贼,只是受各自的利益驱使罢了。由此可见,在韩非子那里,自利是人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

应该说韩非子关于人是自利的假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基本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通过“赏罚二柄”使人们趋利避害,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主张应通过“法”、“利”而不是“仁”、“义”、“礼”等来管理民众。与此类似,西方主流文化的人性假说也是以“人是自利的”为主的。由此形成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和权利制衡意识。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其“经济人”假设更是以人是自利性的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有效性。由此可见,《韩非子》的人性论假设与西方文化及其管理思想是具有很强共通性的。

一、“治吏不治民”的管理对象界定

基于为君主进言献策这一特定政治目的,《韩非子》所论述的管理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君主的亲属、侍者,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论述道:“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外储说右下》)也即,摇树的人如果一一

去掀动每一片树叶,那么即使累的筋疲力尽,也无法使树叶全部抖动;而如果左右摇动树干,那么,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一起晃动。同样道理,善于张网捕鱼的人,只要拉住渔网的纲绳,鱼儿就能尽收网中;而如果一个个地拨弄网眼,不仅劳苦不堪,还将一无所获。在此,官吏就如同民众的“本”和“纲”。韩非的这一比喻不仅贴切、生动,而且寓意深刻。的确,为数众多的民众恰似“叶”、“目”,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难以一一对其进行管理控制。而如果抓住官吏这一管理民众的“本”、“纲”,就能够取得“撼木摄叶”、“纲举目张”的控制成效。为此,韩非得出结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他强调,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选准、用好各级官吏,就可以借助他们而管理控制好众多的平民百姓,形成臣下恪尽职守,百姓安分守己的局面。如此,君主便能安坐于朝廷之上,悠闲自得于闲暇之中,即使清净无为,也能把国家治理好。

韩非子的这一管理对象界定对现代管理而言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的。20世纪,管理学家们称之为管理的世纪。世纪之初,经泰罗、法约尔等早期管理学家的努力,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萌芽、诞生,并进入到科学管理时代;霍桑实验之后,行为学派在管理学中大行其道,使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进入了丛林时代。纵观20世纪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谓蓬蓬勃勃、枝繁叶茂。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却蓦然发现,整个20世纪人类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看到了对工人和普遍民众的管理,而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置于了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就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相比之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并就此提出了大量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二、“法、术、势”的管理控制思想

“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韩非子在其《心度》一篇中指出“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故法者,王之首也;刑者,爱之首也。”在此,韩非子特别指出,制定、实施刑、法,不是因为憎恨老百姓,而是爱老百姓表现。因为唯如此,才可以使民静,并防奸于未然。在《有度》一篇中,韩非子更是对法的地位、作用、原则进行了全面阐释。首先,韩非子对法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

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有度》)在韩非子看来,奉法强几乎成了国强的充要条件。所谓术,是指君主驭臣之术。在韩非子看来,术和法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俯,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在该篇中,韩非子还分析了申不害佐韩和公孙鞅治秦不能获得完全成功的原因,申不害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则是“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可见,君主治国,术和法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术的特点,韩非子概括了其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即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从管理的层面看,术也就是管理的技巧。因此,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所需要的管理技巧(术)也是不一样的。关于如何保住权势、如何利用权势来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两条:赏和罚。韩非子论述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可见,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体现权势的两个最重要工具,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两个工具旁落他人,否则,君主的势位难保,甚至性命堪忧。在运用权势方面,韩非子一贯强调要赏厚罚重。“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六反》)“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不仅如此,在韩非子著作中,“法”、“术”、“势”是三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君主的霸业。借用现代管理学语言,韩非子实质上提出了管理中应将制度、权威、技巧三者有机结合的重大命题,在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循名责实”的目标管理思想

在韩非子著作中,与管理密切相关的还有他对目标的重视、强调。“循名责实”、“审合刑名”、“名存实亡”等都体现了韩非子的目标管理思想。对设立目标的重要性,韩非子在其《外储说左上》一篇中给予了生动说明:“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结合实际的国家治理,韩非子也同样强调预先设立目标对以后进行管理控制的极端重要性。他论述道:“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变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

名之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二柄》)可见,在韩非子看来,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君主为每一个参与者设定行为目标,就可以在以后很方便地对属下行为进行管理控制了。这一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目标管理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中所论及的诸多技术对现代管理不无借鉴价值。当然,韩非子作为距今已二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其管理思想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和受到历史的束缚。如对君权本身的合法性未作任何置疑,对人的主动性、善良性严重忽视,只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狭隘的“为君主进言”的功利主义,等等。但无论如何,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即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仍可谓“博大精深”,它不仅对中国以后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前的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整个人类解决新世纪管理难题也具有重要的智慧启迪价值。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鬼谷子人性化管理思想

鬼谷子人性化管理思想 各位相生尊长,三老豪杰,挚爱亲朋,兄弟姐妹们,在下小可翟杰有礼了。 刚刚两位教授对国学文化和大家做了这样一个传承和分享。国学文化讲的是刚柔相济,动静结合。刚刚两位教授是大师级的人物是以静治动的。 我来到这样一个场合想以动来治静。所以我所讲的人物跟孙子没有办法相比,跟孔子没有办法相比,因为人们对鬼谷子了解很少,不是很多。在这之前我用一首开场诗来把鬼谷子的整个人生以及对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云蒙山,云牵梦绕,缥缈美景。 鬼谷岭,凌峰幽谷,玄妙奸计。 珍藏了两千多年的鬼谷智慧,如今撩开神秘的面纱,脚步轻盈。一段叱咤风云的历史,一部纵横捭阖的(制订)。蕴含着一代隐士的雄才大略,凝结着鬼谷师徒智慧的结晶。豪原万倾的一草一木早以习惯了摆兵布阵的喊杀声声。鬼谷的一沟一壑见证了出将入相的旷世奇才精英。 鬼谷子的奇谋韬略被人尊为从政经商,为人处事的智慧宝典,被人喻为谋略权术,神机妙算的百变圣经。德国的辛格勒,日本的大桥野夫,美国的基辛格,中国的毛泽东,几乎鬼谷智慧旷世韬群。海叹纵横谋略举世惊! 走进云蒙山,似云似梦,犹如仙境。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在净化心灵,探寻鬼谷洞,如鬼如神,鬼神皆惊!每一次生命的呼吸都倍感耳聪目明。 话说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是兵智谋略发挥到极致的时代,各领风骚的诸子百家各显其能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叫秦始皇,是他统一了中国。然而我们今天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统一中国的大业当中有一位幕后的总策划师,他就是——鬼谷子。 鬼谷子是我国中国历史上实战派的国学管理大师。大家知道他的人性化的管理堪称一流,千古流芳。然而由于我们的主流文化对于其他诸子百家,使人们对他们了解得甚少。我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大致的分享,让大家对鬼谷子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所能给大家奉献的。

韩非子理论和管理

韩非子理论和管理 韩非子为法家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方向。面对争利为主、吞并天下的战国时代,韩非子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强大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相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韩非子提出了具有准军国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方案。 而后世对韩非子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而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韩非子充分的分析了人功利的一面,以高度的冷静,犀利的目光来看待世界,同时,他影响的大一统王朝——秦朝;却三世而亡,也不得不会影响到那些希望让社会更稳定的人的批判。但,韩非子的理论却一致存在中国社会中几千年了,并没有消亡,而是在每个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着自己重要的作用。 从韩非子的理论来看,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充实其中; 其一,现实主义。韩非子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富国强兵,符合时代主题;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案是军事性的,折射出他面对现实的焦虑与渴望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五蠹》、《显学》等篇的历史观不仅明确道出现实主义的倾向,其他一系列主张都无不渗透着现实主义。 其二,相对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现实主义派生的结果。

所谓“实用主义”,就是指“排斥先验、抽象和思辨的思维习惯,将知行范围仅仅限制在‘人伦之用’等形而下的社会具体层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原则” 而这两点却影响深远。 从当时,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思考富国强兵,现在看来是非常有眼光的;从当时的国家,社会的组织管理来看,是较松散的,不利于国家的迅速富强,而历史与社会的环境,却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是不可能通过较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完成富国强兵。而从现在社会的组织管理来看,全球经济,军事,政治发展极其迅速,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其全球的国家所面临的环境与战国时代非常相似。国家组织与内部组织的管理如果效率低下,是很难看到迅速达成目标结果的。很快就会在全球的国家中落后; 而相对实用主义,在现在社会的组织管理来看,就是将非常明确的要求告之人们,告诉他们:可以做什么,如何做,反对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等;将“人伦”中最底线,最基本的问题归结起来,形成高压线;同时,具体的告之其实践的原则,从而达到领导各组织中的人向什么方向做。 其实,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从现在的组织管理角度,现实主义就是绩效管理,关键指标考核等内容,他规定了你的基本的工作目标与方向,直接引导你前进,同时这些指标,方向,是组织需要的,非常明确;而相对的实用主义,就是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战国时代韩国人,自幼喜形名之学,后师从荀子,并深化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历史上受儒、墨、道、法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韩非子本人重事功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韩非子是放在李悝、吴起、商秧、申不害等政治人物的历史链条中理解韩非子思想的,但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更应该放在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理解。 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墨子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但墨子的重法思想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论证。中国思想发展中,经过韩非子之前的百家争鸣,墨子重法思想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更得到了充分的暴漏,韩非子意识到墨子思想的这个弊端,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粥,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清醒地意识到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不足,一改荀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进路,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完成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在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割裂道、人关系的思维倾向,在儒、墨、道的初步融合中,子思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断克服了老子思想中存在的脱离是要素发展、空泛地谈论道的理论思维倾向。庄子虽然承认道与是要素之间的不可分离,但庄子强调“为是不用而寄诸庸”,割裂了道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提

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的观点。荀子看到了庄子思维存在脱离是、彼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空泛地谈论道德的弊端,荀子认为没有不表现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过程的、独自存在的所谓“道”;凡“道”必然表现在是要素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必然表现在是、彼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庄子希声之乐、无迹之行是一种想当然的杜撰,“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这样的思维导致庄子的思想“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施行,岂不过甚亦哉?”。韩非子接受了荀子对庄子思想的批判,说:“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人之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彻底否定了庄子的思想,“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坚持从道、名相互结合的角度阐述和理解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思想,反对庄子一是非、合同异的思想,提出:“道者,万物之始也,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的不同的名;从动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都必须遵守的“法”,“因道成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法者,事最适者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

韩非子管理思想

韩非子管理思想 班级:10会专五 姓名:韩觉锐 学号:100322522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 思想的独到价值。 一、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样,韩非子也是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非子提出了 如下管理原则和手段: 首先,构建权责明晰的层级关系。韩非子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选好官员,并以赏罚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亲,事事亲力亲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皆出《韩非子》)因此,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认为“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这才是当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政府的管理应当进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权力枢纽在内的原则性的东西,则自然会使下级各部门围绕基本原则与要求开展工作。上级把握原则,下级处理

事务,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业。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第三,执法必须强势。执法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因此,必须强力而彻底。一方面,必须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地打击那些违背法令、胡作非为的豪强和权贵,即“法不阿贵,绳不屈挠…刑过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员在执法时要有强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第四,厚赏重罚。韩非子认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赏罚,他称之为“二柄”。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

(完整版)韩非子生平简介及故事

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法家的代表人韩非子主张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也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独霸中原的一个关键点,自秦国开始,就已经实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体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他认为推广仁义都是在空谈,他的“法治思想”反对着“儒家思想”,君主应该采用手段统一自己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统一起来,治理国家应该制定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也因为他的轻罪重罚思想,导致了后来因为滥用权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时非常的重视并且重用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且推广实施韩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韩非子在收到重用后,也遭到了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羡慕,李斯与韩非子出师同门,因此密谋毒死了韩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说韩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律的起源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国家政权,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也认为在追求利益的社会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两千年的法治社会也和我们现在追求的法治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刚建立起的法律下还不是很成熟,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虽然说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有利也有弊!法律成为了当时统治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秦国虽然因统一六国而强大,也因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换代。 韩非子的著作 韩非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韩非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韩非子·说难》、《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物权》等等。 他的著作多以寓言故事为主,其形象生动的表述了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些寓言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但却真实客观。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时期,他是当时势力最弱的韩国的贵族,从小口吃,但是天资却非常的聪慧,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大手笔,非常的有才华,再加上他的见解也十分的深刻;他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入灭亡,于是向韩王说了自己关于治国的意见,但是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子非常的失望,不过却斌没

MOOC管理学精要答案

管理学课程简介(一) 1 管理学研究的四大职能不包括()。 A、计划 B、组织 C、控制 D、反馈 正确答案:D 2 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是以()为导向的。 A、目标 B、过程 C、控制 D、综合 正确答案:A 3 应用型管理学的内容有管理学历史、管理学流派、管理学前沿。()正确答案:× 管理学课程简介(二) 1 管理学所要培养的四个能力不包括()。 A、科研能力 B、应用能力 C、阅读能力 D、沟通能力

正确答案:C 2 问题导向的课堂中以()为主体。 A、教师 B、教材 C、教具 D、学生 正确答案:D 3 下面哪一项不是导向性课程的课程要求()。 A、个人意见 B、课前预习 C、课堂参与 D、多项沟通 正确答案:A 4 问题导向的课堂讨论重点在于逻辑分析。() 正确答案:√ 5 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编著的《管理悖论》是管理学的入门教材。()正确答案:× 管理学课程简介(三) 1 ()是我们组织的基本的社会单元。 A、政府 B、家庭 C、学校

D、军队 正确答案:B 2 下面不属于读书报告内容的是()。 A、著作基本信息 B、作者主要观点 C、问题描述 D、个人心得 正确答案:C 3 政府、企业、慈善机构和学校都是组织。()正确答案:√ 4 成员目标是共同目标的实现基础。() 正确答案:× 组织及其机理(一) 1 创建组织的根本目的是()。 A、达成共同目标 B、单纯盈利 C、对抗其他组织 D、行使行政职能 正确答案:A 2 组织低效、混乱的表现不包括()。 A、资源浪费 B、内部消耗

C、精诚合作 D、争权夺利 正确答案:C 3 研究归纳推理的逻辑被称为归纳逻辑。() 正确答案:√ 4 组织的形成完全依赖于外部环境。() 正确答案:× 组织及其机理(二) 1 影响公司创业的关键因素不包括()。 A、销售渠道 B、共同目标 C、创业团队 D、组织规范 正确答案:A 2 最先开创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是()。 A、法约尔 B、巴纳德 C、泰罗 D、德鲁克 正确答案:B 3一个组织形成的外围促成因素不包括()。 A、领导人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韩非子》管理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韩非子》管理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曾进 摘要:建设现代企业,必须对企业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而对企业的管理不仅要依据现代管理学原理,也应吸取中国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的精华。因此,当代企业管理可以借鉴《韩非子》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一些原则和办法。同时,还应剔除《韩非子》管理伦理思想中的负面因素。 关键词:《韩非子》;管理伦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韩非子》从多个方面对国家、社会、官、吏和民的管理进行了详细论述。《韩非子》认为,管理者只需要按照他所设计的权威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运作,便可以取得高效管理的成果。《韩非子》的这种权威管理理念和运作体系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方面,《韩非子》重视领导者的权威,推崇法律制度。二是消极方面,《韩非子》忽视思想道德约束,认为领导者的权威与法律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因此,在处理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时,需要摒弃《韩非子》管理思想中的消极部分,做到两个结合,即遵章守纪和道德约束相结合、权威管理和民主决策相结合、制度建设和伦理建设结合。 1、遵章守纪和道德约束相结合 企业首先应当制定出适合其发展的规章制度与纪律,并要不断完善。只有这样,企业管理才能实现伦理价值目标。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应当重视思想道德,这是因为他们思想道德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因此把遵章守纪和道德约束结合起来将有利于企业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并获得长远发展。 第一,遵章守纪。《韩非子》提倡“法治”代替“人治”;它主张以法治国,运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和管理人;并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臣子、百姓都必须要遵纪守法,如有违反,无论是谁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可以对所有的人都起到一定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这对当代市场经济条件的现代企业管理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和员工都要按章办事,接受制度和纪律的约束,使规章制度和纪律对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都起到激励与约束的作用。企业内部所有成员如果都做到遵章守纪,就能促进企业的发展。然而纪律与规章制度对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行为是强制性的约束,它们是机械与固定的,而人是感情动物,纪律与规章制度不可能对所有的事都能顾及,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规范化。因而,企业要正确处理与其内部员工的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道德约束。 第二,道德约束。《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夸大了法的地位和作用,否定道德、智慧等等非“强制性”手段在治国中的作用,《韩非子》将商鞅“以刑去刑”的思想推向到了极端,将“法治”变成了“刑治”。

韩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关于管理中的人性初探

关于管理中人性的初探 摘要:人性是人内在拥有的本质特性,管理方式根据人性进行改变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增强员工的主体意识。人性化管理的出现,代表着企业管理文化发展的新方面,它正在悄悄地揭开人类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的新纪元。 关键词:管理;人性;人性化管理 Initially Searches on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Nature Abstract:The human nature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which the human intrinsic has, the mode of administration to carry on th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human nature to be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staff to enterprise's loyalty, strengthens staff's main body consciousness. The user-friendly management's appearance, is representing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culture development new aspect, it was opening the humanity business management thought and the management culture epoch quietly. Keywords: management; human nature; humanistic management 管理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管理方式的改变。而人性就是人内在拥有的本质特性,既有积极方面的特质(积极人性),也有消极方面的特质(消极人性)。积极方面的特质主要包括快乐、忠诚、主动、独立思考、勇敢、行善和需要帮助等七个方面。消极方面的特质主要包括郁闷、叛逆、惰性、借口、软弱、猜疑和封闭等七个方面。人性管理哲学思想就是要研究上述人性的不同特质,并能恰如其分地启发人性的积极方面的特质,消除人性的消极方面的特质。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让员工快乐地工作,让员工对企业百般地忠诚,让员工在接任务后能独立思考,让员工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让员工培养乐于助人和行善习惯,让员工相互帮助。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消除员工的郁闷心情,消除惰性,放弃叛逆心态,打消员工找借口的任何机会,帮助员工从软弱中坚强起来,消除员工的任何猜疑,激发员工的热情使其走出封闭的怪圈。 人性管理的基本涵义是对人性特质的再培育、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人性的积极作用,剔除人性的消极作用,就是应用人性哲学思想教育员工学会做人,做一个积极的人。 1 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人性认识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任何管理总是以人为核心开展的,管理思想都要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和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现代的管理必须在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定位管理中的人,以此作为重构管理价值观的基础。 1.1性善性恶的假说 中国古代的人性假设大体是从性善到性恶两极,包括一些中间状态。虽然前提不同,但最终都

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传统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对世界,特别是对东方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嗲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还有一些古代经典著作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批像孔子、管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李斯、诸葛亮、李世民、王安石、康熙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他们也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管理学家。在他们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最具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生产、市场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兼爱”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认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有“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现代管理学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领导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实质相吻合,是“兼爱”思想的延伸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

东方管理思想重点总结汇总

东方管理本质特征: 以人为本:管理重心是主体人及其首创精神以德为先:以德治企,以德治国。侧重伦理规范行为人为为人:修身养性规范自己的行为,再图为他人谋福祉 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治身论、治家论、治商论、治国论、治和论——修身、齐家、治商、治国、平天下。 第一章: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东方管理学 (OM)是研究古今中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运行规律的现代科学,它是一门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精华的新学科。OM研究范围:黄河、长江、恒河、印度河以及尼罗河流域的一切人类管理活动的精华。 东方管理汲取中国管理文化中道、儒、法、释、兵、墨以及回教和西方管理、华商管理等派别主干思想,开创性地提出: “三学”:中国管理学、西方管理学和华商管理学; “三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四治”:治国、治商、治家和治身; “五行”: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 “三和”:和贵、和合、和谐。 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价值: (一)包容性:中华传统管理文化能够包容和吸收其他管理文化中优秀先进的成分。 (二)人本性:东方管理则强调人是管理的根本,是主体,追求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 (三)系统性:整体观念是东方管理系统论的核心。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便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四)创新性东方管理强调融合,及会泽百家。而每一次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东方管理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来整合组织资源。 (五)柔和性:东方管理讲究“仁治”,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六)服务性:管理者加强自身素质的修养。自身修养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人”,即服务。 以亲、地、文、商、神等五缘为基础、家族式经营、网络化经营为特征的经营模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东方管理将管理的要素概括为: “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等十五个方面。 道,治国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般易如反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变,随机应变。老子曰:“天不变,道亦不变。” 人,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以资为本”等等。 威,运用权威。不以官职压人,而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实,实事求是。孔子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和,以和为贵。古训:“和气生财”、“人无笑脸莫开店”。 器,重器利器。孔子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机器兴邦说”等思想。

韩非的思想

浅析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大变革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而林立纷争,各国国君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学说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国富兵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并得到发展。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团体与当时的政治权势是相对立的,他们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各自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各成一家之言,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 可以说,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受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支,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发家思想因为曾经指导了秦国的极端的政治实践而风靡一时。 韩非是发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国思想融会成了以“法、术、势”为基本核心的系统思想体系。他的治国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基础上的,论证了其治国理念的现实可能性。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法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因此,韩非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法、术、势”是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大多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 首先,韩非的“法”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继承了荀子的“以法制之”的思想主张,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来控制被统治者。他认为:“民之故及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并不主张“性”,只是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禁令则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容易得到注重实践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种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在法律的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就是“法”的地位。他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他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该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法权的集中。此外,韩非还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了“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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