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美］马克·格拉诺维特
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和史学、政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然而，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由现代化而打碎了的嵌入性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断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见的低水平嵌入更深。调门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确定的，他设定了“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特定偏好”（[1776]1979, 第一卷，第二章），并且假定因为劳力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其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正如在一般的古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 第一卷，第六章）。从1920年代起，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观点：为使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成为有用的，甚至在部族社会中经济行为也是充分地独立于社会关系的（Schneider,1974）。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新的炮制，因为经济学家及其在史学、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方面－－其大多落入所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巢臼－－发展出新的兴趣，而且主张先前被诠释成嵌入于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可以作为由理性的、多少原子化了的个人追求私利所引发的东西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1975;Popjin,1979）。
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着“现代化”而发生的变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我在此并不试图探讨由非市场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反之，我起步于对嵌入性概念的理论详述，其价值因而随着来自现代社会、当前对新制度经济学至为重要的问题而得到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何种交易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何种交易应归属于从等级制上组织起来的厂商？这个问题经由奥利弗?威廉姆森所启动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而被抬高到显著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我始于重提丹尼斯?容格（Dennis Wrong）在1961年对于“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抱怨----一个这样的概念：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共识地发展起来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的指令，通过社会化而将之内化，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就此种概念在1961年地位显赫而论，它
主要产生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对霍布斯（Hobbes）所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识，以及帕森斯自己通过超越功利主义传统（霍布斯也是其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而化解此问题的尝试（帕森斯，1937,Pp.89-94）。容格赞同摒弃原子化的功利主义并强调行动者“嵌入于社会脉络之中”----这是霍布斯的思考中尚付阙如的关键因素，但也警告了夸大此种嵌入性的程度及其可能剔除冲突的范围：
唤起对于下列情况的注意常常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人们对其亲密伙伴在一系列情景下，特别是在接受了不当强调他人动机的那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情景下，给予他们好评的欲望和为之而努力的强度。……例如，社会学家表明：工厂的工人对待其同行工友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为敏感。……批判此种研究的发现确乎并非我的意图。我的目标在于……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批判了以往在人类行动中挑选出一个基本动机的努力，但通过赢得来自他人赞同而达成合适的自我意象的欲望却仍然时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占据这样的一席之地”[1961,Pp.188-89] 。
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念一道运转的，它持续处于功利主义传统之中。由假设界定的理论论断拒绝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引人注目地影响到总供给或总需求，或因而影响到价格或其它形式的贸易。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此种理想化的市场，正因它们是理想化的，涉及“一大批由完全信息供给的、在接受定价方面毫无特色的卖主和买主…无需各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延长了的人类接触或社会接触而发挥功能。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为讨价还价、协商、争辩或相互调适留下余地，一定缔约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者也无需进入据之会使他们彼此得到充分了解的循环和持续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人们久已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能够幸免于理论攻击，部分地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这一幸免的另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楚理解的原因，则在于从经济分析中剔除社会关系，也就从理论日程中去掉了秩序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霍布斯的论断中，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摆脱冲突的社会和经济交易，是以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为基础的。但当个
人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制度脉络时，如在“自然状态”中那样，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就是不大可能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专制权威结构而遏制这一难题。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化解方案是与之对立的：由于使强力和欺诈成为徒劳无益的竞争市场，压抑性的政治结构被判定为不必要的。竞争以个体交易者不可能操控的方式决定了贸易的形式。即使贸易者遇到了以失信和不轨为特征的复杂或难处的关系，他们也能够转向乐于按市场形式做生意的为数众多的其他交易者。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问题。
因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处理为－－无论是不是全部－－阻碍竞争市场的磨擦障碍。在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中，亚当?斯密抱怨说：“同一交易中的人们甚至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决少碰面，除非交谈的目的是反对公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抬价的奸计”。他的自由－放任政治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他的确提议：废除诸规则，而要求所有同一交易中的人们公开注册；此种信息的公开存在“使那些否则就可能从不彼此知晓的个人关联起来，并且给参与交易的每一个人以在何处可以找到参与贸易的其它另一个人的方向”。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颇为古板的政策限制，而是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认识（斯密，[1776]1989, Pp. 23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将其解释为行动者获得习俗、惯性或规范的过程，它们是机械地和自动地接踵而来，与行动者所担负的理性选择无关。这个观点与荣格的过度社会化概念密切相关，反映在詹姆斯?杜伊森伯里的冷嘲热讽中：“经济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1960, p.233），也反映在E? H?菲力普斯?布朗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中：将决定性当成导源于下列假设，即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或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自然而然地去做’，或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p.17）。
但是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
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事实。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起源上是社会的，并没有将这一论断与功利主义论断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后者中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泉源仍是开放的，为完全由共识地确定了的模式和价值观所导引的行为留下了空间－－正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一样。对于秩序问题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因而融解于其行动者的的原子化，远离于直接的社会脉络中。这一反讽的融合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可察见，在那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不幸居民被原子化所带来的失序后果所压倒，心甘情愿地面对一个威权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随后就按照驯化的和高尚的姿态来行事。由于社会契约的机巧，他们突然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接倒向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真的企图考虑社会影响之际，他们却按照上述引文所表征的那样，以过度社会化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典型地表征出来。在这样做时，他们把社会影响是磨擦性的这样一个判断颠倒过来，但却坚持了有关此种影响是如何运转的概念。例如，在片断化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中，麦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就辩称：每一个劳动力市场片断中的成员都以不同的决策样式为特征，而且在初级上层（upper-primary）、初级下层（lower-primary）和中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中，借助于理性选择、习惯和命令而做出决策，分别对应于工作者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低层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皮奥雷，1975）。与之类似，塞缪尔?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后果的描述中，也主张由于向每一阶级所提供的教育不同，所以不同的社会阶级会展示出不同的认知过程。那些注定要从事低等工作的人们被培训为规则的依赖性追随者，而那些将要被输送到精英位置上的人们则去上“精英的四年制学院”，其“强调适应于生产等级制中较高水平的社会关系……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也就或是被允许进展到下一类型的规则，或是被输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层级上”（S. Bowles & H. Gintis，1975, p.132）。
但是这些关于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是非常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动力市场部门，行为中的任何其它事情就是自动的了，因为个人已是如此完好地被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自然神论（deist）的上帝一样，启动事物，并且就没有进一步的作用了－－一种潜入于个人头脑和躯体的力量（如同电影I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那样），改变了他们的决策方式。只要我们知晓个人是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就与此无关了。社会影响全被包容在个人的头脑中，所以在实际的决策情境中，他或她就能够被原子化为任何一个人类经济因子（Homo economicus），尽管或许会有不同的决策规则。对文化影响的更为精当的（因而也是较少过度社会化的）分析（例如，Fine and Kleinman, 1979；Cole, 1979, chap.1），则澄清了文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转的过程，是在互动中被建构和重构起来的。文化不仅塑造了它的成员，而且也部分地由于其成员的策略理性而为这些成员所塑造。
甚至当经济学家的确严肃地对待社会关系时，例如像哈尔维?列宾斯坦（Harvey Leibinstein, 1976）和伽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76）这类不同凡俗的人物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一成不变地将这些关系从其历史及相对于其它关系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即从可被称之为这些关系的历史和结构的嵌入性中抽离出来。人际关系在他们的论断中是极端样式化、平均化和“典型化”的－－全无特定的内容、历史或结构定位。行动者的行为导源于他们的指定的角色地位和角色丛，这样我们就有了关于工人和监管者、丈夫和妻子，或是罪犯和执法者等等彼此之间应当如何互动的论断，但是并没有假设这些关系具有超出指定角色所给予的、个体化的内容。这一程序正是结构社会学家在帕森斯社会学中所批判的东西：将个体关系的特性归类于无所不包的概念方案中的次要角色，其与从终极价值取向导出的规范性角色指令的持久结构相比只是一种副现象而已。在经济学模型中，对社会关系的这一处理有一种背谬的效果：保护了原子化的决策，甚至当决策被视为涉及到不止一个个人时也是如此。因为被分析的一组个人－－通常是一对个人，但偶而也有较大群体－－是从社会脉络中抽象出来的，其行为也就与其他群体的行为，以及与其自己关系的历史分割开来而被原子化了。原子化并没有被剔除，而仅仅是变形到二元或更高水平的分析上。注意：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行动者排他性地按照被指定的角色而行动－－的使用，却贯彻了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观点。
对人类行动之富于成果的分析，要求我们避免暗含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概念的理论极端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并不象原子那样外在于社会脉络而行动或决策，他们也不是奴隶般地坚守着某种脚本，这类脚本是由其偶然占据的社会范
畴的特定交点为其拟就的。反之，他们的有目的行动的尝试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阐示这个嵌入性的观点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经济行为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路径。我首先将焦点圈定在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违法乱纪上，然后利用“市场和等级制”问题来例示嵌入性思想在分析该问题时的应用。
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信任和违法乱纪大约从19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先前忽略的信任和违法乱纪问题产生了一阵风的兴趣。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真实的经济行动者不仅忙于追逐自利，而且还忙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运用诡计追求私利；惯于弄虚作假的代理商实现了交易优势，经济人……因而是比通常的追逐私利假设所揭示的更为狡猾和奸诈的动物（1975,p.255）。
但是这一论断指出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特定假设：人们仅仅是通过较有教养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利益的。霍布斯的问题－－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主要地并非借助强力和欺诈去做，这怎么可能－－被这一概念偷换了。诚然，正如霍布斯清楚地看到的，在“自利”内在固有的意义中，并没有排除强力和欺诈。
这一假设之所以坚持下来，部分地是因为人们会想象自我－调节市场中的竞争力量压制了强力和欺诈。但这一思想仍然植根于学科的理论史之中。在《情欲与利益》一书中，阿尔伯特?赫须曼（1977）表明：从《利维坦》时代以降直至《国富论》，理论史中的一个重要支脉就是由下列命题组成的：通过断言特定的人类动机使其它动机处于控制之下，特别是断言对经济私利的追求就其典型意义来说并非不可控制的“情欲”，而是一种文明和开化的行动，来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对此种思想的广泛但又是暗含的接受，是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概念如何彼此互补的一个有利证据：竞争市场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如此彻底地内化了这些规范的行为标准，以至于能够确保有秩序地进行交易。
近年来，侵蚀这一信念的东西增长起来，注意到不完全竞争市场在微观水平上的诸细节，其以带有滞留成本（sunk cost）和“专用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投入的小数目参与者为特征。在这种情境下，不可能再要求竞争市场的所谓清规戒律来减缓欺诈，所以古典的问题，即何以日常经济生活并没有充满失信和违法乱纪，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在经济学文献中，我看到对该问题的两种基本答案，并且主张一种答案与人类行动的低度社会化概念相连，而另一种答案则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概念相连。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主要见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旨在从新古典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制度的松散界定的经济学家联盟（例如，参见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Alchian and Demsetz，1973；Lazear, 1979；Rosen，1982；Williamson, 1975,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这派成员所讲授的一般故事是：先前被设想为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之偶然后果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最好被看成是对若干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这种调门与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但其大部分立论却未能经过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在1947年设立的对健全功能解释的初步检验。例如，考虑一下舒奥特（Schotter）的观点：“要理解任何所观察到的经济制度，无非要求我们推断：因为我们看到该制度业已发展起来，所以对它而言必定存在进化的问题。每一种进化的经济问题都要求一种社会制度来化解之”（1981,p.2）。
违法乱纪在这里被看成是得到防止的，因为明智的制度安排使之代价高昂，以至难以实施；而且这些安排－－其中有许多以前被解释为并不服务于经济功能－－现在却被视为正在演变成对违法乱纪的阻碍。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些安排并不生产信任，反倒在功能上取而代之。主要的这类安排是精心编制的或明或暗的契约（Okun, 1981），包括分期补偿计划和强制退休，它们被视为降低了对“逃避”工作或携带专利秘密潜逃的激励（Lazear，1979；Pakes and Nitzan, 1982）；还有权威结构，其依靠法令做出的潜在的分化性决策扭转了机会主义（Williamson，1975）。这些概念在下列方面是低度社会化的：它们没有考虑到有这样一个范围，其中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此种关系所内在固有的义务阻碍了违法乱纪，而这与制度安排根本无关。用这些安排来替代信任实际上导致一种霍布斯情境，其中任何理性个体都将得到刺激，发展出规避制度的明智途径。因此很难设想日常经济生活不会被甚至更为精巧的欺诈尝试所毒化。
其它经济学家认识到：必须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在运转，因为单靠制度安排是不能完全堵住强力和欺诈的。但是这种信任的泉源仍有待于解释，而且还时时诉诸于“概化”道德的存在。例如，肯尼茨?阿罗（Kenneth Arrow）就提出社会“在进化中已发展出某种尊重它人的暗含协议，一种对社会生存具有本质意义，
或至少极大地有助于该社会运转效率的协议（1974,p.26;还可参见Akerlof[1983] 论“诚实”的起源）。
现在人们可能难以怀疑诸如此类的概化道德的存在了，若没有它，当你购买了仅仅5美元价值的汽油时，你恐怕不会付给加油站伙计一张20美元的钞票。但是就其要求概化和自动的反应而言，这一概念具有过度社会化的特征，虽说道德行动在经济生活中很难是自动的和普遍的（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日落后加油站就不找零钱了）。
考虑一下概化道德看起来确实正在运转的情形：一位传奇式的（我对是否在说假话而犹豫不决）的经济学家，他违背一切经济理性，在离家很远的路边餐馆中留下一笔小费。注意：这笔交易具有使之多少不同凡响的三个特征：⑴交易者先前并不相识；⑵他们不大可能再次进行交易；以及⑶关于两者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活动的信息，都不会传到他们在未来将会进行交易的其他任何人之中。我断定：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没有强力和欺诈才主要地可以由概化道德来解释。但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会疑心：如果涉及巨大的代价，这一道德还会不会奏效。
嵌入性论断则转而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和此种关系的结构（或“网络”）在产生信任和阻止违法乱纪上的作用。人们广泛地偏向同享有美誉的个人进行交易，就暗示着鲜少有人在实际上满足于依赖概化道德或制度安排来防止麻烦。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不去欺诈的一个激励，就在于它是损害个人声誉的代价。但是，这却是把声誉当作概化商品的低度社会化概念，是欺诈对可供欺诈的机会之比。在实践中，当没有更好的东西可资利用时，我们就满足于此种概化信息，但通常我们要寻找更好的信息。比某人据说是可以信赖的这个陈述更好的信息，是来自你所信任的提供者的信息，该提供者亲自与这个人打过交道并发现他确实如此。甚至更好的是来自你自己过往与这个人打交道的信息。说这是更好的信息，出于四个缘由：⑴它是廉价的；⑵人们总是确信自己的信息是最好的－－它更丰富、更详细并被认定为准确无误；⑶对那些具有持续关系的个人，人们才具有保持诚信（confidence）的经济动机，这样就不会妨碍将来的交易；以及⑷除掉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持续的经济关系时常被社会内容掩盖起来，而后者承担着对于信任的强固期待和对机会主义加以克制。
对我们来说，从来不会怀疑在较亲密关系中的最后一个论点，它使得行为更
有可预测性，并且消弥了在陌生人之间造成困境的某种担忧。例如，考虑一下为什么个人在一座失火的剧院中惊惶失措和一窝蜂地逃向大门，从而导致令人绝望的结果。集体行为分析长期以来将之认定为在原型上就是非理性行为，但罗格尔?布朗（Roger Brown，1965，chp.14）却指出：该情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任意数个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每一个逃窜者实际上都是非常理性的，这就导致了欠缺任何其它人都将冷静地退场的保证；虽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冷静地退场，大家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不过，请注意：在充斥于晚间十一点新闻中的住宅失火的案例中，我们却从未听说过每一个人都争相逃窜以及家庭成员相互践踏。在家庭中不存在“囚徒困境”，因为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是能够信赖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赖程度必定更多变易，但“囚徒困境”却仍然时常被个人关系的力量所消除，而且这一力量并非交易者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具体关系的特性。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认同及过往的关系，但是理性的个人却依赖于他们对这些关系的知识而更为充分地知晓这一点。他们对一般声誉鲜有兴趣，而对能否指望某个特定他人诚实地与自己进行交易（这主要是他们或他们的熟人是否满意于过往与其他人交易的函数）要有兴趣得多。甚至在下列情境下人们也会看到这个模式：该情境初看上去表现得与竞争市场的经典讨价还价至为相近，如格尔茨（Geertz, 1979）所分析的摩洛哥集市一样。
到这一点为止，我已指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概化道德，才主要对经济生活中信任的生产负责。但我却因此而冒着拒绝一种乐观功能主义而代之以另外一种的风险：按照这种观点，是关系的网络而非道德或制度安排，才是执行维持秩序之功能的结构。有两种方式能削减这一风险。一种方式是认识到：作为对秩序问题的化解方案，嵌入性观点比起任何一个替代论断来，都更不是毫无遗漏的，由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不规则地渗透经济生活的，并且在经济生活的不同部门中还是以不同的程度渗透的，所以要考虑到我们已经知晓的东西：失信、机会主义和失序是决不会消失的。
第二种方式是坚持认为：尽管社会关系的确经常是信任和有信任感的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保证它们的充分条件，甚至还会以比没有它们时更大的规模，为违法乱纪和冲突提供场合和手段。对此存在三点缘由：
1.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由于其特定的存在，会为违法乱纪提供更大的
机会。在人际关系中，“你总是伤害你喜欢的人”已是普遍的知识，一个人对你的信任会导致一种更为脆弱的地位，而远甚于对陌生人（在“囚徒困境”中，关于你的共谋者定会否认犯罪的知识，成为你坦白吐实的更为理性的动机，而且消除这一困境的人际关系，比起将要受骗的当事人所相信的来，可能更不对称。）社会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是“诚信”骗局的生计手段，它有时还在较长时期内为了隐匿的目标而伪装出特定的关系。在商务世界中，某些犯罪，如挪用公款等，对于下列人等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容许他们获得操纵账目的机会的信任关系。信任越是完全，从违法乱纪中获得的潜在获益也就越大。此种例证在统计上并非频频出现乃是对人际关系和声望的力量的一首颂歌，但无论多么不频繁，它们的确是有规则地出现的，这就表明了这一力量的局限。
2.强力和欺诈多为群组才能最为有效地加以追逐，而这些群组的结构要求有一定水平的内部信任－－“盗亦有道”（Honor among thieves），而这种信任通常遵循着先前业已存在的关系路线。例如，收取佣金和操纵投标的精巧规划，就难以由个人的单独活动来实施，而且当此种活动暴光时，时常引起注意的是虽然有大批人卷入，但却能够保守秘密。执法努力包括找到通向违法乱纪网络的入点－－一个供词牵涉他人的个人，这就将以滚雪球式的取样方法，继续“指认”出别人，直至整个图像对合起来。
因此，巨大的信任和巨大的违法乱纪这两者，都可以随个人关系接踵而至。本－波拉茨（Yoram Ben-Porath）按新制度经济学的功能主义样式，强调了其积极方面，指出“对精明、自我追求甚至肆无忌惮的个人行为来说，关系的持续能够产生出或可被解释为愚蠢或纯粹利他的行为。价值不菲的宝石在宝石交易中易手，而买卖竟是握握手就完成了”（1980,p.6）。我想继续沿着这个积极的走向加以补充：这一交易之所以可能，部分地是因为它并非远离其它交易而成为原子化的，而是嵌入于宝石商的密切结合的共同体之中的，宝石商们密切地监视着彼此的行为。与其它密切结合的行动者网络一样，他们生产出明确界定的行为标准，其通过迅速传播有关违法乱纪案例的信息而轻而易举地得到维系。但是由这种水平的信任所导致的诱惑为数众多，而且宝石交易也是无数广为宣传的“内部员工”盗窃和声名狼藉的1982年4 月“CBS 谋杀者”的活动舞台。在这个案例中，宝石公司的老板通过提交虚假销的发票而欺骗了代理商行。这一谋划要求该老板
的会计人员的协作，调查员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会计并且推翻了州的证词。因此老板勾结枪手企图谋杀变节的雇员及其助理，三个赶去援助的CBS技术人员也受到枪击（Shenon,1984）。
⒊由强力和欺诈而导致的失序，极度有赖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如何结构的。霍布斯在他的原子化自然状态中很可能夸大了失序的程度，在该状态中，由于欠缺持续的社会关系，人们只能期待杂乱无章的二人冲突。更为扩张和大规模的失序来自参战者的联盟，若没有先在的关系这是断无可能的。我们一般不会谈及“战争”，除非作为各种各样的结盟的最终后果，行动者将他们自己列入两个阵营。只有当缺乏有效的贯通纽结之际（这种纽结掌握在与潜在的主要参战者双方均有足够的联系，对预先制止冲突具有强固利益的行动者手中），战争才会发生。在商业世界中也是这样，除非每一方都能够从其它厂商召集大批联盟成员而使冲突升级，就像有时在企图执行或制止托管时所出现的那样，否则冲突就是较为和缓的。
当社会关系付诸阙如之际，失序和违法乱纪当然也会发生。这种可能性在较前关于社会关系的出现会遏制违法乱纪的断言中业已提出。但在一个的确是原子化的社会情境中，可能出现的违法乱纪的水平是非常之低的。情形可能仅仅是间或性的、不相关的和小规模的。霍布斯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但在借助社会结构的抚平作用来超越该问题时，我们也引进了比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发生的规模更大的解体的可能性。
因此，对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经由追寻和分析社会关系的具体模式，而将自己的路线穿越于主张概化道德的过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以及主张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安排的低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之间。嵌入性研究路径既与这两种替代不同，也与霍布斯的立场不同，它并不就普遍秩序或失序做出毫无遗漏（因此是不可能的）的预测，而毋宁假设：社会结构的细节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市场和等级制问题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的一种应用，我对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制》（Market and Hierarchies, 1975）以及后来的论文（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中富于影响的论断，提出一个批判。
威廉姆森问道：在何种条件下，经济运作是在等级制厂商的疆界内，而不是由跨越这些疆界的市场过程中履行的？他的答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重点相一致，声称在任何情境下所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在于：它能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的成本。那些在后果上不确定、反复出现和要求大量“专用交易投入”的经济运作（如金钱、时间和精力等，它们不可能被轻易地转变到就不同事项而与他人进行互动），似乎更会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中产生；而那些直截了当、非重复性和不要求专用交易投入的经济运作（如标准设备的一次性购置），则更会在厂商之间发生，也即跨越了市场的分界线。
按照这个描述，前一组交易出于两个原因而内化于等级制中。第一个原因是“有限理性”，即经济活动者没有能力去正确预见意外事件的复杂链条，其或许与长期合约相关。当交易内化后，就没有必要再去预见所有这类意外事件了，它们可以为厂商的“治理结构”所把握，而无须导致复杂的谈判。第二个原因是“机会主义”，即经济行动者随心所欲地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狡计和欺诈在内，对其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过权威关系，以及通过交易双方被包容在同一个法人实体中才具有的对交易伙伴的较大认同（远较跨越市场疆界的壕沟面对面时为大），机会主义得到缓解和约束。
诉诸于权威关系以减缓机会主义，构成对霍布斯分析的重新发现，虽说在这里仅限定于经济领域。威廉姆森论断的霍布斯风格是由下列陈述所提示的：“在当事人产生纠纷时，内部组织并没有受到[在独立厂商间]自主缔约行为所经历的那种困境干扰。尽管厂商之间的纠纷时常是在庭外化解的……但这种解决方式有时困难重重，而且厂商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弄得很紧张。代价高昂的诉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相形之下，内部组织……能够通过诉诸命令而解决众多的此类纠纷－－解决工具性区别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1975, p.30）。他指出：复杂的、重复的交易要求相识个人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机会主义却会危害这些关系。对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加以适应，要求把握全面的关系过程，这是过于复杂和难以预测的，以至不能在某种初始接触〖合同〗中就包揽无遗，而且真诚的许诺若欠缺君临其上的权威，也不能强行贯彻：
一个一般条款：“当一个变化的时机出现时，‘我将负责任地行动，而不寻求个人体利益’……在没有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是足够的。然而，由于一般条款是不
能强行贯彻的，以及人类能动者弄虚作假和错误（自我－怀疑）陈述的倾向，…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方提出一个要加以改写的计划时，买卖双方就会都策略地步入对任何增进收益的处理进行讨价还价的地步……要不然就会做出的有效改进，因此导致了代价高昂的争论不休，甚或不置一词，以免由于追求昂贵的次级目标而分散收益。减缓机会主义并在其它方面注入诚信的‘治理结构’显然是必需的”（1979,pp.241-42）。
这一分析必定导致与《利维坦》同样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混合物。厂商中的等级制权力的效用被夸大了，如同霍布斯的过度社会化的霸权国家一样。“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的和无声无息的市场，但却减去了由充分竞争条件所带来的戒律－－一个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忽略了在不同厂商之间，个人的社会关系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作用。威廉姆森也的确承认：这幅市场的图景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诚实行为的规范有时会扩张到市场中，并由于群体的压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贯彻……跨越组织疆界的重复的人际接触，支撑着当事人之间有某种最低水准的尊重和体谅……此外，对再次做生意的期待也遏制了在任何特定交易中追求蝇头小利……个人的侵略性在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者之中，都受到被同行放逐的前景的羁绊。一个厂商公平持正的名声，也是一种不能浪费的商业资产”（1975, pp.106 -8）。
在这里就为分析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威廉姆森却将这些例证当作例外，并且也不曾认识到：他所描述的二元关系本身就嵌入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体制之中。我主张新古典模式的无声无息的市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而且一切种类的交易都充盈着所描述的社会关联。这并不是说，在厂商之间的交易比在厂商以内的交易就必定更是如此－－反之，说在厂商以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平均水平而言，比存在于厂商之间的更为稠密和耐久，似乎是言之有理的－－但我在此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在跨越厂商（用威廉姆森的二分法术语来说，即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易中存在足够的社会覆盖物，以便对下列断言提出置疑：复杂的市场交易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最大化了，对之只能够通过向等级制结构的内化来化解。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手边就有商务关系与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混为一体的证据。亚当?斯密所悲叹的贸易协会仍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是：
许多厂商无论大小，都是由连锁董事会连接起来的，以至于厂商董事们之间的关系是多面的和密切交织的。特别在商业精英之间，生意关系溢出为社会交际，反之亦然，已是一个为对商务的社会学研究所充分证实的事实（例如，Domhoff,1971, Useem,1979）。在马库利对厂商之间在多大范围内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研究中，他指出纠纷“常常是无须参照合同以及潜在或实际的法律裁定就得到解决。在这些谈判中，对谈及法律权利或威胁提出诉讼，有一种犹豫不决……或者如一位商人所指出的：‘如果你让律师或会计远离纠纷，你就能解决任何纠纷。他们完全不懂得在生意中所需要的彼此牵就’……为破坏合同而提出法律诉讼似乎是很稀罕的”（Macaulay,1963, p.61）。他进一步解释说：
两家厂商的最高主管可能彼此认识。他们可能在政府或贸易委员会上并肩而坐。他们彼此间可能是在社会上认识的，甚至可能同属一个乡间俱乐部……即使在通过谈判阶段才能达成协议的地方，仔细筹划的协议也可能在商务单位之间创造出令人不快的交换关系。某些商人反对这样的意见：在这样一种仔细制订的关系中，人们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本来执行。这样的规划指示出欠缺信任，并且钝化了朋友关系的需求，将协作性的商业活动转变为赛马式的竞争性贸易……威胁说将问题提交辩护律师可能并不比发个邮件或打个电话花费更多的金钱，但没有谁能惯于制造这种威胁，而不付出使厂商间的关系发生某种恶化的代价（pp.63-64）。
厂商并非在顶尖水平上才通过人际网络关联起来，在交易必定产生的一切水平上都莫不如此。例如，在关于工业采购的文献中，买卖关系最少接近古典理论的现货市场模型，已是一个老生常谈。一种资料指出：“有证据首尾一贯地提示：干涉组织购买，使其偏离向偏好的供应商重复下定单的模式，或是扩大可行的供应商的限定范围，都会带来某种‘震荡’。反思片刻就能为此行为提出几种理由，包括与寻求新供应商和建立新关系有关的成本花费，使用者可能选择已有货源的事实，与熟识卖主进行交易的较低风险，以及买主与供应商代表业已建立了他颇为重视的个人关系的可能性”（Webster and Wind, 1972,p.15 ）。
按照类似的走向，马库利也指出推销员“通常与代买商很熟悉。相同的两人可能已彼此交易了从5 年到25年之久。每个人都曾有点什么给予另一个人。推销员总有些关于竞争对头、缺货和价格上涨之类的闲话，传给那些善待他们的代
买商”（1963,p.63 ）。不能使其主顾满意的卖主“则成为代买商和推销员在代买商协会和贸易协会的会议上，甚至在乡间俱乐部或社交集会上交换的流言蜚语中加以讨论的对象……”（p.64）。通过使商业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纠纷也就较易得到化解：“即使当事人具有详尽和仔细规划的协议，指出了比如说如果卖主没有按时送货将会发生什么，但当问题产生时，他们也时常毫不涉及协议，而是谈判解决办法，好象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原始合约似的。当一个代买商说出下面一番话时，他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商业态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打电话找到对方并处理问题。如果你真想还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相互诵读那合法的合同条款。如果一个人还指望在商界待下去，就不要去找律师，因为一个人必须体面地行事’”（Macaulay，1963,p.61）。
此种模式在其它国家中更容易见到，在那里它们被假定由“文化”特质而得到解释。例如，一位新闻记者最近断言：
“朋友关系和长久的人际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影响到商业关系。但在日本则似乎尤其如此……下班后泡在酒吧或夜间俱乐部中，正是使关键的人际接触得以建立并慢慢培育的地方。这些纽结一旦建立起来，就不易再被消解了……日本商社所导致的紧密联系性质，久已成为外国公司在日本销售产品的尝试遭受挫折的根源……查尔莫尔斯?约翰森（Chalmer Johnson），伯克利的教授，相信…日本工业群体的排它性贸易，即基于数十年来的老关系而彼此买卖，而不是进行经济竞争……才是……（美日贸易之间）真正的非关税性壁垒”（Lohr,1982）。
分包合同在众多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也为厂商之间的持续关系提供了机会，其并非在一个法人单元中按等级制组织起来。例如，埃克利斯（Eccles）就引证了许多国家的证据：在其建筑业中，当项目“并不是服从于要求竞争性报价的制度规则时，……总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颇为罕见地才通过竞争性报价而得到建立。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毋宁说是一种既非纯粹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整合的方式”（1981, pp. 339-40）。埃克利斯将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具有广泛和长期关系的这种“准厂商”式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乎于纯粹市场和垂直整合的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主张它并非一种经验性的中介，因为前一种情境是如此罕见。建筑业的案例比起厂商互动的某些其它情境来，如
买卖关系等等，都更为接近垂直整合，因为分包商在地理上定位于与承包商相同的位置，并被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更进一步说来，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绩效要求的明显激励”（Eccles，1981, p.340）。
不过与垂直整合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并未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这一点，是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嵌入到建筑业的人际共同体，产生了预期行为的标准，它不仅排除了用纯粹的权威关系来泯除违法乱纪的需求，而且较之更为优越。埃克利斯自己对麻省住宅建筑业的经验研究，不仅表明分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而且还表明总承包商在给定贸易中雇用两、三个以上分包商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1981,pp.349-51）。尽管有一大批可得的分包商作为替代，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由投入方式得到解释－－经过“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从学习共同工作这种多少带有特异性的投入中获益”（Eccles，1981,p.340）,而且这也必定与个人的愿望有关：从伴随着日常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欢愉，即一种为每天都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货市场程序所极度弱化了的欢愉。正如在经济生活的其它部门中一样，加诸于开始之际可能是纯粹经济交易之上的社会关系覆盖物，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评论也与此有关。威廉姆森断定：在等级制上结构起来的厂商对于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就在于有能力传送关于雇员的准确信息。“对厂商间有效的经验定额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欠缺丰富和共同的定额语言。如果判断是高度主观地做出的，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如果那些最通晓工人特征的人，通常是工人的直接主管，也能制订经验定额的话，等级制在这类环境中的优势就特别巨大”（1975, p.78）。但是，有关雇员特征的优质信息只能在厂商内，而不能在厂商间传递的观念，只能依靠对跨厂商互动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网络忽略不计而维持下来。关于雇员的信息在厂商之间流转，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厂商中，在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如我已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ranovetter，1974），也因为美国的较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保证了许多工人在无数或许要求或恳请他们提供服务的其它厂商的雇员中合情合理地享有名望。更进一步说来，以为内部信息必定准确，而且不带情感地按照关键的升等程序而行事，这个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森
那样，说相信“内部升等具有肯定的激励特性，因为工人能够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 p.78），就是诉诸于把升等作为成就－回报的理想类型，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表明：它与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对应性（参见Granovetter，1983,pp.40-51,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
我的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森极大高估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命令”）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就典型意义而言，一个外来的审计员只是限定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就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反之，一个内部审计员并不是同党，但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别人对他，都主要是按工具性的形式来看待。外来的审计员却与‘其它方面’有关，而且他的动机也被认为是可疑的。审计员从被审计方得到的协作程度也相应地在在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获得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协作而已”（1975, pp.29-30）。关于厂商内部审计的文献为数寥寥，但一个透彻的描述则出自多尔顿（Dalton）之手：在其《经理人》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的描述。中心办公室对各部门的审计照理应当是出其不意地展开的，但有特色的是：警告早已被偷偷地散布出去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所表明的高水平协作，经由下列描述而给出提示：“核计部件的通告必定在主管们之间引起一阵混乱，以藏匿若干部件和设备……未加计算的原料被移送向：１）无人知晓和难以接触的货场；２）肮脏不堪因而无人乐意光顾检查的地下室和坑洞；３）当核算人走在正式储藏区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时，那些已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才能抵达的部门；以及４）那些可以将原料和供应品伪装成部件的幌子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部门]头头之间为彼此利用储藏区和可得坑洞的协作，得到完好组织并顺利地进行运转”（Dalton,1959, pp.48-49）。
多尔顿的工作极富才华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成本计算都是高度任意并因而易于政治化的，而非一种基于效率而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与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负责维修的部门与任何严格的时间核算没有什么关系，而与各部门主管的相对政治和社会地位，同维修工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关。更进一步说来，富于进取心的头头“通过利用朋友关系，通过霸道行为和暗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当所有的头头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时，人们就可以说：在一位特定官员的个人影响和他的未完成的修理
工作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关系”（1959, p.34）。当问及这样一种活动如何能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消息提供者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员四处窥探，那他们能发现什么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知道装看不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家伙[部门主管]全通过成本核算捞到了稻草。这就是关于审计是独立的等等这一大堆废话”（p.32）。
上所详列的描述和多尔顿的视角，可惜不是厂商的代表性选样，因而招致了将之视为例外的断言。但是对于转账价格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分部之间所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也形成了类似的论点。在这里，威廉姆森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部门“有利润中心的立场，但却倾向于以受约束的方式来实施……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变动，排除了供给部门追求垄断价格----否则，供给部门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定会导致的价格。此外，进行交易的部门管理者更倾向于呼吁协作”（1975, p.29）。但埃克利斯在对于转账价格惯例的深入的经验研究中，访问了13个公司的大约150 个管理者，并做出结论：没有一种成本基础定价法能够按照技术中立的方式来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当购买部门没有渠道获得形成成本的信息时，就常常由于成本基础定价法而存在诸多问题……当内部采购被托付出去，而外部采购也买不来半成品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特别难以确定……对于什么是利润的加价部分并没有明确的答案……”（1982, p.21）。转账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谁对于“成本”的界定为人接受：“一般而言，当转账定价的惯例被看成是提高了人们的权力和地位时，它就被视为好的。但当并非如此时，人们就会找到数不胜数的策略性的和其它响亮的商业理由，断定它的不适当性”（1982，p.21；还可参见Eccles埃克利斯，1983，尤其是pp.26-32）。埃克利斯注意到“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许多经理人认为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难，虽说人们为了假定的优势而追求垂直整合”（1983, p.28）。
可见，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即等级制内部的秩序易于诱导服从，以及雇员内化了厂商利益，从而压制了雇员自己的任何冲突的观点，面对这些经验研究（或就此而言，面对我们多数人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难以经受详细的检验。进一步应注意到：正如在多尔顿的巨细靡遗的民族志研究中所特别完好地表明的那样，对组织利益侵蚀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抵抗，要求有广泛的联盟网络。从管
理的观点来看，这些联盟表征着团队产生的违法乱纪，它根本就不可能由原子化的个人来经营。的确，多尔顿断言：由部门首脑在规避中心审计中所达成的协作水平，涉及“在从事正式活动时不说没有，也很少见的一种联合行动……”（1959,p.49）。
此外，作为大型等级制厂商中人事制度特征的一般较低的周转率，由于其界定完善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设计精巧的提升阶梯，都会使这种协作性的侵害更具有可能性。当许多雇员长久地占据职位后，就满足了建构稠密而稳定的关系网络、共享的理解和政治联盟的条件（关于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参见Homans,1950,1974；有关“组织的人口统计学”的论述,参见Pfeffer, 1983）。在这个方面,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注意到：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中，组织被“设计出来，以便能够独立于集体行动而运转，后者是能够经由[内部的]人际网络而动员起来的。官僚制规定了职位间的固定关系，据之使雇员流动不息，但在理论上又不会影响到组织运转”（1982，p.26）。不过，他进一步概括了诸项研究，表明“当周转率较低时，关系就会采纳富于表现力和个人性格的附加内容，其最终会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p.26）。
对这个观点，我主张在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方面，厂商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比在市场与等级制思路中所假定的更为重要，而厂商内部的权威则较少重要性。一种四平八稳的论断要求注意到“市场”关系中的权力，以及厂商中的社会联系。注意到权力关系是必要的，以免我对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平抚作用的强调，导致我忽略了这些关系在产生冲突方面的作用。冲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分布于从厂商间完全公开的诉讼，到商业出版物所喜不自胜地报导的“残酷竞争”的偶发案例之间。由于权力在厂商之间的有效实施将会阻止血淋淋的公开撕杀，我们就能够假定：此种厮杀仅仅代表实际利益冲突中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在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时，大概冲突才会变得公开化。这就令人回想起：这种粗糙的平等正是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论断中的平等。不过当一家厂商的权力显然居于支配地位时，其它厂商就倾向于尽早投降，以便减低损失。这种投降可能并不要求明确的对质，而仅仅是对另一方所要求的东西加以清楚理解而已（正如近来在论说商业生活中“霸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那样，例如，可参见Mintz and Schuwartz，1985）。
一、引言 80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兴起，它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兴盛、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和战争、自由化呼声的高涨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三十年巨变，就在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之时，2008年爆发了金融海啸，世界各国开始反思原来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中，也受到较大的冲击，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下掩盖的问题漫漫显露出来，对于中国改革的各种声音也开始浮现，有的主张继续全面的深入，有的主张放缓改革的脚步，那么中国的前进方向到底在哪里呢？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2007)认为中国应该通过私有化来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民众消费需求，以此来解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制约的问题。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2007)进而对此点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民，在资本市场上向公众出售国有资产，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性措施。许小年教授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充分条件却是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让民间资产不会继续涌入过度发展的制造业，避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胡祖六(2008)肯定了中国过去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认为中国不能因为遇到金融风暴就畏惧改革，就畏惧自由市场。他对于国内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国家监管过度表示了批评，对西方国家自由市场受挫的大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市场自由化领域抱有很大的希望。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1999)认为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实和西方是相似的，都会从经济领域开始然后走向政治和民主领域。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2008)对于中国在新时期的改革持相同的态度，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结束，即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选举制度是未来的方向。 以上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私有化力度推动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市场
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美］马克·格拉诺维特 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和史学、政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经济社会学考试重点 题型---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一、名词解释 1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从个人行动，即以个人的目的和偏好出发研究某种行动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现象。 2集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经济体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它是一种从宏观向微观的路径。 3新经济社会学：主要指那些采用网络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 4旧经济社会学：主要指工业社会学和帕森斯、斯梅尔瑟等人关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以及劳动社会学。 5强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 6弱关系：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 7交换的各类型 （1）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 经济交换：当事人各方相互换取为他人所拥有的各种所有物的行为。 社会交换：指那些期待他人能够做报答性回应且他人一般也能做出报答性回应的互动行为。 （2）互惠交换、再分配交换与市场交换 互惠交换：以社会义务为交换基础，以非物质性回报和非盈利为目的的交换形态。再分配交换：指处于下层的生产者“自下而上”的向首领或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物品或劳动，处于社会中心的首领或政府“自上而下”的以施恩的方式向下层民众分配一定的“赏赐”的交换类型。 市场交换：指以物品和劳务的供求关系为基础，以盈利为目标的交换形态。（3）生产性、协商性、互惠性与普遍性交换 生产性交换：即协调各部分力量或联合资源以产生一个共同的福利，生产性交换的基本类型是合作关系。 协作性交换：即协调产生明确的合同或交易的条件，协商性交换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及契约的明确性。 互惠性交换：即长期的、连续的且通常是默许的利益赠与。 普遍性交换：即对某一行动者或网络和集体成员提供单边利益而从其他个人或多人处获取回报。 （4）利他型、利己型、合作型和冲突型交换 利他型交换：指交换双方皆以满足对方的利益为目的。 利己型交换：指交换双方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对方的利益。 合作型交换：指交换双方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并认为自己利益的实现应以对方利益的实现为条件 冲突型交换：指交换双方皆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实现己方利益的前提，视彻底危害对方为目的（恶性竞争）
4/16/2013 5:37:55 PM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 (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失业率《4% 为充分就业》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是中国社会结构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onomi and soial performane. Ne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onomi Researh，197 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hange and indiators of soial development. Pennslvania： Universit of Pennslvania，201X，P25。 ③ 参见Eonomi Commission for Afria SoioEonomi Indiators， 201X。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 for Indiator of Soial Development. Ioa State： Department of Soiolog and Anthropolog Ioa State Universit of Siene and Tehnolog，197
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的思想和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之间究竟是怎样统一 起来的，是一个人们似乎明白而又没有得到确切阐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人的活动和活动结果的区分，指出人的意志只能支配自己的活动而不能支配活动的结果，活动的结果是受人们共同活动形成的合力支配的。合力一旦形成，便脱离每个活动参加者意志的支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却又离不开人的话动。只有在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中，才存在着生产关系追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变化。由此，说明了作为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怎样成为自然历史过程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所谓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适应的并有政治的和思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它是人类活动的经济的社会的形式。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就是不由人类目的和意志决定而由因果和规律决定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包括经济的社会形式即经济关系在内，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就是说，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显而易见，这种社会形式的发展，包括前面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内，当然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活动无不受人的目的和意志的支配。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作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为什么会成为自然历史过程?怎样成为自然历史过程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人类的活动与人类活动的结果区别开来，弄清它们在与人的目的和意志的关系上的区别。 恩格斯指出：”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行动，都一定有目的，并且有其方向被目的所规定的意志的调节。这里之所以要把意志和目的分开说，是因为意志和目的同人的行动的程度有区别，意志离行动比较近，是目的和行动之间的中介环节。人若要行动起来，既不能没有目的，也不能没有意志。显然，人类的活动或行动是完全由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支配的。当然，人的目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和任意的，它要受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但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直
24.3文化与社会结构* 在这篇结束语里，我将区分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所使用的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并以扼要阐述一种宏观结构理论来结束全文。为了引入讨论，我先对文化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作一个简要的对比。 对社会生活的文化阐释体现在韦伯的“理解”（Verstehen）概念中。它集中关注作为基本取向的普通价值和规范并据以解释社会生活。而结构分析的模式则体现于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外部约束的关注。它集中讨论这些客观结构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之间区别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数个世纪前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分歧。这种分歧继而体现为19世纪的一场有关方法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攻击了孔德实证主义的拥护者。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试图通过在两种知识之间作一种分析性的区别来解决这个矛盾：表意的，即像历史学那样旨在处理独一无二的人类事件的知识；和立法的，即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总结自然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种对立，反过来又在19世纪两种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的对立中得到了系统的表现，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 文化 文化（唯心主义的）探究法的后继者中的经典代表是马克斯·韦伯，他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1922]1978：4）。他也使用了文德尔班所作的区分，但却仅仅是为了否认在总结规律的自然科学和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之间存在截然的对立。韦伯对经济学和历史学就像对社会学一样精通，但他却把社会学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不愿否认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韦伯争辩道，尽管它的资料是有关具体事件的，而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也是一样，但它的目的，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旨在从中引申出它们各自所研究主题的普遍概括。 韦伯为完成社会学的任务——概括人类历史——而发明了一种工具：理想型。这是指一种非现实的抽象的核心概念，以经济学理论为例，它“总是问：如果单纯考虑理性因素和经济目的的取向，将会有何种行动发生”（[1922]1978：21）。它只是一个纯概念，但并非令人极为想望意义上的完美概念。换言之，它只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坏的特征的原型，既可以指圣徒又可以指恶人。韦伯构造这些术语是为了使社会学区别于历史学：历史学关注个别事件和趋势，而与此相反，社会学则想要对社会事件的共同要素作出概括。 韦伯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5]1930）。他那风格简洁明朗的分析旨在表明：马克思关于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必须加以补充，因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起了作用，这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748）的世俗化格言中有显著的体现。 在本世纪初，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作者：萨姆纳。他的主要作品《民俗论》（1934）区分了“民俗”——日常惯例，和“民德”——由道德权威所支持的规则，如“十诫”。但本世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文化社会学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在这本书里，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价值取向；他还声称这一结论隐含在马歇尔、韦伯、帕累托和涂尔干的著作中。（这种把涂尔干归到文化探究法传统中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我在下文将谈到。） *本文原名”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选自Alan Sica编: What is Soci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pp265-75.
韦伯“《经济与社会》理论简介” 《经济与社会》 1910年开始写作，1914年大战爆发，完成了书第二部分。1919年至192O年间，开始继续这部著作的写作。1922年出版发行。1968年，才有了这部书的英文全译本。 《经济与社会》一书的内容非常广泛，在这部书里，关于统治与合法性的理论，官僚制理论，社会分层理论都作了详尽的发挥。 一、统治与合法性 统治与合法性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范畴。这两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管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韦伯认为，在大多数社会活动中，统治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不同统治结构的深刻影响。 1，统治的两种类型 经济统治：是由于经济利益（特别是由于垄断地位）而形成的统治。它的纯粹形式表现在市场中的垄断统治（市场垄断统治）。 在市场中的统治是通过对物质资源的占有来对被统治者施加影响，或者运用市场技能来使自己的活动影响被统治者的行为的。而被统治者在形式上看来，仍然是自由的，并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去行动。 权威统治：亦即由实施命令的权力与负有服从的义务而形成的统治（社会统治）。 纯粹形式表现为家长、长官和国王的权力。这种统治形式建立在服从这一所谓的绝对义务之上，而不管他们的动机和利益如何。 二者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统治形式是相互渗透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统治会转化为权威统治。韦伯认为．应主要侧重对权威统治形式的研究。 2，服从 权威型统治成为现实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统治者所发布的意志（命令），要为被统治者所接受，而成为被统治者自己行动的格言。 服从的目的 各种各样，有的出于习惯（子女对父母），有的出于利益的考虑，有的出于情感，有的出了理想。 服从的形式 有强制性服从，有自愿服从。 一种权威的统治能够发生效力，除了有强制性的服从以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自愿的服从。 这种自愿的服从则来源于对统治合法性的承认。 3，追求合法性的手段 历史上每个统治集团都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手段不外两种，一种是通过强制手段，另一种则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与灌输。而后一种形式则是统治者追求合法性的重要方法。 4，权威的合法性表现 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5，三种权威的基础
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马克〃格兰诺维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译 简介：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位臵”等来想象了。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
专题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的演变 一、古代的封建经济 （一）、中国封建经济的总体特征及各阶段经济特征 1、中国封建经济的总体特征 （1）、封建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 （2）、重农（“本”）抑商（“末”）是基本的经济国策，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3）、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 （4）、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后来居上。 （5）、封建生产方式不断向边疆地区扩展。 2、封建社会各阶段经济特征 （1）、战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 （2）、秦汉：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 （3）、三国两晋南北朝：南北经济趋向平衡。 （4）、隋唐：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 （5）、五代辽宋夏金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6）、明清：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 （二）、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主要表现 1、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1）、环境的保证：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a、统一（相对）稳定的政局； b、水利的兴修； c、国内各民族、各地区间联系加强； d、中外交往频繁。 （2）、科技的推动：科技对生产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a、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推广； b、外国先进物种（棉花、玉米、甘薯等）、技术（熬糖法、欧洲水利技术）的引入； c、历代总结生产经验的科技著作。 （3）、政策（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a、历代统治者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赋税政策； b、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一定时期对统治政策进行调整的变法、改革（如减轻赋税、奖励农耕、兴修水利、改善农民土地状况等）； c、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曾经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 （4）、人民群众的主力作用。 a、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这是各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b、前代农民战争推动后代新王朝调整政策。
第一部分导论 1、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互动 1．1 对“经济社会学的”各种界定 “经济社会学”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涂尔干1896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中，该年鉴把社会学分为若干分支，包括一般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美学社会学等。在涂尔干那里，是将社会学看作广义的社会研究之学，而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如何界定“经济社会学”，在使用这一用语来表示某一研究领域，并且常常也关心该领域发展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当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时，使用了“经济社会学”这个概念。而他所说的“经济社会学”，指的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社会结构相关的”研究，而社会结构因素则包括劳动分工、土地私有制的起源、经济自由、法律上的安全等。（熊彼特，1912/1990，第67页）后来在《经济分析史》中，他又对经济分析和经济社会学做了这样的区分：“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动的。”在研究怎样会如此行动时，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制度的作用。（熊彼特，1952/1996，第页） 富永健一主编的《经济社会学》——这是中国国内翻译最早的“经济社会学”教材——中，对“经济社会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富永健一，1974/1984，第3页） 在较新近的著作中，斯梅尔瑟和斯维特博格给经济社会学以这样的定义：“经济社会学——使用韦伯和涂尔干提出的用语——可以十分简单地被定义为将社会学视角应用于经济现象。一个类似但更为精确的版本是，将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变量和解释模型用于有关稀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活动的复合体。”而关于社会学的视角，斯梅尔瑟曾讲到了四点：人际互动、集团、社会结构（制度）、社会控制；近年来，又有社会网络、性别以及文化背景成为经济社会学的特殊视角。（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P3）不少社会学家都采用类似的定义。 中国学者朱国宏在其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中，把经济社会学定义为既和经济学有联系又和社会学分不开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朱国宏，1999，第1页） 上面所列，并不完整。如果仔细考察，还会列举出以其他一些方式所下的定义。 还有这样的情况，某些人将之归入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些人则将其冠以其他的名称。最有代表性的现象之一是韦伯所称谓的“社会经济学”。其核心内容被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们纳入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但是韦伯并没有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若按照熊彼特当初的理解，正是属于经济社会学的范畴。 产生不同定义的原因，有的可以归结到学术发展的时代特征，有的则出于学者个人在进行知识整理和集成时的偏好。 1．2 学科边界的模糊性 有人可能马上会问，在你讲授“经济社会学”这门课时，是如何定义的？如果你不能尽早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在学习中如何把握它呢？ 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写一部关于某个学科的教科书或讲授这门学科课程的时候，总要先说明这个学科定义。如果定义不够明确，那么似乎就需要讨论清楚。这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
简述格兰诺维特镶嵌理论与批判性解读摘要：本文分析探讨了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视角，认为其虽具创见，但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指出其忽略历史政治等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社会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单一向性的嵌入关系，在实际情况中无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市场。因此“镶嵌”理论也需要得到后来者不断完善。 镶嵌：研究视角的创新与对两种倾向的批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讨论。波兰尼作为发起者与领导者，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论述，经济学强制将理性选择、效益最大化直接等同于所有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忽略了社会关系与环境的影响，提出“经济应嵌入到整体社会”的观念。格兰诺维特在其著作《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把“整体社会”细化成了“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那样独立运行于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所属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而是“行动者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转的社会系统之中的。” 格兰诺维特在讨论主旨问题：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时介绍了两种传统倾向——实质论与形式伦。实质论传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社会里很大程度上确实依赖社会网络，并已相对独立。形式论传统的社会科学界认为，镶嵌问题在市场中不甚重要，经济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的镶嵌程度在前市场社会里要比实质论者认为的低一些，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地位无激烈变化；同时镶嵌也并不是形式论者认为的那么不甚重要。他将实质论者的观点定义为“过度社会化”，将形式论者观念定义为“低度社会化”。格兰诺维特指出两种倾向的共同错误都是预设了“社会性孤立”的个体。“低度社会化”理论的问题显然在于其主张个人行为出自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算计，而忽视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利益。 格兰诺维特成功解释了人际关系在诸多经济问题当中的重要性，并在各个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嵌入性”视角上，他提出了“适度社会化”观点；在研究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关系时，他主要将社会结构细化成了人际关系因素，使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成为可能。 经验分析：霍布斯困境的解决路径与组织形式的选择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从两个经验层面展开分析了镶嵌理论。第一个层面，格兰诺维特论述了社会关系与信任、欺诈等经济问题的联系。现代经济理论有一种被默认的假设：人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去追求经济利益，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假设是很难成立的。为了解决“自我利益追求者如何可能不使用暴力和欺骗”，霍布斯主张为了防止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者之间的暴力与欺骗，主张个人将个人权力托付给一个组织或国家，组织或国家把大家的意识化为一个人的意识，大家按照这个意识来行事，于是便产生了社会秩序。但成本太高，并可能导致极权的产生，因此其理论在实践中陷入了困境。
第10课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第10课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课程标准】 1. 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2. 简述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课标解读】 1. 晚清经济结构的变动：应掌握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及危害；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逐步瓦解的原因、表现。 2. 近代工业的兴起：应该掌握洋务运动的背景、目的、活动和影响。探究资本主义发展、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洋务运动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认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考试大纲】 1．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2. 民族工业的兴起 【知识梳理】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四种经济形态，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表现。 一、小农经济解体 1．原因 （1）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的入侵。 （2）前提条件：国内市场的扩大。 （3）自身局限：小农经济自身的脆弱性和落后性，抵挡不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2．表现：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开始解体。 3．影响： （1）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
展，从根本上冲击着封建制度。 （2）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准备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是列强侵华的结果之一。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虽然增加了，但是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沦为列强的和。 思考1：自然经济解体的原因、表现以及特点。 二、洋务企业的兴起 1.背景： 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 2.目的: 旨在“ ”、“ ”。根本目的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 3.内容： ①第一阶段：（19世纪60―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 a.安庆内军械所：年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家官办军用企业。1862年生产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标志着的起步，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b.江南制造总局：年李鸿章在创办，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军用工业。 ②第二阶段：（19世纪70―90年代）创办民用工业，目的是辅助军事工业。 1881年投产的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械开采的煤矿，达到了的目的。还给附近地区提供了廉价原料，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 4.评价： （1）局限性：在兴办的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其结果也未能真正达到“ ”、“ ” 的目的。 （2）积极意义：对中国的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思考2：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读《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教授加里·S·贝克尔的代表作，这本书堪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这本书集中体现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而经济分析是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和均衡分析的三位一体，经济分析可以对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根据这个观点，他分析了歧视现象、犯罪行为、人力资本和时间分配、非理性行为、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等传统上由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考察的广泛的人类行为，并建立模型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 事实上，贝克尔的学说刚提出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和极端歧视，传统学者认为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当时看似狂想的理论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作是对贝克尔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肯定”，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肯定。 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一部文集，内容是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编篡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该书共由七篇构成，第一篇导言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他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这六篇分别是《价格与偏见》、《政治和法律》、《时间和家庭》、《非理性行为》、《婚姻、生育力和家庭》、《社会相互作用》。 第1篇导言 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章《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的“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贝克尔认为追求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三位一体假设及其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 在方法论的部分，贝克尔阐述了对于经济学展阶段的看法，认为经济学经历了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第一阶段，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的第二阶段，现在到了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第三阶段。这样，把所有人类在资源稀缺下的选择行为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样，他研究了犯罪、自杀、婚姻、爱情、生育子女等等诸多以往经济学不会研究，经济学家也决不会涉足的领域。而通过他的研究方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到所有这些人类的感性层面的领域，并建立完善一套研究分析的范式。在贝克尔看来，作为通用科学的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并胜地任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在其眼中，宗教、人群、社会、国家、基础是最复杂的文化与人的心理解释完全可以抽象化和量化为个体行为分析解决。
第六章 社会基本结构与文明进步 教学时数： 4 教学要求：了解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内涵，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辨证关系。清楚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的内涵和作用，从而明白为什么说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 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教学重点：1. 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内涵 2.. 国家的本质与职能 3.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辨证关系 教学难点：1. 社会形态的内涵 2. 阶级和阶层联系与区别 教学方法：重点讲授与学生自学及质疑问难相结合。 教学的主要内容及授课过程的设计： 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只有对其内在结构的深入分析，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 第一节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指生产力以及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一、生产力系统 1. 生产力及其构成 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它包括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两大方面： （1）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 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是指以物质实体的形式独立存在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生
产中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是活的劳动。生产工具是划分各种经济时代的物质标志。 （2）生产力的非实体因素 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包括教育、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但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规律的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是物化的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但它不是独立的实体性要素，而是智能性要素。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中去，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 2. 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的主要途径 第一，通过学习教育转化为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第二，通过技术发明物化为劳动资料；第三，将科学知识运用于整个生产过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3. 生产力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生产力具有物质性。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 生产力具有社会性。生产力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以劳动者的协作、分工为中介而形成的社会力量。 生产力具有历史性。它随着人们历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们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 4. 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意义 先进生产力是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并以此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范畴，是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而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先导和基础，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二、生产关系系统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简介：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 Hobbes）的“自 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位置”等来想象了。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 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低水平嵌入性更高。这种基调是亚当?斯密首先设定的，他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 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相似的立场，这种立场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即 使是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也是完全无关的（Scheider,1974）。由于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涉猎的同路人们拓展了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新的兴趣点，这种立场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关注什么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并 且主张先前的诠释将许多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中的行为和制度看作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现在可以将它们视为是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的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例如，North and Thomson 1973;Williamson 1975;Popokin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