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的“正解”：
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黄之栋黄瑞祺
[摘要]环境正义一词近来相当流行。就在人们朗朗上口地主张要追求环境正义之际，大家对这个词所
指为何，却一直没有共识。每当有环境正义议题出现时，议题周边总是不乏各路诠释者，他们常强调自己对该
词的诠释权，并把自身的解释当成某种通说、甚至是“正解”。本文认为，环境正义是个典型的“具有根本争议
的概念”。为避免纯粹概念上的争辩，本文主张采取一种形而下的策略，通过实作的讨论来与理论对话。
[关键词]环境正义；环境种族主义；社会建构论；具有根本争议的概念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1-0080-12
[作者简介]黄之栋（1977—），男，台湾人，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台湾空中大学公共行政
学系约聘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理论与左翼思想研究。黄瑞祺（1954—），男，台湾台北人，英国剑桥大学国
王学院社会暨政治学系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欧美社会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学以及全球化研究。（台北11529）
Title: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A Down-to-earth Approach
Authors:Huang Zhidong&Huang Ruiqi
Abstract: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EJ)has proven to be ever-popular in recent years.However, while more people claim to support this idea,there are deep and persistent problems in its gist.In most cases, there is a variety of meanings employed for EJ in an argument and it seems that these different meanings are often used as a rhetorical tool to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EJ epitomizes the spirit of the
so-called“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Thus,it is simply not sufficient enough to discuss EJ only theoretically
but without looking into what it means in practice.We argue that future research requires a down-to-earth ap-proach.
Key words:environmental justice;environmental racism;social constructionism;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一、引言
三十多年前，美国黑人小区首次喊出追求环境正义的理念。在他们的疾呼与奔走下，这个词很快就成为广为流传的标语，并为世人所延用，①而这股环境正义浪潮也成为继民权运动之后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典范之一。一时之间，不管是美
①McGurty,E.M.，“Warren County,NC,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Unlikely coalitions and shared meanings in local collective action，”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vol.13,no.4,2000,pp.373-387.
国政府还是民间，都出现一股对环境正义的强烈企盼。克林顿政府所公布的12898号行政命令，正式标示环境正义运动从街头走入庙堂，化作具体的制度。①就在环境正义运动树立旗帜、也站稳自己的草根环境运动脚步后，这个撼动人心的理念迅速在世界各地回响，各国政府与民间纷纷开始把环境正义的理念纳入政策与说帖之中。不管是美洲②、欧洲③还是亚洲④，各国无不掀起一阵环境正义的浪潮。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环境正义风潮中，台湾地区非但没有缺席，这个概念还快速深入民心。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众多环境正义继受地中，台湾大概是最热衷此道的地区了。从早期的反核运动，到非核家园理念的政策化，再到近期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与中科三期停工争议等，环境正义一词几乎无役不与，成为环保人士以及政府各单位反复称颂的词汇。结果，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面对同一项议题，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甚或是立场各异的各方人士，全都标举他们追求环境正义企图；但与此同时，这些同声齐唱正义的仁人志士，却也或明或暗地斥责对方没有正确认识到环境正义的真义。既然环境正义是所有人的答案，我们不禁要问：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从环境正义的历史谈起，仔细梳理了环境正义的来历。接着，本文检讨了美国官方对环境正义的定义，以及这个定义脉络下的三波实证研究浪潮，还有随之而来的理论与实际论争。此外，我们也将通过社会建构论的概念，重新检视这个词在美国建构的过程。最后，本文提出环境正义是个“具有根本争议的概念”，以此来阐释抛开既有方法论并追求“形而下”讨论的重要。
二、环境正义的来历
环境正义一词源起于美国，一般认为它的兴起可追溯到1980年代北卡罗莱纳州所发生的华伦郡事件。⑤当时，华伦郡与周边各郡居民联合反对一处多氯联苯（PCB）废料储存设施在当地兴建，一连串的抗争为环境正义运动揭开了序幕。⑥由于华伦郡的居民以黑人居多，加上该郡是北卡罗莱
①美国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12898号行政指令)联邦弱势及低收入族群环境正义行动,Retrieved Jan20,2009,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b4586607.html,.tw/ccyoung/%E7%92%B0%E5%A2%83%E6%AD%A3%E7%BE%A9%E5%AE%8C%E6%95%B4%E7% 89%8892.10.20.doc.
②Buzzelli,M.,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anada:It matters where you live,Retrieved Aug20,2009,from http://www.cprn. org/documents/50875_EN.pdf.
③Agyeman,J.,et al.，“Exploring the Nexus:Bringing together 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Space and
Polity,vol.6，no.1,2002,p.77；Friends of the Earth Scotland，Environmental justice:Parliamentary Briefing，Edinburgh，2003.Kruize,H.,&Bouwman,A.A.，Environmental(in)equity in the Netherlands-A case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Rijnmond region，Bilthoven:RIVM，2004.
④生田省吾，环境正义と共同体の<言叶>:水俣病に系る见舞金契约の言说から，金沢法学，200749(2)：115-135；石山徳子，米国先住民族と核廃弃物―环境正义をめぐる闘争，东京:明石书店，2004。
⑤Bullard,R.D.，Dumping in Dixie:race,class,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3rd ed.)，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2000；McGurty,E.M.，“Warren County,NC,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Unlikely coalitions and shared meanings in local collective action，”pp.373-387.
⑥Cole,L.W.,&Foster,S.R.，From the Ground Up: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1；Lee,C.，“Warren County's Legacy for the Quest to Eliminate Health Dis-parities，”Golden Gate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ornal,vol.1，no.1,2007，pp.53-72；McGurty,E.M.，“Warren County,NC,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Unlikely coalitions and shared meanings in local collective action，”pp.373-387；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林聚任、何中华编：《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二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303页。
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2
①McGurty,E.M.，“From NIMBY to Civil Rights:The Origins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no.2,1997，pp.301-323；Melosi,M.V.，“Environmental justice,political agenda setting,and the myths of hist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history ,vol.12,no.1,2000,pp.43-71；Ringquist,E.J.，“Environmental justice:Normative concerns,em -pirical evidence,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N.J.Vig &M.E.Kraft ，eds.,Environmental policy :new direc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6th ed.)，Washington,D.C.:CQ Press ，2006，pp.249-273；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问题点》，《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2期。
②4座掩埋场中有2座属于典型的商业有毒废弃物处理存放以及清除设施（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storage and disposal facilities,TSDFs ），另外2座为单纯的垃圾掩埋场。
③US GAO （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Siting of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racial and econom -ic status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Washington,DC: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83.
纳州最穷的郡之一，因此当时参与抗争的住民们认定：政府与掩埋场场主就是看准了当地黑人缺乏政治影响力与动员力，才有针对性地把垃圾场兴建于此。与此同时，民众们也多认为掩埋场的兴建以及随之而来的毒物入侵，不只会对住民健康与当地生态环境有所影响，这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选址方式，无疑也对黑人的人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①
华伦郡的反对运动，未能有效阻止废料厂的兴建，最后还以警民冲突与多人遭逮捕收场。整个运动看似失败，却引起了美国民众与政治人物对环境风险不平均分配问题的重视。代表华伦郡地区的议员在华伦事件后，随即建请美国国家统计局（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简称“US
GAO ”）调查美国境内大型掩埋场的分布情况。
为此，US GAO 选定了美国西南部的4座大型掩埋场②进行了研究。在搜集了各厂外围半径
4英里内的人口构成资料后，US GAO 发现4座
掩埋场中有3座坐落于外围黑人居民比例超过五成的地区（具体的数字分别是52％、66％和
90％）。由于这些处理设施所在各州黑人只占总
人口的20%至30%，该处垃圾场的分布显然较偏向黑人聚集之地。除此之外，US GAO 研究报告同时也发现，在这4个选定地点的周边，有
26％～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厂址所在
的州却只有12％～19％的人生活水准未超过此界线。因之，US GAO 认定，有毒废弃物处理厂的厂址与种族和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
③
三、环境运动的兴起：从美国到他国华伦郡事件之后，各种以追求良善环境为名的反对运动四起。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刺激之下，政府与各大研究机构纷纷开始探究健全的环境是否公平分配的问题。学者们想知道：在华伦郡发生的案例究竟是个案，还是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华伦郡问题只是个案，那么政府要做的就是处理好当地居民的善后问题；但若华伦郡问题是过去种族歧视的表征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对策，来解决种族歧视在环境问题中借尸还魂的问题。由于前述的多份环境负荷分配与蓄积的调查报告都显示，美国各州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厂址明显有往有色人种或低收入社群聚集的“倾向”，因此研究证实了美国境内环境不公正的问题是常态而非个案。环境不正义开始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发展成一种政治问题。
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后，环境正义运动日渐受到国际媒体与各国政治人物的关注，特别是卡崔那（Hurricane Katrina ）飓风过后，纽奥良横尸遍野的悲惨情景，更是引人关注。虽然民众事前都知道这是个破坏力极强的超级飓风，也知道要事先疏散到他处，但还是有很多老弱妇孺（多数是黑人）与穷人想走却走不了。飓风当然是天灾，但当死伤者尽是黑人与穷人的时候，就不免令人怀疑是否因为政府的政策有差别的待遇，使得特定族群被围困在城中，动弹不得。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的催化下，亚洲各国政府
与民间也开始关心社会中不同族群与阶层间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分配的问题，这更促使各国环保团体开始反思环境运动的目的，并逐渐转化环境保护议题的核心，把原本只重视“环境”保护的运动重点，渐次转移到环境损益与风险的公平分布之上。虽然各国环保团体已日渐重视环境损害与社会弱势间的关系，但当其他国家积极汲取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精髓时，却发现美国的经验根本无法完全移植，美国环境不正义的问题也没有随着政府的重视而缩小。①当在地的运动推动者发现全盘接受他国的环境正义概念与政策已经无法解决本地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时，如何将环境正义运动本土化，就成了当务之急。②
在本土化环境正义运动之前，运动工作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该国真的有环境不正义的问题吗？在看完华伦郡的案例后，大家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认为美国社会一定有相当深刻的环境不正义问题，因此三十年来政府与民间都致力于环境不正义现象的解决。然而，作为一个关心环境议题的人，我们要如何确定环境不正义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又要怎么确定环境不正义到底有多严重呢？这两个问题牵涉到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环境议题如何“被问题化”（被建构）的问题。
四、官方版的环境正义定义
在华伦郡事件后，环境正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工作者在有了上述报告的背书后，便将环境正义运动定位为：一场追求环境风险公平分配的运动。基此，这个后起的运动汇集了当时三股重要的社会运动潮流，即环境主义、社会正义与公民权运动，并凝聚出了一波新形态，即以环境为中心来追求社会正义的市民运动。③在经过多年努力后，环境正义运动终于由一个地方性的市民抗议活动，渐次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运动典范，并在1990年中期之后，渐次制度化为政府建制的一部分。④为了强调此问题的重要，克林顿政府特别公布了12898号环境正义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关重视此议题。美国环保署也应此潮流，将原有的环境公平办公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Equity）改称为环境正义办公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⑤该办公室日后公布了美国环保署对环境正义的官方定义：
在制订、实施、执行环境法律、规章与政策时，确保人人享受公正的待遇并且能够有
①Bullard,R.D.,et al.,“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Why race still matters after all of these years,”Environmental Law, vol.38,no.2,2008,pp.371-411.
②黄之栋、黄瑞祺:《正义的本土化：台湾对欧美环境正义理论的继受及其所面临之困难》，《应用伦理评论》，2009年第46期；黄之栋、黄瑞祺：《环境正义的经济向度：环境正义与经济分析必不兼容？》，《国家与社会》2009年第6期；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问题点》。
③ESRC，Environmental Justice:Rights and Means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Vol.Special Briefing)，Sussex:University Sussex，2001；Foster,s.,“Justice from the ground up：Distributive inequities,grassroots resistance,and the transformative politics of the enviromental justice movement,”California Law Review,vo1.86,1998,pp.775-841；黄瑞祺、黄之栋：《身陷雷区的新人权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的问题点》，《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7年第42期。
④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Environmental justice:Guidance under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1997，Re-trieved 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b4586607.html,/env_justice/pdf/justice.pdf；Foreman Jr,C.H.，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8；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Not in my backyard:Execu-tive order12898and Title VI as tool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2003，Retrieved 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b4586607.html,/ pubs/envjust/ej0104.pdf；Williams,R.W.，“Getting to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ocial science and its bound-aries，”Theory and science,vol.16,no.1,2005,Online.
⑤https://www.doczj.com/doc/2b4586607.html,/compliance/basics/ejbackground.html.
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2
①US EPA ，Environmental for all （确保人人享有环境公正），2006，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b4586607.html,/pubs/envjust/ej0104.pdf ；en -vironmental justice （EJ ）一词在这个文件里，被美国环保署译为环境“公正”。在我国EJ 大多被迻译为“环境正义”。此等
翻译虽然有异，但所指相同，本文在行文上不强加区分，请读者留意。除此之外，disproportionate （ly ）一词有时被译为
“不合比例”，有时则被译为“不合理的”，我国文献则多用“不成比例的”。
②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justice:Guidance under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1997；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Not in my backyard:Executive order 12,898and Title VI as tool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 -tal justice ，2003.
③Lester,J.P.,et al.,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yths and realities ，Boulder,Colo.；Oxford:Westview Press ，2001；Williams,R.W.，“Getting to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ocial science and its boundaries ，”2005,On -line ；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④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问题点》。
意义地参与，而不分种族、肤色、原国籍或收入水平。
公正待遇意味着任何一个群组（包括种族、民族或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划分的群组）都不应当不合比例地承受工业、市政或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也不应当不合比例地受到联邦、州、地方政府和部落的计划与政策的影响。
有意义地参与表示：
·可能受到环境影响的居民有适当机会参与决定对环境或健康有影响的计划。
·
公众意见能够影响监管部门的决定。·决策程序尊重所有参与者的意见。·
决策者主动征求可能受影响者的意见并促进其参与。(原文即为中文，其中彩色字体为作者省略)①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官方版的环境正义主要包含实体与程序两个面向。程序部分强调参与的重要，为此，美国环保署制定了相当多的政策方针，希望能鼓励民众参与决策。实体部分的关键则在于：政府必须确认不同社会成员间没有特定群组受到了不合（成）比例的环境风险及对待。而此处对于不合比例对待的判断，取决于各群组间承受的风险高低。②当然，某处的居
民是否承担了较高的环境风险，并非肉眼可以判断，因此，环保相关部门必须经由科学分析，客观地了解风险分布的实态，如此一来，才能有效地解决可能的环境不正义问题。基此，受到该行政命令拘束的单位，展开了一连串的研究，并制订出了相关的基准。
五、环境正义研究的发展历程
和其他的环境问题一样，环境正义运动与法令必须仰赖科学证据来具体地“证明”风险分配的态样，以强化其论述或规范的正当性，并在环境正义的讨论中，掺杂和引用大量实证的研究资料作为各方立论的依据。
在这些实证研究里，研究者大多运用统计方法，计算出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空间分配模式，并借此推导出不同族群或收入阶层间的环境损益分配。此处，由于科学介入到环境正义的领域之中，因此本文将之为“环境正义的科学理解”。③仔细分析环境正义的科学理解的文献，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一）第一波：结果取向的研究途径
第一波环境正义的研究浪潮，大致与整个环境正义运动兴起的时间相同。1980年代中叶华伦郡事件发生后，美国学界与运动界开始对环境风险进行空间的分析。④由于这个缘故，大规
模的量化研究文章纷纷在此时发表，其研究重心设定在“有毒废弃物是否有不平均分配”的问题之上，因此不同的研究者锁定了特定的研究范围（如全国、一个州或南方地区等）来对污染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
①
其中，美国联合基督
教会所组成的族群正义调查委员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后
文简称“UCC ”，1987）的研究被认为是此时期的里程碑。
UCC 将自己的研究自我定位为：第一份涵盖
美国全土的全面性报告。在大规模地研究了415个仍在使用与18164个已经关闭的商用有毒废弃物处理设施后，UCC 总结道：种族是这些掩埋场选址与建厂最重要的指标，而全美各地都展现
出这种沿着种族开展的环境不公正。③UCC 报告除了建议美国环保署（US EPA ）应该优先清除这些位于少数族裔小区中的垃圾场，同时也呼吁美国总统尽速制定相关的行政命令，让美国环保署辖下的环境公平办公室尽速成立，以促进环境公正的推展。
由于第一波研究时期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明确指出少数族群与贫穷社区比白人或中产阶级更可能暴露在环境风险之中，基此，此波研究浪潮确立了环境正义的基石，并为未来的环境正义立法确立了科学根基。值得玩味的是，虽然这个时期的研究显示收入（income ）与肤色（race/skin/
ethnic ）都有可能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变因，不
过此时的环境运动却把种族当做运动推行的标
语，基此，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者创造了“环境种族主义”（envi -
ronmental racism ）来说明环境
风险沿着族群来分布的现象。
Pulido 把这种只以种族观点来推
展环境正义运动的现象称作“种族化了的环境危害”（racializ ing
environmental hazards ）④。由于第
一波研究浪潮的诉求在于揭露环境风险的不平均分配，因此此一时期的研究又被称为“结果取向
的研究途径”（outcome -oriented
approach ）。⑤总的来看，此时期的
研究对环境正义的议题进行了初步的科学理解，
为环境正义运
图1美国废弃物处理厂分布图②
资料来源：Goldman,B.A.,&Fitton,L.，Toxics wastes and race revisited:An update
of the 1987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with hazardous waste sites ，Washington,DC: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1994.
①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问题点》。
②由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版的环境正义研究希望知道全美各地的废弃物处理厂比较倾向设在哪里，或者废弃
物处理厂在全美的分布，而不是专注在一个一个个别的厂址研究。
③Bullard,R.D.,et al.,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 ，1987-2007：Grassroots struggles to dismantle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2007.
④Pulido,L.,“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ethodology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research,”Antipode ,vol.28,no.2,1996,pp.142-159.⑤Williams,R.W,“Getting to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ocial science and its boundaries ，”Online ；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
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2
①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②H.R.2105,103d Cong.,1st Sess.(1993).
③Abraham,G.A.，“Review of Actions under President Clinton's Executive Order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Buffalo Envi -ronmental Law Journal ,no.5,1997,p.79；Beckerman,W.,&Pasek,J.，Justice,posterity,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een,V.,&Gupta,F ，“Coming to the nuisance or going to the barrio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laims ，”Ecology Law Quarterly ,vol.24,no.1,1997,pp1-56;Block,W.,&Whitehead,R.,“The unin -tended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vol.100,no.1-2,1999,pp.57-67；Murphy -Greene,C.,&Leip,L.A.，“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xecutive order 12898:Environmental justice for all?”Public Ad -ministration Review ,vol.62，no.6,2002，pp.679-687.
④Weinberg,A.S.，“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debate:A commentary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concerns ，”Soci -ological Forum ,vol.13，no.1,1998，pp.25-32；黄瑞祺、黄之栋：《身陷雷区的新人权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的问题点》。
⑤Anderson,A.B.,et al.，“Environmental equity:Evaluating TSDF sit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aste Age ,vol.25，no.7,1994，pp.83-100；Anderton,D.L.,et al.，“Environmental equity:The demographics of dumping ，”Demography ,vol.31，no.2,1994，pp.229-248；Zimmerman,R.，“Issues of classif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equity:How we manage is how we measure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vol.21，no.3,1994，pp.633-669.
动的运动者提供了科学的证据，且成功地将环境正义的议题推向了政治的舞台，使之成为一个受重视的全国性议题。
①
（二）第二波：过程取向的研究途径
进入1990年代之后，（美国）民主党陆续在国会提出环境正义的相关法案（如Justice Act
of 1992②）。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更公布了前述12898号行政命令，正式将环境正义制度化。环
境正义的制度化促使学界与运动界出现转折。论者发现，虽然环境正义的立意甚佳，但在政策的施行上却显得滞碍难行且与其他法令屡生冲突。
③
随着环境正义的制度化，新一波采取历史观点的研究者进行了一连串的实证研究，并强力驳斥了种族与环境废弃物分配间的关联性。这波研究被称为“过程取向研究”（process-oriented ap -
proach ），虽然还是承认种族与收入两者都是影
响废弃物处理设施设置地点的要因，但却质疑环境不正义是否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此时的研究者还强调，环境正义的科学研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揭露现下不平均分配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应该关心不平均分配的形成机制（causal mecha -
nisms ）。
④
此波研究者所提出的挑战，可以从方法论与哲学两个角度来观察。就方法论上来看，此波研究者发现环境不正义的有无，似乎与研究者量度不正义的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 ）有关，因此不正义的有无端视研究者如何去测量（measure ）而定。⑤具体来说，第一波的研究者在量度风险的空间分布时，大都采用美式五码邮递区号（zip
codes ）作为分析单位，最后得出不正义确实存在
的结论。但第二波研究者在把分析单位由邮递区号改为人口小区（census tracts ）并重做第一波学者的研究之后发现，第一波学者发现的“不成比例分配”竟然消失了。这波学者认为，如果用不同的研究单位去测量，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那么（不）正义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只是研究者不同测量法的结果而已。
除了挑战前波研究的研究方法之外，过程取向的研究者还挑战了前波结果取向研究所树立的“结果正义观”。在哲学的层次，第二波的理论家提出逐臭现象与风险承担两大挑战。逐臭现象（coming to nuisance ）是指垃圾场兴建后，有钱的白人搬出（white flight ），而没钱的黑人自愿迁居到恶臭的垃圾厂边的现象。换言之，这波学者将环境不正义的成因区分为单纯偏见（prejudice ）
与市场力量（market force ）两种，并强调只有单纯偏见才构成歧视。如果不平等源自市场机制，那么这种不平等只是市场机制下可预测的结果而已，而根本不该被冠上不平等或不正义的帽子：
只要市场仍然以现存的财富分配方式来配置财货与服务，那么到最后，如果有毒废弃物处理设施没有使穷人承受不成比例的负担，那就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②
此外，这波理论家还认为，如果不以历史的经纬来审视有毒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与现今居民结构的关系，单从结果论的角度检视该设施的分布，研究者根本无从判断不平均分配的成因为何，更无从确定弱势族群是否受到了歧视。
③
除了逐臭现象之外，第二波研究者也挑战了风险选取与风险承担的问题。具体来说，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关心“环境”正义而避谈其他的正义或风险呢？进一步言，环境正义讨论环境风险的公正分配，但环境风险只是各项风险中的一项而已。这波理论家认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独厚“环境”正义，而忽视其他的风险源。此波浪潮的研究者质疑，一个设有监狱的白人镇，跟一个设有焚化炉的黑人乡，哪一个比较危险？哪个承受的负担又较大？环境正义的立法中只讨论“环境”正义本身，可能也是一种不正义。
④
（三）第三波：决策倾向的研究途径
在前述行政命令的要求下，美国各联邦机构开始拟定并进行了一连串的环境正义评估，环境正义的运动与研究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到了
2000年之后，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学界又
兴起了新一波决策取向的研究途径（decision-
①此处左边的两个研究属于第一波，右边两个则属第二波。我们可以看到在把分析单位从邮递区号改为人口小区之后，黑人在垃圾场边的比例缩小了。更细腻的比较可参见Bullard,R.D.,et al.,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 ，1987-2007:Grassroots struggles to dismantle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44.
②Been,V.,“Market force,not racist practices,may affect the siting of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in J.S.Petrikin ，eds.,Environmental justice ,San Diego,Calif.:Greenhaven Press,1995,pp.38-59.
③Williams,R.W.，“Getting to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ocial science and its boundaries ，”Online.
④Been,V.,“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in minority neighborhoods:Disproportionate siting or market dynamics?”Yale Law Journal ,vol.103,no.6,1994,pp.1383-1422；Been,V.，“Conceptions of fairness in proposals for facility siting ，”Maryland Jour -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vol.5,no.1,1994,pp.13-24；Been,V.，“Compensated siting proposals:Is it time to pay at -tention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vol.21,no.3,1994,pp.787-826；Been,V.，“Siting of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Di -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Mary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vol.5，no.1,1994,pp.105-113；Been,V.，“Mar -ket force,not racist practices,may affect the siting of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pp.38-59；Been,V.,&Gupta,F.，“Coming to the nuisance or going to the barrio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laims ，”pp.1-56；Noonan,D.S.，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Policy design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EJ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APPAM conference ，2005；黄之栋、黄瑞祺：《环境正义的经济向度：环境正义与经济分析必不兼容？》。
资料来源：参照Bullard,R.D.,et al.,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 ，（1987-2007）:Grassroots struggles to dis -mantle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p.44.后作者自行绘制。
图2第一波与第二波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①
少数族裔在非垃圾场周边的比率
少数族裔在垃圾场周边的比率
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2
①Bowen,W.M.,&Wells,M.V.，“The politics and realit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A history and considerations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 mak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2，no.6,2002,pp.688-698；Foreman Jr,C.H.，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Foreman Jr,C.H.，“Environ -mental justice and risk assessment:The uneasy relationship ，”pp.549-554；Ringquist,E.J.，“The need for sound judgment in analyzing 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nforcement action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35，no.3,2001,pp.683-698；Ringquist,E.J.,Enviromental justice:Normative concerns,empirical evidence,and government action ,pp.249-273.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
②如UCC (United Church of Christ)，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③Bowen,W.,“An Analytic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search:What Do We Really Know?”Environmental Man -agement ,vol.29,No.1,2002,pp.3-15.
④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
⑤Bowen,W.M.,Environmental justice through research-based decision-making ,New York:Garland Pub,2001.
making approach ），①希望替将来的环境正义制度
把脉，指引出未来正确的施政方向。
新一波研究者检视了过去研究的成果，希望从中归类出最适合被政策援引的实证研究类型。这波研究者强调，只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足以作为将来决策时的参考，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研究的质量。Bowen 回顾了30年间的42篇重要论文后，依照他们是否达到“合理的科学标准”（reasonable scientific
standards ），将之分类为低、中、高三种不同的水
平。Bowen 失望地指出，环境正义实证研究的质量大致与他们发表的时期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越是第一波时期的研究越可能是低质量的研究。不但如此，他还特别指出，有好几篇第一波
时期的经典研究②，根本是达不到最低科学标准的“灰色文献”（“gray ”literature ）。他认为，第一波时期的研究文章常在教会刊物中发表，这些文献没有通过严密的同侪审查（peer review ）来确保其研究质量，而只希望通过诉诸群众来激起民众对环境正义运动的政治支持，基此，他认为这些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是大有问题的。
③
换言之，这波研究者在方法论上挑战了既有环境正义实证研究的基础。基本上，此波浪潮的学者认为，很多被环境正义运动人士所引用的“科学”都是些坏科学（bad science ）。
④
他们认为，
若是在政策制定时援引这类文献，不但会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还达不到有效提升环境正义的目标。不只如此，Bowen 还建议在论及科学事实时，科学家必须以严格的科学标准为准绳，对那些无法验证或概化的研究，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放在科学的范畴中讨论。
⑤
除了在方法上对环境正义的实证研究进行批评之外，这波研究者还激起了一连串与政策哲学相关的争议。简言之，政府的政策到底该以怎样的科学证据作为施政依据呢？第三波的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
图3环境正义实证研究的三波浪潮
环境正义的科学理解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研究问题：有毒废弃物是否有不成比例之分配？分析单位：邮递区号正义观：结果的正义观
研究问题：不成比例分配的成因为何？分析单位：人口小区正义观：过程的正义观
研究问题：实证研究有无达到合理的科学标准？分析单位：多种分析单位：特别重视研究的品质正义观：严格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正义观
者采取的基本上是“严格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我们一定要等到所有的证据或资料都到位了，政府才能据以行动。①然而，此派学者隐含了一种“什么也不用做的”哲学观（doing-nothing philosophy）；易言之，根据第三波学者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继续支持环境正义的“研究”，而不需要作任何政策上的改变。问题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对环境正义“真正”的了解；换言之，这波研究者的哲学观给了政府一个借口，让他们什么也用不做。②
六、环境正义的社会建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环境问题与往日的社会问题有着决定性的不同，这就是科学对环境议题的介入既深且广，且两者紧密相连，乃至难分难解。具体来看，过去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论者往往是从伦理或道德的视角出发，但现今的环境问题明显是从“事实”的角度来开展论述的。比如说，当我们决定要禁用DDT时，这个决定当中固然有维护生态整全性或确保人体健康等伦理上的理由，但在申论这些主张前，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先确认DDT对生态与健康是有害的。换言之，唯有通过科学的分析，确认出DDT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下面一连串的讨论才能成立，因此，当代环境议题大多直接与事实或科学知识的使用相牵连。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知识在环境运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使得它成为后续一切追问的基础。科学的这种特殊地位，在那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环境风险中尤其明显。对那些肉眼无法观测的环境风险，人们不但要靠科学来确认风险的存在，也要靠科学来量度风险的实害；若是损害已经造成且到了必须治愈阶段，我们还是得靠科学的帮助，才能弭平实害。④关于这点，最近的福岛核灾变案例最为明显。由于放射线污染无法靠感官察觉，倘若没有精密的科学测量，人们就连风险存在与否都无法知晓，更不用说后续的赔偿与责任归属的确认了。总之，科学与环境议题往往是相伴出现的。
由于环境正义的概念试图结合传统的环保运动，又希望能同时追求公民权的行使与社会正义的实现，因此，这个运动就如同先前的环保运动一般，也相当仰赖科学分析来作为立论依据。通过对上述三波实证浪潮的分析，我们知道，科学也是推进环境正义运动的幕后推手。不过，由于环境正义同时也涉及“正义”的探讨，因此这个运动一方面仰赖科学，另一方面却也重视从伦理的角度来强化立论的重要。由于这样的特征，环境正义可说是介于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之间的中间类型。
问题是，环境问题何止千百种，为什么非得谈“环境正义”不可？另外，美国与亚洲诸国都用环境正义一词，但两地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吗？不只如此，不同学者对何谓环境不正义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使得在不同定义下进行的社会调查，对环境不正义的范围与严重性也有着不同的认知，
①Timmey，M.M.,“Must Policy Making Wait Until All the Data Are In？An Empirical Look at Environmental Justice,”Public Adminstration Review，vol.62,no.4,pp.506-508.
②关于对实证论的批评见Bryant,B.,“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s a methodology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14,no.4,1994,pp.589-641..
③Hannigan,J.A.,Environmental sociology(2nd ed ed.),London:Routledge,2006,p.63.
④Irwin,A.,“Risk,the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in M.R.Redclift&G.Woodgate,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1997,pp.218-226；Yearley,S.，Cultures of environmentalism:empirical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Houndmill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5.
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2
并由此衍生出上述不同学派间的分歧与争执。有趣的是，在环境正义的介绍里，我们通常只会听到一种学派的见解，也就是第一波浪潮的主张，其他派别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既然如此，真正的问题也许不在于环境正义究竟存不存在或有多严重，而在于“谁”、“用了什么方式”取得了环境正义的发言权。①对于发言权取得的讨论，是我们环境正义后进国最欠缺的。
我们对环境正义的理解，一直以抽象讨论为主，也就是说，论者花了很多时间与篇幅来争辩环境正义的实质、（词语的）射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很少看到环境正义的操作。但事实上，实作问题才是此问题在美国争辩的重点。具体来看，当我们深入实作的讨论（即本文上述的三波实证研究浪潮）后，就会看见美国文献里的绝大多数，既不是法理探究，也不是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如何测量以及证明出环境（不）正义。这些实作的议题看似无关宏旨，实则引领了整个学理争辩的走向。如同前面所举DDT 的问题，所有后续的环境正义争论，其实不是从哲理争辩开始的，它的缘起是社会运动以及支撑起这个运动的科学知识；换言之，至少在这些例子上，实作是走在哲理讨论之前的。
虽说实作是走在理论争辩之前，但此处我们没有贬抑理论探讨的意思。诚如上面所见，这类科学争论的背后其实也暗藏了诸多哲理论争，因此揭露隐藏在不同测量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也是极为重要的。只不过，直接讨论哲学争辩本身，无法让我们看清这些看似形而下的争论，而偏偏这些形而下的讨论，又会反馈到哲学或政策的辩论上来。以上述的美国案例为例，所有的讨论其实是从实作开始的。这些实作后来不但影响了政策的制定，甚至划定了理论讨论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论者后来越来越难接受“非地理空间的”、“非分配正义的”或是“与风险无关的”环境不正义。②总之，轻忽形而下的讨论是相当危险的。
七、结论
环境正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学界已久，且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由于环境正义这个词里有“正义”二字，因此不管我们去问政治家、学者还是业者，都几乎不太可能找到一个摇旗吶喊并直言“反对”环境正义的人。问题是，在全员赞成的表象之下，根本的冲突却依然存在，因为不同论者所支持的可能根本是不同的环境正义。在这个“一种正义、各自表述”的情况下，环境正义不但是多义的，还可能根本是复数的（即environmental “justices”）。
当一字多义发生时，诠释权争夺的情形便在所难免。诚如我们的分析可见，每当一个可能的环境正义议题出现时，各路人马便会集结，并试图重新定义这个“具有根本争议的概念”（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③，而不同的人对这个词
①黄之栋、黄瑞祺:《正义的本土化：台湾对欧美环境正义理论的继受及其所面临之困难》；黄之栋、黄瑞祺：《环境正义的
经济向度：环境正义与经济分析必不兼容？》；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界线：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划界工作》，第272-303页；黄瑞祺、黄之栋：《环境正义的问题点》。
②Rhodes E.,L.,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A new Paradigm,Bloomingto,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pp.27-28.
③Collier,D.,et al.,“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Debates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11,no.3,2006, pp.211-246；Gallie,W.B.，“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6,1955,pp.167-198；Garver,E.，“Rhetoric and essentially contested arguments，”Philosophy&Rhetoric,vol.11，no.3,1978,pp.156-172；Grafstein,R.，“A realist foundation for essentially contested political concept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88，pp.9-28；Kekes,J.，“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A reconsideration，”Philosophy&Rhetoric,vol.10,no.2,1977,pp.71-89；Perry, T.D.，“Contested Concepts and Hard Cases，”Ethics,vol.88,no.1,1977,pp.20-35；Swanton,C.，“On the‘Essential Contest-edness’of Political Concepts，”Ethics,vol.95,no.4,1985,pp.811-827.
也可能有天差地别的诠释，其中主张根本改革者有之（如第一波主张者），反对变革者亦有之（如第二波研究者），当然也不乏维持现状者（如第三波理论家）。争论各方不但在个案上激烈交锋，也持续运用科学来强化自身的诠释，结果，虽然各方都宣称自己的论述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到头来所有的争论却又都像是“裹着科学糖衣的哲学争论”。
这种特殊的争论形态，是当代环境议题的一大特色，却也最容易为人所忽略。综观东亚地区对于环境正义的讨论，学者最常争执的点，环绕在正义与环境的讨论中，诸如环境正义的本质、属性等抽象的探索充斥着文献。所有人似乎都急于诠释这个词，也希望确定它的意义，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当然，这类哲学的争论很重要，也有助于厘清概念的真义，但问题是，当环境正义本身就有着“根本争议”时，继续讨论这些难解的问题似乎就让议题成了茶壶里头的风暴，并让这个由社会运动产生的讨论逐渐抽离社会，而与现实渐行渐远。
一直要到回头观察“环境正义的实作面”（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practice）时，我们才会发现，这个词也是有“历史”的。也就是说，环境正义并不泛指所有与正义或环境有关的讨论，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非历史”命题，它事实上是个美国脉络里的特定概念。随着时代的演替与思潮的变迁，这个词的内涵也会随着时间甚至政治的风潮而不断改变。在美国的脉络下唯一不变的，似乎是环境正义与科学紧紧相连的这个事实。少了科学的支撑，美国式的环境正义理解无法成立，也没法在他国复制。总之，各项争议都是伴随着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而产生的，并不是全然抽象的正义思考。
透过环境正义实作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可以厘清理论与实际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也看见了理论被具体化时讨论重心可能移转他处的问题。具体来看，虽然亚洲诸国想当然地把环境正义定位在哲学探讨之上，但一旦我们走进环境正义的实作层面，就会发现美国环境正义议题讨论的早就不是哲学的思辨，而是被具体化了的数字、模型、分析单位等。固然，不同环境正义的主张者脑中还是带着特定的哲学假设，但倘若我们不从实作切入，那么当我们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环境正义架构时，我们所见到的想必还是雾里看花般的迷蒙景象。
总之，探讨环境正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希望静态地借由社会调查来反映社会事实，最后产出最适当的政策。我们必须把整个环境正义的研究看做是动态的过程，探讨“谁（何人）”用了“什么方法”定义了环境正义的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继续追问这些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定义，以及这个定义背后嵌入的意识形态为何，且会产生何种影响等。有了这些实作面的分析，我们才能再反馈到理论面，使重新认识环境正义成为可能。走进形而下的讨论，相信会是未来形而上理论开展的契机。
责任编辑：胡颖峰环境正义的“正解”：一个形而下的探究途径
第23卷第3期2010年7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 f Y anta iU nive rsity (Phil 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ence)V o.l 23 N o .3Ju.l ,2010 环境正义: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 [收稿日期]2010-03-15 [作者简介]曹孟勤(1957-),男,河北保定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伦理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人与自然和谐的正义秩序研究(项目编号:08Z XB004) 阶段性成果。 曹孟勤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 要]目前的环境正义属于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会正义,自然环境被排斥在正义关怀之外。为了使自然环境成为正义安排的对象,须建构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环境正义。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既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又从某种意义上内在契合着正义的相互性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拥有平等地位的正义,从而确认人对自然的尊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权利义务公正交换的正义,以担保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合理性。 [关键词]人;自然;环境正义;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B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0)03-0001-05 一、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环境正义概念产生于美国弱势群体反对美国政府在环境受害方面的非公正安排,之后该概念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目前,环境正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代内正义,强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要公平地分担环境受益、环境受害和环境责任,消耗了更多自然资源的国家和群体,应该更多地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反对发达国家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由阻挠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反对由强者造成的环境危害让弱者来承担;第二是代际正义,主张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自然资源,当代人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消耗掉后代人的生活资源,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留下足够的自然资源和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代际正义的伦理底线是: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和环境状态不能低于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和环境状态。 环境正义的提出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和社会正当性,它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维护自己正当 的环境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环境正义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从学理方面来看,环境正义的本质是社会正义,是对人的正义而非对自然环境的正义,其不以自然环境为对象,将自然环境排除在正义安排之外,用对人的社会正义代替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正义。基于这一反思,笔者试图建构一种直接对自然环境的正义,以确保自然环境本身成为正义关怀的对象。当然,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并不是要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只不过是再探索另外一种环境正义的形态,为保护自然环境再提供一种正义模式。 要确证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人与自然之间能否实际发生正义?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何以可能?传统伦理观点认为,正义总是建立在 相互性 的逻辑基础上, 你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你 ,其本质是交换性的正义,正义双方必须能够做到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权利和平等地位,理智地相互公平地交换其权利和义务,当一方的正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该方能够主张自己的
环境正义不容忽视 2012年10月11日 来源：财新网 作者：张世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教授） 从2011年秋冬一场关于PM2.5的争论，到2012年的什邡与启东环境事件，看似偶然，却集中映射着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与发展的诸多问题与矛盾，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更叩问着增长和发展的代价、未来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利益相关人的冲突解决方式。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更多关注和讨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剧现象的同时，对于由此引发的自然资本配置的两极分化以及可能引致的社会冲突加剧，却缺乏认识和关注。 国际社会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关注以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也挑战着中国环境领域的公共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能否借助全球经济变迁引发的产业调整，尽快转向低碳化和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国际位势的一个战略选择。 环境资源的贫富分化比经济财富的两极分化更可怕 尽管过去30多年，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因为环境污染的累积性特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量环境问题没有解决，增量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使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形势依然会相当严峻，环境污染的损害凸显、突发性环境事件频发，并进而体现为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生存环境权益”和“生产环境权益”以及“发展环境权益”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已经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缺乏有效干预的情况下，社会强势集团有可能以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比其他团体占有更多低价的环境资源并攫取更大的超额利润，导致环境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公平，进而体现在社会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上，且终将会以不同的社会冲突方式体现出来。 这种贫富分化远比经济财富两极分化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贫困群体基本的生存性环境权益的损失甚或丧失，其可能引致的社会冲突是根本性的。 现行环境管理制度安排的边缘化特征难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导致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上，缺乏对短期和长期效益的比较与权衡，缺乏对局部利益与全民利益的比较和权衡。由于缺乏适宜的渠道，众多分散的利益集团权益诉求难以保障，也无法保证以环境资源质和量为表征的自然资本的增值，甚至使得该资本处在不断消耗之中。
第27卷第4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7月V ol.27,N o.4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l.2006环境正义实现的主体维度 Ξ 杨盛军,莫 香 (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环境正义力图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冲突在人类自身中予以解决,它包含人与自然的种际正义、当代人之 间的代内正义与当代跟后代之间的代际正义三个维度,要实现环境正义,人类需要形成自觉的类意识、自律的 群体意识,以及自觉、自律、自由的个体意识。 关键词:环境正义;主体;自觉;自律;自由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4-0045-04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04A044)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盛军(1978-),男,湖南中方人,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2004级研究生。 莫 香(1979-),女,湖南长沙人,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2004级研究生。 笼统谈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环境伦理由于忽视了人类主体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了一种人类对自然的同情式关怀或宗教式感慨,而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改观作用不大,因为在他们那里,作为主体的人被整合成了没有差异、没有分别的人“类”,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何人都应对大自然负责,而任何人却又站在责任之外的无奈情形。实际上,正如一学者用“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语句所表达的一样[1],在自然与环境面前,人作为主体,是有层次的,有作为种存在的“人类”,作为群体存在的国家、民族,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不同层次的主体对环境的态度与认识不尽相同,只有把不同层次的主体凸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最本质的含义有三层:(1)人类有权利享用大自然提供的丰富资源,同时有义务维护和尊重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2)人类各群体之间有权利分配自然资源,同时有义务保障分配的合理、公平、公正,并且强势群体有义务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怀与补偿;(3)当代人有权利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有义务关怀后代的生存权利。环境正义表达的这三层含义,要求我们生成不同层次的主体意识,即自觉的类意识、自律的群体意识与自觉、自律、自由的个体意识,只有这三种主体意识共同产生作用,形成合力,环境正义才能最终实现。 一、自觉的类意识 环境正义被称为环境伦理的转向,表明了环境正义的理论前提就是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重新认定。尽管在是否应将存在于人类内部的伦理扩展到自然界的问题上至今仍争论不休,但人类在应该保护自然的认识上已取得了共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的是人的“类”意识。人类直接与自然打交道,这个过程是物种之间的交往,人在自然环境中成其为人,反过来规定自然同时又规定自身。人是感性与理性的存在者,人的类意识在最初是自发的,是感性主导下的不自觉的类的意识,随着理性能力的提高,人的类意识逐渐变成自觉。“自发的类与自觉的类是人类文 Ξ收稿日期:2006-05-11
---------------------------------------------------------------最新资料推荐------------------------------------------------------ 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 思 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莊慶信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內容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研究法」為主，兼採「科際整合」法及「深度訪談法」，特別由環境哲學角度檢視台灣原住民是否擁有獨特的生態智慧及遭受環境正義問題的困擾？身為一個環境哲學研究者，探索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的背後是否有其理論基礎，是責無旁貸的。 其次，本論文期望能整合各學門的環境共識，一面可提供漢族群寶貴的生態智慧，一面可為弱勢的原住民爭取某程度的環境正義。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歸納出五種寶貴的環境倫理規範，討論六項環境正義的問題，以及提供三項解決之道。 關鍵詞： 生態智慧?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原住民壹、前言在原住民當中，可能以泰雅族來台最早，然而「在泰雅族之先，台灣當已有先住民居於此焉」，1由於這些矮黑人先住民的滅絕，學者對這些先住民的探索迄今仍1 廖守臣： 《泰雅族的文化： 1 / 3
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 世新專校， 1984，頁 14-17。 廖氏推測泰雅族佔了優勢，矮黑人先住民稍後便滅絕。 哲學與文化第卅三卷第三期 2006.03 -2- 無定論。 台灣的熟番及化番在清代以後，逐漸合稱為平埔族（ plain tribe），有別於古代生番及今台灣的原住民十族。 原住民十族為阿美（ Amis）、泰雅（ Tayal, 含泰雅亞族及賽德克族 Sedek）、排灣（ Paiwan）、布農（ Bunun）、魯凱（ Rukai）、卑南（ Puyuma）、鄒（ Tsao）、賽夏（ Saisiat）、達悟（ Tao）、邵（ Thao）等族；平埔族八族為西拉雅族（ Syraya，又分西拉雅、馬卡道 Makatao、四社平埔 Taivoran 三支族）、洪雅族（ Hoanya，又分兩支族）、巴布薩（ Babuza）、拍宰海（ Pazeh）、拍瀑拉（ Papora）、道卡斯（ Taokas）、凱達格蘭（ Ketagalan）、噶瑪蘭（ Kavalan 卡瓦蘭）等族。 其實平埔族和山胞都是台灣的原住民。 古來以漢化為化分的標準，將原住民一分無為二，是「大漢沙文主義的表現，在民族學、人類學上本就沒有根據，不論所謂山胞或平埔族皆應正名為臺灣原住民，應（共）區分為十八族」。 就不再是少數的弱勢族群了，但問題是大部分的平埔族後裔早已隱沒在漢人的主流社會裡而不自知。 2以此觀點看台灣原住民，一、研究動機與目的在原住民環境作法及思想方面，已有社會學、人類學等等學術性的研究，筆
论环境正义(一) 摘要]20世纪90年代，当代环境伦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陷入了某种发展困境，对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无能为力。与此同时，由于环境保护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引起的“环境不公”问题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日益突出，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不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响应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和“环境正义”的一些重要思想，既对当代环境伦理理论及其指导的西方主流环境保护实践提出了挑战，也为当代环境伦理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环境问题的崭新视角。“环境正义”所代表的从现实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的倾向，正是当代环境伦理谋求自身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环境正义；环境伦理理论；环境保护 一、环境正义的概念及起源 (一)环境正义的概念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也推动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观念最早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美国现代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所谓环境正义，一般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国籍、民族、种族、性别、教育、区域、地位、贫富等，都平等享有秩序、整洁及可持续性环境的自由以及免受环境破坏的危害之权利。环境正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保护人们平等的环境权利，并尽量减少人们之间因不平等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环境影响，从而维护人们的价值与尊严。 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环境正义的起源 1.美国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最初爆发于美国。1982年，瓦伦县居民举行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将该地作为有毒垃圾掩埋场，这一行动将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学术团体和公民权利团体所提出的问题吸引了更大范围的关注：环境保护中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①。此事件中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把瓦伦县作为有毒垃圾的掩埋场地，与这一区域的居民主要由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件揭发以后，人们发现美国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原有的污染、公害等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被转移到有色人种和低收入阶层居住的社区中。 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研究报告，正式将长久隐藏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环境正义问题推到了环境保护关注的前沿。1991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推到了高潮。会议的目的是要突出有色人种环境保护组织的自主性和为自己发言的权利。在大会上，“环境正义”被列入社会的和环境的议程之中，并经过激烈辩论达成了协议，正式宣告了“环境正义”者们的立场。 2.“穷人环保主义” 在印度生态主义者古哈(RamachandraGuha)199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的著名文章中所介绍的印度的环境斗争，就具有明显的“环境正义运动”的色彩。 古哈的观点表达了在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被称之为“穷人环保主义”的环境保护运动中要求实现“环境正义”的呼声。以亚马逊土著居民反对跨国公司为例。由于跨国企业在亚马逊河流沿岸雨林大量砍伐树木及采矿所造成的土壤流失、水污染、动植物死亡及其它的生态破坏，
2012年第9期山东社会科学No．9 总第205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5个人碳中和法律制度的环境正义问题探究 刘画洁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8) ［摘要］环境法律应当体现环境正义，故环境正义的法律表达对环境法律目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立法中，应当尝试在“积极人权”和“实质自由”理论基础上，运用补偿机制和个 人碳交易机制，矫正个人碳中和法律制度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关键词］碳中和;环境利益;环境正义;碳补偿;碳交易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9－0109－04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危及人类生存的温室效应使低碳浪潮席卷全球。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浪潮一样，低碳浪潮也预示着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两大领域都将面临巨变！人类只有不断创新低碳技术，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经济社会生活运行模式，养成节约、低碳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才能规避温室效应引发的不可逆转的生存风险。碳中和理念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想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①是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零净增的一种状态，是目前国际上实现气候变暖减缓的理想路径。碳中和主要是在测量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通过碳减排（carbon reduction）和碳补偿（car-bon offset）达到零碳排放的目的，适用于国家、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目前，哥斯达黎加、挪威、新西兰、冰岛等9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实施碳中和计划，多个国家启动了个人碳中和实施机制。英国国会通过了Climate Change Bill，为英国居民设立记录碳排放信用的电子账户，个人购买与碳排放相关的产品时须以其账户中的排放信用额度为限，消费更多能源必须通过参加碳排放交易、获得更多信用额度才能实现。中国人均碳排放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倍，并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后京都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正面临着承担减排责任的潜在可能性，因此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成为每位中国公民的责任。2008年12月，中国首个官方碳补偿标识———中国绿色碳基金碳补偿标识发布。公众自愿捐资到中国绿色碳基金进行“植树造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活动，就可获得碳补偿标识。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随着碳中和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通过碳减排和碳补偿的方式实现碳中和，有望成为社会成员对自我碳排放负责的主流选择。 个人是低碳浪潮的主要实施者与承受者，各种低碳法律与政策的适用对不同收入者的影响也不同。诺曼·法拉梅利（Norman Faramelli）曾说，“大多数针对环境质量而建议的解决方法都将直接或间接地给穷人或低收入人口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就清晰地表达了社会正义的要求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张力。碳减排主要通过清洁能源和节能产品的使用来实现，这会导致电力或其他商品的价格上升，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用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清洁的同时也意味着成本的提高。各种节能产品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原材料的替换也会导致价格上涨。具体到我国，《节约能源法》第46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用于营运。”依据该规定，用于交通运输的车船如果不符合燃料消耗标准，必须另行购置合格的车船才能继续运营，这必将导致乘客交通费用的上涨。尽管从长远来 收稿日期：2012－08－06 作者简介：刘画洁，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①PAS2060碳中和承诺，英国标准协会（BSI）。 901
浅析“环境正义”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摘要：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环境正义是当今环境伦理学所聚焦的前沿问题，环境伦理学从属于环境哲学，也是环境哲学重要的研究内容。所谓环境正义，就是指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拥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必须公平对等，体现了人们在利用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对其权利和义务、所得与投入的一种公正评价。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和反思的深化。 关键词：环境正义；内涵；国际；影响 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由此产生的环境权“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权利，在实体意义上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格。由于环境权既是个体权利，同时也是集体权利，对个人环境权造成损害的同时，也往往损害其他多数人的共同环境权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实体性的环境权属于一种‘社会’权利，明显不同于人格权、财产权等典型的‘私人’权利。”1环境权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财产所有权是具有社会性的，对于其所有和行使必须加以限制。环境关系涉及到三个方面，即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当代1王明远.民商法论丛(第13卷)[M].法律出版社，1999：110.
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这三重关系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而当代人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会直接影响着后代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解决不好环境不公问题，人与自然、代际公正将无从谈起。 一，认识环境正义的科学内涵 环境正义是当今环境伦理学所聚焦的前沿问题。所谓环境正义，就是指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拥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必须公平对等，体现了人们在利用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对其权利和义务、所得与投入的一种公正评价。环境正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保护人们平等的环境权利，并尽量减少人们之间因不平等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环境影响，从而维护人们的价值与尊严。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和反思的深化。 关于正义的哲学原则可分为两大类：义务论及后果论。义务论要求决策者采取的行动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好的，而不用从行动的结果中寻求正当的理由。换句话说，义务论偏重于行动本身的道义性，而不是结果如何及其有害性。后果论则强调结果的正当性，即认为正义是一个结果的问题。不管产生一种政治决策的程序如何公正，如果这项决策不能给予人民最好的正义原则所能带
第25卷第11期2009年11月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 l of G u i zhou Educa tion Institute(Soc i a l Sc i ence) V o.l25.N o.11 N ov.2009环境正义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 申峻屹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海淀区 100088) 摘要:环境正义理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凸现了人类环境伦理观的根本性转变。一方面,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彰显了国内环境公正、国际环境公正与代际环境公正的基本理念,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美国环境正义理念进一步影响世界各国国内环境法律与政策,并且在一些国际环境框架公约中得到明显体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飞速发展之时,环境正义理念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境正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环境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9)11-0044-04 Environ m ental Justice and E col ogical C ivilizati on S HEN Jun-y i (Ch i na U n i versity o f P oliti ca l Sc i ence and Law,H a i d ian D i str ict,Beiji ng,100088) Abstrac t:Env iron m enta l j ustice,or i g i nated in t he U n ited S tates i n1980s,reflects t he transfo r ma ti on o f the f un-da m en tal env iron m ental e t h ics.O n the one hand,t he re lati onship bet w een m an and the nat ure w as re-o rienta ted. O n the othe r hand,i t expressed the concepts o f dom estic env i ron m enta l j ustice,i n ternati onal env iron m en tal justice and intergenera ti ona l env ironmenta l j usti ce andm arked t ha t t he w or l d s'env iron m enta lm ov e m ent entered a ne w h i stor-i ca l phase.T he concept of env iron m en tal j ustice a ffected t he env iron m en tal law and po licy o fm any coun tries,and was re flected i n so m e i n ternati onal env iron m en tal conventions.A t present,i n Ch i na,env i ron m enta l j ustice has a very i m-portan t practical sign 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 f eco log i ca l civ iliza tion and a har m on i ous socia list soc i e t y. K ey word s:Env iron m enta l Justi ce;N on-hu m an-centr i s m;N ature and M an;Eco l og ical C i v ilization;Env-i ron m entalH a r mon i ous Soc iety 一、环境正义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在西方世界民主的历史长河中,追求正义是永恒的主题。正义理念根植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环境正义,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过程中,美国现代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共同孕育的产物。 1982年,美国北卡罗林那州沃伦县(W arren Coun-ty,Nort h Car oli na)(沃伦是整个北卡罗林那州有毒工业垃圾的倾倒和填埋点,该县主要居民是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白人)的居民,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举行游行示威,组成人墙封锁了装载着有毒垃圾的卡车的通道,以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物填埋场,遭到逮捕。这次抗议第一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到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国内一系列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类似的行动,所以被称为 沃伦抗议 (W arren C oun t y P r o-test) 。 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由 沃伦抗议 正式拉开,广泛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 1983年,美国审计总署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仅占到20%,但全州却有四分之三的工业有毒废料填埋场设在黑人社区附近。 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在一份题为 有毒废弃物与种族 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不成比例地被选为有毒废弃物的最终处理地 *收稿日期:2009-09-25 作者简介:申峻屹(1984-),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政法大学07级环境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学。
[摘要]环境伦理学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个重要流派，它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处于争论状态，这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环境正义论看来，它们共同的缺陷在于抽象性，脱离了现实。非人类中心主义将具体的人消融在自然之中，是一种抽象的自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超越群体利益差异与对立的抽象“类主体”，是一种人类乌托邦主义。环境问题必须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到好的解决。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 到目前为止，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它所包含的主要理论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在本体论层面，它认为人类在空间范围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在认识论层面上，它认为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目的；在价值论层面上，它认为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解释和评价宇宙问的一切事物。非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在自然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性，如果刻意拔高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只是人类的狂妄自大和狭隘的物种利己主义。可以说，环境伦理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的争论中成长壮大。这两种思想的理论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吗?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当为当前的生态危机负责。因为工业文明背后的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看成绝对的主体，自然界只是用于为人所开发和攫取的客体，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危机。而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并不能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墨迪认为，人和其他物种一样，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而存在，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当前出现的生态问题产生于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超过了正确运用这些知识的知识以及人口迅速而无节制的增长。诺顿把人类的需要心理偏好分为两类：感性偏好与理性偏好，并认为，那种主张人的感性偏好都应得到满足的理论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那种认为只应满足理性偏好的理论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当前利益为导向，从根本上放弃了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真正的人类中主义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第二，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吗?绝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者都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效用，是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或某种评价标准对客观对象所做的评判，因此，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只有在它们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时才有价值，内在价值只属于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也同样具有内在价值。利奥波德将价值赋予整个大地，而不是只属于作为其中一个子系统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才是确定其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罗尔斯顿提倡“自然价值论”，强调自然价值的两个特征：客观性与创造性。从客观性角度来看，罗尔斯顿把价值当作事物的某种属性来理解，反对将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偏好；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看，创造性使得大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得到增加，使得生命朝着多样化和精致化的方向进化，价值是进化的产物，在人类产生之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有价值的产生与存在。 第三，道德关怀的对象是否可以扩展到自然界?人类中心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作为获得道德关怀的充要条件，因而伦理道德只能适用于人际关系，如果说人对自然有什么伦理可言，那最多只是一种间接责任或隐喻。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从道德发展的历史来看，道德的进步过程本来就是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奴隶、黑人、妇女等等在历史上就曾经不是道德所要考虑的对象，但时至今日，这种看法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同样，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现有的那种否认人对自然存在道德关系观点也同样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旋律，但这种争论也并没有立，即给环境危机带来出路，相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到了20世纪后期，环境运动明显出现了一种转向，即环境正义的议题越来越受重视。在环境正义论者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它们共同的缺陷都是过于抽象，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太远。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抽象的“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地追求境界之高远、浪漫之情怀，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特定人的生活境遇，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不同的诉求。 所谓“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性环境的权利，而且任何人都无权破坏或妨碍这种环境权利。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美国，它的出现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1982年，美国中部北卡罗米纳州华伦县的居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物填埋场。美国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有毒垃圾的处理场，是与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相关，人们开始注意到，环境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而只是将它转移到这些人居住的社区中来了。1991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推到了高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达成了有
第10卷第3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10N o.3 2009年6月J OURNA L O F BE I H UA UN I V ERS I TY(So cia l Sciences)Jun.2009 环境正义:政府弘扬正义美德的新领域 密佳音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正义作为古往今来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孜孜以求的真谛及坚定不移捍卫的崇高理想,不仅为思想家所推崇,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环境领域亦然如此。对 环境利益的 分配 失衡和环境责任的 分摊 不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贫困和环境危 机,深刻地触及到环境伦理价值的核心 环境正义。当环境问题危机四伏,公众的环境 权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市场却对环境问题束手无策之时,作为正义代言人的政府应以其绝 对优势来捍卫环境正义,践行其永恒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环境;环境正义;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01(2009)03-0033-04 一、对环境问题的正义追问 何为正义?事情得以公正处理,即为正义。正义的最佳脚注应为 应当应分 。当人们得到其所应然之待遇,即被视为实现了正义。因此,从分配意义上解读正义方为最精准的理解方式。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 所有的社会基本善 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及自尊的基础 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 。[1]正义作为古往今来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孜孜以求探索的真谛及坚定不移捍卫的崇高理想,不仅为思想家所推崇,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环境领域亦然如此。正义之所以为环境领域所必需,是因为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缺乏足够的仁爱精神。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集体的行动,而正义是集体行动的前提,同时,环境资源又是有限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人类有必要对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系到正义问题,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显了正义的分量。 价值共同体由生命个体、物种、生态系统和社会共同体这些不同层级的成员所构成,人类是价值共同体诸多成员之一,人类对其他价值共同体成员承担着多层次的环境义务。因此,作为惟一道德主体的人类,就存在着如何公平行使自己对待所有成员(包含人类自己)的环境义务问题。然而,人类活动在深化与拓展的过程中,平等的界限往往被遗忘,经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目的。环境破坏者通常为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的 精英阶级 ,从中获利却无须承担破坏的后果,而将环境破坏导致的危害转嫁给自然界和社会中较低阶层的公众,社会正义的要求与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的张力清晰可见。 对环境利益的 分配 失衡和环境责任的 分摊 不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贫困和环境危机,深刻地触及到环境伦理价值的核心 环境正义。诚如温茨所言, 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时受到关注,缺少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不适宜居住,缺少正义,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同样变得充满 收稿日期:2009-05-11 作者简介:密佳音(1980-),女,浙江慈溪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
以人为本、空间正义与上海城市建设 上海师大哲学院高惠珠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刘严宁 [摘要]本文立基原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理论作了深度挖掘，并就空间正义的数方面即居住正义、交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基本内涵及现实存在问题作了剖析。认为当前坚持居住正义，就应消除“空间分化”与“空间剥夺”现象；坚持交通正义，重要的是贯彻公交优先，在交通资源的分配与享用中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坚持环境正义，应使社会公共活动空间和文教资源配置达到区域平等。以人为本与空间正义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本体，而后者则是前者在空间构成上的表现。文章归纳了上海践行空间正义的十大标志性成果。 关键词空间正义以人文本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无疑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市场化语境中，空间无疑是城市建设的稀缺资源之一。空间正义，就是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正义。因此，坚持空间正义，就成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本文以上海城市建设的实践为背景，拟就此作一理论探讨。 一、马克思空间理论的基本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曼纽尔·卡斯特以及美国学者大卫·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作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形成了当代极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流派。他们虽然对激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空间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他们过分突出了马克思生产理论中的空间维度，而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马克思理论中更为根本的历史性内涵，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无疑，空间正义是立基于社会正义之上的，它是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维。 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坚持空间正义，首先需要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空间的基本思想作一回顾，以领会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基本方面，而温故开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体系中，空间虽然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
环境正义的三重属性 刘湘溶张斌 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2 期 内容提要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应对自身理论缺陷和现实实践困境而提出的新理论, 主要是思考和探索解决环境不公和环境危机的可能性途径。环境正义是关于环境主体的环境行为的伦理系统, 主要包括环境正义理念、环境正义规范、环境正义德性三个方面。与之相对应, 环境正义具有价值、规范、主体三重属性。环境正义价值确定目标、方向, 环境正义规范提供手段、途径, 环境正义德性提供主体品格基础。明确环境正义的三重属性, 将有助于环境正义建设, 为解决环境不公和环境危机提供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环境正义价值规范伦理德性 近年来, 环境伦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环境伦理学在指导环境保护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就在相当程度上确证了这门学科理论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环境伦理理论在指导环境保护实践中遇到了困难, 不是过于理想化、无法实现, 就是过于抽象化、不具备可操作性。可以说环境保护实践的现状既向环境伦理学提出了挑战, 也为之提供了新的理论发展契机。环境正义就是环境伦理学应对自身理论缺陷和现实实践困境而提出的新的理论, 主要是思考和探索解决环境不公和环境危机的可能性途径。
实际上, 环境正义可以从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但本文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环境正义是关于环境主体的环境行为的伦理系统, 主要包括环境正义理念、环境正义规范、环境正义德性三个方面。与之相对应, 环境正义具有价值、规范、主体三重属性。 一、环境正义的价值属性:和谐与进化 环境正义首先是一种价值理念。具体说来, 环境正义理念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同时, 环境正义理念又是对如何规范环境主体的环境行为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 是环境正义规范的思想基础和价值目标。因此, 环境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它通过环境正义规范来体现并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的基本含义是世界的原型、本质, 是规律与价值的统一, 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价值理念是人们对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规范主体行为的价值取向的抽取和概括。它反映主体在行为过程中的价值构成、价值30 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2 期标准和价值判断。正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某种价值理念的支持和引导, 环境行为也离不开价值理念的支持和引导。亚里士多德曾说:“有正义衍生的礼法, 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①在这里“正义”是“礼法”的价值基础, 是维持人们生活秩序的伦理理念。传统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上帝、权威、道德等因素调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结构与交往状态, 而现时代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法律、
谈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 摘要：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环境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论关注，而且不少国家的法律做出积极回应。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很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应当确立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应当两条进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 (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
海德格尔环境正义理论的评价 前言 环境正义实践的最大问题在于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在全球国家间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标准的差异，而引起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在全球不同国家发展和使用的差异。对世界技术强国来说，由于他们在技术研发方面起步早，在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中往往处于领先地位。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后盾，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有关环境问题的政治协商谈判中也具有主导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和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而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行的污染转嫁，以至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承担了发达国家所应负担的环境问题。 由此看来，如果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正义，首先应当实现的便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独立! 然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技术独立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从外部环境来说，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压迫和挤兑，发展中国家很难不依靠发达国家进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从内部环境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独立的初期，就犹如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的早期，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地位是十分重要且至高无上的，甚至人类的正常生活都会让步于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技术独立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技术的危机”与“人类的危机”，双重的危机严重阻碍了技术的积极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 一、两种危机 环境正义破坏的社会根源海德格尔认为，环境正义首先要实现的就是环境保护，只有当环境善物停止向环境恶物的不断转变，环境正义才有可能实现。而现阶段，由于技术的过分膨胀和畸形发展，使得人类世界和技术世界都出现了危机，这些危机恰恰就是破坏环境正义的主要社会根源。海德格尔将此概括为技术“本体的异化”和人类“存在的遮蔽”。 (一)技术“本体的异化” 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的探讨是从对技术是什么的追问开始的。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对技术是什么的回答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技术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第二，技术是人类行动的方式。 但是这两种回答都只是简单地从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某一个方面的定义，并不涉及技术本质的探究。“本质是本体最重要的部分，工具性的技术规定虽然是正确的，然而单纯正确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东西。只有真正的东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