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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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
鲁迅与张爱玲
李丽
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
前言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
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
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
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所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P65）因为“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到香港求学“我念我的书”“要行得正，立得正”。可是，在姑母家看了一橱子“金翠辉煌”的衣服之后，在“看看也好”自我宽慰掩饰之下，她渐渐堕落了，无法从生活环境的栅栏里拔出来，她恳求梁太太能够“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2]（P49），成了“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P50）的交际花。而这源自她那内心深处的一股渴望，即乔琪“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因此，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葛薇龙的故事仍会继续。
二、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角度来看，大我与小我
1971年在旧金山与水晶先生的谈话中，张爱玲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国民劣根性的认同。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可两位作家的立足点却不同。鲁迅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民族的立场上来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冷漠、奴性、愚昧等，是民众的呐喊，是启蒙的话语，表现的是“大我”，如鲁迅笔下的具有“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最底层农民——阿Q，面对生存的困境，备受欺
凌的遭遇，他采取了欺瞒自己的态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4]（P75）从精神上获取了胜利。这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方式，力求保住“奴隶”的地位，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足于“奴隶”的地位。正是从这一点上，阿Q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成为一种文化载体。鲁迅思考的不仅仅是阿Q的精神状态，而是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文化状态，他是站在“大我”的立场上来审视和解剖这一国民性的。
而张爱玲是站在个人生存状态（人生现实中诸多的“麻烦”）的角度来批判人性的扭曲、压抑，是个人的私语，不负载社会使命，表现的是“小我”，写的是普通市民的人生。张爱玲主动回避时代的声音，她的作品不是政治的扬声器，也拒绝反映广大世界的苦难真实，而是从自我熟知的晚清洋场一群没落的遗老遗少出发，在新旧交替的文明中展露一群普通市民扭曲、压抑的人性，承载着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话语。在曹七巧的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由受害者到迫害者的冷酷蜕变，是长期压抑的情欲与穷极一生想要得到的金钱迷失了她的心智，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已荡然无存。曹七巧的生存境遇不是站在时代民族的立场上去表现的，而是从曹七巧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谈及其被情欲与金钱迷失的人性，承载着张爱玲独特的个人体悟：人的私欲使人不像人。
三、从对悲剧人生观的探寻上来看，未来与现在
一个人的幼时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早年的心理阴影在鲁迅与张爱玲的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强化，他们都无法颠覆深烙于记忆中的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从而形成了悲剧人生观。同样是表达悲剧人生观，可他们所寻求的出路抑或是解脱方式不同。鲁迅是在反抗绝望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所
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鲁迅笔下的青少年就是希望，《故乡》中少年的闰土是生机勃勃的小英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5]（P59）；而中年的闰土自卑、迷信，如同一个木偶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6]（P62）。《狂人日记》的结尾，那句触人心弦的呐喊：“救救孩子”依然响亮，救救那并未受封建制度、礼教禁锢的孩子。
而张爱玲寻求悲剧人生观的解脱方式是把握现在，享受当下，张爱玲是惶恐于未来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7]（P156）现在才是真实可触摸的，张爱玲发出这样的感叹：“出名要趁早呀！”“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8]（P3）张爱玲以一贯的审美态度来肯定现在的生活，以“残酷的天才”、奇异的智慧来发掘现实世界里的点滴乐趣并甘之若饴。她固执地守候现实的安稳，生命也早已描定她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9]（P101）
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因时代背景、思想渊流、个人气质禀赋等方面的不同，在共同之处又见不同。
注释：
[1][7][8]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3][9]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5][6]钱理群，王得后选编：《鲁迅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李丽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226019）
创造社的“创造”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社的大名如雷贯耳。成立于一九二一年的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但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对创造社的研究，除了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和相关史料有所发掘外，研究专著大概只有一本探讨创造社代表作家郭沫若的《论郭沫若的诗》（楼栖著），其他几乎乏善可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才开始把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加以认真研究，创造社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尤其是《创造社资料》（饶鸿竞、陈颂声等编）的问世，为创造社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之所以把创造社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 而又独特的新文学社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它的成立就与众不同，它诞生在国外（日本），这在新文学社团中绝无仅有。它的大部分成员，尤其是第一代和后期成员，除了极个别的，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它的运作也有点与众不同，早期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元老主持，中期有周全平、叶灵凤、严良才等被称为“小伙计”的年轻一代参与；后期则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为代表。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团意识，也即“同人”意识，强调“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因而“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
而后期创造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激进姿态，乃至把鲁迅判定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在整个新文学进程中 颇为少见。与此同时，后期创造社与一九三○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接轨又是最为紧密的。 更重要的是，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第一或准第一，像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又涵盖了新文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包括小说、新诗、散文、剧本、评论和翻译等等，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和丛书也是多种多样，创造社出版部更有发行股票的创举。而实际上创造社成员人数并不多，远不及比它成立更早的文学研究会。正因为影响广而深，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小说共有三集，创造社作家一集（郑伯奇编），文学研究会 作家一集（茅盾编），其他社团流派作家一集（鲁迅编），可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平起平坐，其地位举足轻重了。 这些年来，创造社研究渐趋活跃。不仅各种形式的“创造社论”已出版了好几部，研究创造社的“青年文化”，研 究创造社的社团流派意识，研究创造社受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创造社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研究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研究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到自办出版部的出版策略，研究创造社的期刊、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等等，都不乏颇具启发的学术成果。对如何评估创造社小说，也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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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局部的语言和余华做个比较吧。总的来说，余华的语言含蓄内敛克制，有着随意的精致考究，更耐品，更有张力；莫言的语言想象大胆，呼啸奔突冲撞，甚至恣意妄为，瞬间的爆发力让你读之胆颤心悸。如果说莫言的语言是穿膛裂石的利箭，余华的语言就是弦拉满月的强弓。读余华如温水煮青蛙，读莫言就是高空玩蹦极。莫言把想象写给你看，余华把想象指给你看。 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分娩，莫言是这样写一对双胞胎出生的，先出来的是玉女，“婴儿又扁又长的头颅脱离母体时，发出了响亮的爆炸声，犹如炮弹出膛”；随即是金童，“伴随着鲜血，一个满头柔软的黄毛的婴儿鱼儿一样游出来”。我承认我被吓到了，不是被这样惊悚的生产场面吓到，而是被莫言敢想敢写的胆子吓到了，我愣在当下，不知该拒绝还是接受这样夸张的描写。如果“炮弹出膛”还嫌不够劲道，是不是可以改写成“犹如火箭喷射而出”？ 再比如日本人在大栏镇报复性杀了很多人，摞满尸首的马车行进在原野上，这时莫言写道，“高密东北乡宽广地盘上的乌鸦全部到齐，像一团黑云悬在马车上空，它们呼啦呼啦地上下翻飞，发出兴奋的尖叫，排成各种队形，不断地往下俯冲。成熟的老乌鸦用坚硬的喙啄击着死难者的眼睛；缺乏经验的年轻乌鸦则啄击死者的脑门，发出‘笃笃’的响声。‘老山雀’（赶车人）用鞭子抽打它们，每鞭都不落空。有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2012级1班42号魏明娟 现代文学作业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都是一代伟人，在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一个人是对是错，更不能绝对的说两个人一定是谁比谁更好，我们应当从全面客观的角度，以及历史发展辩证的眼光对两位伟人进行研究，我谨从下面几点阐述我的观点。一．鲁迅与郭沫若的相同点 （一）出身 鲁迅与郭沫若同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封建王朝日趋没落的满清末代。他们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在童年时都处于家道衰落的境地。鲁迅的爷爷周福林出身翰林，并在京城做官，家中发生两次变故，封建大家庭逐渐破落，家庭政治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受世态炎凉，认识到上层社会的丑态和冷酷；而郭沫若也是出生在四川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地主家庭，都有相同的经历。 （二）早期的悲剧婚姻相似
1．鲁迅：父母之命而成婚的有名无实的妻子朱安，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朱安具备了懂规矩和性情好的传统美德，1906鲁迅和朱安结为夫妻，但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回了日本。1923年，鲁迅的学生许广平走进了他得生活，陪伴他走完了人生之路；而朱安用自己的一生侍奉着公婆。 2．郭沫若：父母之命而成婚的有名无实的妻子张琼华，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时，转身而去，张琼华空守了一夜洞房。几天后，郭沫若不顾家里阻挠去了日本，遇到了佐藤富子即安娜，并和自己生活2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郭沫若回国后与比他小24岁的于立群又走到了一起，走完他最后的40年人生历程。 （三）求学经历相同 鲁迅与郭沫若都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都留学日本，最初立志学医，走医学救国之路。但后来都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鲁迅认识到：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必须创立新文学。其实郭沫若一直对文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当时人们普遍怀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
2007年4月 第20卷 第2期 阴山学刊 YI NSHAN ACADE MIC JOURNA L Apr.2007 Vo1.20 No.2 人类灵魂的审问者 ———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韩小龙1,程金城2 (11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37;2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余华与卡夫卡都以荒诞怪癖的小说形式袒露了人生哲学的悖谬实质,但他们经过的途径、达到的层次高度又有本质性的差别。余华宏观落笔,全景式展开,辛酸中话悲凉,体验中悟真理;卡夫卡是细微处锲入,逻辑丝丝入扣,平淡中见无奈,推理中得悖谬。余华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把握人物的命运,卡夫卡则是形而上的层面上直接与人的灵魂交流对话。 关键词:余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2-0045-05 优秀的作家应该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命的体验者和评判者。作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发号施令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对生命、宇宙的感悟,幻化为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传达给世人。至于这种留给读者阐释的空间有多大,就取决于作家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与升华的程度。上个世纪之初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我国当代先锋派作家余华成功地借鉴和改造,余华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化了的存在主义作品。由于历史与文化氛围的不同,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卡夫卡出身于捷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而犹太人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所以与其说卡夫卡的作品是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哲学寓言更为合适,小说里的文学形象波谲云诡,光怪陆离,要剖析其中的内涵,决非易事。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绝不是对生活做形而下的直观的体验式的理解,我们不能沉迷于其中的细节的真实与虚无,人物形象的正经与荒诞,而要以“出乎其外”的态度,保持自己体验与文本的距离,做鸟瞰式的理解方能奏效。无独有偶,余华前期大部分作品也对生活对人生做了一种非经验式的概念化的理论图解,有些图解尽管枯燥乏味,但也能琢磨出一种人生的底蕴。耐人寻味的是余华与卡夫卡审美观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悖谬美学,他们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人类灵魂进行了实质性的审问,人类因何而存在,人类生存的困惑又是什么。一般研究者认为卡夫卡是绝望者的典型,孤独、恐惧、悲愤就是他的审美观,余华也相同,他将幻灭情绪与形而下的人生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文革十年”那恶梦般的记忆用存在主义荒诞的表现方法复活起来,可以这样认为,余华的先锋派小说是中国人的身材穿上了近代西方现代派的外衣,它的灵魂仍然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仿佛历历在目的酸楚生活的回忆以及国门打开以后西方价值观强加于自己头上时表现出的一种忧郁与困惑。 所谓的悖谬美学,即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时得出的有违于常理的有悖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荒谬与充满悖论的审美观,因为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生的形式就是怪诞的、不可捉摸的。余华说过:“在我想象力和情绪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 54 收稿日期:2006-08-14 作者简介:韩小龙(1969-),男,安徽怀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美学研究。
文化分类：扒着门缝看历史 申公申明：本人崇敬鲁迅，本人也崇敬成仿吾。重提此事，只是偶然想起成仿吾而已。他应该被人记住才是。而不像某些文章中所提及的，似乎成仿吾像坏人一般。诸如投机取巧,目中无人,眼高手低等等。鲁迅当年,只是不喜欢他的批评风格,并不厌恶其人。据说,当年成仿吾回国,重新找到党组织,鲁迅曾帮过忙。1931年,鲁迅日记中,就曾有接到成仿吾信等语。估计就是这件事。 1922年，上海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成为“创造社”的重要品牌。关于“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评价。不说。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飞黄腾达，郁达夫客死他乡，唯有成仿吾，其后半生不得志，且深受迫害。这也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事情。 对成仿吾其人，我是十分尊敬的。原因之一，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我曾目睹风采、亲聆教诲。宋任穷同志曾评价成仿吾说，他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其一生阅历丰富，建树非凡。1936年，丁玲在陕北见到成仿吾时，描绘成仿吾说，他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 成仿吾(1897-1984)，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今湖南新化县人。1910年，成仿吾随兄赴日本留学，曾就读名古屋第五中学等学校。1916年，就读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1921年回国，任湖南兵工厂技正。次年赴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5年，赴广州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立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军校兵器处技正及代理处长。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由日本往莫斯科，最终到达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同年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后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他是鲜有的参加过万里长征的革命文化人之一。当年曾与他同在“创造社”为革命文学呐喊的郭沫若先生，则跑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去了。 以成仿吾革命资历之深，何以建国后仅仅官至大学校长呢？是他老实巴交？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当年读书之时，曾因为读鲁迅作品而知道“石厚生”的名字。石厚生，就是成仿吾的主要笔名之一。“创造社”与鲁迅的笔仗，尽管被定位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但是，鲁迅当年对成仿吾之深切不满，也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诸多文章之中，曾多次提及成仿吾。鲁迅之不喜欢成仿吾，跃然纸上。 1935年，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的序中说：“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鲁迅与郭沫若的比较 一、 1.鲁迅：A、受古典文学熏陶，受中国民间艺术熏陶；B、幼年未产生从文思想，准备以“从医”为职业。C、弃医从文，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推文艺。 郭沫若：A、从小受古典文学熏陶，对人物传记相当喜欢；B、从小就有“文学倾向”；C、“弃医从文”，富国强兵的意识，选医，五四运动波及日本留学引发压抑的文学兴趣。 G&L：虽都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但是鲁迅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比郭沫若有更痛苦的思想斗争，又在更深层、更复杂的思想内涵过渡中各方面的准备也更充分，几乎同时崛起的新文化运动中，领域不同，采用的斗争形式不同，所信奉的文艺观点不同，思想转变的情况不同。接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鲁迅：1、对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较重视。2、文艺思想上，对日文艺批判家厨川白材等人的文艺观点较欣赏。3、进化论对他曾产生过长远的影响。 郭沫若：1、偏爱泰戈尔的作品，歌德、海子的诗歌和小说，俄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美诗人惠特曼的诗歌等也给他深刻的影响。2、文艺思想上，受尼采学说：论神论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2、思想转变的情况不同 鲁迅：经过较长时间阵痛的渐变后而发生质的飞跃，最后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接受马列之一之后才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3、创造化倾向创作方法不同 鲁迅：小说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多的是破坏性的呐喊，贯穿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郭沫若：《女神》等憧憬着革命思想和强烈激情，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基础。 二、两人最初的误解和隔阂 1、“处女媒婆”说 编排时鲁迅创作置于翻译之后，郭沫若提出质疑，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精加遏制。鲁迅重视翻译，认为应先翻译，才能促进中国文学创作，郭沫若尊重创作，相对看轻翻译，对于中国文学发展途径不同 2、《呐喊》的评论 成仿吾全面批判《呐喊》，创作社与之矛盾产生，郭沫若在创作社。 3、半途而废的联合行动 A、同居广州，仍未曾见面。 B、鲁迅在创作社成仿吾起草的宣言上签字，政治场一致。 C、鲁迅长去创作社购书谈天。 D、鲁迅创作社从误解，对立到隔阂逐步消除 4、“革命文学”论争中笔墨相机 A、成仿吾在日本接受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他认为《创造周
卡夫卡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摘要：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小说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变革，其次表现为小说手法的扩展和丰富，最后卡夫卡给中国小说家提供一批可以借鉴和模仿的小说样本。中国新时期小说家之所以特别认同和钦佩卡夫卡，首先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艺术世界，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而又独立特行的业余作家，最后是因为卡夫卡的传统是中国作家既陌生又熟悉的传统。 关键词：卡夫卡意识形态启蒙 正文：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在他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甚至法国“新小说”等流派都与其渊源深厚。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与培育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几乎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的惠赐。然而,仅仅证明这种毫无疑义的影响事实并非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在这种影响研究的事实之上,去清点卡夫卡所遗留下的这笔文学遗产被发掘的深度,被继承的可能性,以及被再创造的程度,可能才是研究目的所在。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成仿吾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和鲁迅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恩怨。成仿吾曾对鲁迅提出过激烈的批评，鲁迅也给予反击，两人之间发生过笔战。最后，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两人消除了误会，成为革命的战友。 鲁迅与“黑旋风” 成仿吾曾经的论战 成仿吾和鲁迅的最初分歧，是由于成仿吾对鲁迅的《呐喊》的批评而引起。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在1924年1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的评论》一文。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浅薄”的、“庸俗”的作品，只有《不周山》（即《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在创造社的“大将”中，郭沫若以诗歌见长，郁达夫以小说著称，成仿吾是文学评论的主将。郭沫若曾说成仿吾是“黑旋风”李逵。成仿吾曾在评论中挖苦鲁迅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
惚的境地。”成仿吾甚至还呼应所谓“绍兴师爷”的说法，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成仿吾甚至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是一位斗士，他的文章是对敌斗争的“投枪”、“匕首”。对于革命文学阵营中某些显然是错误的见解，鲁迅也不大留情面。1935年12月26日，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写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对成仿吾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的《不周山》后半部分草率，难称佳作，而成仿吾却对《不周山》评价很高。因此当《呐喊》印第二版时，鲁迅特意将《不周山》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对成仿吾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鲁迅一直是“憎恶”的。他在《“题未定”草》（五）中描写成仿吾说“……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又在1928年撰写的《译者附记二》中指成仿吾说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曾几何时尚是“把守‘艺术之宫’”的“黑旋风”。在《按语》中，鲁迅批评成仿吾企图“打发”《语丝》，与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禁止”《语丝》的做法，乃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却又跑到日本温泉浴场的言行不一的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讲 五四“文学革命” ?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新青年》与北大：一校一刊的联袂 ? 1.上海《青年杂志》试图扩大声势 ? 2.蔡元培执掌北大，四处招兵买马、改革北大，力邀陈独秀北上，物色了一批新旧派的知识分子（胡适、李大钊、辜鸿铭，北大“浙籍”人士势力壮大，如马裕藻、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等） ?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音韵学家、文字学家。马氏兄弟之一，排行老二，马衡之兄。1903-1910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1911年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1937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1913年与许寿裳、鲁迅、钱稻孙、陈睿共同具名朱希祖起草的“注音字母方案”。1919年11月朱希祖、马幼渔、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六人上书教育部，提出“请颁布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议案于次年二月通过并实施。 ?钱玄同(1887一1939) 浙江吴兴人。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 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回国，任北大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新青年》标榜“人权、平等、自由”，提出请进“德先生”、“赛先生”，掀起“头脑风暴”。 ?激烈反传统，批判文化专制和旧式伦理道德，“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伦理纲常，重新认识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贞操等。 ?（鲁迅《坚壁清野主义》，提及北京禁止男女学生逛公园，另有许多文章记载四川等地对女性裙裾长度的限制。） ? 2.主动拥抱和迎接世界，广泛引进和运用西方文化，如进化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 ?三、“文学革命”三虎将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