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13巴曙松研究员金融政策研究
编者语：新常态的内涵在于“速度下台阶与质量上台阶”、“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新常态下中国将发生全方位变化，既包括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风险和挑战，也包括政策的变化。
文/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份在河南视察时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至此，“新常态”开始闻达于中国经济领域。
经济运行“新常态”的概念肇始于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作为报告的重要参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日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独家专访时分析认为，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
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预期、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余斌表示，新常态阶段的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方式及政策因应等都须进行系统性调整，所以“新常态”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中国在“追赶周期”中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其背后有数理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支撑。
新常态的内涵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新常态的特点，大家有不同的解读，你认为新常态的特质内涵是什么？
余斌：根据我们的研究判断，新常态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是“速度下台阶与质量上台阶”。过去30多年中，我国一直处于高投入、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投资增速在20％以上，GDP增长10％以上，所以政府和企业的日子都好过，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水平高增长。我们将此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之为“速度效益型”。在速度效益模式下，经济增长一旦下降到8％以下，就会导致大部分企业亏损，甚至政府财政收入负增长。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运行即面临上述挑战。
而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这就是新常态和旧常态的根本差别。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目标，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处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在过去30多年，我国有大量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市场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过去的经济增长是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利用起来，生产出产品以满足市场上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所以经济增长呈现出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特征。在目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基本特征应该是通过产业内部竞争、兼并重组，不断淘汰产业内部低效率企业，从而把生产和市场更多地转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如果在数量扩张阶段，我们偶尔能看到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在新常态下则会经常看到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被淘汰，所以新常态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而质量提升靠优胜劣汰，靠竞争。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概括为从TFP1到TFP2。TFP1是生产要素从生产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如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TFP2是从产业内部的竞争、兼并重组、淘汰低效企业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
新常态下中国将发生全方位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前面也谈到，在新常态下，中国将发生全方位变化，请你从宏观到微观谈谈有哪些具体变化？
余斌：全方位变化包括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风险和挑战，也包括政策的变化，具体有六个方面。
一是过去通过投资出口的高增长来推动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立足于消费扩张。从需求角度看，主要变化就是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下降，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二是从供给角度看，过去主要依靠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来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未来则需要深化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把服务业培育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际上这一变化在2013年已经发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
三是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过去是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以及高消耗、高污染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未来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四是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过去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未来需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上通过自主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五是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多种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未来主要依靠企业或个人的分散试错和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其实质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可以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来加快追赶进程、缩短追赶时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但哪一个创新方向是正确的、企业竞争中谁会被淘汰、谁会在竞争中获胜，这些问题是市场检验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能是政府的盲目指令。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
六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以掩盖、消化和吸收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比如决策的低效、决策失误甚至腐败问题等，都可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成倍上涨的阶段被掩盖。当经济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资产价格不再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开始进行调整，进而带来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在这个阶段实体经济的风险很可能会演变为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新常态下，中国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余斌：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企业倒闭潮、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尤其是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当前的风险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
化解风险关键靠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新常态的挑战，应该采取哪些改革措施或政策组合？
余斌：第一，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讲，政府必须主动适应增长速度的下降，需要理性接受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不能像过去一样仍动不动就踩油门，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我们认为，投资、出口贡献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转变到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保持7％左右的经济
增长，我们在世界上仍然属于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能够有效化解就业压力，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
第二，质量提升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相应地从政策角度讲，应该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解决企业兼并重组中需要的政策诉求。政府应该为竞争当中失败的企业创造有效的退出机制，比如企业的呆坏账如何处理，员工怎么安置，职工的社会保障怎么接续等等。还有，这个阶段是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到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转变，企业需要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改造来跟上全球的发展步伐，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金融服务不能跟进，就会阻碍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第三，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其以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和改革激发服务业的发展潜力。现在的服务业多数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寡头竞争或者政府高度管制，比如金融服务就是国有企业寡头竞争，还有铁路、电信等。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才有可能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否则动力何在？
第四，我们通过风险逐步有序释放来求得全局的稳定。理财产品企业还不了，地方欠了很多债还不了，都由中央财政来兜底，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让风险有序释放，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爆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化解高风险，使中国经济能够平稳过渡。
我国新一轮改革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实际上通过改革的方法来解决体制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避免矛盾进一步积累引发系统性的危机，所以如果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不能取得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爆发系统性危机了。知道问题在哪儿，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从而避免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短期的经济增速下滑，如何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余斌：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7%左右，而宏观调控是平抑经济增长波动的。当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滑坡的时候，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让经济能够平抑波动，延缓其下降，这是可行的、需要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通过改革措施达到平抑经济波动的目的，改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