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摘要]法学方法在德语语境中指法律适用的方法。德国的法学方法论最具有代表性，在先后经历了历史法学、概念法学、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的百年发展后，方法论完成了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最大范式转换。二战后，评价法学崛起，在吸收新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补阙旧理论的不足，使法学方法论日臻完善。当然，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法学方法论亦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范式转换；阿喀琉斯之踵
一、法学方法论的概述
在德语语境下，法学方法专指法律的适用，即将规范应用于事实而获得判决的方法。法学方法论与法本体论关系密切，存在何种本体观就会衍生出何种方法论。不同于法律研究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既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实践面向有关，又同欧洲大陆所因循的法传统相联系。欧陆法系历来就有精进方法论的传统，古罗马时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就有法律效力，中世纪后期的前、后注释法学派也曾致力于法学方法的复兴。而其中尤以德国凭借其质朴、严谨的性格和深邃的哲理素养在方法论领域的研究中长期独领风骚。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堪称近代法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概念法学在萨维尼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律适用方法。随后，利益法学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同时亦吸收自由法学的合理因素，从而完成了由“概念”到“利益”，这一法学方法论上最大的范式转换。二战后的价值法学在此基础上日臻完善，上世纪70年代后受“法诠释学”、“法论证学”进路的影响方法论也对新时代的思潮作出回应。
二、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变
（一）概念法学范式的形成
1.历史法学
萨维尼所属的历史法学派反对18世纪盛行的普遍理性主义，主张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随民族精神发展而发展、灭亡而灭亡。在条件尚未成熟前冒然立法不啻为一种僭越是人类恣意的傲慢。萨维尼主张“历史”与“系统”的方法并重，一方面只有回溯历史我们才能探明民族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法规范背后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如同罗马法，把握这条主线是法律人应尽的职责。由于萨维尼强调“直观的”研究，他并未寻求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从萨氏早期的作品看，萨维尼曾有着坚定地实证法倾向，法律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法律的内容，就是关于涵摄模型中作为大前提的法的发现。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文意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体系。萨维尼明确主张法官应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造法不被允许，法的解释要探寻法
第4卷 第12期 中 国 水 运 Vol.4 No.12 2006年 12月 China Water Transport December 2006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龙佳红 女（1971-）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430070）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 龙佳红 摘 要：简要梳理了译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围绕翻跨语际转换性质来界定.当代译论则主要围绕跨文化转换性质来阐释翻译。对翻译界定的演进中还折射出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原语为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的内部研究转向宏观文化层面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翻译 翻译学 传统译论 现代译论 当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06）12-0190-03 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翻译的界定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目的、过程和作用的认识。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活动。而当代译学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借鉴了西方当代多种文论思潮，主要从文化和权力等宏观层面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传播行为，从而凸显出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这一核心概念的演进，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发展趋势——即翻译内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疆域不断拓宽。翻译研究也从单一视角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转为多维视角宏观层面的外部研究；从静态的以翻译结果（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转为以动态的翻译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从以原语为依规的规定性研究转为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 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类是参照潘文国“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2002：34）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纷纷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研究翻译，翻译研究告别了传统经验漫谈式的模式，从而走以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模式，代表人物有费道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等。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当代翻译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翻译研究从现代的语言学范式开始转为更深厚的当代哲学话语范式。 一、传统和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 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主要将翻译界定为语言转换活动，认为原文的意义可以准确地传达或移植到译文中，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对等。这无疑合理地界定了翻译的职责和译者的使命。例如中国译论主要围绕忠实来界定翻译。典型的定义有：“文学翻译是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茅盾，1984：511）从最早阐述翻译理论的支谦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再到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再到近代严复提出的信 达雅，都是遵循忠实原则，将翻译视为能忠实再现原文思想的语言转换活动。西方译论也主要围绕“对等”来界定翻译。前苏联语言派译论代表人物安德烈.费道罗夫这样界定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美国翻译家奈达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将翻译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后来又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对等效应原则”。英国翻译研究者卡特福德的定义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1991：24）卡特福德是等值翻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参照，认为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基本上可以量化。 传统译论和现代语言学翻译学派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符际转换性质，为翻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译研究以内部微观研究为主，主要探讨如何去译，它将忠实或“等值”视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将研究的视角锁定于具体的语言操作和文本分析之维度，揭示了翻译是跨语际、跨符际的转化活动，却忽略了翻译活动跨文化转换的性质，忽略了翻译所赖以发生的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当代译学则以其宏大的研究视角，引入当代哲学话语范式，从文化之维揭示了翻译复杂的过程、性质和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翻译研究是对传统和现代翻译研究的一种补充。 二、当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 当代翻译理论流派众多，翻译研究学派（也称文化学派、操纵学派），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学派。该学派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该派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文化研究的宏大视角引入翻译研究，即从文化层面审视考察翻译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从此翻译研究范式从以原语、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入语、译文为中心。文化学派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地位，认为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研究的中心从“如何去译”
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姚爱斌 《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多层次的文章整体。文体范畴的产生,标志着古代文章整体观的自觉和成熟;各种辨体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古人对各种文章整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有关文体发展和创作的体用论,揭示了特征各异的现实文体的生成机制。一体多用的文章整体论克服了“体裁和风格二分论”研究范式的学理缺陷,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人们对“文体”(简称“体”)范畴一般有“体裁”和“风格”两种释义。其具体做法是将文类文体论(有关诗体、赋体等的文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体裁”,而将作者文体论(如“太白体”)、流派文体论(如“竟陵体”)、时代文体论(如“盛唐体”)等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在此基础上,学界建立了“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古代文体论研究模式,并长期普遍遵循。该研究模式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内部构成有关,又深受西方文类学(TheoryofGenres)和语体学(Stylistics)并存互异的理论格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直接从中国学界通常将Genre(文类)和Style(语体)译为“体裁”和“风格”、将TheoryofGenres和Stylistics译为“体裁学”和“风格学”看出来①。这一具有西方学理背景的二分式研究模式,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其学理缺陷是,在这种分而治之的阐释视野中,中国古代文体论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而缺少统一的本体论说明。为了弥补“二分模式”的这一欠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文体”范畴的“体裁”和“风格”二义,重新界定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范围——认为中国古代文体论应指关于“文学体裁”的常与变的理论,而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则应被排除在外②。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确乎达到了学理自洽的目的;但从更深层看,这一思路又难免简单和保守。其简单主要表现为只是把那些理解成“风格论”的古代文体论撇开了事,其保守则体现在对古代“文体”范畴的两种流行释义完全接受,未加反思。因此,与其说这种做法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更充分暴露了“二分模式”的理论危机。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古代文体论的史料为依据,通过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方式,重新解读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辨析二分式释义的失误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切合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新的研究范式。 一 中国古代以“体”论文和“文体”一词大约产生于汉魏之际。如汉末卢植《郦文胜诔》:“自龀末成童,著书十馀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箴缕百家。”③蔡邕《独断》论“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④在稍后的魏晋六朝文论中,以“体”论文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第一个高峰。从有关文献可知,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文”的观念框架内对有关文章的众多问题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但为什么在有了“文”的观念之后还会出现“文体”观念?“文体”范畴从哪些方面发展了“文”的观念并丰富了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文体”范畴依靠什么独特的理论内涵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
第十五章组织理论与组织结构 15.1 复习笔记 一、组织及组织理论 1．组织的定义 组织是为达成某些目标而设计的集合体，是成员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框架。它满足以下几个特点：（1）是社会实体；（2）有确定的目标；（3）有一定的结构和协调模式的动态系统；（4）与外部环境相联系。 2．组织的重要性 （1）组织将资源组合在一起完成特定的目标。组织能够通过运用现代的制造技术和新的信息技术，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和管理实践以增进效率，并为创新提供条件。 （2）组织适应并影响着迅速变化的环境。通过所有这些活动，组织为所有者、消费者和雇员创造价值。 （3）组织也必须应付和适应当今劳动力多样化的挑战，更加注重伦理和社会责任，改变雇员的职业生涯模式，找出有效的办法激励雇员完成组织的目标。 3．组织理论 （1）组织理论研究的回顾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组织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①采用系统理论。把组织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开放系统。 传统的组织理论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考虑组织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组织并不是孤立
的，外在的复杂多变的因素对组织内在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组织是一个投入一产出系统，是一个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开放系统。 ②对人际关系十分重视。 改进人际关系，特别是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是现代组织理论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具体表现为： a．组织平衡理论。参加者按照个人效用来衡量组织，组织则根据组织目标的完成程度来衡量成员的贡献，诱因与贡献的平衡决定成员加入、保留，还是退出。 b．交叉角色理论。组织是由许许多多交叉的角色所组成的集合体。管理者必须充分注意交叉的角色组之间、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其等级、希望、冲突、绩效，利用角色组之间的相互交叉和影响使组织充满活力。 c．交叉群体组织理论。组织是由互相关联的交叉的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是由几个群体交叠处的个人来连接的。这就突破了传统组织理论中一人一职一位、各部门之间严格划分界限的观念。 d．把组织看做信息处理系统。组织既然是开放系统，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收集、解释和使用适当的信息。工作任务不确定性越大，在任务执行期间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也越大。所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处理不确定性信息的系统。 （2）后现代组织理论的范式 范式就是某一学科或体系的理论框架，包括定律、原则、基本思维方式、判断标准、应用模型等。范式的转换意味着科学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它反映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的转变。 今天，迅速变化的环境引起了一系列的挑战，如全球竞争、多元化等。在组织领域，工人对完全意义上的工作和个人发展与职业成长机会的期望，要求组织及其管理者作出新的不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 （学号：0617242 姓名：俞力洋专业：机械工程） 摘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上，“扬弃”了证伪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定义了“范式”----这一新的科学哲学模式。库恩力图表明：我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一些陈旧的“范式”所误导，而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与其完全不同的新“范式”所取代。之所以将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之为革命，一个机其明显的方面是，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现存的、起引导作用的“范式”已无法有效的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因此，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总结出更加正确的、新的常规科学。 关键词：库恩；范式；科学革命 正文：1947年，库恩以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后来库恩将自己注意力从物理学转移到科学史方面。库恩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敦促学术界改变对熟悉资料的看法和评价。如果我们总是考察和验证那些从经典著作或教科书中得出的、旧规老套的科学成就，而反对个别有足够理由支撑的新的客观结论视之若无物，甚至极力打压，那么新的科学观将永远无法诞生。如此一般，那科学的发展就变成了无数科学家对已有科学成就的编年史梳理以及对阻碍科学累积的“错误”和“神话”进行解释和描述。但是，科学史不是编年史学科，也不是科学累积发展观。因为研究牛顿是哪一天被苹果砸中的、勾股定理是谁先想到的是毫无意义的，并且那些被贴上是“错误”和“神话”标签的结论从某些角度来考虑确是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而大多数的科学家却视若无睹而继续着他们对科学的编年史累积的大学问。然而，这样的选择将很难把科学发展再看做是一个知识添加而增长的过程，同时这无疑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库恩发现，一些基本观念，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或教科书上用于教学的、“言之有理”的观念与如今历史研究所展现的事业完全不相符。比如，人类在2006年之前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而这一观点在经历了很多年的科技进步和外部环境变化后受到质疑。由于美国天文学家当时错估了冥王星的质量，后来还发现冥王星虽然质量足够大且能依靠自身引力使天体呈圆球状，但是
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转变——从刚性视角到柔性视角 2014年04月22日17:03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3年11期第141～145页作者：魏强/陈传明/李行健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280 【作者简介】魏强，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生，青岛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组织理论；陈传明，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行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文学院学生 所谓范式，根据托马斯·库恩(1962)的定义，是指某些科学研究的实践所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等。在任何科学的发展领域，如果一门学科要获得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范式。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该学科如果想获得突破，必须要超越原来的旧范式，而代之以一门新范式。 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Anderews、Ansoff为代表的规划学派开始初步确立，中间经由资源学派(Ruemlt，1974、1984)、定位学派(Porter，1980、1990)推动，一直发展到90年代的能力学派(Parahalad，1990；Barney，1990)，在理论、思想与研究模型方面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主线，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出现了变化：从刚性视角到柔性视角。 所谓刚性视角，是指在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中，主要从静态的角度去孤立地研究战略管理的各个构念(Construct)之间的关系，一般不考虑时间的动态性，而且也很少考虑各个构念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只考虑这些构念之间单向的影响关系。如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中，涉及最多的构念是战略、组织结构、绩效。从刚性视角出发，一般认为，企业战略决定结构(Chandler，1962)，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绩效(Rumelt，1974)。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单向的。 柔性视角是指主要从动态视角去考虑问题，而且考虑了这些变量之间互相反馈的关系。仍以上述战略、组织结构、绩效三个构念为例。在现实中，往往是企业组织结构决定企业战略：当企业的组织结构确定时，企业中人、群体、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已经确定，企业战略往往受制于这些关系的影响。因此，现实情况可能与Chandler的理论模型正好相反(爱迪思，1997)。而企业绩效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形成。在Chandler(1962)的《战略与结构》一书中，也描述了美国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在企业绩效下降，面临逆境时，企业的领导人如皮埃尔·杜邦、阿尔弗雷德·斯隆如何重组公司组织结构，从而能够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战略，而在市场上超越竞争对手的案例。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往往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决定企业的战略与组织结构。 尤其是到了上个世纪末，顾客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技术、市场等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白热化，竞争对手所推出的竞争措施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越来越重视能力的竞争，越来越重视企业内部知识的创造、培养与转移机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仅仅从刚性视角去考察并解决问题，往往会忽视了目前市场环境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到失败的命运。市场竞争的实践推动战略管理的理论与研究视角也必须创新，研究范式也必须从刚性视角转变到柔性视角。 一、刚性视角的理论模型、适用条件与理论缺陷
教育的范式转换1 所谓范式（paradigm），是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念、理论或世界观2。此术语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 Thomas）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一书中提出的。由于一个成熟的范式将直接为实践者提供主题、工具、方法及前提。因而，"范式"的概念一经提出，就被科学界人士广为关注，继而成为各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 范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应用来不断完善与拓展的3。用库恩的话来讲，范式是一个在新的、迫切的环境下进一步清晰和细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某个范式初步成形后，其后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往往是为这一范式添砖加瓦，使这种范式更加完善与丰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新的范式将以竞争的姿态出现4。通过新的实践的选择，新的范式可能会取代旧有的范式，而成为学科的公认范式，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范式转换。 信息时代，知识的编码化与数字化将把人类带入知识经济与数字化生存的知识社会，知识老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据专家们分析：农业经济时代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往后40年工作生涯所需；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伸为5~22岁；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技急速发展，因此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生涯中，必须随时接受最新的教育，人们都必须持续不断增强学习能力，方能获得成功。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人类必须把12年制的学校义务教育延长为"80年制"的终身学习5。 终身教育的理念，最早是由蓝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6，此后，"终身教育"就成为联合国推动发展教育的基本理念。在此基本理念的引领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学习一个固定的知识相比，学习如何学习更为重要。正如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言："21世纪的文盲将不是那些不会读写的人，而是那些不会学习、不会选择、不会反思的人。" 90年代初，学习范式已被提出，当时批评与质疑之声颇多，有人甚至斥之为"狂热"。然而，近十几年来，有关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异常活跃，将学习范式的理念原则、实现方法勾勒得越来越清晰。整个教育界的变革姿态无疑都在表明：在教学范式与学习范式的竞争中，学习范式胜出！ 教学范式的基础理论是客观主义的，即认为世界是实在的、有结构的，而这种结构是可以被认识的，因此存在着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教学的作用便是将这种知识正确无误地传递给学生，学生最终应从所传递的知识中获得相同的理解7；而学习范式的基础理论是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诸多新生代理论，认为理解是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的，因而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与情景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自行建构的8。（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换，是在整合了教学范式中的积极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却也是一种质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加以阐释：一个是"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另一个是"面向结果"向"面向过程"的转变。 一、"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在教学范式中，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师是主要的教学源，控制着学生对信息的访问。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广泛分布与方便获取改变了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教师不再（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维持自己作为"专家"的角色，而是通过帮助学生获得、解释、组织和转换大量的信息来促进学习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9。在学习范式中，学生承担着自我学习的责任，他们的角色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并将最终被培养成为具有处理信息能力的、独立的终身学习者。下表展示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和"以学生为中心"的
第４１卷第６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４１，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１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４２Ｘ．２０１１．０７．０６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０６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ｚｊ ｕ．ｅｄｕ．ｃｎ／ｓｏｃ［在线优先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７１１３２００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０７２１１２ ）［作者简介］１．刘洋，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２．魏江，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创新与战略研究；３． 应瑛，女，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研究。组织二元性：管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刘 洋 魏 江 应 瑛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组织二元性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然而，已有研究对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却未能达成共识， 基于对不同视角的组织二元性理论框架也略显混乱。基于组织学习、技术创新、组织架构、组织适应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梳理，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确界定。以此为基础，搭建组织二元性跨个体、 团队、组织、组织间的多层次研究框架，有利于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关键词］组织二元性；均衡；多层次框架；管理研究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ｕ Ｙａ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Ｙ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５８，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ｅｘ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ｗｅ ｔｈｅｎ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ｅａｍ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一、引 言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特定情境下，一些看似对立的需求能够通过特定的程序，在特定的系 统中得以实现［１］ ，学者们便试图去平衡那些看起来“矛盾对立”的战略行为，并把焦点从“取舍”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两种范式 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两种范式: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与解释学(或建构主义),以及与这种两种方法论对应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 ■关于“科学”概念的界定 今天所说的或所使用的“科学”一概念是以17～20世纪西方的知识活动为基础而立起来的。关于“科学”概念的界定： 《不列颠百科全书》：“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2]”。（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P137）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2664） 科学活动又是与理论密切相关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可以是可观察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P720） 由此可以得知,科学是指通过理性精神和手段用以探索具体事物规律性的知识活动,它与无知和迷信相对立;理性精神与理性手段(包括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假设、推理、分析、综合、计算、实验等)彼此关联、互相依赖,而科学活动既包括质化研究,也包括量化研究,在理论形态与技术形态之间,这两种研究不存在排斥关系（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2.P4～5）。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活动以及中国有无科学史？ 吾淳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知识活动是以经验为核心,这种知识活动除了通过目标———反复(实践与观察)———归纳(总结)———修正(提高)———目标这样一个结构模式以提高技术水平、达到精湛技艺这一条重要路径外,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倾向或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又依赖于积累、直觉、类比、归纳、试误、修正等与经验密切相关的方法[5]P32。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活动带有明显的经验(直觉)思维特征,由此推断中国思维忽视逻辑的观点较为流行。 中国逻辑中的最典型的判断形式主要不在与对事物的性质有所确定,而主要在于对因果关系等有所确定。另外,中国逻辑具有辨证思维、综合思维、注重概念内涵多样性及对应性等特征,由此可以对中国逻辑冠之为“形式更多样或更复杂的逻辑”或“非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2.P350～353）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所用的方法是归纳法,近代科学也用归纳法来追求这个“理”,但还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J].杨振宁、饶宗颐.中国文化与科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P13） ■什么是“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把“empiricalresearch”翻译成“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normativeresearch)”相对立]是指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有不少学者误将其等同于定量研究。在英语世界中,“empiricalresearch”的确切涵义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research)相对应,涵义要比国内学者指称“实证研究”要宽,以…后实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之一的“质化研究”应属于广义的实证研究之列[蒋凯.涵养科学精神:教育研究方法的省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什么是“定性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现状与展望 一、产业组织核心理论的发展进程概述 1.产业组织理论的起源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1776）的劳动分工理论和竞争理论。他通过对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商主义时代国家干预私人经济主体活动的批判，提出了所谓的自由竞争的思想。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自由竞争是一个导致利益和谐与市场均衡的过程。自斯密之后，经济学界有关产业组织问题的先驱性研究多集中于竞争理论和所谓理想竞争状态的确定等方面。1879年，马歇尔夫妇合著的《产业经济学》首次出版，将产业组织定义为产业内部的结构，马歇尔被看做产业组织学的创始人。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揭示了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关系，即“马歇尔冲突”。1933年，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所谓的垄断竞争理论，他们否定了以往要么垄断、要么竞争的一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通常是各种不同程度的竞争与垄断交织并存。这些早期的研究虽然开启了产业组织研究的大门也卓有成效，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共出现过三个主要的学派，即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理论。 2.哈佛学派研究范式 1959年，贝恩的《产业组织》出版，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标志着哈佛学派形成。哈佛学派主要以经验性的分析为主，通过对跨部门的产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了是企业的市场行为，而企业的市场行为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S-C-P）的分析框架。它强调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即S →C→P，因此通过公共政策调节市场结构从而影响市场行为，最终保证良好的市场绩效成为了经济中最重要的事务。SCP理论范式标志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并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学者和决策者。哈佛学派的SCP范式虽然统治了产业组织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分析范式，存在许多缺陷。 3.芝加哥学派研究范式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理论界对哈佛学派最猛烈的批判来自于芝加哥学派。他们推翻了SCP范式中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他们看来，市场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效率的基本因素，即P→S →C关系。而且通过可竞争市场理论指出产业的进入壁垒并不像SCP范式里面指出的那么高。芝加哥学派相信市场的力量，主张放松管理，对当时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崛起以及随后众多学者的追随，哈佛学派的SCP研究范
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摘要]法学方法在德语语境中指法律适用的方法。德国的法学方法论最具有代表性，在先后经历了历史法学、概念法学、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的百年发展后，方法论完成了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最大范式转换。二战后，评价法学崛起，在吸收新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补阙旧理论的不足，使法学方法论日臻完善。当然，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法学方法论亦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范式转换；阿喀琉斯之踵 一、法学方法论的概述 在德语语境下，法学方法专指法律的适用，即将规范应用于事实而获得判决的方法。法学方法论与法本体论关系密切，存在何种本体观就会衍生出何种方法论。不同于法律研究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既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实践面向有关，又同欧洲大陆所因循的法传统相联系。欧陆法系历来就有精进方法论的传统，古罗马时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就有法律效力，中世纪后期的前、后注释法学派也曾致力于法学方法的复兴。而其中尤以德国凭借其质朴、严谨的性格和深邃的哲理素养在方法论领域的研究中长期独领风骚。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堪称近代法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概念法学在萨维尼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律适用方法。随后，利益法学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同时亦吸收自由法学的合理因素，从而完成了由“概念”到“利益”，这一法学方法论上最大的范式转换。二战后的价值法学在此基础上日臻完善，上世纪70年代后受“法诠释学”、“法论证学”进路的影响方法论也对新时代的思潮作出回应。 二、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变 （一）概念法学范式的形成 1.历史法学 萨维尼所属的历史法学派反对18世纪盛行的普遍理性主义，主张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随民族精神发展而发展、灭亡而灭亡。在条件尚未成熟前冒然立法不啻为一种僭越是人类恣意的傲慢。萨维尼主张“历史”与“系统”的方法并重，一方面只有回溯历史我们才能探明民族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法规范背后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如同罗马法，把握这条主线是法律人应尽的职责。由于萨维尼强调“直观的”研究，他并未寻求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从萨氏早期的作品看，萨维尼曾有着坚定地实证法倾向，法律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法律的内容，就是关于涵摄模型中作为大前提的法的发现。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文意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体系。萨维尼明确主张法官应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造法不被允许，法的解释要探寻法
文化研究维度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文化研究维度 荷兰霍夫斯泰德 权利距离，其涉及的基本问题是人之不平等的问题，在等级制度中，上司B与下属S之间的权利距离是指B能决定S之行为的程度与S能决定B之行为的程度的差异，通过权利距离指数来衡量。 不确定性避免，指一个民族对所生存的社会感到有无把握的、不确定的或模糊的情景威胁时，试图以技术的、法律的、宗教的方式来避免不确定性局面的发生。 个人导向性/集体导向性 阳刚性/阴柔性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这也是被邦德称为传统儒家伦理的新维度，被霍氏借用。 加拿大莱恩与迪斯特芬诺的六文化维度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臣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宰自然） 人的时间导向（面向过去、面向现在、面向未来）
管理人性观（可改变的性恶论、不可改变的性善论几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或混合性） 人的活动导向（自在、自制与自控、自为） 人际关系导向（等级型、群体型、个人型） 对空间的态度（私有型、混合型、公有型） 进入异文化前，应当按下列程序做好四件事： 清楚自己文化的特点 归纳整理好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另一文化的所有情况和资料 对两种文化中的主导性价值观进行系统的比较 注重价值观的类别，并从这些差别出发，预计那些可能出现管理问题的领域，并预先准备好几套应付这些问题的备选对策。 荷兰斯特罗姆佩纳斯的五文化维度系统 通用主义/特定主义（通用主义认为好的管理模式可以界定，适用于世界各地，特定主义强调某种特定情景的独特性） 个人导向性/集体导向性
中立性/感情性（中立性倡导谨慎、不动声色，感情性倡导袒露、性情率直、爱憎分明） 具体性/扩散性（具体性将感情和工作截然分开，扩散性认为工作为其他生活层面互为表里，互有联系，不可能也不宜划分开） 成就导向/因袭导向（任何文化都会给其中一些人以高于别人的地位，在企业中这属于功能性。成就导向价值观主张根据每人成就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和关照，因袭导向价值观主张根据年龄、社会阶级的尊卑、性别、学历等条件因袭地位，与现有成就无关）
论管理学范式 管理科学与工程 073132306 马腾 在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或者又称科学发展的动力学方面。渗透性更强、更为流行的观念。是当代美国科学思想史家托马斯·库思为代表的“范式”。所谓“范式”，简单的说，就是某种模式。事实上，到日前为止，据称就是库恩本人也没有对范式进行精确的定义。有人统计得出，在库思提出范式概念以后，己有一十多种表达范式的相似术语。或许正是这种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孕育出突破这一概念的理性边界的清晰性。范式边界戏剧性地外延。作为一种系统性思维和认知模式，范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思维升级的作用。 虽然范式的界定众说纷纭。但范式的基础性内涵和演绎框架却是明晰的。范式的基础内涵，是那些在科学发展的客观实在性过程中出现的判断性事件。这种特殊的事件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思维模式，甚至世界观。如牛顿力学定律，不仅用极其简单的世俗语言说明了地球上的现象，而且还诠释和演绎出了天上行星系统的变化格局。以这种力学体系为基础。科学研究者形成认识自然现象的绝对时空观。进而被哲学地提升为形而上学世界观。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以判断性事件为基础的范式演绎观念，通常被库思称之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换言之，判断性事件通常就是历史时期中起着革命性影响力的思想或学说。从而理论在这种革命的作用下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 范式的演绎框架主要是“常态科学”和“反常危机”。所谓常态科学，实际上就是那些构成科学革命的背景支持系统。它是前一种范式演绎框架理性突破的区集；反常危机则指常态科学的量变积累到前一范式框架的临界值后的质变结果。反常危机发生后，范式进入下一个新范式。从而.思想系统发生转换。而且范式之间不能互相兼容。换句话说，范式提供的哲学思想是主张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辨证统一。科学思想的演化机理是基于间断性的范式的不可逆连续更替或升级。显然，一旦范式的框架形成所开展的活动就是经验性的常态科学。所以，虽然我们对范式的概念性认识模糊，但它提供的认知模式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清晰度；科学思想或者理论的发展，就是范式的转换过程；认识了范式，也就把握了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探讨新范式，也就等于触摸未来。 一、科学管理范式 泰勒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效率，而要达到的最高的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化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管理方法。为此泰勒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管理制度：1.对工人提出科学操作方法；2.对工人进行科学的选择； 3.制订科学的工艺流程； 4.实行具有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 5.管理和劳动分离。
行政法范式转换 引言 究其根本而言，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对这一矛盾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三种行政法基本理念：管理论认为行政法应是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的管理法；控权论认为行政法应是制约行政权、保护相对方权利的控权法；而平衡论则认为行政法应是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平衡法[1].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法失衡与平衡问题的普遍关注，肇始于十年前行政法平衡论的正式提出[2].10年来，行政法学界给予平衡论的诸多完善建议[3]、理论商榷[4]、理论评述[5]，显示出中国行政法学对于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极大热情，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平衡论的发展与完善，并引致中国行政法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问题。 平衡论者认为，由于传统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行政法机制以及行政法制度结构三个层次上都是失衡的，因此，现代行政法要实现平衡，就必然要依赖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博弈方法，形成平衡的行政法机制与行政法制度结构，以实现行政法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由此可见，行政法学要研究行政法的平衡，关键在于探讨实现行政法权力（利）结构性均衡的对策。这就意味着要基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建构并完善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 一、行政法的失衡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行政法学旨在运用一整套的概念、范畴去解释行政法世界。由于存在着价值判断与解读方法的区别，行政法学范式必然是多样的。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对等或者不平等，被视作行政法的固有现象，这种解释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需要，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1、行政法的失衡类型 在平衡论者看来，尽管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法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相去甚远，行政法的失衡现象也因此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行政法的失衡类型主要有两种： 失衡类型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当行政法被定位为治民之法时，就决定了行政法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从而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失衡。一方面，行政权过大、过强。行政权的运作领域过大，行政法授权行政主体进入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领域；或者行政权的强度过大，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过多的实施强制性行政的权力；而且，行政法偏重于实体授权，严重缺失制约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制度。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小、过弱。行政法赋予相对方的权利范围过小，不合理地剥夺了应属自治、自主范围的权利[6]；或者相对方的权利过弱、权利结构不合理，不能依赖行政程序与行政主体博弈。概而言之，此种类型的行政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就必然导致行政法权力（利）结构的失衡。 失衡类型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7].与前种行政法失衡类型截然相反的是，如果行政法被视作制约行政权或者行政官员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失衡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被过分制约、相对方权利过分膨胀。此种行政法失衡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方面，行政权范围过小、强制性不够。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箝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与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大、实力过强。立法机关在进行权力（利）配置时，或者不恰当地妥协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为了寻租、或者机械地移植他国行政法律制度，从而赋予相对方-尤其是市场主体与行业组织- 过多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由此可见，控权法的失衡也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过于苛刻地制约行政、却疏于监督相对方，行政法机制缺失激励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功能；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不协调；这就导致了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失衡。 2、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当传统行政法学与传统行政法遥相呼应时，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时代印痕，传统行政法在理论上也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时代合理性[8].在管理论看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应是完全理性的、万能的，能够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公益应优于私益，旨在实现公益的行政权应优于代表私益的公民权。惟此，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天经地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
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 陈东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霍夫斯泰德提出了基于中国文化的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文化维度。他的文化维度模型也被研究者 借鉴来研究中国文化。文章以中国文化为视角探讨了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的完善过程，结合中国文化 的实际特点评价了利用文化维度模型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可取之处和不足。旨在使我国企业正确地认识跨 国经营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寻求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中国文化；跨文化；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场以“软化管理”为特征的管理革命在美国兴起。研究者试图通过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管理中组织和个体的行为，寻求个体价值实现和组织目标的交叉点，创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科学管理模式。跨文化管理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体现了现代管理学的新方向。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跨国经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未来经营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成为企业跨国经营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跨文化管理及其研究也愈发显示出重要性。 在跨文化研究中，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文化维度模型是当今跨文化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对管理的影响。那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模型是否能够很好地解读中国文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四维”文化模型及其文化主体意识 1.“四维”文化模型 1967~1973年，霍夫斯泰德先后两次（1967~1971；1971~1973）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其目的是想通过对具有相似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和个性特征的IBM 员工的调查，从他们对相同问题的不同答案中寻求文化上的原因。在此期间，霍夫斯泰德还以同样的问卷对非IBM的管理学员进行了一次研究。1980~1983年霍夫斯泰德又增加了10个国家和3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十几年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大量问题的因素分析，霍夫斯泰德（1983）总结了四大维度来解释民族文化差异对雇员工作价值观的影响。这四个文化维度分别为：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它们的含义如下： （1）权力距离。权力距离是指一个国家的机构或组织内的权力较小的成员期望和接受权力被不平等地分配的事实的程度。可接受的程度越大，表明权力距离越高。反之，则越低。 （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指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社会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 （3）男性化/女性化。男性化指社会中的主导价值观对自信和获取金钱以及其他物质资料的强调程度；女性化指一个社会中的主导价值观对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