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京祥，胡 毅
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批判
［摘 要］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其中尤以城市更新中的社会冲突为甚，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重点关注的方面。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诉求的城市更新在转型期中国“压缩”的城市化进程和环境中，自一开始就处于价值取向饱受质疑的尴尬境地。研究在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问题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社会空间正义应该成为中国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包括空间规划）过程中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引导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同耦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修复因长期强调经济发展、效率优先而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关键词］城市更新；空间生产；空间正义；转型期；中国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０２２（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０５－０５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A Critique On China’s Urban Renewal From Social Space Justice Viewpoint/Zhang Jingxiang, Hu Yi
[Abstract] China’s social problems have accumulated in the fast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have been epitomized in urban renewal matters. Social justi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modern city’s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Economic growth oriented urban renewal has been questioned since its birth in transitional China’s “compresse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aper criticizes urban renewal’s problems, indicates spatial justice shall be a core value option in China’s production of city space, and a basic rule of coordinating urban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harmony. It will help ease and repair the problems and crisis caused by efficiency privilege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Production of space, Spatial justice,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a
本期主题：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与空间规划
［编者按］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类社会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此大背景下提出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系统论、社会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为人类解决社会矛盾及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时期，如何借鉴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空间规划设计，促进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进化和协同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了规划师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与空间规划”为主题，刊发一组文章，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城乡规划的核心价值观、关注重点、改进建议与应对策略等展开探讨，以期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城市
社会生态系统趋于平衡发展，让更多的人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安居乐业，让城市成为更多人的和谐家园。
１从经济、生态可持续到社会可持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来，其应用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经济、环境、社会的协同发展，使这三大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问题［１］。国际社会在强调了多年的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被提上了日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
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超过经济、生态问题，成为最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方面。
许多学者批判中国当前的城市正在以一种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方式或是忽略社会成本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６］，导致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发酵，
如社会空间“断裂”［２］
、城市空间被作为纯粹商品出售
从而抹杀空间的社会公益性、重物质形态建设轻社会空间再造、重视“国际化范式”而忽视地方社会独特性和
［基金项目］［作者简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１７１１３４）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 毅，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化多样性、趋同性的城市空间形象消解了市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层出不穷的抵抗事件等。近年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和谐建设之间的失衡，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成为中国当前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其中尤以城市更新中的社会问题为甚。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因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上访量居全国所有信访问题上访量的第一位。简言之，城市更新中的社会冲突成为城市社会矛盾积累、激化的最直接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既有城市物质空间扩张的推动，又有城市更新的贡献。但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由于相关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动力机制畸形、民主政治体制跟进滞后、城市更新价值观的贫乏甚至导向错误等原因，使得当前中国许多的城市更新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谋利”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不仅直接损害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削弱了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并可能导致资本的退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还腐蚀了城市政府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玷污了城市政府的声誉。其矛盾的核心在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滞后所产生的“社会公正缺失”，因此基于社会空间正义来批判和反思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探求城市更新的正确价值取向，对城市社会系
统可持续发展综合目标的实现与和谐社
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２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的总体环境
中国自１９８８年实施城市土地有偿使
用制度开始，土地和城市空间的交换价
值得以显现，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空间
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可经营
的、最大的活化国有资产，以及获取城市
建设资金回报的重要渠道。级差地租的
市场驱动作用引起了城市空间功能置换，
大量的资本由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原
有的工业用地转换为房地产与各类商业
用地，旧有的单位及传统社区被新的商
品房社区所取代等，均是当下中国许多
城市展开大规模城市更新的重要表征。这
一系列的城市空间演变隐射了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操纵的深
刻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７］。无论是城市
空间向商业区、高档住宅的更新，还是以
产业升级为目的的旧工业空间改造，迎
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寻找旧空间的“新价
值”成为现阶段多数现代中国城市更新
所追逐的首要目标（图１）。
然而，中国的城市更新面临着转型发
展过程中“日益压缩”的生态资源环境［８］
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双重困境。改革开
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
展，一方面几乎“浓缩”了西方过去近二
三百年城市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如经济
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社会转型、环境污
染及各种城市病等）；另一方面，崛起的
中国又必须要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一个前
工业（前现代）社会演进成工业化、城市
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的城
市发展需要在比西方当初“自然演进”状
态下时间短得多、空间受限得多的时空环
境里实现多维进程的同步转型［８］，简言
之，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外时空“压缩”的
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之中。
转型期中国高度“压缩”的城市化环
境在城市更新上的体现极为明显：一方面，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中国未
来十余年的城镇化仍将保持年均０．８％～
１％的增长速度①，即每年约有一千余万
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的空间扩
张需求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扭转。而１８亿
亩耕地“红线”和“世界上最严厉的土地
管理制度”使得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受到
了严格的刚性约束，建设用地的旺盛需
求与严格的土地指标限制形成尖锐矛盾。
这将迫使城市发展中相当大的空间需求
不得不通过城市更新来实现。在种种现
实制约下，资本逐利的城市更新冲动与
地方政府的强势介入令不正义的城市更
新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与欧美国家在高
度城市化后“再城市化”的城市复兴活动
有所不同，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几乎
是短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的，并
掺杂了物质环境改善、视觉景观美化、经
济利益回报和社会区域置换等多重任务，
对整个社会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利益调整
和深刻影响。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诉求的中国城市
更新，从一开始就处于“价值资源匮乏的
尴尬境地”［９］ ：一方面是倡导“低碳出行”，
另一方面却是城市道路不断被拓宽，以
支持小汽车的通行；一方面是大力倡导
和谐社会、幸福城市的建设，另一方面却
是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空间分异越来越明
显；一方面不断推倒实质扮演“廉租房”
角色的城中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筹
措廉租房的建设资金而犯愁……中国城
市更新中的不正义现象正在普遍上演。
３社会空间正义理论及其批判视角
３．１正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
“正义”一词来自古法语“Ｊｕｓｔｅ”（拉丁语“Ｊｕｓｔｕｍ”），有权威强制和规定的意思。学者普遍认为，“正义”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只有每个人根据等级各守其位、各司其职才是真正的正义和公平，而几何均质的城邦是空间正义的完美体现，“依据等级的观念，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对于秩序良好的人类灵魂的模仿”。需要说明的是，“正义”与“公平、公正”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公平与公正是正义的具体要求；而正义则更为抽象，是社会价值观的确立，正如桑德尔所说的“正义相对于其他价值观具有某种优先性，是‘诸价值的价值’……作为决策的程序独立于诸价值和主张之上”。
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对“正义”内涵的
理解不同（表１），总的来说，“正义”的内涵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资源的分配，一系列的社会空间资源根据社会的需求和需要进行公平的地理分配；二是关注决策制定过程的正义，这一过程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空间和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正义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正义是有条件的，须与生产方式相一致，且总是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它是介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价值，虽从结果来看是为了实现集体利益的公平分配，但在过程中却应该差别对待，以保证社会中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３．２以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社会正义、空间正义
列菲弗尔在有关城市权力的阐述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是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改造来控制不正义的城市空间，它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结构才能寻求正义、民主和公民权利的平等。事实上，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起源于１９６８年社会规划师Ｂｌｅｄｄｙｎ Ｄａｖｉｅｓ在《社会需求和当地服务资源》一文中提出的“领域正义”概念［１０］。领域正义是与社会政策、福利制度紧密相关的一种社会正义。Ｂｌｅｄｄｙｎ Ｄａｖｉｅｓ将领域单元根据不
同的社会需求（而不是根据人口规模）进
行划分，提出规划应该满足领域正义，即
满足每个领域单元的社会需求［１１］。哈维
运用辩证与政治视角扩展了“领域正义”
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寻求一种对城市社会
资源的正义分配［１２］，从而将社会正义与
城市空间联系在一起。哈维以马克思地理
学家的空间批判视角分析社会正义，在
《社会正义和城市》中将“社会正义”的
概念描述为“领地再分配式正义”，即“社
会资源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
配—不仅关注分配的结果，还强调公正
的地理分配过程”。他认为，资本主义城
市本质就是产生不公正的机器，因此要消
除城市和地区的不正义与不公平，就必须
进行结构和制度的变革。
索亚则认为，空间正义是一种“正被
日渐空间化了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包括
了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以及市民权利与
责任等”。他指出，目前西方空间正义关切
的重点是因区域与城市不均等发展而在性
别、阶级与种族上所产生的结构性和系统
性的不平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北美与
西欧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所揭露的各种性
别、阶级与种族的矛盾，均涉及到空间与
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构成了城市空间正
义实践的基础。索亚以１９９６年“洛杉矶巴
士乘坐者联盟”②对城市交通当局的对抗
胜利为例，讲述了为最贫困阶层获得空间
正义的行动。事实上，索亚的空间正义和
哈维的社会正义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社会
空间的正义，都具有三元辩证性，即正义
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他们都认为
并不存在绝对的正义空间或者空间正义，
那样的空间只能是乌托邦，应该用辩证的
观点来实现空间正义—空间正义并不是
任何空间形态或模式的替代方式和替代
品，而更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提供一种深
入地对“不正义”的空间性进行批判的视
角［１０］。因此，虽然我们未必能够提出一个
普适性的城市更新空间正义范式，但是针
对我国城市更新中存在的大量不正义现象
进行批判性研究，从而不断修正既有的不
正义行为，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在。
４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中国城市更新
批判
４．１城市更新的前提：话语权不对等造成
市民权利的不正义表达
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城市更新总是被
政府置于一个特有的话语之中，无论是
“危房改造”，还是“扩内需、保增长”“历
史文化保护”等，均成为城市更新得以强表１ 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正义”内涵变化
古希腊
古罗马
中世纪
启蒙运动
时期
现代
后现代
“正义”概念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圣?奥古斯
托马斯阿奎那
休谟
霍布斯
爱尔维修
康德
罗尔斯
诺齐克
马克思
哈维
索亚
时间学者主要特征
以社会政治和奴隶制为目的及基础的正义表达
比例平等是正义的普遍形式
不存在真正的正义，它只有上帝那里才存在
服从上帝就是正义
强调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基础
正义就是遵守契约
正义就是法律，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表达
分配体制中应遵循自由平等和差异对待
正义应该是尊重人权基础上的程序正义
正义更应该协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正义随时间空间变化，并因人而异，是一个过程
地理和资源、服务获得公平的分配，是一个基
本的人权
追求等级制度与社会秩
序的理想化
对神旨的绝对顺从
消灭等级特权，建立并维
持民主政治与市场体制
解决人与社会发展中存
在的政治、经济、文化问
题，实现人的平等、尊严
及多方面的权利、价值
强调时空统一的辩证的
正义
制推进实施的“话语”背景。公权力可以将这种“话语”通过政策性文件、媒体的广泛传播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令城市更新成为实现这些“话语”的合理实施途径。政府通过控制的资源（如媒体、法律、政策）将城市更新的要求不断合理化，转化为权力实施的工具，将城市政府对空间的理解通过各种方式植入大众对空间的理解之中。而大众对自己空间的诉求，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在这种不断被强化的“话语”背景下，反而被贴上一种“反经济、反发展”的行为标签。正是这种话语权的不对等，以及当前自下而上表达渠道和机制的缺乏，使得社会草根阶层的话语权只有通过各种不正义的方式来引起媒体关注，以提高社会影响力，正当的权利诉求往往演变为一种不正义的表达。
４．２城市更新过程中权力的不正义参与在上海老石库门地区开发过程中，原卢湾区政府以“没有其他开发企业感兴趣”［１３］为原由，将土地出让给香港的瑞安集团；南京市政府因为老城南历史地区“项目的特殊性”③，而将商业开发土地协议出让给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开发商。在我国当前的城市空间生产中，在不完全市场化的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充当了城市空间垄断人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不正义的权力实施，便会强化对特殊空间资源占有的集中趋势。“资本与权力合谋”下的不正义现象，在我国城市发展转型背景下体现得更为直接。
相对于资本进入产业领域的改革发展进程（资本的“第一循环”），资本注入空间，引发空间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发展就是资本的“第二循环”。然而，城市政府对空间资源的垄断使得其对“第二循环”中的资本流动的干预能力大大超过了对“第一循环”中产业资本的干预。特别是我国现有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的产权制度④，使得基于土地之上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政府拥有的最大国有资产和被干预最多的市场。中国的城市更新是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推动了资本的升值，行政机制则维系了资本的力量［１４］，如此使得本身就被市场力量削
弱的城市空间资源再分配机制，通过城市
更新中不正义的权力实施过程得以强化。
如此，城市更新不得不沦为资本攫取价值
的手段，用于满足城市政府攫取经济利益
和打造城市形象的双重政绩需要。
４．３城市更新结果的不正义
（１）城市空间交换价值压倒使用价值
的不正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城市空间
被商品化，对于空间投资者来说，城市空
间是一种可供资本积累的交换价值；政
府将其视为一种集交换价值（土地财政）
与符号价值于一身的共同体［１５］。自城市
空间（土地）成为可以流通的商品之后，空
间本身的使用价值被日渐忽视，资本的
空间生产本质上关心的是空间的交换价
值，这也是资本生产模式自我维系的一
种方式。城市更新正是通过城市空间功
能的“交换”实现了价值的增值，交换价
值在资本作用下压倒了使用价值，通过
城市更新实现向空间交换价值的转变。当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出现严重对立之时，
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多个利益群体产生的
利益冲突也会愈演愈烈。
而城市空间交换价值压倒使用价值
的不正义，不断被当前一些不合理的政
策强化。例如，在我国的城市拆迁安置补
偿政策中，被拆迁居民的原有住房价值
不是以市场价格来衡量，而是以房屋重
置价加上区位基准价格（即房屋的建筑成
本加上土地的基准地价［１６］）来计算的，这
个价值一般远低于住房的市场价格（市场
价格还包含开发商的利润价值），这往往
是当前我国城市更新中原居民与政府的
最大社会矛盾冲突所在。
（２）同质性全球化文化取代地方性市
井文化的不正义。全球化一个最显著的特
征就是均质，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全球
化的目标是“要把所有的经济体统合在一
组均质的游戏规则下，使资本、商品和服
务可以随着市场的判断而进出流动”［１７］。
“同质化”在全球尺度通过时空压缩实现
市场整合和资本的空间修复，形成统一的
世界经济体。在全球化环境中，相似的游
戏规则不仅仅反映在经济上，由此造成的
影响更是波及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之中。
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城市更新中
资本利用文化的特殊性常常赋予城市空
间更多的剩余价值（如上海新天地的开
发），其中的关键矛盾在于越是特殊的资
源，在资本的改造下越是变得不特殊。城
市更新中被重塑的空间成为了资本驱动
的标准化“车间”，无数个“新天地”如流
水线生产般的诞生，不可不说是资本与文
化一次又一次的“美好结合”［１８］。打着“时
尚环境”“高档消费”的旗号迎合中产阶
级的需要，同时以中产阶级的文化口味取
代原有的社会市井文化，许多人感慨“更
新后的城市越来越不像人住的地方”［１９］。
从某种程度上讲，资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
破坏了空间资源和当地文化资源的特殊
性，使空间变得更加同质化，全球化文化
正是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其主流地位，城
市更新中的文化不正义随之而生。
（３）被剥夺的居民日常生活。资本的
价值不是凭空创造的，这部分利益和价值
来源于对社会价值的牺牲，价值交换是以
住区原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空间生产
关系的改变。城市中破旧的住宅即使在挤
满住户的情形下，可预期的收入与商业空
间相比也是微薄的。在资本的强势逻辑下，
打着“危房改造”“改善居住环境”的口号
进行的城市更新，将那些老旧社区的居民
驱赶到城市的边缘，从而让城市中被更新
过的空间再现辉煌。那些被迫迁往城市边
缘区、郊区的居民并不是城市更新改善后
环境的主要分享者，相反，他们居住边缘
化的状况却被城市政府“掩耳盗铃”地掩
盖起来，并日渐滋生着尖锐的社会矛盾。
５寻求城市更新空间正义的准则
城市空间的更新应该是在政府、市场
和社会三者相互制约的综合作用下形成
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空间正义应该
是寻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平衡和
不同价值取向之间选择的平衡。但是，当
前我国城市更新更多是在权力和资本主
导下进行的，市民社会力量较弱，难以对
权力和资本形成有效的制约。因此，平衡
市民、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关系，实现三者
的话语权对等，成为城市更新中空间正义
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就是市民权利表达、采纳和反馈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愈来愈面临着市民对城市更新及相关空间运动的参与热潮，但是由于其表达参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大量市民话语权的表达只能通过各种非正规的方式（如静坐、游行和网络舆论等）以寻求得到快速的回应。应该认识到，这种非正规的表达方式是不稳定的，只有实现市民权利表达机制以及反馈的社会化途径正规化、透明化，才能真正将城市更新的正义运行下去。这种社会化途径包括参与机制的法制化、有效性的制度建立与实施，以及ＮＧＯ组织⑤的完善等。其中，ＮＧＯ组织的人员由什么样的群体构成？是否能够去行政化？这些值得深思。
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效果常常被市场以经济和利润为标尺进行衡量，被权力以政绩目标为标尺进行衡量，而这些衡量标准都将社会成本和社会目标排除在外。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巨大公共财富的今天，面对日益极化的社会格局和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城市更新的空间目标应该由经济效率优先转向社会正义优先，更新结果应该由更多的人来共享。即使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受益，也应更多地考虑弱势阶层的利益及其空间需求，消减由城市更新造成的对原居民边缘化驱赶和对其空间资源的剥夺，这才是中国城市更新的空间正义发展方向。简单地说，城市更新要由单纯目标的物质景观空间更新、经济活动提升转变为更具社会综合目标的城市空间、经济和社会系统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令人欣喜的是，空间正义在我国近年来的一些城市实践中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城市空间的发展目标中，如南京城市的轨道交通线专门考虑了对保障性住区的站点规划以弥补原有布局不足，城市中多个地区的更新规划方案因原居民的强烈意愿和专家的介入而不得不由“物性”修改得更具“人性”等。
６结语
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社会空间正义应该成为当前中国
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包括空间规划）过
程中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引导城
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同耦合发展的基
本原则，以修复由于长期强调经济发展、
效率优先而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常常通过
综合的城市更新（确切地说是“城市复
兴”）来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危机，通过
城市复兴来消化剩余的资本和大量的失
业工人［２０］，以缓和社会矛盾并实现人与
社会的“再生产”。但是，中国当前的城
市更新大潮中过度的资本逐利和政绩导
向诉求驱使城市政府总是忽略社会成本
和社会正义，也就是说，城市更新常常是
提升了城市化的物质景观系统，却破坏
了社会生态系统，如此将从根本上危及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作为空间价值
再生产的城市更新活动，变成少数人对
一部分人的空间权益的剥夺，城市空间
的价值增益仅由少数人分享，甚至连“最
少受惠者”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证，那么
它就是不正义的。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
角，社会空间正义不是一个空间的终结
状态，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正义的空间
发展实施方式，而这个方式是通过各类
空间政策和空间方案所实现的，正如列
菲弗尔所言：“它（空间）不是一个起点，
也将不会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中间物，
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２１］。
［注 释 ］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网站。
②该联盟是一个基层的倡导组织，在大都市交通运
输系统法律的制定中，其成员通过正义的社会运
动使这项法律不再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富裕人口，
而是更好地服务于城市中的最贫困居民。
③资料来源于南京市政府网站。
④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变只能由政府垄断，
在这种条件下集体土地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
⑤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团体，ＮＧＯ组织（Ｎｏ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公
共服务领域由于政府治理机制的暂时缺失所造
成的“政府失灵”，以及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
［参考文献 ］
［１］范冬萍．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演化与可持续
发展［Ｊ］．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１９９６，（５）：１１－１８．
［２］孙立平．断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
社会［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陈 峰．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社会公正理论
与转型中国城市规划公正框架的构建［Ｊ］．城
市规划，２００９，（１）：９－１７．
［４］程大林，张京祥．城市更新：超越物质规划的
行动与思考［Ｊ］．城市规划，２００４，（２）：７０－７３．
［５］冯雨峰．程序公平兼顾结果公平—城市规划
师社会公平观［Ｊ］．规划师，２０１０，（５）：７６－７９．
［６］张京祥，于 涛，殷 洁．试论营销型城市增
长策略及其效应反思—基于城市增长机器理
论的分析［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８，（３）：７－１１．
［７］Ｄ Ｈａｖｅｙ．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０．
［８］张京祥，陈 浩．中国的压缩城市化环境与规
划应对［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０，（６）：１０－２１．
［９］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
［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３）：２９－５５．
［１０］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ｏｊａ．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１１］Ｄａｖｉｅｓ Ｂ 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１９６８．
［１２］Ｈａｒｖｅｙ 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１９７３．
［１３］Ｙａｎｇ Ｙ， Ｃｈａｎｇ Ｃ．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 Ｔａｉｐｉｎｇｑｉａｏ
Ａｒｅａ［Ｊ］．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９）： １ ８０９－
１ ８２６．
［１４］林毅夫，蔡 ，李 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
战略与经济改革［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５］李阿萌，张京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
化研究评述及展望［Ｊ］．规划师，２０１２，（１１）：
５－１１．
［１６］施国庆，盛广恒，蔡依平．城市房屋拆迁补偿
制度的缺陷［Ｊ］．城市问题，２００４，（４）：４８－５１．
［１７］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译． 网络
社会的崛起［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８］张京祥，邓化媛．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
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Ｊ］．
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０９，（１）：４３－４７．
［１９］易千枫，张京祥，杨介榜．对我国城市经营型
旧城改建实践的思考—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Ｊ］．规划师，２００８，（４）：５９－６３．
［２０］哈维著，黄煜文译．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
都的诞生［Ｍ］．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１］列菲弗尔著，李 春译．空间与政治［Ｍ］．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