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散文作品 迟子建 散文 的特点在于生活化，文笔细腻，情感真实。善于描绘自然风光，也擅长刻画 人物和叙述事件，能够把一些生活小事描写得细腻感人，或者发人深省，表达出 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迟子建的散文作品， 希望对您有所 帮助！ 散文一：雪山的长夜 午夜失眠，索性起床望窗外的风景。 以往赏夜景， 都不是在冬季。 春夜， 我曾望过被月光朗照得荧光闪闪的春水； 夏夜，我望过一叠又一叠的青山在暗夜中呈现的黝蓝的剪影；秋夜，曾见过河岸 的柳树在月光中被风吹得狂舞的姿态。只有冬季，我记不起在夜晚看过风景。也 难怪，春夏秋三季，窗户能够打开，所以春夜望春水时，能听见鸟的呜叫：夏夜 看青山的剪影时，能闻到堤坝下盛开的野花的芳香；秋夜看风中的柳树时，发丝 能直接感受到月光的爱抚， 那月光仿佛要做我的一绺头发， 从我的头顶倾泻而下， 柔顺光亮极了。 而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季， 窗口就像哑巴一样暮气沉沉地紧闲着嘴， 窗外除了低沉的云气和白茫茫的雪之外，似乎就再没什么可看的了了。 雪山东侧的那簇灯火先自消失了。 是凌晨一时许了， 想必挖沙人已停止了夜 战，歇息去了，而南侧的那簇灯火仍如白莲一样盛开着。我盯着那灯火，就像注 视着挚爱的人的眼睛一样， 以往归乡， 我在小路上散步总是有爱人陪伴。 夏季时， 我走着走着要停下脚步， 不是发现野粟子了， 就是被姹紫嫣红的野花给吸引住了。 我采了野果， 会立刻丢进嘴里。 爱人笑我、 是个“野丫头”。 有时蚊子闹得凶狂， 我就顺手在路边折一根柳枝，用它驱赶蚊子。而折柳枝时，手指会弥漫着柳枝碧 绿而清香的汁液。那时我觉得所有的风景都是那么优美．恬静，给人一种甜蜜、 温馨的感觉。可自从爱人因车祸而永久地离开了我，我再望风景时，那种温暖和 诗意的感觉已荡然无存。 当我孤独一人走在小路上时， 我是多么想问一问故乡的 路啊： 你为什么不动声色地化成了一条绳索， 在我毫无知觉的时候扼住了他的咽 喉？你为什么在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化成了一支毒剑， 射中了我爱人的那颗年轻 的心？青山不语，河水亦无言，大自然容颜依旧，只是我的心已苍凉如秋水。以 往我是多么贪恋于窗外的好山好水，可我现在似乎连看风景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很庆幸在这个失眠的冬夜里，又能坦然面对窗外的风景了。凌晨两点多，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6浅析地域性特色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以迟子建小说为例 吕天竹 【摘 要】迟子建在其20多年的丰厚创作中，多变的题材中，始终贯穿着对美丽富饶雄奇的东北“北极村”“白银那”特有的自然景观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中，能充分体现这种故土的痴恋，蕴涵着执着的乡村地域气息,以及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和东北独有的风俗文化勾勒的主线，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表达出她对人性的关怀，对特殊人群的关注，富有对环境和文化思考的意义。在当代女性作家中极具个性，她的创作态度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文学评论者。【关键词】迟子建；地域文化；黑土民俗；特色 迟子建的作品始终蕴涵着浓厚的故乡地域气息,在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创造出了一种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迟子建式”的美学品格,把中国东北边疆的凉意和美带给读者，她始终面对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热衷描绘在自然景观上，在其表现的作品中，地理环境和自然景观是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基点，迟子建在回忆起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提到：“我写得最多的是自然景色和观察日记”，翻开迟子建的作品，白夜、极光等东北和北极村独有的事物映入眼帘，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故乡给了迟子建这样的一双眼睛”，世界的丰富融入进了她的眼睛，她的心又是那样的热爱和眷恋着家乡。在她的笔下又是那样的动人，将大自然的美景汇入她的作品中，将一个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与作品的表达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东北地区是中国一个富有特色的区域，有着独特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多少数民族例如鄂温克、鄂伦春等都在这里生息，历史上面著名的“闯关东”，俄罗斯和日本在不同时期的侵略，使得不同民族和文化在东北地区交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原因，也使得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开放性的特点，而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势必会反映到该地区的人文景观当中。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对东北民风民俗的描写，例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民间禁忌信仰等，在《秧歌》中，描写了正月十五看秧歌、看冰灯等民俗活动；在《逝川》中，描绘了鱼汛；在《清水洗尘》中又介绍了过春节前的洗尘风俗；在《腊月宰猪》中，描绘了年前人们忙忙碌碌过年的场景，以及齐二嫂的葬礼铺陈；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伪满洲国》中，还不得不提到跳神活动，她所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萨满，人们对萨满信任和敬重，并且萨满也确实具有这样的神奇。她通过一个个故事追忆淳朴的乡村生活，同时也含蓄地批评了现代文明的阴暗。其次就是在迟子建的语言上，同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迟子建有着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 具有很多特点，例如可以对细节方便进行细致的描述，对语言的修辞能力，以及可以做到现代与古典的结合，例如在《秧歌》《旧时代的磨房》等文章中就可以体现出来，这一点与张爱玲的语言非常的相似，至少在作品的整体格调和语言风格上，有时难以让人辨认出来，地域文化特征的表现例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大固其固”“白银那”“黑瞎子”“大楂子粥”“木刻楞房”等少数民族对某些事物的特有的称呼，都体现在了迟子建的作品当中。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古典文学色彩。这些语言的描写也使得迟子建的作品有了其特有的地域文化格调。并且迟子建小说的比喻，往往喻体也是东北地区所特有的事物，比如在《秧歌》中，把有雪的灯盏路比作雪屋子；《逝川》里又把健壮的渔妇们比作黑桦树等；在迟子建小说中俯首皆是。影响着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活动。迟子建的小说，蕴涵着执着的乡村地域气息,作品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成为了迟子建小说成功的根源，迷人的语言，将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融入文字中，将朴素的生活场景和地方特色浸入文章，构成小说的乡土文化，他的语言变现的是极具地域性的乡土，表达的确实乡土精神。语言的魅力将地域文化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受到人们的广泛阅读传颂，就像顾城所说的那样：“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迟子建就通过自己的眼睛，将地域性这一特色写进文章，让世界的人们感受到中国地域的博大精深，这似乎也正证明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参考文献：[1]迟子建.伪满洲国[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M ].北京:文艺出版社,2004.[3]张洪德.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三元构架[J].当代文坛,1996,(03).[4]刘传霞.温情就是力量——论迟子建的人性观[J].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作者简介：吕天竹，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1
浅议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问题 摘要：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小说风格温暖平和、清秀雅致。儿童视角是汪曾祺进行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视角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也令他的作品具有别样的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儿童视角真善美 汪曾祺在新时期初期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开始了自己文学的复活之旅，他的作品以清新自然纯朴而广受欢迎，更以温暖美好的氛围给人们带去了生活美好的希望。这种美好与汪曾祺叙述的视角密不可分，尤其是儿童视角。 一、儿童视角的选择 在叙事学视野中，“视角”或“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最早把小说视为自足的艺术有机体，从而将注意力从以往对作品的道德目的转向了小说技巧，尤其是“人物有限视角”或“限知视角”。美国新批评家珀西·卢伯克表示：小说之所以会有复杂的表达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视角问题，并出版了第一本系统阐述叙述角度的著作《小说技法》。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叙事视角成为评论界的一大热门话题。不同的视角会赋予作品不同的美感，同时也可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 童年经验在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1］。童年时代的记忆和经历甚至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倾向和意图。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写作，童年视角出现的时间短暂，在《羊舍一夕》、《黄油烙饼》、《受戒》、《大淖记事》、《虐猫》等作品中出现，至晚年写作呈成熟趋势后就较少出现，因此，儿童视角对研究汪曾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汪曾祺从小在人情味十足的士大夫文化中成长，其家庭氛围是典型的书生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汪曾祺深深地沉湎于孩提童趣之中的情况，因为孩提时的一切对其而言不仅仅是哺育他成长的乳汁，更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他没有显赫的政治资本值得炫耀，也没有一度蒙垢却终于洗清的名誉值得“恢复”。一生动荡的岁月令这个文弱书生无所适从，也只有生命起初的美好可以让汪曾祺寻找到安宁。汪曾祺把“不失赤子之心”作为孔孟的核心，那是一种纯真、神圣的感情，用永不消失的童心真诚地面对世界，从而构造出充满诗情的田园牧歌般的意境。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 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 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 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第九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流派。他们多以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党历史上出现的极左路线为叙事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文革结束后，思想上、文化上自由空气的恢复，是启蒙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知青文学是一个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文学史概念，它从文革后期开始出现（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作家还在以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韩少功的《暗示》、《日夜书》等。 一、伤痕文学 （一）概念 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二）主要分类 1.揭露文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践踏。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2.揭露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毒害。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3. 表现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运动斗争。 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 4. 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受难故事。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等。 5.长篇小说 古华《芙蓉镇》，戴厚英《人啊，人！》等。 （三）评价 1：启蒙的意义、疗救的作用 伤痕小说是在启蒙主义思想下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思想主线，它最大的功绩在于将文革的错误与悲剧性灾难暴露给人看，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2：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伤痕小说紧贴社会现实，恢复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敢于直面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批判勇气和精神，有力地扭转了文革期间“瞒和骗”的文学。 3：艺术成就相对不高 由于情绪过于激烈，作家缺乏必要的文学准备，作品大多采取情感宣泄式的创作模式，笔调粗砺，语言缺少锤炼，只重视问题的提出（与五四问题小说同），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叙述方式过于单一。 二、反思文学 （一）概念 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文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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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前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晨钟响彻黄昏》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热鸟》 明天出版社 1998 年 《伪满洲国》 作家出版社 2000 年 《额尔古纳河右岸》 《树下》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越过云层的晴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树下 《花城》 1991/6 晨钟响彻黄昏 《小说家》 1994/5 热鸟 《白花洲》 1997/4 满洲国 《钟山》 2000/3-4 越过云层的晴朗 《钟山》 2003/2 《额尔古纳河右岸》 《收获》杂志 2005.6 期 文集 《迟子建文集》(4 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翻译作品 《秧歌》 (小说集 法文版) Bleu De Chine 出版社 1998 年 《磨坊》 (小说集 法文版) Blue De Chine 出版社 2002 年 《满洲国物语》(长篇小说 日文版 上、下卷)日本河出书房新社 2003 年 短篇小说
那丢失的…… 《北方文学 》 1985/1 沉睡的大固其固 《北方文学》 1985/3 旧土地 《北方文学》 1986/1 没有月亮的抱月湾 《小说林》 1986/2 在低洼处 《小说林》 1986/4 小说三篇 《北方文学》 1986/9 初升 《作家》 1986/2 吉亚大叔和他的墓场《北方文学》 1986/11 傻子轶闻 《北大荒文学》1987/3 柳阿婆的故事 《福建文学》 1987/6 白雪国里的香枕 《作家》 1987/3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曾用笔名君西等。在开封读中学，喜爱评话，爱好文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作救亡宣传。翌年以芦焚为笔名（英文“暴徒”的音译）在《北斗》《文学月报》杂志发表小说《请愿正篇》，《情愿外篇》。1932年与汪金丁、徐盈创办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1937年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获《大公报》文艺奖。 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和巴金、卞之琳结谊。写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6年发现有人冒用芦焚笔名，改以师陀为笔名，发表《果园城记》。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后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等，颇得好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历史无情》。散文集；《黄花苔》,《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山川﹑历史、人物》。
果园城记 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短篇, 勾勒了上世纪初到抗战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原乡城的图景，基调滞重隐痛，沉郁感怀，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看似和谐宁静。实则衰落逝去的小城人生。 一、果园城 二、“鬼爷”（城主）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油三妹)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梁晓声所创作的知青小说无疑是独特的：他把“悲壮”与“崇高”带给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闪耀着的“英雄主义”的光芒。一为了能更好地探讨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我们不妨先对知青小说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明确梁晓声在知青小说中的特殊位置，找准其在知青文学中的座标。“知青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它的特殊性不仅和“文革”相关联，还和60年代末期将数百万知青投入农村这一历史事件相联系。那时，知青们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奔赴农村，实行自觉的“改造”。但他们于生活的底层一次又一次目睹和遭受“苦难”的袭击，他们终于发现现实欺骗、嘲弄了他们。当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于是，反映知青生活表达知青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的文学应运而生。在“知青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知青小说。引领知青小说潮头的是以卢新华的《伤痕》和竹林的《生活的路》为代表的知青“伤痕小说”。我们发现，文本中充满了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在这里，知青们美好的青春、信念被一点点埋葬，心灵被一段段扭曲。这类小说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有回首往事的悔恨与悲哀。可以这样说，知青“伤痕小说”唱出了那代知青的人生“悲歌”，它燃烧着满腔的愤怒与沮咒。知青们心灵的创伤、积压的情感，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以一吐为快的决堤气势冲向社会，它的每一声带血的呼喊，都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有力控诉和批判。当伤痕的情感潮流决堤般地渲泄之后，知青小说便走上了理性的河岸，开始了艰难的“反思”历程。知青“反思小说”的源头之作当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是一部以爱情与理想的乞求为线索，表现一代知青崇尚科学理性的思想特点的小说。孤傲的气质、坦诚的情感、深刻的思辩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当时较为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此时的“反思”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那时生活的留恋、迷惘，暗示一种情感的较为理性的回归；有的则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对知青生活进行深刻的观照，或写知青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弱点（如，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或借知青生活追寻理想的文化人格（如阿成的《棋王》）。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发生“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对生活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并且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赤诚与顽强，也最具代表性，他用他的笔为知青一代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而“英雄主义”则是这座丰碑永远的魂。二梁晓声有过七年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这为他创作知青小说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刘再复曾说过：“事实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敏感圈’，作家在自己的‘敏感圈’中，有自己独特的素材积累、情感积累，有自己的心灵体味过的许多动人的东西。作家在这个敏感圈中，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文学研究WENXUE Y ANJIUdernohinesecM32IANDAIXUWENY2005.11他能听懂这个敏感圈中独特的语言，能感知这个圈内各种情感的微妙差别和变异。”可以这样说，七年的“知青生活”就是梁晓声的生活“敏感圈”。他的小说，如《白桦林作证》、《北大荒纪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等，皆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以辽阔、苍凉的北大荒和北大荒人为基本素材，虽然也写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谱写了一曲豪迈悲壮的知青交响乐，在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在“知青”小说创作中，梁晓声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不再去诉说“文革”中所遭受的不幸，也不再去表现“知青”返城后对农村的怀念、对土地的眷恋或在新情况下的迷惘和追求，而以充沛的激情和非凡的豪情，去歌颂和礼赞那一代“知青”的英雄主义——悲壮的英雄主义，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绪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1572058.html, 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研究述评 作者：刘玉梅 来源：《世界家苑》2018年第05期 摘要：孙犁是跨越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人们对孙犁小说的研究在具体创作风格上有“诗化”“散文化”的评价，且偏于“诗化”的分析，而对散文化的特点论述不多，即使有所表述也是基于小说文本的精细推敲，对除文本以外作家缘何形成这种散文化风格缺少必要的追问。而本文联系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文人脾性等对孙犁小说散文化特点进行简要地述评。 关键词：孙犁；小说；散文化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创作有着“散”的一脉。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废名的田园牧歌小说，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小说，师陀的果园城回忆小说，萧红的追忆家园小说以及汪曾祺的文人雅士小说等都充溢着作家独特的散文化特点。其中，孙犁的小说也始终以独特的“诗化”、“散文化”久负盛名。一直以来，关于孙犁小说呈现出的诗歌般的意境，散文式的笔调，人们更乐于研究前者，而对于后者则着墨不多，或者干脆将“诗化”和“散文化”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纵观孙犁整体的小说创作，我们已能认识到，孙犁的小说，整体更符合散文化小说的气质。在孙犁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对孙犁小说风格特点丰富而准确的把握仍很有价值与意义。 一、囿于文本分析下的散文化特点表述 曹书文在其《试析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中认为，孙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用一种主观色彩较深的散文笔法写人叙事、状物写景，淡化情节，不讲究篇章结构，自觉地追求文学的真，重在感情的抒发。温江斌在其《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中认为，孙犁小说描摹朦胧、隽秀的环境以追求诗的意境；描绘生活的片段、侧面或场景以淡化情节；运用朴素典雅、含蓄凝练的散文语言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景和和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以上研究不外乎从孙犁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人物形象、情感等出发，不同的语言描述，得出的都是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结论。正如杨义概括地，所谓散文化小说，既是“情节的淡化，人物的虚化，结构的自由随意化”。这些评论，深入细致而又准确生动地分析了孙犁小说的独特因素，论证了孙犁小说独特存在的原因。不过，以上研究资料都是囿于文本的细腻分析，创作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取向，或论及创作手法及浪漫主义色彩，着重分析的是作者小说所具有的散文化倾向，而对作者缘何形成这种风格倾向没有论述。不过有的研究者不仅深入把握了小说文本的特质，还论及了作家散文化风格形成的原因。 二、出于文本之外的散文化研究
中考热点作家迟子建作品 迟子建作品是中考热点，那么她的作品主要有哪些呢? 作家档案： 迟子建，中国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黑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她的作品多以山村生活为题材，感情细腻又不乏豪爽之气，从不矫揉造作。创作风格朴实大方，文笔简练而流畅，不张扬，不拖泥带水。她常常借物喻人，借助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对人与社会的诠释视角独特，给读者许多有益的人生启迪。 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她还曾多次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获过庄重文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各种奖项。她的散文《灯祭》被选入语文教材。 枕边的夜莺 我喜欢躺着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二十多年了，从枕边掠过的书，自然是少不了的。 十七八岁，我读师专的时候，开始了真正的读书。每到寒暑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至于读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夏天时，闻够了墨香，我会敞开窗子，嗅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冬天时，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拉拉响，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拉拉响。疲倦的时候，我会撇下书，趴在窗台看风景。窗外的园田被雪花装点得一片洁白，像是老天铺下
来的一张纸。 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花瓣。花托只有一个，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有的花瓣可以当作标本，作为永久的珍藏;有的则因着庸常，随着风雨化作泥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那就是古诗词。夜晚，读几首喜欢的诗词，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入睡时心里暖暖的。 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辛弃疾。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稼轩集》便是百读不厌的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苏轼、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温庭筠、黄庭坚、范仲淹，也都令我喜爱。有的时候，读到动心处，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好像不经过如此咀嚼，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食粮似的。 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就是曹植了。因为爱极了他的《洛神赋》，我一出生，父亲就把子建的名字给了我。长大成人后，我不止一次读过《洛神赋》，总觉得它的辞藻过于华丽，浓艳得有点让人眼晕。直到前几年，我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再读《洛神赋》，读出了一种朴素而凄清的美!洛水上的神仙宓妃，惊鸿一现，顷刻间就化作烟波了。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恨人神之道殊兮，这才是曹植最想表达的。他以短短一曲《洛神赋》，写出了爱情的短暂、圣洁、美好，写出了世事的无常。我真的没有想到，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