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探索及挫折
胡晓地池蕾
（本文为《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子课题，全文共四万二千余字。）（母课题之章目如下:）
一、政治文明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产生
三、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影响
四、英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五、苏联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试错
六、清末拖延政治体制改革及后果
七、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挫折
八、延安整风与1949年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
九、中共在延安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呼唤
十、近六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十一、英国政治文明在香港的实践
十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宪政社会主义
十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十四、深圳在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上篇清末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后果
第一节清末君主立宪的预备
一、预备立宪的提出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让国人反省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这年郑观应提出“开国会，定宪法”，成为在中国提倡君主立宪的第一人。1举国上下要求变革的呼声激发了光绪皇帝在1898（戊戌）年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但“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的政变而告终。对于慈禧的训政，国人多有异议，
1899年9月上海有报纸发表社论，敦促“老佛爷”还政于光绪，而慈禧却于当年（己亥）腊月廿四令光绪诏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嗣同治，为下步光绪禅位作准备，史称“己亥建储”。这引发全国更大的反对声浪，各国公使拒绝入贺。为此载漪等唆使慈禧“抚（义和）团灭洋”，引来“八国联军”，闯下大祸，只得以签订创赔款新高的《辛丑条约》来了结。
签约之前，西逃中的慈禧愧于自己的鲁莽给国家带来劫难，2发出变法的谕旨，要改弦更张，学“西学之本源”。3但她的新政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只是把后者要做的事延后数年才做，4而庚子赔款后国家元气大伤，改革的物质基础已大不如前。这正好应了那句古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让慈禧难堪的是，“百日维新”中的康、梁，这次又冲在了前头。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首次详尽阐述了君主立宪的具体主张，指出“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文章以日本为例，阐明立宪的具体步骤，成为后来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指导文献。5次年康有为以数百万华侨的名义上书慈禧，“伏乞下诏立定宪法，以垂后世，立与民权以保国祚”，6这一举动也开创了中国民间要求立宪的先河。
1905年日俄战争，专制的俄国败给立宪的日本。受此刺激，中国的立宪运动走向高潮，也让慈禧明白局限于既有体制中的“新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尝试作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是年7月16日清廷发布谕旨，要派人“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7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成为中国迈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起点。与此同时，政府令奉天和直隶试办地方自治，为预备立宪作准备。
出洋作政治考察的五位大臣，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分两路看了十四个国家，最后倾向于仿照日本开明专制的方法进行预备立宪。8五大臣之一的皇族成员载泽向慈禧宣称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打消了她的疑虑。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以“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作为立宪的指导思想，9中国从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
二、预备立宪事务的实施
清廷首先做的是官制改革。改革从分权定限、分职专任入手，逐步确立起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这一改革使中国的行政体制向三权分立过渡，行政管理向科层化和职能专业化转变，行政人员的
1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6页。
2张海鹏：“革命，共和，是推动辛亥革命发生的动力”，《南方周末》2011年10月6日第11版。
3【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4601页。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05页。
5《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05-408页。
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3页。
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1页。
8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25-230页。
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44页。周叶中、江国华：《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32页。
整体知识结构开始趋向现代化，而行政与司法分离，是首次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的前提。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有学者评论《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只是“皇权的宪法式表达”，但皇帝的权力从此要由宪法加以确认，权力来源从过去的“奉天承运”变成“依法而治”。10“宪纲”的历史意义犹如规定了“王在法下”的英国《大宪章》，它让皇帝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命令改废法律，也不能以诏令更改案件的审判。该“宪纲”有关民权部分的认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民权给予有限度的、有条件的确认。
清室自诩《钦定宪法大纲》“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符合“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宗旨。11宪法的至高无上性开始为各级官员所接受。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就宣称：“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12这在一个讲了几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理论上讲，不再承认君主独享立法权，改变了过去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皇帝一身的情况，其实质是使君权从“神授”变为“人授”。13
从《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来看，清廷对有关立宪各项事务的完成时间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关系到自己核心权力的尽量放到最后，而对那些不会危及权力中枢的事务就要求很急。比如对省咨议局的设立，要求“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限一年内一律办齐”。再比如，教育改革要使“人民识字义者”在1914年达到1/100，1915年达到1/50，1916年更高达1/20。14速度之快，恐怕超过了五十年后的“大跃进”。
立宪预备期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代议制。到1909年10月14日，新疆以外的各省均如期成立了咨议局。各省咨议局议员数按该省所取学额的5%确定。选举分初选和复选两轮，先由30岁以上男性有产者选出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出议员。前者为直接选举，后者为间接选举。咨议局的成立削弱了地方官员的专制权力，打破了专制时代政治决策的神秘性，国民从此开始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中国政治民主化迈出了最具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对他所看到的省咨议局运作给予高度肯定。15
清政府在实施地方代议制同时推进地方自治的发展。1909年初，清廷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列出了属于地方自治范围内的八项事务。16地方事务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可以在关注自己切身利益的同时，培养参政兴趣，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有助于中国从传统的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的市民社会。原规划到1914年建立各级自治，1911年初清政府要求提前二年完成。
如果按照“清单”规划来衡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程，清廷也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不存在故意拖延的问题。只是国内外的形势不容许它这么一步步按规划蓝图行事；另一方面，预备立宪的过程也是政府逐步还权于民的过程，这与实施立宪准备所需要的政府牢牢掌握全局是矛盾的。由于清政府不能有效地掌握全局，再加上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沦为这场改革的殉葬者。
三、围绕立宪预备期长短的斗争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行刺巡抚恩铭，这与二年前的革命党人吴樾以自杀式炸弹阻挠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一样，都是要反对君主立宪而代之以推翻清廷。在这种情势下，加速立宪就成为清廷摆脱革命党人威胁的唯一出路。清室中的“铁帽子王”之一，也是民政
10王人博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24-125页。
1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7页。
12《东方杂志》临时增刊之《宪政初纲》：“庆邸先言：今读泽公及戴端两大臣折，历陈各国宪政之善，力言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既同享权利，即各尽义务。”https://www.doczj.com/doc/2010776438.html,/a/history/200705/1471.html。
13《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390页。
1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1-67、684、66-67页。
15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沪版），1986年11月版，第641-643页。
1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28-729页。
部尚书的善耆就说：“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良政，别无他法”。17另一方面，随着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中国可以说已经进入了“预备立宪”与“预备革命”赛跑的阶段。18为争取更大的民意支持，“徐刺恩案”发生两天后，清廷的谕令明示“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普通民众也可贡献自己的意见，间接地承认了国民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随后，各种立宪团体更加活跃，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加入强化了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和物质保证。
落实人民参政权的最重要举措便是召开国会。按杨度的理解，召开国会与制宪、建立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的核心内容，而国会又是重中之重，有国会才能定出好宪法，才能监督政府，让其负责。因此，召开国会是唯一的救国方法。杨度批驳了那种认为人民程度不够不宜开国会的论点，指出人民要在立宪中慢慢提高自己的程度，增长参政议政的能力，不开国会而指望人民能够提高便是本末颠倒。
到了1907年下半年，连稳健的梁启超也有立即召开立宪国会的想法。针对那种认为民智不开，不可即开国会的说法，梁指出中国人的程度虽低于西方人，但中国政府的程度也同样低于西方政府，那么以低下的人民去监督低下的政府也是可以的。19
杨度所在的宪政讲习会于1907年9月25日上京和平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湖南各界也在杨的带领下于11月和次年3月发动了两次国会请愿。此后各地上书络绎不绝，要求尽快召开国会。梁启超的政闻社就致电宪政编译馆（当时的“体改办”）：“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20最后，清廷于1908年8月27日批准仿照日本九年（明治十四到廿二）立宪的计划，即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前后为期九年。
设定九年立宪，既有正当理由，也不是全然没有延宕的意思。就后者而言，慈禧此时将近73周岁，她预估自己是活不到九年后的了，求得眼下的太平可能正是她此时的心态。21果然，78天后，11月14、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崩殂，强人政治随之终结。
小皇帝溥仪之父、也是光绪异母弟的摄政王载沣要想在这九年不出乱子，就只有依靠军队了。他本来就有恃武的心理，载沣当年为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赴德向德皇谢罪，问及德皇室何以如此有威势，威廉皇帝教之以抓兵权。22由此看来，相信“枪杆子保政权”是专制者的共识。载沣上台首先想到的便是任用亲贵掌握兵权。雍正皇帝定下皇族亲贵不得出任政府要职的规矩，本已成为清朝的祖制。直到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入值军机处，才打破这一规矩，而大量任用亲贵执掌国家要职也是慈禧晚年的事了，这一点从她对“丁未政潮”的处理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载沣无疑承接了“老佛爷”的这一思路，为后来出现的“皇族内阁”埋下了伏笔。
从1909年下半年开始，加快立宪的各项准备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要求‘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23在这种气氛下，爆发了立宪派所领导的、各咨议局担当先锋的四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活动。
第一次请愿的酝酿由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他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速开国会，并请苏州巡抚瑞澂串联各省督抚呈请尽速组织责任内阁。此次请愿，知识分子热情最高，长沙教员徐特立断指为请愿送行。1910年1月16日各省请愿代表在京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后即1911年召开国会。两周后，政府的回答是“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见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24与此同时，天津总商会发起在全国募捐还
17【澳】雪珥：《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79页。
18《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10-211页。
19《梁启超全集》，第2274-2275页。
20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2月版，第126页。
21《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第119页。
22《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51页。
23《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第53页。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41页。
外债的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如果这两个团体能合并，声势会更大；而从纾缓国家财政拮据的角度去请愿，是有可能让清廷动心的。25
西方议会制度的发展与政府需通过税收筹款密不可分，纳税义务与参政议政的权利相挂钩，有所谓“无代表权则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在第二次请愿中，负担大量税额的广大中下层商民成为知识分子之外的另一股生力军。这次请愿书告诫政府“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26暗示这样下去人民会有不法举动。但清廷仍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时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来回绝，还要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27至6月27日历时五个月的第二次请愿又告失败。
这之后，政府禁止报刊发表有关请愿的消息及评论，还让密探监视请愿代表的行动。即便如此，民政部还是批准了成立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的立案申请，理由是“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28这说明当时的某些开明官员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法治意识，并非一味看上面的眼色行事。
慈禧离世两天后，清廷高层人事变动，开明人士入值军机，让人看到再次请愿成功的希望。随后，日本吞并朝鲜也激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10月3日正式开始第三次请愿，有热血青年以自残流血的方式表示要“血购国会”。请愿书强调“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代表们决心不开国会，各省咨议局就不承认新租税。直隶教育会代表温世霖提出发动群众参加请愿。从直隶开始，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开始成为群众性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宪政理念传播到几乎所有识字的阶层，也是国人首次以合法的手段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与民间的诉求相呼应，是月下旬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的相关议案及折稿，十九位督抚也联名要求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表达对亲贵把持朝政的不满，这篇奏稿也被称为“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在上下各方的压力下，11月4日载沣对人民的请愿作出让步，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29
这之后的第四次请愿，因立宪派分化，声势已大不如前。第三次请愿中的激进苗头却得到进一步释放，清廷也不再宽容，将提出发动群众并领导天津学生罢课的温世霖逮捕并流放新疆，武力押回上京请愿代表。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使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认为政府在搞假立宪，而有转向革命派阵营之势。
国会请愿运动是中国政治史上首次以和平方式对抗皇权专制制度。它使宪政知识在中国民众尤其是识字阶层中得到普及，唤醒了国人的参政议政意识。正因为清廷对请愿的漠视，而使自己站到了国民的对立面，遭受全国舆论的挞伐，使民意开始同情革命党人的激进做法，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30这无疑加快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四、资政院对皇权的冲击
按预备立宪的步骤，资政院作为临时过渡性的立法机关于1910年10月3日开院。立宪政体从本质上讲是要尊重民权，拓展政权的阶级基础。事实上，资政院的建立使立宪派在中央层级有了合法活动的场所。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一开始资政院的运作就具有异乎寻常的透明度：开会时中外记者和普通民众可以旁听，议员的全部发言随后都登在报刊上。31它虽然只是一个国会的雏形，但在尊重
25《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11-212页。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32页。
2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45页。
28《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34页。
29《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35-247页。
30《梁启超全集》，第1666页。
31《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266、297页。
人民知情权上无疑让后来的各类立法机关汗颜。
根据《资政院章程》所赋予的职权，资政院可以通过审查预算等方式监督政府，清廷也不能撇开它颁布新法令，而资政院的表现也说明它完全不是“橡皮图章”。开院不久即无异议通过请求次年召开国会案并具奏清廷，俟政府不予采纳仍宣布三年后开国会，有议员认为政府侵犯了资政院议决法律的权力，不符合立宪原则。
11月上旬，针对军机大臣将资政院具奏的案子交行政衙门察核，议员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侵权与蔑视，遂发起弹劾军机大臣案，期望以此建立起责任内阁。可摄政王的“朱谕”却明显偏袒军机大臣，议员们认为这种作法说明政府在搞假立宪，警告道：“人民愤政府之无可如何，必惹起暴动”，32进而要求载沣收回成命，并对政府的立宪诚意表示质疑。最后清廷只能技术性处理弹劾案，即对有关奏折留中不发而使之夭折。
值得一提的是，资政院成功地将1911年预算支出削减779万两，从赤字变成有346万两盈余。要知道，仅仅是三年之前的1908年，才在纽约市产生世界第一份议会对市政开支详加审查的现代预算案。33可见，清季中国对世界潮流的趋随是多么的及时。
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B·Disraeli）讲过“政党即意志的结合”。英国议会就是在某个重大议案的辩论中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持相同意见者便组成一个政党。这一情形在清末的中国也差点再现。1911年初，资政院议员曾就无夫女子与人通奸是否应定罪而争执不下，最后记名表决：认为有罪者用白票，反之用蓝票，相关的议员被人称为“白票党”和“蓝票党”。后来那些蓝票党便组成政学会。34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立宪派人士以“帝国统一党”的党名（后改名“宪友会”）成功在民政部注册。康有为极为高兴，指出：“民政部之许统一党注册也，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它结束了“数千年专制禁党之旧俗”。35
应当说，资政院作为中国民主议会的开端，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好的榜样。它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预备立宪，冲击数千年皇权专制。资政院的实践证明，中国同样可以进行平稳的、不流血的上层变革。
第二节暴力革命压倒君主立宪
一、暴力革命与君主立宪之争
在清末，为使专制的中国在政治上走出中世纪，大致有二个路径：一个是和平渐进的道路，属于梁启超为代表清末立宪派的主张，另一个暴力革命的道路则为孙中山同盟会这一革命派所青睐。36他们对清政府的态度也截然不同：立宪派只是要改变清廷的统治形式，建立议会制度，从清室分出一部分权力。而革命派则认为清廷腐败无能，只有推翻它才能建立民主政治。一个是要以和平方式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一个是要以暴力革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像美国人用武力赶走英国人那样，也用武力赶走“鞑虏”。有学者指出，前一路径更看重的是政体而非国体，国体可依传统来选择，而以革命的方式去改变国体，很可能引起天下大乱。简言之，要不要保留皇帝就成为立宪派和革命派最明显的区别。
1905年7月16日以清廷发布“出洋考察”的谕旨为标志，清政府开始了旨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多天后，即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完全不认同清政府的立宪改革。37中国从此开始了暴力革命与君主立宪这两条改变中国政治的不同道路之争。
32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8月版，第79页。
33《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292页。
34《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35-336页。
35《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15页。
36邵建：“清末的共和与立宪”，https://www.doczj.com/doc/2010776438.html,/webhouse/blog/item/ee3ab4111e4a776fcb80c457.html。
371910年6月国内立宪派发起的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东京的革命党人幸灾乐祸甚至开会庆祝。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63页。
革命派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并无多少期待。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发表演说，称这是清廷“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38而立宪派把革命派当作自己手中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筹码，因此，革命派的行动是在间接地推进预备立宪的进程。
革命派一定要推翻清政府，除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还在于其对宪政的误解，认为君主与宪政截然对立不能共存。其实，实施宪政并不以废除君主为必要条件，那些君主立宪国家，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或者说符号。反之，如果徒有宪政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便是没有君主的专制国家。在这一点，孟德斯鸠就认为共和国并一定带给人民自由，如果在那里“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就可以去“蹂躏全国”、“毁灭每一个公民”。如果“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39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血河漂杵般惨状，一直是那些反对革命的保守人士所经常提及的。康有为就说法国大革命是“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梁启超认定：“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40法国的勒庞就预言：“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41
专制社会是培育激进思潮的温床。专制愈甚、愈久，对专制的唾弃也愈强烈，以至于可以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去除既有的专制政权，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再差也比“今天”好。在清末，清廷如何应对来势凶猛的革命浪潮，关系到清王朝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路径。
二、从“皇族内阁”到保路运动
依照1911年1月17日新修正的立宪筹备方案，首先出台的是责任内阁（5月8日）。内阁名单令全国舆论大哗，十三名内阁成员汉四满九，皇族竟占七名，根本有背皇族不得亲政的君主立宪原则，甚至比清祖制的满汉各半还要不如。舆论认为“皇族内阁”的实质是要维持既有的特权利益，是变相的家天下。立宪派开始怀疑“朝廷于立宪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因而“使人民对于政府生希望断绝之感”。42
一个只向君主负责而不向议会负责的内阁，不是真正的责任内阁，也不可能令期盼宪政的国人满意。果不其然，新内阁一成立，它就做了三件让国人唾弃之事：一是副署了使全国铁路干线国有化的诏令，引发致使清朝灭亡的保路运动。二是拒绝了资政院召开临时会讨论借款问题的请求，恶化了府、院关系。当这些议员也离政府而去的时候，清王朝也真的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三是与四国银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则是向铁路干线国有化的诏令火上浇油，这让保路运动有了爱国主义的意义。不难看出，“皇族内阁”的设立成为清末政治文明演进受挫的转折点。
新成立的第二届咨议局联合会集结了全国立宪派主要力量。它看准了当前的政治症结在内阁，推翻皇族内阁就成为其中心议题。联合会第一次上书，奉劝皇室没有必要卷入政争的旋涡，呈文却被留中不发。他们接着第二次上书并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力图诉诸民意。7月5日清廷回应说议员们此举是侵夺君上大权。政府的蛮横逼得议员们要继续请愿，他们昭示天下：“自今以往，内阁因皇族而益固，于世界立宪国（之）外树一不可动摇之内阁，任政治之腐败，民生之困
3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325页。
3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版，第156-157页。
40《走向世界丛书》之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9月版，第314页。《梁启超全集》，第1470页。
41这段话原本在法国人勒庞所著的《革命心理学》第一编第一卷第三章中，但中文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3页）出版商可能顾虑它不为辛亥革命的主流评价所认同而删去。此处文字来自同一作者的另一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中译本之中译者序里的注释，见【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页注①。
4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78、577页。
轭，我人民惟当俯首帖耳，而不能一指摘一攻击，指摘内阁即指摘皇族也，攻击内阁即攻击皇族也，指摘攻击皇族即嫌于指摘攻击皇上也”。这份通告揭露了政府一边说立宪、一边抓住权力不放的心态，标志着立宪派人士对清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43
与联合会在中央的抗争遥相呼应，各省立宪派领导了当地的保路运动。5月14日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展开，但真正成为武昌首义导火索的却是四川保路运动。一开始，领导四川保路运动的省咨议局尽可能利用合法手段，采取文明斗争的方式。比如他们以光绪的上谕“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等作武器，恳请政府收回成命。清廷却令新任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厉镇压，赵诱捕了领导此次运动的蒲殿俊等九人，成都百姓蜂拥至督署要求放人，督署开枪致32人毙命，终于官逼民反。九月上旬清廷急令湖广总督瑞澂拨兵增援四川，武汉因此空虚，为次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事创造了条件。
过去强调保路运动的反帝爱国意义，其实当时立宪派更想做的是“借保路权，以张民权”。政府取消铁路商办实际是剥夺了人民固有权利，而募借国债也应由资政院议决，政府不交院议擅自决定属违法之举，与政府立宪的初衷完全相悖。可见，这次保路运动首要目的是“捍卫立宪政体，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立宪派也以立宪为武器发动群众，揭露政府偏离立宪、厉行专制的丑恶面目。44
另一方面，立宪运动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权利意识。署理川督赵尔丰哀叹：“自宣布立宪以来，外间官势日缩，民权日张，每议一事，权利之间，丝毫不肯退让，由来已非一日。此次川人皆以立宪国民，但能根据法律，不妨竭力以争”。45当时四川有五千万人，而川汉铁路涉及二千万人，他们人均以每日捐资一文作铁路投资。这些人决非下层人士，可以说大多是当时川人中的中产阶级。政府铁路国有化决策广泛地损害了百姓利益，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藉以争取政治权力的重要机遇。
最初的“和平争路”演化为后来的暴力冲突，不是完全没有征兆。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的两个多月前，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就愤愤对人说起：“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以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46到了四川保路运动遭开枪镇压，清政府已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清廷对立宪的诚意也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人民已经不再出自善意、基于良好愿望去推动政府的立宪进程。可以说，清末的预备立宪此时就已结束，它是以清王朝放不下对权力的眷恋、人民失去对清廷的耐心和信任而夭折。从此，中国关闭了拾级而上渐进达致宪政的大门，走上了一条“血与火”、代价高昂的政治文明变迁之路。
三、革命终于到来
在外人看来，载沣推行立宪也非毫无决心。比如1909年6月23日他开缺了上奏劝阻实行宪政的陕甘总督升允，47将贻误立宪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革职。但有学者认为，载沣这样做只是因为感到皇室和满人岌岌可危，“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因此，与其说热心于宪政，不如说是热心于皇族的集权。48这点在他开缺升允的前后，免去了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汉官职务，并试图以满人代之，就可看出端倪。张之洞认为此举“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坚持己见，张又说：“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有兵在”。事后张之洞只得叹息：“不意闻此亡国之音”。49
43《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31页。
44《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54-357页。
45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290页。
46《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08页。
47《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第50页。
48《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50页。
49吴剑杰，《张之洞的升迁之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1910年1月2日，第一次国会请愿代表还未到京，就有《时报》记者指出，政府的立宪诚意可通过政府对待请愿的态度来判断：“倘其果热心于宪政也，则立宪之原则以从多数国民意见为要，虽先朝谕旨已定九年开设国会之期限，而今则多数人民以为宜从缩短，则朝廷不能不体我们先皇帝‘庶政公诸舆论’之诏旨，而略事变通，此不易之定理也。倘其执持定见，不准代表所请，则必大拂民望，不啻揭其专制之心以昭示于天下”。50
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立宪派人士中也有人思考再次请愿不成怎么办。山西请愿代表渠本澄回去后就公开宣称：“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江苏代表沈漫云则感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次年便加入了同盟会。51
然而，革命真的到来多少还有一点戏剧性。1911年10月9日下午三时许，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引来巡捕，查抄到一名册，上列多名新军官兵（此时留在武汉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有三成）。俄方将名单移交给湖广总督府。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军心，而督府师爷张梅生却劝总督瑞澂按名捕人，瑞澂听张的意见，捕获32人，诛3人，引起军心骚动，翌日爆发武昌起义。52
四、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立宪派聚集的各省咨议局，其议员大多出身绅士阶级，家境富有，许多有传统的功名，有些曾在政府任职，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持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不会轻易参与激烈的革命运动，更看重渐进的、无损于其既得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度，传统士大夫被排斥到传统官僚体制的边缘之外，对朝廷的效忠随之崩解。士大夫出身的立宪派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寄望于立宪，立宪成功他们就能进入体制内，清室延误立宪就意味着挡住了他们向上攀缘的人生旅途，把他们逼向激进的一方。士大夫们何去何从，实取决于清廷的作为。
立宪派人士那么强调提前召开国会，除去个人利益的考量，还在于他们认为，召开国会可宣誓团结收拾人心，缓解列强试图瓜分中国所形成的压力，以国会昭大信也可以遏阻革命的势头；从监督政府角度，没有国会内阁就不能切实地负起责任，只能作为君主的工具；再就提升国民政治能力而言，国会也要比地方自治来得更快更容易。对于清政府缓开国会而搞其他立宪准备的举措，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分清轻重缓急，而有些举措没有取得实效也让人觉得政府是在敷衍，53这又令立宪派联想到朝鲜就是因为新政有名无实而为日本所亡。
立宪派与政府在制宪上的争论有两个：一是以何国宪法为蓝本，二是君主能否独享制宪权。在立宪派看来，日本的宪法开了钦定的恶例，在君权力与民权利的配置上，严重偏向前者，因而并不是个好宪法。立宪派所理解的立宪国就是国会有完全的立法权，否则便是专制国，或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
中国传统的法文化缺乏“主体权利”意识及“权利本位”观念。在清廷看来，宪法钦定，理所当然。“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此一定不易之理”。54在当时人眼中，清政府紧紧抱住《钦定宪法
https://www.doczj.com/doc/2010776438.html,/whpd/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992。
50《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341页。
51《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69、373页。
52《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第386页。另见https://www.doczj.com/doc/2010776438.html,/cul/2011/05-19/3052156.shtml。也有人说根
本没有搜到名册，这是革命党人的计策：“（农历八月）十九日晨，至工程营门前，坐一烤红薯摊贩处，俟工程营兵士出，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历数次，始获一人，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其人闻之，大为惊骇，亟问
名册是否搜去？梅因欲激动党人，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并谓：“武昌城关已闭，瑞澂
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势成瓮中捉鳖。”其人闻语，沉吟久之，曰：“吾将通知营中同志，迅速起事。”是晚，工程营遂首先发难，造成光辉历史”。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一个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51-52页。武汉新军中革命党人比例，见《随笔》2011年第6期，第73页。
53梁启超就认为“改官制有名无实”。见《梁启超全集》，第5951页。
54《光绪朝东华录》，第5977页。
大纲》，尤其是以“大权统于朝廷”来回绝请愿人士的诉求，《钦定宪法大纲》本身已经成为立宪运动的绊脚石。
四次国会请愿所累积的舆论效应对清廷伤害极大。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清政府对立面，清室的威信大为贬损，间接助长了革命运动。梁启超也喊出：“徒以现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55另一方面，请愿越是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56
尽管如此，除温世霖等个别人外，立宪派从总的讲，因其士大夫意识而难与群众结合，更多是想借重体制内人士。第三次请愿时十多位督抚以联奏相配合，就是由张謇去武昌会商瑞澂而发起的。但立宪派也非铁板一块。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相对温和，与政府走得更近一些，而孙洪伊（直隶）、汤化龙（湖北）、蒲殿俊（四川）和谭延闿（湖南）要激进些，始终给予政府很大的压力，梁启超的政闻社则相对折中。这些立场差异反映在他们的政治表现上：第三次请愿得到清廷提前三年开国会的承诺，江浙及贵州的立宪派鞭炮庆祝；而武昌枪响前后，最先倒向革命的又是激进的立宪派人士。在立宪派中少数同情革命的那部分人看来，清政府实在病得不轻，需要下猛药，而革命就是这帖猛药，它虽然有毒，但以毒攻毒或可以救得了这个国家。换言之，对清政府革命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始于立宪却终于革命，种瓜得豆，这是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所未曾想到的。但面对清廷大势已去，他们并没有选择与之殉葬，而是站在革命一边，努力利用所掌控的庶政方面权力，使这场革命不致对地方秩序造成太大的冲击。
武昌首义之日，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通电各省：“清廷无道，自召灭亡，……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竖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意在钳制汉人。强持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汤还照会各国驻汉口总领馆，请求严守中立，得到了英俄等五国的承诺。57他又会同新军推举的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咨议局，直陈清廷“违拂民意，靳（吝惜意）宪不予，人民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58正是由于全国立宪派纷纷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事，在自己所在省份宣布独立，才把这场提前到来的、有很大偶然性的革命推向高潮。59可以讲立宪派对最终推翻清王朝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革命党人。
清政府也看到了立宪派此时所具有的份量。武昌枪响后，清廷急急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目的都是要投立宪派所好，把立宪派作为最重要的统战对象。清室嫌这还不够，11月14日又直接向各省派遣宣慰使，为分化异己力量作最后的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士大夫传统上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改朝换代时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尽量减少流血，安定地方。立宪派在清季革命无可避免时，所想的也是如此。湖南的谭延闿在本省独立后，就反对杀戮清廷所委任的官员，他的原则是“但取政权，不杀官吏”。60但这种温情主义难为革命派所容忍，大势底定后，立宪派悉遭革命派排斥打击从而倒向袁世凯。
张謇在革命后一个多月的立场变化，最能反映出立宪派求社会安定的心态。起先（10月14日），他商请江宁将军铁良上奏朝廷“合力援鄂”并“速宣定宪法、开国会”。61两天后他替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拟写奏折，建议清室解散亲贵内阁，“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这时的张謇仍然在为君主立宪而不懈努力。其后不到一个月，张就弃君主立宪而拥护共和，因为形势的
55《梁启超全集》，第2394页。
56《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67页。
57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1、103页。
58《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76页。
59孙中山自己也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页。
60《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38、123页。
61《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659页。日记里用的是农历，这里已换为公历。
发展使他得出结论：“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之中”。62为了自圆其说，他讲君主立宪只适于民族血统单一的小国，而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大国还是搞共和较为有利。
正因为张謇变得太快，革命党就骂他是“墙头草”。实际上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万变不离其宗：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中国一定要有一个能使之安定的力量。如果清室有这个力量，他拥护清室；当清廷没有这个力量，他就要尽快去找到一个新的力量，为此放弃清廷也是正当的，而在他看来能担起这个重任的非袁世凯莫属，张甚至把袁看作中国的伊藤博文。
事实上，也正因为当时拥袁世凯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主流思想，清廷只有让袁来组阁。这时，张謇又向袁世凯献计，利用军人和各省咨议局逼请共和。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张謇教唆袁世凯利用军人干政，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恶例”。63至此，立宪派与袁世凯紧紧地捆在一起，这一结盟一直延续到1913年底袁解散国民党，兔死狗烹，这些旧立宪派此时已失去利用的价值而被袁抛弃。另一方面，因为或无法或无意紧跟激进的革命洪流，到北伐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清末的立宪派人士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所剩无几。
绅士出身的立宪派们受儒家教育熏陶，牢记孔夫子的教诲：不可“犯上作乱”！内心深处一直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他们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有了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意识，而请愿国会作为一种要求权力的运动，本质上是专制社会的异端运动。他们在宣传立宪的过程中，揭露现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打击了清政府威信，至少促使中下层国民越来越背离清廷。可以说，立宪运动不自觉地替革命党人刺激了社会革命的氛围。64反过来，这种氛围又改变了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更提高了革命成功的几率。
后来国民党攻击立宪派“抢先”宣布独立是搞投机，多少显出其试图包办革命的霸道心态。在他们看来，革命是自己的专利，夺清廷的权更是非我莫属。清末立宪的失败，客观上对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心理起到间接强化的作用。辛亥革命并没有根绝中国的专制制度，只是用一党独裁替代了君主专制。可以讲这是造成后来中国政治文明演进顿挫的重要原因。
五、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十九信条”
1911年6月26日，第二届资政院开会前，摄政王下令修改院章，但只让资政院正副总裁会同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参与。议员们认为这是对立法机关的蔑视，决心抗争。修改后的院章取消了资政院就其与内阁有异议事件的单独具奏权；要开临时会处理紧要事件，也须有特旨召集。行政干预立法的倾向日益明显，加深了议员与清廷的隔阂。
资政院每次登场都能吸引全国民众的眼球。上届开会巧遇第三次国会请愿，这届开幕前恰逢保路运动，议员们质疑赵尔丰处理四川保路风潮的所作所为。武昌新军揭竿而起后，议员们告诫政府：将盛宣怀、赵尔丰等革职只能治标，治本之策在组完全责任内阁、提前开国会、宪法交资政院协赞。他们还在为用真正的立宪来消解革命作最后的努力。
10月27日，清军第廿镇（相当于后来的师）统制（师长）张绍曾与其他将领电奏清廷仿行英国宪制，威胁说：“当此时局岌岌，亿众之向背，实为可虞，万一中途遄征，军心不固，大局益陷于不可收拾之地”。65果然，两天后山西的新军起义。北方军人的行动对清政府提前进入立宪，无疑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
30日，载沣连下四道上谕：一是罪己，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要从此“维新更始，实行宪政”；66二是解除党禁，赦免所有政治犯；三是尽速拟定宪法，交资政院审议；四是组织完全内阁且杜绝亲贵，并切实按宪政行事。
62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2-183页。
63《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73、176、162、180页。
64《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132页。
6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99页。
6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96页。
11月3日，载沣命袁世凯组新内阁。资政院以违宪为由迫使清室收回成命，而由议员无记名投票选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再交清政府任命。这样，资政院在以袁内阁取代“皇族内阁”的同时捍卫了重大人事更迭的法定程序。
此时的形势急转直下，清廷面对各方陈请，只能照单全收，要什么给什么。尤其在立宪问题上，清室的立场有了180度的转变，可谓一步到位：废弃原拟宪法草案，由资政院依英国君主立宪拟出新宪。为稳定人心，11月3日先行公告了新宪的基本精神：《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
“十九信条”的精神实质是一切权力归国会，君权限于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对内用兵要受国会制约，法律、人事、财政等方面皇帝无任何实权，基本是个英国式的“虚君”。在11月底之前，君主立宪的呼声仍然很高。梁启超在其《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中提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67在他看来，这种政体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杜内争而定民志”，“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帝而虚存之”，社会为此所要付出的牺牲远比法国大革命式改朝换代要低：“以区区之皇室费与照例尊崇之虚文易之，天下代价之廉莫过是也”。但梁也看到“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是因为清室无“分毫交让精神”、也未能“布诚以待吾民”、不知在“一年数月前”发布“十九条信条”，一直拖到“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68
至11月27日，资政院内只剩下30多位议员，那些不到会的议员用自己的行动宣告清政权大势已去，君主立宪已不再可能。
对于废除君主制的后果，当时就有资政院议员表示担忧：“恐君位一去，大乱斯起”。到了次年（1912）的1月16日，南方保证推举袁世凯为共和的总统，袁对维持清室不再有任何兴趣，这时国家已确定无疑将走向共和，“十九信条”也随之变成一张废纸。69
“十九信条”虽然只有447字，但它是“清代所曾颁布的唯一宪法，且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70因为是“第一个”，它不可避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第一，“十九信条”首先强调“皇权的不可侵犯”和“皇统的万世不易”，并不符合一般宪法的主旨。第二，“十九信条”混同了弹劾权与不信任投票权问题，也反映了草拟者的宪政理论素养还是有欠缺的。71第三，立宪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国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并在这种保障中提升一国的政治文明。或许是过于仓促，“十九信条”没有提到国民权利的保障，而只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就很难把它归入保障性宪法，更多属于名义性宪法。第四，在一个民众觉醒，对权力去魅化的时代，客观上要求清廷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制宪正好满足了其需要。然而功利地以制宪装点权力的合法性，或者说以“采用政治现代化的方式来守住一个传统社会”，72这离真正的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甚至是南辕北辙。最后，因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先天不足，当时的政治精英只能选择国家主义的立宪之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为中国其后的宪政发展预设了一个并非最优的“路径依赖”。
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宪政国家用数百年时间完成的政治文明演进，清末只用了十年时间就拿出这样的宪法文本，相比之下并不算慢，有种种缺陷也是很正常的。后人更应看到它在历史上具有下列开创性的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上对权力神性化的同时，是对政治的道德化，如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即所谓“德治”。如果假设统治者的“德”高于百姓，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6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第294页。
68《梁启超全集》，第2441-2442页。
69《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429-430页。
7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51页。
71《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486-487页。
72《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第134页。
风，必偃”，73那么逻辑上就不需要对权力作任何的约束。“十九信条”显然是破除了这一传统观念，首次以成文的形式从外部对传统的绝对皇权加以制约。
其次，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家”“国”不分。“家天下”的国家观念把有关国家统治权延续的最高领导人更迭，看作皇家私事，外人不得置喙。“十九信条”明定“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国家首脑的更迭不再是与公众无关的事而应受国民监督。就连皇室大典及其费用也要由国会议决，且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最后，正因为“十九信条”对君权施行了有效地弱化，而与日本的宪政模式大相径庭，有向英国模式靠拢的意味。英国议会的至高无上，以至英国人常说议会“除了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把男人变成女人外，在法律上什么都能做”。“十九信条”对国会的设计也多少体现了英国议会政治的“国会优位”的理念，国会明显在分立的三权中更为强势一些，虽然它还没有完全达到英国议会的地位，如没有明确规定内阁对国会的责任，只强调内阁总理个人对国会负责。
第三节对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反思
列宁说过：“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见，推翻专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74按照列宁的这一思想，如果能以和平的立宪方式迫使清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同样可以讲推翻了专制制度。换言之，推翻专制制度不一定非要采用暴力革命不可。
另一方面，不能以一国有无君主来判定其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英国仍有君主，但我们不能说英国还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换言之，推翻君主并非政治文明提升、社会进步的充要条件。尤其要强调的是，专制者拒绝放弃自己的绝对权力而被革命所推翻固然是咎由自取，那些以革命为名推翻专制者后自己取而代之，更是对革命的极大嘲讽。这样的革命不论它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充其量只能让那些个想公然复辟帝制的人成为过街老鼠，却难以从正面大幅推进政治的现代化。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就曾感叹：“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75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其实行开明政治的起点，同时也是其专制统治势力逐渐衰弱的始点。76在这种统治方式转换的时候，需要当权者以极大的诚意、与民意大致吻合的速度去完成转换。在以放权为核心的政改中，任何给人感觉诚心不足的举措、敷衍拖沓行动，很可能让改革的发起者沦为革命的对象。
如果要对清廷在预备立宪上作一个总体评价，可以说：它在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同时，也在关键问题上有所延误。一方面，因为有前者，我们要对预备立宪作基本的肯定，它既非完全劳而无功，更非过去所认为那样根本就是欺骗，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那一时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黄金十年”。77另一方面，因为有后者，预备立宪与其赖以成功的时代机遇失之交臂。
根本上讲，清廷搞立宪为的是维续其政权，是把宪政改革当作挽救其摇摇欲坠统治的一根救命稻草。“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78以此为基点的立宪完全有悖于现代宪政基本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及维护人的尊严，如果坚持把清室的政治利益置于宪政的内在价值之上，那就将注定这一宪政改革会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清廷在立宪上所采行的政治哲学实际是过去“洋务运动”所倡导的“中体西用”的翻版，那就是“富强为体、宪
73《论语·为政》、《论语·颜渊》。
74《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75《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02页。
76《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4页。
77《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第133页。
78《光绪朝东华录》，第5978页。
政为用”，79而没有宪政价值作基础的“富强”充其量只是“秦皇汉武”式的富强。
一国宪政能够达到的程度受文化积淀、思想启蒙等多种因素影响，是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不能寄望于创设一个完美的宪法就能实现突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0从这一点来看，清末预备立宪的文化底蕴明显不足。正因为根基不深，经不起风吹草动，武昌的一声枪响就让它迅速崩塌。
在具体战术上，清廷没有很好地因应环境的变化而贻误或错失了稍纵即失的历史机遇。“延误”一词在这里有多重含义。第一，表现在清廷对以君主立宪为旨归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动性不够，紧迫感不强。立宪的日本打败专制的俄国让国人看到专制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对清政府形成强大的立宪政改压力；而受到压力的一方明显没有感受到尽快纾缓这种压力的紧迫性，以农耕文明的慢节奏来回应国人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向往，以专制者的傲慢高估了已觉醒国人的忍耐力。
第二，表现为立宪的目标层级太低。我们知道，君权与民权是此消彼长关系。清室预备立宪的出发点是要维持既有权力，所以它确定以君权大、民权少的日本为仿行宪政的对象。清廷给出的冠冕堂皇理由是：日本与中国同洲同种同文，其立宪书籍文字易译，情理易通，其宪政措施能“借鉴返观，取则不远”。81殊不知道此时的中国已非当时的日本，不论是人民的觉悟、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政府手中的筹码等都难与彼时的日本相比。如果能尽早顺从民意，宣布改行英国的“虚君共和”模式，当不至于那么快就输掉所有筹码。
第三，“误”在不能及时吸纳社会上立宪方面的英才，以补政府这方面人才储备的严重不足。摄政王载沣上任时只有25岁，既无政治经验更无政治权威，不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其领导决心和勇气；老臣奕劻昏庸贪婪；稍开明的瞿鸿禨早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落马；精明的袁世凯先是被开缺，重新启用后又只知落井下石。清廷要员中少有深谙宪政文明，政治敏锐，洞悉时代潮流，善解民意也善用民意之人。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方可转“危”为“机”。如果当初清政府能从立宪派中破格拔擢人才，赋予重任，并在预备立宪过程中逐步注入宪政的内在价值，不是完全没有化解革命的可能。
79《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第451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1页。
8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255页。
下篇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挫折
第一节议会政治
1840年以后，议会思想开始进入中国。整个思想普及经过了下列四个时期：知识性的介绍期（1840-1870）、把议会看作“君民一体”的代表（1871-1895）、以民权代替“君民一体”（1895-1904）和1905年之后议会思想已深入人心，付诸实施之声四起，而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82 1911年辛亥革命加快了中国的议会政治，1913年（民国二年）中国有了第一届国会。国会设参、众两院，参议院274人，按每省20人及配额方式产生；众议院按每80万人一个名额选出，共596人。对候选人资格的要求是年纳直接税二元、500元不动产和小学毕业年满25岁的男子，对选举人资格也有同样要求，只是年龄降到21岁。按这一条件，全国合资格的选民仅占人口的10.5%，83虽然是小圈子选举，但毕竟迈出了议会政治的第一步。
从议员结构看，中国传统的精英议政（所谓“肉食者谋之”）得到延续。通过对迄今所获得的499位议员（占全部议员的58%）个人资料的统计，在教育背景方面，议员中具有传统功名的占51.5%，其余受的完全新式教育，而留学日本的占到30.66%。从个人经历来讲，议员出身的占到34.27%，有政府经验的占30.25%，而出身教育界的则有21.37%，遗憾的是出身于律师、新闻从业者的议员合计只有11人，恰恰是来自这二个类别的议员更能超越党派，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84
该次选举过程中虽有贿赂、殴斗事件，也还是比不经选举、直接任命要好一些，比如参院配额部分完全由袁世凯一人包办，参议员资格成为袁用来酬庸的对象。再说，贿选的出现至少反映出选民并非完全没有政治参与热情，开始由臣民向公民的转变，还反映出当权者不能控制票箱搞舞弊，更不敢公然用强制的手段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85相比之下，贿选所带来的危害远小于暴力，毕竟贿赂多少带有认同的意味，而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这种认同，也就不会有安定。86因此贿选固然丑陋，但也是进步过程中的丑陋，是民主政治进程中必定要经过的阶段，随着选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贿选现象会逐渐减少，长远讲它不可能对议会民主构成严重的威胁。这里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想完全绕过这一阶段只能是种“乌托邦”的想法，而因有贿选现象就认定协商民主比选票民主更干净，就只能用自欺欺人来形容了。87
此次选举首次为中国各政党开始尝试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政党竞争提供了舞台，比如1913年4月国会开幕选举议长，进步党运用拖延战术成功分化了国民党议员而取得众议院议长的职位。参、众两院不同的政党结构，使得在外蒙自治问题首现政党制衡的作用。88正因为此次选举基本采用的是良性的竞争方式，落败一方也能接受选举结果，国会的合法性为全国舆论所共认。89以这次选举为契机，中国政党政治初见端倪，主要由立宪派构成的民主党及后来的进步党与先前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之间展开竞争，这也是中国史上首次通过非暴力方式角逐权力。90国民党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领导下，开始向选举机器转变，即由过去的在体制外通过暴力行动取得权力转向在体制内通过选票合法地获得权力。选前宋教仁就明确说国民党要通过选举“进而在朝”，
82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版，第44-45页。
83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78页。
84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98、103-105页。
85严泉，“国会政治与民国早期的民主转型”，《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3期。
8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164页。
87张奚若后来回忆，较之其后的选举，此次选举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所有选举中最清白的一次”。见《张奚若文
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66页。
8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版，第451页。
89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34、225、143页。
90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第122页。
组成一党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能严密监督政府，使之不敢妄为。91
进步党方面，该党是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1913年5月合并而成，是过去反同盟会的力量结合，祖党时也得到了袁世凯精神上和财政上的支持，梁启超作为党的理论指导者和实际领导人，其个人在政治上的浮沉左右了整个党的兴衰起落。92本来戊戌变法时袁世凯的告密让梁、袁二人势不两立，但此时二人彼此都有借重对方的需要，以对抗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势力。梁在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因此首先需要“裁制”“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也就是他眼中的“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国民党，甚至不惜与自己过去的敌人结成同盟或者说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93其实，这里既有梁与国民党在理念上的差异，也有梁本人与孙中山的个人恩怨。94正因为掺进了感情因素，使得两党之间的互动出现旧隙未除，新芥又生的境况，即便合作也是迫于环境不得不如此，一旦情势好转反生出更大对立，完全是“只可同患难，未可共安乐”。
张君劢曾说过，民国政治，若中山与任公能携手，必有不同。95事实上，没有两党的合作，讨袁护法运动不可能成功，后来粉碎张勋复辟，再造共和也不可能。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明争暗斗，结果是两败俱伤，袁翁得利。梁本人也不是没看到党争之祸，1916年8月10日他在记者访谈时说到：
“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若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96
话是这么说，可很快就“好了疮疤忘了痛”。次年七月击退张勋复辟后，九月就由冯国璋发出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命令，试图让原来的进步党、现在的“研究系”控制新国会。而这次还是没能逃脱被北洋武夫玩弄的命运。
另方面，此次国会选举较之1909年的清末咨议局的选举在规模扩大了24倍，对选举的组织工作带来较大困扰，也使有激进倾向的候选人急剧增加，造成第一届国会基本由激进人士所主导，不知有理有节地限制北洋当权者的权力。而从根本上讲，这时的中国尚未进化到政权完全不依存于武力的文明阶段，始终还是执掌“枪杆子”的人在唱主角，因此有人把这种政权称为“军-绅政权”。97
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的文人应该尽量利用合法的手段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可能会丧失已有的权力，关上了渐进变革的大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般认为此次革命的导火索是“宋教仁案”，许多年来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宋教仁被刺是袁世凯一手策划，以为孙的“二次革命”合法性提供论据。其实当时就有记者撰文进行客观分析，98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不再认为这是个铁证如山的案子，更有可能是个偶然事件。99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内就有不同意见，以黄兴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运用法律途径解决。黄指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他特别强调，“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臻大局糜烂”。不幸的是，国民党内那种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实际是正中了袁世凯的下怀（6月袁解除三位亲国民党的都督无疑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之举），然而“二次革命”并未得到民意的普遍支持，上海总商会的通
91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6页。
9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版，第29、31页。
93《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590、2589页。
94梁、孙交恶，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版，第86-92页。
95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6页。
96《梁启超全集》，第2924页。
9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5页。
98黄远生，“宁遁初君死后之观察”，《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37-240页。
99关于“宋案”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第194-203页。
电称：“宋案审判于法庭，……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100就连进步党也主张武力讨伐革命者，101可以说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袁不但粉碎了“二次革命”，还于同年11月4日以“叛乱”的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没收了448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证书。102而国民党在本次国会选举中所建立起来的温和形象也丧失殆尽，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进一步确信国民党搞的就是暴民政治。
对于“二次革命”后，中国议会政治中的“文斗”方式被战场上的“武斗”所代替。梁漱溟先生明言：“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几乎没有武人，便不能达政治的活动”。103从政治文明演进的层面来看，“二次革命”最后终结了清末所开始的新政。104有学者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首先是“执政者无限制的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升高。”最后结果是两败俱伤。其次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一直是行政权独大，袁世凯同样不习惯于国会的参政、监督，才会借武力镇压“二次革命”之机达到打击国民党、瘫痪国会，从而阻止国会制定限制其权力的宪法。105这恐怕才是中国首届国会黯然落幕的根本原因。
议会政治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在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中国尤其如此。只能寄望于各方力量能秉持妥协共赢的理念，逐渐将中国的议会政治纳入正轨，然而历史的演变并未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1918年（民国7年）的第二届国会，其公正性明显不如上届。首先是选举完全由安福俱乐部所操控，因而本次国会也称“安福国会”。为便于控制国会，在选前修改了议会组织法，一是减少了议员数量，二是大大提高了当选门槛：候选人的文化程度要求是大专以上、年纳直接税100元以上、不动产50000元，结果是参议院中精英主义更加浓厚。在代表性方面是后退了，原先大概是五十万人一个代表，降到了现在的基本是百万人一个代表。从选举方式上仍然采用“复式选举”，只是国会议员不再由过去国民党控制的省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由地方团体选举产生，以避免国民党再度得势。106其次是派系结构失衡。这届国会主要由安福系、交通系和研究系（此处的“系”皆为“派系”之“系”，即英文的Faction）构成，而安福系获得了国会71%的议席，其他两系加在一起只有5．5%。107究其原因，一是安福系资金实力雄厚，甚至挪用向日本筹措的对德参战借款来收买对手加入本方；二是组织严密的列宁式政党运作方式此时尚未传入中国，安福系的最大竞争对手、源自前进步党的研究系大多为绅士出身，自由散漫，极易为对手所分化。值得庆幸的是，掌握军权的安福系还只是用钞票而不是诉诸武力打击对手。但总的来讲，这届国会还是被学者认作是“议会政治的耻辱象征”，108其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为十一年后爆发的“五四”学潮埋下了伏笔，即梁启超、林长民等为报复北洋派在“安福国会”选举时对研究系的打压，而把巴黎和会的有关内情公之于众，结果确实教训了安福系，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群众运动”，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109
100《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
10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版，第341页。
102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35、60页。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105页。也有学者统计被追缴的国民党议员证书不是448而是438，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
党》，第361页。
103《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104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48页。
105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442、453页。
106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112-113页。
107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146页。
108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31页。
109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97-198页。张朋园认为“群众运动”的概念为梁启超首创，在梁的“墨子学案”
中提出，见《梁启超全集》，第3262页。梁启超、林长民在“五四”的作用，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
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6页。
此前一年，段祺瑞马厂誓师将张勋赶出北京，而“在段内阁成立的那天，便由研究系要人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孙中出“及闻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便率领海军南下广东，作护法的倡导”，并于1917年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只是邀集首届议员去广州组织旧国会“始终未能凑足法定人数”，只好命作“非常国会”，以同北洋政府相抗衡。110这里虽然是国民党另立新政府在先，且“护法”之说也人质疑，因为首届国会众议员已满三年任期。但出于刻意排除国民党进行的新国会选举办法，也是把国民党再次逼到体制外，举起护法大旗的重要原因。甚至在北洋内部的直系也对此次选举大加攻讦，也正是直系视安福系为眼中钉而演变成二年后的直皖大战。111
1928年国民党主政后，于1948年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这届国会极为庞大，国大代表3045人，立法委员773人，监察委员223人，合计4041人，大概每12万人有一代表，代表性空前提高，而且1/8的代表是女性。从选民资格看，不再有性别歧视，也不再有教育水准和纳税额的要求，只要是年满20岁、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不吸食鸦片即可成为选民。
这届国会最大的问题还是控制。如果说第二届国会由安福系控制，这届则完全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中央要求绝对控制国代、立委的提名，如果国民党员未经提名而自主参选，立即开除党籍。甚至出现“自己的提名人落选之后，竟要求当选者退下”，执政党用种种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国会八成席位，但也因此失去了民心。112
客观上讲，此次选举的失败还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此时国共两党正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国民党在国人心目中的信誉较之“七七事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国民党刚经历自己执政的“黄金十年”，气势如日中天，不用搞小动作，也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而在失去半壁江山的此时搞选举，蒋总裁实在是“有以为”，那就是要用选举让自己作为全国最高领袖更加名正言顺，用选票为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背书，113也可借机进行全国动员使战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顺带还有向喜好民主的美国人示好，争取后者援助的意思。
实际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国民党显然忘记了当年被北洋派打压的感受，她越是要独霸国会，就越是逼得共产党要在国会外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不再留恋既有体制；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在选举中的内斗无疑是自毁长城。
至于整个民国时期的议会政治呈现每况愈下之势，从根本上讲还是国民从上到下缺乏民主的意识和素养，当权者迷恋的是“枪杆子”，既恋栈（权力到死放撒手）又不容异己（一山不容二虎）。这段时间恰逢法西斯主义由兴而盛，威权主义与强人政治相得益彰，从安福系到黄埔系，民主的理念不进有退，正是北伐终止了培育国民民主素养的地方议会，而一党独大，难有真正的竞争。因此，有学者评述：
“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凯旋门，是立国之道；选举在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统治工具。
威权主义以选举取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质极权。”114
第二节宪政建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掀开了推翻清王朝的序幕，12月来自十个省的22名代表签署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共四章二十一条，明定采行总统制共和政体及一院制议会制度，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但该大纲“存在着民主基础缺乏、人权条款缺位、权力配置缺失等诸多缺陷”，115为补这些不足，1912年3月11日公布实施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1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47、450-451、480页。
111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88页。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第316-318页
112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第204-205页。
113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90页。
114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转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版，第220页。
115周叶中、江国华主编，《从工具选择到价值认同——民国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58页。
《临时约法》基本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等宪法根本理念。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为粉碎其后的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提供了法理依据。为防范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临时约法》采用了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临时约法》建立起以平等权为核心的人权体系，是历史上第一次赋予国人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使之脱离奴役而有独立人格。在法治方面，《临时约法》确立的“法官独立审判原则”为其后历次宪法所沿用。
《临时约法》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它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没有建立彻底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的制度。116《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因人立法”的产物，是因为既不得不把总统一职交给袁世凯又想着要限制他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实施的主体和政权强制力的主体之间相互对立为袁世凯的毁约埋下了伏笔。此外，内阁责任制没有辅之以议会的“不信任案通过权”和总统的“解散国会权”，难以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这些决定了《临时约法》终究只是“纸上共和”的命运。
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是中国史上首部成文宪法草案，也是中国第一部由国民所选代表制定的宪法草案。这一年的4月8日，首届国会开幕；7月12日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会址定在天坛祈年殿，取“忠于民国之心，唯天可表”之意，117“天坛宪草”也由此得名。同年十月完成三读程序，次月袁世凯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剩下议员不足半数，无法开会，制宪程序中断，该法案最终只能是个草案。
有学者指出，“天坛宪草”的实质，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要借助宪法的权威，通过政党政治，而使中国政治体制快速纳入民主政治的轨道。118为此，该法案对权力设置基本仿效法国第三共和的责任内阁制，再参照美国的分权制衡机制，整个权力配置是以国会为中心，规定大总统行使职权须经国会同意，还规定没有国务员的副署，大总统所发命令无效。在对公民权利保障方面，比《临时约法》的规定，要更具体，也更全面、更合理。就立宪技术而言，该法案不论是形式结构还是内容结构，都是相对完整的，这对中国其后的立宪有着正面的影响。
“天坛宪草”不可避免有着其历史局限性，甚至可以说其自身的缺陷注定了它胎死腹中的命运。首先，我们知道宪政的历史就是权力配置模式渐渐优化的过程，这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权力配置的均衡。“天坛宪草”所规定的是国会权力过度优越的责任内阁制，它使得行政权绝对受制于国会，完全背离了中国行政权力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而没有规定出现副署异议时如何处理的机制，使总统与内阁的分歧只能在体制外不循法律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时本要在体制内加以约束的总统权力，必然会溢出到体制外泛滥成灾。这也说明凡事均有度，张力过度反而走向反面。其次，在司法独立方面，只规定任何人不能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而没有明确排除政党和其他组织对司法的干预，其历史影响便是中国的司法始终不能走出执政者权力的阴影。最后，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以对抗袁世凯的中央集权，但“天坛宪草”却回避了地方机关的组织与权限问题，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无法可依。
袁世凯痛恨“天坛宪草”中那些有碍总统集权的规定，1913年10月6月成为正式大总统后，袁通过釜底抽薪、解散国会的方式中止“天坛宪草”的立法程序，继而“重起炉灶”，另搞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取代“天坛宪草”。
与“天坛宪草”权力配置倒向国会的情况相反，“新约法”完全倒向行政，取消了责任内阁制，确立了以大总统为中心的权力配置，立法院只有总统召集才能开会，而法官的产生也要由总统点头。1914年5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约法，标志着中国进入军阀专制的时代，而统治者借助宪法确认自己权力合法性的做法也肇始于此，在很长时间里，宪法完全成了中国统治者的工具或者说“花瓶”。
116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https://www.doczj.com/doc/2010776438.html,/s/blog_482712a301000bww.html。
117周叶中、江国华主编，《从工具选择到价值认同——民国立宪评论》，第103页。
118周叶中、江国华主编，《从工具选择到价值认同——民国立宪评论》，第116页。
“新约法”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其文本形式，个别条文（如对监督弹劾机制的规定）都对后人有积极的影响。而客观地讲，当初南方革命派有违中国政治传统及现实国情，119在《临时约法》中轻率地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是引发《中华民国约法》报复性反弹的重要原因；“二次革命”的出现又强化了世人需要有强权稳定社会的心理，这些都充分说明宪政建设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1916年6月7日，北洋派按“新约法”规定，由副总统黎元洪接替前一日去世的袁世凯总统一职，而全国上下普遍认为黎应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继任总统，这一争议的背后就是要恢复首届国会，废除“新约法”，以“天坛宪草”为基础完成制宪。迫于全国压力，同月29日段祺瑞附署大总统申令，仍遵行《临时约法》，但制宪工作却因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强迫黎元洪于次年6月13日解散国会而中断。
1918年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随后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次年元月6日议定：抛开“天坛宪草”，重新制宪。至当年8月12日也就是新国会开幕一周年之际，新的宪法草案完成“三读”程序，是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称“1919年宪草”）。1920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次月皖败段下台，安福国会也为直系所关闭，“1919年宪草”也就不了了之。
二年后直系在直奉大战中战胜奉系而上台，1922年8月1日首届国会第二次复会。次年十月曹锟以每票至少5000元的价格获得593位出席议员中的480票，当选总统；120随后收了黑钱的议员只用了七天时间便快速通过新宪三读并于当月十日公布，这便是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也称“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
这部宪法以“天坛宪草”为底本，历时十年而完成。作为中国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宪法，它“无论是在篇章结构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代表了当时制宪的最高水平”。121这部宪法强调的还是公民的自由权（所谓第一代人权）而非社会权（所谓第二代人权），着重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非对其积极利用，因此它虽然受到现代宪法思潮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宪政理念，但还是一部典型的近代宪法。
从篇幅上讲，该法共有141条，比只有113条的“天坛宪草”更为全面，它既承继了“天坛宪草”所定下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又进一步保障了国会的独立性，加大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它还因应当时的“联省自治”的省宪运动，首次在宪法中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第一次明确规定军费不得超过财政收入的1/4。但由于它是受贿议员所通过的法案，直接影响到它的名声，甚至因此动摇了国人对代议政治的信心。孙中山正是基于对这些“猪仔议员”的失望而转变观念，走向追求威权主义的治国模式，不再维护法统而以“党治”替代“宪治”。
1920年代的中国政局可用“城头变幻大王旗”122来形容，曹锟花钱买来的总统只做了十三个月，就被倒戈的冯玉祥赶下台。1924年11月段祺瑞被各路军阀拱上“临时总执政”的位置，他随即废除了“贿选宪法”，重新制宪。次年八月成立国宪起草委员会，十二月完成宪法草案，但在国民代表会议审议之前，段执政又被奉系赶下了台，这部“段记宪草”（192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就寿终正寝。
尽管如此，“段记宪草”采用了现代宪法的通行结构，全法案共有160条，内容及形式更加完备，有诸多亮点值得一提。一是创立新的宪政原则和制度，如首次提出建立“国事法院”，扮演国外宪法法院的角色，这一设想代表了中国最早的宪法诉讼模式；再如设立常任委员会，在国会闭会期间代行其职能；还有仿效美国的选举人制度，规定每县选出一名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的行政专制文化的突破。二是具体体现了立宪的协商和妥协过程，试图改“专权政治”为“共和政治”。三是极为重视教育，规定教育经费至少要占行政费的1/5，
119袁世凯当时所讲的“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1914年5月1日《大总
统布告第一号》），让人感到多么耳熟。
12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36页。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第458页
121周叶中、江国华主编，《从工具选择到价值认同——民国立宪评论》，第212页。
122《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01页。
论中国近代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进入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先后有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侵略我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力衰退，同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之后各个阶级提供了自己的力量来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 一、农民阶级的探索 在清末爆发过很多农民起义，但是最终都被清政府镇压了，其中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在最开始的时候拜上帝，随后从基督教中能够迎合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在起义的最开始，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在定都南京后，很快就暴露出了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随后就发生了天京事变，从而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义者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发起和组织群众的，它不仅不能正确领导群众，还会给农民战争带来危害，很容易通过宗教的理论改变起义群众的思想，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不能靠这种宗教信仰来领导群众，而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思想来引领群众。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通过他们的起义可以看出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只要有正确的思想进行指导就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而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探索 洋务派指的是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官员，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 洋务派首先兴办了军用工业，然后建立了新式陆海军，还创办了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 虽然洋务派发展了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是要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是必然失败的。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发展新式人才，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还派遣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给当时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外国为了能够希望继续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控制，是根本不可能愿意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洋务企业的管理又具有很大的腐败性。虽然新式企业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管理方式仍然是仍然是封建衙门式的，经营不讲效率，质量很有问题，官员们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因此最终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完败而宣告失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探索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就这样在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在103天的变法中发布了一
水利现代化和新水利理论 国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与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显现。随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相和谐等现代观念的形成，应当认真总结传统水利 量大部分被贮存在水库内，河道内的汇流又因为河道的疏浚和堤防的修建而快速地排入大海，流域的水循环时间过程加快。 二流域水循环的绝缘化 河流的广大中下游平原地区大多是河流泛滥形成的冲积平原，河流的洪水泛滥过程不仅是一个灾害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形成冲积平原的生态过程。河流洪
水的泛滥给广阔的洪泛区带来水资源、土沙、肥料、物种、鱼类饵料，并冲洗河流和土壤的污染，维持流域的特有生态系统，因而洪水的泛滥过程也是一个生态过程。但是，由于河流防洪工程体系的建设，河流不再泛滥，洪泛区的水循环与河流的水循环无关，称之为绝缘化。洪泛区水循环的绝缘化不仅杜绝了洪水灾害，同时也中断了洪泛区的生态过程，使广大洪泛区的生态系统难以维持。 道，而人工化的流域将随其人工化的程度的扩大，地表的产流比重不断增加，地下渗流的比重不断减少。目前经济活动发达的流域根据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人工化、半人工化、自然状态三种类型的区域。 自然状态的区域是指基本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区域，其基本植被状况尚保持较原始的状态，比如目前国家所设置的各类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基本没有
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尽管如此，这类区域的规模也大大缩小，生物通道受阻，加之受大气环境、水环境变化的影响，生态环境也在日趋恶化。 半人工化的区域主要是指广大农业地区，这里由于长期的人类农业活动所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存，相互交织。这里既保存有较多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有大量被人工驯化或培育的动植物资源，杂交物种和变异物种较多。 但是， 在水域内大量兴建水利工程，使水域连续性遭到破坏，如大坝建设使水流的连续性、河床的连续性、水生态的连续性被破坏；由于河流中上游大量蓄水造成下游河道断流，河流的连续性及生态的连续性被彻底破坏。 2.地表水和地下水连续性的破坏 在自然条件下，在非干旱区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是连续的，由于地下水位
3单1多1名=10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本章学习指导 一、本章主要知识要点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戊戌六君子 戊戌政变 强学会 公车上书 二、本章练习与思考 （一）单项选择题： 1.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制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d A.《资政新篇》 B.《原道救世歌》 C.《原道醒世训》 D.《天朝田亩制度》 2.下列关于洋务运动的作用说法不正确的是：a A.使中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B.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C.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D.引进了一些先进生产技术 3.戊戌变法运动的实质是： c A.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斗争 B.开明地主与顽固官僚的斗争 C.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 D.西方文化与传统儒学的斗争 4.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下令捕杀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政变 的实质反映了：c A.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 B.开明地主和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 C.资产阶级和封建旧势力的斗争 D.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5.戊戌变法运动突出的历史功绩在于：d A.挽救民族危亡 B.推动政治改革 C.发展社会经济 D.促进思想启蒙 6.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共同主张是：c ①创办新式学堂 ②鼓励建厂开矿 ③实行君主立宪 ④建设海军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7.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的是：a A ．洋务运动〖DW 〗B ．戊戌变法 C ．辛亥革命〖DW 〗 D ．新文化运动 （二）多项选择题： 1.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abcde A. 奕訢 B.李鸿章 C.张之洞 D.曾国藩 E.左宗棠 2.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具有： abd A.封建性 B.垄断性 C.腐朽性 D.买办性 E.反动性 3.19世纪末叶，维新派创办的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报刊有：abc d A.《强学报》 B.《国闻报》 C.《时务报》 D.《湘报》 E.《申报》 4.1898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被杀害的维新派人士有：abcde A.谭嗣同 B.杨锐 C.刘光第 D.康广仁 E.杨深秀 5.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abcde A.洪秀全 B.杨秀清 C.石达开 D.韦昌辉 E.萧朝贵 （三）简答题： 1.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及其历史意义和教训？ （1）1851年1月，以洪秀全等人为领袖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天国从1851年到1864
【内容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但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仁人志士；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启示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为了救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农民阶级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的农民阶级开展了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典型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对腐朽的封建王朝发起了猛烈冲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此外，它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口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后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它们最终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都失败了。 启示一 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表明：在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中，由于缺乏先进的阶级力量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农民阶级无法承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使命，中国出路的探索需要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和政党的领导。 地主阶级洋务派 l9世纪后半期，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发动“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启示二 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尽管地主阶级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本质上却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有些微的成效，但是从本质和实际进程来看，洋务运动不可能承担起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不可能真正使中国实现近代化。 资产阶级维新派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新的民族危机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展了百曰维新。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维新派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害怕人民群众，从而最终导致了失败。 资产阶级革命派
中国水利现代化初探
进入21世纪，就水利行业的发展，议论十分活跃。其原因是：（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水利行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水利行业相对落后的现状，已暴露出日益严重的水问题。这些都迫使水利行业必须加速改革进程，尽快实现现代化。汪恕诚部长在2000年水利厅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的水利要由传统水利转变为现代水利，转变为可持续水利。"这也是水利行业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和改革方向，实现中国水利现代化是当代水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一、水利现代化的道路 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是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因此水利行业现代化首先要满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水的各种需求。但是，水资源是有限的，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水利行业的现代化还表现为能清楚地认识水的基本规律，引导社会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控制不合理的需求和消费。 纵观人类社会对水的开发利用大致经历过五个阶段： （一）以防洪建设为主的阶段 人类社会要求发展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特别是人类开始在水域周边定居之后就必须进行防洪建设。一般是堤防、城墙、城区排水系统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防洪建设水平。 （二）以供水建设为主的阶段 人类社会防洪安全得到一定保障之后，经济就会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水的供需矛盾就日益突出，这时各种引水、配水等供水系统的建设成为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经济越发展，要求供水能力和保障率越高。 （三）以水资源保护为主的阶段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供水量越高，排污量增加，水域的污染将造成重大社会问题。因而水资源保护、改善水域水质等水环境建设将成为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 （四）以景观建设为主的阶段 在水质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人们会对水域周边的景观提出较高的要求。因此，以水域空间管理，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休息娱乐空间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将首先在城市周边地区得到发展。 （五）以生态修复为主的阶段 随着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增强，人们重新审视自然水域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要求恢复水系自然生态功能的呼声越来越高。水域不仅要清洁、美观，而且要求水域生机盎然。即回归自然、修复水域的生态系统成为目前发达国家水系管理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水利建设所表现的相应内容也有所不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防洪、供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在70年代重点进行水资源保护，80年代抓水系景观建设，90年代抓水系生态修复，水利发展的阶段性表现比较清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前一时期由于水利建设投资不足，问题积累较多，在现阶段表现的发展阶段性不十分清楚。在防洪方面城市防洪标准较高，大江大河可防中、小洪水；在供水能力方面北方缺水严重，江河断流，但地下水开采能力较强，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水域污染已十分严重，流经城市的水系普遍呈严重污染，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在一些大城市水系已开始景观建设，但水质普遍较差；水系的生态修复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进入21世纪，人们对水利建设的要求应当是全方位的，可以预计在21世纪的前半段，人们将会要求恢复碧水蓝天、山川秀美，要求水系恢复良好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而我国水利现代化要求我们进行大水利建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水利五阶段的跨越。 二、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首先，中国水利现代化是为满足中国现代化对水利的需求。即在保障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引导和控制各行业的用水需求，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水资源的总体需求。其基本途径是通过以流域为单元的国土综合整治和强化流域管理，提高流域国土的安全度、舒适度和富裕度。 其次，中国水利现代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包括：继承我国数千年水利建设的遗产，发扬真正适合我国江河自然特点的智慧和经验；引进国外的经验和技术要适合中国的自然条件及经济水平。总之，中国水利现代化是要满足中国现代化对水的需求，符合中国人的水文化和水意识。 同时，水利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是与传统水利相比较，要充分体现进步；一是与国际现状相比较，在总体上应当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水利现代化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观念现代化 对于当代社会与水有关的各种先进观念和科学结论应当充分融入水利建设和管理理论之中，在观念上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最科学、最先进的智慧。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水和谐共处、湿地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流域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等。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到现代化容的不断丰富，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一段探索发展的历程，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形态，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必然要实现生态文明的跨越。 一、中国现代化及其道路的探索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军事，科技，航天，经济，政治制度等领域的现代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现代化具有空间特性也具有时间特性。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由于资源条件和周边环境的不同，现代化的选择模式就会不同；同时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会有所不同。 因此，讨论现代化的问题既离不开某国的空间位置更离不开其历史和传统，不同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不同的精神文化沉淀和物质的积累，这就决定了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的不同，从而现代化的路径也将是不同的。按照基本达成共识的
理解，现代化的容应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生活的丰裕、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二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和价值观的变革；三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主要表现是社会制度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现代化建设应是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三者缺一不可。 回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清楚，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殖民大炮的轰鸣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化的探索过程曲折而反复。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过程恰好相反，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变革的不同发展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船政学堂、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最后要求人格的觉醒。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以新的历史面貌和姿态重新站立在世界的。经过反复的曲折探索，我们摒弃了大跃进的激进，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心中的理想和寄托。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的现代
建设现代化灌区初探 现代化灌区这一概念可视为宏观范畴，不能单纯看成是灌区现代化或是水利现代化，广义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水利现代化的综合体现，用来表示的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人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地改造灌区人民的生存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由此，现代化灌区的概念可定义为：广泛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建设管理灌区，从而不断增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灌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一、现代化灌区指标 在制定现代化灌区指标体系时，要注重科学性、真实性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1、灌区有健全而强有力的管理体系。 2、灌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全国中等以上水平，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2％～15％；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5％；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70％。 3、灌区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80％，青年适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超过10％～15％，管理队伍人员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应占职工总数的90％以上，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占3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以上。
4、灌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60％以上。 5、灌区工程建设安全达标率达到98％，易涝农田治理率达到95％，田间防御能达20年一遇24小时雨量水平，大中型水利工程全部应用遥感、遥测、遥控装置，防御能力达100年一遇水平，三防指挥系统覆盖率达100％。 6、灌区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优质的供水保障，大中城市供水保证率要达到97％以上；一般城镇90％～95％以上；工业95％～97％以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耕地面积的90％以上；饮用水源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Ⅱ～Ⅲ类；实现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包括地下水，并力争实现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 7、灌区要注重水环境保护，水库和渠道为全社会提供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灌区的建设要田园化，山、水、田、林、路、城镇综合治理。 8、灌区的农业机械化率要达到90％以上，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化率要达到95％以上，工程达标率100％，工程完好率95％以上。工程管理单位良性循环率95％以上，办公自动化率90％。实现水利信息网互联互通，墒情、雨情、水情自动测报。 9、灌区法律、法规、规章配套率达到90％以上，水行政许可、审批审查率达到100％，水政监察队伍的“八化建设”达标率、水事纠纷的调处率和水事案件的办结率均要达到90％以上。 二、建设现代化灌区的对策与措施
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历程 复习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列举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及兴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能够正确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3）了解孙中山的革命事迹，知道武昌起义，认识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4）列举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认识其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本节课的复习，了解中国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 （2）以表格形式为主，教师讲授，学生回答。 3.情感态度价值观 （1）学习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2）使学生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近代化的四次探索活动 难点：近代化的探索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授课过程 导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战败。随后，列强纷至沓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使中国独立富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积极探索救国方案，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了。 一、知识梳理： 学生朗读本部分内容，知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即：中国近代化探索包括的主要历史事件：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本节内容主要由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过程设计如下：1. 学生快速浏览本节知识，并结合教材完成表格内容；2.教师抽查、补充及疏导。 （一）洋务运动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洋务运动》，完成本内容的知识梳理表格。
记洋务运动的内容和评价，然后抽查学生速记情况。 （二）戊戌变法 1、据表格提示，学生采用口述方式，自主完成。然后学生阅读，巩 (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历程： 器物技术（洋务运动）------政治制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 三、归纳总结 学生先自我归纳，然后教师加以完善，共同总结出中国近代化探索 的特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习题集-参考答案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单项选择题 1.C 2.B 3.A 4.A 5.C 6. B 7.B 8.C 9.D 10.A 11.D 12.A 13.D 14.C 15.B 16.A 17.C 18.B 19.A 20.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 2.ABC 3. BC 4. AD 5.ABCDE 6.ABDE 7.ABCDE 8. ABC 9. BCD 10.ACDE 三、简答题 1. 《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有什么意义？ 参考答案：《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 2.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哪些类型？ 参考答案：主要有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等。 3. 洋务运动的民用企业主要通过哪些方式创办？ 参考答案：多数是官督商办的方式，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4.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由维新派主办的影响较大的报纸有哪些？ 参考答案：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 5. “戊戌变法”时期颁布的政令中有关军事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四、辨析题 1. 参考答案：对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 2. 参考答案：对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 3. 参考答案：错。 洋务派主张改变封建科举制度，以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主张培养洋务人才，但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4. 参考答案：对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该科举好兴西学等问题展开。 5. 参考答案：对 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掠夺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剥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在1851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代表人物：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 基本思想：《天朝田亩制度》它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比较全面的提出了农民革命的纲领和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 主要活动：1、创立拜上帝教，洪秀全收到基督教的影响，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创立了"拜上帝教"的教义，洪秀全把清朝皇帝及官吏地主等反动统治者称作阎罗妖，号召人民"共击灭之"，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清朝反动统治。 2、金田起义，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各处前来金田村的信徒正式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王，组成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 3、北伐与西征，为了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定都天京后，当年5月，太平军开始了北伐和西征。到1855年5月最后北伐失败。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却是太平天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西征军进展顺利，很快进入江西和安徽，并于1854年3月在洞庭湖畔大败湘军，年底再次攻克武汉，稳定了上游局面。 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失败，各地农民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及捻军等的沉重打击，清政府统治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们主张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力保和局的前提下，换取列强的支持，与列强合作，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以求自强。洋务运动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代表人物：王奕訢、桂良、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基本思想：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期的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他们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自强"和"求富"。主要活动：1、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从60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积极兴办洋务，先后建立起一批军工企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奕訢奏准在天津设局
中国古代水利法规初探 载自《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 中国古代的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韩非说：“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1），他还主张，要使法令通行必需严格制订并广泛公布，让百姓人人知晓而易遵从（2）。虽然二千多年来法家治国的时间有限，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法制建设却历代相沿而不废。水利法规是其中之一。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生产尚不发达，人们对水的需求也比较有限，自然界的水就象空气一样，人们并不感到缺乏，对水的利用也没有什么限制。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当自然态的水无法满足要求，而需要修建工程加以调节时，就出现了对水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社会问题。而水利工程效益的发挥往往涉及到广大范围和许多方面，牵涉着众多人口的经济利益。由于相关方面的利益都是和同一水体联系着，互相间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需要一个从全局考虑，能够大体上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规则，约束有关方面共同遵循。规则最初表现为惯例，后来人为地把这种惯例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加强其稳定性和权威性，这就是水法。水法的制定和执行，将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效益。水法的出现是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约颁行于公元前1172年，对防洪工程有明文规定：“如果某人忽视维修堤防而造成决口，他应赔偿由此给其他土地所有者带来的损失”。“如果一个人打开灌渠灌溉，但因偷懒，致使水冲坏邻人的田，那么他应按照邻人（的收成）赔偿大麦”（3）。罗马人在公元五、六世纪间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又称国法大全）对灌溉也给予重视。在我国，水利法规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最初的水利法多是某个水利门类的单项法规，或附属在国家大法当中的有关条款，以后逐步完善，至迟在唐代已有全国综合性的水利法典。 一、国家大法中的水利条款 （一）先秦时期国家大法中的水利条款 《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可以认为这是春秋末年国家大法中的水利条款（4）。当时还设置有称作雍氏的专管官吏，“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凡害于国稼者。春令为阱擭、沟渎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5）。阱即深沟，是在居住区周边防野兽的壕沟。擭是在土地坚硬，不便挖掘深沟时，所挖掘的其中插有尖利木桩之浅沟。沟渎浍池则是灌排渠道和蓄水陂池。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所订立的国家大法中，也有关于水利的条文。考古发现的《秦律十八种》，其中的《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6）。
2020历史中考：《近代化探索专题》 中国近代化的含义及探索历程 1、含义:是指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思想文化 和社会生活上的近代化。核心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2、探索历程：即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 过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侧重学习西方技术；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侧重学 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侧重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3、特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学 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不断深入。 【线索梳理】线索1：冲击与反应
线索2：近代化转型1．政治民主化 2．经济工业化 3．思想科学化
线索3：近代化转型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缩影——城市1．北京北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主要扮演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角色，见证了中国从民主革命到新中国的诞生再到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走向富强的历程。 2．上海上海的变迁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的缩影。上海不仅是引领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面旗帜，而且顺应了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潮流，是近现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头堡，并最终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3．南京南京长期是中国近现代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屈辱与抗争、民主法治的伟大探索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终结，是中国近代化的缩影。
4．广州广州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第一批通商口岸之一，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对外开放起步较早的地区，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 5.重 庆重庆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第一批内地商埠之一，是抗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也是现代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内地开放较早的地区，是中国从近代衰败到现代崛起的缩影. 线索4：不同国家近代化路径的比较
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曲折中进行的原因探索 观看我中华历史，发现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在曲折中进行的，经过查看历史名家的论作，查看相关的资料，究其原因，感觉主要的也就下面几点。 中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和世界进行技术、文化、贸易的沟通，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卖权辱国的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此时的封建统治者者还没有认识的改革和近代化已经势在必行了，依然以天朝帝国自居，没有清政府的最高层支持的变革是不会成功的，当时的封建势力很顽固，只是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甲午战争把这一切都毁灭了，留的只是后人的反思，和很多的爱国志士的苦思，没有很好的办法，后来又经历很多战争签订了很多的条约，直到《辛丑条约》之后才想着改革，此时已经晚了，1840年到1900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清政府外忧内患，耗尽了帝国的元气，此时的所谓的改革只是帝国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虽然有很多的改革是好的也引进来了很多的先进技术，但是此时的清政府手中也没有多少的权利了，主要的大权在地方的“省长”手里。中央政府已经奄奄一息了。 辛亥革命算是压死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吧。而从此以后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开始袁世凯活着的时间，地方的大员还听从他的调遣安排吧，此时外国的势力在中国很强大而袁世凯也没有能力驱除外国势力，但是袁世凯为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不能的埋没的时间，可是后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也好叛乱也好，使袁世凯的政治地位的受到了威胁，所以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被迫减缓，袁世凯死了，而孙中山没有实力统治中国所以袁世凯死了，后来一直都是袁世凯的收下大将在统治中国，不是他们腐败不改革，只是没有改革的政治条件，他们整天都是在争权夺势勾心斗角，一不小心就会被弄死，还哪有心情改革，有的贵居总统但是没有军权，说话也没有分量，所以说改革推进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也是白搭的。后来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和黄埔军校，他没有统一中国，蒋介石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也只是形式上的，因地方势力还依然厉害，给袁世凯的时间差不多，后来抗战和内战，蒋介石更没有时间推进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后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始的几年忙于清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统一中国，还在朝鲜和美国干了一仗，这些弄的都是正事，没有推进近代化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的事情有点不堪入目了，以前封建帝国建立之后都要杀很多的功臣，人民国也不例外，国家主席被活活的饿死，知识分子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老师成了臭老九，近代化进程往后倒退了很多，这是很多人不得不承认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久了。中国也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改革开放发生在1840年左右的时间，不是1978年，我只能说中国现在绝对是世界上一流的强国。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主要的是中国政府过于软弱照成的，1840年时间的清政府是有能力的进行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的，但是他没，以后的政府都是力不从心。共和国虽有能力，但是的确改革开放晚了 还有的方面比较重要的是文化方面。文化我了解的不多，我看书上有说儒家文化一直认为发明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 第一节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1.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背景 （1）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2）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导致银贵钱贱，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3）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 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
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4）人民反抗彼伏此起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2.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程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 1843年，洪秀全开始拜上帝。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2）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衣物散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复习导航——《中国近代化的探索》 姓名 一、【走进历史，整理史实】（认真回忆,提取有效信息） 经过 性质 （地位） 影响 二、【感知历史，评价史实】 1、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化的探索之路上（即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哪些变化?分别举出事例。。 2、对比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有何不同？ 3、学习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你有何启示？
4、学习了先辈们在近代化探索中的事迹，作为中学生的你有哪些精神值得学习？ 三、【中考再现，巩固知识】 1、1. 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核心内容是（） A．学习西方军事技术 B．学习西方政治制度 C．学习西方经济技术 D．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2、“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想一想，这是哪个派别的主张（） A、顽固派 B、洋务派 C、资产阶级维新派 D、资产阶级革命派 3、19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轮船公司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生意大受影响，中国海关进口的洋布等数量也大大减少。这说明洋务运动（） A.吸引了私人资本投向近代民用工业 B.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C.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D.洋务运动达到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 4、洋务派举办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 A、自强新政 B、发展资本主义 C、抵制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D、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清朝统治 5、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根本原因是（） A、顽固派的阻挠、破坏 B、洋务运动未彻底变革封建制度 C、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 D、未真正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6、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伤感地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对这句话的理解最为正确的应当是（）A．洋务运动一无是处B．洋务运动劳而无功 C．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表面做做样子D．洋务运动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7、践行了自己“各国变法，都是经过流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流血，让我来作第一个吧！”的豪言壮语，为变法图强甘愿流血牺牲的爱国志士是（） A.邓世昌 B.康有为 C.梁启超 D.谭嗣同 8、康有为、梁启超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永载史册，主要是因为他们（） A、发起了洋务运动 B、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C、领导了辛亥革命 D、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9、下列不属于百日维新变法内容的是（）
从《大国崛起》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引起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使得世界贸易中心逐渐从太平洋沿岸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西班、葡萄牙、英国逐渐兴起。价格革命为西方资产阶级积累了物质基础。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这也成为后来大国崛起的前提。中国的闭关锁国使得我们错失了这样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也是的英美等国从起点就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大国崛起》这一记录片中所展示的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而相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现代化”则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西方化”。尽管这样似乎代表着主体性的丧失，但我们的发展轨迹事实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 纵观大国的崛起，他们大致有以下共同的要素： 他们提供给买卖双方一个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及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政府干预的减少，实行进一步市场化，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场，并可以将财富投入生产。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我国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都以立法的方式对私营主的财产私有权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健全的体系，以法治国。中国从封建王权社会以来到毛泽东统治时期，都是以人治为主，君王掌握臣民的生死大权，君主意志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也是崛起的土壤。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开放环境为繁荣科学和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建立在新的生产技术和手段的产生，知识应用于创新，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进而转化为资本。 民主的政治。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国家的人民根植与思想深处的是为君主而活，为道义而活，为父母而活，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才明白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要求权利，要求民主。 中国崛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决定我们无法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的方式来扩大海外市场和发展经济，但我们是必要把市场推向海外。我们拥有13亿人口，这既是机遇又是诅咒，充足的人口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我们生产的商品成本低但却导致我们不觉陷入生产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中去。 正如《大国崛起》的最后一段话一样：“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走过六十年，回收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亮起来”。
中国早期近代化探索 洋务运动 H 川行P8（下），八上P28 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维护清王朝统治 领导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 内容：H 川行P8.6（右下） 性质：失败的封建自救者运动 失败原因：H 川行P9.9（2）（左中） 意义：H 川行P9（左中）（方框） 戊戌变法 H 川行P9（左中），八上P32 主张：救亡图存 领导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 失败原因：H 川行P9（左下）（红笔） 公车上书意义：H 川行P9.4.D （左下） 性质：H 川行P9.5（右中） 多重性质：H 导学思P2.4（右上） 意义：H 川行P9.6（右中） 教训：使资产救济政治斗争由改革转向革命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资料P4.3（下）、导学思P21（下）、H 川行P36.5 （上） 辛亥革命 H 川行P9（右下），八上P37 主张：三民主义 领导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 经过：H 川行P9.5（右下）、H 川行P10.7（表格） 性质：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启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意义：H 川行P10.6（2）（3）（左中） 失败原因：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根本原因）②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 革命不彻底原因：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 新文化运动 H 川行P10（左下），八上P43 主张：民主与科学 领导阶级：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内容：H 川行P10.7（右中） 性质：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意义：H 川行P10.8（2）（右中） 总结 特点：由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由表及里，层层深入。 相同点及不同点：H 导学思P1.1（左下） 联系：洋务运动为资产阶级领导近代化奠定了阶级基础；戊戌变法促使资产救济政治斗争由改革转向革命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H 川行P9（右下）（方框） 启示：近代化探索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救亡图存的探索。它说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行不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H 导学思P1.2（右下）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H 导学思P2.3（左中）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几个阶段：H 导学思P2.6（右下） 产生 初步发展 进一步发展 遭到扼杀 时间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一战期间 一战以后 原因 外商企业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 主义入侵破坏了自然经济。 甲午战争后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放宽了对民设厂的限制。 （根本原因）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华侵略；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制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受实业救国思想的推动。 一战以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卷土重来 分布 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 我国沿海地区 我国沿海地区 代表 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同文书局 张謇的大生纱厂 特点 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 一战期间发展迅速。出现了“短暂的春天”。面粉业和纺织厂发展最快。 结局 倒闭或被外企吞并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发展 成为社会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