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杨学民. 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
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角度新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大处着眼,在整体上研讨汪小说的文体特色。他们或开辟新视角,如郝爱萍由字思维入手认为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和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构成了汪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或将其文体特色放入汪个人史,文学史,文化史进行考察。如熊修雨通过《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观》,《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探讨了汪小说的文体。他认为:汪“在批判传统小说文体观念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觉的表象的真实”;汪“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及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方面进行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汪作中“乡土文化氛围等源于其平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濡染和前辈作家对其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 ，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
除了汪小说的文体特色,汪小说的艺术渊源也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有些研究者致力于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的研讨。孙郁注意到汪小说浸透散文的气息,发现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获得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同时,有论者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庞守英进一步在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述风度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肖莉.在《汪曾祺小说的主体化意境特征》一文中从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化入手,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研究汪曾祺小说文体意境的独特性。认为其意境有追求真善美，人化自然，虚实相生的特点。夏元明从汪小说与绘画艺术联系角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中融注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体现与成因。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李陀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汪的影响。董瑾认为汪小说继承了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与呼唤,在风格上却趋于人间化日常化。柯玲则说汪在“虔诚的文学信仰,冷静的政治观点,不懈的艺术追求上体现了京派本色,而其创作观念的突破,强调审美作用不否定
功利性及其创作视野则超越了京派”。赵顺宏,翟业军把汪作品归入乡土文学流脉，在《流动的风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读法》中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分为写实类和抒情类两种基本形态,写实类乡土小说与抒情类乡土小说存在显在的分野,汪曾祺属于后者。他往往于乡土社会的边缘处入手展现乡土的特征,而描写正在消逝的传统职业是汪曾祺清新、灵动的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有些研究者对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探索。解志熙对汪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杨鼎川全面分析了汪所受契诃夫、阿索林、伍尔芙及日本文学等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游友基则提出汪小说创作呈现出京派与现代派遇合的状态。
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总体而言这些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这方面集中论述的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化,讨论更为具体深入,有人专门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的“赖力仗义”的影响,特别是在表现小劳动者类型人物时,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这差不多已成了共识。杨剑龙着力分析了汪曾祺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认为“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则进一步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作深入剖析。他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可算是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的一个小结。文章从儒道佛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并从创作主体与儒道佛各自的特质加以成因分析;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刘明则着重分析了儒道文化精神在汪曾祺身上的结合及其现代意义。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他认为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合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
更多的研究者则通过对文本的多角度审视切入,他们或从汪小说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切入或直接对文本进行多侧面具体的分析。前者突出表现为对汪小说文化意识的探讨,后者则主要
集中于对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作的分析。石杰等研究者努力探寻汪小说中流露出的传统文化意识。他从汪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之联系出发,认为汪小说的和谐可分为入世与出世两种并由此直探世俗中人生和谐之最高处:生命自身的和谐。1996年石杰与林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系统论述了儒道佛思想在汪小说中的表现,并指出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汪小说的和谐之美,其成因是汪受其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创作思想[27]。钱理群、吴晓东在《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小说家。在他的《受戒》以及《大淖纪事》(1981)等浸满了追忆心绪的小说中,潜藏着触发8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文学“寻根”运动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动机。
汪小说思想意蕴的发掘是汪小说研究取得较多成果的又一个领域。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者或从人格层面或从文本层面切入研究。胡河清、摩罗等研究者试图从作家的内心世界找寻其创作风貌的成因与根源,见解独特而深刻。他们以作家的人格品质、精神思想、情感心理和生活经历等作为立论的基点。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具体作品指出:汪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摩罗结合汪本人经历对其温馨进行透视,认为汪作为末代士大夫所具的基本品质使其成年后无力担当坎坷的遭际而只好退守童年用笔构筑自己记忆中的温馨天国,其间汪通过“努力寻求父性权威以求安全感”,“建设一种由古朴善良的故人构成的心理空间以求获得亲情的体验”和“古朴善良的故人倾诉他离家以来的委屈和恐惧以求心灵安宁”等方式自卫。
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思潮兴起,民间及其意识、立场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部分研究者在此文化背景下发现汪小说所含民间意识有待发掘。罗强烈较早撰文论述这一点,认为“民间”作为一种主题原型贯穿了汪的重要作品。杨志勇则指出汪自觉继承并创造性地转化了古代文化,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而由其经历所体味到的平民意识在汪笔下呈现为对普通劳动者人性美的赞颂和对人性异化的批判。刘明认为汪的文化意识本质上是民间的,民间性在其创作中一以贯之。他从民间地域特点、描写对象及主题意蕴等方面对汪小说中的民间意识进行了全面论述。夏元明在《汪曾祺小说与民间文学》一文中则认为，汪小说的民间完学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民间性，二是表现手法上的民间趣味。两者共同构成汪小说的民间文化景观。蔡天星.、杨鼎川在《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里的民歌》认为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中引用了大量民歌。沈从文用情歌高扬生命力量;汪曾祺用劳动歌和儿歌关注劳动者的生活。民歌引用反映出沈从文的保守性和汪曾祺的开放性,奠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民间立场。汪小说中的现代文化意识也颇受关注。史书美提出汪的现代性在于其散的美学。杨志勇认为汪“和谐”的理想世界寄托了他对虚无与荒谬的否定,蕴含着心灵深处的沉重。他对人生的“悲喜交集”体现在他关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人与历史的思索中。柯玲全面探讨了汪创作中的现代意识的萌发、表现和影响。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探讨汪小说中的文化意识。廖述毅从汪小说返回日常生活这一举措入手,认为其意义在拒绝建国后文学道路及其经验模式。柯玲则对汪创作特色给予文化性解读,通过对其“土性”(民间性)、“水性”(机智性)、“中和性”(兼容与对抗)的论述提出:汪创作的特色是文化合力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还有一些研者从汪小说在创作上产生的一些变化,进行研讨。夏元明撰文分析了汪小说在性爱题材的拓展;悲剧意识的增强;妇女命运的关注和艺术手法的嬗变等四大变化。摩罗也由此重新审视汪作提出:对弱者的悲悯与抚慰是汪的悲剧精神独特的表现方式。
在研究者对汪小说的不断探寻中,研究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多种研究方式的使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拓展了汪小说的研究。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细读研究。夏逸陶较早有意识地采用比较研究观照汪沈的文体差别。他认为“由于个人心理特征不同,接触生活面相异,时代文化迥然,在同样清丽空灵的总体风格后,汪沈小说在语言、叙述视
角、结构和哲学意蕴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其论述严密而富于学理,标示着汪小说比较研究进入了独立的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研讨。汪沈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两人在人生、创作上的复杂关系而成为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继夏逸陶之后,杨剑龙又对此作了独到的研究。他说:汪沈两人创作视角及追求同审美强调及目的异,感情色彩同文化色彩异,地域特色同叙述形式异。史书美则将汪的写作与沈从文以外的京派作家林徽因,凌叔华的作品对比,将三家小说体现的现代性并置参照以说明京派的现代性。周龙比较了沈从文，汪曾祺，张炜的诗性意境，认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汪曾祺及张炜的作品历时又共相地呈现出诗性写作的特征。他们都注重对于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的讴歌,注重对于诗化之人的塑造,却又悖论性地包含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诉求。汪小说与同时代文人创作的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将汪与赵树理,张爱玲等的比较上。吕汉东提出“赵作的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俗文化为主要文化底蕴,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入俗美的审美特色。汪作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文化为主要文化底蕴,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融合以…雅?为主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范智红则从汪早期小说以平凡素朴情绪描绘相应人、事入手,将其创作与张爱玲,路翎等风格和不同的作品进行比照。游友基将汪与新时期作家进行比较。认为汪与冯骥才,郑万隆分别代表了文化寻根小说中雅化、俗化、野化的趋向。也有部分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周荷初独辟蹊径将古人张岱与汪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张认同世俗享乐扬郁勃之气寄悲凉于谐谑,汪则追求古朴和谐的原始情调融幽默于旷达”。张直心视域独特,从语言体式、抒情方式、审美意境和文化精神四方面,由文学至文化层层深入地阐述了以汪为代表的内地风俗画与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夏元明比较了汪曾祺与归有光，认为归有光汪曾祺小说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很大,汪氏小说的人情味、朴素的语言和自然的结构,特别是“闲中着色”的笔法,都与归氏散文存在血缘联系。这些研究既是汪曾祺小说研究中的硕果,又为之后研究的拓展开辟了新路。有关汪小说的影响研究吸引了一些有史学家眼光的研究者。许宗华认为汪“开新时期风俗小说先河,是新笔记体小说的开创者和重要作家”。
研究者开始注重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念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汪曾祺,因为这是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马风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汪与新时期小说的关系,认为汪对新时期小说有三大贡献:一以与“十七年小说”的差异隔膜,对其进行试探性冲击和小心翼翼的较量开新时期小说滥觞,并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了小说观念的启蒙;二汪小说自身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三接续了由废名、沈从文等开启的创作风格流派并诱发了“寻根”,“先锋”等风格流派的孕育与诞生。这一考察是汪小说与新时期文学影响方面的重大成果。赵桂宁《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对马风的探讨作了一定补充,认为汪对寻根“原始生命派”、“忧患派”,“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及抒情创作和“先锋派”小说有一定影响。黄子平把汪曾祺放到现当代文学史中去考察其复出文坛的意义及原因:一方面是对中断已久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的接续;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最大教训是它拒绝了四十年代除延安文艺以外的新文学遗产,因而汪曾祺小说就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寻根文学——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刘明分析阐述了汪与“文学的启蒙”的关系及其在新时期文学走向多元化中的重要作用。
除上述主要成果外,韩毓海的《“历史”?“意识形态”与被冷落的传统》也值得注意。他富于启示地提出汪继承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被冷落的传统:对文化的反思,认为其散文化的小说是汪对以启蒙话语内含“苦难哲学”和“斗争哲学”为底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汪小说的细读研究成果集中在《复仇》、《落魄》、《受戒》和《异秉》等篇目上。解志熙从存在主义角度对《复仇》与《落魄》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些作品以人存在上的自欺及其扬弃为共同的主题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体验。汪政晓华不囿成见研讨《受戒》内涵,认为《受戒》写的是故乡童年其别致的审美风格缘于汪复出后的老年心态。《异秉》的研究则是近年来的热点。
马春花从书写人生生存的角度对《异秉》进行了赏析。陆成的《“时态”与叙事———汪曾祺〈异秉〉的两个不同文本》通过分析两篇《异秉》的时态以及相关的叙事因素,指出两文反映了汪写作两篇小说时的青年面对未知迷惑彷徨和老年饱经沧桑怀旧自信的不同心态,以及在时间境遇探问中追求深刻的哲学思考与回首往事旷达自适的审美态度的两种对待人生的态度。陈林群.在《鸡鸭名家汪曾祺》中认为汪曾祺被公认为“大器晚成”的作家,他不为人知的早期杰作《鸡鸭名家》证明这是个误解。他“晚成”于 2 0世纪80年代,仅仅是由于特殊的时代。然而他又并没有像大部分同时代作家那样被时代“耽误”,反而创作力勃发,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性格、学识、立场以及艺术天赋。也正是这一切,决定了他生趣盎然的大写意风俗画的小说风格。王彬彬.在《“姑妄言之”之一——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一文中认为《受戒》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的“吃教”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其他层面进行探求。邰宇从艺术感觉角度切入,认为汪往往通过感觉写人、景、事,并指出其儿童视角的成因在于现代作家从未真正从心灵上征服都市和沉积于人们心中关于乡村生活的集体无意识。黄立凡,李波从汪笔下的食文化入手,认为其独特的风貌与作家生活密不可分,是其人道关怀的触角。南栀子独具慧心,通过对“昙花”,“孤鹤”和“鬼火”汪小说中三个鲜明的民俗意象的考察,探讨了汪借此表达的情感体验,文化理想和价值向往。杨帆也在《鬼火－汪小说民俗意象分析》一文中试图从“鬼火”这个意象洞悉汪无意识深处的奥秘，破解他九十年代在小说美学上的突破和他对自身人格的超越，认为“鬼火”象征一个生命不屈的灵魂。刘明.在《“规避”的辉煌和遗憾——汪曾祺创作论》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都具有比较明确的美学追求,这往往决定着其创作的基本面貌和艺术风格,因此,在探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时,作者从他的美学追求谈起。作者着重论述了汪曾祺美学追求的矛盾性，即真实与和谐的对立统一以及这种矛盾性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姜韬在《汪曾祺梨园小说初探》一文中通过对汪曾祺创作的有关“梨园行”的梨园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探求,揭示出汪曾祺创作梨园小说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剖析中国人自身的劣根性,从而净化民族心灵,树立良好民族品格的深刻用意。
综上,汪曾祺小说研究在广大研究者辛勤的努力下日益深化,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令人惊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巨大成绩相伴的是同样堪称巨大的空白:汪小说研究的部分领域虽有重大价值但至今仍涉足者寥寥:如汪小说与外国具体作家作品间关系的研讨,如汪小说缺陷研究,如汪与其他京派作家及当代作家的比较等。同时可以看到近年来在汪小说研究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较为年轻的研究专家如石杰、柯玲、熊修雨等。他们从各自的方向考察汪小说,不断填补研究中的空白,令人欣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隐忧:重复研究,潜在搁浅不时可见,而研究者批评的独立性也不够强。
群文通练五欣赏一位作家风格——汪曾祺散文化小说 (小说阅读) 微导语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于当代文坛，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小说的主要风格：以回忆为主；结构上情节因素弱，插入成分多，风俗描写多；语言简洁干净，不重修饰，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着重表现和谐、乐观的色调和善良、美好、健康的人性。他的小说，有一种悠然、散漫、自由的味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职业 汪曾祺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大人小孩都听得很熟了。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她的声音很高，拉得很长，一口气。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 我好像只看见这人走来走去，吆喝着，没有见有人买过他的化风丹。这位贵州老乡，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黄昏以后，直至夜深，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 “壁虱药！虼蚤药！” 壁虱即臭虫。他这时候出来吆卖是有道理的。白天大家都忙着，不到快挨咬，或已经挨咬的时候，想不起买壁虱药、虼蚤药。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还有一种，是：“椒盐饼子西洋糕！”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从早到晚，穿街过巷，吆喝着。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是他没有上过学。 我从侧面约略知道这孩子的身世。非常简单，他是个孤儿，父亲死得早，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还有个外婆，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卖茶，卖葵花子。他长大了，得自己挣饭吃。母亲托人求了糕点铺的杨老板，他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发面，天一亮就起来烧火，帮师傅蒸糕、打饼，白天挎着木盆去卖。这孩子是个小大人。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荫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 每天下午，在华山西路、逼死坡前要过龙云将军的马。他每天都是这时经过逼死坡，他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中的人物陈小手是旧社会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形象。他身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品质，大家了解哪些? 陈小手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
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 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乎，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化特点《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是一篇极美的小说。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清清爽爽，朦朦胧胧的爱情。全篇有一万二千多字，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却极富诗意地展现了三十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被作家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 整体看来，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他多写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天文地理，颇似真实的生活。汪曾祺的文章主体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从而形成了它的散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与他的创作思想不无关系。 一、创作思想 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就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以价钱上的多少来为万物作一个好坏的评价，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的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的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显然不能同一般目的相结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这些其实就是沈从文先生写作时所持的审美态度，这些话也对和他有差不多气质的汪曾祺先生所持的写作态度相同。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汪曾祺先生也说过：“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最易在艺术品之前敏锐的感到灵魂中的杂质、沙泥、垃圾，感到不满足，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体内的石灰质。这个时候我想尖起嗓子来长叫一声，想发泄;想破坏;最后是一阵涣散，一阵空虚掩袭上来，归于平常，归于俗。” 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与老庄的精神传统、与废名沈从文的文学风格相联系，而且与整个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血缘承袭关系。汪曾祺对生活始终充满一种乐观主义的平民化态度，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民间审美观念的认同，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早期小说中描述的清新柔婉、恬静浑朴的图画，既是作者个人面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浅议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问题 摘要：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小说风格温暖平和、清秀雅致。儿童视角是汪曾祺进行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视角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也令他的作品具有别样的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儿童视角真善美 汪曾祺在新时期初期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开始了自己文学的复活之旅，他的作品以清新自然纯朴而广受欢迎，更以温暖美好的氛围给人们带去了生活美好的希望。这种美好与汪曾祺叙述的视角密不可分，尤其是儿童视角。 一、儿童视角的选择 在叙事学视野中，“视角”或“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最早把小说视为自足的艺术有机体，从而将注意力从以往对作品的道德目的转向了小说技巧，尤其是“人物有限视角”或“限知视角”。美国新批评家珀西·卢伯克表示：小说之所以会有复杂的表达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视角问题，并出版了第一本系统阐述叙述角度的著作《小说技法》。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叙事视角成为评论界的一大热门话题。不同的视角会赋予作品不同的美感，同时也可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 童年经验在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1］。童年时代的记忆和经历甚至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倾向和意图。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写作，童年视角出现的时间短暂，在《羊舍一夕》、《黄油烙饼》、《受戒》、《大淖记事》、《虐猫》等作品中出现，至晚年写作呈成熟趋势后就较少出现，因此，儿童视角对研究汪曾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汪曾祺从小在人情味十足的士大夫文化中成长，其家庭氛围是典型的书生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汪曾祺深深地沉湎于孩提童趣之中的情况，因为孩提时的一切对其而言不仅仅是哺育他成长的乳汁，更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他没有显赫的政治资本值得炫耀，也没有一度蒙垢却终于洗清的名誉值得“恢复”。一生动荡的岁月令这个文弱书生无所适从，也只有生命起初的美好可以让汪曾祺寻找到安宁。汪曾祺把“不失赤子之心”作为孔孟的核心，那是一种纯真、神圣的感情，用永不消失的童心真诚地面对世界，从而构造出充满诗情的田园牧歌般的意境。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08年4月10日
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专科毕业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姓名：毛仙付 专业：应用中文专业 年级：2012年秋 层次：高起专 学习中心曲靖培训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14年9 月20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真实性文言文人性美和谐与风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钓鱼的医生 汪曾祺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的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刮刮鳞洗净了，就手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直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淡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大名里还带一个菊字。古人的一句“人淡如菊”，造就了一个好名字。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大门总是开着的，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妙手回春”……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匾都有年头了，只有一块很新，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有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这地方不吃飘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飘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种来和扁豆配对的。王淡人的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桥作的对子：“一庭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他这个医生是“男妇内外大小方脉”，什么病都看，外科用的药，大都是“散”——药面子。“神仙难识丸散”，虽然每一家药铺都挂着一块小匾“修合存心”，但是王淡人还是不相信。外科散药里有许多贵重药：麝香、珍珠、冰片……哪家的药铺能用足？因此，他自己炮制。他的老婆、儿女、都是他的助手，经常看到他们抱着一个乳体，握着乳锤，一圈一圈慢慢地磨研。 城里外科医生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外科医生都不大看得起，因此，王淡人看外科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也看不了几起痈疽重症，多半是生疮长疖子。这些生小病症，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而且本地规矩，熟人看病，都得要等“三节算账”，——端午、中秋、过年。忘倒不会忘的，多少克就“各凭良心”了。有的送来一些华而不实的礼物：扇子、月饼、莲蓬、天竺果子、腊梅花。乡下来人看病，一般倒是当时付酬，但常常不是现钞，或是二十个鸡蛋、或一升芝麻、或半布袋鹌鹑！遇有实在困难，王淡人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 有人说：王淡人很傻。 去年、今年，他就办了两件傻事。 去年闹大水。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实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但是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绪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汪曾祺小说《陈泥鳅》阅读答案 陈泥鳅 汪曾祺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又过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呆在家里。 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闸炸了，炸得粉碎。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求到时，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点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散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 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问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围观的人都不知这女尸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但也都知道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 公益会的人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 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嗖地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2-15题。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炝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天皓片。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学年论文 题目：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姓名：覃思霖 学号： P100711042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0级2班 指导老师：张向东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专业:汉语言文学姓名:覃思霖指导老师:张向东 摘要汪曾祺小说是一幅自然清新而高雅隽永的风俗画,他以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给读者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内涵。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识，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和谐。在对乡土风俗的描写中,渗透了作者对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的思考。他所描述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渗透出一种美的人性，给人美的情感体验。本文以汪曾祺小说为载体，将从民间善恶观、人物的仁爱、抗争精神和对生活的态度等角度来阐述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人性美,风俗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独特风格和美学追求的作家，他对风俗、友情、爱情、自然的独特描写都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健康人性的向往。其笔下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大英雄，更多的是对旧社会中普通小人物、小市民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商人、工匠、医生、农民、学生、和尚、挑夫等。他力图通过小人物的平凡命运挖掘人类内心深处蕴藏的美。其《受戒》和《大淖记事》的发表与获奖①，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写作风格与师相近。与前辈抒情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中，这使得他的小说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韵
味。有评论家认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②他在小说中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更值得我们去品味和研究。 一.儒家色彩的民间善恶观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小说对道德民间化的书写。在他所写的人物里，大多是重义轻利、乐于助人和具有强烈家庭观念意识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过着安分的日子，因此，活得很快乐很知足，人与人之间很少有激烈的斗争，他描绘的世界很少有悲伤。朋友同甘共苦，夫妻相濡以沫，邻居间团结互助,民风也极其简朴。 在《徒》中，写到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困境，却不苟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排挤，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节操，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牺牲自己孩子的前途。《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一个有博大仁爱之心的人，作为一名医生，他救死扶伤，替人医病从不计较报酬。家乡发大水，他冒着洪水去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好依也好利。他打捞尸体还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较报酬，救上来的人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都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的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以义为上思想的表现。《大淖记事》中受伤的十一子被接回以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人参汤给十一子补营养。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而刘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