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为分前后两期，其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所谓唐朝中叶，即指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陈先生没有使用“唐宋变革”这样的提法，但对自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不否认。我国史学界老一辈的学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极少使用这一提法，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这一学术命题，并且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唐宋时期中国的社会阶层细分起来虽然比较复杂，但就其大的方面来说，无非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其中统治阶层又可分为皇室与官员，被统
宋代已基本改变了没战俘为奴婢的传统做法。此外，犯罪者的私有奴婢，也不像过去那样完全作为财产没官了。南宋开禧三年，吴曦以谋反获罪，其妻妾等按律应没官为奴婢，但众官集议后认为，没官系“贷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其母女妻妾……合于流罪”。④南宋末年方回亦曰：“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
不仅官奴婢很少来自战俘和罪没，而且宫廷中奴婢的构成亦产生了变化。宋英宗时，司马光曾上书反对宫中从巿井雇佣市井下俚妇女，认为“此等置之宫掖，岂得为便。”可见雇佣制已渗入到宫廷服侍阶层，对传统的官奴婢制度形成了一个冲击。宋代官奴婢制度的衰落在职官制度上亦有反映。唐代主管“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的刑部都官曹，在宋代，据《宋史?职官志》载，其职能已变为掌天下役人及雇工人了。
（４）奴婢阶层的雇佣化，使奴婢的身份地位，比之唐代有了进一步提高。奴婢能与雇主订立契约本身，就已标志着奴婢身份地位的提高。奴婢“贱籍”的消失，更说明奴婢与良人在身份上的接近。宋神宗时，“朝廷广开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皂隶”居然也可以上言，这在中古时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太祖时有大臣上言说“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同行贿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太祖批准实行。这反映奴婢已不似唐代，不仅可以告发主人“叛逆”、“谋反”之罪，而且也可以告发主人的其他罪行了。在中古时期，主奴之间，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主人享有处置贱口的很大特权，贱口不能告主人，主人亦不可能去控告自己的奴婢，因为奴婢像牛马一样，属于无责任能力的财产，而宋代奴婢，却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刑事诉讼主体了。贱口可以告主，同样主人也可以告奴婢。如宋太宗时，有奴婢主人因失一猪而将奴婢告官，可见，奴婢此时已成了被告对象，说明其本身已不是物品了。宋真宗等还多次颁布诏旨，规定对奴婢犯罪的处罚原则，实际上等于正式取消中古长期以来奴婢主人的私刑权。仁宗时宰相陈执中本家笞女奴迎儿致死，曾引起轩然大波。开封“道路沸腾”，陈执中为此被“罢免相位”。另外，唐宋官府还以多种方式解放奴婢之类贱民，如唐武宗时从寺院一次就解放了１５万奴婢。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唐中叶以来门阀世族的衰败与中古良贱身份体系的瓦解，基本是同步的。这是因为，中古良贱制度的形成，是与以部曲奴婢劳动制为特征的世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紧密相关的。当唐宋之际门阀世族土地所有制彻底瓦解从而导致部曲奴婢劳动制解体，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大量改变之时，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唐宋社会的巨大变化。
注释：
①参见拙作《试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度的法典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太平广记》卷２５６《唐五经》。
③《云麓漫钞》卷４。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六》。
治阶层包括农民、奴婢、商贾、手工业者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所以本文主要想谈谈皇室、官员、农民等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
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统治阶层主要由山东士族、江南士族与关陇士族构成，无论是皇室还是官吏队伍，均不例外。隋唐时期江南士族早已衰落，沦为关陇贵族的附庸，同时山东士族的势力也已经衰落，只有关陇士族仍然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无论是隋唐两朝的皇室还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都属于这个政治集团，由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但是这种状况即使在唐前期就已经发生变化，除了高祖、太宗两朝他们尚保持着较强的势力外，至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关陇士族的政治势力受到较大的削弱，安史之乱后进一步衰落，“至唐朝后期，关陇贵族的身价更是一落千丈”。②除了皇室仍为关陇士族中人外，官吏队伍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唐后期的这种趋势，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身于关陇士族的李唐皇室已经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代新人，他们的出身非常低下。以五代皇室为例，朱温出身农家，本人为地痞流氓。后唐李存勗出身于代北沙陀集团，而沙陀则是西突厥、回纥、粟特等民族混合而成的共同体，其家族长期担任沙陀大首领，因镇压黄巢义军而起家，从而登上了政治舞台，社会地位并不高。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社会地位则更低，为沙陀军将出身；唐末帝李从珂，本姓王，为明宗养子，“其世微贱”。晋高祖石敬瑭与汉高祖刘知远，均为沙陀军人出身。周太祖郭威，少年孤贫，为黥面罪犯；周世宗柴荣，早年曾贩过茶叶，因其姑母嫁给了郭威，遂得以收为养子，从而登上政治舞台，可见其出身亦很低微。
中原王朝的情况如此，十国统治者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如吴国的杨行密，出身于群盗，后为走卒；吴越钱鏐，早年贩盐为盗；楚国马殷，出身于军卒；南唐李昪，是流浪孤儿；南汉刘氏则是波斯商人后裔；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前蜀王建，流氓出身；后蜀孟知祥，出身军将；至于北汉刘氏，与刘知远同族，也是出身于社会下层。整个五代十国时期最高统治阶层的这种状况，是唐末农民战争对原有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的结果，也是自唐中期以来贵族政治逐渐衰落的结果。这种状况与隋唐两朝皇室出身于世家大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连秦末农民战争时的情况都不如。秦朝被推翻后，楚王项羽大封诸侯，其中虽不乏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物，但出身于贵族者仍大有人在，而五代十国时期的各国最高统治者，竟然找不出一个出身稍微高贵者。到了赵匡胤建宋称帝时，竟把例行使用的古代祭器俎豆之类统统废去，公然说：“吾祖先岂识此乎！”自此以来直至元明清，贵族政治便在中国销声匿迹了，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因此，从最高统治阶层的结构来看，隋唐时期乃至唐后期仍然属于贵族阶层，其结构发生变化之始应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宋代不过是继续了这一趋势而已。
与此同时，唐宋时期官吏阶层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姓氏中的地望、族望是门第的象征，在唐代门阀士族的影响仍然较大，以致于“男女婚嫁，不杂他姓”。但是到了五代婚姻不尚阀阅，已是普遍的社会风气了。郑樵说隋唐以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③宋神宗时，王存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并在进书表中强调：“氏族所出”，“且非当世先务”。说明谱学已经彻底衰微了。由于唐前期关陇士族势力强盛，山东旧士族的影响仍存，在选官方面虽然有科举制的存在，但门荫入仕的比例仍然不低。唐朝后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大大衰落，遂使科举入仕逐渐成为主流。唐武宗时颁诏规定，凡进士及第者皆称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的特权。衣冠户不论家庭出身，只看其是否进士中第，于是同是衣冠户而来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便消失了，从而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以往只有门阀士族享受的这种特权被新出现的衣冠户取代了。唐朝后期的官吏队伍基本是由科举出身的衣冠户、庶族出身的军将和归化蕃将构成，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势官地主阶层。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唐后期官吏队伍中，士族出身仍然大有人在，并非纯粹的科举出身的士人和军将，如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以及杜佑、郑覃、韦宙等一大批人，他们出身于高门士族，均通过门荫而入仕，不少人甚至官至宰相。这种现象比较彻底的消失应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唐末农民战争打破了这种局面，所谓“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这种势官地主阶层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镇压农民起
义的过程中，新兴的一代藩镇取代了旧藩镇，并呈现出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局面，尤其经过朱温的大肆屠杀，所谓“白马驿”之祸，便是一个典型事件，这种屠杀不仅使所谓衣冠缙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使唐朝统治的基础彻底崩溃，大唐帝国终于覆亡了。五代十国时期官吏队伍的结构与唐朝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这一时期任藩帅者的出身看，他们多出身于社会最下层，或贩盐屠狗，或为人家奴，或为群盗，或为出身低贱的诸族军人。这种情况与这一时期各国帝王的出身并无根本的不同。至于士人，虽有不少科举出身者，但他们并非因科举而致位卿相，只不过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而跻身于卿相。为了保其禄位，不得不看武夫的脸色行事，听其驱使而已。至于大多数科举中第者，如不走这种途径，则长期屈居下位，或多年才得一官，甚至不及三考便又失去官职了，“有一生终不至令录者”。④至于少数士族后裔，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特权，欲想入仕，也要通过科举考试，或投靠藩镇充当幕僚。可见五代十国时期的这一社会阶层与唐代不同，他们是由舞枪弄棒的武人和听其支配的官僚构成的，应该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宋朝建立后，吸取了五代十国时期的经验教训，推行右文政策，压制武人势力，遂使这一社会阶层变成了以科举出身的士人为主的结构形态。当然这个变化也有一个过程，直到宋真宗时期，衣冠户的名称仍见于史册，仁宗以后，便正式为官户所取代了。⑤可见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呢？这是因为科举制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其所录取之人的积累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实行的这种右文政策，实际上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南方诸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以南唐、后蜀的情况最有代表性。江淮地区在吴国统治时期，武人跋扈，即使在杨行密统治时期也不能幸免。“自杨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似威鷔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于有位居相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⑥南唐建立后，先主李昪采取了削弱藩镇的政策，具体办法是：削去节帅所辖支郡，缩短节帅在镇时间，限制节帅权力，以文臣监军等。此外，南唐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起用文臣掌握大权，其推行的这种崇文抑武的政策，比较彻底地改变了武人跋扈的局面。川蜀地区在前蜀统治时期，武人势力
很大，王建诸假子或统率禁军，或位居节帅，因诸将跋扈而被诛杀者比比皆是。后蜀在孟知祥时期仍存在这种现象，在其子孟昶统治初期，情况仍然如故，其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武人势力，推行文治，使得后蜀武人跋扈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只不过是继续了以上政策而已。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来确定，认为唐宋时期“贵族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决定和任命”，“而君主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⑦从前面的论述来看，他的这种论述与唐宋之交统治阶层内部结构的这些变化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略有不同而已。
二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学说，增添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除了依然强调贵族失去特权，官吏选拔通过科举制向万民开放外，主要阐述了两个观点：其一，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其二，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后有转移的自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⑧关于唐宋时期农民身份的这种变化，在中国学者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按照《唐律疏议》记载，部曲原则上是由奴婢放免而来的，属于私家所有的贱民，但不像奴婢那样属于主人的财产。唐代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直到目前还未见到部曲与土地发生过什么联系，他们更多的是从事家务劳动。至于唐代的奴婢也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虽有一小部分的奴婢用于农业生产，但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其二，唐代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客是自由的农民，与田主之间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从《唐律疏议》、《通典》、《册府元龟》等书的相关记载来看，无论是官田还是私田，其承佃者均为农村中的下户或客户，他们都属于良人，而不是贱民。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仍然是如此，并未见到身份上有何较大变化。
其三，唐政府从未对佃农人数进行过限制，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甚至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的习俗发展租佃关系，反映了租佃制在全国范围已经自发地形成了。而在魏晋六朝时期，历朝政府都对豪强地主的部曲、荫户人数进行限制，官府与他们之间争夺人口的情况非常激烈。这就说明唐代的佃农仍然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仍然承担着赋税徭役，即均为课户，故政府没有必要限制其人数的发展，佃户只不过是破了产的农民而已。
出于这些理由，所以那种认为唐代实行的是农奴制，而宋代实行的是契约租佃制的看法，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大致说来，在唐前期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一定要说唐宋之际农民身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的话，还不如说唐朝中叶发生变革更为有力，唐宋之际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⑨
中国学者以上的这些看法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也与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完全吻合。其实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学说，并没有刻意强调农民身份的这种变化就一定发生在唐宋之际，他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可见他也认为唐代农民的这种身份变化是从唐中叶开始的，与上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并无根本的不同，如果一定要说差异的话，那就是内藤湖南把这种变化的过程延续了数百年，认为直到宋神宗时才最后完成。其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经济不平衡，同样是租佃农民，但身份的自由度却差异颇大，并非整齐划一。如大家经常使用的一条史料，即宋仁宗天圣时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⑩但是直到苏轼生活的元丰年间，他仍说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这一现象就是各地发展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甚至在明清时期一些地区还存在佃仆制。因此，笼统地说宋代佃户身份如何自由，以至于将其与田主的关系说成是平等的经济关系，显然与史实不符。
尽管存在这种不平衡性，但并不能就此而否认唐宋时期发生的社会变革，因为我们观察历史问题，要从社会发展变化的主流或主要趋势出发，不能因为存在某些局部性的差异，就否认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历史问题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就会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既然中国学者认为在唐代不存在地主控制下的农奴，那么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否不存在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唐代大地主庄园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在其前期农民主要依附于国家，而不是依附于地主阶级。唐朝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户籍法，通过这种办法对广大自耕农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禁止脱户、隐漏、逃亡，使广大自耕农在人身上完全依附于国家，被束缚在土地上。如果农民脱户漏口，增减年貌，或者逃亡他乡，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不同的是，在法律上仍然确定其为良人、编户，而不是贱民。唐中叶实行两税法后，使得农民对国家的依附性大大减轻了，因为两税法实行的是以资产为主要对象的征税原则，而不是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时的以人丁为本，于是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便大大地松弛了。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政府只关注土地面积登记是否属实，而不再强调对农户的控制，由查户口隐漏，而转为核查土地隐报，遂使农民的人身更加自由了。广大农民身份的这种变化，应始于唐朝中叶，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种趋势，至宋代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进一步减轻。内藤湖南更多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唐代农民身份变化的。
那么，唐代的农民是否属于国家控制下的农奴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的人身地位在法律上高于奴婢贱民，与没有当上官吏的普通地主属于同一等级，都是皇帝的子臣，如果把他们视为国家农奴，则很难解释唐代还大量存在的贱民阶层的法律地位。从法律的角度看，唐前期的农民在地位上与两税法实行后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国家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轻了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同意日本学者的意见的。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唐宋时期皇室、官吏、农民等社会阶层的内部结构和身份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每个社会阶层的变化时期却不完全相同，有的始于唐代中叶，有的在唐宋之交，并且各个阶层完成这种变化的过程长短也不相同。这些情况的存在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学界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相信随着对唐宋社会阶层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些分歧将会越来越小。
□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
“由唐朝中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到……宋朝完全定型”①。确实在唐、宋之间，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如农业生产的品类与手段、经济制度、群体结构、行政体系等等。其变化的强度虽比不上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但已是秦横扫六合以后最引人瞩目的了②。那么，这个变革会对道德意识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社会变革中，道德意识的演变虽然乍看是无形的，但却是决定性的，因为没有意识的最后转变，任何社会变革都难以巩固和延续，而道德体系则是任何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坚。从唐宋间道德意识的转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中也可以见证这一点。
虽然自汉“独尊儒术”始，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主流意识一向是很重视道德的作用，但此间并非是没有变化发展的，如北朝隋唐间所谓“胡风”的影响，致使“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而有悖于传统道德。这种情况到了唐宋之间陡然起变，儒、道、佛三家不约而同地有了相似的重要发展，即表现为一种共同的重道德化的倾向，并在作为道德之本的社会价值取向上有了更多的共识。而这一切，又与唐宋社会变革相呼应。
拿儒家来说，一脉相承于王通、韩愈的宋代理学之不同于以往的儒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是以重孟子之教来替代重荀子的倾向。孟子学说主要发扬孔子在“仁”方面的思想，有别于荀子在“礼”字上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言，荀子则约仁义而归之礼”③。陈寅
恪先生指出：“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句章学耳”，而“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由孟子卒章所启发”。④即自韩愈始，至宋代理学更重在道德的说教，以“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来取代“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⑤，即以“伦理本体，非功利的绝对命令，立法普遍性和意志自律”⑥等为其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
唐宋间兴起的新儒学将“道”或“理”作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全部封建道德的依据所在。有的学者认为当时那些理学家的“乌托邦理念具有‘以德为本’的伦理道德化倾向，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想化设计夹杂着浓郁的伦理色彩”⑦，即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使“文学和政府从属于伦理”。⑧不仅如此，“这些宋明理学家的以‘理’为核心的法律观，对当时的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⑨而且理学还把“自唐至清末中国法律思想的定型化”，即将“儒家伦理法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学说、命题、主张成为千年间法律思想的‘固定套路’，一直没有什么变化”。⑩一言概之，法律在唐、宋社会变革之间被全面的泛道德化了。这也是唐宋间道德至上倾向所导致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逐渐形成以融会释道的儒学为主，以三教融合的释、道为辅的文化格局”。+,-其中，道德至上的倾向也是在道、释二教的推波助澜下而在社会上下被深入而全面化
注释：
①陈寅恪：《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②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③《通志?氏族略第一》。
④《旧五代史》卷１４８《选举志》。
⑤《宋史》卷３７７《王庠传》。
⑥《钓矶立谈》，五代史书汇编本，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⑦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⑧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５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
⑨以上见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⑩《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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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全集》卷５２《论给田募役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 结构出现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近40年之后，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有1亿多人。 1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为分前后两期，其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所谓唐朝中叶，即指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陈先生没有使用“唐宋变革”这样的提法，但对自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不否认。我国史学界老一辈的学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极少使用这一提法，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这一学术命题，并且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唐宋时期中国的社会阶层细分起来虽然比较复杂，但就其大的方面来说，无非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其中统治阶层又可分为皇室与官员，被统 宋代已基本改变了没战俘为奴婢的传统做法。此外，犯罪者的私有奴婢，也不像过去那样完全作为财产没官了。南宋开禧三年，吴曦以谋反获罪，其妻妾等按律应没官为奴婢，但众官集议后认为，没官系“贷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其母女妻妾……合于流罪”。④南宋末年方回亦曰：“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 不仅官奴婢很少来自战俘和罪没，而且宫廷中奴婢的构成亦产生了变化。宋英宗时，司马光曾上书反对宫中从巿井雇佣市井下俚妇女，认为“此等置之宫掖，岂得为便。”可见雇佣制已渗入到宫廷服侍阶层，对传统的官奴婢制度形成了一个冲击。宋代官奴婢制度的衰落在职官制度上亦有反映。唐代主管“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的刑部都官曹，在宋代，据《宋史?职官志》载，其职能已变为掌天下役人及雇工人了。 （４）奴婢阶层的雇佣化，使奴婢的身份地位，比之唐代有了进一步提高。奴婢能与雇主订立契约本身，就已标志着奴婢身份地位的提高。奴婢“贱籍”的消失，更说明奴婢与良人在身份上的接近。宋神宗时，“朝廷广开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皂隶”居然也可以上言，这在中古时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太祖时有大臣上言说“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同行贿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太祖批准实行。这反映奴婢已不似唐代，不仅可以告发主人“叛逆”、“谋反”之罪，而且也可以告发主人的其他罪行了。在中古时期，主奴之间，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主人享有处置贱口的很大特权，贱口不能告主人，主人亦不可能去控告自己的奴婢，因为奴婢像牛马一样，属于无责任能力的财产，而宋代奴婢，却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刑事诉讼主体了。贱口可以告主，同样主人也可以告奴婢。如宋太宗时，有奴婢主人因失一猪而将奴婢告官，可见，奴婢此时已成了被告对象，说明其本身已不是物品了。宋真宗等还多次颁布诏旨，规定对奴婢犯罪的处罚原则，实际上等于正式取消中古长期以来奴婢主人的私刑权。仁宗时宰相陈执中本家笞女奴迎儿致死，曾引起轩然大波。开封“道路沸腾”，陈执中为此被“罢免相位”。另外，唐宋官府还以多种方式解放奴婢之类贱民，如唐武宗时从寺院一次就解放了１５万奴婢。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唐中叶以来门阀世族的衰败与中古良贱身份体系的瓦解，基本是同步的。这是因为，中古良贱制度的形成，是与以部曲奴婢劳动制为特征的世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紧密相关的。当唐宋之际门阀世族土地所有制彻底瓦解从而导致部曲奴婢劳动制解体，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大量改变之时，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唐宋社会的巨大变化。 注释： ①参见拙作《试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度的法典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太平广记》卷２５６《唐五经》。 ③《云麓漫钞》卷４。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六》。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
我国近年来社会阶层的划分情况 我们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和定位，其目的是要反映社会现状、阶层结构，使其成为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对当前社会阶层的分析，应当尽可能地综合反映出各阶层具有的不同的共性、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各阶层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以此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化解这些冲突、解决这些矛盾提供必要的依据。要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要正视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化解这些矛盾。 一、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和构成特点 社会阶层是对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的称谓，阶层不同于阶级，但是和阶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一阶级内部可以分化成不同的基层，不同阶级的成员也可以组成同一个阶层。 建国以来，我国曾存在四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剥削制度也自此消失。由此我国只存在着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也属于工人阶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分配方式的变化，一部分生产资料占有者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且符合我国现实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条件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阶级消亡创造条件，必须废除某些制度，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部分的保留某些阶级和制度，或者说，在新制度的绝对控制下容许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以使和它能满足其要求的那部分生产力相适应。”[1]对这部分脱离基本阶级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剥削阶级、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毕竟是现阶段保留下来的旧制度和旧阶级因素的集合与体现，相别于社会基本阶级。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改变，已经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或者说，我国当前社会各阶层再不会只来自于这两个基本阶级，而必须考虑到发生的新的变化。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 同时，由于我国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为： 1，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日益加大。在同一阶级内出现了具有相异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利益归属、价值取向、认同感的不同社会阶层。 2，分属不同阶级的成员因为其相近的经济景况、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诉求等而可以成为同一阶层的成员；同一阶层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 3，出现了不是来自于社会基本阶级的新的社会阶层。其成员构成包括如我国现在的各私营企业主等。这一类社会阶层和阶层成员是游离于我国社会基本阶级之外的。
第七讲宋代社会阶层的新变化 一、教学目的 1、通过导入,使学生思考宋代社会阶层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2、通过讲解,使学生明确宋代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要特点 3、通过分析,使学生分析宋代社会阶层变化的多方面原因 二、知识要点 1、宋代官僚地主集团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2、租佃制及其影响 3、市民阶层力量壮大的原因及影响 三、教学重点、难点 1、官僚地主何以取代门阀地主 2、经济调整下的社会变化——从部曲佃客制到租佃制的转换 3、市民的 四、教学内容 特点概述:流动较前代明显加大,主要表现在横向(即地区与行业间)与纵向(即统治与被统治集团)的流动机会加大与速度加快。 1、官僚地主基本取代门阀地主 “自魏晋以来,造成门阀之九品中正制度。至就是始完全废除。且科举盛行,白衣及第,得通婚于世官,而门第之风亦衰。此实为中古社会上一大变革也。”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门阀制度就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门阀重门第、品第,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唐末五代的割据寒门的勃发,以及宋重文的统治思想,“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门阀制度也不复存在。 宋代的官僚地主阶层(官户)及其来源 宋朝的官户就是指品官之家﹐即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官僚的子孙以恩荫入仕﹐即使就是低级小官﹐也算官户﹔而通过出钱或纳粟买官入仕者﹐则自正七品以上﹐才算官户。官户作为宋朝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上层,就是地主阶级在诊治上的代表。官户约占宋朝总户数的千分之一二。 当时要成为政府官员有五种主要的途径:1、科举考试。这就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宋代科举名义上向各阶级阶层开放,登科后便授官,且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故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2、恩荫入官。皇族、后族以及各级官员,在皇帝诞辰、大礼、身故时,都可按等级不同,荫补子弟为官。3、吏人出职。4、进纳补官。百姓纳粟交钱即可买官。5、军功授官。其中,恩荫入官人数最多,当中高级官僚绝大多数为科举出身。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宋代官户的新特点: a、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就是主体:宋代官僚地主就是唐五代以来庶族尤其就是“衣冠户” 的发展,但由于已不存在士族门阀,所以不称庶族,而称为官僚地主阶层。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 位的变化 Document number：PBGCG-0857-BTDO-0089-PTT1998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强，奴隶制从解体逐渐走向灭亡，封建制度在旧社会母体内发生、发展，时代的变革促使了士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取向的革新，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春秋战国；士阶层；演变；崛起 春秋战国，是战争伴随着改革的一个动荡年代，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却不断壮大，相互间展开一系列争霸战争。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随之徒增。“礼崩乐坏”后，世卿世禄制失去其寄生的土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子张篇》)的提出为更多以才能进入仕途的人开辟了道路。这时，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人们称之为“士”大而言之，他们为图强争霸者筹划治世之策，希望通过诸侯国君的赏识，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小而言之，他们为自己的温饱谋求居食之所。“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崛起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与变革的重要因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文化心态。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基本特征 士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其特征与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西周以前，“士”的主要来源是武士，到了春秋后期，文士队伍不断壮大，逐渐从武士队伍中分离出来，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士人的兴起。 （一）士人的起源与发展 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2](《一篇上·士部》)许慎认为“士”由“一”和“十”会意而成，“一”为万物之始，“十”为“万物之终”。因而“士”即指那些从古至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即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做事，这就是许慎所讲的“事”。关于“士”的起源，学术界达成一个共识：“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3] ;詹子庆说：“古代皆为武士。”[4]可以推断，由于战争频繁，"士"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训练，以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周以前以军事训练为主，“国家之大事，在祀与戎”，[5]因此当时的“士”主要是武士。到了西周，士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首先，士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左传·桓公二年》中“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6]，指士以其子弟为隶级。根据西周分封制地位的划分，当时的人被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属于下级奴隶主，士之后的是服各种杂役的家内奴隶。《国语·晋语》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卷10)，故早期的“士”享有小块土地，属于低级贵族。这一等级关系一直维系到春秋前期，在宗法制度下，贵族内部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庶出最高只能为公卿，诸侯的庶出最高只能做卿大夫，而卿大夫的庶子一般只能为士，所以王公贵族的旁系支庶是士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另外还有一部分士是从国人中的庶人（平民）提升上来的，庶人中有才德的人被统治者选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含义及其变化动因 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外开放的扩大、收入分配政策的变革，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力之下，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起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总体上已呈现“丁字”型的“断裂”结构，即上层阶层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在阶层结构的人口分布上，呈现典型的“倒丁字”型的结构，即绝大多数人处在社会的中下层。在阶层结构的具体特点方面主要呈现出：“结构化”、“再生产”、“碎片化”等趋势，且并没有形成我们所期望的一个不断壮大、负责任的中产阶层。这样的阶层结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的社会的政治信任感、政治认同感、政治归属感，引发了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富裕阶层的集体“无安全感”、不同阶层的教育失衡，并加剧了阶层固化，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矛盾，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多元由于缺乏正确、有效充分、负责任的沟通进一步加深了普遍的社会隔膜。本文将简单阐述阶层在当下中国的合适定义和当前阶层变化动因。 关键词：阶层阶级政治市场 “阶层”与“阶级”紧密相连，古代社会中的“阶级”，指的是社会上人为划分且真实存在并为大众深悉、认同的身份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然的政治、经济等地位的不平等。在古代中国，“阶级”一方面指的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另一方面也指社会伦理制度中的“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中说：“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 “老百姓”被通称为“庶民”。“士”处于“大夫”和“庶民”之间。在西方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行会师傅、陪臣、农奴、帮工等。 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信奉民主、平等的国家已无古代时的等级秩序，但由于天然或者非天然种种因素，实际上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层级划分，在层级分化巨大的时期，在革命学说者的眼里，层级强化为阶级。对阶级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均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每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即阶级基础来说明”。[1]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阶级对立变得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的阶级。在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19世纪以及随后的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特殊年代里的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进行了比较科学细致的分析。为当时的革命解决了路线问题，即“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2]的问题。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共产党都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处理敌我关系，不论是内战时期还是联合抗日时期，清晰的阶级分析都在最大程度帮助我党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上所以，在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孙立平 2012-7-11 15:03:15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摘要：社会结构变迁是转型社会的核心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的变迁。其中结构的分化向结构的定型化过渡，从而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这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逐渐成为了当今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化；社会阶层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核心性的变迁过程。本文将从有关分析模式转换人手，来透视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最新的趋势。 从结构分化到结构定型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8O年代初。那个时候，在刚刚恢复和重建的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学重建时主要是受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因此，当时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就是在美国社会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层研究。 但这种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模式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之间实际存在很大的张力。
因为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也就是说，分层研究更适合研究定型社会的结构变迁。而当时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才刚刚开始。就社会结构而言，当时的典型过程是伴随体制变革而发生的结构分化。因此，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学界虽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o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起，定型化的过程开始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1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o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就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不仅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也显著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水平。同时，作为我国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原有基本阶级、阶层发生明显的分化，当今社会阶层分层呈现复杂化趋势。正确处理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只有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和谐。所以，深入分析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研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阶级阶层分析法阶级阶层结构改革开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们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水平得到极提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不断发生分化重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 研究分析社会阶级阶层的目的，是要正确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特征和发展趋向，正确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社会稳
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通过对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获得向上流动、升迁的机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正确处理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只有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和谐。所以，深入分析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研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阶级、阶层概念 1、社会阶级、阶层的概念 （1）阶级概念 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就形成了两个阶级。①阶级概念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全过程，而且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和交换。 （2）阶层概念 社会阶层是“依据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种种社会因素所划分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不同于社会阶级，它的测量标准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因素，还有其它各种社会因素”。阶层是由于收入水平、职业种类、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的不均匀分布而形成的社会团体。阶层有两种基本类型，一①列宁. 伟大的创举[M]. 列宁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姓名：杨丽学号：61012306 摘要：改革开放2 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素质和内部结构上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还在持续之中。我们应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实际,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工人阶级的变化。 关键词：改革开放，阶层，利益 引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步形成了“两阶一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力量强力抑制着社会分化的出现,从而使得这种以单一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两阶一层”社会结构维持并不断强化着它的超稳定性。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却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方面是体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也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在这两大深刻变革的影响推动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可避免地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表现为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为基本力量的传统社会结构迅速发生解体和分化,各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社会阶层的全面分化及其矛盾衍生 经过改革开放，农业劳动者被不断分化，1997年后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9. 9%，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的高速增长，使拥有源源不断后备军的工人阶级迈上了成为中国最大阶层的征程，白领工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企业经营者、高级蓝领队伍的不断扩大，他们与公务员、私营企业主等阶层一起使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与改革前相比，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开放和富有弹性。 中国“从身份到契约” 型的阶层分化过程，促使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逻辑和社会现实逐渐统一起来，契合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趋势。阶层分化“不但压缩了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 ，随着各阶层意识和共同利益的增强，为公民社会的产生也创造了条件，加速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但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为社会政治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进入九十年代中期，改革以来各阶层的普惠格局受到挑战，大批职工失业下岗、农业发展边际效益下降、利益集团跨越潜伏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越来越显性化。“渐进性”的改革路线，缺乏对阶层分化的规则和程序的事前设计，因此阶层冲突向现代化的中心框架输入了巨大压力，一些利益集团在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中，开始演变成抵制改革的势力。其深层的原因在于： 第一，“梯度性分化”产生了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引发阶层间的矛盾。“改革打破了政治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状态，但却形成了贫富差距拉大为主要特征并引发组织、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均的综合性不平衡新结构状态。阶层分化中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特别是分化机制…梯度?性而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使社会稳定面临新的挑战。” “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城乡矛盾”等矛盾逐渐增多。 第二，“权力衍生论”驱动了不合法的阶层分化，引起各个阶层的不满。“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权力除了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外，还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过程，强占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和分化的资源，固化了社会结构，干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秩序。 第三，“现代化社会”将各个阶层纳入中心框架，促使矛盾冲突集中化。现代化建设促使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纳入中央体制，各种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关系得到加强，随着平等意识的扩展，利益受损的群体会不断地向社会中心施加压力，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向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就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与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同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与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就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与政府实行的政策与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与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与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就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
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作者】杨启莲/王金全/陈世海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法政系。 【摘要题】政党政治与统一战线政策 【正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既是对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统一战线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需要。运用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新的社会阶层，是新时期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当前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促进了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工人阶层：工人阶层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劳动的工人。这个阶层包括五个群体：一是传统产业工人，二是高新技术工人，三是服务工人，四是农民工，五是失业下岗工人。尽管这个阶层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就业发生多样化，以及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在这个阶层的内部结构方面，一是在职工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公有制企业职工人数锐减，私营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二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内部分化加剧；三是就业不稳定性和下岗失业职工人数增加。如何在工人阶级内部求同存异，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不变，不断增强其内部相互之间的凝聚力，进而实现整个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已经成为目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当务之急。 农民阶层：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内部已经明显地分化成三个社会阶层：1.农村专业户；2.普通农民阶层；3.贫困农民阶层。当前农民问题可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负担重；二是农民收入低；三是农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尖锐矛盾。如何正视农民阶级的急剧分化，如何针对农民的分化制定新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使工农联盟在新的阶层分化中得以继续巩固和发展，成为目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又一个当务之急。 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来源复杂，成分多样，个人素质差异悬殊，但发展速度极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创经济发展新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个群体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性和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对私营企业主的统战工作，向私营企业主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通过具体手段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管，使其兴利抑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指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目前人数约有3600万人，分布广泛、类别多样。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需要政府提供宽松、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大力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目前，这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12％，以后会越来越庞大并且变得更复杂。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工作不稳定，他们与其它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 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群的40％左右。对这部分人群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中的薄弱环节，今后应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 腾讯新闻“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专题之二 作者：高华 来源：腾讯网 来源日期：2009-9-17 本站发布时间：2009-9-20 21:13:17 阅读量：1177次 不要称为穷人区，请叫向阳一村：大批的农民工，当然没有办法在城市买房子。城市的很多人也买不起房子，甚至也租不起房子。所以需要政府，多造一些房子吧。政府是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的计划制订者，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监督者和实施者，所以权力很大，责任也应该很大。特别是对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青年学生，寻求职业的，“北漂”等等，盖一些简易的房子，廉租房。不要叫做穷人区这个词。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什么向阳一村，向阳二村。向阳一村、向阳二村都是前30年的词，我们的心里感觉会好一些，要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心里感受。 工人阶级是亲儿子 工人阶级在建国以后应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他们给予了很好的福利保障，包括建立了很多工人宿舍等 改革开放让农民有了尊严 我记得20多年前我看路遥的小说《人生》，高家林的命运，我非常同情他。很不公正的，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好象世世代代就必须在农家。 三中全会后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讲它是一个人权的进步。从过去带有命定论色彩的对阶级出身的过分的强调，到大家都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由于这一个变化，很多人过去不能当兵，不能升学，婚嫁上受影响，不能出国等等等等，这些限制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长不大的个体户” 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官商勾结，蒙骗政府，蒙骗老百姓，这样的人也有的。现在是社会分化了，分化得很严重 各个阶层都需要公平正义 所谓“强势群体”，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甚至有的社会学家认为，这三个精英形成了一个联盟 新社会阶层不是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