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上）
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是指西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危机后所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税收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税收理论研究不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研究的衣钵，而且对税收理论进行了不断地创新，尤其是凯恩斯的税收理论，被西方国家普遍作为实施税收政策的依据，形成了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税收政策。那么，凯恩斯的税收理论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凯恩斯税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演变的轨迹究竟是怎样的？本章第1节研究凯恩斯的税收理论；第2节研究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税收理论；第3节研究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第4节研究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
1．1 凯恩斯的税收理论
1．1．1凯恩斯[1]学派产生的理论背景
在西方经济学派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古典经济学派和凯恩斯学派都曾经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主流经济学派的地位，时值今日，有关古典经济学派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同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一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焦点就是对经济运行究竟是自由放任为好？还是政府干预为好？因为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对经济运行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观点被证明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而对经济运行过多的政府干预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如此看来，绝对的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都是不可行的。既然这样，为了了解凯恩斯学派产生的理论背景，继而考察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理论，在这里仍有必要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简要的阐述。
亚当·斯密[2]是古典经济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177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被认为是反映古典经济学派经济理论体系最主要的著作。亚当·斯密基本经济观点的精髓在于对自由放任思想的阐释上，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表述最为直接和清晰。他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或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到的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入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及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应当取消一切束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制度，只要人们在正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活动，就应当让人们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所产生的效果，比国家规定他们应当怎样去做，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国家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或知识去引导人们怎样去做，才能促使人们能够追求最大的利益。所以，国家尽可能地不要干预社会经济活动，要让自然自由制度去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作为国家，只须维护好社会安定，防止国外的侵略；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保护好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好外部条件，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而且经济运行是卓有成效的。这表明，斯密主张国家应当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国家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设施，保证社会秩序稳定。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古典经
济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市场运行，不会发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对待政府职能的认识上，认为政府只要履行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就够了，不应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
1．1．2对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的评价
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处于主流经济学派地位。它由英国配第和法国布阿吉尔贝尔创始，英国的亚当·斯密加以发展，以英国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法国的西斯蒙第和英国的庇古为终结。斯密把财税理论从经济学体系分离出来并形成当代财政学基本分析架构，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在西方税收理论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税收理论，对当代税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当代的税收理论就是继承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最早由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始者威廉·配第建立雏型，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西斯蒙第、庇古[4]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在土地税、财产税、利润税、货物税、关税、契约税、消费品税、单一税制、税收转嫁和税收原则理论进行过深入地阐述，为当代税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经济运行只要靠“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发调节，通过自由竞争，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国家职能主要有三个：（1）维护国家安全；（2）建立和维护国家法律及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3）建立和维护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所以，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政府对外只要行使保卫国家的职能，使国家免遭外国的侵略；对内就是要通过建立和维护国家法律，保护人们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还要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要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修建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当介入经济运行，政府应尽量节省经费开支，保持最低水平的开支。这种“廉价政府”观是古典经济学派在财政理论中的具体体现。[5]
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最主要和生动的内容是税收理论。其税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税收不能侵蚀资本，这是古典经济学派基本经济观点在税收问题上最本质的一个认识，因为古典经济学派崇尚自由放任，不主张政府对经济运行有任何形式的干预，而征税是政府履行职能所必须介入经济活动的一种行为，但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这种行为不能伤及资本和削弱资本，任何伤及资本和削弱资本的税收都是不可取的，应当说，当代西方中性税收理论就是从古典经济学派的这一观点演变而成的，尽管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要使一个税种保持完全的中性恐怕很难做得到，但当今世界各国在推行税制改革时，努力遵循中性税收原则来进行税制改革的理念却是时常有之。（2）税收的源泉来自于土地、利润和工资。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是古典经济学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关于税收的论述非常的深入和细微。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把政府的开支压低到最小的程度，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发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较少对财政支出研究，主要是对财政收入，即税收的研究。因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持有税收不能侵蚀资本这个基本观点，所以，在他们分析税收问题时，就特别注意对税源的分析，通过分析古典经济学家们发现，不管任何形式的税收，其源泉必定来自于土地、利润和工资，尤其是有关土地方面的税收问题最令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关注。（3）提出税收“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四原则。事实上，除了李嘉图没有专门论述过税收原则外，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斯图亚特·穆勒、西斯蒙第和庇古都专门论述过税收原则。可见，税收原则问题既是最基本的税收理论问题，也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关于税收原则的论述，威廉·配第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对税收原则论述最为全面和充分还是亚当·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在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
甚至可以说，当代西方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是从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演变过来，实质是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的现代表述。（4）反对“单一土地税”，主张由直接税和间接税相结合而成的税收体系。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原本在农村种田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英国的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语词相适应，英国的税收也开始摆脱单纯依赖关税和土地税，有关商品和消费方面的税收引起人们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其税收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商品税和消费税，认为一个国家完善的税制结构应当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相结合而成的税收结构。西斯蒙第专门对单一税制进行了深入解析，不主张实行单一税制[6]。（5）提出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对税收转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李嘉图得出的结论似乎过于宽泛：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可以转嫁，俨然是一个“绝对转嫁论者”。他认为税收转嫁的归属要么是落在收入上面，要么是落在资本上面。国家征税并不因为课加在资本上面就一定是资本税，也不因为课加在收入上面就一定是所得税。他进一步分析，假定某人的收入是每年一千镑，规定要纳税一百镑，如果某人满足于只花费其余的九百镑，那就是真正的所得税；要是某人仍然消费一千镑，那就是资本税。[7]可见，李嘉图的税收转嫁论是以收入或资本的减少为依据的。当然，由于李嘉图的税收转嫁论过于宽泛，导致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李嘉图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税收转嫁只会在部分税收中进行，而且税收转嫁也是要具有前提条件的，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发生税收转嫁，认为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陷阱。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正是因为李嘉图持有“绝对转嫁论”的观点，当代西方税收理论才形成“绝对转嫁论”和“相对转嫁轮”两大观点。
威廉·配第是构建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代表作《赋税论》，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最早研究税赋理论的专著。他主张税赋利益说，认为人们所纳赋税应按其在公共秩序中所享受的权益而定。赋税公平应以不危害人民生活为宜。赋税是将一部分人民财富转移给政府作为公共支出之用。他主张实施比例税制，认为比例是最公平的税。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赋税理论是在威廉·配第赋税理论基础上的自然延伸，尤其是他提出的税收四原则，奠定了制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斯密把税收分为地租税、利润税、劳动工资税和消费税。消费税是间接地对人们的支出费用征税，不管其收入是来自地租，资本利润或劳动工资四大类。同时，他主张政府应实施轻税政策。
李嘉图在他的代表著《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用1/3的章节论述了他的赋税思想，完善了由亚当·斯密奠基的古典税赋理论体系。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从第八章到第十八章一共11章专门来研究财税问题，这些章的篇幅占总篇幅的26.8%，即用了1/4强的篇幅来论述税收问题。李嘉图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把财税理论问题放到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去论述，也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去探讨税收理论问题，仅从这点来看，李嘉图对税收问题的论述，只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税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一些税收理论。但应看到，李嘉图对税收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内容几乎涉及了除税收原则以外的、在他那个年代人们研究的税收问题，尤其是李嘉图关于税收转嫁理论，几乎贯穿他的税收理论当中，是他的税收理论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内容。李嘉图的赋税论主要是论述税收的转嫁问题，他在书中花了相当的篇幅，他把税收负担分为由地主负担的税、由资本家负担的税和由消费者负担的税，通过分析，他认为所有的税收都是可以转嫁的，转嫁的方式是通过提高商品的售价来实现。所以，李嘉图是绝对转嫁论者。不过，李嘉图在论述税收转嫁时，有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指出所有的税收都可以转嫁；另一方面他又说除纯地租以外的地租税不会转嫁。他说：“地租税只会影响地租，全部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转嫁到任何消费阶级身上。[8]”
李嘉图的赋税理论比起亚当·斯密的赋税理论来说，更侧重于对税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李嘉图认为，一国国家的税收最终只能来源于该国的资本或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当
国家的消费因增课赋税而增加时，如果这种消费是由人民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来偿付的，这种赋税就落在收入上面，国家资本可以不受损失。但如果人民方面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性消费，赋税就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9]”显然，李嘉图认为，因为赋税不是来自于资本就是来自于收入，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如果没有赋税，资本和收入就会比有赋税时要多的多。所以，赋税对资本的积累和收入的增加是有害的。
李嘉图认为，国家为开支选择什么样的筹资方式是不重要的，无论是选择税收还是公债，都是可行的。因此，“李嘉图等价定律”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如果国家减少一定量的税收，相应发行一定量的公债就可以抵消；反之，国家发行一定量的公债，就可以相应减少等量的税收，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李嘉图明确地解释了国家用用公债筹款无异于用税收筹款，但他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地根据他的文字描述来理解他的观点，他说：“读者决不要根据我以上所说的话作出推论，说我认为举债是最适合于支付政府非常开支的办法。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境况。[10]”可以看出，李嘉图等价定律是有前提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李嘉图等价定律是成立的，李嘉图并没有作出充分的阐述，以至于数百年以来，人们对李嘉图等价定律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西斯蒙第税收理论的基调是轻税和不伤及资本。西斯蒙第认为，人们研究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国民财富，而政府研究国民经济的目的在于对国民财富进行分配。各国政府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使人们承受越来越重的赋税。所以，西斯蒙第说：“赋税本身一直是一种令人起反感的东西，现在简直变成使人不能忍受的重担了。今天，政府在赋税方面的整个任务已经谈不到如何使赋税不增加人们的痛苦进而嘉惠于人的问题，只要能使它尽量少地造成不幸就算很好了。”西斯蒙第抱怨政府的税收负担重，如何使税收负担减轻并惠及人民，是西斯蒙第赋税理论的基本出发点。[11]为此，西斯蒙第总结出选择征税方式的几条规则：第一，一切赋税必须以收入而不是以资本为对象。第二，制定赋税标准时，要考虑对年产品进行必要的扣除，否则，就会危及到生产和人的基本生存。第三，谁享受谁缴税。特别是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纳部分收入征税。第四，不能因征税使资本或财富外流。[1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税收理论涉及税收原则、各类税收的论述。穆勒非常推崇亚当·斯密关于赋税四原则的论述，而且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都普遍接受这四个原则，但怎样来贯彻这些原则呢？比如说税收公平原则，穆勒认为人们对这条原则理解得不够全面，以致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抱有错误的观念。穆勒说：“如果某人承担的赋税少于他应该承担的份额，另一个人就要多承担赋税，因而一般说来，某人承担的赋税减轻所带来的利益并不如另一个人的负担加重所带来害处大。所以，作为一项政治原则，课税平等就意味着所作出的牺牲平等。”[13]这说明，在穆勒看来纳税公平是多么重要，尽管在现实社会中，要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公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让人们明白理想境界中的税收公平的含义却是至关重要的。穆勒对具体税种的论述，已是按照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来进行的。穆勒认为，赋税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分。所谓直接税，就是原意要谁缴纳就由谁来缴纳的税；所谓间接税，则是这样一种税，虽然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的税，但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税、关税便是间接税的例子。[14]按照穆勒的观点，间接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是不一致的，间接税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出去，而直接税是不能够进行税负转嫁的。直接税的课税对象可以是所得也可以是支出，所得的来源可以使地租、利润和工资，可以对这三种收入都征税，也可以对其中一种收入征税。
整体来看，与庇古同时代的和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对税收理论的研究，是从满足国王或国家需要的角度，或者是从生产和非生产的角度来展开的，这些经济学家对税收理论的研究，其立论的依据从根本上讲，是受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的思想的左右，基本不主张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税收自然就不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来运用。而庇古研究税收理论，却把福利最大化作为研究税收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如果是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即使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也是应当的和有必要的。所以，庇古对税收理论的研究，都是围绕如何增进社会福利来展开的，由此形成了他的非常独特的福利税收观。从福利角度来研究税收理论，拓宽了税收研究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税收问题的路径，这是庇古对税收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庇古对税收原则的论述，是建立在他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来展开，他认为，既然政府征税要以从根本上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为最高目标，那么，究竟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贯彻这一宗旨呢？庇古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他的思想。他认为，政府征税要以最小牺牲为最高原则。关于什么是最小牺牲原则，庇古说：“为了获得最小总牺牲，各项赋税应该如此分配，使纳税的货币边际效用，对一切纳税人都是相等的。如果甲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便士税款的效用，小于乙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便士税款的效用，则把对乙纳税人的一部分课税额转移到甲纳税人的身上，则能得到总牺牲的减少，所以，符合最小总牺牲原则的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是使所有纳税的社会成员的边际牺牲——而非总牺牲——均等。”[15]所以，庇古认为最小牺牲原则是税收的最高原则，而且他从国家职能的角度论述了最小牺牲原则是税收的最高原则的根据。他说：“课征赋税是国家职能的一部分……一般都同意，某一政府的全部行为，应该从尽可能的最高程度增进公民福利的观点加以调整。这是用以判断整个法律制度——当然，税法是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的试金石……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地方都接受，公民的最大限度的总福利，是政府行动的正确目标；当然，常常发生一些政府实际追逐另一些目标，但它们永远不敢公开的辩护。在赋税这个特殊的领域里，这个普遍的原则和最小牺牲原则是一致的。”[16]最小牺牲原则应包括均等边际当前牺牲和均等边际未来牺牲。均等边际未来牺牲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政府课税减少了纳税人当前的消费，从而会减低纳税人未来工作的效率，这是一种超过均等边际当前牺牲的未来牺牲。二是由于政府课税集中高收入阶层，而课税削减的储蓄，会引起投资的减少，这会影响人们的就业，这也是一种超过均等边际当前牺牲的未来牺牲。如何在实践中把均等边际当前牺牲和均等边际未来牺牲结合起来考虑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呢？他认为，对商品课税不能贯彻最大牺牲原则。因为，人们收入差异很大，而且消费倾向不同，很难通过商品课税来调节人们的收入。但他又认为，如果商品课税能设计成累进税率，收入低的人们消费的商品征低税，收入高的人们消费的商品征高税，就能比较好地贯彻最小牺牲原则。
庇古对商品课税、所得课税、支出税、财产税的观点是与他的赋税最小牺牲原则结合在一起论述的。庇古反对为了优待储蓄以支出税替代所得税。他指出了支出税的三大缺点：一是支出税就是商品税。如果取消所得税（即对所得中的储蓄征税），商品税的税负就会加重，而商品课税又不能很好地贯彻最小牺牲原则。所以，取消对储蓄的征税必然会加重低收入人们的税收负担，必然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二是商品税具有累退性。因为商品税一般都采取比例税率征收，即不论消费商品多少，都按同一税率负担税额。那么，越是消费商品多的人们，他们负担税额的比例却没有增加；越是商品消费少的人们，他们负担税额的比例却没有减少。换言之，消费商品多的人们和消费商品少的人们的税收负担率是一样，这样，相对来说，高收入的人们比低收入的人们税收负担要轻，所以，商品税具有累退性。三是如果征收支出税，就会产生本应对实施照顾人口多的家庭，反而多征税，与最小牺牲原则不符。所以，他不主张用支出税替代所得税。
庇古认为，对所得课税比对商品课税更加容易贯彻最小牺牲原则。他所指的所得是一种净所得的概念，即从总收入中正确地扣除重置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从毛所得中扣除工具、原材料等费用。如果对净所得征税实施累进税率的话，就能够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庇古还把所得区分了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对前者应当实施低税政策，后者征收高税。庇古赞同对所得中储蓄部分课征所得税。因为，越是高收入的人们，储蓄越多，如果不对储蓄征税的话，
有利于高收入，不利于低收入者，从而不利于国民收入均等化。庇古还认为，对固定财产课税不会减少其数量和效用，不容易发生税收转嫁，而对所得课税，如果税收负担过重的话，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带来效率的损失。所以，从最小牺牲原则考虑，对固定财产征税是明智的和可取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论述问题最集中的是税收原则，除了李嘉图没有专门论述过税收原则，其余五位经济学家都专门论述过税收原则。可见，税收原则问题既是最基本的税收理论问题，也是经济学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关于税收原则的论述，威廉·配第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对税收原则论述最为全面和充分还是亚当·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在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
总之，在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体系中，特别是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始终贯穿着自由放任思想，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让“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运行，不赞成乃至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包括税收方式）干预经济。斯密就认为，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业自然发展，既不对货物征税，也不给予补贴，即不应改变私人经济的资源配置。因此，他提出的旨在约束政府征税行为的四项原则是“平等、确实、便利和征税费用最省”，使税收在满足政府最低限度财政需要的前提下，成为促进经济自由发展和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在税收是否会伤及资本的问题上，李嘉图的观点更为极端。李嘉图认为任何赋税都会妨碍资本积累，他的税收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最好的赋税就是最轻、最少的赋税。正因为如此，李嘉图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政府以征税方式对经济的干预。
从整体上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人们普遍信奉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基本上遵循三个思路来研究税收理论：第一，税种的财政性，即研究该税种能否组织财政收入；第二，税收是否伤及经济，即研究某个税种对生产或资本是否造成伤害；第三，税收制度是否按税收原则来确立，主要是根据亚当·斯密关于税收四原则来研究税收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税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但还不曾把税收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去如何运行经济运行，而是从保护产业或发展生产的角度去研究税收问题，关于税收转嫁理论，人们还没有单独去研究税收转嫁问题，都只是在研究某一税收时涉及。事实上，对最优税理论的研究，人们还只是对最优税收作出某种规范性的描述，也不曾进行深入的分析，人们公认的观点是：艾奇沃斯在1897年发表一篇题为《税收的纯理论》的经典论文，考察了最优所得税问题，但最著名的关于最优所得税的研究要数米尔利斯在1971年发表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探讨》一文。对于最优商品税的考察，是1927年拉姆齐（Ramsey）发表一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的文章，开启对最优商品税收理论研究的先河，拉姆齐在这篇文章中假设经济中只存在一个消费者，这样政府的税收制度设计如何选择税种组合使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至于税收竞争和激励理论，也没有作为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甚至没有出现税收竞争和激励这样的词汇，直到1956年蒂布特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才引起人们对税收竞争和激励的讨论。
1．1．3凯恩斯学派产生的现实背景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英国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萎靡不振，直到1929年工业生产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2年的水平，却又遇到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同样也不能幸免于难。在此情况下，1930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改革论》，他以英国存在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他的基本方程式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改革方案，试图解决英国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可是当时，英国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严重，他的这副货币改革的“要剂”并没有对症下药，因而没有引起英国政府当局的足够重视。于是，他又谋求新的“良方”，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1936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这
部著作里，他提出了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财政需求管理方案，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通论》里所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并认为，如果扩大了有效需求，既可缓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又能增加就业岗位，从而恢复经济的增长。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他的主张。实际上，这一系列的经济理论勾画了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即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0世纪30年代波及几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理论产生了置疑，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财政理论的基本信条：“唯一的好预算是一个平衡的预算[17]”。人们在迷惘中期盼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这次经济大危机的原因，并冀望通过对经济危机进行剖析，从而寻找出一条治理经济危机的路径来。于是，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的这次经济大萧条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以马歇尔[18]为代表的以信奉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继承古典经济学派衣钵，倡导市场自由经营的新古典经济学说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学派的诞生，并迅速成为西方各国的主流经济学流派。
因此，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学派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被誉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此后许多经济学家逐步放弃了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转而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做了各方面的解释、修补和发展，由此凯恩斯学派正式形成，凯恩斯学派大致可以分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
应当说，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论》，虽然是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挑战，并且指责古典经济的“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19]”但在《通论》中凯恩斯对税收理论方面的理论并没有什么创新，他的税收理论在于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狭隘的传统的税收理论，如税收来源、税收转嫁、税收原则、中性税收等理论，并极力主张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消除或缓解经济危机。但是我们看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表达他的这种对策性的观点时，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去加以阐述的，以致他后来的追随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笔墨来诠释他的就业理论以及税收政策主张。关于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感到不解，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就对《通论》做出这样的评价：《通论》“作为一本被盛誉为掀起了财政政策革命的书，它的分析中令人吃惊地几乎不包括明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讨论。[20]”可见，这是凯恩斯有意把对策性的措施留给人们去思考？还是他只对理论论证感兴趣而不谈具体的政策措施？的确耐人寻味。
1．1．4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理论
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而撰写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而这一理论的应用在本书中则仅处于次要地位。[21]”从开篇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凯恩斯撰写《通论》的主要目的是对经济原理进行理论阐述，至于对理论的应用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凯恩斯擅长理论分析，所以对其理论的阐述就比较晦涩，但凯恩斯用“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22]”对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人们普遍认为，“赤字财政论”是凯恩斯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凯恩斯的税收理论是建立在财政理论上。众所周知，“赤字财政论”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凯恩斯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经济运行只能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非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什么又是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说：“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Ｄ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23]”也即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等时所决定的需求为有效需求。
凯恩斯指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对货币的“灵活偏好”，由此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使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
经济危机在所难免。解决经济危机的对策是什么呢？凯恩斯认为，正确的对策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即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从而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均衡。正是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才在此基础上论述他的税收理论。所以，凯恩斯的税收理论并没有沿袭以前经济学家研究税收理论的路径去进行，而是把税收作为一种手段去调节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经济危机当中不能自拔，经济衰退、失业问题严重成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凯恩斯把这个问题的根源看作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然应由政府来实施调节，政府实施调节当然就应当是从调节需求入手，而税收手段是可以调节需求的，由此引出他的税收调控理论。
对于当时英国面临的严重经济萧条和失业的状况，凯恩斯所提政策主张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国家实施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运用的策略是，当经济衰退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实施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政策，因为减税既可以起到“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又能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举债支出[24]”来实施；而减少税收，则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消费边际倾向，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扩大。所以，扩大政府开支和减税就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调节手段。
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政策，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政府税收增加对于国民收入具有一种收缩性力量，即增加政府税收可以缩小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相反，政府税收减少对于国民收入具有一种扩张性力量，即减少政府税收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对于国民收入具有一种扩张性力量，即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相反，政府财政支出减少对于国民收入具有一种收缩性力量，即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因此，国家可以运用税收和财政支出杠杆来调节经济，一方面克服经济萧条，另一方面防止经济过度的繁荣，从而使经济平稳地发展。
凯恩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失业和经济危机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产物，认为是由于整个社会存在“有效需求”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凯恩斯财政理论的基础，凯恩斯正是基于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精辟分析，最终形成了他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和经济危机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刺激消费、鼓励投资而得到解决。
凯恩斯在《通论》中主要论述的是就业、消费、投资、储蓄和货币问题等问题，贯穿《通论》的主线是对充分就业的论述，而且凯恩斯总是把古典学派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他的充分就业理论。凯恩斯明确指出，按照古典学派[25]的理论，不能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说：“我们对已经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满足。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26]”当然，凯恩斯在这段话中所作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成立，言外之意，靠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政府通过税收的手段来干预经济运行就是必要的。因此，他说：“由此可见，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27]”凯恩斯在这段话中实际上暗示了靠古典学派的理论，已经无法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只有通过政府的调节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实施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于是他说：“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当然会大为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除此之外，现代古典学派理论本身也要求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在这些不同情况下，对经济力量或因素的自由运行有必要加以制止，或加以引导，尽
管如此，仍然会留下广阔的天地使私人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在这个天地里，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28]”在这段话里，凯恩斯表达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的。凯恩斯的政府调控理论，为其税收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凯恩斯对传统的税收理论没有什么评价，他自己对税收理论也没有深刻地论述，但他的税收理论已经突破古典学派传统的税收理论分析的框架，把税收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去论述税收理论，这是凯恩斯对税收理论的最大贡献。
尽管凯恩斯在《通论》中并没有专门阐述过他的税收理论，但他的税收理论在《通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于税收观点的阐述，总是与他关于其他经济问题的阐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凯恩斯在分析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时，把财政政策的改变视为影响消费倾向的一个因素。他说：“既然个人的储蓄倾向取决于人们所期望的将来的收益，那么，储蓄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利息率，而且也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特别是当该税对‘不凭本事而赚到的’收入税率很高时，如利润税、遗产税以及类似的税种都和利息一样影响储蓄；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可能变动的范围至少在预期中可以比利息率变化要大。如果财政政策有意地被作为取得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的手段，那么，它对增加消费倾向的影响当然还要更大。
[29]”，在这里，凯恩斯把税收手段看作是一种财政政策，认为，通过税收的运用，可以对人们的储蓄倾向施加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比调整利息率对储蓄倾向还要大。但凯恩斯认为，对人们消费倾向的影响，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综合影响的结果。他说：“对于消费倾向，国家将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30]”
凯恩斯还分析了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他说：“我们还要考虑到政府为了偿付债务而设置的来源于税收的偿债基金，因为，它对总消费倾向会产生影响。这种偿债基金代表一种集体储蓄从而大量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应被看作减少消费倾向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政府从借债的政策转变为相反的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时（或作相反的转变时），它能造成严重的有效需求的收缩（或相当大的扩张）[31]”。如果政府用税收来建立偿债基金，当这种偿还基金增大的时候，也即税收增加的时候，就会减少消费倾向。所以，政府的增税行为，就可以造成有效需求收缩；政府减税行为，就会造成有效需求的扩大，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就与以前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差别，他不仅把税收看作是政府筹集偿债基金的手段，更侧重于把税收作为一种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杠杆，而且是从人们消费的角度论述税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反映出凯恩斯的税收理论，已经撇开过去人们从传统的角度去分析税收问题，而是注重研究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与他的财政宏观调控理论是一致的。
凯恩斯重视直接税对人们财富调节的功能。他说：“自从19世纪以来，通过直接税的手段—所得税、超额所得税和遗产税——特别是在英国，消除财富和收入方面的非常巨大的差异的工作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32]”可见，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调节人们收入和财富差距时，税收可以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但为什么用税收调节人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差别，又不能过度使用税收手段呢？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对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用税收调节过度，就可能发生逃避税收的事情，再者，征税过度，就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倾向，而影响到了人们的储蓄倾向，对资本的增长是不利的。至于在政策实践上，直接税制度对人们财富的调节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说：“建立一个直接税制度，使得理财家、企业家和类似的人物（他们如此喜爱他们的职业，以致可以用远为便宜的代价来取得他们的劳务）的智慧、决心和经营的才能可以通过合理的报酬被引导到为社会服务的渠道。[33]”可以看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对人们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尤其是对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的调节，可以引导这些高收入者更为积极地为社会服务。
凯恩斯对于遗产税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说：“对于这一问题，公众思想中的困惑之处可以用非常普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信念加以说明。他们相信，遗产税是减少英国资本财富的
原因。事实上，假设国家把这一来源的税收所得用于普通的开支，从而，对收入和消费所征收的税额会有相应的减少或免除，那么，遗产税繁重的财政政策当然具有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的作用。由于习惯的消费倾向的增加一般会（除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外）同时增加投资诱导，普通人所作出的推论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反。[34]”在这里，凯恩斯对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个观点，即征收遗产税是减少英国资本财富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凯恩斯认为，如果政府用征收遗产税得到的税收收入去取代政府对收入和消费所征收的税额，由于对收入和消费征收的税额减少了，就可以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增加储蓄额，这样不仅会减少英国的资本财富，反而还会增加英国的资本财富。所以，他又说：“这样，我们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即：财富的增长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它的增长反而会受到富人节欲的阻碍。因此，支持财富应由很大差异的一个主要论据已经不能成立。[35]”可见，凯恩斯并不认同公众的观点，恰恰相反，凯恩斯认为，应当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征收遗产税可以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起到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对遗产征税不仅不会减少英国的资本财富的积累，反而还会增加资本财富的积累。
1．2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税收理论
1．2．1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产生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萌芽应当追溯到马歇尔时代，1890年他出版《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曾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把19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家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同时却几乎独立提出的边际分析方法，帕累托[36]的序数效用理论和无差异曲线引入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建立起一个融合边际分析方法和各种经济学范畴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这便是新古典学派的由来，新古典学派还是研究微观经济理论为己任，只不过引进了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仍然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而新古典综合学派则是指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这酒形成了新新古典综合学派[37]。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流传最广、影响力最深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凯恩斯的《通论》在1936年出版后，很快得到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极力推崇。然而，凯恩斯《通论》中的语言以晦涩著称，令不少人望而生畏，就连获得过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也承认，他在刚开始接触《通论》时看不懂其中的原理，他说：“根据我个人记忆犹新的回想，我敢断言，而我并不算泄露什么秘密，如果我宣称：在该书出版后的约一年到一年半期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38]”于是，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为了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认识，纷纷开始研究、诠释《通论》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修订和理论扩展。这样，经过众多经济学家一个时期的精心雕琢，已经成功地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加以综合，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选择的必然结果。首先，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靠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固然存在缺陷，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但如果因此忽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西方国家经济运行应该是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成分，又有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因素，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人为地分割。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还应当有存在的现实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西方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加以综合，从而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其次，是为了保持西方经济理论的延续性和一贯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成立的，它的缺陷是没有研究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下经济运行的情景，而且过于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才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在遇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局面时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学派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古典经
济理论面临的尴尬局面。客观地说，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有用的，只是它没有与时俱进修正自己的理论，而凯恩斯学派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也存在缺陷，那就是没有微观的经济理论基础，正是处于这种思考，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相结合，自然就成为当时经济学家们最有可能的一种选择。所以，新古典综合学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把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融合而成。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派的主流学派。在当今西方经济学派中，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派能够完全替代新古典综合学派而成为主流经济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税收理论
较早对凯恩斯理论作出诠释和创新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希克斯[39]，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40]一文，这篇文章对凯恩斯理论的精髓作出了令人容易接受的表述，尤其是希克斯用IS－LL模型建立了一种理论框架，非常有说服力地诠释了《通论》的基本原理。20年后，美国的经济学家阿尔文·Ｈ·汉森[41]进一步修正IS －LL模型，并把LL曲线改为LM曲线。一时间，这一模型成为研究凯恩斯理论的有力工具，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希克斯[42]—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模型成为宣传凯恩斯理论的有力工具，并且成为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工具。甚至在非常大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几百个方程式一般也只是拆散开来的IS－LM结构[43]。当然，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税收理论也可用这个模型加以演绎。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而且新古典综合学派所持有的财政政策主张与凯恩斯的财政主张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理论上，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税收理论阐述得更为通俗、明了和透彻，而在实践上，所提的政策措施更加仔细和具有操作性。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政府应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办法，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相配合，或是紧缩性财税政策和扩张性政策相配合；同时还提出了政府“微观化”的主张，即对个别的市场和个别的部门应采取特殊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
新古典综合学派把凯恩斯的赤字财政论扩展为功能财政论和补偿性财政政策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能财政论，是以政府实现某一目标为前提，来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制定不以财政赤字和财政结余为依据。只要政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财政结余还是财政赤字都是可行的，政府不要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先驱和主要代表，汉森还提出了著名的“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主张。他的这一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汉森的理论研究中，他始终把失业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都是围绕失业问题来展开研究的。贯彻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立论是，失业的原因在于私人投资不能跟上充分就业时的储蓄水平，即一般情况下，私人投资小于充分就业时的储蓄水平，由于在一个停滞的经济中无弹性的投资和高度流动性偏好使货币政策失效，要使社会总需求扩大，只有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才可实现[44]。同时，他对紧缩性财政也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他的“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主张。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当经济不景气时，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或减低税率，或者两者并举，以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当经济过度繁荣时，通过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提高税率，或者两者并举，以压缩总需求的扩大，从而熨平经济波动。实施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从短期看，可能是财政结余和财政赤字交替出现，但从长期来看，财政收支会是一种动态的、周期的平衡。
汉森认为税收政策对应付经济危机、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在经济危机中，单靠扩大财政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很有限，而减免税收更能直接而迅速地产生扩大需求的效果。在对付经济波动时，运用税收调节需求比运用利润调节的收效更大。在促进经济增长时，汉森主张用较低的累进制所得税率，来鼓励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并对投资于固定资本的部分，根据情况应实行减税和免税。
萨缪尔森认为，要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长期经济增长，只有补偿性的财政政策是不够的。萨缪尔森在汉森阐述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原理的基础上，根据对IS－LM模型的研究，论述了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于是，萨缪尔森提出了补偿性的货币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货币当局要放松银根，降低利率，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当经济过度繁荣时，货币当局要紧缩银根，提高利率，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压缩总需求的扩大。实施补偿性的货币政策，从短期看，可能是货币结余和货币赤字交替出现，但从长期来看，货币收支会是一种动态的、周期的平衡。
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汉森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萨缪尔森补偿性的货币政策加以综合，便形成了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其含义是：政府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恰当的配合方式，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萨缪尔森认为，赋税具有两方面的经济性质：一方面它是政府购买公有物品的资金；另一方面赋税也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初力转移支出提供资金。税收会影响人们之间最终的收入分配。汉森认为，应改变税收的固定性，赋予它们以伸缩性，使税收能够灵活适应经济调节周期变化，以缩小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不良影响。通过变动税率来控制经济周期波动。即根据经济周期的情况来改变税率，当出现短期的经济衰退时，可以暂时降低所得税率，来避免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从而避免衰退的扩大，在通货膨胀时，可以通过提高所得税率来减少可支配收入，从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的财政经学家马斯格雷夫，他在1995年出版的《税收理论》一书，“总结和扩展了他具有独创性的支出理论和税收理论上的工作，广泛地评论了财政领域的经典文献，全面地讨论了遵循凯恩斯的思路提出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5]”事实上，马斯格雷夫对税收理论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提出的财政三大职能，对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影响持久和广大。尤其是他把税收理论纳入到经济理论体系中去，“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寻求对财政问题的系统解决办法，是马斯格雷夫最重要的贡献。[46]”
1．3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
1．3．1新剑桥学派的产生
凯恩斯学派的另一分支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因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得名。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学派，一向被人们称为剑桥学派，而以凯恩斯的后继者琼·罗宾逊[47]为首所形成的学派，坚持同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分道扬镳，故为新剑桥学派，该学派自称是凯恩斯理论的嫡传。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学派都是继承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衣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分歧的焦点是对凯恩斯经济学有不同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的一些论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就开始出现，但新剑桥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新古典综合学派进行论战时才逐渐形成的。
1．3．1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
在税收理论上，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学派一样，亦把税收看成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两者的区别是，新古典综合学派主要把税收视为调节需求水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新剑桥学派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税收政策上，新剑桥学派认为在税制的设计方面，应根据不同行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公平原则。在所得税制度上，采取累进税率，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使低收入者少纳税。
在消费税上，对奢侈品征税，对生活必需品则给予减免税，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者收入的增长，并把政府通过没收性的遗产税所得到的财产极其收入用于公共目标。他们也意识到，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往往为一些政治因素所左右，从而削弱了税收在缩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
新剑桥学派以税收政策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策主张。他们认为应通过各种税收制度，来改变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这些税收制度主要有累进所得税、高额的财产税、没收性的遗产税等。
新剑桥学派认为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有效需求，不仅要注意对需求总量的调节和宏观分析，而且还要作微观分析，即分析减税的好处由谁获得和增税的负担由谁承担的问题。他们认为，政府减税的好处有三种可能：（1）收入越低的人减免越多。（2）不分收入大小一律按同一比例减税。⑶减税的好处主要有最富有的财团和个人获得。他们主张，最理想的第一种情况，而后两种情况都不符和公平的原则。按比例减税的结果只能使收入越高者获得越大的利益，这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好处不大。这样不仅会加剧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而且也难以达到刺激有效的效果，因为对高收入者来说，减税只能更多地增加他们的储蓄，而对他们的消费需求刺激是很小的，而低收入者缺乏增加需求的刺激，则导致投资需求的不足，所以，政府应将第一种情况作为减税的目标。当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政策主张实践起来有很多困难所以他们又补充讲，与第三种情况相比，按比例减税也还是可行的一种措施。
在财政政策上，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学派都主张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运行，但在财政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存在不同看法，新剑桥学派主张实施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促使收入均等化，他们无论是对财政税收问题，还是其他经济问题的论述，都是以其收入分配理论为依据，自然，他们分析问题的落脚点就是收入分配公平。新古典综合学派则把实施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定在促使经济稳定增长上，主张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并以其他政策相辅之，来实现这一目标。
1．4 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
1．4．1货币学派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学派的扩大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所谓“战后繁荣”景象。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长期实行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美国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经济“滞胀”的困境，而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既不能解释“滞胀”产生的原因，也不能提出解决“滞胀”的对策。于是，以标榜反对凯恩斯学派的货币主义，在传承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扩展成为现代货币数量论，极力主张用稳定的货币政策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这一主张一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流行，成为货币学派最有影响的政策主张。
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而于70年代趋于成熟的新自由主义派别，由于其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密尔顿·弗里德曼[48]，故亦称“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10年间，凯恩斯学派陷入困境，货币学派开始受到人们，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之一。
1976年，由于密尔顿·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方面的成就，并且由于它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49]。
1．4．2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
货币学派关于税收理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弗里德曼的税收思想里面，而密尔顿·弗里德曼关于税收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得以最充分地表达，1979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合著了一本书，书名叫《自由选择》[50]，只不过这本书是向大众宣传货币学派基本观点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观点更为通俗的表达。在《自由选择》一书里面，密尔顿·弗里德曼延续了他关于税收的观点，
在研究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之前，必须对货币学派的最基本的经济观点有所了解，而反映货币学派最基本的经济观点，莫过于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表达了。弗里德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十年间，经济生活受到政府日益扩大的干预表达了不满，然而，在凯恩斯学派占据主流经济学派的时代里，不去正视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事实也是不现实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总是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运行的基调中加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分，弗里德曼说：“首先，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需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之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必我们各自单独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必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范围要好，假使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哪怕是污水处理，或区域规划，或学校设施，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虽然很少人会世纪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力的作用。[51]”在这段话里，弗里德曼充分表达了他对政府职能的基本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对古典经济学派关于自由放任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古典经济学派关于自由放任思想的突破，因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基本观点的指导下，货币学派才得以形成它的税收理论。而且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是基于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的角度来阐述的，再者，货币学派的学者主要研究的还是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研究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时，很难把财政政策因素撇开掉。
整体来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坚持这样一种看法：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和物价的波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经济均衡简单而又关键的措施在于制定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货币学派倡导自由放任，政府不应对经济运行进行过多干预，但弗里德曼认为，“从事下列事项的政府：包括维护法律和秩序、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作为我们能改变财产权的内容和其他经济秩序的规则的机构、对解释规则的争执作出裁决、强制秩序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机构、从事对抗技术垄断的活动和从事广泛地被认为重要到使政府能进行干预的邻近影响的消除……这样的政府显然可以执行重要的职能。在思想上不自我矛盾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52]”不过，他又说：“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样一个政府的职能显然有限，而且会约束自己，不从事像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西方国家的相应的机构现在所从事的那样繁多的活动。[53]”由此可以看出，货币学派主张自由放任，又不拒绝政府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要过度。在弗里德曼看来，他并非主张不要实施财政政策，而是就稳定总需求来说，使用货币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把政府开支作为“开动唧筒”，并不是消除经济危机的妙方，“据说，当私人开支由于某种原因下降时，政府开支应该上升，以便使整个开支稳定不变；相反，当私人开支上升时，政府开支应该下降。不幸的是，这个平衡器本身就是不平衡的。[54]”那么，这种财政收支本身的不平衡，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什么影响呢？他说：“平衡器的原理的主要危害不在于它一向未能做到的抵消衰退，不在于它经常做到的把通货膨胀的倾向带入政府政策，而在于它继续不断地扩大联邦一级政府活动的范围，并且使联邦赋税的负担不能减少。[55]”可见，弗里德曼不主张政府活动进一步的扩大，如果这样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的削弱，而且，政府扩大开支，还会使人们的税收负担加重，容易引起人们对政府的反感。
弗里德曼还就赋税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说：“设想每次衰退都减税一次，又设想在相继发生的扩展的情况下，提高赋税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导致了对新近提出的政府开支方案的抵制和对目前存在的开支方案的削减。我们现在可能处于联邦开支在国民收入占有远为小的部分的地位，而国民收入又会由于赋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和阻止的影响的减少而具有较大的数值。我要立即指出，这个梦想并不表示我对平衡器原理的支持。[56]”显然，弗里德曼对于
在经济衰退时期运用减税的措施来调节经济运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又要为“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要强于财政政策寻求理论上的依据。
对于政府使用增加开支和减少赋税的作用，弗里德曼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在财政政策以及在货币政策中，即使我们抛开一切政治因素，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能运用随意变动的税收或开支，把它们当作为灵敏的稳定机制。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更坏。[57]”由于财政政策的稳定机制非常复杂，所以，用简单的货币政策来取代，同样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对人们收入进行调节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否对调节人们收入之间的差异起到应有的作用呢？弗里德曼又表现出一种质疑的态度。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些税收的措施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但它们在缩小用一些统计收入数字来划分家庭的平均地位之间的差异的问题上具有比较小的（虽然不是可以忽视的）影响。[58]”
对于名义税率较高，累进程度也较大的所得税制，能否真正起到调节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呢？弗里德曼持有否定的态度。他说：“文件上规定的税率看来是高的，而且累进程度也高。但是，它们的影响消失在两个途径之中。第一，它们的一部分影响只是使税前的分配更为不均等。这是税收通常具有的归宿效果。通过高额税收来阻挠进入高额税收行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和非金钱上的不利之处——它们提高了这些活动的收益。第二，它们造成立法上的和其他条例来回避税收——所谓赋税法中的‘漏洞’，如矿石消耗的比例，免除州和市的债券的利息，对资本收益的特别优惠的处理，虚报实报实销账目，其他间接的付款方法。其影响在于使真正施加的税率比名义税率低得多，从而，或许是更重要的，使税收的归宿成为不肯定和不均等。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人支付很不相同的税款，取决于他们收入来源的偶然性和他们具有逃税的机会。[59]”这段话很中肯地描述了美国税收制度的现实，尽管税收制度或许是合理的，但由于存在大量抵免、避税以及五花八门的逃税办法，实际结果使累进的所得税并没有发挥调节人们收入差距的功能。所以，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
弗里德曼基于其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主张实行缩小政府开支的政策，他认为，如果政府活动范围扩大，国民的税收就会逐渐增加，这要遭到人民的反对，政府自然会用课税以外的方法获得收入，最简单的收税方法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他反对用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弗里德曼认为，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购买力。但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缺少购买力，而是购买力过大，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实行减税政策，只会加剧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主张降低所得税较高的累进税率和累进级距，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税率过高，会使纳税人设法逃税和避税，而不愿从事生产性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影响人们财富和收入的增长。他说：“规定一系列较低的税率再加上使一切收入的来源比较平均地纳税的更为全面的征税标准能使赋税的归宿较为累进，使执行的细节较为公平合理，并且使资源遭受较少的浪费。[60]”前面曾经阐述，弗里德曼对过高的边际税率和所得税的累进级距提出了批评，如果通过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所得税级距，征税的效率会提高，征税的公平性也会在征税的过程中得到，从整个社会看，资源得到了节约，所得税调节人们收入和财富的效果会更好。
弗里德曼认为，由于对业已存在的富人的收入征收的所得税比正在成为富人的收入征收的所得税要少，靠累进的所得税来调节人们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的效果不明显。弗里德曼还认为，对用财富获得的收入征税并不能减少财富本身，只能是减少财富所有者的消费水平和新增的财富，而且对财富的收入征税减少了人们冒险的积极性，也就关闭的人们通过冒险投资来获得财富增长的渠道。实际上这也保护了已经拥有财富的人们，使这些人免于来自那
些可能成为新的富人的竞争[61]。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实施累进的所得税呢？弗里德曼说：“在判断累进的所得税的必要性时，以我看来，区别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即使在应用时这种区别不能确定：第一，为了政府决定进行的那些活动（包括在第十二章所论述的消灭贫穷的措施）取得资金；第二，单纯为了再分配的目的而征税。[62]”弗里德曼认为在政府决定行使职能的那些领域里，通过累进的所得税来筹集所需要的收入是应当的，当然，如果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也是应当的，但对累进所得税实施的效果很不好评价。弗里德曼还认为，如果用累进所得税，强制地从一部分人手中把收入征收过来，把它们给予别人，很可能与个人自由发生了正面冲突。
弗里德曼主张取消公司税和开征比较简单的个人所得税，他说：“在我看来，个人所得税的最好的结构是在收入的一定的免税额以上抽取固定比例的税，而其中收入的含义非常广泛，并且为赚取收入的开支，规定减免税款的优待方法。正如在第五章提出的那样，我将把上述方案与废除公司所得税相结合，并且要求公司把它们的收入划归股东，同时要求股东把这笔款项计入在他们的纳税呈报单据上。最重要的其它有必要的改变是取消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上消耗比例的优待、取消对州和地区证券利息的免税、取消对资本收益的特殊处理、把所得税、遗产税和捐赠水加以协调以及取消目前允许的许多纳税优待规定。[63]”在弗里德曼看来，之所以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不能很好地调节人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就在于过高的税率造成人们的逃税，而且名目繁多的减免税规定，使人们怀疑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既然如此，取消一些繁琐的税收优惠规定，明确单一的比例税率，是个人所得税的最优选择。
弗里德曼最早提出“负所得税”的概念[64]，主张实行“负所得税”。所谓负所得税，实际上是政府发给低收入者的补助金，它是指政府确定某种收入保障数额，再根据个人实际收入多少，按比例给予补助。他说：“按照联邦所得税的规定，我们现在每人收入600美元可以不纳税（加上最低限度10%的统一扣除）。假使一人得到100美元的应纳税的收入，即：超过免税和扣除的100美元收入，那末，他得纳税。按照负所得税的建议，假使他的应纳税的收入为负数值的100美元，即：比免税加上扣除的总额少100美元，那末，他得纳负数值的税，也就是，得到一笔津贴。例如，假使津贴的比例是50%，那末，他将获得50美元。假使一点也没有收入，并且为了简化起见，没有扣除额，而税率仍然不变，那末，他将获得300美元。假使他有扣除额，他可能活的比数量还要多。[65]”可见，收入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补助（负所得税），补助后形成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也是不同的。根据物价和其他实际情况，收入保障数和负所得税率是可以调整的和变化的。货币学派认为，实行“负所得税”可以通过收入或享受上的差别来鼓励低收入阶层的工作积极性。
货币学派还从总需求的角度出发，阐述政府赤字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如货币供应量对总需求的影响大，他们认为，虽然政府预算赤字和盈余会改变利率，从而影响到货币需求，但由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低，因此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也就较小。政府举债会排挤私人的举债及其有关的支出，所以赤字对总需求的净效应是很小的。
货币学派的观点都是与对政府的活动所持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在对待政府活动的观点有极其相似的一面：保持竞争性经济制度的活力，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政府实行有限的干预对社会经济运行带来的益处比政府没有干预时要好，而且维持这一局面的时间也要长久的多。不过，货币学派始终相信，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优越，一种使货币增长保持不变的非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选择是关键。
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影响物价水平变动和经济波动最根本的原因。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它与经济增长大致相适应，还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向均衡。
至此，把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加以归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货币学派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其本身还会造成经济生活的不稳定。弗里德曼说：“由于强调使用联邦预算作为一个平衡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后时期，国民收入最不稳定的组成部分是联邦政府开支，而这个不稳定的开支根本没有处于抵消其他开支的变动的方向。远不是抵消波动的其他因素的平衡器，联邦预算本身的特点就是扰动和不稳定的主要源泉。[66]”显然，弗里德曼不赞成通过预算收支的变动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政府运用开支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他把战后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主要归咎于联邦预算的开支政策。因为联邦预算的开支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占有如此庞大的数额，联邦政府开支政策的变动和调整不能不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解决思路。他说：“首先应要求政府修补自己的围墙，即：政府采取使自己的开支具有合理的稳定性步骤。假使政府能这样做，那么，它显然会减少经济制度中其他领域所需要的调整。除非它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官员装出自以为正确的校长教训不守秩序的学生的腔调不过是一出滑稽戏。当然，他们这样做并不值得奇怪。推卸责任和转嫁过失并不单单是政府官员所垄断的坏事。[67]”在这里，他指出，政府预算开支要合理并且尽可能平稳，才能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如果政府不这样做，继续实行不合理并且不平稳的预算开支政策，把经济情况弄糟了，反而怪罪人们不响应政府的号召，这是滑稽可笑的。接下来，他继续论证，即使人们接受联邦预算可以作为平稳器发挥作用是的话，那也不能只使用预算的开支一方。实施税收政策也是可以的。他认为，税收收入随一国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减税政策往往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政府增加税收却不易受到欢迎。他还认为，政府为什么倾向于增加开支来实施预算政策呢？这是有社会原因的。他说：“如果说平衡器时间上被应用在开支一方，那么，这是因为趋于增加政府开支的其他因素的存在；特别是知识分子广泛地接受这种信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私人事务中起较大的作用；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哲学的胜利。这种哲学在平衡器原理方面找到了实际应用的伙伴，它使政府干预的步伐比没有它时所可能有的步伐更快。[68]”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为什么热衷实施预算开支政策是有社会基础的，但在弗里德曼看来，正是这一重要原因，使政府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所以才导致政府预算开支规模越来越大，侵蚀了市场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即使实施政府预算开支政策，从赋税一方来实施要比从开支一方来实施要好。但这不表示他对平衡器原理的支持。
二是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依据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因此反对凯恩斯学派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他的立论依据是：首先，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对经济运行产生效应存在一个时滞，如果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引起经济波动。其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对经济干预更加频繁，从而破坏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再次，人们对经经济运行的规律认识不清，远不能做到对经济运行的症结对症下要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只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应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采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的基本含义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衡量指标，使之按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同的速率增长，而且尽可能长地维持这种状况。货币学派认为，尽管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消除其他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干扰，甚至非货币因素的影响会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但只要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始终能够保持与经济增长率相协调，稳定经济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本章注释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他出生于英国剑桥城一个知
识分子家庭，家境宽裕，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父亲尼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有名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02年，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此间他虽仍以数学见长，但按剑桥大学的严格标准，他在纯数学难有成名希望，于是他放弃攻研数学的道路而决定参加文官考试。1906年文官考试发榜，凯恩斯名列第一，随即于同年被分配到印度事务部工作。1908年应马歇尔之邀回到剑桥大学任教。1909年他在《经济杂志》发表第一篇题为“印度最近的经济发展”的论文。1913年出版第一部名为“印度的通货及财政”的专著。1915年因凯恩斯对战时财政金融问题有独到见解，被应召去财政部任职。
1919年出任英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财政部首席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他激烈反对向德国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以致愤而辞去和会代表职务，随即回剑桥大学任教。1919年底他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轰动学术界。20世纪20年代他担任《经济杂志》主编和撰写了大量论文，1923年出版了《货币改革论》。同时，1921年起担任国民互助保险公司董事长，由于善于经营，很快成为百万富翁。1930年他出版《货币论》。1936年出版《通论》。《通论》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代表作。此书因迎合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需要而使凯恩斯名声大震。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当选为英格兰银行董事，1940年任财政部顾问，同年出版《如何筹措战费》一书。1944年他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的有44国参加的国际金融会议。1945年他赴美国华盛顿谋求美国财政援助受挫，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1946年4月21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丁冰．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3～6
[2] 关于亚当·斯密的生平和税收理论，请参阅曾康华．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9，76～136
[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2～253
[4] 关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西斯蒙第和庇古的税收理论，请参
见曾康华．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30
[6] [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368～372
[7] 曾康华.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85
[8]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6
[9]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7
[10]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10
[11] [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359
[12] [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364～368
[13]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6
[14]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97
[15] 刘永祯.西方财政学说概论.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203～205
[16] 刘永祯.西方财政学说概论.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204
[17] [美]保罗·Ａ·萨缪尔森、威廉·Ｄ·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268
[18]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
的创始人。他于186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在剑桥大学教数学，后转向研究经济学。
1877~1884年先后在布里斯托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85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890年他出版《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曾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划时代的著作。
马歇尔在本书中所阐述的经济学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并把马歇尔称作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
[19] [美]保罗·Ａ·萨缪尔森、威廉·Ｄ·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上册).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7
[20]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075
[21]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
[22]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
[23]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
[24]“举债支出”一词，包括政府用举债方式兴办的投资事业，以及其他用举债来维持的经济开支。严格
说来，后者应当算作负储蓄，但政府作负储蓄之动机，与私人储蓄之心理动机，并不相同。故“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举债目的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第110页脚注。
[25] 凯恩斯对古典学派的理解与众不同，凯恩斯把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
勒、斯图亚特·穆勒、西斯蒙第、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经济学家都视为古典学派学者。［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
[26]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2
[27]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2
[28]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3
[29]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0
[30]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1
[31]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0
[32]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6
[33]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0
[34]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7
[35]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7
[36] 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91～323
[37] 丁冰.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48
[38] [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
[39] 约翰·希克斯（1904~1989）出生在英国的瓦威克，父亲是一名记者。1917~1922年，他在克利夫顿学
院学习，1922~1926年在希克斯在牛津大学的贝里尔学院学习。1926~1935年，由于他数学功底好，又对文学和历史有兴趣，加上当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缺乏教师，希克斯在那里谋取到了临时讲师职位。
1935~1938年他到剑桥大学做研究工作，这所著名的大学给了他发挥才智的天地。此后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然后回牛津大学任教直到1965年退休。1939年他出版了《价值与资本》一书，这本书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西方经济学界，这本书被认为是是他那个时代论述价值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1972年，为了表彰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40] 希克斯在1937年的著名论文“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
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94
[41] 阿尔文·Ｈ·汉森（1887~1975）美国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先驱。出生于美国
的南达科他州，由于喜欢研究农活，他在苏福尔斯上高中，后在杨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接着教了几年高中。1914年入美国威斯康幸大学，1919年获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37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他的影响，哈佛大学一度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教学和研究中心，并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等人。在社会活动方面，1938年，汉森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在学术上，他原来是研究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深受剑桥学派的影响，对凯恩斯的理论持异议。1936年凯恩斯刚出版《通论》时，他持反对态度，但1937年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则转向信奉凯恩斯的理论，并成为凯恩斯理论最积极的传播者。丁冰．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44~4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6
[42] 约翰·查理德·希克斯（1904-198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他提出
的IS－LM曲线成为后来宏观经济理论的经典图式。
[4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075
[4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6
[4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19
[4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20
[47] 琼·罗宾逊（1903~1983年）是当代著名的女经济学家。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军人家庭。1921年罗宾逊
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1925年毕业，第二年与当时剑桥大学讲师、经济学家奥斯汀·罗宾逊博士结婚。婚后与丈夫一起去印度，3年后回剑桥大学任教，成为凯恩斯的一位得力助手和积极追随者。1927年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8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65~1971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经济系主任，1973年退休，仍积极著书立说，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直到1983年去世。
[48] 密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是美国货币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12年出生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
林，他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弗里德曼的父母早年移居美国，父母做一些小买卖，家境并不宽裕。1928年弗里德曼高中毕业，由于学业优秀，他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罗格斯大学，1932年获得罗格斯大学学士学位。1932~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靠一部分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在1933年获得芝加哥硕士学位1941~1943年他在美国财政部研究战时赋税政策。1943~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数理统计研究工作，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5~1946年在明里苏达大学任教，1948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7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69~1971年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是当代西方国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4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76
[50] [美]密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1]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
[52]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
[53]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
[54]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3
[55]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56]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57]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
[58]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59]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60]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61]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6
[62]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6
[63]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7
[64] 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56
[65]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4
[66]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67]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
[68]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
《西方经济学》习题及参考答案 《经济学基础》第一讲绪论习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资源的稀缺性是指（）。 A、资源的绝对有限性； B、资源的充足性； C、资源的稀少性； D、资源的相对有限性； 2、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主体是（）。 A、居民户； B、厂商； C、劳动者； D、政府； 3、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 A、均衡价格理论； B、消费者行为理论； C、生产者行为理论； D、分配理论； 4、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 A、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B、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C、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D、宏观经济政策； 5、解决“应该是什么”问题的经济学是（）。 A、理论经济学； B、应用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6、解决“是什么”问题的经济学是（）。 A、理论经济学； B、应用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7、以个别居民与厂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是（）。 A、微观经济学； B、宏观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8、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是（）。 A、微观经济学； B、宏观经济学； C、实证经济学； D、规范经济学； 9、（）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 A、亚当·斯密； B、马歇尔； C、凯恩斯； D、萨缪尔森； 10、（）为首的经济济学家把个量分析为主的微观经济学和以总量分析为主的宏观经济学拼和在一起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派。 A、亚当·斯密； B、马歇尔； C、凯恩斯； D、萨缪尔森； 二、判断题 1、自由取用物品是零点价格时供给小于需求的物品。（） 2、经济物品是零点价格时供给小于需求的物品。（） 3、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第四章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 重点：我国税收制度的特征和现行税制的主要内容；国际税收。 难点：不同税率的计算方法，增值税的计算。 第一节税收要素与税收分类 一、课税权主体 有关课税权主体的概念:通过行政权力取得税收收入的各级政府及其 征税机构，它说明谁征税。 （一）本国税与外国税：本国税指的是本国政府开征的各种税收，外国税则是外国政府开征的各种税收。 （二）中央税与地方税：中央税以中央政府为课税权主体的税收，它由中央立法，由中央税务机关征收管理，为中央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来源。地方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课税权主体的税收，它由地方政府立法，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管理，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提供资金来源。 二、课税主体 纳税人与赋税人的区别：法律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法所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也称纳税人；经济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 按照纳税人的不同，税收可以分为两类： 1.个人税和法人税 2.买方税和卖方税 三、课税对象
1.课税对象的概念：课税的标的物 2.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可以将税收分为三大类： 四、税率 （一）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 （二）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 （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定额税率 有关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定额税率的概念 税率＝（应纳税额/课税对象）×100% ，税额 = 课税对象×税率 统一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产品差别 差别比例税率行业差别 全额累进地区差别 税率分类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 定额税率 比例税率--适用于流转税；累进税率--适用于所得税；定额税率--适用
于从量税。 1.比例税率：其特点是税率不随课税对象数额的增大而提高。例如： 应纳税额=100万元×17% 应纳税额=1000万元×17% 应纳税额=10000万元×17% 其优点是：有利于鼓励生产经营者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因为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了，税率并不因之而提高。所以，在流转税的征收中往往使用比例税率。 2.累进税率：其特点是，税率随着课税对象数额的增大而逐步提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也越高。例如： 需要说明的是，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当中，又分为全额累进和超额累进两种计算方法。其中的全额累进，会导致收入临界点的不公平。 3.全额累进税率计算弊端说明 例如：张三月收入2800元，李四月收入2801元，那么，张三应纳税：（2800 – 800）X10% = 200元 李四应纳税：（2801 – 800）X15% = 300.15元
外国税收理论学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和垄断统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出理了不同的税收理论学派： 1．重商主义税收理论：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税收理论。产生于15世纪，流行于16、17世纪，衰弱于18世纪下半叶，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曼，法国的财政总监柯尔培尔，意大利的斯卡卢非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把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2．重农学派的税收理论：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资产阶级税收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认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废除包税制的征收制度，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 3．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是17世纪中叶代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税收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配弟，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最后由大卫·李嘉图完成。认为国家经费属于非生产性费用，要压缩经费，实行廉价政府。主张经济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税收转嫁与归宿的理论。 4．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理论：是流行于当代帝国主义时期的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凯恩斯、萨谬尔逊、琼·罗宾逊等。认为社会失业和经济危机是由于人们心理作用引起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由政府运用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5．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税收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引起物价和经济流动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应归结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张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应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相适应。 6．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经济学界出现的、着重从供给方面考察经济现状和寻求对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新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孟德尔、拉弗、弗尔德斯坦、罗伯茨、吉尔德等。认为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供给是主要方面，剌激经济发展应该是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主张恢复自由市场机制，反对凯恩斯学派的国家干预政策，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著名的税收“拉弗曲线”。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试卷（A卷） 课号：017A01Y00 经济学081 一、简答题（10*8，其中任选8道） 1.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有什么特点？ 2.略述帕廷金的非均衡失业理论和克洛尔的双重决策规则。 3.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什么？什么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4.略述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5.简要评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分歧。 6.什么是“凡勃伦传统”？新制度学派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7.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与大推进理论有什么区别？ 8.举例说明积极的外部性和消极的外部性；如何克服消极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9.举例说明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新认识。 二、论述题（20*1，其中任选1道） 1.在政府对经济进行规制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有哪些不同的看法？ 2.你认为你在本门课程中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请阐述你所喜欢的一部分内容。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试卷（B卷） 课号：017A01Y0 经济学081 一、简答题（10*8，其中任选8道） 1.在对“滞胀”的解释上，新古典综合和新剑桥学派有什么区别？ 2.托宾如何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 3.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两大特征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论述税率和税收总额之间的关系 的？ 4.哈耶克提出的“中性货币”和传统的“中性货币”概念有什么异同？他是怎样用“中性 货币”的概念来阐述经济周期理论的？ 5.试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 6.什么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它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7.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意义何在？ 8.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9.公共物品有哪些特征？ 二论述题（20*1，其中任选1道）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政策含义有哪些？为什么它比货币主义更坚决地反对国家干 预经济 2.怎样理解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转型经济理论发展述评(一)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
第11章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11.1 考点难点归纳 11.1.1 提纲挈领 收入分配是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工资价格刚性与市场不能自发出清 货币主义学派自然率与新货币数量单一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假说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过高的税率效果适得其反和强调减税 用经济人假设进行政治学分析 借鉴新古典的方法进行对制度的分析 11.1.2 内容提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述 1．流派的划分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做出准确的划分是比较复杂的。通常以基本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作为划分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依据。不过，学派的代表人物、师承关系以及地域范围也在一个流派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可参见：本章提纲挈领。 2．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渊源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在不断的演进和分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把约翰·缪勒的古典经济理论和边际学派等一些学派的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理论进一步综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新古典学派”。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得新古典学派所构造的以均衡价格为理论基础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信条不再令人信服。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通论》，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有别于新古典学派的主张，新古典学派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但是凯恩斯主义在一统天下几十年以后，遇到了它无法解释的“滞涨”现象，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也逐渐暴露出来，从而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围绕凯恩斯主义所进行的讨论已经演变为各种流派，它们或者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有异议，或者反对“凯恩斯革命”。总之，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分为两大派：当代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当代自由主义学派。当代凯恩斯主义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两支力量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称为非均衡分析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修正。由于理论和政策的缺陷，新古典综合派受到来自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责难。按时间顺序排列，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反对“凯恩斯革命”的货币主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一批经济学家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式中，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并进一步发展，理性预期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又出现了供给学派，并且盛极一时。此外，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具有影响的还有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 二、当代凯恩斯主义学派
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 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 EC 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 EC 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
论述税收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税收的基本概念 税收也称为“税赋”。它是一个古老的财政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产生是税收产生的前提，有国家才有税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税收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税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1．征税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国家公共职能的需要。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行使其职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然要耗用一定的物资和资金，因而必须采取适当方式取得财政收入，而税收正是这样一种方式。2．国家征税凭借的是其政治权力。国家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财产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不是凭借财产权力，而是凭借政治权利，采取多种形式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运用政治强制手段，集中一部分社会产品归其支配。3．税收属于分配范畴。国家税收就是把一部分社会产品由其他社会成员所有，强制地转变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分配使用。 二、税收原则理论 现代税收原则是在古典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应当如何征税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1.1 古典税收原则（1）斯密税收四原则：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最小征收费用原则。（2）瓦格纳税收四大原则：财政收入原则、国民经济原则、社会正义原则、税收行政原则1.2 现代税收原则：效率原则、公平原则、稳定原则。税收中的效率原则又分为税收的财政原则、税收中性原则、税务行政效率原则；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又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受益原则、纳税能力原则、两种衡量标准的权衡。 三、税收效应理论 税收效应理论具有三个部分：1.税收效应概述。2.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3 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1）税收效应的概念：税收效应是指纳税人因国家课税而在其经济抉择或经济行为方面做出的反应，即通常所说的税收调节作用或效用。（税收效应是与税收中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税收效应的分类：正效应与负效应；中性效应与非中性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2）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是指因为政府课税对纳税人在其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中做出的反应。其研究的是：一、税收对生产、消费的影响；二、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三、税收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四、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3）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有以下内容：一、税收与经济增长；二、税收与经济稳定；三、税收与收入分配。 四、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 税收转嫁与归宿的含义：税收的转嫁与归宿，实际上是纳税人与负税人的非一致性问题。研究税收负担的转嫁过程，目的在于确定税收的最后归宿点，从而，分析各种税收对于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税收理论 摘要 1、西方税收理论综述 2、亚当斯密的税收理论 3、亚当斯密税收理论对我国税收政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西方税收思想》许建国中国经济出版社 2、西方理论的发展《湖北学院学报》2007年S1期 3、亚当斯密与傅玄思想的分析比较《产业科技论坛》2006年 4、亚当斯密税收原则的重新解读《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 5、《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商务印书馆 6、《中国经济问题》1990年第一期
西方税收理论的综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和垄断统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出理了不同的税收理论学派 1重商主义税收理论 这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税收理论。产生于15世纪，流行于16、17世纪，衰弱于18世纪下半叶，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曼，法国的财政总监柯尔培尔，意大利的斯卡卢非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把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2 重农学派的税收理论
这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资产阶级税收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农业是社会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废除包税制的征收制度，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 3 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 这是17世纪中叶代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税收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配弟，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最后由大卫?李嘉图完成。认为国家经费属于非生产性费用，要压缩经费，实行廉价政府。主张经济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税收转嫁与归宿的理论。 4 庸俗经济学派 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门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他们认为属于财富分配范畴的赋税的影响范围自然而然不会仅仅局限于财富的分配领域，而是同时影响到生产和消费。因而，萨伊对赋税原则的讨论融合了赋税对生产、分配、消费的广泛影响.他认为税收基本上是有害的，都会妨碍社会的再生产。但同时税收又是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的。所以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着重强调税率要低，以将其对再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六次革命。 二、凯恩斯在哪些方面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革新？ 三、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是如何解释失业和通胀并存的现象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解释失业和通胀并存现象时主要包含哪些理论？） 四、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主张。 五、新剑桥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 六、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 七、实际工资粘性理论。 八、信贷供给理论的主要内容？怎么评价？ 九、现代货币主义者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十、拉弗曲线。 十一、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 十二、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十三、科斯定理。 十四、什么是逆向选择？怎样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十五、委托代理问题及解决途径? 二、简答题 1、什么是李嘉图等价？你如何看待该定理？ 2、新古典综合派的含义、代表人物。 3、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特点。 4、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都有哪几种预期？ 5、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代表人物。 6、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 8、供给学派是怎么说明边际税率调整原则？ 三、论述 1、围绕菲利普斯曲线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展开了哪些争论？ 2、新制度经济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区别和联系？ 3、比较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 4、两剑桥之争是指？主要争论点在哪？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六次革命： 1、第一次革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批判传统的重商主义，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2、第二次革命：19世纪70年的边际革命。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提出质疑，主张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 3、第三次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强调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 4、第四次革命：20世纪50年代，现代货币主义的产生。 5、第五次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斯拉法革命”。提出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提出批判。 6、第六次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革命。 二、凯恩斯在哪些方面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革新？ 1、就业领域：反对萨伊定律。 2、利息理论：认为利息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 3、工资理论：认为只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非自愿失业”，而不是由单个的劳动市场供求决定。 4、货币理论：有效需求对物价变动起根本作用。 5、分析方法上：侧重总量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侧重于总量分析。
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 迎下载支持. 第二节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学派 经济学是关于分工与合作及英变化规律的科学。人及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众多的变量因素，而且务个变量之间往往呈现出非线性的函数关系。为了简化研究程序，经济学研究需要进行一些主观假设。或者，把个别重要的主导变量提取出来进行独立分析。根据主导变量的不同，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区分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派别。 一、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 “萨伊泄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引起了需求。詹姆斯?穆勒说明了生 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至于为何创造了“自己的需求” ？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 凯恩思主义认为是需求带动了供给，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左行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事实上，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分别占主导作用，分别处于支配地位。 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与重实业主义 究竟是什么领域在生产社会财富？不同的价值理论因英理论出发点不同可分为重商主义、重实业主义、重农主义。
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可以实现为货币的东四才是财富；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必须尽力鼓励和发展这个先决条件：流通领域（即商品变为货币的领域）是财富的直接源泉：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而把财富和利润全部归结为流通过程的产物。重商主义来源于封建社会末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货币日益发展，城乡资本主义逐渐成长，整个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向商业资本倾斜，从而产生“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 “重实业主义”者从交换的等价性原则“推导”出流通领域不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么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在充分自由的竞争条件下，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既然交换是等价的，那么流通领域就不可能是财富的源泉。萬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流通过程变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肖。这时必须对重商主义重新考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跟着从流通领域逐渐转移到生产领域。另一方而，由于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业日益衰落，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这时，人们开始怀疑“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于是就形成了 "重实业主义”。 “重农主义”是“重实业主义”的原始表现。重农学派认为：商业丝亳不能创造财富；金银本身不是财富，除非用来交换到生活资料；商人是货币财富的代表，他既剥削卖者，又剥削买者，破坏了交换的等价性。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以生产费用论为依据，力图证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只有农业部门才是生产性部门，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工业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工业不是财富的源泉。 事实上，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品质特性、客体的品质特性与介体的品质特性三个方面（即价值决定三要素），所有能够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已重新整理排版.word版本可编辑，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 行为，却对供给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因此，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对国民经济有害而无益。
供给学派的理论实践和简要评价 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早已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1981年，里根上任不久，就向国会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些计划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①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l981年7月1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 ②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 ③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条例； ④控制货币信贷，推行有节制的稳健的货币供给政策。里根“经济复兴计划”是根据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地论与政策主张综合制定的。因此，尽管供给学派形成的时间还不算长，然而它在美国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复兴计划” 里根早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就全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这主要是因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能更好地反映和体现里根所代表的美国部分政治集团和收入阶层的利益。 在总统竞选之前，里根就是美国大多数所谓“平等保守主义分子”的支持者和利益代表入。这部分人大多是西部的中小企业主、农场主、房地产主等等。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主要立足在国内市场，因此，他们不仅要受到国内政府有关企业规章条例法规的严格限制，而且没有如大垄断跨国公司逃税避税的便利条件，税负沉重，储蓄和投资的能力日益枯竭。为此他们竭力反对国家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主张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反对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所得税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提案”抗税运动的参加者和肯普—罗斯税法案的拥护者，供给学派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例如：肯普、拉弗、万尼斯基等就是“平民保守主义分子”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而里根的政治基础正是根植于这批“平民保守主义”极端保守派的。里根也曾是“第13号提案”和肯普—罗斯减税提案的积极支持者。在那时，他就和—些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来往，他早就对重视宏观经济、注意微观分析，并主张财政、金融措施并重的供给学派寄有很大希望。早在1980年的竞选总统纲领中，里根就提出了在头三年中每年减税10％，争取削减财政开支，逐年平衡预算，控制货币信贷，控制通货膨胀等供给学派的主张。 当然，里根当选总统以后所提出的更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的思想基础，并不全部属于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因为里根政府看到，凯恩斯当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被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解决需求不足的短期有效的药方。但是，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个仅出现了与凯恩斯所面临的完全不问的新现象，即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衰退；而且由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结果反而导致“停滞膨胀”局面。同此，对里根来说，一方面要努力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必须控制需求，这就成了当前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在美国由里根政府实验的基本内容。从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基础看，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以供给学派的政策对付经济停滞，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关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的理论来抑制通货膨胀，也吸收了代表东部财团利益的经济学家如乔治·舒尔茨、
一、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凯恩斯主义） 1．理论背景 新古典综合派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由对立转向共存和相互融合。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意在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理论体系 2.基本观点 ⑴“混合经济”的理论模型：“混合经济”在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的、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的特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⑵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建立宏观生产函数，指出可以通过调整资本数量和资本产出比率，使经济实现稳定增长。 ⑶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乘数－加速数”理论模型。该模型是新古典综合派用动态过程分析方法建立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 ⑷通货膨胀和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派为了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经济现象，将菲利普斯曲线纳入其基本理论框架中。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新剑桥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 1．理论背景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约翰·伊特维尔等人。其理论以叛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而著称，所以被称为“新剑桥学派”。 2.基本观点 ⑴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分歧：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持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⑵经济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⑶通胀理论：新剑桥学派认为，要解释和说明经济“停滞膨胀”的原因，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 三、新凯恩斯主义 1．理论背景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滞胀的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遭到严重挫折之后，美国一些年轻经济学家为了修补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起来的。 2.基本观点 ⑴非均衡分析：新凯恩斯主义试图从微观非均衡分析入手，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缺乏弹性的前提假设下，在一个明确的分均衡关系中重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及其微观基础，从而改变凯恩斯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和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问题。 ⑵失业：新凯恩斯主义拓展了凯恩斯的失业均衡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出现过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供给管理措施来改变多度需求状况。 四、希克斯的经济理论 1．理论背景 希克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许多重要贡献，涉及工资理论、货币理论、增长理论、资本理论以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后 答案 Revised by BETTY on December 25,2020
第一章凯恩斯的经济学 1、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归纳为哪些基本命题（P7） 答： （1）“萨伊定率”：这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凯恩斯把它概括为“供给总是能够自己创造需求”的原理和教条。该原理和教条是说，在经济活动中，市场的需求总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够提供多少产品和服务，或者说，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社会总需求，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过胜）的经济危机。 （2）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经济中的充分就业应该是一种常态，即使偶尔出现失业或失衡，也会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自动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充分竞争可以自动达到“普遍均衡”（“一般均衡”）的信条。 （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调节手段。他可以引导人们自动的调节储蓄和投资，使二者达到相等的状态。由此决定了货币市场也总是处于均衡状态。 （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他可以使劳动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相等。由此也决定了劳动市场也是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5）货币对于实体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货币只会影响到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而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是实际就业量和产量。这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这种观点就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 （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供给除外）采取自已偶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只要市场机制可以充分竞争下发挥作用，经济就会维持在理想的均衡水平下。在这中情况下 ，经济中的任何经济波动和失衡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的。 2、所谓“凯恩斯革命”是什么含义其主要变革何在（含义在P4） 答： “凯恩斯革命”是指凯恩斯否定了以英国剑桥学派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和谐均衡状况的理论主张和信条，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的办法，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来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主要经济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1）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 4、“凯恩斯革命”的理论特点及意义是什么（ P10~P11）
１５７ 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简介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甘小军 王
１５８ 科技广场 ２００８．４
０．８％）的情形相比，可以看出减税措施对于工人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３．２储蓄和投资率有明显变化 虽然美国在８０年代私人投资和私人储蓄的增长率都不如７０年代高。但比较明显的是，１９８１年减税法和１９８６年减税法实行后，分别有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的私人投资和储蓄的较大增加。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思南和安德兽?罗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１９８１年减税使商业储蓄在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中增加了２７０亿美元，个人储蓄增加了４８０亿美元。如果没有１９８１年的减税，那么在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的衰退中，美国经济的情况将会更坏，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还将下降６％。（见表一）。 表一美国私人部门储蓄与投资（１９７１－１９８９） 资料来源：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１９９１年》第３页 ３．３对国民收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的一份证词，１９８１年减税法将边际最高税率从７０降到５０后，占纳税人总数１．３６％的高收入者的纳税额从１９８１年的５８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２年的６０５亿美元，其纳税额占税收总额比重由１９８１年的２０．４％，上升到１９８２年的２１．８％。这说明减税增加了这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同时，减税对低收入纳税人的刺激较小，占纳税人总数５０％的低收入者所纳税款从１９８１年的２１７亿美元降到１９８２年的１９５亿美元。１９８５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表明： 虽然１９８４年富有阶层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低收入阶层。占美国家庭５％的最富有者得到国民收入的１６％，比上年多获得４０亿美元； 占美国家庭４０％的下层阶层只得到国民收入的１５．７％。 ３．４扩大了就业，促进了经济增长 减税对增加就业机会的作用十分明显。美国８０年代的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年，就业增长率平均为２．４５％，高于７０年代水平。１９８８年哈佛大学的林含从数量经济模型得出，１９８１年的减税政策到１９８５年，共使ＧＮＰ的实际增长率提高了２％以上，并创造了２５０万个就业机会。４供给学派减税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现在，在我国经济学界，希望国家实行减税政策的呼声不时出现。通过资料显示我国的总体税赋水平和国际上比较相对偏高。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１７％，折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２３％。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税率水平低于２０％。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３３％，高于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比如德国为２５％，澳大利亚为２８％，英国、日本为３０％。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的外资的需求，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征收的所得税率仅为１５％，远低于本国企业，另外我国个人工薪所得税最高档４５％的边际税率也高于国外水平。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正常的税收以外，在我国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于民营经济而言，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权力寻租”等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些都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投资的回报率，打击了企业家投资的信心。因此，在今后，中国可以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税”政策，必定能达到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减税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维特?Ｐ?甘地等．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２］马斯格雷夫等．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刘大平．从比较角度看世界减税浪潮［Ｊ］．亚太经济，２００３，（４）． 作者简介 甘小军（１９８１—），男，仰恩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王 １５９
税收原则是税收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常被争论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税收原则的认识和阐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认为，税收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人们对税收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也存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作为人们对税收认知的一种反映，税收原则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税收原则问题。税收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政府征税究竟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呢？从税收发展史看，虽然在任何时期，人们对税收原则的看法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拓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税收原则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仍将继续下去。税收原则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平均税负的朴素思想，对土地划分等级分别征税；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则更明确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确定税负的轻重。西方则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税收原则，如重商主义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的原则。但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明确提出的税收原则是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的原则。此后，税收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四方面九原则”，即财政原则，包括充分原则和弹性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的选择原则和税种的选择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税务行政原则，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原则即节省原则。而在现代西方财政学中，通常又把税收原则归结为“公平、效率、稳定经济”三原则。实际上还有多种税收原则的提法，但要数上述三种影响最大。这三种税收原则理论，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人们在三个不同时期对税收的认识，而且基本展示了税收原则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脉胳。根据上述各项税收原则的内容，结合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们从社会、经济、财政、管理四个方面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公平、效率、适度和法治”四原则。 一、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历史上，也多有强调税收公平的论述。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税收怎样才算公平，在不同时期，往往标准不同，理解也不同。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经济公平的发展过程。 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分配，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在征税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如果政府征税不公，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很大，偷逃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矛盾乃至政权更迭。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指的是税额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在税收实践上的反映，就是定额税和人头税的盛行（人头税和定额税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瓦格纳将公平的标准从绝对公平发展到相对公平，即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纳税能力大的，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的则少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