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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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说。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新思想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成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急迫需求，由此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起点，直到“百日维新”告一段落。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与中国洋务运动挫折的对照，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①]期间维新派出版了一系列杂志和著作，如《时务报》《湘报》《新学伪经考》《仁学》《天演论》等，还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于是一场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开始了。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封建顽固势力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武器。论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的。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政治思想的实践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落伍
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很大，他们继续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宣传科学，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但是改良派无论
如何张扬自己的理论，比起后期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后了。两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改良派沦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维护腐朽的清政权，因此退出了历史主角的地位。
严复和康有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先后参与帝制复辟，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为社会所抛弃。康有为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会，被袁世凯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为基本内容的复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纲常伦理，阻碍了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严复参加了以杨度为首的促进帝制的筹安会，成为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康有为此后仍然固守其复辟派的立场，主张还政于清，于1917年与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展开了一场闹剧。
早期思想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
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
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维新思想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1]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
设立邮政局。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复辟思潮
一是攻击和否定民主主义思想，肯定和颂扬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扬非孔孟之道不能为立国之精神，其出发点是从国家政治思想角度抨击民主制，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二是攻击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认为国人民主意识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民主理论的宣扬导致当时的中国“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深远思想：
维新变法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政治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2、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深远。
4、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是由于维新变法思想的先行作用，使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民主革命家们看到非革命不足以实现根本的变革。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摘要】《大同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作，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异彩和奋进。求索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以《大同书》为代表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建构出一种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寻求现代转型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家园，并尝试着将中国文化价值世界化。而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谐思想、素质教育、价值观的选择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同思想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教育思想价值观 一、历史背景 （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同时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逐渐接受了近代的政治价值观念。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 （三）中国人自立自强 近代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在抗争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企图采取不留些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通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四）个人经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走出国门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日本、印度、美国、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等一些国家，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他也曾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渴望自由、平等、博爱，但不久，他在考察西方各国情况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千孔百疮，弊病很多。既然，封建社会已腐败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理想，这就促使他去寻求另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社会，进而诞生了中国人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二、大同思想 （一）平等观 平等观是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点之一。康有为认为“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且女子最有功于人类，男女应该平等。然而，我国的传统却是“重男轻女”。
摘要: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其警政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警政思想受日、英等国警察制度影响较大。康有为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了新军御外敌、巡捕靖内乱,军入警时巡警、警官的任用需有较高综合素质等主张,推动了警政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以后的建警方略有借鉴意义,但因受到时代的局限,其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关键词:康有为;警政思想;制度层面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人物。甲午战后面对外敌入侵,政局不稳的局面,康有为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警政思想。学界在梳理近代警政思想的演进过程时,认为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不具有创新性。这一认识以韩延龙、苏亦工的《中国近代警察史》中的观点为代表。两位学者在书中指出:“康有为的警政主张,大体沿袭何启、胡礼垣和郑观应等人的观点,没有更大的突破。”笔者认为作为维新派代表的康有为是从宏观制度层面来考量警政思想,这本身就高于改良派的认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另外,康有为确实也提出了新的警政思想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都在后来的警政建设中得到了体现。本文拟对康有为警政思想的来源、内容和评价进行简要的探析。 一、康有为警政思想的来源 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三道奏折中:光绪二十三年( 1897)十二月的《上皇帝第五书》、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正月的《上皇帝第六书》、同年五月上书的万言书。纵观这三道奏折,康有为的警政思想在“设巡捕、整市场”这一基本主张的基础上步步深入,最后在万言书中得到了系统化的阐释。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对国外警察制度的考察、学习和借鉴康有为对国外警察状况的初次考察始于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从社会制度角度向发达国家学习,警察制度 “早在1879年康有为读到就是这其中学习的重要内容,康有为是这一学习潮流中的代表人物。 《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地球新录》时就注意到西方警察制度的先进之处。随后,他又到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考察,发现‘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而在我国上海等地的租界中,工部局所设立巡捕房工作模式更加深了康有为对警察的认识。这些阅读和游历为康有为日后警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感性基础。 康有为正是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并大量借鉴日本警察制度来完成其警政思想质变的,这是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康有为的警政思想是他向日本所学国家制度中的子内容。“日本维新以行政兼司法,隶内务省而别立总监之厅。政府、县有警部,凡十等。其职保护人民,其事四:曰去害、曰卫生、曰检非违、曰索罪犯。故警察者,上通政府而下达穷壤。弥教案、诘戎莽、稽印税、缉私铸、佐学校、清田赋,莫不赖之。”显然这些论述表明,日本的警察一方面成为独立的行政建制,另一方面承担具体的职责任务,这就为康有为在中国创立警察提供了制度上的范式。因此,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设巡捕、整市场”、“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政俗之政,皆督焉”,诸如此类的建警主张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二)对国内早期改良派警政思想的吸收 1895年,改良主义者何启、胡礼恒合作写出了《中国宜改良新政论议》,提出设巡捕的设想。而在同一年,郑观应在重印《盛世危言》时增入了《巡捕》一章,这也是中国最早单独
第 1 页 共 1 页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材料一 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就当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风习各方面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建议、措施和方法,其中要点是要求开放政权,用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通过和缓的改良方法,从上面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②这些要求和建议是直接承继、综合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整个改良主义变法思潮而来的,是它的最后的政纲政策式的提出和概括。③作为行为纲领,这一方面的思想直接服务于当时的变法运动,对康有为本人和改良派具有最直接的实践意义。康有为在其他方面的思想理论活动和宣传组织活动,大都是服务于这一实践目的和现实政纲的。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④康有为努力改革的中心目标是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他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是⑤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西方的样板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⑥中国的专制必须结束;但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它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的中间阶段,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它的落后农业经济必须改为工业经济;私有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化,才是其原动力。⑦在近代生活方式到来之前,必须先有社会与思想上的准备;但本土文化中的有效因子不能一概扫除。 ——摘编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 ①阐述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②指出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思想来源;③点明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实践意义;④指出了康有为变法改革的中心目标;⑤点明了康有为为达成变法改革目标而采取的方法;⑥反映出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变革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⑦说明康有为维新思想中继承传统与革新面貌并存。两则材料论述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凸显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等学科核心素养。 【问题设置】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目标。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 《长 [1]。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同告子的思想，他说：“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2]生之谓性，即主张在本体论上对性存而不论；在表征上，认为世间万物
就不存在本质差别：“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3] 康有为对孟子和荀子分别关于人性的阐述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比较研究，康有 “天 造化施为。受天之所命不是简单的受造于造物主，更直接意味着人生在世具有的使命感和庄严的存在意义。因此人生来就背负了责任，生存总是伴随着将天之所命在世内展开和现实化的迫切要求。通过这一阐述，论证了人与禽兽的区别，人与人的区别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因而学与不学意义重大，正是居于此，康有为才不遗余力大力开展为学、讲学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求完善自己，更求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教和学的思想 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对“教”与“学”的发生追本溯源，通过这种几乎是社会进化论的还原，对教与学的传统想象作了修改。他说：“教学不知所自始也？人类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兽颛颛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斯。民生颛颛顽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在斯。惟其善于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别矣。 待的：“夫学患不深详，教患不明浅；学患选之不精，教患推之不广，义皆相反。以学为教，安能行哉？”[6]“周官尚有岁月读法，谏救劝德犹是敷教之余法，不与学校相杂”[7]“选举止于士，敷教下逮于民”[8]。康有为所说的教不再是以孔子所说的“成人”（像藏武仲一样博学多识，像公绰一样清心无欲，像卞庄子一样孔武有力，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为目标，而是指一般的社会成员应该能够接受到的最基本素质教育，前者对于新时代来说，过于想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 评 一、导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
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 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 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 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康有为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宪政思想对此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自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宪政运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宪政思想则是一个舶来品。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75年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其介绍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精义在于“分权制衡”，并第一次把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 1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正中书局印行，1978年1月。
论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 工商管理4班张雪莱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一．背景 1、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已经开始走向两半社会，民族矛盾越来越深； 2、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缓慢发展，要求走上政治舞台； 3、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资产阶级的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国，其政治观念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要求政治改革； 4、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借鉴。 二．维新思想对近代中国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民族
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利益，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为思想武器，与当权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宣传维新变法、图存求强的主张，推动了变法维新政治运动高潮的到来。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自己的抉择，投入改造中国的运动。 三．维新思想的意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志士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严峻关头，挺身而出，为变法图强大声疾呼，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它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维新派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进步意义。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UUT-WUUY-WBBGB-BWYTT-1982GT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特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现代化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康有为摒弃传统的身心体认的学问方式，而提倡经验知识的掌握；强调逆乎常纬以突破传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提倡开拓心胸以包容他者。“勉强为学，逆乎常为”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康有为儒学现代化为学 康有为关于为学的思想主要反映在《长兴学记》、《教学通义》、《大同书》等书中。《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时候的学规。康有为通过对为学的观念的重塑，试图将学者的旨趣从身心修养和实证考据转移到对对象世界的经验认识之中。《长兴学记》的主要思想包括：以生之谓性的自然主义态度解释作为学习的主观条件的人性；强调“勉强为学”，将“逆乎常纬以为学”作为学习的基本态度；将学问的归宿放置在抽象的仁善之上，而不是儒家语境的成圣；强调通天人之故以开拓学者的格局。如果说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对静止的世界观的修正，孔子改制思想是对传统的历史观的修正，那么康有为的这些教育思想则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修改。其弟子梁启超称康有为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1]。 为学必要性的阐释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背景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说。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新思想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的思想主张 寄语：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三个层面去观察，通过事实去辨别他的好坏、忠奸、能庸、功过等等诸多方面：一个层面是他的事业是否对时代进步有利；二是他的学说是否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仍然是不易之论；三是个人的品行是否是人中君子、道德楷模。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且提出了具体六个方面的变法措施。不断提出改革思路，得到光绪的高度重视，组织推动了戊戌变法。从这一点上来看，康有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今天分享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主张，读史使人明智，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经济思想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政思想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正赴京会试的康有为联络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爱国士子《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迁都、拒和、变法”。这次运动使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地位也从此确立。 康有为与其他维新人士救亡图存的维新活动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变法，实施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在国外，康有为思想渐趋反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成为保皇派。1913年回国，在辛亥革命后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1927年康有为病逝于青岛。 康有为著述颇丰，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主要教育著作有:《长兴学记》、《公车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试论折》、《请开学校折》等。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重视教育的作用。 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为此，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振兴中国和政治改良的手段。在康有为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在于国民智慧的高低，而智慧又依赖教育的发展。中国之弱，即弱于教育之不发达，民智之不开，因此，发展教育、开办新学是当务之急。 (2)变科举，废八股。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使人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形，从而使官吏不能应变，不能为实事，以致于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地赔款。为此，他认为改革科举考试，废除禁锢人才的八股取士，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是当务之急。就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康有为提出：文试要“立废八股”，“罢试帖”，以中国文学、策论、外国科学代之；武试要停止弓刀步石及旗病弓石，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康有为把变科举比喻为“以吐下而去其宿蚵疴”，是必治之痼疾。 (3)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关于学校体系的构想，在乡设立小学，在县设立中学，在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校。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康有为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力图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学制。他把办学校比喻为“宜急补养以培养其中气”的治病良方。 (4)《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等级制，“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是有一个前后相衔接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在这个学制体系中人人必须学习到20岁。它包括人本院(已怀孕的妇女进入本院，接受胎教)、育婴院(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断乳后，进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小学院(儿童在此接受初等教育，至10岁)、中学院(从10岁-15岁，接受中等教育)、大学院(从16岁- 20岁，接受高等教育)。 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里“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在公费的条件下接受教育。特别是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享受各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康有为重视学龄前教育，强调胎教的意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
近代思想第四讲戊戌维新思潮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生平与思想 摘自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康有为1876年与张妙华结婚，当时他19岁，女22岁。但他们订婚时，康仅8岁。由于康大都不在家，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1898年至1909年的十余年间，二人没在一起。1915年，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资助康梁的反袁运动。1922年去世。康“执佛送丧，悉如古礼”，并铭其墓。康1879年生有一女，1887年又生一女，50岁时他们生有一子。与其妻妾共生9个子女，其中三个夭折。有为1897年纳妾，因他已40岁尚无子嗣。1907年在美国时又纳一妾，名为何旃(zhān)理，系粤藉留美女生，因见到他的像片而仰慕他，自愿为妾，陪他旅行，作他的翻译和秘书。七年后即1914年24岁时死去，有为写了“金光梦”以资悼念。他纳妾显未符合他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不过，他也并未违反当时被接受的传统。身处理想国未来之时，他觉得不妨从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俗。康有为遵从古礼，按儒家的传统祭典其父母。曾说“事父孝，故事天明”。三纲实是天所制定。有为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教育无疑决定了他的纯粹旧伦理观。有为甚至用旧道德来攻击慈僖太后，戊戌政变后不久，他致友人一函中辩称皇上无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没有对慈僖尽孝道的义务，因她实非他的生母。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为后来抛弃了此一保守立场，而以家庭为人类痛苦之渊，且预测家庭终将消失于乌托邦呢? 有几样东西影响了他。佛教的出家思想。有为自光绪五年(1879)研究佛理时，即已熟悉，从中他可能得到家庭阻碍快乐的启示。一些亲戚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更加强了这一想法。例如，他甚以两位姊妹——逸红和琼瑶——的苦命而难过。逸红与一不健康的年轻人订婚，然后于同治十年(1871)嫁给病危的未婚夫，新郎于婚后l 9天即病逝。逸红守寡43年，眼见其故夫兄弟的挥霍，亲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后，于民国三年(1914)死亡。琼瑶亦于婚后不久而守寡，并于光绪十四年穷困而死。有为甚以她们的不幸而痛苦，自惭未能对她们有所帮助。有为的一个学生孔昭焱在一封信里也诉说所遭遇的家庭问题，他希望作一个学者，但他的父母强迫他放弃学业以谋生计。谭嗣同从小丧母，而被他父亲的妾虐待。光绪皇帝也遭他“母亲”慈僖的虐待，当时许多写文章的人常提到。这些都使有为感到：虽然他自己的经验并非如此．虽然他信奉儒家伦理，但家庭毕竟不是纯粹幸福的。 康有为的性格是其成为独特思想家与改革家的原因之一。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特征，一些当时人以及后来的作者们都留注意到。他很早就自以为有才。l 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40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
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关系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却直接涉关到对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总体把握和他一生政治行为的评价。无论是维新思想的研究还是大同思想的研究，学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充分肯定了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进步性，高度评价了大同思想的价值，同时也批判了康有为在变法后保皇保教反对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并由此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渐趋复古与保守。显然，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上存在着隔裂其思想发展的一贯性、理论基础一致性的倾向。正确理解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逻辑关系，把其现实政治主张和未来理想看作是他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正确评价康有为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一、价值心态与学术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早期的经历表明，从启蒙到思想的形成，康有为都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积累知识、寻求救国之道的。“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是康有为儒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严格的说在这一传统思想中所经的“世”、所营的“天下”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和世界。在表达对现世积极投入的背后隐含着康有为个人价值心态的形成及其变化，这又促使康有为把探求解脱之路的眼光从现世延伸到了未来。应当说，康有为“经营天下”的大志，在他的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也有着充分的表达。然而，这一“大志”在价值心态的引导下继续发展，以至变成了“经营全球”的境界。因此，康有为的未来理想与现实中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互为一体的，反映了他思考人生和社会由浅及深的思维轨迹。 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①意即他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精英集团——士人的一分子。“士”在古人心目中是以知识和才智著称的知识阶层，孔子使用士、君子和圣人不仅表示地位、等级、出身、智慧，而且还赋予了他们以道德精神典范的内容，他描述的“士”都是肩负重任，不以物质享受为意而以经营天下、显现大道、追求高尚情怀为目的的人物。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因此，孔子把士的社会责任看得沉重而艰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对社会知识阶层的规定和描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怀，渴望和积极参预治理天下的活动，自觉地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完善其外在形象。而所谓士大夫主要是指由儒士而官员的社会精英集团，他们通过从政的实践把儒家的思想贯彻于社会。由士到士大夫，由研读思考到决策治国，士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君子”。事实上先秦诸子无不崇尚圣贤，诸子心目中的圣贤是人中之杰，大致指两类人，一是具体的圣人，即历史上存在过的圣人或虚拟的圣人；二是指理论化的圣人，即原则的人格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在宋明理学中，圣人渐渐失去了其现实和历史品格，积淀为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在理学家的笔下，“圣人”成了“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象”的天道的显现者和实践者。①显然，圣人是超然于世的人，体现天道的人，忧苦难而解民倒悬的人。总之，文化传统中崇尚圣贤的传统，由士人向士大夫、君子、圣人转移、升华、抽象的实践轨迹，无不对以研究经典、专好宋明理学的康有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说，士大夫情调乃是康氏学术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从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到，四十年间，他所读、所注、所著之书以儒家经典、正史、历代会典、圣训及儒学各代名家之书为大宗。特别是从朱次琦习儒后，进一步促进了他自视“圣贤”心态的形成。他自称：“于时捧手授教，……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于是倜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②早年的读书生活使天资聪慧的康有为学贯古今，超然于众人之上，确立了经营天下的大志。可以说从九江先生游，使他明确了自己的价值目标，并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康有为的教育思想，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上节课里我们学习的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有三点，一是废八股，改试策论；二是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三是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要学习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就不得不学习他的《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因为《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可以看作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主体，有其完整的教育理念和理想。那么接下来就学习康有为的《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我们分三部分来学习，一了解一下《大同书》的概况；二深入学习《大同书》的内容；三学习对《大同书》的评价。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大同书》。《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讲理想世界描绘成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根除了愚昧和无知，教育昌盛、文化繁荣、预言统一、教化相同，并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他认为理想的学制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和慈幼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这个教育制度，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的，并且皆有公费。 接下来我们学习《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了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从母亲受孕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时起，到出生后进入育婴院，再进入慈幼院直至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我们现在就来具体学习一下，康有为把分成的教育的五个阶段各自的具体内容。 第一：人本院，怀孕的母亲进入人本院，院址在环境优良的温带与寒带之间，院内有内容健康的书画、音乐供孕妇阅读欣赏。服务人员有女医、女师、女保、女傅。孕妇本人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以高洁、寡欲、学道、养生为宜”。康有为认为胎儿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胎教。 第二：育婴院和慈幼院，断乳后即进入育婴院，三岁之后进入慈幼院，这两个机构主要是担任幼儿教育工作。幼儿的保育目标是“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内容主要有：歌曲，语言，手工等。这个时期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幼儿园。 第三：小学院（6~11岁），这个时期注重道德教育，遵循“以德育为先，养体为主而开育次之”的原则；教师成为“女傅”，要求学生要有慈善之心，学问通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Revised by BETTY on December 25,2020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特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现代化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康有为摒弃传统的身心体认的学问方式，而提倡经验知识的掌握；强调逆乎常纬以突破传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提倡开拓心胸以包容他者。“勉强为学，逆乎常为”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康有为儒学现代化为学 康有为关于为学的思想主要反映在《长兴学记》、《教学通义》、《大同书》等书中。《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时候的学规。康有为通过对为学的观念的重塑，试图将学者的旨趣从身心修养和实证考据转移到对对象世界的经验认识之中。《长兴学记》的主要思想包括：以生之谓性的自然主义态度解释作为学习的主观条件的人性；强调“勉强为学”，将“逆乎常纬以为学”作为学习的基本态度；将学问的归宿放置在抽象的仁善之上，而不是儒家语境的成圣；强调通天人之故以开拓学者的格局。如果说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对静止的世界观的修正，孔子改制思想是对传统的历史观的修正，那么康有为的这些教育思想则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修改。其弟子梁启超称康有为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1]。 为学必要性的阐释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同告子的思想，他说：“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2]生之谓性，即主张在本体论上对性存而不论；在表征上，认为世间万物就不存在本质差别：“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3] 康有为对孟子和荀子分别关于人性的阐述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比较研究，康有为间接地肯定了告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述，他指出：“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孟子性善论是为了给后天的道德行为的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摘 要]“大同”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理想,大同世界更是为万千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其大同思想虽是“乌 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 [1] ,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图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进行研究，发掘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和谐社会；时代价值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莫过于建立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中国近代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同世界,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他无法找到实现人类大同的现实通途。研究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思想, 分析其中的积极意义和缺陷, 对构建和谐世界和实现全人类幸福,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大同思想的积极意义 康有为大同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康有为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传入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作用。 第一,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它对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能够起到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大同思想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高度物质文明、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人人劳动和财产共有的“大同”世界。它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文明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人权的要求,具有极大的民主主义启蒙意义。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实际上正是对当前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强烈抗议。大同空想是反封建的呼声。 第二,康有为大同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起到社会主义的启蒙作用。有些主张不仅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致,甚至有所发展。比如康有为提出“去 [1]董重转，王秀云《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九界”,达到大同极乐世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没有提出过;康有为提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 与戊戌变法 姓名：郭晓哲 学号：15366017 学院：资讯管理学院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改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虽然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变革的力度和深度可谓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之最，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既是高举帝国主义构造改革大旗，积极主张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又和当时清王朝的其他君臣一样，对西洋思想制度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所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思想可一定程度上反应戊戌变法前后时期文人志士的思想、社会风貌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的形成、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写道：“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自编年谱》，神州国光社，1955年，108页）。从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乡试的落榜让康有为痛感科举应试的局限性，投身于主张“济人经世”的公羊学者朱次琦的门下。小野川秀美指出：“跨越汉宋儒学而宣扬孔学，康有为后来这种主张，其思想渊源来自于朱九江，这点恐怕无法否定。”（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90页）之后康有为游历香港，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思想，通过与西方文学许多文化的接触，开始超越之前的封闭的儒学世界，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在那个中体西用论占主流的时代，康有为坦率地承认并称赞西洋文化的优越之处，这种思想具有极大的革新性。1888年，中法战争战败，中国面临极其紧迫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已处于危亡的边缘，批判朝廷内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 康有为的宪政思想研究 一、导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强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
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 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 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 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康有为推动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宪政思想对此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自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宪政运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宪政思想则是一个舶来品。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75年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其介绍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精 1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正中书局印行，197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