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征及其应对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快速转型期，腐败现象突出，呈现出多发、高发的趋势。本文从腐败的定义及新特征出发，分析了腐败类型、方式和程度的新变化，并就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原因从利益诱惑、体制漏洞、监督不力、惩罚不力、道德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析。针对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大腐败惩治等方面着手，探寻构筑规范有效的反腐防线。
关键词：腐败现象；新特征；对策分析
目录
引言 (1)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征 (1)
（一）腐败的定义 (1)
（二）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征 (2)
1. 腐败类型的新变化 (2)
2．腐败方式的新变化 (3)
3．腐败程度的新变化 (4)
二、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主要原因 (5)
（一）利益诱惑 (5)
（二）体制漏洞 (5)
（三）监督不力 (6)
（四）惩罚不力 (6)
（五）道德因素 (7)
（六）文化因素 (7)
三、遏制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7)
（一）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7)
（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8)
（三）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8)
（四）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9)
（五）足薪养廉，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10)
参考文献 (11)
引言
201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推进党务公开，发挥舆论监督积极作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胡锦涛总书记就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反腐重要讲话，说明中央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调子很高。
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00多件，结案136600多件，有14289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一些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大案要案得到查办。2011年1至11月，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举报10913件，查实505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82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395人。2011年全国共立案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5.5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5.79万人。不难发现，广大农村也成为违纪违法案件的高发区。 2011年违法违规强征拆迁509人被追责。全国73名干部因违反换届纪律受处理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一桩桩大案要案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在提升；但在现实生活中，腐败仍然是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前腐败现象，如何认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征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用于指谷物发霉腐烂。从汉字形声构造的基本点上理解, 腐败就是变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一词被逐渐引申到政治领域，成为一个政治术语，晚清时期的话本小说中就常出现“官场腐败”等词汇，意指公共权力的滥用，这是“腐败”最为人所知的一种界定。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中，“腐败”一词除了代指公权私用以外，还等同于“腐朽”一词，用来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在本文中，我们将腐败的概念纳入政治学的领域，将腐败界定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也就是从广义上说腐败是指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腐
败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腐败，所谓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是以公共权力的运用超出社会制度、法律或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为前提,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对他人对社会造成损害的行为。它表现为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组织腐败和生活作风的腐败等等。通俗地讲就是“以权谋私”。因而，有人把腐败形容为权力的“影子”，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性。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二）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征
民调显示：反腐倡廉连续多年成为高居前列的热词。说明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一些新特征。
1.腐败类型的新变化
腐败高官化。资料显示：2009年共有20名省部级官员涉贪受惩，包括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可谓打破了历史记录。
腐败落势化，向基层官员渗透。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人员渗透。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如今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官场小人物”开始“活跃”，频频成为腐败大案的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人在8 年间，以权谋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 万元、美元3.1 万元、日元20 万元。
腐败集团化。群蛀现象日益严重，呈现“漩涡效应”。目前我国腐败现象由个体化向家族化、集团化方向发展。腐败案件大都上下串通、内外勾结，相互保护，相互掩护，往往是由一个人出事接着揪出一串“窝案”。官员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触目惊心。如广东韶关系列腐败案，涉案230人，其中包括31名厅级干部、湖南郴州集体腐败窝案；辽宁慕马案，福建厦门远华案，云南铜业腐败窝案国家药监局贪腐窝案等都涉及几十上百人。
腐败黑帮化。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近年来所查处的司法系统的腐败案件表明“，黑帮化”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颗
毒瘤，不可忽视。司法人员与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了。如重庆“打黑”专项行动，重庆警方一共抓获3000余人，包括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在内的数名高级干部受到惩处。
2．腐败方式的新变化
“隐形腐败”日益增多。所谓隐形腐败，是指从事行政事务性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事务性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隐形腐败实际是在一定范围内腐败的泛化。由于隐形腐败使人感到安全，并有托辞，所以参与隐形腐败的人数众多，使隐形腐败被许多人认可，甚至形成一种势力，一种市场。如超标准建造豪华办公楼，违反规定超编超标购买小轿车，公款吃喝，公款游山玩水、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等。
“炫耀性腐败”日益明显。“炫耀性腐败”是指公共部门或公共部门人员为满足其心理上的满足，进而谋取特定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利用公众赋予的公共权力动用公共资源进行奢侈消费，造成国家或公众利益损害的行为。它是传统腐败异化的一种形式，体现为夸示财富的消费、炫耀心理的满足等。炫耀性腐败和传统的“金钱交易”腐败的最大区别在于，炫耀性腐败是为了满足行为者的心理欲望，而“金钱交易”腐败更多是为了满足行为者的物质方面的需求。行为主体、行为动机、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炫耀性腐败”的完整定义，也构成了炫耀性腐败的特征。
“期权化腐败”日益隐蔽。“期权化腐败”是指在官场腐败中将期权引进了“官员”和“富商”之间进行权钱的交易之中，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影响，为企业、老板、海外投资者牟取利益或大力提拔自己的人。同时，为了逃避纪检、司法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们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而是为日后退休、下海经商等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等方式，收益十分丰厚。
腐败犯罪日益智能化。腐败犯罪“智能化”，是指犯罪分子运用智力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犯罪的行为。2010 年2 月，检方指控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前主席黄光裕于07 年利用国美电器通过其他公司，将8.22 亿元人民币兑换成1.05 亿美元，涉嫌非法经营罪。另外，黄光裕在得知上市公司中关村重组消息后，连同妻子杜鹃、原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开设多个账户，由杜鹃负责指挥操盘手，黄光裕也通过关联公司买卖中关村股票，涉嫌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罪。
外向型腐败现象日益凸现，携巨款外逃案猛增。随着中国入世，腐败
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进行“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如广州市体委原主任辛传铿，利用职务之便批准把1200 万元公款存到其儿子所在银行，这笔公款先后被其儿子、儿媳妇与香港人合谋诈骗，案发后这些人都先后逃往国外。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关于通报200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得知近30 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 人，携走资金约500 多亿美元。
3．腐败程度的新变化
腐败规模向深度扩大。当今中国的腐败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钱权交易相互促进，愈演愈烈，贿赂公行。每年国税流失近千亿元，相当一部分是买通税务人员偷税漏税造成的；从银行获取贷款送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收受礼金、吃喝之风在国家机关盛行，不接受者反被认为不近人情。如今不仅是下面给上面送礼金，同级别机关办事也要送，不送寸步难行。2010年审判的湘西非法集资案涉及34 万人次、6.2 万余集资群众，20 家公司涉案，涉及本金总额高达168 亿余元。以案发的2008 年计，当年湘西州的GDP 为226.66 亿元。这一集资额接近湘西当年GDP 的75%。
腐败领域向广度发展。目前腐败涉及领域比以前更加广泛，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特别是司法腐败，腐蚀管理机构，妨碍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危害。甚至在科研、教育等被认为是圣洁的殿堂中，也存在着“学术腐败”。2010年，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2010 年西安交通大学一名曾经获得“长江学者”称号的博士生导师李连生因涉及学术造假被撤销了博导资格。
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目前腐败活动与追求权力、女色等结合在一起，权钱、权权、权色等复合型腐败数量近年来大幅度上升，往往集思想、政治、经济、生活与道德腐败于一身。2009 年7 月，原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审，据查陈同海受贿时间跨度长达8 年，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 亿余元。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 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在迭创受贿金额最高纪录的同时，陈同海生活作风上面也有惊人创意。这就是备受网友诟病的“公共情妇门”事件。与陈同海共享情妇的是另一位落马的政坛高官——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而其情
妇据此渗入青岛地产界，赚取巨额非法利润。
从上述腐败现象的发展态势表明: 贪污腐败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腐败还有进一步蔓延扩大的态势。能否遏制其滋生蔓延，事关国家的安危治乱，事关人民的利害得失。因此，国家必须出重拳，加大对腐败的防治力度。
二、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主要原因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败活动向一些关键领域、社会领域扩散，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一些腐败分子集政治蜕变、经济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案件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呈现隐蔽化、智能化的特点。但是，这绝不是所谓反腐败不力造成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是由多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一时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是因为：
（一）利益诱惑
转型过程中，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使用各种手段来腐蚀干部。同时，社会和其他个人财富增长，对于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导致他们心理失衡，于是想用权捞钱。“权重飘飘然，祸从贪欲起”。这种内外因素构成的利益诱惑，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
（二）体制漏洞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些投机经营者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这一权力，想方设法利用这一权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
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党委领导”变成了“少数人领导”，权力监督的失控，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是促进权力拥有者走向腐败的体制根源。
（三）监督不力
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就会滋生腐败。转型过程中，权力监控制约机制旧的可能失效了，但新的还未及时建立健全起来。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为权力的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虽然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中国中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但是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成为党内监督的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导致高官腐败犯罪的几率较大；其次是如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自身腐败就会导致腐败的行为上行下效，腐败的行为蔚然成风，党内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就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对于党外监督更是难上加难。由于政府活动的政务公开机制不够健全，政府活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缺乏必要的渠道，社会舆论监督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因而党外监督就成为监督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四）惩罚不力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 3.1%。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五）道德因素
法国思想家马布里说：“道德犹如哨兵，它保卫着法律，不叫任何人违犯；相反地，如果缺乏道德，就会使人忘记或忽视法律。”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过程，在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一并进来，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的家长制、裙带风、帮派风，或乘虚而入，或死灰复燃。一些干部不顾廉耻，不讲人格，随心所欲，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六）文化因素
当前中国腐败的蔓延与渗透影响，已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特征。可以说，中国的腐败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公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腐败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三、遏制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
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同时，要加强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当前，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有关制度，三是深化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制度，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制度，要充分认识到贯彻执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方面。
（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三）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要突出四个重点:第一，加强党内监督。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都要加强，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第二，加强人大监督。要合理界定党委、
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人大和政府的职权界线，完善人大监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强法律监督。从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时严格依法办理;二是通过追诉犯罪的活动伸张法律正义，督促全体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过参与诉讼发现和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四是通过对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第四，加强舆论监督。当前，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并在推进改革、防止腐败和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工作，推动舆论监督法制化，完善舆论监督外部环境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总之，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完善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四）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等等。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要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
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查办案件工作既有治标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五）足薪养廉，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古往今来，很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官员薪酬与廉洁程度之间具有某种关联。管仲曾言：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我国关于“高薪养廉”的观点曾一度成为有争议的热点话题，然而，对于芸芸众生而言，高薪虽未必能养廉，但低薪往往要生贪。因此，对绝大多数普通国家公职人员来说，合理有效的薪酬框架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对于遏制贪欲来说，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利益激励，或许远比高尚的说教更加可靠。对于防止腐败而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与有效，或许远比抽象的德育更为管用。从源头上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最基本的举措之一是靠“足薪养廉”。薪酬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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