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只为你动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巴金在萧珊逝世后六年，用那颗饱经沧桑，残破受伤的心为我们留下了这篇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悼文。文章中没有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没有小说般的梦幻场景，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有的只是朴实与真诚，只是自然而然流露的真情，却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在车水马龙的人海中，也许有些人至死都不明白情究竟为何物，没有体会过那样值得生死相依相恋的爱情，而巴金和萧珊用自己最真实的感情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爱。在巴金的眼中，萧珊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与巴金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结婚时没有大宴宾客，没有婚礼婚纱，但依然无碍于两个人想结合的心。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经历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分分合合，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无限喜悦，却走不过动荡的十年文革。一路走来，萧珊一往情深，从不抱怨。在“文革”期间那些如梦魇般的日子里，她为了保护丈夫，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她甘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即使她病了，倒下了，仍不忘安慰与鼓励丈夫“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当她病重了，丈夫又不得不回干校时，她忍下自己的痛苦，温和地宽慰着丈夫：“你放心去吧。”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萦念于怀的依然是丈夫的“解放”和儿子的“肝炎”。萧珊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在替别人操心忧虑，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好人。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得活下去。”这段关于萧珊临终前的描写一直深深萦绕在我的心中，当时的巴金又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着深爱妻子逐渐走向死亡的呢？那会是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痛啊！
在散文中巴金曾说：“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在我看来，也许这也恰恰是一种公平，是为了减少萧珊的的苦痛。我记得在林觉民的《与妻书》中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我而死。先一步离开的萧珊至少不必经历如巴金面对她的死亡的这般痛不欲生。
读过《怀念萧珊》后让我觉得打动人的不仅是巴金朴实文字，真挚的感情，还有那勾起人们对当时民族悲剧的反思。巴金把萧珊的悲剧，自己这个小家庭的悲剧同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以个人的悲剧反映民族的悲剧，渗透了对历史的深刻的思考。散文开头就说，萧珊被火化后两三天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这看似平淡的话语却包含了无尽的无奈，在萧珊去世的特殊岁月──“文革”期间，那时，作者还没有表达自己感情的自由，甚至说连自己的思想感情都不敢有了，怕自己的言论再次祸及家人。巴金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在散文中巴金写到自己当时“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还提到“干校”、“四清”运动、“工作组”、“造反派”等等带有时代特点的词语，这是巴金在不断向人们提示着悲剧发生的特殊时代、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对时代的反思。
这篇散文写于“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当时人们还刚刚从梦魇中挣扎出来，怀着悸怖的心理反思着昨天的灾难。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时代情绪，作者追忆了在十年浩劫期间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妻子的死、儿子的病、自己的艰难处境，以此抒发了对亡妻
萧珊同志真挚淳厚、绵绵不绝的情怀，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迫害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揭示了十年动乱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散文所叙之事，尽管全是家庭、个人的生活琐细，然而其意义却超越了家庭与个人，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在那场浩劫中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不幸遭遇，使文中所写的日常生活场景超越了个人的意义，成为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见证。
这篇悼文，既保持着作家以真情动人的惯有风格，又充满了血与泪的痛楚，从而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悲壮、激愤的色彩。对萧珊逝世，巴金痛苦已极，悲愤不已，近乎狂怒地质问苍天：“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作家甚至迁怒地责备起自己：“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作家的种种悔恨与自责，是满腔激愤的流泻，是压抑已久的爱和恨的迸发，对毁灭文化，毁灭“美”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含血带泪的控诉，并指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告诫，永远不要让这个历史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