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综述
摘要：“三言”“二拍”是中国商贾小说史的佼佼者。80年代以来，“三言”“二拍”所表现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逐渐成为“商业文学”的热门学术论题，仅文献达百余篇。80年代是研究的奠定期，文献集中从社会历史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90年代是研究的发展期，重点研究“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经商之道等。近年来研究进入繁盛期，研究更为深入和多元。然而，学者研究一般着眼于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表层现象的；一是哲学的、深层内涵的。大多数侧重关注“三言”“二拍”中正面商人形象，却忽视了“三言”“二拍”中所描写的反面恶商形象，忽视了作者具有启蒙色彩思想家的情理冲突。因此，对“三言”“二拍”中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息、反面商人形象及其独特价值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贾文化；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
[1] 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
前言
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邓绍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958.3《文学遗产》）一篇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它对“三言”“二拍”商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创新，其独到的见解启示了以后众多的研究者。邢治平的《“三言”里的明代小说》（1960.1《开封师院学报》）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三言”里的明代小说塑造了大中小不同层次、地位的商人形象。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因此，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的研究，颇受关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查阅80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10多篇。
一 80年代“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
80年代是研究的奠立期。这一时期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论著的数量都比前期大大增加。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从史料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周舸岷《三言二拍反映的明代后期物价和市民经济生活》（1980.11《浙江师院学报》）认为从“三言”“二拍”中可知明代后期货币及其使用的情况、物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城市的剥削关系。冯天瑜、涂文学的《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认为作品展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论，具有十分宝贵的认识价值。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1988.3《河北大学学报》）指出“三言”“二拍”中，有62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占全书的30％。这些作品记录了宋代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纺织业生产的“机户”等有关城市经济、高利贷、商业贸易，以及宋代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具有史料价值。[2]《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南炳文）从作品中反映的奴仆问题探究当时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在研究论文当中是角度比较独特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三言”中有26篇涉及明代奴仆问题，从所写的奴仆情况可见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情况。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王齐明《三言二拍与资本主义萌芽》（1984.1《南昌师专学报》）张稼人，杨仁蓉《三言二拍对商人的
描写及反映的经济思想》（1985.1《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二 90年代“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
90年代是研究的发展期。“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求深、求全、求新是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学者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重点在对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以及商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对商人地位的提高和经商之道也有所研究。
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把商人和商业活动作为描写对象。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此问题涉及较多且有了新突破。邱绍雄《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1992.l0《岳阳大学学报》）、王枝忠《凌蒙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1994.6《东岳论丛》）对“三言”“二拍”所描写的商人形象进行了对比，王桂清《逐“末”求利—略论“三言”中明代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以明代作品中对商人的描写作为论述对象，目的在于从商人形象来认清其背后的社会现实。兰寿春《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擅变》（1996.11《龙岩师专学报》）认为商人形象由配角地位成为小说主角。描写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霍现俊《从元杂剧与〈三言〉〈二拍〉的情变故事看商人形象的变化》（1997.1《河北师院学报》）和肖琳《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1999.9《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吴莲英《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商家女子”》（1999.8《江西教育学院学报》）是研究“三言”“二拍”的论文中非常独特的一篇，它论述了“三言”“二拍”当中的“商家女子”，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也是我所见到的以这个角度论述的论文当中唯一的一篇。它反映了明中叶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意识。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明代后期的商业思潮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三言”“二拍”的很多篇章都反映了这一点，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周健自认为“三言”中反映了一种新的商业理念（“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重贾轻儒，厚“末”抑“本”）的出现。[3]李玫《面对“商人世界”：热情与冷漠—明末清初小说戏曲比较之一》（1994.2《武汉大学学报》）一文亦提出“三言”对商人描写的重视反映着商业观念的转变。晋云则从“士大夫不得不对商人改容相向”一角度来论述商人地位的提高与士商相混现象的出现。[4]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较重要的还有朱全福《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业题材小说》（1995.4《铁道师院学报》），王桂清《冯梦龙世界观与“三言”对商人的描写》（1997.1《学术交流》）。
《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1999.3《江苏社会科学》）也关注到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地域性商业活动，作者认为“三言”“二拍”的一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江苏苏南手工业的发展与市镇经济的繁华，对当时江苏的商业贸易和外贸情况，也作了一定的反映。此外，朱全福《论“三言”“二拍”中的商贾之道》（1996.4《明清小说研究》）对商人的经商之道进行了具体的评析，其中也触及到了商业法则和商人的经商技巧。
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90年代，对“三言”“二拍”所反映的商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晋云《“三言”与明代商人的思想意识》（1991.4《社会科学研究》）用传统的功业观念来解释新生的经商意识，是又一条文学研究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吴昌友《简论“三言”中下层市民的致富之道及其表现出的市民意识》（1993.9《西藏大学学报》）重点论述了中下层市民的致富之道及其市民意识。徐定宝《论〈二拍〉中的商贾形象—兼论晚明社会价值观与个体人生观的变易》（1999.5《西北师大学报》）认为在《二拍》的描写中，商贾形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都发生变化。论述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宋俊华《论明清小说中商人的价值观念》（1996.3《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吴明东葛卫东《功利观的萌发与市民道德观的升值—“三言”“二拍”思想新变阐释》（1999.3《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从史学角度挖掘“三言”“二拍”商业价值的文章对80年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1994.3《嘉应大学学报》）从历史学角度对商业题材小说进行了探索。李令媛的《从“三言”、“二拍”〈幻影〉看徽商》（1994.5《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着重分析了徽商的经营活动以及他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这对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徽商和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是很有价值的。刘志国、王桂清《“三言”中商人形象的历史认识价值》（《古代商业》）从商业资本的流向上考察中国古代商业资本的缓慢发展的原因。
三近年来“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
2000年以来，“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研究者和研究论文、著作等都盛况空前。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商人形象，商人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商人的经营策略与经营技巧，市民的消费观念与金钱观念。对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商人形象的研究依旧是这个时期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论文也比较多，王培红《〈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2002.3《许昌师专学报》）探讨了《三言》《二拍》在塑造商人形象上的不同，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给商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带来的重大变化。王菊芹《论商品经济发展对文学中商人形象的影响—读〈三言〉、〈二拍〉》（2002.9《河南社会科学》）揭示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带来的重大变化。孙义梅《“二拍”中商人形象探析》（2003.7《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主要对“三言”作品中的商贾形象的思想意识、经商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探讨。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王女曼《试论“三言”对商人的描写》（2003.12《岱宗学刊》）和周柳燕《论明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2005.2《湖南商学院学报》）。
对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邱绍雄《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2001.11《云梦学刊》）、《论“二拍”中的商贾题材小说》（2002.5《常德师范学院学报》）认为“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集中表现了明末商品经济的繁荣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带来新变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刘晓林《论〈三言〉〈二拍〉的重商思想》（2005.8《湖南商学院学报》），赵蔚《“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2005.9《宁波大学学报》）。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人们的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三言”“二拍”中对此有较多的反映，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王少梅韩西满《试论“二拍”的金钱观念及其积极意义》（2000.6《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从金钱观念入手，对“二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界定。在此基础上，沈金浩《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2001.1《广州大学学报》）通过考察作品中民众、商人的钱财观，从而对作家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王言锋《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与〈三言〉〈二拍〉的财富观》（2005.4《江淮论坛》）、王桂清陶萍《从“三言”“二拍”中商人的消费形态看明代商人的思想意识》（2004.7《绥化师专学报》）。
对“三言”“二拍”中商人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技巧的研究也更为深入。曹萌《明代商业思潮与〈三言〉〈二拍〉》（2001.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描述了明代的商业思潮及其表现，对商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管理策略、商业道德原则，进行了重点剖析。在此基础上，李艳军《简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与经商之道》（2004.9《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分析了《三言》《二拍》中商人各具特色的经商之道。薛亚玲《诚信、勤俭与进取一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2005.12《太原师范学院学报》）指出了明清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中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关注到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商人经商的艰辛，谭广旭、刘奇玉《从“二拍”识明代商业》（2003.5《湖南商学院学报》）探讨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商业因素以及人们对商业意识的认同，对商人经商的艰辛也有所论及。周柳燕《〈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2004.3《船山学刊》）也写到了商人经商的困难和危险。
这时期对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姜建设《“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2003.11《南都学坛》）着重分析了徽商形象和他们多彩的社会生活。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苏州商人的文学呈现》（2006.5《苏州科技学院学报》）一文对“三言”“二拍”中的地域性商人—苏州商人进行了评析。赵维平《“三言二拍”运河商贾文化探析》（2006.2《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是比较独特的一篇，它以运河流域（扬州、苏州、常州等运河沿岸城市）的商贾文化为论述的角度，肯定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商贾文化的精华，也提及其种种糟粕。对“三言”“二拍”中的商贾文化作了一个全面的评析。
从史的角度考察“三言”“二拍”商业价值的研究在这时期也有一定的收获。王伟康《“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像及其时代蠡测》（2004.3《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认为“三言”“二拍”通过众多商人形象和他们的价值观念，揭示了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生活图画和时代的基本特征。王波《从〈三言〉看明朝商品经济的
发展》一文从《三言》对认识明朝商品经济的作用的角度来考察《三言》。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2005.3《明清小说研究》）从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的角度论及了《三言》《二拍》。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张志杰《〈三言〉中商人形象的历史认识价值》（2004.7《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近年来，研究“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硕博士论文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优秀论文不断增加，这些论文主要着眼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及其生存状况、思想观念、道德观、价值观，并升入挖掘其体现的文化内涵，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继承和创新。比较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有：高昂的硕士论文《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伏漫戈的博士论文《“二拍”人物研究》，罗荣《“三言”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文化内涵》洪娟《论“三言”中的商人、文人和妓女形象》，黄琛《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商业及其道德》。李志霞《关于〈二拍〉思想倾向的再审视》，刘海涛《“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研究》。
近三十年来，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著作也有几部相当优秀的：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12）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出版社2005.6）
另外，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孙逊《明清小说论稿》和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都有部分章节探讨了“三言”“二拍”中的商贾文化。
结语
回顾几十年来的“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可以发现，学者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两个层面：一是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生活的广泛、真实程度为当代人提供哪些认识那个时代的具体内容；二是捕捉作品所反映的商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质变，具有哪些新的进步因素。前者是历史的、表层现象的，后者是哲学的、具有更深层的内涵。[5]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三言”，“二拍”中的商贾文化，除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外，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现状来看，“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社会历史的研究（2）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３）商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4）商人的经营策略与经营技巧（５）消费观念与金钱观念（6）地域性商业活动和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
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将商人阶层、商业活动作为文学作品主要表现对象，并对他们做出总体性、肯定性评价，是历史性的进步。
[6]但大多数的研究者过多地关注于“三言”“二拍”中描写正面的商人形象，他们的崇高品质、经营策略，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却对“三言”“二拍”中所描写的反面商人形象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的独特价值关注较少，很多论著里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却大多是泛泛而论或数笔带过，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言”“二拍”反面商人形象做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地研究，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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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2009.11 今日南国2009年11月（总第139期） 今日南国 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NO.11，2009（Cumulatively ，NO.139）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一种新现 象，反映了当代时代的总体特征和主要 趋势。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 心、包含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 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自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的完整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此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学者关注的角度和程度都不一样。这 些研究所涉及的面很广，很少有学者对 这些研究进行整理，因此，本研究就这些 研究的一个方面进行整理是必要的。 二、文献搜索在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国内文献搜素中，首先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中以“全球化文化”为“主题”或“关键词”或“题名”，限定学科为社会学和统计学进行搜索。因为关于“全球化文化”的文章最早出现在1993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以搜索年限是从1990年以后开始的。由搜索的结果整理可以看出：各学科对全球化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年份的研究成果呈现上升趋势。三、研究内容在所学者对此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1.文化认同。认同就是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定位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即一种自我意识。文化认同即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自觉和把握。文化认同表现在众多方面，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凡同人类的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几乎都是文化的领域，因此都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在21世纪并不会随大流，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而是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在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显示出独有的地方性。麻国庆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文化的 选择性使得族群的认同、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跨国文化圈———华人文化圈的认同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下展开。民族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 传统，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种“生产”和“消费”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同 时，这一过程，也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领 域进入到地域共同体之中。 张卫东教授选择中国饮食和西方麦当劳在饮食目的、饮食的制作和饮食的 选择三个方面的碰撞和互动的案例，证 明了中国饮食并没有被西化，但是另一 方面也没有阻碍西方快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文化认同，致使我国传统文化的丧失。吕传庭等学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由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侵入，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所获取的外来文化都是肢解的、片断的直观印象，并非是真正的文化内涵。2.文化冲突。刘晓研和胡永辉指出全球化已对各国的很多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同影响，尤其是西方霸权文化伴随这 一浪潮不断扩张，使人们的文化意识逐 渐“西化”。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在东西方 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失却自己民族身份的 作者和批评家。他们提出民族国家在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应坚持自己 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从历史来看，伴随经济、军事、政治而来的往往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强势国家会借助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迫使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 本身的异质性也是产生价值冲突的重要 根源。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对国家集体利益重视的差别，对人性善与恶的不同认识，对人的私利行为与利他行为的不同评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等不同的文化传统都隐含着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显示在社会风俗和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这标志着文化及其价值的异质性差异。 霍志钊在他的研究中，阐述在乡村都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在发展中造成文化变迁二者所产生的矛盾，探讨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提出了文化自觉是文化保护的思想基础。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尽管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就社会学这一领域来说，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广泛，大多都是围绕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对待西方文化侵入的反应和表现，同时他们提出了应对“西化”的措施。但是却很少有学者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 其次，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在这些研究中，有少数的学者提到了休闲和消费文化，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研究得不够，甚至是没有。 最后，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上，大多都是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占绝大部分。 全球化仍然对各国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怎样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地方性、本土性，这些都值得学者关注，以个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领域对此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参考文献] [1]韩勇.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社交[J].青年探索,2006,（4）. [2]王金宝.吉登斯全球化理论的深度解读及其批判[J].哲学研究,2007,(6). [作者简介]符琼（1985-），女，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社会学专业硕士。 文化全球化研究文献综述 符琼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里 索所有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文章，对所有文章进行简单地梳理。在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两方面。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认同；文化冲突[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190-（2009）11-0236-01 236
2016年高考(359)武汉市武昌区2016届高三元月调研考试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2016届高三年级元月调研考试 语文试题 第卷阅读题 甲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 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
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摘要:企业创新,虽然最通常是指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但实际上,企业创新涵盖企业的方方面面。在一个行业中,创新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引领者还是模仿跟随者。企业创新也是企业家对整个创新过程所涉及的创新目标和创新活动方案进行设计、选择并组织实施的行为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创新的最佳效益，即取得较大的创新绩效。创新绩效的大小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绩效、企业 自从1912年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创新”的概念之后,创新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创新绩效反映企业创新行为取得的成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将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划分为四个，本文拟综合分析多个学者提出的观点以及其看法的缺陷，从而提出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和各因素下使企业绩效最大化的几点建议。 一、影响因素的分类 鉴于目前对知识的研究和对创新的研究这两个领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1】。国外学者将知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3种资本通过以下途径积累和分配知识:个人;组织结构、过程和系统;联系和网络【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创新受到个人、企业及网络3个层面因素的驱动。本文借鉴国外文献对知识资本的划分,并结合国内外文献的相关内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马宁、官建成指出“产业政策影响专利数量”【2】;买忆媛,聂鸣指出国家的经济制度影响创新绩效”。企业与外部组织间联系与互动的因素,如Jaffe、Levin和Reiss研究了知识溢出的问题;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此做出探讨。管理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Gupta指出了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对创新的影响;杨建君等人就沟通因素对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是它的重要功能之一。加强词汇教学的策略研究是当前小学英语课改的要求之一。国家教育部于2011年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言技能是构成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以及这四种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著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说“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 Wilkins 1976 。”有研究表明，词汇水平对英语写作有直接影响，高水平的英语写作者都掌握了大量的英语词汇。掌握词汇量的多少与阅读速度成正比，词汇量越大，阅读中遇到的生词越少，理解程度就越高，返之亦然。（杨梅珍，1997）。词汇的习得，无论是母语还是第二语言，是一个终身的认知过程，没有人能掌握英语或汉语的全部词汇。（戴曼纯，2002）但习得足够多的词汇是语言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一个英语学习者来说，扩大语言词汇量是永无止境的。 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投提出的一种完整的独特的智力理论。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引起了世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它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个体智能是高是低，而在于每个人的智能组合不同，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学习方式。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帮助每个学生找到最合适他们的天性和意愿发展、成长的机会，使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强项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使其利用自己的智能强项来带动和发展其他领域的智能，尤其是他们智能弱项的发展。 五、研究目标 本课题组把本阶段的研究目标确定为： 1.通过教学理论学习与英语教学实际相结合，通过分析研究词汇的特点，优化词汇教学方法。通过课题的研究，教师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有效的教授学生英语单词记忆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单词教学水平。 2.研究学生的记忆特点，教授学生英语单词的记忆的方法，学生根据自身记忆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通过多元化的词汇教学提高学生对英语单词的学习兴趣。 3.通过课题研究，提高课题组成员的教育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提高教师开发和拓展英语语教学资源的能力，锻炼培养一支具有现代教育意识，有探索、创新精神，教学形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的英语教师队伍，活跃我校活动教学的研究并形成特色。 六、研究内容 1.改变创新词汇教学模式，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数学效率； 2.探究多种词汇教学方法，提高小学生词汇学习的主动性与兴趣； 3.加强学法指导，注重学生调汇学习策略的培养； 4.课外巩固记忆的系统化指导方法。 七、研究重难点 研究重点：调查整理五、六年级英语教材中的词汇教学内容，研究这些词汇教学与学生识记词汇的方法和习惯为切入点，研究高年级英语语汇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研究难点：研究五、六年级英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研究一套适合高年级词汇识记和运用效果的课堂评价机制。 八、研究的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学生个体、教师个体、学生群体间的多向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合作情况，更加关注的是“互动场”这个“整体生活空间”的营造，追求词汇教学多向互动所形成的整体性、和谐性、有效性。 九、研究方法
#学术信息# 数学界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全国数学文化论坛会议综述 由中国数学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数学文化论坛暨中国数学会通讯编委会扩大会议0于10月21-24日在石家庄召开。组委会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邓明立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蒋春澜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国内外41家单位的79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5中国数学会通讯6和5数学文化6杂志的编委、国内外部分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及出版社的同仁。著名数学家、中科院严加安院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项武义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0李尚志教授、南开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0顾沛教授等知名学者相继做了大会报告,深入探讨了数学文化理论研究及传播进展。 一、数学文化教育实践 数学文化昌盛的地域数学教育会显得生机勃勃,同时这些地域在优秀的数学文化熏陶下往往会涌现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揭示数学的人文性与哲学式的思维,是数学教育者的双重任务。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严加安院士非常重视数学教育工作,以行动支持并推动了我国数学文化工作的开展。他在报告中强调,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学生人文素质全面发展是大学教育重中之重的任务。 数学文化课的精髓是传授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与数学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这是顾沛教授开设十年5数学文化6课程的积淀与凝练。顾沛教授指出,数学文化不能单独地、空洞地传播,必定要以恰当的数学知识或者数学事件为载体,但应主要着眼于以此为载体传播数学的思想、精神。/数学的美,在于数学思想深刻之美0。 将数学与诗歌、故事、武侠等人文素材结合起来,通过生动而典型的例子体现数学的思想方法,是李尚志教授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他强调,数学文化类课程的核心,是让听众体会到数学是怎样通过解决现实世界和人类的思维中的一些重要且饶有兴趣的问题而发明、建立起来的。李尚志教授的5数学大观6课程和顾沛教授的5数学文化6课程是今年列入/教育部首批精品视频公开课0中仅有的两门数学类课程(共103部)。 华中农业大学邹庭荣教授、河北广播电视大学胡晶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王丽霞博士等代表做了关于课程建设的报告,介绍了各自单位开设数学文化课程的情况和经验。 二、数学文化案例发掘 中国学者对于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认识之深,开设该类课程的院校数量之多,相关教材和其他出版物的数量之大,数学文化的教育传播之广,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这得益于我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强调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同时这也为数学文化案例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动力和源泉。 项武义先生的报告/千古之谜与几何、天文、物理两千年0穿越时空,以科学人物的工作接力为脉络,融汇数学、天文、物理知识,生动地展现了数理分析,几何对天文研究的巨大作用,以及数学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堪称数学文化案例研究的典范。 /所谓天才)))一个中年和三个青年的故事0,描绘了代数方程理论三百年的历史画卷。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西北大学曲安京教授,从四个人的故事中揭示出方程可解性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汪晓勤教授的报告妙语连珠,给出了/跨越时空0、/昔非今比0、/牛刀小试0、/史海拾贝0、/追求自然0、/创造动机0个性命名的案例。并在另外三个报告部分/一条进路、一缕书香、一种视角0,表达了他对数学文化和数学教学的理解。 三、数学文化理论探索 数学文化,这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数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热点,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数学家、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群体的高度重视,相继开展了多项研究和活动,相关著述也非常丰富。目前我们正处在繁荣的数学文化多样性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都可以主张和呈现出来。但是文化的根本价值和功能在于引领而不是迎合,要鉴别什么才是先进文化,要以主流引领多元。我们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来带动 121
认知领域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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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综述 本研究报告中对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的综述从两个角度来阐述：学前儿童和早期教育。在学前儿童认知发展中，早期科学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研究综述中也会把早期科学教育的研究成果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概括。 一学前儿童认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有关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要研究成果 1、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研究： 研究表明：个案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表现出较大的个别差异。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中班上学期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得分高的儿童在大班末时得分仍然偏高。儿童的基数概念、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以及书面加减运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如在学习兴趣、注意力、自控力与坚持性方面高得分组有明显的优势。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的家庭教育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周欣，黄瑾等，4－6岁儿童书面数符号表征和理解能力发展的个案研究） 2、儿童运算能力发展研究： （1）该研究表明，幼儿6岁时的加减能力比5岁时有显著提高；在5-6岁期间，幼儿解决三种不同呈现方式加减问题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同，符号加减题的解决能力发展最快。幼儿园数学教育应改变以往过于注重技能训练与口诀背诵的教法，而更为重视幼儿数概念的形成与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许晓晖，庞丽娟，陶沙，韩小雨，不同任务呈现方式下幼儿加减能力的发展） （2）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大多数是关于测量估算和计算估算的研究。许多研究已分析了计算估算所使用的策略种类，也有研究已经接触到计算估算技能与其他能力之间的关系，但关于数量估算的研究很少。根据现有的研究，估算能力不是一种整体的能力，即不同类型的估算任务，如数量估算和计算估算似乎需要不同的能力，并且在各种估算任务之间似乎不容易进行能力的迁移或转化。一个好的计算估算者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数量估算者。估算任务的多样性和儿童在这些任务上的表现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赵振国，儿童估算发展研究综述） 3、儿童排序能力研究： 该研究发现，4－6岁幼儿的排序有一个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其排序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幼儿的排序能力受到排序对象数量、正逆排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排序策略的运用及数字排序能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戴佳毅，王滨，4-6岁幼儿排序能力发展特点的初步研究） 4、儿童数学问题解决研究： 从生态观的角度研究儿童早期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数学问题解决是儿童早期数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从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来看，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其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是认知加工与情感态度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提取与知识建构的共生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开放式的循环渐进过程。（魏勇刚，庞丽娟，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 5、数感研究： 从数感的定义、教感的发展、数感的评佑及教学四个方面对国外学前儿童数感发展进行详细综述。（浦晓黎，国外学前儿童数感研究综述） 6、儿童科学、数学能力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与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关系：该研究从近年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证明家庭对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父母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为孩子提供和
南京理工大学课程论文 作者: 学号： 学院(系):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 题目: 企业文化研究文献综述任课教师：
企业文化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如何让企业在竞争中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将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一大挑战。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宝贵的物质及精神财富，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对企业提高组织绩效的意义重大。本文对企业文化内涵、形成要素及其测量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力求系统地理解管理理念，进而理解企业文化的本质，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进行理论铺垫。关键词：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精神财富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nterprise Culture Research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 to make business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will become a big challenge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rporate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and valuabl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of busines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enterprise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significant. This article on corporate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lements and measuring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were reviewed and combing, and strive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hus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 order to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studies. Keywords: corporate culture core competitiveness spiritual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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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组织文化与绩效的文献综述 班级人力资源管理11（2）班 姓名朱进炎 学号2011326690225 指导老师倪旭东 2013年11月10 日
组织文化与绩效的文献综述 引言 组织文化被认为是影响员工组织行为的一个深层次的变量，对组织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量的研究中发现，组织文化这种无形因素可能会对员工个人绩效以及企业绩效产生有形的影响。 现今人们对绩效的理解已经从经济价值发展到社会价值；从注重“短时绩效”发展到注重“未来绩效”。除此之外，随着市场的充分发展所带来人们消费层次的提高，组织文化建设在以经济方面的绩效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白了长期的绩效的重要性，即对社会价值的引导，并以此为企业获得长远的利益和持续的发展。本文通过阅读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对组织文化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第一部分论述了组织文化的内涵；第二部分论述组织文化与企业工作绩效，分别从组织文化匹配性与组织文化认同度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论述组织文化与企业社会绩效；而第四部分则是对于此次文献综述的个人总结。 一．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伴随着管理理论和相关学科，它是组织战略性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文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对组织管理过程中包括文化价值和心理因素等在内的非结构因素的一种整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组织或企业独具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着组织和企业的长期发展，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成员的行动和组织的功能，且不用直接的和强加的控制。作为一种利用文化手段建立的全新管理模式，它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影响着企业绩效的方方面面，适合的组织文化有助于提高员工组织承诺、改善决策、更高效地管理组织等，在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竞争力等方面更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1.国内外学者对组织文化的理解 国外的学者大多把组织文化看成是组织内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传统、风俗、习惯和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观念。组织正式依赖于这些文化来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将其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 国内学者认为组织文化是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
基于设计的研究文献综述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基于设计的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基于设计的研究是教育技术学新兴的一种研究范式。本文系统的介绍了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来源，内涵及其特征，阐述了基于设计研究的基本过程。简单分析了国外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发展状况，并于我国发展状况进行简单对比。对我国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基于设计的研究；教学干预；研究范式 引言 “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是近几年国内外教育技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术语。有人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有人将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本文作者认为它是一种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新型研究范式。近些年来，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学术共同体密切的关注，在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本文对基于设计的研究这一研究范式从它的来源、内涵、特征、实施步骤等各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国人能够深入的了解基于设计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研究当中，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来源 早期的实验研究，人们认识到，实验研究的控制条件非常多，剔除了很多的影响因素，它的研究成果很难迁移应用到现实的学习情境中。而课堂中进行的研究，大多是简化的实验研究，比较随意，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撑。并且现实情境中所得的策略比较有针对性，可推广性比较差，其科学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被批评为没有获得“有用的知识”以及存在“可信度鸿沟”[1]。现实中实验与实践严重脱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教学学习的研究逐渐从实验室转向自然情境当中，科学家们开始将自然情境和社会交
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培养现状及启 示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历史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对本民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民族的标记。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应正确对待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过多地渗透西方文化而忽略了母语文化，导致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现象。针对学生对本族文化缺乏自信和对外来文化盲目膜拜等现象，在英语教学当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以西安新建本科院校为对象，从大学英语教学出发，调查研究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培养现状及其不足，以期通过大学英语教学平台，探索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途径，以继承和弘扬优秀的联盟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自信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调查西安新建本科高校在校大学生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培养现状。问卷共包
含15个题，第1～14题为封闭式问题，第15题为開放式问题，问题主要包括大学生英语学习、大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英语课堂中外国文化的渗透以及文化自信培养的建议等方面。此次共回收有效问卷386份，调查结果如下：有关大学生英语学习和对中国文化兴趣的问题结果显示，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注重语言与文化知识的双重吸收，%的学生认为学好英语语言文化知识不足以应对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还有%的学生对此持不确定态度。以上说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语言学习应包含语言和文化学习，而且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应该包含目的语文化知识，还应该包含母语文化知识的摄入。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占%，较有兴趣的学生占%，说明很有必要在课堂中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关大学英语课堂和教材中涉及中西方文化知识的问题结果显示，%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中总是涉及外国文化知识，%的学生认为经常涉及；%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有时涉及中国文化，%的学生认为很少涉及。这说明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注重外国文化知识的教学而缺少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涉及。%的学生同意外语教材中含有足够的西方文化知识；%的学生不同意外语教材中含有足够的中国文化知识。这说明在大学英语教材中更多涉及的是外国文化知识而非中国文化知识。
组织文化研究文献综述 1 2 3 自从1979年Pettigrew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组织文化研究》一文，以4 及Pondy与Mitroff在《组织行为研究》发表《跨越组织的开放系统模式》一5 文后，文化模式的研究概念即在组织管理界孕育而生，组织文化成为组织管理6 与企业管理事务的主流语言。1980年，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以醒目标题报道7 “组织文化”问题，接着美国权威性杂志《斯隆管理评论》、《哈佛商业周刊》、8 《加州管理评论》、《管理评论》等，先后以突出篇幅讨论“组织文化”问题。9 从此，组织文化成为组织领域研究的主流问题。 10 组织文化研究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Krell认为，组织文化的兴起，11 可以理解为对三种危机的反映：一是竞争的危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12 让美国人感到了威胁，所以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工具，从而提高竞争优势。二是13 组织理论的危机。传统的理论仅仅关注组织结构、职业类型、任务设计、动机14 方案，这样的理论过于简化，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复杂的、考虑到意识、符号处15 理以及体系的复杂属性的模型。三是社会危机，即意义和社会导向的深层危机，16 也就是我们现在较为熟悉的西方的“后现代社会综合症”。同时，美国的管理17 学界还认识到，当时美国的管理思想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忽视了人及人的感18 情因素，二是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三是过分强调定量分析。这促使美19 国的学者迅速把目光聚焦在本国企业的文化上，发起了追求卓越，重塑美国的20 热潮，从而形成了组织文化研究的热潮。 21 一、组织文化的内涵 22 1、国外学者的定义 23 国外的学者大多把组织文化看成是组织内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特定的 1
“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 及对策研究 王文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愈来愈重视乡贤文化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作为乡贤文化的承载者、推动者，“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培育和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有诸多不利因素；因此，发挥“新乡贤”的作用要创新思路、健全体制、多措并举。【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16)08-0087-05 doi:10.3969/j.issn.1003-0166.2016.08.019 收稿日期：2016-05-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项 目编号：12＆ZD006) 作者简介:王文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村、农业现代化。当前，“三农”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曾强调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城市搞得再 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习近平也强调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2015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指 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这就需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3]。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时，在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但是，“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4]，这些论述强调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也指明了乡贤文化在乡村文明中的独特作用；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创新思路、多措并举，而乡贤文化、“新乡贤”在其中就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1乡村治理需要“新乡贤” 1.1乡贤与“新乡贤” “乡贤”，一般说来是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是我国古代统治者对乡村社会中有品行、有作为的官员，或者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士绅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体现了对其人生价值的褒奖和肯定。明清时，各个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供奉历代乡贤人物，有一整套官方祭奠仪式。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清·梁章钜《称谓录· 故绅》）。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中国，乡村的稳定至关重要，它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古代政权最低一级是县级政权，县衙掌管全县赋税征收、决断刑狱、劝农稼
https://www.doczj.com/doc/1912904953.html, 组织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一、组织文化论文期刊参考文献 [1].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述评. 《外国经济与管理》.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4年8期.张勉.张德. [2].组织文化创新动力模型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1年22期.尹波.许茂增.敖治平.林锋. [3].组织文化研究综述. 《学术交流》.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6年6期.李成彦. [4].组织文化、知识分享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研究. 《科学学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9年12期.曹科岩.龙君伟. [6].组织承诺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管理科学》.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3年4期.刘小平. [7].组织文化认同的扩展性定义、形成机理与演化路径基于组织文化三构面体系. 《商业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5年7期.马晓苗. [8].组织文化对ERP系统消化吸收阶段知识共享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系统管理学报》.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3年2期.邵真.葛虹.冯玉强.刘鲁宁. [9].组织文化、知识转移与新服务开发绩效:城市商业银行案例. 《管理工程学报》.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1年4期.李靖华.庞学卿.
摘要：“文化自觉”问题的提出始于20世纪中期，但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关注和重视该问题，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研究范围和视角的不断扩大，学界在该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是对我国大学生群体关于“文化自觉”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归纳叙述，希望能给此后研究该课题的学者们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文能唤起当代青年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挽救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 关键词：文化自觉；大学生；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文化自觉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梳理，文化自觉的内涵问题，当代研究大学生文化自觉的主要视角以及研究展望。 一、何谓“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最早的提出者并不是费孝通先生，而是晏阳初，见诸于1937年他发表的一篇名为《1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的文章，他提出了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两个概念，将其视为乡村建设运动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晏阳初此后对文化自觉概念并未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直到1986年，许苏民先生开始着手对文化自觉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关于近代文化自觉的三大问题，分别为近代启蒙者对传统的超越与参照系的确定；从释义学角度分析近代启蒙者能否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西方学者对东方的文化探寻。 而费孝通先生是在1997年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才正式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①费老比晏阳初对此概念的使用晚了整整60年，他提出此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必发展，针对当时改革开放环境下人们对外域文化的一种不正确态度――仰视或俯视。身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的费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极其富有针对性和时代性的。他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要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这样才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且达到和谐相处，世界上不仅仅有华夏文明，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种族的文明，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才能达到“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美好境界。这无疑不体现了费老汪洋博大的人文情怀。 汤一介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要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源，特色，历史以及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具有“问题意识”，预见自身社会将会出现的困难与问题，抓住这些问题并深入探讨它们，从而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他将“文化自觉”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后，对文化自觉问题的研究迅速升温，其中关于大学生文化自觉的问题更是成为了研究热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全球化时代迫切的发展需要，更是缘于其与中国实际的密切联系，它属于“中国问题”的范畴。学界当前关于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涵问题研究不存在大的分歧。伊宁认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包含三层基本含义：一是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二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自觉，充分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长处，去粗取精，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三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自觉，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没有哪家文化更比另一家文化更好或者不好，要坚持“和而不同”，即和谐共生的文化价值观，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③ 二、当代对大学生“文化自觉”研究的主要视角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中期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科研水平，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直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概念
组织文化研究文献综述 自从1979年Pettigrew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组织文化研究》一文，以及Pondy与Mitroff在《组织行为研究》发表《跨越组织的开放系统模式》一文后，文化模式的研究概念即在组织管理界孕育而生，组织文化成为组织管理与企业管理事务的主流语言。1980年，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以醒目标题报道“组织文化”问题，接着美国权威性杂志《斯隆管理评论》、《哈佛商业周刊》、《加州管理评论》、《管理评论》等，先后以突出篇幅讨论“组织文化”问题。从此，组织文化成为组织领域研究的主流问题。 组织文化研究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Krell认为，组织文化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对三种危机的反映：一是竞争的危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让美国人感到了威胁，所以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工具，从而提高竞争优势。二是组织理论的危机。传统的理论仅仅关注组织结构、职业类型、任务设计、动机方案，这样的理论过于简化，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复杂的、考虑到意识、符号处理以及体系的复杂属性的模型。三是社会危机，即意义和社会导向的深层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较为熟悉的西方的“后现代社会综合症”。同时，美国的管理学界还认识到，当时美国的管理思想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忽视了人及人的感情因素，二是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三是过分强调定量分析。这促使美国的学者迅速把目光聚焦在本国企业的文化上，发起了追求卓越，重塑美国的热潮，从而形成了组织文化研究的热潮。 一、组织文化的内涵 1、国外学者的定义 国外的学者大多把组织文化看成是组织内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传统、风俗、习惯和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观念。组织正式依赖于这些文化来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将其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 （1）Schein的研究 相对而言，影响最为广泛的是Schein（1992）对组织文化的定义。这个定义侧重描述组织文化的形成过程：“一个群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和进行内部整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