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北极星变迁小议
——兼论中华古天文体系之发展脉络
蔺长旺
北极星，在以赤道坐标系所构成的中华古天文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且其“座位”在天球中的的轮换变迁和二十八星系的周期运动及其命名与地上社会形态、政治结构乃至王朝更迭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探讨古代北极星变迁与轮换的问题，对中华文明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无疑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天球赤极移动路线之极投影
图－１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讨论过中国古代天文学资料中关于北极星变迁的问题。并作出赤北极变化轨迹之星图（图－１）。
学者三叉猫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其博文《中国古代天文学关于北极星变迁的历史记录》中指出：“我们应该肯定李约瑟先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赞扬，他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友好人士。但同时也需要指出，由于他并非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学历史了解程度不够，因此发表的观点也难免存在偏颇之处”。“这个星图中除现代北极星（勾陈一）和古代北极星（右枢）两颗公认的北极星外，没有其他可以确认的星的名称。因此表示的赤北极变迁轨迹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先生仅仅是复述了牛顿的假说，并没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文献做认真的研究。李约瑟先生曲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关于北极星变迁的记录，来为牛顿的北极星变化轨迹寻找依据。在他所作的示意图中，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过程”。
二、中国天文学家陈久金教授之赤北极变迁轨迹图
中国天文学家陈久金教授在他的《天文学简史》中则是这样描述北极星的变化轨迹的：“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最能清楚地表明天文学由萌芽到形成的过程。从公元前3000
年以来，就有右枢，天乙，太乙，天帝，纽星等一系列曾经使用过而随时间的退移逐渐被放弃了的极星，由此可见中国天文学的古老程度。”陈久金教授绘制的赤北极变迁轨迹图如图－２．
图-2
对于陈久金教授绘制的赤北极变迁轨迹图，学者三叉猫认为陈教授试图调和中国古代文献记录和牛顿假说的矛盾，但结果显然不尽人意, 存在如下四个问题：
1.陈教授绘制的北天极移动轨迹并非是以黄北极为中心一个闭合圆，而是一条螺线。
2.他认定迄今为止，曾经充当过北极星的恒星依次是右枢，O星，天枢和勾陈一。
位于北天极移动轨迹小视角范围的有左枢和天乙。
3.没有出现在陈教授北极星变迁示意图中的有两颗恒星：太乙，纽星。出现在示意
图中的帝（星）和“北极”与牛顿假定的赤北极移动轨迹的视角偏差过大。因此
没有被列入。
4.“O”星没有标注汉字名称（可能是陈教授当时不能确定这颗星的名称）。因
此仅凭陈教授的示意图，我们还不能确定北天极移动的真实轨迹。
三、学者三叉猫“地轴沿赤经14H方向移动”之假说
学者三叉猫认为尽管李约瑟和陈久金的论述说明了赤北极确实在移动，但并没有能够找到“地球自转轴以23.46o 固定角度围绕黄北极旋转”的任何证据；根据牛顿假说绘制的从右枢到勾陈一的圆弧上及其附近，不能完全找到中国古代的北极星。但通过对《汉书.天文志》、《元志》、《明史》等关于先秦时代至汉朝之北极星“中宫天极星”（公元前771年----公元220年）和南北朝时期之北极星“纽星”（公元220-----公元1368年）的记载，按照现代天文学测定的赤北极纬度方向平均移动速度15角秒/年进行了计算，发现连接右枢和勾陈一的直线附近，却能够找到可能曾经充当过北极星的恒星（图--3）。其中最靠近这条直线中间位臵的，就是“北极”（中宫天极星）；此外在靠近直线的小视角范围内，还存在另外几颗恒星；如果通过考证证明它们确实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资料中记载的北极星，那么赤北极真实移动轨迹也就可以确认了。
图--3
据此，学者三叉猫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观测资料证明: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地球自转轴围绕赤北极平衡位臵运动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只是哥白尼囿于黄道坐标系观测角度的限制，没有能够发现地球自转轴移动的真实方式。而牛顿提出的地轴的“陀螺”移动轨迹，则是他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得出的，属于纯理论的推导，缺乏天文学观测事实的依据，因而牛顿基于力学理论角度提出的地球自转轴“陀螺”运动的假说未必能完全解释赤北极真实移动轨迹的历史记录。如果现代天文观测资料能够表明勾陈一的赤纬变化增加值基本稳定在15角秒/年，赤经变化值在14H经线左右摆动，那就不但印证了哥白尼关于地轴移动的扭曲曲
线轨迹，更可以有力证明作者首先提出的“地轴沿赤经14H 方向移动”假说。
四、现代天文学是对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承传
图—4 赤道坐标系（摘选自百度图库）
笔者认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六、七千年以前就建立起了沿用到当代的赤道坐标系；与西方的地平系统和黄道坐标系没有关系（准确地说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前）。这一独特性使“中国天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在着眼点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天文学有显著的不同”。
赤道坐标系，是一种天球坐标系。过天球中心与地球赤
道面平行的平面称为天球赤道面，它与天球相交而成的大圆称为天赤道。赤道面是赤道坐标系的基本平面。天赤道的几何极称为天极，与地球北极相对的天极即北天极，是赤道坐标系的极。经过天极的任何大圆称为赤经圈或时圈；与天赤道平行的小圆称为赤纬圈。作天球上一点的赤经圈，从天赤道起沿此赤经圈量度至该点的大圆弧长为纬向坐标，称为赤纬。赤纬从0°到±90°计量，赤道以北为正，以南为负。赤纬的余角称为极距，从北天极起，从0°到180°计量。
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与“黄道坐标系”的不同点在于，不是以黄极为中心而是以天极为中心；前者主要是依据对黄极、太阳的视运动而后者主要是依据对天极、北斗的视运动，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
现天文学中以英国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基准的一
天24小时划分与古代中国历法的一天十二时辰直接对应，现代天文学的赤道大圆360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二十八宿同出一辙，现代南北两个半球的划分是依据赤道一分为二，等等，这些都体现出现代天文学是对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承传，并证实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是用于对整个天地划分事实。现代天文科学“在计量恒星精确位臵这一同样重要方面却完全是中国式的。”（张建芳：独特
的古代中国天文学采用赤道坐标系统-3 ．三亿文库[引用日期2017-12-10]）
由于太阳与月亮的引力作用，地球的自转轴在地球绕太阳与地球的公共质心转动时，并不总是保持在空间的同一方向上，这一轴向进动的现象（岁差）必然会导致天极不会永远固定在作为极星的某一恒星的背景下，于是两极点在天球上的运动会画出一个圆圈（在空间描绘出一个圆锥面，其顶角等于黄赤交角23.5°，也使春分点沿黄道反向每25800年旋转一周，即每年西移约50.3″），周期大约为25800年。所以北极星的“宝座”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必然会从一个恒星传递到另一个恒星（图--5）。
图—5
图—6 赤北极轴向进动周期（选自中国气象网）
现在的北天极在小熊座α位臵，它就是现在的北极星。然而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北极星是右枢（天龙座α星）。毫无疑问在地球近26000年的轴向进动周期的过程中，北天球区域有一系列明亮且肉眼可见的恒星，它们将暂时会拥有极星的称号。虽然也有一些恒星会与北天极考得很近，但它们并不一定能满足作为基于地球的观测者所需的肉眼极限，这一现象会导致周期中可能出现没有明确定义极星的时间段。
五、关于右枢与天乙担任北极星年代的讨论
对于学者学者三叉猫所谓“地轴沿赤经14H方向移动”之假说，笔者并不赞同。因为其实质上不过是相当于在地球轴向进动圆锥面圆圈上两点之间的割线（图-6），在这个圆圈周期上的任意两点都可作出一条割线。如此可能会满足更多的恒星接近于此割线，但这些恒星未必是担任极星的恒星。当然，其对典籍记载的诸多关于北极星的资料进行考证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天文观察，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天文学观测记录。无论是采用黄道坐标系的西方天文学记录，还是采用赤道坐标系的中国古代天文学记录资料，都是是人类探索宇宙和地球奥秘的宝贵财富。
学者Mrmanor 利用现代天文软件对赤北极真实移动轨迹所获得的数据如下图（图—7），并特别标注了在右枢附近的天一（太一）担任北极星的年代为BC2611年。
据百度百科提供之资料可知，由于地球自转轴的进动，从公元前3942年起，右枢星取代了之前最靠近北极点的牧夫座θ，成为肉眼能直接看见最靠近北极点的恒星，直至公元前1793年才被天龙座κ星取代。他在公元前2787年最靠近北极点，距离只有2.5弧分，在之后的200年也没有超过1度，即使在最接近之后的900年距离也仍只有5度。右枢被当成北极星，直到大约公元前1900年时，更为明亮的帝（小熊座
β或北极二）更靠近北极点时才被取代掉。科学家对古埃及胡夫金字塔（BC2476年）建造年代的推算，也证明了右枢（天龙座α星）担任北极星年代的事实（图--8）。
图—7 （manor）
图—8 (西瓜视频截图)
在陈久金教授绘制的赤北极变迁轨迹图—2中，天乙并不在圆圈轨迹上，处于其边沿，学者三叉猫也指出了这一点。那么，学者Mrmanor“天一（太一）担任北极星的年代为BC2611年”是否成立呢？这是笔者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天元”即王朝开端年代的重大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图--9）。
图—9（manor）
倘若所谓右枢“在公元前2787年最靠近北极点，距离只有2.5弧分，在之后的200年也没有超过1度”之说成立，也就是说在BC2587年时，右枢据北极也未超过1度，亦即此时北极星的“宝座”之位还应是右枢。那么，这就与学者
Mrmanor“天一（太一）担任北极星的年代为BC2611年”之说发生矛盾和冲突。
图—10 BC2900年（manor）
图—11 BC2600年(manor)
若按照“现代天文学测定的赤北极纬度方向平均移动速度15角秒/年”计算，则在BC2787到BC2611的176年时间里可以理解为右枢会偏离北极约为0.73o；而若按照岁差50.3”计算，则会有在BC2787到BC2611年的176年时间里，右枢
在圆锥面圆圈上之轨迹会发生2.45o的位移。从上述计算的结果来看，BC2611年似乎还应是右枢在担当北极星的角色。但如果能获得天乙与右枢在BC2611年各自的赤纬数据，进行计算，那问题也便会有了明确的答案，也就能证明陈久金教授赤北极轨迹图上将天乙标绘在圆锥面圆圈之外是否合理了，同样也就可以证明Mrmanaor BC2611年天乙担任北极星之说是否正确了。真诚期待学界专家对此问题的释疑。
图—12 中华古天文考古文化遗存分布
从天文考古学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中华古天文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和成就。西水坡距今6500年的龙虎星宿图（冯
时），郑州青台遗址距今5000年的北斗九星图，特别是还有传承记载距今4700年天象的战国时期（BC433）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图（李零）与距今4300年陶寺早、中期古观象台和圭表系统的考古发现（何努），这四个实实在在的考古发现，已经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况且其在理论层面也能得到天文学家赵永恒、李勇关于中华二十八星宿体系最早最佳可能形成年代在BC5670年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但在良渚遗址的考古学层面得到了证实，而且在天文考古层面也可以得到证实。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红色年代数据引自manor博文）
图—18（绿色年代数据引自manor博文）
在学习研究撰写此文的过程中，笔者感到最为困难的是手头没有一款类似SKY-MAP那样的国产的能适合解读中华古天文体系的应用软件工具，看来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从科普角度，这都是必须的，当然这也是反映国家综合软实力的一个方面，期待国人的此类软件能够早日问世。
2020.1.28 于平阳
1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和发展 1.1第一阶段——元、明、清时期（1206—1911年）北京城市轴线的形成 北京的城市轴线基本成型于元大都的建设时期。元大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后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宫的中心阁[2]，这就是北京中轴线的雏形。 在这条轴线上及两侧，布置着内中书省、宫城、也里可滋十字寺、大天寿万宁、中心阁等一些核心功能区。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毁去元大都宫室，却保留了包括城市轴线在内的城市格局，改建过程中，先将中心阁改建为鼓楼，作为城市轴线的终点，扩建外罗城时，亦通过永定门的改造，确定了中轴线的南起点。从外城南门永定门直至钟鼓楼构成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经过笔直的街道，九重门阙直达三大殿，并延伸到景山和钟鼓楼。 在中轴线两侧，分别布置着天坛和先农坛、衙门和官署、“T型广场”和千步廊、太庙和社稷坛、宫城、景山、钟鼓楼。 明代中轴线除了继承元代的思想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它建了景山，原来的中轴线上景山位置上有圆形建筑，上面没有山。景山是挖湖堆出来的山，其巧妙之处在于，使景山成为中轴线上的全城制高点，增加了城市景观，也丰富了城市轴线的内容。中轴线的末端是钟鼓楼，钟鼓楼的作用和皇城不一样，它是给老百姓报时的，是为民服务的，这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1.2第二阶段——民国时期（1912—1949年）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 自明中叶北京大规模添建直至民国，北京的城市轴线格局未有大的变化。古代北京的中轴线上是皇家的建筑，所有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性、宗教性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民国以来，由于皇家禁区的整修开放，大规模改造和拆除城墙、增辟城门，中轴线两侧建筑的皇权意义淡化并最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这些封建禁地成为市民化的公共空间，皇权空间轴线转变为单纯体现北京旧城风貌的空间轴线[3]。 1.3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今）北京城市轴线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景山以北和前门以南段轴线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模糊，但与此同时建设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及毛主席纪念堂却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中段轴线，使原先封闭的轴线具有了开敞特性，生长出一种新的空间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亚运会的举办，北二环至北三环间中轴线上的道路被打通。这次中轴线一反“南面为王”只向南延长的传统，第一次向北延长。在日后的规划中，北京
洛阳，行走在历史上的文明古城 ——综述洛阳城历史沿革与变迁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黄河中游南岸。它北靠邙山，南对伊阙，东屏嵩岳，西依崤函，四面群山环绕，中为狭长盆地，因地处古洛水北岸而得名，洛阳又称洛邑、雒阳、东都、东京、神都、洛京、京洛、洛都。洛阳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最多的都城。洛阳，是雄踞东方，文明古国的古都，是中华文化的读本。洛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夏商时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知道，早在五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洛阳已成为人类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在市区发现有多处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夏代太康为王时，赶走了在洛阳居住的一个部落斟鄩族，定都斟鄩。斟鄩为城名，其遗址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斟鄩打开了洛阳为都之先河，奠定了洛阳在七大古都中为都年代最早之地位。 夏代洛阳城位置 商朝时期的都城有两座，分别称为“东亳”，“西亳”，即现存的郑州商城和洛阳商城。商都西亳同样也位于偃师县，建于洛水北岸，坐北朝南。考古勘探、发掘揭示出偃师商城遗址分为早期小城和晚期大城。早期小城四面中部各辟一门，小城中部偏南置宫城，小城西南部为府库建筑区遗址。晚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基础之上扩建而成的，与此同时在宫城东北部
修建了新的府库建筑群。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二、周朝时期 商王朝为周王朝所取代，周武王灭商后，都城丰、镐均位于今日陕西西安西北，早毁于西周末犬戎入侵之际。夏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灭商而建的周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地区建立了“成周”。“成周”建成之后，都城镐京改称“宗周”，“成周”与“宗周”同时作为西周王朝的都城。及东周平王东迁，乃正式奠都于此，“成周”更名“王城。后因年久废弃，汉代又建河南县城于其上，原貌遂湮没难寻。但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可见成周的范围不小。 从华夏地理的角度来说，洛阳恰好位于“天下之中”，即“五岳四渎”的核心位置。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国家的都城刚好位于其控制区域的核心，不仅体现了对周围领土控制的优势，也表现出一种居中而治的象征性意义。而此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多选择洛阳为都，从这一时期开始，洛阳作为国家的核心，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及发展的源头。
中国历史上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 北魏（386年～534年）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拓跋珪于太初元年（386）称王，初称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建元登国。史称北魏、拓跋魏、元魏、后魏。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结束十六国时期，统一北方，传17帝，历171年。天兴元年（398）称帝，都平城。盛时疆域约为今河北、山东、山西、宁夏、甘肃等省区，河南、陕西、内蒙古的大部，辽宁、安徽、江苏、青海、新疆各一部分以及蒙古国南端一部分。后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拓跋弘迁都洛阳，加速鲜卑族汉化及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改拓跋氏为元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改元天平。史称东魏。北魏亡。?? ??东魏（534年～550年）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534年魏北魏宗室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境内），史称东魏，传1帝，历17年。 ????西魏（535年～556年）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535年魏宗室元宝矩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传3帝，历22年。 ????北齐（550年～577年）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都邺城，国号齐，史称北齐，传6帝，历18年。?? ??北周（557年～581年）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557年宇文觉称天王，都长安，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传5帝，历25年。???? 辽朝（916年～1125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契丹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历时210年，传9帝。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907年耶律阿保机为契丹酋长。916年，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做了皇帝，辽建立。918年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947年改皇都为上京，1007年迁都至中京道大定府。“辽”的疆域的东北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至蒙古国中部，南部至今天津的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与宋朝对峙的一个王朝。“辽”最初建国时，国号为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其间于983年至1066年间曾重称“契丹”。开国君主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历经9位帝王，1125年(辽保大五年)灭于金。???? 金朝(1115年～1234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创建人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国号“大金”；“金”建于1115年，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开兴二年（1234年）时灭于蒙古，共经历10位帝王。????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1279年灭南宋，定都于大都（现北京市）
中国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 佚名 一、中国史前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地质学研究表明，中国史前及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是新生代以来的新构造运动而形成的。进入地史的新生代后，全球发生了剧烈的造山运动。第三纪是造山运动最为剧烈的时期。由于欧洲的阿尔卑斯、亚洲的喜马拉雅和环太平洋的造山运动，使得海洋范围缩小，陆地面积扩大，最终形成了现今地球的海陆轮廓。 对中国现今地形影响最大的是喜马拉雅运动。依据板块运动理论，喜马拉雅运造山动是由于第三纪印度、阿拉伯等小板块碰撞亚洲大陆而发生的。喜马拉雅地区，在始新世时还是海洋环境，中新世时强烈的造山运动使这一地区上升为陆地，上新世晚期青藏高原已抬升到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更新世早期平均海拔为2000米，更新世中期高原面在3000米左右，更新世晚期广大原面已达4500~ 5000 米的高度。喜马拉雅运动导致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首先，喜马拉雅运动，不仅导致了青藏高原的形成，而且引起了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化，形成了西高东低呈巨大的三级阶梯形下降的自然地貌基本格局，即由珠穆朗玛峰等一系列高大山系和青藏高原组成的第一级阶梯，海拔高度一般为4000~ 5000 米;自昆仑山和祁连山以北、横断山脉以东，地势急剧下降而形成第二级阶梯，包括新疆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等，海拔高度多在1000~ 2000 米之间;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到滇东高原一线以东，地势再次下降形成第三级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地区，高度也降到1000米以下到数十米。 其次，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古地貌，引起了西风激流的动力作用，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在强大的西风激流吹扬下，中亚内陆沙漠地区的大量粉尘被抬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随风向东南方向飘移。之后，由于东南季风的干扰和秦岭、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的阻隔和截留，风速变慢，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大量沉积下来，形成巨厚的黄土堆积。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表明，黄土是从距今约250 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开始堆积的。但当时，由于青藏高原上升的还不很高，西风激流的作用尚不很强，最早形成的午城黄土的沉积的速率、厚度和广度均较小。中更新世时，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风力作用和沉积速率加强，在黄河中游，特别是泾、洛河流域形成了厚达数十米的离石黄土。更新世晚期，由青藏高原进一步上升到现代的高度，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最终基本形成，气候进一步变得干凉，风力作用和马兰黄土的堆积速度明显加快，最终在中国北方形成了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堆积，并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土高原。 再次，喜马拉雅运动还引起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阴山、燕山、秦岭、南岭等山系的强烈上升，大大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最终形成了三大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大兴安岭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青青藏高原以东)、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以北)和青藏高寒区。此外，境内的一些东西走向山脉，阻当了西北寒流的南下和东南暖湿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热量和水分的再分配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自北而南-形成了温度、降水量、植被有所差异的几个气候区。北部天山-祁连山-阴山-燕山一带是划分暖温带和温带的分界
概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发展的民族文化。民族种类也是无法比拟的，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不难发现，中国已发展有五十六个民族，并且和各个民族相互融洽，相互团结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历史阶段。纵观中国历史她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状况的呢？这须从中国古代历史说起。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秦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建立 秦朝的确立，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自从有了人类，就决定了人种的不同，即发展成后来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各个部落的存在，每一个部落都是按照一定的血缘关系组成的，说明了组成部落的人种不同，不同的人种，形成了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再加上诸侯兼并，势必会引起矛盾。为了生存，他们连年征战，广大农民不分民族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结束这种局面。应时代需求，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和赢政的带领下，经改革，励图治，平息了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把各族统一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的民族融合、民族大团结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北魏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秦、西汉以后，东汉时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出现内迁。此后，朝代出现了分裂，魏蜀吴三分天下，乃至两晋时期国家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在两晋时期由于司马家族的努力，出现的两晋的短期统一，而此时出现少数民族的内迁(内迁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即“五胡内迁”)，少数民族的内迁，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对祖国北方的生产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两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时至北朝时期，鲜卑族兴起，后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在此时，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改变了过去本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惯。当然汉族人民也向少数民族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族劳动人民在反对各民族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互相支持，促进了融合，到孝文帝继位后，由于改革的完成，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于是在孝文帝的领导下，落实实施了汉化政策，让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混杂相处，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封建化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元朝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使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至藩镇灭唐以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强盛起来，国家和社会一片混乱，鱼龙混杂，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后来随着蒙
2013 – 2014学年第一学期《城市发展史》期末论文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 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引言 人类建造道路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世界上第一条道路是在何时或在何处建成的。远古时代，人们经常沿着动物的足迹或是最省力的路径即别人走过的路来行走，结果被经常践踏的地方就成为小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径逐渐发展，成为一般的道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了车辆。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继而产生了行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在不同的朝代出现了许多繁华的都城，道路也随着都城的发展而发展，形成的道路系统也不断完善。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古代都城道路与交通 道路因交通的需要而产生，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在我国古代的城市中，道路有明显的交通功能。如周代的城市道路是以“轨”作为表示道路的等级和宽度的基本单位。《考工记》中记载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的大小而不同，市内主要干道最宽，环城道路较窄，城郊道路更窄。还有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宽度也不同。以轨为单位说明城市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以道路将城市划分为许多坊里，以通向主要城门的道路为干道，而商业集中在特定的靠近干道的市内，这种城市道路显然也是以车马交通为主的。汉长安发掘的宣平门，及其门内的大街，三条道路并列。 古代都城道路性质和道路分工的变化 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道路系统规则更明显的突出了道路系统的功能。道路
冰川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人教111 2011212551 傅萧冰川是指发生在陆地上，由大气固态降水演变而成的，通常处于运动状态的天然冰体。它随气候变化而变化，但不是在短期内形成或消亡。雪线触及地面是发生冰川的必要条件。因此，冰川是极地气候和高山气候的产物。 在极地和高山地区，气候严寒，常年积雪，当雪积到地面上，如果温度降到零下，受它本身压力作用或再度结晶而造成的雪粒，称为粒雪。当雪层增加，将粒雪往更深处埋，冰的结晶会越变越粗，而粒雪的密度则因存在于粒雪颗粒间的空气体积不断减少而增加粒雪变得更为密实，形成蓝色的冰川冰。冰川形成后，因受自身很大的重力作用形成塑性体，沿斜坡缓慢运动或在冰层压力下缓缓流动成冰川。 冰川个体规模相差很大，形态各具特征，生成时代前后不同，冰川性质和地质地貌作用等也都不一致。 科学家也依靠不同形态、规模、所处地形，冰川分为了山岳冰川、大陆冰川、高原冰川和山麓冰川。 地球上七大洲都有着冰川的分布，冰川的面积占了陆地面积的10%以上。南极大陆有着世界上最集中的冰川，大片大片的冰川覆盖在南极大陆的表面。而我国的冰川面积也占了大约亚洲冰川面积的50%。中国冰川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等六省区。中国冰川自北向南依次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山体巨大，为冰川发育提供了广阔的积累空间和有利于冰川发育的水热条件。而中国的山岳冰川按成因可分为大陆行冰川和海洋性冰川两大类。 我们似乎以为冰川一直亘古不变地存在在那里，似乎是没有运动。但是，相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冰川其实一直悄悄地在运动。 冰川的运动，和流水的运动其实有些相似，中间速度快，两边速度较慢。冰川表面有许多裂隙，有些裂隙有几十米深。裂隙的存在，说明冰川有脆性。不过，经过了数百年的观察，冰川上的裂隙极少超过六十米深。多数裂隙远远小于这个深度就闭合了。这又说明冰川下部是塑性的，它可以柔软地适应各种外力作用而不致发生破裂。因此，可以把冰川分为两层，表面容易断裂的这一层叫做脆性带，而下部柔软的那层叫做塑性带。塑性带的存在也是冰川能够运动的根本原因。 而正是因为在外力增高时，超过了冰的破裂强度，冰发生断裂。在长期的受力下，冰下部塑性变形。冰川下部受到上部冰层的压力和上游冰层的推力，总是处于受力状态，于是，下部冰层的可塑性表现地更加充分，从而使得塑性带得以出现，而表层缺乏长期受力的则在外力突然增加后做弹性或脆性变形成为了脆性带。而冰川运动则是冰川对河床的刨蚀和搬运，对于环境也有着显著影响。 冰川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极地和中低纬度的高山冰川区，冰川本身是自然地理要素之一，并形成独特的冰川景观。规模较小的冰川只对附近的确气候发生影响，而较大冰川的影响则大得多。 水是地球上最重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之一，冰川则对水圈的水循环有着重要作用。冰川上方大气降水到达冰川后不存在最基本的蒸腾，而蒸发量和渗透量也是非常的小。所以，到达冰川的降水基本可以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这既可以为河流提供补给来源，也可以积极为河流进行调节。冰川的此项活动可以讲长期处于固态的水转化为液态。但是冰川对于河流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温干旱的年份，由于降水少，消融多，冰川自然而然可以为河流调节。 而冰川的冰盖作为一种特殊的下垫面，冰盖也能增强地球的反射率，从而促使地球进一步
历史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摘要：气候变迁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将二者结合观察，发现气候温暖有利于社会安定，王朝兴盛，反之，便会引起战争，甚至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本文从历史气候变迁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两方面论述气候变迁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气候变迁中国古代社会稳定 引言 自古至今，许多历史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王朝兴衰，朝代更替等问题都会考虑到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手段，统治的经济基础，被统治阶级的生活等方面，而且，在分析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因和背景的时候，都会采取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三步分析法。至于地理环境这一因素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会被人忽略。张全明先生认为，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人”本身的因素，其二是地理环境的因素。笔者并非“环境决定论”的信奉者，但纵观中国历史，我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影响不是绝对的，就如张全明先生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联系实在复杂，当然，这结论放在中国也是适用的。 在诸多地理环境因素中，我想重点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古人讲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是取胜的关键。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农业的发展程度对整个社会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农业很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天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甚大。本文将试图通过探究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两方面的影响，探索气候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 1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概述 气候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包括了气温，降水和风等因素，由于我国降水地域差异较时空差异明显，不易分析，因此，本文把气温作为气候变迁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冬季的温度。至于对中国历史气候的气候变迁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已有许多学者为之贡献一己之力，当然，提到前后变迁，不得不参考竺可桢先生所写的丰碑之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氏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把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史分为四个时期：“一，考古时期, 大约公元前3000至1100年, 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 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 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 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 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他还划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当然，他对具体分期的准确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将以张全明先生等学者对四暖四寒分期的具体时间为主要参考，具体分期如下：第一温暖期是人类社会从仰韶文化至殷墟时代，大致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第一寒冷期为西周中期至西周后期，时间约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00年。第二温暖期从春秋时期起，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约为公元前770年—公元初年。第二寒冷期经历了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初，时间约为公元初—公元600年。第三温暖期为隋-唐-五代十
高考热点1：中国古代历史各朝代的民族政策 一、我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春秋诸侯争霸给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向中原发展的机会。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犬牙交错，打破了各民族间原来的地域界限，为各民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密切了华夏民族与其他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融合。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局面，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秦灭六国后，派兵征服越族地区，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等数郡，迁移中原50万人去那里戍守，和越人杂居。通过秦始皇的开拓、经营，秦朝疆域扩大，东到东海，西到陇西，北至长城，南到南海郡，人口达2千万。 汉武帝继秦始皇以后，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汉武帝时打败匈奴，通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将新疆地区正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起幅员广大的封建国家。 东汉末年少数民族内迁，内迁的主要民族“五胡”经三国到西晋，人数已达几百万。他们同汉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民族界限日益淡保十六国时期各国彼此攻战，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颠沛流离。但是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和互相影响，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北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改革鲜卑旧俗，推行汉化措施，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时期。唐朝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唐朝加强了与边疆各族的联系。回纥、粟末 、南诏等首领接受唐朝的册封，经济上与唐往来密切，文化上互相交流。吐蕃与唐通婚，基本上保持了亲戚关系。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使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力，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起了重大作用。 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分别实现局部统一。元朝的统一和行省制度的施行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当时许多汉人到边疆，其中有些人便逐渐融合到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去。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原先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族，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已与汉族没有太大区别，而被元朝统治者列入第三等级视为汉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来迁入我国的波斯、阿拉伯人，同汉族、畏吾儿族、蒙古族长期杂处通婚，已逐渐融为一体，元代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阶段。清初康熙帝统治时期，消灭了吴三桂等西南割据势力，平定了准噶尔等部贵族的叛乱，粉碎了沙俄对我国西北的侵略阴谋，抵御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清朝幅员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壮、回、藏、苗、满州、蒙等50多个民族，这种大一统局面加强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为现代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浅谈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城市规划1001班王萱 201017020111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其影响因素来自于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又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从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朝代都城规划管理思想切入，从而了 解中国古代居住形式的演变。 关键词古代城市居住形式规划演变 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合起来的居民点。所谓的居住形式, 主要是指居住生活的实体形式、空间环境以及人们的居住行为和构筑行为, 还有其中表露出的礼法、习俗、信仰、审美等观念层次的东西。中国古代居住文化给人们留下一个自然的生活住房的概念。自然园林、青砖汉瓦、土石为材，依势而建。在特定时空下的住居形式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这种偶然蕴藏着必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范式, 深刻影响和限定着居住形式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拿古代都城举例，纵观其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都城规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演变,而在都城这一庞大的居民点中,民房规划与居住习俗亦在相应地变化,大致有一条自成系统的发展线索。这正是近现代中国城镇民居规划与居住习俗的重要源头,而探索这一演变脉络的积极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夏商周——规划的起源 夏、商至西周时代的都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这个时期的城市无城墙，规划性不强，西周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中的宫殿基址、宗庙建筑、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均较为分散,彼此不相连属，以郑州商城为例，其居住遗址则遍布城四周。与后世城市的民居习俗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居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应与自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聚族而居的习俗有密切关系。其次,在这些都城的居住区内所发现的生产工具电农具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显然说明不少居民还从事农业生产,而这正是城乡,分化不久所特有的状况。 二、春秋战国——礼法体系的建立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阅读指南］ 竺可桢(1890.3.7—1974.2.7) 浙江绍兴市人，我国卓越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先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1972年的《考古学报》第l期上，83岁的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转载于1973年《中国科学》16卷2期，以及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篇幅也就5000余字，却聚集了竺可桢先生毕生研究的成果，可谓其学术生涯的扛鼎力作。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论文包含有大量古代典籍与方志文献的记载，广泛地被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所引用、推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几乎只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或中国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的文章，都会在参考文献中摆上竺可桢的这篇经典论文。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评论是：“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 对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名篇，我们自然应该潜心阅读。 文章开头就单刀直入，陈述了研究中国气候变迁的主要指标依据：“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随后是罗列、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记载的大量例证，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 根据材料的来源和性质，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 最后得到的4条初步性结论：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以后有一系列范围为1—2℃的上下摆动；在每一个400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最冷的时期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向西传播到大西洋海岸。 结尾还参照对比了挪威的雪线高低的变化，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的成果，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历史时期的气候存在变迁过程，今天已经是常识，气候变化更是热点话题。可是就在八九十年前，欧美的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还认为，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竺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所以才以《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为始，50年里，一直潜
中国历朝都城历史变迁 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 商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都城在毫，今河南商丘北。[ 转自铁社区 https://www.doczj.com/doc/187359236.html,/post_3396898_1.html/ ]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 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doczj.com/doc/187359236.html,/ ] 三国（公元220年至280年）魏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蜀的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 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公元265年至316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南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南朝经历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北朝的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doczj.com/doc/187359236.html,/ ] 东魏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魏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 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资源环境与发展２００７年第４期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下） 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研究员，中国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接上期第４页） 四、减缓气候变化有“锦囊妙计”吗？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和经济社会密切相关，因而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高度重视。 科学界对于人类活动可以影响气候变化的认识虽然有长期的历史，但国际上采取实质性的应对行动是近２０多年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四项重大行动具有历史意义： 第一是１９７９年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其发表的宣言中提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像现在这样增加，则气温的上升到２０世纪末将达到可测的程度，到２１世纪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暖现象。第二是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国际科学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共同召开奥地利菲拉赫会议。会议提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等其它温室气体浓度以现在的趋势继续增加的话，到２１世纪３０年代二氧化碳的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的２倍，全球平均温度可能提高１．５－４．５℃，同时导致海平面上升０．２－１．４米。第三是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国第４３届大会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４３／５３号决议，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必要和及时的行动，并要求当时成立不久的ＩＰＣＣ就全球气候变化现状进行综合评估并对未来的国际气候公约提出建议。第四是１９９２年６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１５３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公约。公约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正式生效。公约是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协议，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于２０００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１９９０年水平上，没有涉及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排放义务。为此，公约缔约国决定在１９９７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国大会上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这就形成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附件１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应将二氧化碳等６种温室气体的减排总量在１９９０年的排放水平上至少要减少５．２％。经过长达８年的艰苦谈判，京都议定书终于在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生效。 为了减少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恶化趋势，必须采取适应与减缓措施。 气候变化适应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它是指自然生态（也包括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过程和结构对实际发生的气候变化调整的可能程度。适应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可以是对现实变化的反应，也可以是未来气候变化的对策。二是适应能力，这是指一个系统，地区或社会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潜力或能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有：经济财富、技术、信息和技能、内部结构、机构以及公平。 农业及生态系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或优先领域。这包括不断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选育抗逆品种，采用稳产增产技术；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科学地调整种植制度，适应气候变暖。 林业的适应措施包括，进行种源选择，提高物种的气候适应性；扩大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保护天然次生林和原始林及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提倡植树造林，扩大绿化面积，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及病虫害的防治。 １
西安、洛阳、开封这三个早期古都皆位于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地疏松，便于早期开发。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3）五代及两宋国都处于游离状态。 中唐以后气候的变迁，黄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就食东都洛阳。关中已失去了容纳国都城市的经济基础。国都城址向经济文化发展更有前途的东部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元10－13世纪间，国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先后建都的城市有北宋的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扬州、建康（南京）；西夏的兴庆府（银川）；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宁城县大名城）、上京临潢府（内蒙巴林左旗南）、东京辽阳府（今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和金中都（今北京）。这时的国都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却得到空前的发展。商业活动在国都城市里的巨大活力，冲淡了王权的力量，尤以东京和临安最为显著，形成中世纪世界壮丽无比的大都会市场。此间，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无一例外地继承发展了由孔子总结的夏商周文化的传统精华。 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经济重心所在。南方由于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开封靠近江淮，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且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4）元统一中国后，北京终于上升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 北京位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接洽处。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代，从陪都发展成为首都前后也近1000年。这里处于北方 民族文化交流的有利地位。为了连接中国另外两大地理单元，即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特别是得到长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的支持，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成为历届中央政府关切的大问题。元世祖忽必烈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也为我国运河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南北经济文化重心及南北大运河形成了南北轴心带。特别是明朝将南京也定为都城或陪都，体现了这一时期都城地理格局的总特点。 元朝、清朝定都北京，则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明政府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 三、中国古代六大古都及其当时的名称 六大古都当时的名称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勾勒出这种特点和影响的大致轮廓，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创造开发了中国的统一、辽阔的疆域与繁荣的民族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其民族与文化、疆域与统一，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关系——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各民族的内聚趋势 中国的地理环境，从边界的自然环境来看，除东部与南部临海，其他边界大多被山脉、高原、沙漠所阻隔，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地理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断了区域内各民族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密切的交往，使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能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分裂后而统一的版图都基本相似也得益于该地理环境。 而从内部环境来看，内部地形变化多样，又造成了各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北方是蒙古高原，以草原游牧民族为主，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蒙古等部落和民族；东北既有茂密的森林丘陵又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主要以狩猎民族为主，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西北地区是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其间有绿洲适合人类发展，不少民族在此孕育了绿洲文化，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葛尔部等居住；西南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以藏、羌等半农半牧的高原民族为主，自古就有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周边地区的民族，与边界外的联系被自然地理屏障所阻断，而中原地区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平原、丰富的资源物产和先进的文化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所以，尽管周边民族之间互相也有一定的流动与交往，如东北的鲜卑、室韦等民族向西进入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向西北扩张等，但总体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四边少数民族总是向着中原方向发展的，这是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影响。 二、政治中的民族关系——“中原—四方”的“天下一统”格局和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古代，中国是指国家领域的中心部分，而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中国历代皆认为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尽管在国家之内有华夏和狄夷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但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都执行或多或少的善待异民族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夷蛮狄戎，犹错处内地”，而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也往往是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几千年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则日益深入人心。至清末民初，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和中国的国家概念。 几千年来，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之下允许多种类、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并存，也是多民族得以始终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皇帝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 城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即社会进入奴隶占有制的标志。我国城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在国家生活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迁都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各朝各代都城的分布情况。 从夏、商到西周、春秋，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夏朝400 多年，迁都10 余次，其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晋南。商朝600 多年（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商都也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共达13 次之多。其实商汤以前的8 次不能算迁都，因为那时商族还没有建立政权，只是居住地的变换而已。“先王”时代的5 次迁都：沃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周人起源于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周人迁都也很频繁，其中邰（武功县渭河北岸）、豳（陕西彬县）、岐（沂水、汘水附近）、丰和镐（均在沣水中游）为人们所公认的。 奴隶社会时期的都城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中国古代以河运为主，为了生活用水方便，又利于交通运输，往往把都城建在河流附近或河流的交汇处。国都的四周围有城墙，城墙外是乡下，以农牧业为主；城墙内是行政中心，也有商贸场所、统治者居住的宫殿等。 我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2000 多年的历史。战国时代，群雄争霸，齐、楚、秦、燕、赵、魏、韩诸国都城都多次迁徙。以秦为例，秦国的祖先因功封于秦邑（甘肃清水县西北）。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的势力逐渐发展到关中地区的西部，沿渭水东下，曾居于沂（沂水之滨），迁平阳（陕西宝鸡市东），再迁雍（陕西凤翔南）。雍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住巴蜀的咽喉。秦人在此建筑城邑和宫殿，居住达294 年之久。为了同东方的魏争霸，秦献公二年（前383 年）又东迁栎阳（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的战略地位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它作为秦都有34 年之久。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就是先在栎阳开展的。后来，秦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渭水、黄河航运，给秦人以莫大的便利。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咸阳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宫殿林立，楼阁相邻，四通八达，表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宏伟气魄。刘邦灭项羽后，不是在秦都咸阳的灰烬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之西北兴建新都。入主关中，营建长安。 西汉末年，长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汉建都洛阳，且没有迁都过。三国鼎立时，曹魏都洛阳，蜀汉都成都，东吴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建业（南京）。后来的东晋、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南京。西晋（265 年至316 年）仍都洛阳，它是在曹魏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 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东移到洛阳。“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洛阳遭到破坏，东晋（317 年至420 年）都建康（南京）。当时，战乱不断，山河破碎，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的北魏先都平城，后迁洛阳；东魏、北齐均都邺（河北临漳县）；西魏、北周均都长安。随后的隋唐两代，均都长安。五代十国时期：后梁都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均都开封。十国中的吴国都扬州，南唐西都江陵府（南京）、东都江都府（扬州），吴越都杭州，楚国都长沙，闽都长乐府（福州），南汉都兴王府广州，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都江陵府（江陵），北汉都太原。建隆元年（960 年）正月，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汴州为都城称东京开封府。从此我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不在太行山以西。而后，东北地区女真族兴盛起来，建立金，都城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南）。靖康二年（1127 年），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康王赵构建立南宋，迁都临安（杭州）。金为了牢固地统治华北并进一步吞并江南，将它的统治中心迁到了中都燕京（北京）。元统一中国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都北京。1356 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集庆（金陵）后，就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他称帝后，犹豫了很久才确定建都南京。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北京。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过迁都的例子，而迁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因素，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和东移以及交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