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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婚姻家庭法律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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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07 年第 10 期
———论 文


论清代婚姻家庭法律的特质

Ξ
●金 眉3

【内容摘要】 清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入关前以女真习惯法为主 ,但在许多方面与汉式
婚姻家庭制度存在诸多的契合。皇太极时期是满族政权迅速汉化的时期。受儒家伦理和汉式统
治模式的影响,满族政权加快了汉化的进程 ,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用于革除满族婚姻旧习。对满
族婚姻习俗的改造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努力向儒家血缘伦理靠拢 ,从而为清王朝接受汉式婚姻
家庭制度奠定了基础。清王朝的建立 ,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针对婚

俗不同于内地的特点 ,清代法律既强调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适性 ,同时又注意照顾边疆少数民
族婚姻的历史和特点 ,采取有别于内地婚姻制度的做法。
【关键词】 清代 婚姻家庭 法律 特点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 ,辗转相承 ,至清代已高度发达和完备。表现在婚姻

家庭法律领域:一方面 ,汉唐以来确立的血缘伦理精神和制度为清代法律所继承;另一方面,为应
对清代疆域辽阔、人口迁徙、族际交流融合和宗族血缘伦理高度发达的特点 ,清代法律又对前朝
法律制度有所发展 ,表现为法律体系更加丰富、婚姻家庭制度进一步伦理化发展、婚姻契约文书
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高度重视、对边疆地区既注意推广王朝统一的法律精神同时又顾及民族风俗
历史传统、法律通常限制族际通婚 ,等等。这一切都呈现出清代婚姻家庭法律不同于前朝的特

点,对此本文将集中探讨。

一、对汉式婚姻家庭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清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入关前以女真习惯法为主 ,但在许多方面与汉式婚姻家庭制度


存在诸多的契合 ,即实行一夫多妻和父家长制。存在婚姻契约的观念,违约另许受到谴责。 婚

姻的缔结由具有婚姻决定权的双方进行商议 ,达成合意后 ,要依照一定的程式聘娶。婚姻采嫁娶
婚形式 ,男方娶入,女子嫁出,以夫家为居所。婚姻成立后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夫妻关系具有合

Ξ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本文系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亲属法

的近现代转型

( )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项目编号:06JA820042 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① 万历年间,叶赫国欲将努尔哈赤所聘贝勒布扬古之妹改适蒙古咯尔咯部类,受到群臣谴责,只因努尔哈赤的反对而未

引发征伐。此后,越境助叶赫俾太祖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成为太祖征讨明朝的理由之一。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三 ,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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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稳定性 ,在前婚未解除时 ,后婚无效。 这些女真习惯法中内含的父权与夫权观念与汉式婚
姻家庭制度并不构成根本的冲突 ,相反还成为清统治者能够接受汉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但
是,处于习惯法阶段的满族制度与成熟的汉式婚姻家庭制度也有明显的冲突,集中表现在有关嫁

娶对象的亲属范围限制上。这种冲突在清代是通过对满族婚姻旧俗的放弃而解决的。在努尔哈
赤时期,满族社会还保留着同族相嫁娶不分辈分的婚姻习俗 , ③ 这在儒家礼法看来无疑与禽兽

同。皇太极时期是满族政权迅速汉化的时期。受儒家伦理和汉式统治模式的影响,满族政权加
快了汉化的进程 ,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用于革除满族婚姻旧习 ,其中最有名的是皇太极于天聪五
( )
年 1631 年 颁发的禁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女子若
丧夫 ??若欲改嫁者 ,本家无人看管 ,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 ,若不遵法 ,族中相娶者 ,与奸淫


之事一例问罪。” 对此禁令 ,皇太极曾有特别说明:“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


凡人既生为人 ,若娶族中妇女 ,与禽兽何异? 我想及此 ,方立此法 , ??禁革不许乱娶。” 天聪
( ) ⑥ ⑦
六年 1632 年 ,皇太极重申前禁不许乱伦婚娶。 天聪九年 ,皇太极再次禁娶诸父、昆弟妻。 崇
德年间制定的会典正式将这一禁令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认下来 ,规定自今以后 ,凡人不许娶庶母


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女子改嫁须聘与异姓;族中嫁娶与奸淫同罪。 随后编修的律例,


直接沿用了《明律》

禁止娶亲属妻妾的条文。 对满族婚姻习俗的改造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努力
向儒家血缘伦理靠拢,试图减少与汉式文化的冲突 ,将满族纳入中国文化的范畴 ,从而也为清王
朝接受汉式婚姻家庭制度奠定了基础。
对汉式婚姻家庭思想和制度的全面接受集中表现为《大清律》的制定。作为清朝统治的根本
大法 ,《大清律》在体例上直接沿袭《明律》,婚姻独立成篇 ,仅删去“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在内

容上则继承了自唐明律以来中国婚姻家庭法律的血缘伦理精神和基本制度 ,律条未有大改变 ,只
是刑罚的轻重略有改变而已 ,这意味着清统治者对满洲法律传统的放弃和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继
承 ,从而也就清除了与儒家伦理存在的冲突因素,由此构建了大一统王朝合法性的法律基础。
不过从清朝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历史看 ,它在继承传统中国血缘伦理的特性上似乎较前朝
走得更远。我们可以从法律有关婚配对象的限制、贞节旌表、立继等制度考察。以婚配对象论 ,

古代中国法律对婚姻主体身份的限制无非两类:一类是属于一定范围内的血亲和姻亲不得互为
婚姻;一类是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群如良人与贱民、官与民以及僧道等不得结婚。前者属于基
于血缘身份的限制 ,后者则属于基于社会身份的限制。这两类限制在清朝并没有减弱 ,我们可以
看到 ,清代法律在继承唐明律关于婚姻身份限制的同时 ,对有关亲属身份的限制更加严密。以禁
娶亲属妻妾为例 ,清律与唐律相比 ,不仅扩大了禁止的范围 ,增加将被出和已改嫁的亲属的妻子

② 皇太极时,针对代善欲娶苏泰的要求 ,皇太极明确指出已许济尔哈朗娶苏泰为妻在先,不能更改。《清太宗实录》卷二

五。婚姻可以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为时人所肯定。清太宗时,善都在后金国,但阿济格欲娶善都妻 ,奏闻于上 ,太宗明确表示再勿

复言,其事遂寝。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八 ,第 112 页。

③ 1619 年,在萨尔浒战役后,被执拘于赫图阿拉的朝鲜人曾这样记述满族婚俗:“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母。”参见

《建州闻见录》,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年编印。
④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一四,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8 年编印,第6 页。
⑤ 同上注。

⑥ ( )
《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天聪六年 1632 年 三月庚戌。
⑦ 《清三朝实录采要》卷五, 日本伍石轩刻本,第 15~16 页。
⑧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第6~7 页。
⑨ 《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同

姓为婚”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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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娶为妻妾的禁令 ,而且对收娶父、祖妾及伯叔母的处罚重于唐律。 而作为国家法的重要补充的
宗族法,在国家成法不变的同时 ,增强了对宗族内部个人的控制 ,更强调血缘伦常的严格 ,甚至在
国家法之外又增加了新的限制,如将《大清律例》禁止亲属为婚的范围扩大至同宗无服的亲属和
无服亲的妻妾 ,λ? 规定不得娶已经多次改嫁的族妇和不得娶同宗不族为婚;不得娶丐户之女,也

ω ξ ψ
λ λ λ
不得嫁丐户。 有的宗族法还明确禁娶娼妓为妻 , 并强调门当户对。
至于贞节的历史 ,大致说来 ,唐代以前 ,人们的贞节观淡化 ,法律也不禁夫丧服满后再嫁 ,人
们不因改嫁和娶再婚妇而有人格和财产上的损失。但事实上 ,在中唐以后 ,统治者上层改嫁从
严 ,到宋时理学更将改嫁上升到失节的高度,置“天理”与“人欲”于对立的状态 ,在观念形态上将
历史上的贞节观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制定于北宋年间的国家大法《宋刑统》,对于妇女再嫁的

态度与唐律并无二致 ,但依南宋时的判例 ,妇女就嫁妆拥有的法律地位已大不如唐 ,判例认嫁妆

ζ
λ
为夫家财产,夫死改嫁 ,不得带往他族。 所以改嫁在南宋意味着法律上孀妇嫁妆所有权的丧

{
失。因改嫁而剥夺妇女对嫁妆所有权的做法在元代被制定为法律,λ 不仅如此 ,元时法律还规

|
λ
定失节女子不封赠、命妇夫死不得改嫁、出征军妻不得改嫁。 清代是贞节礼教的大实践时期 ,
旌表守节和提供经济资助在清代逐渐形成制度。与旌表节妇制度相对应的是再嫁妇女在名誉和

财产上的减损。按照清律的规定:“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受封 ,义当守志 ,不

}
λ
容再嫁以辱名器。” 据此规定 ,儿子做官,推恩封曾父母 ,不得及再醮之母。同时 ,法律还规定: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 ,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 ,夫家财产及原有妆



λ
奁 ,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此外 ,为了保护妇人守志的自主权,《大清律例》改变了唐律关于祖父
母、父母对寡妇改嫁拥有决定权和主婚权的规定 ,否定尊长对守节妇女的婚姻决定权 ,其明确规

( )
定:“夫丧服满, 妻 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强嫁之者 ,杖八十;期亲加一

υ
μ
等 ,大功以下又加一等。” 由于法律成功地构建了旌表与贬损这一正反结合的制度体系,加之
地方官吏的督行和文人学士的鼓噪 ,清代社会贞节之风愈演愈烈 ,盛于历朝历代。
无后在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和社会的问题 ,也是道德伦理问题。为了弥补继承人的缺失,
人们采用拟制的办法来解决无后的问题。观唐宋法律 ,有关立嗣的法规比较原则 ,律令只是将立

嗣的范围限定在同宗的晚辈男系亲属中,但没有进一步明确先后顺序 ,而是任由个人自由选择。
明清时期法律开始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在同宗的晚辈男系宗属中又细分出产嗣先后顺序:“无
子者 ,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 ,先尽同父周亲 ,次及大功小功幼麻,如俱无 ,方许择立远房及

μ?
同姓为嗣。若立嗣之后却生子,其家产与原立子均分。”

υ
λ 同前注⑨,“娶亲属妻妾”条。

λ? 湖北麻城《鲍氏户规》,转引自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221 页。

ω
λ 《东阳上璜王氏宗谱》:“娶同宗不族为婚者,宗谱销除。”“女适丐户,及娶丐户女为婚者 ,销除。”转引自费成康主编:《中

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307 页。

ξ
λ 《新河周氏宗谱》:“有娶娼妓为妻者,男女均不立主。”同上注,第346 页。

ψ
λ 《长沟朱氏宗谱》:“男女婚配,须门楣相当,伦序不紊。不许贪得财礼 ,滥配匪类。”同上注 ,第283 页。

ζ
λ 《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

{
λ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 年版 ,第584 页。

|
λ 《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

}
λ 《大清律例刑案汇纂集成》卷四《户律·婚姻》。


λ 《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

υ
μ 《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居丧嫁娶”条。

μ? [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庭法原理》,王亚新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第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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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唐宋时代的法律 ,明清律已将立嗣的范围由同宗扩大至同姓。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一子

ω
μ
兼祧。观中国历史 ,直至宋代 ,一子不得同时成为两房之后仍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礼法。 出继之

人 ,在以后出现本家无子时 ,必须回归本家 ,继承本家香火。明时世宗皇帝由藩王入继皇位 ,不愿

按照传统礼法将与生父的亲子关系改变为叔侄关系 ,而是称其已去世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不

必为其另行立后 ,同时又确认与父辈老皇帝孝宗之间的承继关系,称孝宗为“皇伯考”,开创以一

ξ
μ
人而为两家之后的先例。 不过兼祧成俗并为法律所确认的是在清代。清初并不允许一般的兼

ψ
μ
祧。至乾隆前期仍有“独子不准出继”的“独子之例”。 但是独子兼祧的做法先适用于阵亡将

ζ
μ ( )
士,后发展为普遍适用的法规。” 乾隆四十年 1775 年 为制定《独子承祧例》而颁布的上谕对此

有详细的说明:“立继一事,专为承祧、奉养 ,固当按昭穆之序,亦宜顺孀妇之心 ,所以例载:嗣子不

得于所后之亲 ,准其另立。实准乎情理之宜也。至独子虽宗支所系 ,但或其人已死 ,而其兄弟各

有一子 , 岂忍视其无后? 且存者尚可生育 ,而死者应与续延 ,即或兄弟俱已无存,而以一人承两房

宗祀,亦未始非从权以合经。又或死者有应袭之职 ,不幸无嗣,与其拘泥‘独子之例’求诸远族 ,何

如先尽亲兄弟之子 ,不问是否独子 ,令其继袭之为愈乎 ? 嗣后遇有寡妇应行立继之事,除照例按

依昭穆伦次相当外 ,应听孀妇择其属意之人 ,并问之本房是否愿继,取有阖族甘结 ,即独子亦准出

{
μ
继 ,庶穷嫠得以母子相安 ,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该部即照此办理。著为令。”

|
μ
自乾隆以后,上自帝王下至庶民 ,兼祧被普遍采用。 作为一项特殊的立嗣制度 ,兼祧只存

在于一房无子 ,一房独子 ,两房为同父兄弟 ,双方同意的情形下。兼祧子担负着为两房延续香火

的责任,同时继承生父与兼祧父两房的财产。为

了让两房能够有后,兼祧往往都存在娶两房妻的

情况 ,在形式上构成两个完整的家庭。两房所生后代 ,各自继承各房的宗祧和财产。二媳各随其

}
μ
翁姑生活 ,夫则轮流到二处居宿。这种婚姻习惯在清代农村十分流行。

与独子兼祧相联的是为两房父母及亲属的服制问题。道光九年议准的兼祧服制主要规定,

在通常情况下 ,兼祧两房的独子为亲生父母服斩衰三年 ,为兼祧父母服齐衰不杖期;但若大宗子

兼祧小宗或小宗子兼祧大宗时 ,不论亲生还是兼祧,一律为大宗父母服斩衰三年 ,为小宗父母服

齐衰不杖期。同时 ,凡兼祧者,不论为本生父母服斩衰或不杖期 ,为其余本生亲属皆从正服降一


μ
等。至于兼祧所生子孙 ,只论宗支服制。

二、清代法律体系的发展

在清代 ,法律体系与前朝明显的不同:一是例的大量增加填补了成法不变难以应对现实的问

ω
μ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立继》“父子俱亡立孙为后”条。

ξ
μ 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574 页。

ψ
μ 同上注。

ζ
μ 俞越:《俞楼杂纂》卷十一《丧服私论·论独子兼祧之服》。
{ ξ
μ 同前注μ ,叶孝信主编书,第575 页。

|
μ 同上注,第576 页。

}
μ 同前注μ?,滋贺秀三书 ,第262 页。


μ 道光九年议准:“独子之子分祧两房各为其父母,嫡孙承重者各为其祖父母 ,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小宗各为所

生父母,小宗子兼祧大宗为兼祧父母,小宗子出继小宗尚未为所后父母持服丁忧、而所生父母无嗣仍以一人兼祧者为所生父母,
均服斩衰三年。”“独子之子分祧两房各为其父母 ,小宗子兼祧大宗为所生父母,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小宗各为兼祧父
母,均服齐衰不杖期,并令辍学、解任。其余本生亲属俱从正服降一等,其子孙则只论宗支服制。”吴荣光:《吾学录》卷一五,转引

自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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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为程式化的法律体系增添了灵活应对的机制;二是宗法族规的发展。作为清代法律体系基干

的法律是律和例。《大清律》自乾隆五年定本以后,至清王朝解体 ,不再有增损。而适应

社会发

展 ,不断做出调整并有发展有变化的是例 ,它不断得到增补 ,至同治年间已增加到 1892 条。

从国家法的意义讲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户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和《钦定大清通

礼》都是构成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典 ,除此之外,朝廷针对不同的群体、民族和地区 ,还有

单行特别法 ,如适用于王公贵族的《钦定宗人府则例》,适用于八旗、绿营的《钦定八旗则例》,适用

于民族地区的《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蒙古则例》、《钦定回疆则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等。

上述法律 ,既有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又有通行于某一地区或民族的地区特别法和民族特别法。在

(
朝廷法律之外 ,各省、道、府、州、县衙门还制定和颁布了针对本辖区的法令 ,包括《省例》省级地

) ( ) (
方性法规 《告示》、 各级地方官在辖区内发布的书面命令 和《章程》州县官府就某种专门问题

)
因时制宜而制定的若干规则 等。

在国家法之外 ,地方习惯、乡规民约、礼俗、宗族法构成了与国家法并行的民间法律系统 ,其

中又以宗族法为清代婚姻家庭法律的特点。事实上,大量的婚姻家庭关系在诉至官府前都是由

地方习惯、乡规民约、礼俗、宗族法调整 ,官府并不主动干预。

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演变,唐宋以后结构上的一大变化是宗族法的迅猛发展。虽然 ,在国家

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并无宗族法的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宗族法律在精神上与国家法并不相悖 ,在内

容上更是强化了尊卑血缘伦理的禁条 ,弥补了国家控制乡村基层力量的不足和国家法发展僵化

所带来的不足。因而大都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中国古代的法律自唐律定型、成熟后 ,其篇章体

例乃至精神都为后世法律所沿袭 ,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唐宋以后社会发展的特点是私有制

度的发展和宗族的平民化、普及化。宋以后 ,宗族发展至庶族地主及平民百姓阶层,不仅数量上

υ
ν
极为普遍 ,而且动辄七世、八世以至十余世同居。 除去累世同居共财的形态,更多的宗族是由

个体小家庭组成 ,祠堂、族谱和族田将这些已经分裂成个体小家庭的同一祖先的子孙联结起来 ,

ν?
聚族而居。 事实上 ,宋以后的宗族法较之国家法更加强调宗族内部财产所有权的恒定和血缘

伦常的严格 ,这是业已僵化、凝固的国家法所不及

的。

不过宗族法在填补国家法户婚、田土、钱债制度粗疏的同时 ,还强化了血缘伦理规范和宗族

对个人的控制。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继承领域 ,宗族法表现出强烈的保守趋向。在对社会生活作

出细化规范的同时,宗族法还表现出对国家法作出扩大适用的趋向。以不孝罪为例,构成不孝罪

的行为在国家法中被界定为直接侵害尊卑关系的行为,但在宗族法中往往都被扩大理解 ,子孙博

弈、酗酒、游惰、私爱妻子货财、好勇斗狠纵欲等都被视为不孝行为。不仅如此 ,依照国家法 ,不孝

罪的适用范围只及直系五代之内的亲属。但根据宗族法 ,它可以适用于宗族内的所有成员 ,并不

ω
ν
受国家法的局限。 相对于唐宋时期的法律 ,清律有关家庭内部伦理的处罚已相对减轻 ,但与国

家法相比 ,宗族法对个人的控制加强了。

国家法与宗族法相比,前者重在对社会秩序作出规定 ,后者重在规定宗族内部秩序。由于关

注的重点不同 ,国家法实际上给社会生活的细节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对于国家法不屑一顾的社

会生活 ,宗族法往往有细微的规定,例如为避免分家存在的问题 ,合肥邢氏宗族《家规》就规定:

υ
ν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 年版 ,第34~35 页。
ν? 同上注,第 14 页。

ω
ν 同前注λ?,朱勇书,第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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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有定分,如宠庶妾而凌正妻、纵后妻而凌前子者 ,其中祸患不可胜言 ,户宗、族众拨其家产 ,

ξ
ν
令正妻、前子异居以避之。” 对于嫁入本宗的女子 ,宗族法在身份上又细分为配氏、继室、侧室:
“本谱中各公妻室:凡明婚正娶者书‘配’,继室为‘继配’,妄为‘侧室’其余来历未明及不以礼聘

ψ
ν
者 ,均削去配氏、继室、侧室字样 ,仅书‘某氏’二字而已。”

例的增加和宗法族规的发达使得清代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日趋细密、保守和程式化 ,表

现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和习惯法高度伦理化 ,尊长与卑幼、男性与女性的区别趋向绝对
化;主婚权的强化和贞节成为风尚 ,个人缔结和解除婚姻的道路从总体上讲阻塞不畅。

三、强调婚姻契约文书

( )
在古代中国 ,

婚姻关系是由两个家庭 家族 相互约定而成。虽说民间约定的形式包括口头
形式和书面形式 ,但在口头约定的情形下如果发生争执 ,双方往往各执一词 ,难辨就里。所以早

ζ
ν
在唐代 ,法律就规定以女方已报婚书或收受聘财为法律上婚姻关系成立的标志。
清代法律沿袭了唐宋以来法律的规定 ,在无婚书的情况下 ,女家收受聘财的行为与写立婚书

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但与前朝相比 ,清代法律更强调婚姻契约文书的订立。作为清代基本法典
的《大清律例》,除了直接沿用唐明律关于婚书的规定外,还以例的形式特别针对入赘婚和民苗结

亲要求订立婚书:

{
ν
“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

“湖南省所属未 发之苗人与民人结亲,俱照民俗以礼婚配:须凭媒妁写立婚书 ,仍报明地方

|
ν
官立案稽查。”

在民间 ,针对各地的痼习 ,官府也一再昭告订立婚书,一体遵行:

( )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河南上蔡县府鉴于民间婚姻只在酒肆换钟为定 ,事后易悔约的现

状 ,刊示婚书格示:“嗣后凡婚配之家,各宜慎之于始 ,务要明白通知,凭媒聘定,各将籍贯、三代姓

}
ν
名、各男女行次、年庚照式填注婚书 ,称力行礼 ,交质为凭。”

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痛感豫省男女婚姻止凭换钟 ,无媒聘婚帖 , 以致男家弃婚不娶,女家
赖婚另配 ,讦讼不休的弊端 ,昭告全省:“婚嫁大事, 自应明媒正娶,写立婚书、礼帖,即小户穷民亦


ν
不得草率从事。”

在清代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地区存在的婚姻纠纷。以清代四川为例,由于移民大多
自两湖、闽广和陕西迁徙而来,两姓结亲往往不讲婚书、名帖 , 以致纷争讼起,官府却因凭证不足

( )
难以定断。为此省宪于乾隆八年 1743 年 出示,凡所属乡民 ,在问名纳彩时 ,必具婚书 ,必通名

υ
ο
帖,务使婚嫁有文字凭信。

ξ
ν 安徽合肥《邢氏宗谱》卷一《家规》。同前注λ?,朱勇书,第32 页。

ψ
ν 同上注,第 17 页。

ζ
ν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参见《唐律疏议·户婚》“许嫁女辄悔”条,[唐]长孙无忌

等撰,刘俊文

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

{
ν 马建石、杨育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443 页。

|
ν 同上注,第454 页。

}
ν 转引自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第89 页。


ν 《抚豫宣化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56 页。
υ }
ο 同治《郫县志》卷十八。同前注ν ,郭松义、定宜庄书,第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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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民间婚姻纠纷诉至官府,许多官衙规定了是否受理的条规 ,须出具婚书方准受理。

河南省规定: “照得户婚、田土、钱债等事,俱要原媒、原中为证 ,婚书、契卷为凭 ,方许告

ω
ο
争。”

四川巴县规定:“凡状告户婚、田土无契约、婚书者不准”,告“户婚、田土、钱债无契约、庚书者

ξ
ο
不准”,“告婚姻无庚书及媒妁聘礼年月者不准。”

ψ
ο
顺天府所属宝坻县:“告婚姻无媒妁、婚书者不准。”

清代各地的婚俗不一 ,婚约的表现形式繁复多样 ,有口头约定、以庚帖代婚书等多种情形。

与唐宋时期婚书不同,清代婚书的形式趋向简化并形成较固定的模式。就清代司法看 ,男女双方

ζ
ο
交换的定帖才被视为法律规定的婚书。 按照官方颁行的婚书格式包括:籍贯 ,父祖三代姓名 ,

{
ο
男女行次、年庚,以及主婚人、冰媒见证人亲押。 民间通常初婚婚书必由家长开具,婚书内列男

女生辰八字、三代姓氏、籍贯和媒证;至于男女再婚、入赘婚、童养婚等婚姻的婚书则由出嫁的一

方开具 ,内具婚嫁缘由、聘金数额及其他业经商妥的事项,同时必须有开列婚契的一方与媒证共

|
ο
同的签字画押,交付对方作为凭证。 依照《大清律例》,法律只以婚书或者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

法定要件和标志 ,强调男女定婚,双方必须将各自有关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实情相告 ,

各从所愿 ,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书一旦订立或女家收受聘财 ,双方就必须履行 ,不得

翻悔。女

家悔约 ,主婚人笞五十 ,婚姻有效 ,女归本夫。若女家另许他人但未成婚,对女家主婚人杖七十;

另许已成婚,则杖八十。后定娶的男家若知情,其主婚人与女家主婚人同罪 ,财礼收归官府;不知

则不处罚,但追还财礼给后定娶者 ,前婚有效 ,女归前夫。若前夫不愿娶,则加倍追还财礼,后婚

有效 ,女从后夫。至于男家悔约另聘,罪同于前 ,前婚有效 ,仍令娶前女 ,后聘之人听其别嫁 ,不追

}
ο
财礼。

婚约的履行有时间上的限制 ,一般都应按婚书所定的聘娶日期完婚。期约未至男家强娶或


ο
期约已至,女家故意拖延违期的,主婚人笞五十。 对男家而言 ,期约已过 5 年无故不娶及夫逃

υ
π
亡3 年不还 ,经告官并由官府出具证明 ,允许女子另行改嫁 ,并不追还财礼。 对于男女已定婚

π?
但未及成亲 ,一方亡故的情形 ,法律规定不追还财礼。 如果卑幼在外任官或做买卖 , 自己定婚

与尊长为其定婚形成冲突的情形,法律规定解决的原则为: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在卑

幼外出后为其定婚 ,而卑幼不知 , 自己娶妻已成婚的,婚姻有效 ,尊长所定之女 ,任其别嫁;卑幼虽

定婚但未成婚的,以尊长所定婚姻为有效,卑幼自定之女 ,任其改嫁。违反规定的 ,杖八十 ,仍须

改正。

清代婚姻的离异须有正式的程序。一般而言 ,属于违律为婚由官判离者 ,多由各级衙门审结

ο? }
同前注ν ,郭松义、定宜庄书,第91 页。
ω ~
ο 同前注ν ,《抚豫宣化录》,第255 页。

ξ
ο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 1. 1617 号、6. 1. 1619 号、6. 1. 18059 号。

ψ
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天府档案》卷号35 。
ζ }
ο 同前注ν ,郭松义、定宜庄书,第 101 页。

{
ο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生活》,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第3 页。
| }
ο 同前注ν ,郭松义、定宜庄书,第7 页。

}
ο 《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男女婚姻”条。


ο 同上注。

υ
π 《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出妻”条。
π? }
同前注ο ,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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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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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核定,将原订婚书上缴涂毁 ,聘礼发还或入官 ,女子归宗或由官媒进行嫁卖。至于权在夫家的

ω
π
离异 ,也须由夫家出具休书作为婚姻解除的凭据。

四、关于少数民族婚姻的特别法律
清王朝的建立 ,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针对婚俗不同于内地的特
点,清代法律既强调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适性 ,同时又注意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婚姻的历史和特
点,采取有别于内地婚姻制度的做法。
( )
针对蒙古人之间的婚姻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 刊刻颁行的《理藩院则例》规定了聘礼的数
额:蒙古两姓结亲,若都系平民聘礼 ,聘礼应用马两匹、牛两只、羊二十只 ,不得多给 ,违者将多给

ξ
π
的牲畜罚取官府,少给则不禁。
( ) ( )
嘉庆二十年 1815 年 编纂完成、二十二年 1817 年 刊刻颁行的《理藩院则例》规定了在蒙古
地区 ,如已行聘定婚 ,女家悔约另嫁的,罚以牲畜或其它财物。如娶他人已聘定的妇女,娶者系
王、贝勒、贝子、公罚十户;台吉、塔布囊罚五户;属下官员罚五九牲畜 ,平人罚三九牲畜 ,均给原聘

ψ
π
定人,私娶的妇人离异 ,给与原夫 ,听其去留。 至于蒙古人之间在聘定之后出现一方亡故的情

况 ,《理藩院则例》规定,若聘定之后其婿病故 ,将所给牲畜退还男家;至于其女病故 ,退还一半 ,若

ζ
π
女家欲将聘礼退还男家不愿收回的,允许。

( ) (
在西宁、青海地区 ,雍正十一年 1733 年 编纂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又称《番例条款》、《番
)
例》规定 ,平人谋取平人已聘定的妇人 ,主婚者和媒娶的人 ,若是头目等 ,各罚三九;若是平人 ,各

{
π
罚一九,妇人离异 ,仍归前夫。

( )
在一些少数民族内部 ,清朝法律还对各部落间的通婚予以限制。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题准
蒙古各部台吉擅与咯尔咯、厄鲁忒人婚姻来往者,革去爵级 ,不准承袭 ,所属人全给其近族兄弟 ,
除妻子外,家产牲畜俱入官 ,所属人随往者各鞭一百 ,罚牲畜三九,将所属人女遣令随嫁;女父不
向札萨克王、贝勒呈明的,鞭一百 ,所遣送嫁属人不自说

明的也鞭一百;失于觉察斥堠的官员革
职 ,籍其家 ,兵丁鞭一百 ,罚牲畜三九。若将所遣送嫁人,误以为逃入解院的 ,札萨克王等罚牲畜

|
π
五九。
有关禁止娶亲属妻妾的禁令也推行至青海地区。雍正二年 ,年庚尧奏请禁约青海十二事 , 自

}
π
此在青海地区禁止父没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
不过 ,变通的做法也是常见的。乾隆四十八年的一则奏折表明 ,对回族并不适用《大清律例》


π
有关同姓为婚、断令离异归宗的规定。 康熙十三年正月 ,对于口外蒙古逃人在外娶妻的情形 ,

υ
θ
谕令没有采旧例离异的做法 ,而是规定嗣后应免其离异、仍令给与为妻。
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不同于内地的特点 ,清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律例、则例、章

ω }
π 同前注ν ,郭松义、定宜庄书,第290 页。

ξ ( )
π 《钦定理藩院则例》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卷二五《婚礼》。

ψ
π 同上注。

ζ
π 同上注。

{
π 《藩例》第十条,大河日报社 1913 年铅印本。

|
π 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五。

}
π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中华书局1986 影印本。


π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九十三,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中华书局1986 影印本。

υ
θ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正月 ,中华书局1986 影印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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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 ,实行富有地方民族特点的离婚制度。在蒙古地区,夫妻都可以提出离婚 ,但须通知双方亲

属。夫若休妻 ,其夫妻关系和睦时用完的物品 ,不许陪还 ,同时将妇人带来的现存物品全部给还

θ?
妇人。 若女方提出离婚 ,则要退回一部分男方所赠物品。在西藏地区 ,夫妻反目 ,先经亲友调

解 ,调解无效 ,可向部落头人提出离婚。若男方提出离婚 ,则分一半财产给女方;若女方提出离

婚 ,则不给任何财产;若男女双方都提出离婚 ,头人或各罚马一匹 ,或罚钱。离婚后 ,女孩归女方,

男孩归男方。若只有一子,则令其入寺院当喇嘛。此外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还规定了适用于青

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出妻条款:凡出妻 ,其妻陪嫁物件全部

给还。除夫妻和睦时所花费的物件不偿

还外 ,现在所有物件全部给还。

此外 ,清代调整夫妻关系的法律还注意吸收不同民族的习俗 ,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在蒙

古地区,基本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蒙古贵族、领主和富裕的平民除娶正妻外 ,可以纳妾。由于男

子长期在外游牧狩猎 ,正妻在家主管家务,因而正妻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蒙古人对女子的贞操

极为重视 ,清时法律吸收了蒙古习惯 ,规定妻与平人通奸 ,奸夫罚五九牲畜 ,奸妇交本夫杀死。福

ω
θ
晋若与平人通奸处斩刑。 在藏族地区 ,虽然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 ,但也保留了一夫多妻和一妻

多夫制的遗迹。蒙藏地区的家庭也实行父权和夫权统治,与内地家庭只有程度差异,并无本质区

别。

五、对族际通婚的限制

古代中国,中唐以前社会较为开放,礼教的束缚有限 ,对族际通婚 ,法律并无歧视性规定。唐

律的做法是将异族通婚排除在普通婚姻之外 ,将其视作有可能影响国家边防的要事 ,因而规定所

有的华夷通婚都应在唐国境内进行 ,并且,作为妻妾的汉人不能出居番地。同时 ,唐人出使番国

以及番国使者来华期间,不得私自通婚。因此,对于国境之内的华夷通婚 ,唐代法律并不禁止 ,法

律关注的只是通婚所在地的疆域限制和负有国家使命的使臣身份的限制。事实上 ,法律不禁与

外族通婚带来了唐代异族通婚盛况空前 ,其间婚姻的主体既有皇帝、公主、朝臣 ,也有使臣、外商,

( ) ( ) ( )
通婚的对象多达十余个民族 ,遍及东北 契丹、奚人 、西北 突厥、回纥 、西部 于阗、宁远 、西南

( )
吐蕃、南诏 ,既有外嫁,又有外族内居而娶。

清代的情形与唐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国 ,除去满蒙联姻作为清政府的国策受

到法律保护外,清代法律对特定民族之间的通婚通常予以禁止 ,不仅禁满汉通婚 ,禁民苗、民番和

蒙汉结婚,还禁止福建、台湾地方的民人与台湾土著民结婚。在众多的通婚禁令中 , 由于满族是

以少数民族统领中华,因此满族与人口众多的汉族之间的通婚与禁婚更显突出,相关的法令也时

ξ
θ ( )
有存废。早期满族的历史 ,并不排斥与异族的通婚, 满族 女真 上层常常把与异族的联姻作

ψ
θ
为政治上笼络的一种手段。他

们不仅与蒙古上层联姻,也与汉人结亲。 入关之初 ,鉴于汉人的

θ? ξ
同前注π 。

ω
θ 《蒙古律例》卷一十《杂犯》。

ξ
θ 早在皇太极统一女真各部时,满族就以明代建州、海西诸部女真人为主体, 同时吸收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共同组成

了一个新的族群。

ψ
θ 有名的事例如努尔哈赤将贝勒阿巴泰之女嫁与明降将李永芳为妻,称李为“额驸”。辽东大家佟姓侗养性、刘家刘兴祚

( )
刘爱塔 等,都被赐配满族女子。皇太极时的宠臣范文程,就曾娶穆奇爵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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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 ) θ
反抗,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世祖于顺治五年 1648 年 八月发布谕旨 , 鼓励满汉官民联姻通

婚。同年对户部的一则谕令又在程序上增加了满汉通婚的呈报制度:今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

汉人为婚的 ,必须先呈明户部 ,查核应具奏的即应具奏 ,应自理的即行自理。无职人等之女部册

有登记的 ,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于汉官之女欲与满人为

{
θ
婚的 ,也要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 ,不必报部。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为妻的 ,方准其娶。 此后 ,

|
θ
皇帝本人娶了学士石申之女为贵人 ,后又晋封为恪妃。皇帝还尝选汉官女备六宫。 并对吴、

}
θ
尚、耿三个藩王的子孙赐婚联姻。 但这一诏谕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 ,一是满汉在经

济、文化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上存在不小的差距;二是清统治者对满民族在汉式文化环

境中的生存担忧 ,担心在相互的联姻中作为统治者的满民族的特性被侵蚀和消融 ,加之已联姻的

满汉上层出现叛乱 ,最终导致了对满汉通婚的禁止。这一禁令的颁发时间并不清楚 ,但最晚不应

( )
迟于康熙四年 1665 年 ,因为同年八月,刑部曾议复宁古塔将军巴海的一份咨请 , 内容涉及该地

区流徙民人内,有嫁女旗下的 ,应听从其便的请求。假设此前

朝廷无旗民通婚的禁令 , 巴海就用


θ ( )
不着咨请于上了。 除去对一般满汉官民禁止通婚的规定,嘉庆十八年 1813 年 ,皇帝针对移居

盛京的宗室、觉罗的婚姻 ,下谕宗室、觉罗与汉人已联姻的 ,不离异 ,但各给予应得的处罚 ,并重申

υ
ρ
严禁宗室、觉罗与汉人联姻的定例。 但是清代社会满汉违例嫁娶层出不穷。雍正帝针对驻防

( )
旗人与汉人结亲的问题 ,采取了对既成事实一律免予追究的办法。同治四年 1865 年 以后,有

关满汉通婚的禁令有所松动 ,法律允许告假外出、已在地方落业并编入该省旗籍的旗人 ,可以与

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也允许民人之女嫁与旗人为妻 ,不过仍禁止在京旗人将女儿嫁与民人为
ρ? ( )
妻 ,若聘娶已成 ,婚姻有效 ,但应将该女开除户册。 道光十六年 1836 年 ,地方上发生的一桩旗

人陈陈氏将女儿许配民人高纬保为妻的案件 ,一直呈送至朝廷 ,因双方业经聘定,皇帝准其完婚 ,

但同时告谕户部等衙门明定条例 ,制止此类现象蔓延。新例规定:嗣后八旗、内务府三旗旗人之

内,如将未经挑选之女许配民人的 ,主婚人照违制律治罪。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许配民人

的,主婚人照违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的,亦一例科断。至于已嫁和已受聘的女子 ,遵此次

ω
ρ
恩旨 ,准其婚配 ,但仍将旗女开除户册 , 以示区别。 但是满汉通婚的禁令并不能适应国家在政

治上统一后民族融合的趋势,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禁令与社会生活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最后不

( )
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正式宣布开禁。总的来说,从清朝有关满汉通婚禁令的实行看,

官府对上层的控制严于下层,对宗室、觉罗的控制严于一般正身旗人;在时间上 ,则是前期严厉 ,

后逐渐松动 ,至清末完全废止。

ζ
θ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 ,欲其各相亲睦 ,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欲联姻好者,听之。”《清世祖实

录》卷四十。

{
θ 顺治五年“庚申 ,谕户部,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前已有旨,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

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

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 ,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

者,方准其嫁。”同上注。

|
θ 《清史稿·淑惠妃传》,中华书局1977 年版。
} {
θ 同前注ο ,郭松义书,第37 页。


θ 《清圣祖实录》卷十六,康熙四年 ,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

υ
ρ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嘉庆十八年,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

ρ? ( )
《户部则例》卷一《户口》同治十三年校刊 。

ω
ρ 《清宣宗实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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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满汉之间的通婚禁令,清代法律还禁止民苗、民番和蒙汉结亲。雍正至乾隆初年 ,一些
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为防止汉人与苗民等少数民族交结和因习俗不同而引发纠纷,一些
地方官在民族地区实行民苗禁婚 ,由于相应的措施难以落实,各任官员的认识也不统一 ,造成松

严禁弛反复。雍正五年闰三月 ,兵部议决湖广总督福敏条奏防范苗疆事宜五款 ,经雍正帝批准 ,

ξ
ρ ( )
明令禁止苗民与内地民人通婚。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年 ,朝廷曾一概禁止苗民结亲。乾隆二

( )
十九年 1764 年 ,根据原湖南巡抚陈宏谋的奏请 ,朝廷废止禁民苗结亲的规定。乾隆三十二年
( ) 发的苗人与民人结亲,都照民俗以礼婚
1767 年 ,刑部修改律例 ,增加规定湖南省所属没有

ψ
ρ
配 ,但对未经入籍 ,在苗区来去不定的商贾客民 ,仍不许与苗民结亲。
相似的通婚禁令还见于不许福建、台湾地方的民人与台湾土著民结亲 ,即不许民番通婚。清

( )
代法律原无禁番民结亲的规定 ,乾隆二年 1737 年 由巡台御史白起图奏准定例,乾隆五年馆修
入律 ,规定违者民人照违制律杖一百 ,土官、译员减一等 ,各杖九十。该地方官若知情故纵 ,交部

ζ
ρ
议处。

( )
禁止蒙汉通婚是清代法律的又一特有制度。这一禁令始定于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规定
内地民人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若私自嫁娶,经查出 ,妇人离异 ,给还其


{
ρ
母家。私娶的民人照地方例治罪 ,知情的主婚人及说合的蒙古人等 ,各罚牲畜一九。 雍正十一
( )
年 1733 年 ,针对汉民娶蒙古女子的现象 ,朝廷又重申旧例 ,严禁蒙古妇女与汉民为婚 ,但对既
有的蒙汉结亲 ,未作处罚,而是规定:民人在各扎萨克地方贸易、种地,娶蒙古妇人生有子女的 ,交
归化城都统、同知等,细查其原籍、姓名、数目 ,造册具报。内有愿归原籍的 , 由该同知给与印结,

|
ρ
准其带领妻子入口。 雍正十三年 ,朝廷规定蒙古地区雍正十一年以前 ,边民娶买乞养人口 ,有

情愿领回的 ,赏给原价赎回。其中若有历年既久 ,居处相安 ,不愿领回的 ,听其存留,免其查究。
但同时规定 ,嗣后该地方官务须严禁边民娶买乞养蒙古人口。若有故违定例,私自典买的 ,从重

}
ρ
治罪,并对该地方官一并严加议处。 乾隆十五年 ,针对地方官关于回民客商若携带妇女 ,牵引
多人,将来又有安土重迁之患的奏折 ,朝廷重申禁蒙古与民人为婚令 ,凡民人出口在蒙古地方贸
易、种地,如私行嫁娶 ,将所娶妇人离异 , 民人照内地例治罪,蒙古人罚一九牲畜,并令地方官严


ρ ( )
禁。若事再犯 ,对该管官吏予以处罚。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 ,面对蒙汉交往的普遍 ,皇帝不

υ
σ ( )
得不发布上谕 ,取消蒙汉结亲禁令。 但嘉庆六年 1801 年 ,针对灾民拥至蒙古的情形 ,清政府
又重申满汉禁婚令 ,并较旧例加重了处罚:在此之后 ,若有再犯 ,一经告发 ,责令离异 ,蒙古女子交
还其母家 ,其余参与人员一并处罚:主聘和违例的民人 ,各枷号三月 ,满日鞭一百 ,非本籍的解回

σ?
原籍;失于纠察的当地台吉罚三九牲畜,旗的长官札萨克罚俸六月。 不过鉴于曾经开禁的历

ω
σ
史,法律对已经结亲、双方也情愿继续生活的 ,允许陆续带回原籍。 在上述律令之外 ,法律对蒙

ξ
ρ 《清世宗实录》卷五五,雍正五年闰三月。
ψ {
ρ 同前注ν ,马建石、杨育裳主编书,第454 页。
ζ ω
ρ 同前注ρ 。

{
ρ 乾隆朝《理藩院则例·录勋清吏司·婚姻》。

|
ρ 《清世宗实录》卷一

二九,雍正十一年三月。

}
ρ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雍正十三年七月。


ρ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乾隆十五年六月。

υ
σ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二。
σ? {
同前注ο ,郭松义书,第299~301 页。

ω
σ 同上注,第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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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σ
古人逃入内地的,也禁娶内地人为妻 ,违者 ,将所娶之妻断归母家。
清朝将西部诸民族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称为外番色目人。清初的法律允许汉人与

( ) (
外番色目人通婚 ,《大清律例》援用明律,规定凡外番色目人 回回种类 ,听与中国人结婚 务要两

)
厢情愿 ,不许两项色目人通婚,违者杖八十。若中国人不愿与之为婚 ,则允许本类色目人自相嫁

ψ
( ) σ
娶。雍正三年 1725 年 ,律例馆以律文前后矛盾为由奏准删除。 但是汉回结亲在道光年间明
确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处罚。道光八年 ,罪犯马得隆、马建林兼有娶回妇的情节。鉴于例无明
文 ,刑部分别定罪:甘心 发从夷助逆又擅娶回妇的 ,到配加枷号一年;并未 发从逆,只擅娶回

ζ
σ
妇的拟流刑。 道光九年四月 ,那彦成上奏回疆兵民商回有干例禁 ,谕令不许与回子联 ,严禁招

{
σ
引回妇私入满城。

( )
针对汉旗营勇驻防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妇女缔结婚姻的现状 ,清政府于宣统元年 1909 年
发布《汉蛮联姻通饬》,规定凡弁勇聘娶蛮女为妻 ,必须觅妥保人证书 ,营官担保该弁勇无妻室 ,出
具切结 ,方准结婚。将来无论在关外居住 ,或进关回籍 ,皆不得轻于抛弃。保人切结,呈由该营官

|
σ
及地方官存案 ,若日后查有欺伪 ,将该保人一并治罪。

六、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 ,清代婚姻家庭法律不仅在法律渊源、体系以及婚姻契约的文书程式等方面较前朝
丰富和完善 ,而且在有关婚配对象的限制、贞节旌表与贬损制度的构建、立继兼祧制度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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