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职官表(秦)
历代职官表(西汉)
历代职官表(三国、两晋、南北朝)
历代职官表(唐朝)
历代职官表(清朝)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大一统 官僚与文治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传统；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三是文治的传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
严绍璗简介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320 更新时间：2004-12-15 严绍璗的学术履历 严绍璗，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40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至今。1964-1989年任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担任专业主任，1985年兼任副文献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至今任职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998年6月起担任研究所所长。其间又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宫城女子大学和日本文部科学省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与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 nese Literature等担任客座教授，学术访问日本30余回，先后数回走访海峡两岸和港澳、韩国和美国等。严绍璗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主要学术兴趣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历史联系和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构造成各种联系的文化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理解东亚文化本质的“变异体”理论，从而把对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双边关系研究”提升为以“文化语境”为生存环境的“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以《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及相关论文为代表，其理论价值与演示模式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第二，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积累开始，建立并推进了“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建设，成为当今正在蓬勃发展的“国际汉学（中国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严绍璗在这一领域中主要做了以《日本的中国学家》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料编篡”，以对日本中国学者的大量的学术论著的翻译为基础的“基本文本建设”，和以《日本中国学史》为代表的学术史研究，从而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体系。 第三，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基本标志，严绍璗长期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追寻、整理和编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基础。 自1980年以来，出版了13部专著，发表了120余篇论文、读书札记和调查报告，新建了4门课程，培养了2位文学博士和8位文学硕士、指导着8位博士生，学术出国24次，累计在国外工作研究五年有余，其中1985年应邀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日本学部客员教授，1989年担任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客员教
中国古代的政事堂制度 唐初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注：见《新唐书·百官志》，同书《宰相表》上。）。但唐代宰相，一如隋代，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注：《册府元龟》卷三○八《宰辅总序》云，“（隋）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另参见《通典》卷二一《职官典》三，《历代职官表》卷三。）。到了唐代，此风更盛，《新唐书·百官志》云：“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注：见《新唐书·百官志》，同书《宰相表》上。 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议政，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成为制度，但由政事堂议政发展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却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旧唐书·职官志》载：“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注：《旧唐书·职官二》注。） 贞观年间，由于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影响了政府效能。唐太宗看到了这种情况，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注：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贞观元年》。）鉴于隋亡的教训，唐太宗整顿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凡“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注：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贞观元年》。）。为了防止政府机构随意扩大和官员冗滥，唐太宗还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证。同时，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变国家总枢机构中政务活动的某些程序。贞观以前，诏敕虽多由中书出令，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684-723年），为中书省政事堂时期。这个时期，政事堂始正式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云：“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清光绪辛丑年广雅书局刊本第**册。）《唐会要》卷五一《中书令》条亦云；“永淳三年（即光宅元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遂移在中书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唐纪·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载：十二月，丁巳，高宗崩。甲子，中宗即位。甲戌，以裴炎为中书令。“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在制度上明显的变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
系统学习中国历史必读书 说是“必读书”，不过是老金个人读书的一点经历，想想提出一个书目，对初弄历史的朋友检索历史类书籍或许能提供些方便，就略加整理，不避嫌疑，贴上来。大方之家，必有以教我。 第一阶段—— 1·《史记》（含《史记人名索引》） 2·《汉书》（含《汉书人名索引》） 3·《后汉书》（含《后汉书人名索引》） 4·《三国志》（含《三国志人名索引》） 5·《资治通鉴》（参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6·《左传》（参读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7·《国语》（参读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8·《战国策》（参读1973年马王堆出土《战国策释文》） 9·《尚书》（参读周民撰《尚书词典》） 10·顾頡刚主编《古史辨》1－7册 11·钱穆《国史大纲》 1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历史》 13·塔西佗《编年史》 14·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 15·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16·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18·《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必备工具书—— 1·《辞源》 2·《中华大字典》 3·《中外历史年表》 4·《中国历史地图集》 5·《新编万年历》 6·《历代职官表》 第二阶段—— 1·1957年商务印书馆辑本汇刻《世本八种》 2·四部丛刊本《资治通鉴外纪》 3·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参读朱希祖《汲冢书考》） 4·毕沅《续资治通鉴》 5·唐杜佑《通典》 6·宋郑樵《通志》（重点读“二十略”）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8·汉刘向《列女传》 9·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 10·清阮元《畴人传》（参读宋沈括《梦溪笔谈》和科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以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页116-137。 目次 （一）工部组织沿革述略 （二）内府与营造 （三）工匠供役法 （四）征用夫役法 （五）木料之来源及采木官 引言 明代立国垂三百年，营造之事至繁，本社搜集此类文献，首重发表史料，俾与学者共同研究，但史料搜集，求备綦难，故本社对于史料之发表，不期其备，虽片纸只字，以早获公开为原则，想为读者所乐许页。 一工部组织沿革述略 工部之名，在隋代始列六曹，主营缮者，则有匠作寺，官名曰将作大匠。开皇二十年改将作寺为将作监，见隋书百官志。唐承隋制未改，至龙朔时乃改为缮工监。武后临朝，（光宅）改为营缮监，中宗复国，复为将作监，宋代仍之，旧唐书职官宋史职官志可考也。五代时局扰攘，官制紊乱，史文略而不详，辽金略仿宋制，泪至元世，则工部官属名称较多。辽金以下说采清代官修历代官职表明代立国，事事皆上仿唐宋吴元年，（洪武纪元前一年）即置将作司，主营缮，洪武元年，始定六产之制，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中书省奏定六部官制，部设尚书正二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书省惟设四部以掌钱谷礼义刑名营造之务，上乃命李善长等议建六部，以分理庶务，至是乃定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先是惟设四部一语，四部何名，阙而未言。按吴元年四月辛丑，与将作司同时立者，尚有太常，司农，大理三司。单安仁为将作司卿，成立六部，以将作隶工部，又以安仁为工部尚书，则所谓四部者即此四司也。 明初工部设尚书侍郎，内分四部，曰营部，（初名总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后改营部为营缮，虞部为衡，水部为都水，屯部为屯田，俱称清吏司。见明会典营缮司以下复设营缮所，营缮所即将作司之改组。将作于洪武元年隶工部，但不属于四司，至廿五年改司为营缮所，将作之名，至此乃革。太祖实录《洪武廿五年四月庚申改将作司为营缮所，秩正七品，设所正所副各二员，以木匠瓦匠漆匠土工匠搭材匠之精艺者为之》又历代官职表，于明工部组织沿革考曰：《洪武置工部及官属，以将作司隶焉，六年增尚书侍郎各一人，设总部，虞部，水部，屯部为属部，总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余各一人，总部主事八人，余各四人，又置营造提举司，八年增设四科，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照磨二人，十年罢将作司，十三年定官制，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四属部各郎中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十五年增侍郎一人，廿二年改总部为营部，廿五年置营缮所，秩正七品，设所正，所副，所丞，各二人，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二十九年又改四属部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清吏司。嘉靖后添设尚书一人，专督大工。……》按洪武初，既设工部，将作仍存，其后将作司改为营缮所，终明之世承之不改，欲考明代营造，则将作营缮其重要机关也。 二内府与营造 明会典卷百八十一《内府造作，大者莫如宫殿，……》又《……凡内府造作，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宫殿门舍墙垣，如奉旨成造及修理者，必先委官督匠度量材料，然后兴工。……》又《嘉靖二十九年题准，凡内府及在外各项大工，例应内官监估计。……》自上观之，工部
中国古代的信访制度 据《大戴记·保傅》、《淮南子·主术篇》等古籍记载，尧在位时，于庭前设“进善旌”，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后又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舜“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舜时，还首置龙为纳言。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是中国信访制度的源头，纳言也可谓中国最早的信访官职。 西周的路鼓与肺石 西周时期，周王朝设立了路鼓和肺石制度。《周礼·夏官·大仆》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此外，周朝还设置“肺石”，以使民有不平，得击三石鸣冤。《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这里的“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 秦汉的公车司马与诣阙上书 秦汉时期，宫城外门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其副手为公车司马丞，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也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汉朝实行“周鼓上言变事”的制度，要求官吏须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在西汉时代，又设有诣阙上
书制度。它是汉代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受到冤屈的人到京师向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是一种典型的越诉行为。此外，汉代吏民上书信访的形式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因嬖人奏之”等等，而御驾前“庶行上书”，概是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这种信访形式之源头。 魏晋的登闻鼓与华表木 自魏晋开始，设置“登闻鼓”制度，并成为历代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沿用至清代，是信访活动中一项重要制度。据《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晋代在设有登闻鼓的同时，还继续设置“诽谤木”，并改称为“华表木”、“表木”。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这是“华表木”见之最早的古籍记载。因“诽谤木”系舜受命而立，而舜又名重华，所以又称为“华表木”或“表木”。这概是后人为纪念舜而改称。 南北朝的谏鼓谤木与邀车驾 南朝设有谏鼓和谤木，听取天下臣民的意见。梁武帝时，改为在“诽谤木旁设一木函”。《梁书》卷二载：“山阿欲横议，投谤木函。”北朝北魏太武帝时,宫阙左面悬登闻鼓,人有冤则击鼓,由主管官吏公 车上奏其表。在北齐时期，还正式出现了“邀车驾”这种上访形式，即在皇帝外出时，阻拦皇帝的车马申诉。《北史》记载：“后欲邀车驾
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教案 授课内容：第五讲检索工具与参考工具 5.1 检索工具的概念 检索工具是指以存储、报道和检索文献的工具。如前所述，科技文献的数量庞大、交叉重复、高度分散，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就给文献的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压缩文献内容的办法，即提取文献特征，加以标引，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从而形成检索工具，便于人们用较少的时间从不同角度获取大量文献。 一般检索工具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⑴必须详细记录文献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 ⑵必须具有既定的检索标识。如主题词、分类号、著者姓名和文献序号等。 ⑶必须根据标识的顺序，系统地、科学地排列文献，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⑷能够提供多种检索途径。 5.2 检索工具的作用： ⑴检索工具能将不同类型、不同语种的文献按学科或主题加以集中组织在
一起，避免了直接检索的分散性、盲目性和偶然性，从而在查全率和查准率两个方面都能保证其检索效率。 ⑵借助于检索工具检索文献可以缩短检索过程、节省读者的时间。检索者不必去阅读大量分散的各种类型及文种的原始文献，因为检索工具使科技人员所面对的不再是文献的全文，而是反映原文状况的一些著录事项，因而大加快了检索速度。 ⑶检索工具中的标识〔分类号、主题词等〕是按照一定的检索语言来排列的因此，它可以提供有规律的检索途径，使检索者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从多种角度进行检索。 ⑷帮助科技人员消除了语言文字的障碍。目前世界上出版的科技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有60～70种之多，科技人员直接查阅文献时，常常受到语种的限制而漏查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而一种检索工具可以用一种语言来收录和报道不同文种的文献，检索者只要掌握少数几种语言后，就能查阅多种文字的文献资料。 5.3检索工具的类型: ⑴文献检索工具 文献检索工具是进行文献检索时提供原始文献的线索不提供原文的的控制 型检索工具。这一大类检索工具的功用是向用户提供经过加工、整理、并按照一定方式排列的文献资料线索、出处等。换言之，就是此类工具书不直接提供读者所需要资料的原文信息，但读者可凭借此类工具书提供的线索，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较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原始文献），从而获取有用信息。这类检索工具大都是连续出版物，一般是被称作文摘、题录（目录）索引的这样一些二次文献，如“《全国报刊索引》、《科学文摘》、《工程索引》”等。 ①目录（Catalogue） 目录是对出版物进行报道和对图书资料进行科学管理的工具。它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检索工具类型。对于科技文献检索来说，下列目录比较重要。 国家书目：这是对一个国家出版的全部图书所作的登记统计性书目，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科学和出版事业的水平。例如：《全国总书目》和《全国新书目》就是我国的国家书目。它对检索图书信息很有用处，但由此查到的图书，其内容却比较陈旧。 出版社与书店目录：这是及时报道图书出版情况的目录，往往称之为“在版目录”（Books-in-Print）。这类图书目录对于检索国内外科技新书，有比较重要
《文史工具书》作业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1、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由各学科顶级的专家学者分别编写的系统介绍科学文化知识的大型参考书，有很高的学术性和科学价值，能够代表编写时代科学文化最高水平。 2、《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编。收入全国各大图书馆所藏南宋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丛书近2800种，子目近7000种。分三册，第一册按整套丛书分类编目，第二册按丛书具体收入之书分类，第三册是子目书名、作者索引，还附有丛书的具体收藏单位。是目前收录最齐全的一部丛书目录。但是没有近几十年出版的内容。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增订重印。 3、类书:是中国古代临文备查一种典型工具书，是分类汇编各种材料，或者说是分类的材料汇编。 4、索引:它将一种或一批相关书刊内容中的篇目、字句、主题及人名、地名等，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并指明出处，为读者提供查找线索。索引与书目的区别，在于它能进一步揭示书刊的各项内容，便于检索到散见于书刊中的资料。 5、《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官修，永瑢领衔。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省称《四库提要》或《提要》。是清中期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这部大型丛书时附带编写的。提要的内容有书名、卷数，作者，同于古籍简目；除此之外还介绍著者生平、书的内容以及修《全书》时馆臣的评价。要了解乾隆以前的某部古书，可以充分利用这部《提要》。提要出自馆臣之手，经大学者纪昀修改定稿。成书以后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前代很多大学者利用此书指导，进入治学领域，今日仍是学习研治文史之学的必备之书。
6、《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严可均编。嘉庆时人。当时朝廷开设全唐文馆官修《全唐文》，严可均因未蒙召任，心生不服，于是自编此书。收入上起三代下至杨隋3400多人文章，按朝代分为十五集，如《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隋文》等，每一朝代再按作者身份及时代先后排列。每位作者均有小传，每篇文章下都注明出处。此书对唐代以前各种体裁文章收集相当完备。历时27年，以个人之力修成比《全唐文》难度更大的此书。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以后有重印本。附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 7、《全唐诗》：清曹寅等编。康熙年间官修。共计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网罗了唐五代的诗歌，包括已结集者及散佚者而成。它不但全部收集了唐代著名诗人的集子，而且广泛搜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但由于编纂时材料条件等限制，以及旧时代大型官修书难免谬误的通病，此书也还存在漏收、误收以及小传讹舛、篇章复出、作者张冠李戴、诗题错误、小注错误等问题。 8、《尚书通检》：顾颉刚主编，燕京学社1936年出版。《尚书通检》是逐字索引。通检以江南书局翻刻相台本《尚书孔传》为底本，把原书所有的字列为条目，按笔画次序，后注包括该字的句子，这些句子又按篇、字先后排列。 二、简答题 1、康有为的著作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能查到吗？为什么？如果不能查到应在什么书中查？ 答案要点：不能。因为康有为是清朝末年人，《四库总目》是清代中期编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者《贩书偶记》。 2、为什么说《康熙字典》不是一部高水平之作？今天《康熙字典》主要有什么用途？ 一部好的字典，要有学术性，首先要区別每字的本义、派生义，使人查后
摘要：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有着时代烙印的各类称谓可以说繁若星辰。其中词尾为“下”的一组称谓名词，如“足下”、“阁下”、“陛下”等，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谦逊的一面，又蕴含着产生它们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还起到了“因卑达尊”的交流沟通功能。就上述这组称谓术语的起源、本义、指代含义以及各个称谓的演化轨迹等，通过征引史料分别进行分析与考证，可有助于认识它们的历史渊源及其文化含义。 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是“足下”、“陛下”、“阁下”等专有名词。这些称谓皆由普通名词加方位名词“下”构成。古代中国人通过借代修辞手法，再用于人们之间“因卑达尊”的称谓，同时也附着上一层相对浓厚的等级名分和谦恭色彩。时至今日，其中的某些称谓名词在某些场合中，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一、以“下”为“上”称谓的本义、文化含义与演化 “足下”一词出现得很早，在战国时期就颇为流行，且大多用于臣下对君主的称呼。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足下”条说：“战国时人主之称也，如苏代遗燕昭王书、燕毅报燕惠王书、苏厉与赵惠文王书，皆称足下。”顾氏之言大致不错，今观《战国策》、《管子》以及《韩非子》等先秦典籍，“足下”一词大多数用于代指当时的时君世主。如《战国策·燕策》中，苏秦对燕王说：“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三年，权臣赵高面对即将崩溃的秦王朝，为了自保，派亲信诛阎乐诛杀昏庸无道的秦二世，曰：“阎乐前即二世数日：‘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不想死，哀求见赵高不被允许，乞求做郡王、万户侯乃至平民，亦不被允许。阎乐对其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汉人蔡邕对“足下”注释曰：“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 另外，“足下”有时候也用于非君主之间的称谓，如《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记载严仲子事韩哀候，与韩国宰相侠累有仇，便找一个隐藏于齐国市井做屠夫的侠客聂政刺杀侠累。严仲子持重金结交侠累，并对其说：“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严仲子意思是拿黄金百镒结交重情讲义的聂政，这些钱是给其母亲买米用的，哪里敢有别的想法。又陈胜、吴广起义前，“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史记·陈涉世家》）大约从西汉起，“足下”一般用于同辈之间的称呼了，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开头有“少卿足下”的句子。又《后汉书·隗嚣传》记载，王莽篡汉，隗嚣起兵为大将军，聘请方望为军师，方望对隗嚣说：“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关于“足下”一词的起源，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断言，“足下”最早见于春秋时期： 《异苑》曰：“介之推逃禄抱报树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其功，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当缘此尔。史记战国之士或上书时君，或谈君前，及相与论难，多相斥日足下，盖自七国相承至今也。 其实，高承之说并不可信，因为《左传》、《史记》中虽然记载介之推曾追随因骊姬迫害而逃亡十七年的晋文公（为公子时），但回国后介之推“不言禄”，与其母亲反对晋文公手下流亡的大臣们“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并且挟母亲隐居于绵上之山，至死不归。后来晋文公觉得对不住介之推，特意保留绵上之田来祭祀之。早期的文献中根本没有晋文公放火烧山的记载，到了西汉末期关于介之推的事迹越传越多，以至于刘向在《新序·节士》中说：“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至于晋文公伐木制造木屐而纪念介之推的事，自然是属于文化不断“层累”所造成的结果。再说，战国时期，“足下”一词从未被君主用来称呼臣下的，臣下称呼君主为“足下”倒是常见。
政治学专业重要参考书目 一、经典理论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2、《列宁选集》1—4卷 3、《毛泽东选集》1—5卷 4、《邓小平文选》1—3卷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6、[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8、[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0 [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1、[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美]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上、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3、[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17、戴维?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舆论》（上、下）（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18、[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 19、[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版 20、[英]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二、比较政治学重要书目 1、[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美]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3、[美]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香港]郭少棠著《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西方政治现代化的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7、[美]罗伯特?A?达尔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美]李普塞特著《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日]山口定著《政治体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2、[日]冈泽宪芙著《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4、[美]戴伊、齐格勒著《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5、宁骚著《公共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美]阿伯巴奇、普特南、罗克曼著《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17、[加拿大]弗兰克著《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美]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0、[美]杰里菲、怀曼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1、[美]斯梅尔塞著《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 1.古籍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魏书，〔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陈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中华书局1971年版 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元〕胡三省注，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1956年版 华阳国志校注，〔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水经注疏，〔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颜氏家训集解，〔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初学记，〔唐〕徐坚等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 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建康实录，〔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太平御览，〔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 文苑英华，〔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6年版 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 唐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版 五代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98年版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 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据世界书局本影印） 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 金石萃编，〔清〕王昶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撰，文物出版社1985年（据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影印） 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廿二史札记校证，〔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历代职官表，〔清〕纪昀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三国会要，〔清〕杨晨撰，中华书局1956年版 南朝宋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南朝齐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南朝梁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不可行，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共识，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确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220）。 “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
《中国古代制度文化史》讲义 第一讲绪论 一、古代“官”的含义：古文字学家对官的解释各不相同，较有代表性的是： （1）《广雅释诂》：“官，君也。” （2）《说文解字》：“官，吏事君也。”（唐）孔颖达在《礼记王制》注疏中说：“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 （3）《管子?权修》：“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论语?子张》：“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4）官者，管领之意。《礼记·王制》孔《疏》：“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近人聂崇歧：“官，是管理事务的人。”（《宋史丛考》上册《中国历代官制简述》）究竟什么是官甲骨文和金文中“官”的写法来看： 对此，近人有不同的说法：（1）认为甲骨文中“官”字的上半部分是象形的房子，下半部分类似于挂在屋子里的弓，因此，“官”即表示权威所在，引伸为“官府”（张庆绵、申笑梅《汉字述林》页113，辽宁大学出版社）（2）认为“官”的下半部分形似祭肉。因为在夏商时代，官有史系之官与师系之官两大系统，史系之官的主要职责就是保管祭肉。（日本贝（王冢）茂树编《古代殷帝国》第四章第五节《政治社会》）事实上，在远古时代，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礼器》：“我战则荒，祭则受福。”因此说，上面第四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所谓“官”，是指社会的统治阶层、管理阶层，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 二、官制史的内容：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将官制研究内容定为三个方面： 一是官职、官品、官俸， 二是官吏的责权划分， 三是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迁转程序。 本课程要讲述的内容：（1）国家机构及其官吏的设置；（2）官吏的管理制度（选官、任官、培训、学校、考核、酬劳、车服、致仕等）。 三、研究古代官制史的意义： 1、从史学研究角度讲，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历史人物的成长与沉浮。 2、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讲，掌握历朝官制及其演变情况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一是提高阅读、整理古籍的能力。如：司马光上《资治通鉴》时的官职：“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二是点校古籍时会运用到大量的官制知识，否则很容易出错。如：《东坡志林》卷一《记梦》（华师大古籍所点校）：“宣德郎广陵郡王完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原注：“任德为广陵郡王（赵）完大小学（训诂学）教授。”错。又如：“青锁闼”，《汉语大辞典》释为“宫殿的门”，而实际上它是“给事中”的别名，起源于汉时的黄门郎。 四、重要史料： 古人一向重视官制，认为“正事之原，莫大于官制。”（《宋会要》职官五六之三一
第一阶段—— 1·《史记》（含《史记人名索引》） 2·《汉书》（含《汉书人名索引》） 3·《后汉书》（含《后汉书人名索引》） 4·《三国志》（含《三国志人名索引》） 5·《资治通鉴》（参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6·《左传》（参读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7·《国语》（参读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8·《战国策》（参读1973年马王堆出土《战国策释文》） 9·《尚书》（参读周民撰《尚书词典》） 10·顾頡刚主编《古史辨》1－7册 11·钱穆《国史大纲》 1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3·塔西佗《编年史》 14·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 15·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16·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18·《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必备工具书—— 1·《辞源》 2·《中华大字典》 3·《中外历史年表》 4·《中国历史地图集》 5·《新编万年历》 6·《历代职官表》 第二阶段—— 1·1957年商务印书馆辑本汇刻《世本八种》 2·四部丛刊本《资治通鉴外纪》 3·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参读朱希祖《汲冢书考》） 4·毕沅《续资治通鉴》 5·唐杜佑《通典》 6·宋郑樵《通志》（重点读“二十略”）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8·汉刘向《列女传》 9·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 10·清阮元《畴人传》（参读宋沈括《梦溪笔谈》和科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以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1·袁珂《山海经校注》
12·唐玄奘《大唐西域记》 13·冯承钧《诸番志校注》 1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15·1956年商务印书馆《越绝书校注》 16·东汉赵晔《吴越春秋》 17·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18·章学诚《文史通义》 19·王国维《古史新证》 20·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2·陈垣《史讳举例》 23·顾炎武《日知录》 2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25·顾頡刚汇编《崔东壁遗书》（重点读《考信录》）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7·顾頡刚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28·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 29·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 30·J·S·弥尔顿《代议制政府》 31·吴献书译柏拉图《理想国》（参读郭斌和、景昌极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3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参读《通往奴役之路》） 3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34·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35·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36·梅因《古代法》 37·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38·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3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参读《论美国的民主》） 40·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41·汤因比《历史研究》 42·以赛亚·伯林《历史的必然性》 43·柯林伍德《历史哲学论文集》 44·克罗齐《历史的理论和实践》 4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 46·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第三阶段—— 进入专史专题阅读，如《晋书》，《宋书》，《南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春秋会要》，《七国考》，《元典章》，《清会典》，《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碑传集》，《水经注》，《华阳国志》，《徐霞客游记》，《风俗通义》《洛阳伽蓝记》，《贞观政要》，《三朝北盟会编》，《蒙古秘
申祐“脱亲于虎口”考 谢启位 谢启位（1965——），贵州务川人，仡佬族，现任务川自治县档案局局长。 申祐打虎救父的故事，在原思南府辖区范围，民间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记载的缺失，特别今人对古文言文习惯不甚通晓，导致对申祐打虎救父的世代口传，逐渐失真，甚至让人觉得，完全就是一个神话传说。特别是《务川县志》（2001年），把申祐的出生时间定为1425年，从而推衍出申祐六岁打虎救父、13岁考取举人等等奇人奇事，让人觉得申祐非凡人，更有甚者，认为应该是传说。本文力求以可信的史料为依据，还原“打虎救父”事件真实过程。按常理进行推定，以期恢复平凡申祐的“道德模范”形象，让申祐用生命铸就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忠、孝、义”，更加具有亲和力、不断感召后世。 本文必须借助于前文《申祐通考》（本刊2017第四期第69-80页）所考证的几个事件时间节点，即申祐：出生于公元1402年七月二十五日；八岁（1410年）进入私塾启蒙；十八岁（1420年）入思南府学；申祐之父申俊1425年去世。方可进行推理考证。 一、申祐“脱亲于虎口”事件发生的年代推定(为二十岁) 《申谱》载《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与《思南府续志》载《侍御忠节申公传》实为同一记文，但在一些事件的具体描述上，《申谱》载文比《思南府续志》载文要详细。其云：“孺慕出于天真，小子极其大孝，舞象时，父徃于田，俱误犯山嵎，虎舐舌摇唇而起，虎弃父
曳尾而逝，公负父仓皇而归，卒然无恙，孝扬六邑，声振一邦，膳寝视问，晨昏无间，奈二人遽违，色养三年，哀毁踰礼。孝者所以事君端，则造于此矣。” 这段叙述的事节包含了多个当时的细节，近接表明五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事件发生在申祐“舞象时”；二是申祐之父（申俊）在经过这次虎难事件后，由于受伤及惊吓过度，所以在家休养（治疗）三年后就去世了；三是申祐自打虎救父这个事件发生后，在家守护父亲三年，期间，每日精心护理父亲吃饭、睡觉，即“膳寝视问，晨昏无间”地护理其父三年；四是申祐于其父病逝后在家中又守孝三年。也就是说自打虎事件后，连续六年，申祐一直在家中对父亲行“养”、“孝”。那么这六年是在申祐的什么年龄段上发生的呢？从申祐入蒙学八岁、入府学十八岁，则可以推定，这其中没有间断过，十年私塾的常理，才能有十八入府学。所以申祐打虎救父时间只能是在其十八岁以后，即1420年以后。 十八岁入府学，“岁考补弟子员”，表明申祐19岁这一年，是在思南府学认真读书，且年终考评得以通过“补弟子员”。说明19岁这一年没有发生“脱亲于虎口”事件。即1421年也没有发生打虎事件。 “舞象”，指男子15-20岁年龄段，又是成童的代名词。打虎事件只能推定为申祐二十岁这一年（公元1422年），因为“舞象时”的截止下限为20岁，如再过至申祐21岁，才发生打虎事件，那就不叫“舞象时”了。 申祐把老虎赶跑后，就快速地背着父亲回到家中，即“公负父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