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国家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
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也向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妇女理论经典作品的观点作出修正和补充。
恩格斯在《起源》中表述了人类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组织。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早期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社会是财产公有制和群婚制的社会，在家庭之前存在过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随着部落中女子的逐渐稀少，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的对偶家庭开始存在。恩格斯认为此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因为妇女劳动对于部落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生产了绝大多数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
母系血统制度和母权制是早期对偶社会的特征，妇女拥有政治、社会和经
济权力。妇女的统治地位来源于家庭——原始的生产中心；假如生产的场所改变，她就将失去她的统治地位。在“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在男子劳动领域内出现了剩余产品，形成财富的积累，这就加强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而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之时，“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
随着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样一夫一妻就产生了。
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妇女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的服从地位、私有制的出现和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产生紧密相联。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男性统治，首先以父系然后以父权制的形式，仅仅是在有财产的男子与无财产的妇女间阶级分裂的结果。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
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
因此，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受到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凯琳·萨克斯在她《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一文中，修正了恩格斯《起源》的结论。她根据最新的民族志发现，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不一定是性别压迫的根本条件。她提出“社会性成人”这一新概念，也就是说，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性成人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凯琳·萨克斯的观点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压迫根源问题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凯琳·萨克斯关于“社会性成人”问题在恩格斯《起源》中已经作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被充分论述过。事实上，凯琳·萨克斯没有冲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局限。
首先，凯琳·萨克斯没看到恩格斯的《起源》仅以非常笼统的方式简称“妇女”。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分析主要适用于资产阶级妇女。对工人阶
级妇女来说，情况有着很大不同：“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妇女比工人阶级妇女遭受更多的压迫。因为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阶级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依赖于工人阶级男性，而资产阶级妇女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男性。因此，工人阶级妇女不但没受到本阶级男性压迫，反而与其在推翻资本主义方面享有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很少能吸引她们。资产阶级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妇女的阶级地位给了她们较强的洞察社会现实的能力，使她们看到大多数女权主义的观点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描述。女权主义者大都假定一切阶级的妇女在消除男性特权上享有共同利益；由于混淆了阶级差别，她们实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看到妇女与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系。为了共同、长远的利益，妇女应该联合工人阶级男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集中抨击所有男性的表面特权。
其次，凯琳·萨克斯没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克服所有压迫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有一个为了自己利益而使压迫永久化的资产阶级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将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在组织生产、生产什么、生产过程及产品如何分配上起主要作用。恩格斯看到，妇女在负担家务劳动的同时又要充分参与公共生产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不得不在完成家务工作和参加社会生产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庭是人们生儿育女，满足食物、住房、休养等直接需要的场所。如果这些职责总体上由社会来承担，家庭内的关系将发生转变，家庭内男性统治的基础将会消失，
而妇女将成为这场转变中的主要受益者。妇女不再被迫因经济原因而结婚或维持一个不满意的婚姻。社会主义为配偶双方真正自由、平等关系的建立提供一个物质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互相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与凯琳·萨克斯不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都承认恩格斯《起源》对论述家庭和财产关系的贡献，但是她们也认为其有不充分之处，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恩格斯《起源》没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去分析妇女解放。在《起源》一开始，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但是恩格斯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作进一步阐发。关于再生产方式的讨论常见于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著作中。
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发表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首次从理论上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妇女理论。她指出，在《起源》中，“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则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至七十年代，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她的《女人交易》中指出：“在恩格斯的书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
的概念总是趋向于消失在幕后，或是被合并在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简·弗拉克斯（Jane Flax 1981）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恩格斯一开始强调了生活的再生产，然而他很快地改变了方向去分析生活的生产，并把它作为理解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的主要方法。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阿莉森·杰格尔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上，它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是存在于生产之外的。而家务劳动又是再生产即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恩格斯的矛盾在于他既承认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重要性，却又彻底地把它纳入生产及与生产有关的范畴的分析之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研究妇女压迫，必须同时涉及性的和物质经济的条件，如果人们要理解压迫而不是仅理解经济剥削，因为压迫并不等于剥削。其次，恩格斯《起源》从未讨论过性别分工的起源问题。简·弗拉克斯认为，比恩格斯轻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因素更今人沮丧的是恩格斯相信有一种最初的性别分工。恩格斯没有解释它产生的原因，而声称早期人类社会也存在性别分工，妇女照着孩子并操持家务，而男子打猎成为主要食物的提供者，并负责生产性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假定性别分工起源于“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它是“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然而，阿莉森·杰格尔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以上观点，它暗示出，无论社会如何消灭分工，只要性行为的分工继续存在，分工总是可能重新出现。”阿莉森·杰格尔进一步具体分析：事实的、逻辑的漏洞，未经证实的假设等。比如，当代人类学最新资料质疑恩格斯的关于以母权制为特征的早期人类社会的假设；质疑恩格斯的性别分工存在于人类社会早期并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几乎没有变化的假设。如果这些假设成立，恩格斯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妇女最终没有统治男人？毕竟财富的积累为妇
女提供了与男子同样获取生活资料的可能性。如果财产由氏族占有而氏族是母权制的，为什么在向阶级社会转变时，男子成为了牲畜和奴隶的拥有者？如果妇女是族长，为什么她们没有占有新的生产资料？为什么是妇女要负责某些工作而男子又负责另外的工作？
所有这些问题都削弱了恩格斯的观点。不过可以说，妇女在前阶级社会没有被有组织地剥削和奴役，这一剥削和压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形成；在此意义上，杰格尔认为恩格斯的阐述是正确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具体论点已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怀疑。但是，他的一般的思想倾向性对研究妇女地位的人们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着手对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因此，恩格斯的《起源》被传统社会主义者当作分析妇女压迫现象的经典理论而接受下来。
前文末后说到：“如果说，在有阶级社会以来，它们（剥削所有制关系）至今还未被铲除掉，那决不是单纯的生产力不发达的过错！”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要厘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明白剥削所有制关系的起源及其实质。在这方面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本书也是马列主义者据以坚持他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经典理论依据。
由于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上我们与经典马列主义者发生了分岐，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妨沿着这两条线来分述。即：一、生产力与所有制式生产关系的关系；
二、生产力与分工合作式生产关系的关系。
我们首先从《起源》一书的“氏族社会”中生产力与两种生产关系的关系讲起。氏族社会组织的确凿存在本身，使其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雏形应该是无可争议
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恩格斯在该书中对此有关的重要论述，亦即，经典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分工关系、所有制关系——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
以上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美洲红种人即印第安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是野蛮时代①低级阶段的写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分工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则负责管家，制备衣食等等。与这一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真正的分工关系只存在于男女之间。男子与男子之间仅仅是同一工种的合作关系，比如作战、打猎、捕鱼等等，谈不上分工。家户经济则应当是当时的所有制关系。之所以表现为这种家户经济形式，是因为上述生产只需由一定数量（并非全体）的人构成的群体来共同完成，这样的群体（家户）当然可以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而显然，在生产工具更其低下的早期可能需要全体来完成，那时，或许就是一种原始的完全的
共产公社形式，而不是这种半共产的家户经济了。其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关系，因为在生产中缺一不可，也就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不像现在，酒馆旅馆林立，男人只要有钱，到哪儿都可以吃饭、睡觉，做全职太太的地位就可想而知。那么氏族社会到底说明了生产力与分工、所有制之间的什么关系呢？那就是生产相对简单、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也简单纯粹不分高下，由无差别的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地位（所有制关系）也完全平等。
接下来便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大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交换产生的巨大意义在于：1、相邻或相近各氏族部落之间不再画地为牢；它们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不再经常是为了争夺天然资源的战争。因为这时的人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了。它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密切起来提供了广阔空间，并从对手和天敌状态逐渐变为合作伙伴关系。当然，与此同时，互为敌人的集团也越来越大。2、不等价交换使分工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差别。这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埋下了隐患。野蛮的掠夺更把这种差距直接上升到政治差别了。恩格斯写道：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
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也是最容易产生岐义的论述。按马列主义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经典理解，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正是适应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态或要求的。那么我们仔细研究这段话后能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呢？按这段话的字面意思，“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日益繁琐和繁重的劳动分工，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分担，而在一时无法得到更多的劳动力（靠生育来添加劳动力的做法效率显然是太低了）之前，为了减轻或免于这种繁琐繁重的劳动，人们选择了战争。那么问题也正在于此：究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能要求，导致了奴隶制的产生？
对此，我们不妨来作如下分析：
假如，人们没有选择战争来获得劳动力，而是选择了部落间的不断扩大融合，吸纳一切闲散人员或相对落后的部落成员的参加，来实现生产的扩大化，产品的多样化，以减轻劳动强度并更好地满足每一个劳动者，情况又会怎样呢？实际上这并非假设，它完全是生产进行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因为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它对于纯朴的劳动者来讲，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或许连恩格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接着如实地写道：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
“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
‘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
前一段为我们的假设作了非常好的注解，后一段用红字标出的论述就彻底揭开了奴隶制的真面目：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并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性导致的恶果。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使人的这种本能有机可趁罢了。生产力发展本身需要的是劳动分工，只有好逸恶劳的天性才需要奴隶。在同一页中恩格斯更加不容置辩地写道：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局部——笔者注）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即统治阶级和统治机器——国家的产生。就是说，
如果不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能带来的赤裸裸的掠夺行为，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为这种行为的实现提供了机会，阶级和国家是不会产生的。在前面第111页中恩格斯非常详细地为此提供了佐证：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战争是掠夺者的专利和职业。普通劳动者不可能选择战争来为自己添加劳动力。阶级的产生完全是掠夺——争夺生产力支配权——即政治斗争的产物。它与社会分工毫无关系。统治者阶级源自游离于社会生产之
外的掠夺集团。游牧部落从野蛮部落中分离出来，并不能说从此构成了游牧阶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不能据此说构成了手工业者和农业劳动者阶级，第三次社会分工产生的商人也一样，也不能就此说形成了商人阶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发展下的劳动分工合作关系。所有这些只有分工不同的劳动者集团只有与掠夺者集团相比较才具有政治意义上阶级划分。单纯分工上不同的商人仅仅是以赚取适当差价谋生的一种职业而已。只有与权力相勾结的商人才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剥削者阶级。对此，恩格斯做了同样精辟的不自觉的证明：“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以上红字部分可以看到，没能与权力相勾结的商人同样是被残酷剥削的对
象。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商人的地位也是卑微的。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人也以有着贵族的姓氏而感到光荣。商人是以登上政治舞台——勾结、猎取权力——而变身为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的。
既然统治阶级是由专门从事掠夺的大小集团组成，那么为了使这种掠夺成为家常便饭，为什么不把这种活动变成一种制度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国家不是由这些掠夺者强加而来的呢？劳动分工的差别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纷争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它绝不会导致一个完全与劳动相脱离的统治阶级的产生。因为它自身担负着社会分工的职能。正如从事农业的农民，可能与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手工业者或商人有不等价交换上的种种纠纷矛盾，但农民决不会想到脱离农业工作去统治对方，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岗位，必然带来自身和全体的灭亡。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出自需要的自然进步，那么必然会有与之相配套的自然的社会分工形式（前面那种认为生产的增加一下子带来劳动力的大量需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之间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无从说起。反之，只有大量闲散的掠夺者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之间才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我国有记载的春秋战国及以后历次的改朝换代一样，都是赤裸裸的吞并和反吞并、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史。人类早期的国家形成也是如此，一种掠夺集团强行统治奴役了本部落或民族，再继续扩张吞并其它部落（民族）或被其它掠夺集团所吞并。后者如蒙古人灭宋朝、德意志人吞并罗马帝国等等。那种认为：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之说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典型的国家不可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突然降临的产物，它是掠夺者的掠夺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结果。国家一直都在掠夺者的掠夺实践下不断地孕育发展着。起初是以氏族中无权的酋长和酋帅们为代表的部落议事会机关，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偶尔的掠夺行为变为以掠夺战争为职业，而最后“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可以看出这段话与前面那段“经典”的国家起源论述相去多么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阶级或国家来源于掠夺者的掠夺实践，而掠夺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人有好逸恶劳的生理本能，在物化劳动力——科学技术——低下的历史时期，艰苦的劳动使这种受本能控制的野蛮行为很容易发生。道德或良知的建立是来源于互相帮助的劳动实践中的。陶渊明有一句诗说得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像陶渊明这样的有识之士都知道，官场险恶，那些靠剥削和压迫为生的掠夺者也同样受到反剥削反压迫以及内部的倾轧排挤作用而寝食难安，甚
至朝不保夕。他们同样没有幸福可言。所谓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正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同样，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导致的不同劳动分工（集中表现在劳动强度上）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也是一个破坏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一个客观事实。只有彻底消灭了劳动强度上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人才能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或者如恩格斯所正确推论的，只有当生存竞争停止了，当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后，人才能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那时，工作像面包一样成为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必需，而不再是一种苦差，只有达到那种程度，一切无谓的纷争才会彻底结束。笔者认为，以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关系。
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物化劳动力将逐步替代劳动者的劳动，使劳动人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去从事自己喜爱的，对社会有益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探索太空等公益活动。这正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今天有限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正在退出分工的舞台，无限的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开始普及开来。日益细致的分工使劳动者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人们开始用科学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习惯。知道每天的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对身体并无好处，一切以符合生命科学为准绳。这当然是社会中好的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呢？无限丰富的物质更加刺激了那些营寄生生活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愚昧可怕的野心、虚荣心和贪欲。他们正在把人类世界推向灭亡的深渊。如果我们这些先行懂得了科学知识的人不去努力普及这种科学知识，唤醒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道去制止那种暴行，那么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