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受贿罪构成要件
受贿罪构成要件
一、受贿罪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受贿罪构成要件
二、受贿罪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从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来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1)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本法明确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2)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一般是行贿人以各种方式主动进行收买腐蚀，受贿人一般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诺给予财物，而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受贿罪构成要件
三、受贿罪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另据本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条第2款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这种发生在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受贿，理论界称之为经济受贿。本款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关于在经济往来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规定。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如国务院办公厅1986年6月5日发出的《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给买方优惠，可以采取明示方式给对方价格折扣，不能采取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方式，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所谓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的形式。所谓明示和入帐，是指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营收入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所谓帐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物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记入财务帐、转入其他财务帐或者做假帐等。在经济交往中，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手续费，是指在经济活动中，除回扣以外，违反国家规定支付给有关公务人员的各种名义的钱或物，如佣金、信息费、顾问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根据这些规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以受贿论处。
受贿罪构成要件
四、受贿罪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益，而无受贿意图，后者以酬谢名义将财物送至其家中，而前者并不知情，不能以受贿论处。在实践中，行为人往往以各种巧妙手法掩盖其真实的犯罪目的，因而必须深入地加以分析判断。如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财物，只象征性地付少量现金，实际上是掩盖受贿行为的一种手段，对之应当以受贿论处。对于这种案件受贿金额的计算，应当以行贿人购买物品实际支付的金额扣除受贿人已付的现金额来计算。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2020受贿罪最新量刑标准怎么样 刑法修正案(九)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 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 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 处罚。 贪污罪立案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刑法条文]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zj.com/doc/1514374221.html, 个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区别 现如今，国家大力反腐，对于贪污行贿的行为更是不会纵容。行贿说明出现了钱权性的交易，据小编了解，行贿罪主要有个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个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区别，接下里，就跟随赢了网小编一起来看看。 一、主体不同 个人行贿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其是一种钱权交易的对向性犯罪，即交易的主体双方具有对向性、同一性，在二者之间，一般不介入其他主体，因此，个人行贿罪具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必须是直接归属于自然人;二是所行贿的财物，必须是属于自然人所有、并归其支配。 而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这里所讲的单位，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应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二、归向不同 《刑法》的有关规定，单位行贿罪行贿行为的违法所得必须归单位所有，如果归个人所有，应以自然人的个人行贿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3条分别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情节标准不同 “情节严重”是构成单位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与个人行贿罪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如何认定该罪的“情节严重”，则应从主、客观两方面，即主观上的罪过程度与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确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情节严重”。 行贿数额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陈兴良：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最全阐释（下）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下） 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疑难问题 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和情节是《解释》的重点。除此以外，《解释》还对贪污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做了规定，以便对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的司法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应当指出，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受贿罪的，只有个别问题涉及贪污罪。 （一）贿赂犯罪中的财物 在我国刑法中，受贿罪和行贿罪以及其他贿赂犯罪行为对象都被称为财物。对于这里的财物，在刑法理论上一般都做扩大解释，认为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同时又包括财产性利益，甚至认为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例如，我国学者指出：“根据实践的发展，为了更有利于同贿赂这一严重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切实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声誉，有必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订法律，把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甚至非财产性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受财产性利益构成受贿罪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这一规
定只是将贿赂犯罪的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但并未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解释》沿袭了上述司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财物的解释，第12条指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根据这一规定，贿赂犯罪的财物除了常见的货币和物品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 这里的财产性利益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利益，以此区别于非财产性利益。因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以一定的货币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产性质，不能折算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就无法进行定罪量刑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的财物限于财产性利益，是有一定道理的。《解释》对财产性利益列举了以下这些情形：（1）房屋装修；（2）债务免除；（3）会员服务；（4）免费旅游。这些情形的共同特点是可以折算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对于那些虽然没有列举，但具有可以折算为一定货币数额这一特点的其他利益，也可以归入财产性利益。例如，出资为国家工作人员招妓，该出资款就可以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没有必要理解为性贿赂。那些直接提供性服务，由此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情形，不构成行贿罪，而是一种性交易。如果这些人员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或者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当然，非财产性利益在逻辑上是可以成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国外一般都认同其为贿赂犯罪的媒介。我国一方面因为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媒介的案件极为罕见，尚没有将其入罪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采取计赃论罪的处罚方法，在客观上也排斥了非财产性利益的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是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刑法理论中一般称前者为一般受贿的规定，称后者为斡旋受贿的规定。这些法条规定是否合理、应如何正确理解并准确适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分歧。本文仅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客观构成要件方面若干有争议问题予以探讨，通过深入分析现有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旨在重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客观构成要件。 一、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什么 要分析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关于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一直存在两种立场[1]：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起源于日尔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职务行为的不可侵犯性。[2]刑法理论以这两种立场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学说。[3] 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起源于罗马法的观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采取了罗马法的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4]其中的职务行为既包括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也包括将要实施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根据《公约》的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贿赂犯罪。 我国的立法规定部分采纳了起源于日耳曼法的观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只有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是相异的。 笔者赞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观点。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即只要与职务行为有关的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 摘要：《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改，旨在将那些既不是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准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主体收受贿赂行为全部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来完善以往刑法的打击盲区。只有明确本罪的主体范围，才能更加准确的适用刑法，因此，必须进行正确的分析和界定本罪的主体。 关键字：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非国有公司、企业 一、界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辅助标准 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是特殊身份的犯罪主体，而国家工作人员则不能构成该罪，因此，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准确界定，是正确的认定本罪犯罪主体的基础。（一）“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当今理论界主要存在“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的意见分歧。我国刑事立法早期采用“身份论”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此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一种资格身份，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主张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为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 的范围。“身份论”的优点在于：既严格的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防止人为地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身份论”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判断标准的模糊状态，从而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的不清晰。针对于“身份论”存在的问题，支持“公务论”的呼声越来
越高，他们主张以是否执行公务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唯一标准，不在于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而在于是否行使着国家公共管理职能。 实际上，早在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称《通知》）和同年的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问题上就已经体现出“公务论”和“身份论”的意见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淡化了其身份特征，强调的是“从事公务”；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却体现了典型的“身份论”。“两高”对此问题的界定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强调“从事公务”；而另一个主张身份，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混乱，给执法造成了困难。1997年《刑法》第93条的内容来看，既体现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规定的是从事公务的身份资格；又强调了这些主体所从事的活动必须为公务。这实际上采取的是“身份论”和“公务论”的双重认定标准，即“混合说”。 笔者赞同“混合说”的观点，认为“身份”和“从事公务”是构成
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 黄xx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受贿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黄xx 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研究案件材料，并进行了有关调查，现根据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除对《起诉书》受贿部分第一起的事实有异议外，其它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对法律的适用与《起诉书》的指控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数罪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只能择一受贿罪处罚，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在龙新检公刑诉[2008]135号《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仅仅构成受贿罪。因为从被告人的行为特征来看，其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只能择一重罪受贿罪处罚，而不能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实行数罪并罚。从法庭调查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同时具备了牵连犯的四个基本特征： 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而被告人的最终犯罪目的非常清晰，即收受他人贿赂。被告人是因为收受贿赂以及干股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受贿的数额达5000元以上。 2、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被告人对廖义龙擅自砍伐山林树木的行为疏于监管、又违规向伊关清、徐锋办理福建省木竹金、费收费专用票据(简称“两金发票”)且又收受他人贿赂。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提供的证言中相互印证：关于玩忽职守部分，2007年6月9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既然有想到廖义龙可能会私自砍伐树木，为何没有去监管?”答“当时由于二类资源清查，站里抽不出人员来巡查，另外林业局林业执法中队的赖靖有打电话给我，说廖义龙申报采伐的山场他也有股份，叫我帮忙报指标，且廖义龙有送给我一万元，所以我们就没有认真去监管这个山场了。”2007年11 月22日被告人《询问笔录》第三页问“那你认为廖义龙为什么要送钱和礼物给你?”答“他送我钱和礼物就是要我对他多关照。”廖义龙在2007年6月27日的《询问证人笔录》问“你为什么要送钱和物给黄xx”答“因为我在黄斜村有买2000亩的山场，想砍伐林木，要和黄xx搞好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和黄xx搞好关系?”答“因为他是林业站长，办指标要他帮忙，偷砍和运输林木都会被抓，所以要送钱给他搞关系”。由以上分析可见，被告人对非法砍伐树林疏于监管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都只属于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取廖义龙、伊关清、徐锋等人的贿赂。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触犯不同的罪名。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被告人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山场林木的行为触犯第一个罪名即玩忽职守罪，违反法律规定出具“两金发票”的行为触犯第二个罪 名即滥用职权罪，收受伊关清、徐锋、廖 义龙钱物的行为触犯第三个罪名即受贿 罪。 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但是，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根据犯罪的手段和目的，依照择一重罪处 罚的原则论处，对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 罚，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被告人不 实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 罪并罚，只能以受贿罪处罚。 二、《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部分第一 起被告人有投资，不是空股，不构成受贿。 根据2007年11月25日上午的庭 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对邓爱明的询问证 人笔录和黄益林与邓爱明于2002年8月16 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邓爱明2008年8 月17日写给被告人“兹收到黄xx交来邓 爱明与邓德森转包后投资款叁万元整”的 收条结合1988年6月1日和1994年4月5 日邓德森与小池乡卓洋村委会签订的《山 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补充合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是空股，而是投资 人。 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从邓德森处转包时， 根据《山林承包补充合同》第三条：“2001 年至2010年采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 这里的乙方是指邓德森。因此，被告人承 让后就享有山林采伐承包40%的股份。 第二，根据2002年8月16日被告 人与邓爱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 “将承包山场参与投股，其中邓爱明占总 山场2685亩股份的捌分之壹，按八分之一 利润(纯利)与黄益林分成”，说明被告人 是须要承担支付邓爱明三分之一投资利润 的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三，2002年8月18日卓洋村委 会与邓爱明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终止协 议书，与龙岩市绿源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 的《山场租赁合同》均是名义合同，不是 实体合同，实体合同是卓洋村委会与黄益 林，绿源公司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伊关清在2002年9月之前并 没有与黄益林就该山场的承包进行任何协 商，都是在被告人受让邓德森、邓爱明承 包权后才接触。所以，关于伊关清“委托” 被告人跟原承包人谈买山场的事并承诺给 他三分之一的股份是不成立的。 第五，被告人付给邓德森投资款3 万元，付给邓爱明转让款2万元，这5万 元并不是伊关清支付的。从《协议书》收 条和邓爱明的证言来看，这些钱和所谓的 八分之一利润的风险都是被告人支付和风 险承担的。 第六，被告人在2002年9月有向伊 关清借款六万元，他称是购车所借，不能 当然证明这是伊关清给被告人先垫付给原 承包户邓德森、邓爱明的5万元，这从法 律上来说是股东之间的预支款项、预借款 项，因为双方在承包项目还没有完成结算 的情况下，所有费用都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内 山背”山场的收益不是空股所获，而是有 投资的，所以这一起不构成受贿。 三、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受贿 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第三起1000元有自 首情节。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 年05月29日以龙新检反渎拘[2007]3号 《拘留决定书》将被告人以涉嫌“滥用职 权罪”刑事拘留，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 如实供述公诉机关当时还未掌握的起诉书 所指控的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和第三 起1000元的受贿罪行。 第二起的1万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9日交待的。2007年6月9日被告 人《询问笔录》问“你今天有无什么问题 要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的?”，答“2006 年4月份，廖义龙要申请办理‘大炸’山 场的采伐许可证，廖义龙为了我们林业站 能把申报指标的材料往上报,在林业站门 口,廖义龙送给我一万元…”。 第三起1000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27日交待的。2007年6月27日黄 xx《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主 动向我们检察机关交待的?”答“ (2006) 年中秋节，廖义龙在小池镇一村道上，在 我车上送给我1000元，我将这1000元收 下…”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龙新检重计 [2007]01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决定 书》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 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立案调 查是在2007年7月31日。由以上可见， 被告 人供述的受贿行为是在公诉机关对被告人 涉嫌受贿罪立案之前，被告人的供述行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二 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 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 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 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 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 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四、被告人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具 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黄梅 荣受贿1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 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 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 行为，待查证属实后处理有利于量刑。 被告人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刘春、 邱江维的犯罪行为，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 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查明邱某的仅有4000 元，不构成犯罪;对蔡某贩毒行为，仍在查 证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 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 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 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 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 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 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根据 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若等查证属实后再判决，就有利 于被告人的量刑。 六、被告人积极如实交代犯罪行为， 具有悔罪表现。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1514374221.html, 2017最新最全贪污罪司法解释 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该恪尽职责。如果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达到法定数额的，构成贪污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2017最新最全贪污罪司法解释是怎样的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7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4月18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身份的认定 [案情] 被告人孟某受聘担任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该工程部是临时机构，主要是针对基础建设管理而临时成立，主要工作是对该企业的储备仓库扩建工程进行监督和管理。被告人与该粮油储备库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劳动合同，并注明是岗位工种工作，其主要工作任务是该企业浅圆仓工程项目建设。其后被告人利用担任该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业务承揽、工程质量验收、工程款支付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现金、大宗购物单等财物，数额较大。 [分歧] 关于本案的定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利用担任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仅是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为建设浅圆仓工程项目而临时聘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员，双方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劳动合同，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而不是该粮油储备库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的从事粮油收购、储存、中转和销售的公务人员，故被告人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要理由如下： 一、公务行为与劳务行为的界定 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系国有企业，被告人与该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应当属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若是在该企业从事公务行为就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的情形，构成受贿罪；若不是从事劳务行为就只能以公司企业人员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以本案定罪的焦点问题就在于被告人受聘在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从事浅圆仓工程项目建设这一行为是从事公务行为还是劳务行为？ 公务行为是指代表国家、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依法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的职务行为，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及监督、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事务性、劳
受贿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论文关键词：受贿罪直接故意主观方面受贿论文摘要：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本文就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受贿罪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犯罪,又是一种最具多发性的犯罪。说它多发是因为它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案率最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就有的犯罪。这种犯罪不但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而且党和政府制定的刑事政策学也非常重视对其的打击和预防,有时甚至将受贿现象进行专项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对于这种犯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但我国的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其规定的又比较少,这就为司法、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要件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值得的深入研究的价值。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贿赂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追求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形形色色,手段不断变化的受贿犯罪面前,正确的区分罪与非最,并根据主观恶性程度处以程度不同的刑罚,以保证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一、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而为之。受贿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过程中,已经达成共识。按照学界的通说,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就认识因素而言,主要值的是受贿人认识到自己的锁收受或者索取的财务为贿赂财务,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当的利益属于违法范畴。就意识因素而言,主要指的是受贿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且有实施职务行为回报的犯意。例如受贿人仅仅收取财物,而没有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够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的犯罪。相反,受贿人虽有实施职务行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但并没有无索取或着收受他人贿赂的意图,也不能构成受贿罪的故意,因此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包括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二、有关受贿罪主观方面的争议(一)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界定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具体的规定,同时也没有立法和司法机关也未出台有关的司法解释,为司法实务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至此,“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法律上有了依据。同时,1997年刑法第385条也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评价条件。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则一直是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具体的观点:(1)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即行为人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2)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①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笔者同意主观要件说,理由如下: [!--empirenews.page--] 1.从受贿与行贿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行贿人之所以向国家工作人员行我贿,其期望和追求的结果是达到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的目的;而受贿人之所以能收受到行贿人财物,其主观上十分清楚是由自己职权所产生的诱惑,而且将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代价,这里,行贿人对受贿人表现出一种期望和追求,受贿人对行贿人则表现出一种许诺。②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是此类犯罪过程中双方各有所图的心理活动,所以,应属于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范畴。 2.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受贿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故意内容,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接受贿赂的意思,即具有将对方提供的财务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的意思。二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索取、收受的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侵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三是行为人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LG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LGA16H-LGYY-LGUA8Q8-LGA162】
试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赵波 【摘要】 受贿罪是贪污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受贿犯罪持高发趋势，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对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认定受贿罪成立的主要依据，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因此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展开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 受贿罪；客观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Discus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bery Qixiaowei 【Abstract】:Bribery cri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o high tre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bu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complexity of bribery crime, has far exceeded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bribery crime is determine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cri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briber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o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Key Words】:Taking bribes; A bribe; Seek interests for others 一、受贿罪客观要件的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认定 摘要：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员职务行不的不可收买性，犯罪对象应以法律规定的财物为准。国家机关、公务、村基层组织人员是认定受贿罪主体的重点，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离职人员、公司、企业人员等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直接受贿（索取财物、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和间接受贿（收受回扣、手续费、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行为。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主观故意的内容范围和存续时间存在较大的争议。 关键词：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犯罪主观认定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受贿罪是一种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当前，这种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大，社会影响之坏，犯罪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打击的重点。现在结合检察工作的实际，对受贿罪及其证据收集与运用谈一些看法： 一、受贿罪客体的认定 （一）对于客体的不同观点 多年来，对于受贿罪的客体，观点纷呈。外国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其客体是公务行为的纯洁性与真实性；有人认为是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有人认为是公务行为的无报酬性；有人认为是国家意志的阻挠或者篡改。①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原来的通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②现在也有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归纳起来有新简单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基本客体与选择客体结合说三大类。③ 受贿罪客体不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不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不是国家经济管理活动或经济管理秩序、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观点。在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具体表现为保护和促进各种合法的社会关系。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报酬，因此不能直接从公民那里收受职务行为的报酬，否则就属于不正当的报酬。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取决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如果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