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写作资料
辩护词范文
范文一：
孙大午案辩护词（法律篇）
案情介绍
被告人孙大午，男，1954年7月8日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学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曾被北大、中国农大、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多次邀请，发表农民问题的演讲，至今仍兼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在企业经营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从1985年靠养殖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孙大午任该企业董事长，固定资产过亿。大午集团最辉煌的时候，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他的最大理想是：寻找一个世外桃源。即到2005年，建成一个以企业为主，集医院、学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镇——大午新城：在这个城镇里，有工厂、学校、医院、公园、宾馆，没有腐败，没有不平等……，总之，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儒家式的乌托邦。孙大午身体力行，尽管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者苦行僧的生活，当了懂事长后还帮工人掏粪，八十多岁高龄的父母就靠拾破烂为生……
然而，由于性格等多方面原因，他与现实却很不兼容，他深知商场官场的潜规则，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他曾经将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境况形容为“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但是，不兼容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得罪了政府和地方各管理部门，自己和企业也自然很难生存。最关键的是亿万资产却贷不到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无奈之下，他，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并出具“借款凭证”或“借据”的融资方式向家人、职工、周围几个村庄村民借款，共计13083161元（注，检察院起诉书认为是一亿五千多万元，这是律师核对后的数字）用于企业经营。而这些人因为方便和有信用等原因也愿意借款于集团。
就是这一事实，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第2款之规定判处其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资金是用于企业经营，尚未造成被吸储款项损失的后果，且被告人孙大午认罪，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和对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的清退责任等悔罪表示，并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判处了上述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委托，我作为被告人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辩护人，现依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和质证的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人所指控的大午公司的行为属于合乎民事法律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
首先，从形式上看，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有大午公司出具的“借据”为证。公诉人已经提供了大量这样的借据，其主要内容包括作为抬头的“借据”字样，出借人姓名、借款数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以及借款人大午公司的财务印章。从借贷关系主体来看，这是大午公司向自然人借款的合同。
其次，从有关司法解释来看，大午公司借贷主体以及借贷利率合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是既可有效。”由此可见，企业是完全有权向个人借贷的，大午公司作为企业具有向个人借贷的民事权利能力，借款主体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从借据上看，大午公司借款约定的利率大都是银行贷款利率的1倍多，不超过2倍。因此，大午公司对外借款对利率的约定并不违法。
第三，从实质内容来看，大午公司的确是借款供自己发展生产以及办教育使用，而不是挪作他用或者转贷给他人。大午公司在孙大午先生带领下多年来勤勤恳恳发展生产，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如今资产上亿元的大午集团。在民营企业普遍贷款难背景下，民间借贷为大午公司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基本上局限在员工、员工的亲朋好友以及有经常经济往来的临近乡亲中间
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我们当然认为民间借贷需要规范。这些规范除了前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及人民银行通知涉及的借款主体、利率的限制之外，还包括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该《取缔办法》把“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的行为且不论该行政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是否合理-我们将就此问题在后面进一步阐释，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该行政法规并没有清楚界定到底什么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的行为，更没有充分考虑和民法上的借贷关系相冲突的问题。公司的员工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员工的亲朋好友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与公司有经常性经济往来的附近村民算不算“不特定社会公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能够证明公司借款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既然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那么公诉方凭什么认定“非法”的数额？
大午公司成长在中国农村，借款对象绝大部分都是与公司员工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或者他们是大午公司的客户-很多农民每年都把自己产出的玉米卖到大午公司，事实上大午公司所谓的“吸收存款”也正是从村民挑来玉米暂时不领走现金开始的。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对于一个成长在中国农村的企业来说，这些沾亲带故的或者有着业务往来的周边村民就属于“特定对象”，属于合法的借贷范畴。
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涉及523户总计1400多万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们经过了部分取证查明，其中有283户与大午公司员工有亲友关系或者有经常性业务往来。我们认为，这些农户都属于大午公司合法的借贷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遇到了重重人为设置的障碍。我们来取证的律师在徐水被以“非典”的名义多次盘查，取证律师在一些村庄里听到村大喇叭公开威胁村民不准给大午公司提供证据，为我们提供证据的张庆余等三位大午公司员工在律师离开的第二天就被刑事拘留，至今仍被关押。重重障碍导致取证工作难以进行，对此，我们对本案证据保留提出质疑的权利，同时对与公诉人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持不同意见。
至于大午公司“非法”借贷的范围最后如何确定，无论数额到底是多少，我们认可依据至今仍然有效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进行的处罚。但是，我们必须提请有关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行政法规和民法中民间借贷相矛盾的事实，从根本上说，是法律内在的矛盾导致当事人触犯了法律。事实上，大午公司决定在附近村庄借款的时候，也曾经咨询过法律专业人士并且已经按照律师意见进行了规范，这说明被告人已经尽了注意的义务，至少说明，被告人不具有违法的“故意”。
三、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不应当列入刑法调整的范畴
界定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即使部分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应当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而不属于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含义不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做扩大解释，一些学理的以及行政法规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刑法。公诉人起诉的依据是我国刑法第176条，该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但是，该条并没有解释什么行为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援引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的第一次起诉中就是做出了这样的认定。但是，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不应当适用于1997年生效的刑法有关条文，如果法院援引国务院的行政命令做出涉及人身自由的刑事判决是违背我国宪法精神的。值得注意的是，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的第二次起诉即本次诉讼中没有提到《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但是，无论是否援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刑法”上如何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存款”的解释是：“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权的条件下，把使用权暂时转让给银行的资金或货币，是银行最重要的信贷资金来源”；《金融大辞典》对“存款”的解释是：“存款人按
信用原则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账户上的货币。存款是筹集信贷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从事信用活动的基础。”其他各类辞典对存款的解释也大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存款”是一个金融概念，对应的是贷款，没有贷款也就无所谓存款。一种货币能不能被称为“存款”，不在于普通村民对它怎样理解，而在于货币的实际用途，如果没有被用作贷款，就不是存款。
应当注意的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本身就已经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扩大化，把大量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这种扩大化在今天已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正是这个行政法规误导了“存款”的概念。现在，如果继续保持“严打”的态势并把该行政法规对“存款”的解释上升到刑法的高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认为，刑法第176条打击的可以是既存又贷的事实金融行为，而不应当是广泛的民间借贷，不应将其盲目扩大解释。大午公司借钱供自己发展的行为可以做出某些规范-比如规定借款不得超过自有资产的一定比例，但不应当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列，尤其是不应当列入刑罚打击范畴。
其次，还应当指出的是，大午公司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公诉人指控大午公司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从逻辑上讲，任何民间借贷行为都会造成金融机构资金流减少，也就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但是很显然，这样如此广义理解“扰乱金融秩序”是荒唐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些金融机构吸储数额减少就认定扰乱了金融秩序。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大午公司的信用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比率远远优于周边的农信社，从根本上说，与其它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大午公司的借贷行为算不上扰乱金融秩序。
大午公司把附近村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生产和教育，造福地方百姓；与此相对应的，农信社、邮政储蓄所等一些金融机构却把当地农村有限的资金收集起来输往城市，对农村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大午公司的行为不仅没有危害社会，而且造福了社会。直到孙大午三兄弟被拘捕之前，大午公司一直经营良好，我们知道企业融资需要规范，但规范必须考虑到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现实以及中国农村的现实，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运用刑罚来摧垮它不符合刑法的目的。
总之，要客观理性看待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慎重对待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民事法律相冲突的问题，尤其需要慎重对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罪与非罪的问题。大午公司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要给周围邻村村民发出600多万元的工资，造福一方百姓；孙大午先生本人勤俭节约，至今住在大午公司集体宿舍，其80多岁的父母至今仍坚持劳动，每到传统节日，周边村庄的老人都会受到公司的帮助。我们在很多村庄里调查的时候，常常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得到周围百姓如此广泛的拥戴而感到吃惊，有的从没有见过孙大午面的老人说起孙大午的遭遇甚至留下了眼泪。如果说法律非要严厉打击这样造福百姓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法律固然有它的稳定性，但法律也必须考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一些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应当成为改革的对象，而不应当提升其地位直至用来解释刑法。
最后，我们提请法院准确理解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含义，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做出判决。
辩护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许志永
2003年10月30日
范文二：
孙大午案辩护词（法理篇）
为良知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涉嫌触犯"僵法"而遭受"牢狱之灾"一案进行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大午先生的委托，指派张星水律师作为孙大午先生的辩护人出庭代理本案。在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大午集团和孙大午先生分别委托的其他两位辩护人许志永博士和朱律师已经向法庭阐明了各自的辩护意见。在此，本辩护人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和视点审视孙大午一案，并从法理角度就本案中涉及的"非法融资"问题发表辩护意见如下：孙大午先生是一个有良知讲良心的农民企业家，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正在经受牢狱之灾的磨难，并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而导致这起事件发生的依据就是一个可能部分内容已经僵化了的法律——"国务院247号令"，即《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相比之下，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际上只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产物，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们注意到这样的法令中的一些规定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可能已经成为了束缚民营企业良性发展尤其是抑制农村民营企业生存的绳索和陷阱。
经过律师六赴大午集团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大午集团原本是一家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民营企业。同时，通过在开庭前多次会见孙大午先生本人，我亲身感受到从他身上的真知灼见和道德风范所迸发出来的闪光点。我可以坦诚地对大家讲，在我本人接触过的各类企业家中，孙先生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辨证思想体系很朴实无华。这似乎与当地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认识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不得不说，孙大午先生个人在徐水和保定地区没有公开的敌人，更没有私家的仇人，这与过去的一些传言存在不符。虽然，我并不认为当地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具有开明的前瞻性。关于孙大午先生白手起家创业的艰辛历程、感人事迹和道德风范，已经在网上和各类文章中广为流传，为了节约法庭时间，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无庸质疑，孙大午先生目前面临着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仍然有效的僵化的金融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定。作为一个法律人，通过多年的艰辛实践，我深刻地体验到律师在办理"非法融资"类型的刑事案件过程中的困境和曲折，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观念和人为因素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与僵化模式。尤其在金融法律和政策方面，法律体现了过多的政府意志、行政干预和金融管制。
所以，我们今天出庭的三位辩护人曾经和今天虽然没有以辩护人身份直接出庭但是始终关心着本案进展的杜兆勇先生、胡星斗先生、李智英先生、姚监复先生和孙达女士先后两次针对此类僵化的法律规定，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法律的书面动议请求。
法律的分类
我认为，法律按照好坏标准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优法”，它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与人道，同时具备了逻辑的严密和设计的精良；
第二类是“良法”，它基本上体现出了法律的公正性，也不违背基本的人道，同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第三类是“僵法”，顾名思义，即僵化的法律，它没有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缺乏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序良俗"的价值理念，对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负面的不良影响；
第四类是“恶法”，毫无法律的公正性可言，体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侵犯与剥夺，与善良人性和公共道德背道而驰；像南非政府过去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就属于典型的恶法。
第五类是“酷法”，就是“一人犯罪，诛灭九族”这样的法律，随意剥夺人类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毫无人性可言，是反人道的最残酷，最恶毒的法律。在世界历史上，就象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根据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针对犹太人实行的大屠杀和大清洗一样的罪恶行径；在中国历史上，就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样灭绝人性。这类法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极为盛行，象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这类惨无人道酷刑的发明都属于酷法范畴。
我认为前一段时期被国务院及时废止的“收容遣送办法”如果属于比较典型的“恶法”的话，那么，国务院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247号令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僵法”。
从法学理论上讲，我认为“恶法”不除，公民就无法很好的生存，因为“恶法”剥夺了公民的民权；“僵法”不改，公民就无法很好地发展，因为，“僵法”阻碍了民生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逐步消灭“恶法”，变革“僵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民权和民生都能够在法治的阳光普照之下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司法实践上讲，我认为“恶法”是必须要废止的，否则的话，就会可能再次产生出“孙志刚悲剧”这样的恶果；而“僵法”是应该被修正的，否则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孙大午先生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僵硬果实。换言之，孙大午先生就一定会象孙志刚先生栽倒在“恶法”之下那样栽倒在“僵法”之下，这是历史的宿命。因此，完全按照现行法律进行的辩护显然是比较单薄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勉为其难的，即使大午集团和孙大午先生的行为合情，合理，但也并不一定保证合法，而法律本身是无情的。举例说明，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本案：孙大午先生一不小心食用了禁果，这个果子虽然能使人解渴，但是它却同时附着了一层毒素，使食用他的人中毒。那么，我们究竟是禁止人们食用禁果呢，还是让人们改良果子的品种而使它不再带有毒素从而能够被人们食用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孙大午先生吃的“禁果”就是“民间集资”，而毒素就是僵化的金融管制性法律规定，孙先生吃了“水果”后，虽然能够解渴耐饥，但却可能中毒受损。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水果”上附着的一层毒素去掉，让民间各地的孙大午们今后能够放心地吃到干净的“水果”。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官断法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官并没有被明确禁止造法，换言之，法官是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提出修
改法律的要求和建议，至少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再由上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针对现有法律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法官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法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法官，而不是只会对号入座，生搬硬套的工匠型法官，法官应该具备创新意识，充分地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应该只会机械地照搬照抄现有法律。法律的推陈出新的过程决不能仅仅依靠几个法学家躲在书斋里凭空杜撰出来“纸上谈兵”，而更应该依靠常年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线中审理形形色色的各类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考和集思广益，即实践出真知。这也就是英美法系所强调的判例法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希望中国的法官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更多地思考法律本身的取舍废立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懂得如何适用法律，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法官应该是一个思考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工匠。同样，律师也是如此。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立法者废旧立新，从而促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的良性化发展。
刑法与民法的法律冲突问题
本案明显涉及到刑民的法律冲突问题。关于法律冲突的问题，法学泰斗江平教授多次谈到当代民法与刑法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江平教授认为现在的许多正常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行为都经常会被刑法学家认为是刑事犯罪问题而予以对待，从而扩大了刑法的解释范围，而伤害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也增大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与制约。从长远眼光来看，是不利于崇尚“契约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健康良性的发展，也与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相矛盾。所以，江平教授多次强调国家的公权力应该尽量减少对市民社会的私权利的过多的行政干预。因为，公共利益建立的前提是应该尽可能地尊重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基本利益，而不是以破坏个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也是一个普适原则。所以，应该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不应该盲目地将二者对立起来。无疑，在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明显地存在着民商法与刑事法律的冲突问题，这就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要慎之又慎，换位思考，先民后刑，而不是先刑后民。以彰显法律的公正。
公民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的冲突问题
本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分析，也突现了公民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较量。公民的私权利往往是通过民商法和合同法来调整和约束的；而政府的公权力则更多地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之中。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政府的公权力经常以各种籍口得以扩张，经常扩张到日益严重地压抑公民私权利的正常行使的程度和地步。所以，制约政府公权力的无限制地扩张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否则，公民的私权利就不可能得以健康良序地生存发展和壮大, 公民之间依据"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能就会随时遭到政府公权力的干预与破坏。也就不能使中国逐渐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公民主导型的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法律的关键所在
法律并非越多越好。中国的一些决策者对法治化的进程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和认识，以为，法律越多越好，并且制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的司法政策，但是，惟独没有把法律本身是否公正、合理、人道考虑在内，其实，这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法律并非多多益善，内容的好坏才是问题的关键。单纯追求立法的速度和数量而不考虑立法的质量和合理性，只会适得其反。事实证明，现在的许多问题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法律过于宽泛，让人们很难适应。
许多行政法律的出台都带有明显的政府计划经济的指令和对民间契约自由行为的干预。所以，法律决非多多益善，而是要科学，公平和合理。否则，许多不合理的“僵法”和“恶法”的出台将会扼杀和阻碍民间正常的商业行为和民事活动的良性运作，从而制约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定新法的同时，一定要及时针对旧法中的不合理和僵化的内容进行大力的清除、修改和废止。
人权高于法律
天赋人权，法律决不应该高于人权，这就象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一样的道理，我们应该具备上述理念。事实上，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理应服务于人类社会。所以，侵犯人权的法律即为恶法，而“恶法非法”。阻碍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法律应该属于僵法，剥夺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法律属于恶法，这两种法律都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坏法律，都应该被人民抛弃。人民有权追求善良而公正的法律，这种权利和自由是神圣和不可以侵犯的，是生于俱来的，是“天赋人权”。任何政府公权力都不应该对之予以剥夺的。当然，我们在现阶段要行使上述权利主要还应该通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正当渠道来逐步实现，就象我们这次针对孙大午一案涉及到的刑法176条和国务院247号令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进行立法解释一样。
从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和立法理念上看本案的审理
从中国历代法治化和立法进程的演化上来看待本案。
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周朝，周公就提出了的“明德慎罚”的法治思想。东周列国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修旧法”与“令顺民心”的立法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老子明确反对违反“天道”的严刑峻法，并创立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思想。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理念和“德主刑辅”的思想和“宽猛相济”和“刑罚适中”的“中庸之道”。另一位思想家墨子则提出了“法无利民则废”和“兼相爱，交相利”的立法思想。到了孟子，则其仁政思想更为明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的理论，讲究重教化，省刑罚，性善论，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同时代的荀子主张：以礼统法，明德慎罚。而老庄哲学的继承人庄子则主张：崇尚自然法，批判人定法。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理。到了三国时期，魏国人嵇康提出了的“刑本惩暴，今以胁贤而不利于天下”的法治观念。到了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向臣子们提出了“慎狱恤刑，法务宽简，秉公执法”的立法理念唐代政治家和诗人白居易提出了“先富后教，止狱措刑，理大罪，赦小过”的司法理念。
北宋的大清官包拯主张：安民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役，立法当以恤民为本，民为国本，且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在以民为本的思想指导之下，包拯在任职期间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在立法上坚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兼顾国家与民众两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主张改革一些单纯追求朝廷利益，损害百姓利益的法律。北宋的大政治家王安石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提出了五点主张：
革除弊政，因时立法；创立善法，抑制兼并；礼法兼用，德主刑辅；有司议罪，惟当守法；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王安石说：盖君子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
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是矣。正是基于上述理念，王安石在任宰相期间内，才大胆地实行变法，推行新政，薄徭轻负，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促进了北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上述古人先哲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中具有许多让后世人看来十分光辉的闪光点，其中概括起来无不包含：“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礼法兼用，善法利民和废除恶法”的反对严刑峻法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理念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回味和思考吗？中华法系的历史渊源在于中华历史，而决非仅仅局限在近代西方法律史。连毛泽东在其晚年还多次提倡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炎黄子孙，我们决不应该厚今薄古，在我们当代的立法观念和法治理念以及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古人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包括适用到今天我们开庭审理的孙大午一案中。
总之，我认为，孙大午一案，从深层次的角度上看，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规定本身是否合理，而不在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在此，我想说的肺腑之言是：孙志刚先生已经不幸走了，但他的珍贵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今，孙大午先生正在经受牢狱之灾，希望他暂时失去的宝贵的人身自由能够换来我国金融制度和相应法律的推陈出新和改革曙光。
法律的推陈出新
法律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变革不合理，不人道的旧法，不断地制造更合理，更人道的新法，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的需求，为民营企业的民生发展和普通公民的民权改善做出贡献。就像最近，国务院颁布的新婚姻登记条例中取消了结婚登记必须有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街道出具证明以及强制性婚检的旧规定那样，使得该法令变的更人道和更合理。新一届政府革新旧法的魄力，胆识和力度让民间看到了法治变革的希望。同时，我们高兴地注意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出现了这样的政策导向：“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国家给予适当政策支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看出：执政党制定的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使中国走向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从而逐渐改变目前的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多干预和对于民营企业的一些歧视性政策做法，从而放宽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逐渐打破行业垄断，使得将来社会中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合法地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从此不难看出执政党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状态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在“与时俱进”。而这些新的政策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制定新法律和废止旧法律的重要依据或立法趋势。而本案中的孙大午先生很有可能就是突破现存僵化法律规定的民间先行者。可以说，中国的法律改革的良性化进程直接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民生和民权的发展，曙光已现，朝阳不远，让我们和政府中的有识志士携手共进，为了中国的公平、人道、和平、繁荣、法治的良性目标而努力。
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上看，曾几何时，人类还曾生活在蛮荒之中，而文艺复兴后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和腐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人类自身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着，一直到当今的全球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我相信由人类制定的法律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进步的。立法科学、决策民主、法律人道、司法公正与执法文明是未来社会法治化建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人士，大家一起通过处理好孙大午这一个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向着上述良性方向前进而添一块砖瓦，也可谓抛砖引玉。我的辩护发言完了。最后，恳请法庭能够对孙大午先生予以当庭释放，谢谢诸位。
孙大午的辩护人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星水 2003年10月30日于河北徐水法院
范文三：
刘某故意杀人案二审辩护词
案情简介
1991年8月，在乌鲁木齐市一面粉厂家属院，同厂工作的两个青年工人因言语不和动手厮打起来，刘某显然不是赵某的对手，当刘某被打翻在地连遭殴打无还手之力时，他随时带的一把切瓜用的刀子突然掉在地上，刘某顺手拿起来就刺向赵某，后被人拉开。赵某因心脏被刺破大量失血抢救无效而死亡。一审法院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刘某为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刘某不服上诉于新疆自治权高级人民法院后，律师在进行大量补充调查基础上，主要围绕本案定性问题了量刑问题进行辩护，最后二审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部分意见，改判刘某为“死缓”。
审判长、审判员并转审判委员会：
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我们作为本案二审被告的辩护人，现依据本案事实和我国法律的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恳请二审法院予以认真考虑。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刘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们认为这一判决是错误的，其错误的程度简直可以说是草菅人命！其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一审判决称：1991年8月31日下午8时左右，在乌鲁木齐市面粉厂家属院，“被告刘某对赵某说：你等着，赵某也说：你等着，俩人再次厮打起来，被告刘某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朝赵某左胸部猛刺一刀，后离开现场。赵某因心脏被刺破大量失血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不仅是轻描淡写，而且没有认定其中的关键事实：是谁主动要打架？是谁不得不打架？刘某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刺赵某一刀？怎么刺的一刀？一审判决忽视这些关键情节，这是作出错误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关键事实没有搞清。
事实上，刘某是面粉厂群众和领导一致承认的老实人，入厂8年，从未与任何人打架斗殴，表现较好，而对于赵某，领导和群众都有不少反映。据厂里的职工反映：论打架，刘某根本不是赵某的对手。再者，从两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来看，赵的父亲是面粉厂的司机，哥哥是厂下属单位的炊事员，另外还要姐姐及其他亲属；而刘的父亲是已经退休8年的搬运工人，其母是家庭妇女，两个姐姐10几年前均已嫁到远离本厂的外单位。而且刘某并不是亲身儿子，是从小收养的。两家相比，其地位、影响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不愿作证，不少人作假证或作似是而非的证明，即使在这种对被告刘某很不利的情况下，至今已有8人比较实事求是地作了证明：
1、关于刘某的平时表现。某副厂长、保卫科某科长、保卫科史某、刘的班长、排长以及工友张某等同志均一致证明刘某一直表现较好，从未与他人打架斗殴。
2、关于打架捅刀子的关键情节。郭某、刘某某、李某、张某等同志均证明：是赵某追刘某，刘某不得已才捅了赵某一刀。而且很多人均证明赵刘以往并无什么仇怨，这次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赵不幸死亡，完全是偶然情况，是刘某失手的结果。
3、关于对一审判决的反映。据某副厂长和厂保卫科史某同志反映，全厂广大职工绝大部分都认为一审判决量刑太重，“对判处死刑感到吃惊”，认为“好像不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刘某并不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还要不少职工对一审法院不作深入调查、不听取广大群众意见、随心所欲地审判作风不满。
4、关于刘某离开现场的问题。刘某某（即刘某的领导）确切地证明：“我为了使（他俩）不致再打（起来），我便命令式地让刘某快离开现场”，“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便让刘某离开现场。”同时，李某同志也证明说：让刘某快回去（回家去）。可见刘某离开现场并不是逃跑，也不是见死不救。
5、关于刘某投案问题。某副厂长、保卫科史某同志，以及刘某某等均证明刘某当晚自动回厂来，在厂门外面看见公安干警们在路边等他，他骑自行车到跟前，对公安干警说：我不会跑，我做的事
我负责，然后被公安干警带走了。
案卷材料和一审庭审情况清楚地表明，是刘某自己主动回来，并投案到公安机关，到公安机关后，全部、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当11天之后听公安机关说赵某已死亡时，刘某感到十分震惊，认为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感到万分后悔，因而一再表示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刘某无视国法，在与他人争斗中竟故意杀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我们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定性是不适当的，起码值得进一步商榷。
众所周知，故意杀人罪分直接故意杀人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二者的共同点是，行为人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二者不同点是：第一，直接故意杀人罪有明确的目的，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引起被害人的结果，抱着希望的态度；而间接的故意杀人不具有明确的目的，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抱着放任的态度，既不积极追求，又不积极防止，而是听之任之。以上是对故意杀人罪的权威性学理解释。另一方面，据案卷材料表明，本案被告人刘某是在招架不住和将要遭到更惨重打击时，在说时迟那时快的紧急时刻，他头脑里根本没有思考是否一定杀死对方或可能杀死对方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防卫自己，对抗对方的打击。这就是说，刘某根本不“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赵某）死亡的结果”，因此刘某的行为既不是直接故意杀人罪，又不是间接故意杀人。这是其一。其二，刘某根本没有希望杀死对方的目的，因此刘某的行为不是直接故意杀人；同时刘某对其行为会引起对方死亡的结果连想都没有想，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抱着放任的态度”问题，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既不积极追求，又不积极防止”的问题。总之，本案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既不是直接故意杀人，也不是间接故意杀人。一审判决认定为故意杀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那么，刘某的行为是否是过失杀人罪呢？所谓过失杀人罪，在主观上是出自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与过于自信过失。前者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这种结果；后者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致人死亡的结果可能发生，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刘某应当预见到自己把刀子捅向对方可能发生对方死亡的结果，但是由于当时正出于遭到对方严重打击、无招架之力的紧急时刻，顾不上和来不及预见这一结果，就捅向对方，以致发生了预先没有想到的结果——对方死亡。由此看了，在一定程度上很像由于情况紧急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对方死亡，因此可以认定刘某的行为属于过失杀人——即属于疏忽大意过失型的过失杀人。这样认定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但是，本案刘某的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又像是故意伤害致死。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人目的是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并不希望死亡结果的发生，造成他人死亡是出于过失。据此学理解释，刘某从始至终都没有想把赵某杀死的念头，即没有杀人的故意，但他却有伤害赵某的想法，刀子捅过去，他没有想到对方可能死亡，但他肯定想到了一定会伤害对方。当公安机关问刘某为什么要用刀捅赵某时，刘回答说：“我就想治治他”，“根本不想把他杀死。”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刘某打不过赵某，刘某出于人（动物）的无条件反射，“为了防身，防止自己身体再受到伤害，才用刀子捅他的”（刘某1991年9月11日交代）。这是可信的。总之，刘某为了保护自己，治治对方，制止对方对自己的侵害，故而用刀捅了对方，可是又不想杀死对方。然而由于自己的过失，却又造成了对方的死亡结
果。因此，我们认为刘某的行为属故意伤害致死比较符合本案实际。
审判长、审判员：据我们了解，在新疆，起码在乌鲁木齐地区，在审判实践中一般均将打架斗殴致对方死亡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似乎这已成立惯例。其实，其中有的（如确实想把对方杀死的）应定为故意杀人罪；有的则不应定位故意杀人罪，有的还不应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对于这类案件，我们的看法应顾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以具体事实为根据，万不可套用一般公式。关于本案的定性，恳请你们予以认真对待，最后作出正确的认定。
三、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
由于一审判决对几个关键事实未予认定和定性的不当，因此量刑自然不会正确。不仅如此，如果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具体条文和基本精神原则）为准绳来衡量，本案一审判决的确可以比作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审判实践中的一件草菅人命案。
所谓“草菅人命”，《汉书·贾谊传》：“其视杀人，若草菅然”。后因谓官吏滥用刑法，杀害人命为“草菅人命”。（《辞海》第578页）本来，我们在习惯上常用草菅人命一词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的杀人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依据事实，不依据法律，随心所欲，滥用刑法，把不该判死刑的判死刑，从形式上看不是很像草菅人命吗？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本案一审判决刺激性地比做“草菅人命”案，以此引起二审法院的高度重视。
本案一审判决之所以错误，主要是没有认定被告人刘某用刀捅人是出自于防卫的情节；而是对本案的定性的错误。把本应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定成了故意杀人；三是没有认定刘某确实具有的投案情节（刘某会见过自己的女朋友后当晚赶回厂，投案到了公安干警处，他用刀捅了赵某之后，是刘某某、李某让他离开现场的，他会见女朋友时――实际是与女朋友告别时，就想投案自首，只是出于一时找不到刑警队。他并没有逃跑，也没有躲避，是他自己主动投案到公安干警处。这样的行为，即使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情节，起码也应认定为投案的因素）；四是一审法院为了年终前结案，开庭前竟连提审被告这一重要程序都予免掉，很多重要的调查取证工作都没有做；五是本案主办法官尚能耐心听取辩护人意见，并能取得共识，可是不知为什么、不知是哪一个环节、哪一种因素最后使本案作出了如此错误的一审判决？！
审判长、审判员并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们作为本案被告刘某的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上述意见，也恳请予以批评指正。
辩护人：乌鲁木齐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学海曹铮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