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风度
谈到魏晋风度或说风流，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一次艺术鉴赏课，题目就是什么是魏晋风度。那时没读过什么书，谈根本就是妄谈，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葯及酒之关系》，才始知魏晋风度是不可学的，今人想学也是学不来的，所谓“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譬如吃葯，魏晋有吃葯派，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等。譬如喝酒，有竹林七贤的喝酒派，阮籍嵇康等，嵇康偶尔吃葯。吃葯、喝酒在精神和文化意义本身就不太一样，更何况有些末流人士，也偷着学吃葯喝酒，他们倒在路边大睡，名曰“散发”，实则假名士，其行为是学名士而作假，凸显自己的身世，那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作秀。他们不了解吃葯喝酒的精神内核，所以只学到了表象，皮毛。这些人酒和葯吃了不少，秀也秀了不少，只是不会做文章，难免为后人耻笑。作秀的结果就是貌合神离，心情不似嵇康、阮籍沉重，举止却也要学他们的放达，这也是当今某些人的作法，有点向现在电视上的模仿秀。
那么什么是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以其“清峻通脱”的气质和一派“烟云水气”的气度，绝世清赏，仙姿卓越。套用一下人们认可的话“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人，就是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之代表。
如果说风度是个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状态通过言谈举止来反映，那么每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气质就迥异不同。这里的风度应该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的有着文化内涵的词语，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符号。换句话说行为方式只是文化精神的自然反映，不是忸怩作态，矫揉造作。魏晋时代，“雅好慷慨”是建安文士的共同嗜好，呼唤与崇拜英雄是其时代特征。一时间，人的形容外貌、言谈举止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比如胡须、小白脸、衣饰、香囊等其他的替代物作为象征物。
这些替代物其实就是文化符号，对应的行为举止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上看，曹操把“譬如朝露”来隐示珍惜文士生命，曹植以“尘埃”来隐喻男女关系。阮籍、刘伶以铸“大人先生”来象征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最为奇特的就是魏晋风流人物以“扪虱而谈”，作为很高雅的举动而丝毫无所顾忌。多虱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多数喜穿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然而所尚的“清谈”，到底是误国还是兴邦多要打上问号。据我所知的，纵论天下有益民生的历史上有“扪虱而谈”而神态自若者，史书可查的只有两个人物，一是王猛着麻布短衣前往大营求见桓温；一是住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斯诺的彻夜长谈了。这些有如历史长空中的耀眼烟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时代，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唱的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行的是吃葯、喝酒、清谈等精神深度的怪异，“尚通脱”正是对“尚竣”的一种嘲讽。曹操主张“尚通脱”，求贤若渴，对于不忠不孝的人才都能豁达；司马氏靠纂夺取天下，提倡以孝道为伦理的伪道德，而这个与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竹林七贤”中，裱縯最有深度的当数嵇康和阮籍。裱縯恐有些不准确，因为这只是当今演员吃饭的技能，但他们在演自己真实的人生和现实生活。“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竣”，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旧的宗法秩序业已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人们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于是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裱縯”就得以上场。
嵇康为人为文可以称之为“婞直、竣切。”婞直，为人性格直拗，不为人所动。他交友的原则是“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以是曲高和寡，难得知己，平生孤独傲行，只与阮籍、山涛为善。他自述自己是心胸狭窄的狂士，一生爱读老庄，性情散漫，不合礼法。他的
名士风度就是喜欢睡懒觉、喜欢野外抚琴、身上多虱子不喜欢穿官服、不喜欢写文书、不喜欢守礼、被俗事缠身，平生讨厌为官，说自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由于不堪俗务，毅然和举荐自己的山涛绝交。这个“非汤武薄周孔”，刚肠疾恶，遇事而发，脾气很坏的狂士，以他的傲世獨竝的人格、超脱俊逸的情趣，深刻影响了一代士风。他这种婞直的性格、毫不掩饰的立场以及择友的态度，是他最终被杀的原因。嵇康是不合作的，但又是进退维谷、腹背受敌。“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一曲《广陵散》的伴奏下，让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至此广陵散曲成绝响。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最低的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王戎所言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
至于他的送嫂归宁，醉卧邻家美妇其侧以及为不认识的未嫁而死的女子哭丧，都是反映了他的豪放不羁的“外坦荡而内淳至”的内心，阮籍对待女性，是充满人性的，他懂得欣赏、发现女子的聪慧美丽。这点与嵇康又有大不相同之处。对待政治亊件和政治人物的品评，似乎阮籍比嵇康更为高明。与嵇康口无遮掩相比，阮籍严格遵循“口不臧否人物”原则。遇到政治敏感话题，他故意扯开或使其变调，可谓至慎；对待政治人物，他采取距离原则或虚以委蛇加以应付。和政治人物见面，“终日不开一言”；司马氏想与其联姻，他醉两个月不醒而避之不见，司马氏只能“不得言而止”。他的消极参政的态度，通过醉酒来裱縯，因醉酒而不获罪，无论佯狂还是佯醉，是其全身避害的手段。
向秀早年同吕安追随嵇康，三人友谊最深，曾经同居洛邑、山阳。嵇康被杀，向秀被征入洛，途径山阳，寒冰凄凉，听邻人吹起凄恻的笛声，不由得感慨万端，于是作《思旧赋》，追悼亡友。向秀是被迫出仕的，他经不起司马氏的高压。尽管司马昭当众羞辱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但他以隐士不足慕赢得“一座皆悦”。向秀是清醒的，谮越礼法，洁身自好，还要珍惜生命。从《广陵散》绝唱、山阳闻笛，不只是士人的悲歌，而是唤醒对生命意识的尊重。
其余竹林人物，如王戎，山涛，似乎在司马氏的朝中官运亨通，但也是保全性命被迫接受罢了。他们想精神超俗却不可，想必那种“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的生活是他们所追求的。嵇康死后，王戎路过黄公酒垆，见从前交游之地，不尽睹物思人，慨叹山河，可见内心的不好受。嵇康受刑，将自己的子女托付于山涛，却没托付给其兄嵇喜，也足见二人的友谊。
在这之后，陆机的引颈就戮，是另一曲“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浩叹，华亭犹在，风啸鹤唳，不禁让人联想到李斯的上蔡东门之黄犬。与陆机同时入洛为官的张翰，羡慕阮籍的纵情任性，豪放不羁，面对时事险恶，脑子格外清醒，决然不以官爵换取自己人生的快适。“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因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顿悟“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驾车而归。
至于晋末的陶渊明，与嵇康的进退维谷相比他就从容得多了。他一生追求自然的境界，不能有违背自己天然的行为，象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任何人试图强迫她倚门卖笑，那是决然不可的。他不懂音律，却爱抚琴，每至酒酣耳热，就抚玩起来，“但识琴中曲，何老弦上音”至真至性之情之人，琴对他而言只是形式而已。无论谁去拜访他，他都会拿出最好的酒来招待，每逢自己先醉，他会说“我欲醉眠，卿可去。”几乎孩子似的童心，是其真率的个性。他不是逃避生活的人，而是要脱离官场的羁绊。
我们还可以历数后来者，唐朝的五大贬谪诗人韩刘柳白元，宋苏轼，明李贽，袁宏道，
清李渔，袁枚等，无不烙有魏晋遗风。这里不便一一展开。
从根本上说，魏晋风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为人清新淡雅，纵情山水，一改汉魏以来的厚重，开启了新一代的书风，这也使他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成就了“书圣”的美称。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与魏晋时期的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所以文章要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大背景来分析，究竟有哪些影响促使了他书法艺术的发展。.[关键词]魏晋风度；王羲之；书圣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李白诗歌风格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二、一往情深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会计131班陆萍汉末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时代。那时历史上正处于黄巾和董卓大乱，而在这纷乱之后出现了每个党派的纠纷，此时便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曹操。曹操为人大胆果断，阴鸷奸狠，不计前嫌。虽然他的一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也不使天下人负我”让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多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从曹操打胜的那些战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操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在任用贤才方面比很多先人都做得好。在陈琳替袁绍写文章骂曹操的时候，陈琳骂的很难听。以至于在曹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头疾都立刻好了。但在袁绍落败之时，陈琳被俘虏。即使众人都在主张将这个曾经辱骂曹操的人杀掉。曹操却不计前嫌，反而将他留在身边做个秘书。这个就可以看出曹操惜才如金。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善辩的口才和聪明的头脑。所以，对曹操的评价我们可以改观，最起码他可以是一个智者。 谈完汉末魏晋涌现出的人才，那么和他们联系的当然还有文学。那时候的文学也是如今很多学者很想去探讨和研究的。首先，我们还是说一说曹操。曹操虽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但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小觑。他写的《龟虽寿》使得多少壮士奋起。那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凸显了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体现了他文章通脱得力，毫无顾忌。此外，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文章的一大特色是清俊，这也是汉末魏初的文章的
特点。从他的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伟大的气魄和毫无顾忌的作派。然而魏晋之时，除了曹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三个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曹”。虽说他们都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但是他们的风格迥异。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认为于通脱之外，文章更应加上华丽。曹植虽然文章做的很好，那七步诗让多少赞不绝口。但也许是他政治道路上的不得意，所以他无奈的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所以，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 除去“三曹”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建安七子”身上。这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七子之中，陈琳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暂且不谈。看一下这位——孔融。从鲁迅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也因为他老和曹操捣乱，使得曹操最后以“不忠不孝”处死了他。他的文章也是“以气为主”。这就使得汉文慢慢的壮大起来。 把这些在汉末魏初文学上有造诣的人都分析了一遍，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这篇演讲是通过对汉末魏初文学人物的分析老讽刺当今一些文人学士只知道固守传统，却不知道在文学上我们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并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写作特色。从汉末魏晋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建树。所以我们从鲁迅的演讲中懂得——我们创作文学，需要的是对时代的领悟和创新。这也让我们新一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练概括，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与东汉末年至东晋灭亡时期，由于战乱、饥荒和瘟疫，以及王朝更迭、政治斗争等原因带来的大规模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带来的儒家思想的颠覆和玄学的兴起有关。“魏晋风度”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范畴。 一、崇尚老庄，惟尚清淡 魏晋时期，名士们为了避祸远嫌，消极避世，常聚山林高谈老庄，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推崇老庄学说，特别是老庄的生命哲学。他们经常聚会，清谈名理，如《世说新语》记载的，中军将军殷浩问道：“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本来是无心的，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坏人多？”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水只是四处流淌、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他们认为善谈名理就是博学多通的表现。当时清谈之风大行，名士们交谈讲究机智和善于应付，要求语言简练有味，寓意深刻，见解精辟，且声调抑扬顿挫、押韵等，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话时，顺便一同说那种表明一切都终了的事。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注：旒旐（liúzhào），招魂幡，出殡时在棺材前引路的旗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处于险境的事。桓玄说：“矛头浙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中每人所和的句子后面字都是押韵的。名士们喜欢引用古代言论、事实或典籍，说话时强调能言善辩，善用比喻，增强说服力，也能增添许多情趣，活跃气氛。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尘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就对他说：“夏禹操劳国事，手脚都长了趼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战乱四起，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而空谈荒废政务，浮辞妨害国事，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可是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 二、灭弃礼法，任情放诞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朝代更替十分频繁，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名士们已无心去继续遵守儒家的传统礼教，不愿意再让它束缚自己的思想，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思考自己的价值上面。他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以道家的“从欲”、“无为”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从欲”，拥有绝对的个人自由, 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即是说“从欲”才是自然，而“六经以抑引为主”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放诞，即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们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倜傥不羁的生活。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是至情至性之人，不为礼法所拘。按照礼法，“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而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倒下了很久。他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阮籍好喝酒，喝起酒来放荡不羁，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在一起喝酒，他的侄子阮仲容不用普通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酒瓮装酒。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他们只是把浮面一层酒舀掉，就又一道喝起来。如王子猷雪夜去拜访戴安道，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子猷的言行，可以说是任性放诞的最好体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中的“兴”是什么呢？这里的“兴”实际上就是“任性”，不拘束、不勉强自己。
五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①。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①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①、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一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②。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③。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被锺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
浅谈魏晋风度的药与酒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读书报告 本次读书报告是围绕着大文豪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进行的。对于鲁迅，相较于其他作家来讲，我们貌似更加了解一些，但关于鲁迅的生平、传闻等等太多了，我们了解的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正确的，所有关于他的描述和回忆都无法穷尽和还原他真正的一生，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靠近，从思想角度来理解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语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对于鲁迅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了深刻的阐释，当然，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其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鲁迅坚定的政治立场。人无完人，更何况是锋芒毕露的鲁迅，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也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而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但是不管怎样，都无法撼动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7 年7 月，应当时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邀请，鲁迅在其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被收入《而已集》。而《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