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洁1，黄韫慧2，施俊琦3
摘要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测量和内隐联想测验（IAT）考察了自我生成有关费者仇恨（consumer animosity）的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能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2）对于内隐态度，当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少，即自我生成信息任务较容易时，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对于外显态度，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越多，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外显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不仅考察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并且通过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和自我生成信息效应解释了消费者仇恨在来源国效应中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效果和内在机制。
关键词来源国效应，消费者仇恨，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外显态度，内隐态度，内隐联想测验，提取简易性
自我生成信息对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在来源国效应中的应用4
0引言
在国际贸易日益发达和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产品来源国对消费者挑选、评价和购买产品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营销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随着来源国效应（country-of-origin effect, COO）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者将研究重心从影响来源国效应的国家性质、产品属性等认知因素逐渐转移到消费者变量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上。其中，消费者仇恨（consumer animosity）则是其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大量实验验证的来源国效应影响变量。以往有关消费者仇恨的研究均发现消费者对仇恨国产品的外显评价不会因
1.李燕洁，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本科生，Email: ianie0219@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2.黄韫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Email: hyh.pku@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3.施俊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心理学博士，E-mail: junqi_shi@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4.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号：70602006。
为消费者对来源国本身的情感发生扭曲，但却不愿意购买仇恨国产品（Klein, Ettenson和Morris, 1998）或者表现出对仇恨国产品消极的内隐态度（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这些研究虽然为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中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但由于没有对消费者仇恨进行有效的实验室操控而无法证明和解释消费者仇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各自的影响效果。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自我生成信息任务（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操控被试对来源国的仇恨感以验证消费者仇恨在来源国效应的重要影响，同时我们希望控制被试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以进一步考察消费者内隐和外显态度如何受到消费者仇恨的影响。
1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1.1来源国效应和消费者仇恨
产品的来源国效应（Country of Origin, COO）是指产品的来源国这一信息对消费的产品评价、态度以及购买意愿的影响（Schooler, 1965）。Schooler（1965）最早通过研究证实了来源国效应的存在，他在研究中发现，来自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产品比来自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更受欢迎。随后，大量研究从国家特性、产品属性和消费者因素等不同角度出发，考察来自来源国的变量如经济发展程度（Lee, Suh和Moon, 2001），产品属性如产品类别（Peterson和Jolibert, 1995; Hong和Kang, 2006）以及消费者因素如消费者购买动机（Gürhan-Canli 和Maheswaran, 2000a）、消费者的文化背景（Gürhan-Canli 和Maheswaran, 2000b）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
研究者普遍认为，来源国效应的产生与来源国形象（country-of-origin image, COI）有着密切关系（Han, 1989; Meyers-Levy 和Tybout, 1989; Knight和Calantone, 2000），并随之出现了大量对来源国形象内容和结构的研究（Bannister 和Saunders, 1978; Li 等, 1997; Papadopoulos 和Heslop, 2003; Pappu, 2007;）。Roth和Diamantopoulos（2008）在总结这些研究时指出，要充分了解来源国形象在来源国效应中的作用，必须不仅要揭示来源国形象中消费者对来源国生产的产品质量、科技经济发展程度等认知信念（或刻板印象），更要考察消费者本身对来源国的情感成分。在以往考察来源国形象中情感成分的研究中，消费者仇恨（consumer animosity）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变量之一。消费者仇恨这一概念最早由Klein 等(1998) 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消费者由于产品来源国和本国在军事、政治或经济上的冲突对产品来源国所怀有的仇恨。Klein（1998）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消费者由于日本人在二战时实施的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仍然持有仇恨而不愿意购买日本产品，但这种仇恨并没有扭曲中国
消费者对日本产品较高的质量评价。
继Klein等（1998）的研究之后，大量研究者开始在其他国家进行重复性实验，结果均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负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来源国产品的购买意愿上，而对来源国产品的外显评价或态度没有显著影响（Shin, 2001; Klein, 2002; Nijseen和Douglas, 2004; Amine, 2008）。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引起了有关研究者对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态度的进一步探讨。杨扬子等（2008）针对以往来源国效应研究中采用问卷测量或者深度访谈的方法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态度的问题，首次在来源国效应研究中引入内隐联想测验（IAT）同时结合问卷测量的方法精确测量了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该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并不一致：虽然中国消费者在问卷测量中表达出对日本品牌更积极的评价，但IAT测试结果却表明中国消费者对本国品牌的内隐态度比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更加积极。杨扬子等（2008）在讨论中指出，外显态度测量是考察消费者意识层面的态度，因此被试在进行作答时会提取意识中关于日本品牌质量的可用成分或对日本产品的刻板影响而给予日本品牌较高的评价；而对于内隐态度测量，由于排除了意识参与和可能的“社会期望反应（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 SDR）”，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更容易受到其仇日情节，即消费者仇恨的影响，而自动地排斥日本品牌。
杨扬子等（2008）的研究启示我们，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意识层面：对于内隐态度，消费者仇恨的影响是自动化形成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而消费者在对来源国品牌进行外显评价时，会提取与产品评价直接相关的信息，而不会主动提取与消费者仇恨相关的知识，由此消费者仇恨不会对品牌外显评价产生影响。为了验证这一推测，在本研究中我们希望能通过一种情境启动的方法同时操控无意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消费者仇恨，考察在不同情境下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差异。因此，以下我们将介绍内隐和外显态度结构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影响两者的不同机制，从而提出我们在研究中将使用的情境启动方法。
1.2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假说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APE）与传统的态度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能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内部的心理加工机制做出具体阐释，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内隐和外显态度在很多情况下独立变化的现象（Dasgupta 和Greenwald, 2001; Karpinski和Hilton, 2001; Gawronski 和Strack, 2004, Gawronski等, 2006 ）。该模型指出，态
度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为自动化关联加工（Associative Processes），即人们在面对一个特定目标时会自动化加工与之关联的不同概念，而激活其中一个关联结构，也叫做模式激活（Pattern Activation），这个过程会受到情境、记忆中关联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二为命题加工（Propositional Processes），即个体根据与激活关联相关的信息，使用命题推理判断在前一个过程中激活关联的有效性，从而确定或拒绝自动化加工形成的态度。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中，自动化关联加工是决定内隐态度的基础，改变自动化关联加工中关联结构（associative structure）或模式激活（pattern activation）均能有效改变内隐态度，但不一定会改变外显态度。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改变模式激活可以通过提供情境线索，提高不同关联结构相关的知识可获取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选择性地激活某一性质关联结构，从而改变个体对评价目标的内隐态度。例如，Rudman和Lee （2002）在其研究中发现，白人被试在听到充满暴力的rap音乐后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态度会更加负性，说明此时rap音乐充当情境线索激活了白人被试记忆中对美国黑人的负性关联结构，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美国黑人的内在歧视态度。然而对于外显态度，不仅自动化关联加工过程的变化可能会对最终的外显态度产生影响，进行决策时可以利用的命题数量和追求认知一致性等因素也能影响被试对目标的外显评价（Gawronski和 Bodenhausen, 2006）。
结合来源国效应和来源国形象的研究结果，消费者的记忆系统中存在与产品来源国相关的不同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者对来源国科技经济发达程度或总体产品质量的认知，也同时包括由于个人经历体验形成的情感成分，如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消费者仇恨，激活的知识体系不同，消费者对来源国的态度以及随后对产品的态度、购买意愿也会不同（Hong 和Kang, 2006; Peter 和Olsen, 2005; Pappu, 2007）。因此，在情境启动中我们不仅要控制消费者内在对来源国的仇恨情感联结的激活，同时也要让消费者自动地提取并且使用这些情感信息在意识层面进行命题判断。为此，我们选择自我生成信息任务（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 Blair,和Lenton, 2001）这一研究范式，考察自我生成关于消费者仇恨不同性质和数量的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内隐和外显态度。
1.3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消费者仇恨是消费者内心深处对来源国的内隐负性情感，具体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是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人的内隐偏见（如：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仇恨），这类似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Bargh, 1999; Blair,和Lenton, 2001）。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已证实自我生成信息是一种调节刻板印象的有效方法，并且在一定的操控情境下自我生成信息能同时调节人们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Blair和Lenton, 2001; Gawronski和Bodenhausen, 2005）。具体来说，人们在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与该信息相关的情感、认知表征结构的提取性都能得到增强（Johnson和Sherman, 1990）。例如，Blair等（2001）在研究中发现，让被试想象与传统女性形象不符的女性形象（counter-stereotype, CS）可以增强被试记忆中非女性传统形象知识联结的获取性（accessibility），从而随后改善被试对女性的刻板印象。Blair等（2001）进一步指出，自我生成信息不仅可以通过影响相关知识联结提取性调节内隐刻板印象，并且这些有意识产生的信息可以用于随后对目标个体的判断从而影响被试的外显态度。
在Blair等（2001）的研究基础之上，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5）进一步验证并解释了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对内隐态度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5）认为，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情境线索影响相关知识结构的获取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影响自动化形成的内隐态度。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白人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美国黑人信息，激活他们记忆系统中对美国黑人的反刻板印象（counter-stereotypes），使得他们在随后的IAT测试中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歧视显著下降。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5）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可以通过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ease of retrieval）的调节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态度的影响。提取简易性效应（ease of retrieval effect）是指当需要提取某一类知识概念的数量较少使得对这类信息提取更容易时，人们会倾向于以这类知识为基础进行判断（Schwarz et al., 1991; Schwarz, 2003），并且这种效应的形成是无意识、自动化的加工过程（Menon等, 2003）。在他们的研究中，自我生成反刻板印象信息对内隐歧视的影响只有在被试需要生成信息数量较少，即反刻板印象信息提取比较容易的时候，被试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歧视才会显著下降。
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不仅能激活相关的知识联结并通过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影响人们的内隐态度，这一过程中有意识提取的信息可以应用于外显态度形成中的命题判断阶段，从而影响人们的外显态度（Blair和Lenton, 2001; Gawronski和Bodenhausen, 2006）。例如，一系列内省研究（introspection studies）让被试思考评价目标或者思考自己对目标做出某种评价的原因，当被试产生的信息或者想法与原本自己对评价目标的态度一致，则原本的态度会得到保留或者加强，但如果被试产生的新信息与原有态度相悖，并且信息的数量和说服力较大时，原有的态度会因为被削弱，甚至被试会因为避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而对目标产生新的外显评价（Wilson和Dunn, 1986; Gawronski和 Bodenhausen, 2006）。因此，
结合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在意识层面提取的信息越多，在外显态度形成过程中可用于命题评价的信息也越多，从而对形成外显态度的影响也越大。
1.4研究假设
本研究试图结合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内隐和外显态度改变的态度研究成果，通过自我生成信息任务让被试生成不同性质和数量的消费者仇恨信息，考察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内隐和外显品牌态度的影响。
对于来源国的选择，我们延续了以往以中国消费者为被试的来源国效应研究中采用的国家——日本（Klein, Ettenson, 和Morris, 1998; 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中国消费者对日本这一产品来源国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主要来源于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或者历史上的日本政治人物（Klein, Ettenson, 和Morris, 1998）的仇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让被试自我生成这些人物信息来操控被试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消费者对日本情感态度并非只有消极成分，日本发达的娱乐、卡通漫画行业以及在潮流引领方面都备受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推崇，这使得消费者对日本国家及对很多日本人物有着一定的积极情感，因此让被试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持有对日本的仇恨感。
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希望通过自我生成信息任务让被试回忆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人物，减弱或增强被试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随后考察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差异。一方面，在内隐态度形成阶段，消费者自我生成的性质会影响不同相关知识联结的激活影响内隐态度变化的性质。具体说来，当消费者自我生成喜欢/仇恨的日本人物时，消费者记忆系统中对与日本人物相关的一系列相关知识联结（如日本品牌）会受到激活，并且根据生成日本人物信息的性质，相关知识的正性/负性关联结构会有更强的激活程度，使得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有着更积极/消极的内隐态度。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会影响被试对此类信息的提取难易程度，即通过提取简易性效应（ease of retrieval）影响自我生成信息改变内隐态度的程度，即，当被试需要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人物数量较少使得这类信息提取较容易时，消费者更容易以与这类信息相关的正性或负性关联结构为基础进行反应，使得自我生成的消费者仇恨信息对日本品牌内隐态度的影响更显著。另一方面，在外显态度形成阶段，消费者会利用进入意识的相关信息进行命题判断。此时自我生成消费者仇恨的信息越多，这类信息对外显态度的影响越大。即，在自我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在意识层面受到消费者仇恨信息的影响会较强，从而对日本产品的外显态度显著下降；而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或者较少的厌恶的日本人物时，被试对日本产品的外显态度受到消费者仇恨的影
响较小。
综上，我们做出如下实验假设：
H1：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时，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都会比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时更加积极。
H2：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会受到信息数量的调节，并且信息数量的调节作用对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H2a：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影响随着信息生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即随着信息提取难度的增加而减弱。当需要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数量较多即难度较大时，或者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较少时，被试的消费者仇恨会更强烈从而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会显著低于另外两种实验条件下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
H2b：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外显态度的影响随着信息生成数量的增加而增强。当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对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更加积极；当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更加消极。
2研究方法
2.1被试
北京大学大学生127名，其中男生43人，女生85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2.24（SD=1.88），均为右利手，矫正视力1.0。
2.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喜欢的日本人物 VS 厌恶的日本人物）× 2（自我生成信息数量：2 VS 7）组间设计，被试被随机分配到4个组中，四个组的人数分别为33、31、31和32。因变量包括被试对来自日本和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
2.3实验程序
2.3.1自我生成信息任务
被试被告知列出2名或7名他们所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人物，具体的指导语如下：
“本研究是一项关于个人记忆和态度的研究。请你仔细回想2（7）名你所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这些人可以是你身边熟悉的人，名人或者你通过其他渠道所认识的人。请在下空白处列出这2（7）名日本人的名字。
2.3.2外显态度测量
启动任务结束后，测量被试对中国/日本品牌的外显评价。对于这部分测量，我们使用Parameswaran和Pishaodi（1994）开发，杨扬子等（2008）修订的来源国形象问卷（country of origin image, COI）的中文版。该量表包含6个维度，在国内外研究中都有着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我们应用其中关于来源国产品印象的分量表，让被试分别填写关于中国品牌和日本品牌的产品印象问卷。
2.3.3内隐态度测量
问卷填写结束后，被试完成内隐态度的测量。在这部分我们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进行测量。内隐联想测验（IAT）的基础是态度的自动化加工，它能够很好的考察被试对于语义词之间的无意识联系。通过被试对于两类词联结的紧密程度反映被试对某一类目标的态度，从而能避免外显态度测量中被试存在的意识控制的成分以及印象管理策略（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IAT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研究中，并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Maison, Greenwald 和Bruin, 2004; Nosek, 2005; Hofmann 等, 2005）。
IAT通过Windows2000计算机上的inquisit实验系统来运行。IAT实验程序中，目标词和属性词均适用中文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目标词是根据杨扬子等（2008）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日本的知名品牌（日本品牌：索尼、松下、东芝、本田、日立；中国品牌：海尔、联想、长虹、红旗、方正），属性词则借鉴Nosek等（2005）研究成果，包括5个积极词：精致、完善、可靠、环保、领先，5个消极词：劣质、粗糙、笨重、繁琐、守旧。
参照Greenwald，Nosek和Banaji（2003）消除顺序效应后的实验设计，IAT实验分为7个阶段（见表1）。7个阶段所有词语均随机呈现，其中B1、B2每个词语呈现两次，各包括20次测试；B3、B6每个词语呈现一次，包括20次测试；B4、B7每个词语呈现两次，共包括40次测试。由于在B5前进行了B2的练习，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顺序效应，在B5中，每个词语呈现四次，共包括40次测试（Nosek 等, 2005）。一半的大学生按照上述的顺序进行实验，另外一半则先进行B5、6、7阶段，然后再进行B2、3、4阶段（此时为了减少顺序效应，在B5中每个词语呈现两次，进行20次测试；在B2中每个词语呈现四次，进行40次测试）。
在每一阶段开始前，在屏幕上呈现指导语说明该部分的实验要求，同时告知被试在保证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快的反应。词语呈现顺序随机，呈现位置为屏幕中央。被试反应正
确，则词语消失，进入下一次测试，如果被试反应错误，则在原来词语呈现的位置出现红色
的“错误”进行提示，提示时间为200ms，随后进入下一次测试。全部测试完成后，屏幕提
示实验结束。IAT的测量结果由电脑自动记录各部分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表 1 IAT实验程序
阶段任务次数反应键
左键右键
B1 属性词辨别 20 积极词消极词
B2 目标词辨别 20 中国品牌日本品牌
B3 初始联合辨别练习 20 积极词、中国品牌消极词、日本品牌
积极词、中国品牌消极词、日本品牌B4 初始联合辨别 40
B5 反转目标词辨别 40 日本品牌中国品牌
B6 反转联合辨别练习 20 积极词、日本品牌消极词、中国品牌
积极词、日本品牌消极词、中国品牌B7 反转联合辨别 40
2.3.4操作性检验
电脑操作部分实验结束后，向被试发放问卷，让被试回答关于自我生成信息任务的三
个问题，包括（1）用数字1－10来判断这项任务的难度。1表示非常简单，10表示非常困难；（2）完成这项任务时投入的努力程度如何。1为完全不用努力，10为需要非常努力；（3）
再回忆出更多你所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的难度有多大。1为非常容易，10为非常困难。
3数据分析结果
3.1操作性检验
首先，使用SPSS15.0对启动任务的结果进行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
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组间方差分析，考察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要求被试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主效应显著，F(1, 123)= 147.16，p<0.001，
η2=0.545，被要求回忆7个日本人物的被试相对于需要回忆2个日本人物的被试回忆出了更
多的日本人物（M=5.21 vs. 2.00）。其次，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表明被要求
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的被试相对于需要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回忆出了更多的日本人
物（M=3.98 vs. 3.21），F(1, 123)= 10.60，p = 0.001，η2=0.079。并且，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
和性质交互作用显著，即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要求在需要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条件下效应更
加显著，F(1, 123)= 9.86，p = 0.002，η2=0.074。由于无论对于回忆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
人物，日本人物回忆数量的操控条件简单主效应均显著（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F(1, 62)= 181.55，p < 0.001，η2=0.745；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F(1, 61)= 29.53，p < 0.001，η2=0.326），表明我们有效地操控了被试回忆日本人物回忆的数量。
对于日本人物提取简易性的操作性检验，我们首先将被试对于该任务的难度评价的三个条目合并作为回忆人物提取简易性指标（α = 0.819; M = 5.87, SD = 1.16），然后对其进行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组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个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各自的主效应均显著。首先，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要求对提取简易性的影响显著，F(1, 123)= 15.82，p<0.001，η2=0.114，被要求回忆7个日本人物的被试相对于需要回忆2个日本人物的被试对任务难度的评价更高（M=6.67vs. 5.10）。其次，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F(1, 123)= 13.33，p<0.001，η2=0.098，被试认为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比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难度更大（M=6.60vs. 5.16）。以上结果证明我们有效地操控了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日本人物回忆的提取简易性。
3.2外显态度结果
将相应的题目进行反向记分后，分别计算中国产品印象量表和日本产品印象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发现：第12、15、17和18这4个条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没有达到显著，并且项目鉴别度低于0.30，于是删除这4个条目后得到14个条目的产品印象结果。其中，中国产品印象量表的一致性系数ɑ等于0.764，日本产品印象量表的一致性系数ɑ为0.782，符合统计的要求。
计算两个COI问卷的14个条目的平均分，分别作为中国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和日本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分数越高，表明对该国产品的外显态度评价越高。采用SPSS15.0软件对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和日本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在全体样本中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评价（M = 7.45，SD = 0.91）显著高于对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评价（M = 5.53，SD = 0.98），t (126) = 16.14，p < 0.001。将被试对日本和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评价值相减得到被试对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评价，并将这一指标变量用于后面的统计分析中。
3.3IAT数据简化
根据Greenwald等（2003）改进的IAT数据处理方法对IAT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简化：（1）为了保证数据使用的充分性和准确性，数据分析不仅包括B4（初始联合辨别）和B7（反转联合辨别阶段），也包括B3和B6阶段即联合辨别练习阶段；（2）为了排除反应时
极端值影响，我们剔除所有反应时大于10000ms的试次，同时删去有超过10%比例反应时小于300ms的被试数据；（3）针对4个阶段正确反应试次的反应时计算4个阶段的平均反应时，以及B3和B6、B4和B7的合并标准差。对于错误反应试次的反应时，用该试次所在阶段的平均反应时加上600ms进行替代；（4）根据各个阶段整理后的反应时计算4个阶段的反应时均值；（5）分别计算B6和B3、B7和B4的平均反应时差值，并除以相应的合并标准差得到两个练习阶段和两个测试阶段的反应时D值差异。其中，在B3和B4阶段，被试需要对中国品牌和积极词、日本品牌和消极词进行同键反应，即均为相容阶段；在B6和B7阶段，被试则需要对中国品牌和消极词、日本品牌和积极词进行同键反应，即均为不相容阶段。因此，两个D值分别表示练习和正式测试时被试在相容阶段和不相容阶段的反应时差异；（6）最后，将两个D值取均值得到IAT得分，该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中国品牌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即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越消极。
第（6）步中IAT得分统计结果表明，在整体上被试的IAT得分（M=0.60; SD=0.04）显著大于0，t(126) = 14.74, p<0.001。这一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于将中国品牌和积极词归于一类（同时将日本品牌和消极词归于一类）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将中国品牌和消极词归于一类（同时将日本品牌和积极词归于一类）的反应时，由此可知，整体上被试在内隐态度上对日本品牌较本国品牌更加消极。
由于本研究希望探讨的问题在于自我生成信息如何改变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因此我们将以上数据处理步骤得到IAT得分取负值，作为反映被试对日本相对内隐偏好的指标，以便比较在不同自我生成信息条件下被试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态度。
3.4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外显及内隐态度的影响
采用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MANOV A统计分析考察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日本产品的内隐和外显品牌态度差异，结果表明，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均有显著影响，F (2, 122) =3.53，p <0.05，η2=0.055；并且回忆日本人物数量和性质的交互作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显著，F (2, 122) =5.11，p <0.01，η2=0.077。
3.4.1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内隐态度的影响
对于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态度，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边缘显著，F (1, 123) =3.12，p = 0.076，η2=0.025，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态度显著高于在自我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条件下的内隐态度。并且，两个自变量的
交互作用显著，F (1, 123) =8.88，p <0.01，η2=0.067（见图1）。简单主效应表明，在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组中，被试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时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较回忆较多数量日本人物时更加消极，F (1, 61) = 8.18，p < 0.01，η2=0.118；然而对于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回忆人物的数量没有对被试关于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产生显著影响，F (1, 62) = 2.27，p =0.14。并且，在回忆较多数量日本人物的情况下，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对被试内隐态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F (1, 61) = 0.76，p =0.39；然而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的被试比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表现出对日本品牌更显著的内隐偏好，F (1, 62) = 10.65，p < 0.01，η2=0.147。这一结果表明自我生成信息数量性质对内隐态度的影响是通过信息提取的简易性形成，而与生成信息的绝对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3.4.2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外显态度的影响
对消费者关于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进行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ANOV A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23) = 0.00，p =0.98；而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F (1, 123) =7.92，p <0.01，η2=0.034，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外显态度显著高于在自我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条件下的外显态度。两个自变量对外显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123) =7.78，p <0.05，η2=0.028。进一步对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不同组别进行简单主效应检验发现，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对被试外显态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F (1, 62) = 0.42，p =0.52；然而在回忆较多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的被试比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表现出对日本品牌更明显的外显偏好，F (1, 61) = 7.17，p < 0.01，η2=0.150。该结果表明自我生成信息的绝对数量直接影响着生成信息对外显态度的影响程度。
综合以上结果，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提取信息数量的不同，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作用发生了分离（见图1）。
图1 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及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
4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IAT和自陈式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考察了自我生成有关消费者仇恨的信息对中国消费者关于日本品牌的相对外显和内隐态度的影响，结果有效地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即消费者仇恨可以对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效果由于内隐和外显态度形成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和自我生成信息效应的产生机制进行解释。
4.1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首先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分别体现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上。自陈式问卷的测量结果表明，被试对于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比对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更加积极。结合问卷的具体条目我们发现，被试对日本产品的质量和宣传评价显著高于对中国产品的评价，因此整体上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偏好是符合品牌实际情况的，这也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王海忠和赵平, 2004；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同时，采用IAT测量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和本国产品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在整体上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显著低于对本国产品的内隐态度，这与杨扬子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来源国效应中情感和认知维度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相对独立的影响使得两种态度发生分离。然而，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让被试自
我生成关于消费者仇恨的不同信息，增强或减弱消费者仇恨可以使被试对来源国品牌的外显和内隐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在本研究中，让被试回忆自己喜欢的日本人物时，减弱被试持有的消费者仇恨能显著地提高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和内隐态度；相反地，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即增强消费者仇恨，能显著降低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和内隐态度。该结果说明，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虽然在不存在任何有关消费者仇恨的情境线索时，消费者仇恨只对内隐态度有着显著影响（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但一旦消费者仇恨信息得以激活并在意识层面形成，被试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都会受到消费者仇恨这一来源国形象中情感成分的影响。
4.2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传统的态度理论认为内隐态度是过去经验累积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表征，（ Dovidio 等, 2001; Greenwald 和Banaji, 1995; Rudman, 2004; Wilson等, 2000），然而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IAT、语义启动等研究方法发现，内隐态度很容易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Gawronski 和Bodenhusen, 2005）。而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内隐态度会受到自我生成信息这一特殊情境线索的影响，并且情境线索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中，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由于内隐态度主要由自动化关联加工形成，情境因素可以通过改变这一过程中的关联结构或激活模式来影响内隐态度。在本研究中，自我生成有关消费者仇恨的不同信息有效地增强了消费者记忆系统中日本品牌和积极/消极的知识联结，引起了随后IAT测量中消费者对日本品牌内隐态度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影响包括两个阶段，首先生成信息的性质可以增强有关知识联结的激活程度，在本研究中体现为日本品牌和积极/消极情感的联结；其次，生成信息的数量可以影响被试提取相应信息的主观感受即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引起被试对相应信息或知识联结的不同反应倾向。具体说来，被试在提取较少数量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即生成较少与消费者仇恨相反的信息时，首先对日本的积极情感和与之相关的知识联结（即：日本品牌-积极态度）会得到较高大程度的激活；其次，由于需要提取的信息数量较少，被试会主观感受到提取这类信息较为容易（即感受到较低的消费者仇恨），因此对激活的日本品牌-积极态度联结反应倾向加强，最后在IAT测试中表现为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较为积极。
另一方面，根据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自我生成信息不仅可以影响自动加工阶段
的相关知识激活，也可以成为用于命题判断的信息，强化或削弱个体对目标原有的态度，并且强化或削弱的程度受到可利用的信息多少的影响。因此我们实验中发现，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弱化了被试的消费者仇恨，进一步支持了对日本品牌质量的客观评价，并且在生成这类信息较多时，被试对日本品牌积极的外显态度会得到加强；相反，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增强了被试对来源国的仇恨感，形成与消费者原本对日本品牌质量评价相反的态度，但在这种抵触情感较弱时消费者原本的态度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而当自我生成的负性信息较多而引发的消费者仇恨感较强时，被试可能会因为避免认知失调而改变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由此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显著低于其他情况下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
综上，我们通过控制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有效地操纵了消费者对来源国的仇恨感从而改变其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不仅证明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消费者关于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制。
4.3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前人对来源国效应研究的基础上，结合IAT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和自陈式问卷考察了消费者关于来源国的仇恨感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从而证明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其次，与传统态度理论认为内隐态度不易受到外界情境因素影响的结论不同，本研究不仅证明了内隐态度可以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具体考察了其影响机制。具体地，本研究比较了自我生成信息这一特殊的情境因素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表现，并利用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在消费者行为学领域中对品牌态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的营销学意义在于，我们在来源国效应中考察了自我生成消费者仇恨的信息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启示营销人员应通过提供情境刺激引发消费者关于来源国的情感以影响他们对来源国品牌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并且，本研究考察自我生成信息这一特殊的情境线索对来源国效应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由于消费者在面对不同来源国的产品时，对来源国的印象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自发产生的，因此研究如何提供情境线索引发消费者自我生成对来源国的积极信息促进他们对来源国品牌的好感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从本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对日本的好感很多来自日本发达的娱乐和卡通漫画事业，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改变消费者对来源国的认识和喜好，以便进一步改变消费者对来源国的情感态度，并且延伸到被试
对来源国品牌和产品的态度。
4.4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一个局限首先在于IAT内隐态度测量的方法学问题。由于IAT内隐态度测量方法的原理是基于反应相容性（response compatibility），与语义启动等以刺激相容性（stimuli compatibility）为原理的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存在一定差异（Gawronski 等, 2005），因此能否运用其他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得到一致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其次，本研究对品牌外显态度的测量时运用了Parameswaran和Pishaodi（1994）编制的来源国形象问卷中对来源国产品的一般态度这一分量表，而没有针对研究中让被试评价的各个品牌制作更加具体准确的问卷，也没有对IAT测量中的评价词进行匹配，因此在比较消费者对日本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差异时稍欠说服力。
再次，虽然根据APE模型和以往关于消费者仇恨来源的研究，我们推断让被试回忆他们厌恶的日本人物可以导致仇恨感的增强，但是由于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且标准化的方法对消费者仇恨进行测量，我们在研究中没有对消费者仇恨进行直接的测量，这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们讨论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影响时的严谨性。
此外，虽然本研究区分了来源国效应中消费者仇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差异，但我们没有考察这些影响是否会对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行为产生差异。以往研究结果表明，内隐态度能更好地预测无意识的自发性行为，而外显态度对需要精细化加工、需要施加控制的行为有更好的预测性（Asendorpf, Banse 和 Mucke, 2002; Neumann, Hulsenbeck和 Seibt, 2004）。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测量情境因素对消费者对来源国产品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以及真实的购买行为。
4.5结论
本研究将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和自我生成信息效应引入来源国效应研究中，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考察了消费者仇恨对消费者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效果和内在机制。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内隐态度还是外显态度，中国消费者对日本这一来源国的情感反应都会显著影响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偏好；而通过态度的关联和命题加工模型，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消费者对来源国的仇恨感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预测和控制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中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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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Effects on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Brand Attitude— An Application of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on the
Research of Country-of-origin Effect
Li Yanjie, Huang Yunhui, Shi Junq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pplied questionnaire and the Implicit Associate Test (IA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nsumer animosity, specifically the impact of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about consumer animosity, on implicit/explicit attitude and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 Results from current research showed: (1) the animosity of Chinese consumer toward Japanese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toward Japanese brands; (2) the impact of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on implicit attitude worked via the ease experienced in retriev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memory, whereas explicit attitude is influenced by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hat are considered for the explicit evaluation. We proposed the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APE) to explain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change. Further, the importance of IAT practice and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 in marketing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untry-of-origin Effect,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APE), Consumer Animosity, Explicit Attitude, Implicit Attitu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Ease of Retrieval Effect
专业主编：王海忠
内隐联想测验综述 1．内隐联想测验的由来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是Greenwald等于1998年提出的一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新方法，其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进而来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量。 众所周知，内隐社会认知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其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很难通过传统的自陈式的测外显态度的方法来进行直接测量，而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测量。传统的常用的用于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较的间接测量方法如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反应时法、情景测验法、内隐记忆研究中常用的某些方法等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情景测验法等存在难以定量分析、主观性太强、对实验者本身素质要求太高、说服力不够强等问题；也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则存在只能涉及社会认知的知觉层面而难以深入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由于所呈现的刺激多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其必然引起被试心理的复杂反应，这些刺激可能与内在需要或内隐态度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相矛盾，刺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被试的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就会不同，从而反应时的长短就会不同。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在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社会认知结果通常认为是内隐的。并且，此前反应时法已经在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Greenwald 等在既有的反应时范式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反应时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间接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2．内隐联想测验的实验范式 2.1 实验原理与基本思想 内隐联想测验在生理上是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的。该模型认为信息被储存在一系列按照语义关系分层组织起来的神经联系的结点上，因而可以通过测量两概念在此类神经联系上的距离来测量这两者的联系。在认知上，内隐联想测验以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5, 749–754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0749 749 内隐联想测验新变式述评：基于规范性分析框架 李西营1,2 王晓丽2 赵玉焕2 徐青林2 (1河南师范大学教科院, 河南新乡 453007)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 要 规范性分析详细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内隐测验所应当具有的一系列标准和特征。通过对内隐联想测验的三个新变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范性特征和标准的检验, 发现相对于简式内隐联想测验而言, 无再编码和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更符合What 标准和How 标准, 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内隐标准。 关键词 规范性分析; 简式内隐联想测验; 无再编码内隐联想测验; 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 分类号 B841 1 De Houwer 内隐测验规范性分析框架 内隐测验的规范性分析详细说明了一个理想的内隐测验所应当具有的一系列标准和特征, 为评估和检验内隐测验提供了一个启发式框架。规范性分析标准不是一个内隐测验的最低标准, 而是最终目标。因此, 可以通过检验一个内隐测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范性特征和标准来分析其优势和劣势, 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指导。 内隐测验的规范性分析标准包括三个：第一, 内容标准(what criterion)。即有哪些心理属性导致了内隐测验的结果(因果内容); 第二, 机制标准(how criterion)。即被测量的心理属性怎样导致了内隐测验的结果(因果机制); 第三, 内隐标准(implicitness criterion)。即被测量的心理属性是否自动导致了该内隐测验的结果(因果自动)。因为同一个心理属性可能通过不同的加工过程对测验结果产生影响, 而不同的心理属性也可能通过同一个加工过程对测验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What 标准和How 标准并不是完全分离的(De Houwer et al., 2009)。同时, 本文涉及的都是内隐联想测验, 并不会在内隐标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本文只基于规范性分析的What 标准和How 标准来述评内隐联想测验的三个新变式。 收稿日期:2010-11-25 通讯作者:李西营, E-mail: flylee@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2 内隐联想测验新变式 内隐测验是指在没有明确目标、意识、充足的认知资源或者充足的时间的前提下, 由被测量的心理属性导致相应测验结果的一种测验程序(De Houwer, 2006; De Houwer, Teige-Mocigemba, Spruyt, & Moors, 2009)。Greenwald, McGhee 和Schwartz (1998)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是内隐测验的一种, 通过测量概念之间的自动评价(联结强度)来测量内隐态度。虽然内隐联想测验的提出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由于其操作简单、易于解释、信效度较好而得到了广泛应用, 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变式。主要有：无再编码内隐联想测验、单靶内隐联想测验、单属性内隐联想测验、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类聚焦内隐联想测验、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和简式内隐联想测验等。由于已有一些研究评述内隐联想测验的有关新变式(例如, 温芳芳, 佐斌, 2007; 张珂, 张大均, 2009), 而且单靶内隐联想测验、单属性内隐联想测验、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等均是为了解决传统IAT 只能测量内隐联想的相对强度问题, 因此, 本文只对无再编码、单区组和简式内隐联想测验这三种新变式基于规范性分析框架进行对比分析。 2.1 无再编码内隐联想测验(The Recoding-Fre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简称IAT-RF ) Rothermund, Teige-Mocigemba, Gast 和 Wentura (2009)提出无再编码内隐联想测验, 以花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内隐联想测验及其变式在刻板印象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苏曼 来源：《卷宗》2018年第06期 摘要：内隐联想测验作为基于反应时范式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因其本身具有的一定局限性，近10年来研究者们对这一方法进行不断地修正和改进。国内研究者们也将IAT、GO/NO-GO联想任务、单内隐联想测验等变式广泛运用于内隐刻板印象领域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内隐联想测验；GO/NO-GO 联想任务；单类内隐联想测验 一、内隐联想测验的不足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作为基于反应时范式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自1998年由Greenwald提出以来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诸多社会认知现象涉及到评价性联想，故内隐联想测验在内隐态度、内隐刻板印象等领域迅速得到运用。随着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纵深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出来。 由于IAT是一种相对测量，使用概念和属性的互补对，考察一目标对象相对于另一目标对象而言与某一属性的联结程度。因此这一工具难以得出某一对象与属性的绝对联结水平，只能得出相对于另一目标对象来说某一目标对象与属性的联结程度。 此外，为目标对象寻找合适的比较对象是困难的，尤其当只有一个目标对象可以运用到研究中时。例如研究对民族间内隐信任态度的测量，或是对不同能力残疾人的刻板印象的测量等。当研究难以配对时就难以运用IAT相对测量。同时比较对象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可能会影响到内隐评价。 当意识到外显测验存在社会赞许效应等影响测验结果的局限后，内隐联想测验在刻板印象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大量内隐测量发现内隐刻板现象等内隐测量结果与外显测量结果分别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物在两个层面上的态度。如在民族偏见的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相关性很低，甚至不相关。但相对于外显态度，内隐态度具有更强的预测力，因为内隐联想测验过程中，被试难以察觉测量的真实目的，测量结果更多真实反映个体的态度（贺雯，梁宁建，2010）。 因此为了弥补内隐联想测验的局限性，促进内隐联想测验的进一步运用，研究者们在其基础上先后发展出了GO/NO-GO联想任务、外部情感西蒙作业等。近几年又提出进一步的修正
主题： 使用儿童版内隐联想测验（IAT）考察儿童内隐社会认知（例如内隐自尊、内隐性别态度、内隐肥胖歧视等）的发展。 理论意义： 研究证实，成年人的态度中包含许多偏见和刻板印象，涉及的方面包括种族歧视、性别偏见、内群体偏好等等。对各种社会群体的态度在何时发展起来、发展上的变化模式是怎样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发展过程是否有所不同？近年来，不少国外学者着重探讨内隐层面对社会群体的态度的发展。其中研究最多是关于种族的内隐态度，研究者发现6岁的儿童已经开始表现出与成人类似的内隐的种族内群体偏好，并且外显和内隐种族态度的发展存在分离现象（例如Baron & Banaji, 2006; Dunham, Baron, & Banaji, 2007; Dunham, Baron, & Banaji, 2008）。关于性别，5-12岁的儿童表现出强烈的内群体偏好，即对自己所属性别的积极态度，在外显和内隐测量上均如此（Banaji, Baron, Dunham, & Olson, 2007）。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性别态度与儿童有所不同，其中的发展过程和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拟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儿童内隐态度（包括指向自己、性别等）的发展进行研究。 儿童版IAT需要进行的修改： IAT使用计算机呈现刺激和记录被试反应，测量目标概念或类别（例如白人和黑人、男和女、胖人和瘦人、自己和他人）与属性（例如好与坏）之间的关联强度。成人版IAT通常采用视觉呈现目标词和属性词，并要求被试使用键盘上的按键做出反应。儿童版IAT可用于5岁以上的儿童，但是需要进行许多修改（Baron & Banaji, 2006）： [1]使用图片来代表目标概念，例如白人和黑人的图片来代表种族、男孩和女孩的图片 来代表性别； [2]采用听觉呈现的方法来代表属性，通过耳机播放“好”词和“坏”词（例如善良、 讨厌、快乐、难过等）； [3]提供大的反应键，而不是用键盘反应，以适应儿童未完善的精细运动机能； [4]实验者坐在儿童旁边，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在需要的时候给儿童解释任务要求。 训练学生： [1]IAT测验在儿童中使用要进行修改，必须考虑到儿童的计算机技能、阅读能力以及 注意力有限，需要学习将成人版实验范式修改为适合儿童的模式，刺激中所用的目标刺激和属性刺激均要考虑到儿童的能力。 [2]收集并评估IAT测试中所需图片和听觉呈现的属性词，这些材料都要适用于儿童。 [3]使用E-Prime软件编写程序，实现刺激呈现（图片呈现和声音呈现）、接收按键反应 以及记录正确率和反应时。 [4]用适合各年龄段儿童的语言，口头给各年龄儿童提供指导语，并在实验进行过程中 在旁边提供帮助。 [5]使用SPSS软件对儿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数据进行分析。 [6]对儿童内隐社会认知的发展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1]Banaji, M.R., Baron, A., Dunham, Y., & Olson, K.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group social cognition: Early emergence, implicit nature, and sensitivity to group status. In M. Killen and S. Levy (Eds.)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An integrative developmental and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Vol. 22, No. 3, 418–421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4.00418 418 ·研究简报(Research Reports)· 中国人的内隐辩证自我：基于内隐联想 测验(IAT )的测量 柏 阳1,2 彭凯平1,2 喻 丰1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 USA) 摘 要 作为一种文化构念, 朴素辩证从文化与认知的角度诠释了中国人基于民众理论的思维方式。本研究首次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 ）的方法测量内隐层面朴素辩证概念与自我以及自我相近概念在东方被试认知中的联结, 探讨东方人内隐层面的辩证自我。文章通过2个IAT 实验发现, 中国人将“我”和辩证思维词汇归为一类, 将“非我”和线性思维归为一类时反应速度更快; 且他们将“朋友”和辩证思维词汇归为一类, 将“敌人”和线性思维词汇归为一类时反应速度更快。这表明在内隐层面上, 东方人确实将辩证概念与自我以及自我相近概念联系得更为紧密。 关键词 朴素辩证; 内隐联想测验; 自我; 文化; 思维方式 分类号 B848; B849:C91 1 引言 文化认知视角下的朴素辩证(naive dialecticism)概念基于民众理论(lay theory), 认为思维方式是人们用来处理信息和感知世界的基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 因此文化的不同即表现为这个文化中的个体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Peng 和Nisbett (1999)发现, 西方文化(如,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鼓励关注个体, 倾向个体独立性的认识论, 而东亚文化(如, 中国、日本、韩国等)的认识论强调变化、矛盾与普遍联系。这是因为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中的人们经过不断进化过程, 产生了认识世界的不同认知模式：从农耕社会走来的东方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联系, 且世界作一个整体是流变不居的, 因此东方人更能够容忍矛盾、期望变化; 而从渔猎或游牧社会走来的西方人则不同, 他们相信世界的不变性, 相信非黑即白的形 收稿日期:2013-07-01 通讯作者:彭凯平, E-mail: pengkp@https://www.doczj.com/doc/1c3579546.html, 式逻辑观。因此, 基于东方人民众理论的朴素辩证思维包含三个个基本原理：变异律、矛盾律及整合律(Peng & Nisbett, 1999)。变异律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没有永恒的对与错; 矛盾律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 整合律强调事物整体性, 认为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 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与之相对的西方人, 其思维方式更倾向于线性思维, 强调同一律、非矛盾律和排中律(Nisbett, Peng, Choi, & Noreanzanan, 2001; Peng & Nisbett, 1999)。 自从Peng 和Nisbett (1999)提出朴素辩证思维以来, 一系列的研究证实并拓展了他们的核心观点。借助Spencer-Rodgers, Peng, Wang 和Hou (2004)编制的外显朴素辩证自我量表(Dialectical Self Scale DSS, Spencer-Rodgers, Srivastava, Boucher, English, Paletz, & Peng, 2007), 研究者在自我、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态度评价、社会分类、社会知觉和判断与决策领域中证明了这种文化思维差异的作用(Nisbett et al., 2001; Peng & Nisbett, 1999; Spencer-Rodgers, Boucher, Mori,
内隐联想测验概述 1. 内隐联想测验（IAT）的提出 科学方法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进步。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发展。内隐联想测验是Greenwald 等于1998年提出的。 在社会认知研究中，一般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刺激往往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所以被试在对刺激进行反应的时候往往会带有掩饰，从而会出现掩饰效应；第二，由于被试的内省能力有限，从而造成被试不能够对自己真实的态度进行反应。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目前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较常用的测量方法有投射测验法、传记分析法、情境测验法以及反应时法等。但是投射测验法、传记分析法、情境测验法却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因此难以开展科学的研究。反应时方法则可以进行量化，从而日益受到特别的关注。内隐联想测验作为内隐社会认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内隐联想测验本身也引发了许多的研究。内隐联想测验是一种通过测量目标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联系强度从而对个体的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是反应时范式在社会认知中应用的结果［１］。 我们认为如果刺激所暗示的社会意义与被试的内隐的社会
态度或需要相一致，则被试的反应则会易化，从而被试的反应时间将会比较短；如果刺激的暗示意义与被试的内隐的社会态度与需要不相一致，则被试需要更多的心理能量和时间来处理这种不一致，从而做出所要求的反应。由于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这种情况所获得的社会认知结果通常认为是内隐的。 Greenwald等在既有反应时范式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反应时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把实验设计的思想运用于测量之中，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间接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2. 内隐联想测验（IAT）的原理 内隐联想测验以概念网络模型为基础，认为在人的知识网络中存在着一个社会认知的网络结构，用不同的节点表示各种事物、概念或评价。如果特定的对象和一定的评价相联系，那么激活该对象就会导致活动水平在概念网络上进行扩散，使得有关的评价信息容易被激活，因此就比较容易产生相应的评价倾向，这种现象称作态度的自动激活［２］。内隐联想测验其基本过程是呈现一属性词，让被试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反应时则被自动地记录下来。目标词（如白人、黑人）和属性词（如聪明、愚蠢）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相容（如白人―聪明，黑人―愚蠢）和不相容（如白人―愚蠢，黑人―聪明）。所谓相容，指两者之间联系与被试内隐的态度一致，或曰对被试而言两者有紧密的联系，否则为不相容。当概念词和属性词相容，此时的辨别
1.2.2内隐态度概述 1.2.2.1态度 态度是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等对象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态度作为个体的一种内在结构，为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的看法是：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构成的、比较稳定且相对持久的个人内在结构[7]。其中：认知成分是态度所指向的对象，该对象可以是具体事物或事件，也可以是抽象概念；情感成分是个体对态度对象好恶的心理倾向，同时也是对该对象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意向成分则是个体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即行为的准备状态，个体准备对态度对象作出某种反应。这种观点被称作态度的三元论[8]。 Allport(1935)在其《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一书中提出态度的“很明显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个体对环境的总结，从而作为反应的倾向和准备状态。 1.2.2.2内隐态度 美国心理学家Greenwald A.G.和Banaji M.R.（1995）首次提出内隐态度的概念，认为内隐态度指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的一种无意识痕迹，这种痕迹或其影响是个体在意识水平上无从知觉的，但它又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对象的情感取向、认识水平和行为[9]。 杨治良等（1996，1997）运用内隐记忆中的任务分离逻辑，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关系进行先驱性的探讨。结果表明，人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并不一致，实验开创性地证明内隐态度可以测量，而且证明态度的无意识或内隐成份[8]。 1.2.2.3内隐态度对行为的影响 Wilson等人（2000）提出的双重态度模型认为：当新的态度形成时，旧的态度并未消失，而是被压抑到内隐层次里，二者以意识为分界线。内隐态度是自动激活的稳定评价，占用极少的认知资源和注意力；外显态度是经常变化的、对情景敏感的构思，两者共存于记忆中[10]。如果资源和动机充足，外显态度会影响个体的精细的、周密思虑过的行为反应，但如果条件不允许（时间压力）或动机不足，内隐态度则更具影响性，它会无意识地系统地影响非言语行为（non-verbal behavior）即个体难以主动控制的行为或个体以为不反映态度的行为，而且这种
科技信息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2013年第7期●科作者简介：邱晓婷(1983—)，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助理实验员，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内隐社会认知概述 从信息加工的意识和无意识角度，社会认知分为外显社会认知和 内隐社会认知。所谓内隐社会认知是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个体不 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如用自我报告或内省法），但这一经验潜在地对 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杨治良等，1998）。它是在个体不能控制 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动化加工的过程。有关研究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学派的无意识理论是内隐社会认知诞生的历史依据。内隐的社会认知 研究是个体认知结构中历史事件和个体生活经验的一种积淀，可能对 个体在认知事物、判断事物中有影响，所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 意义。 现在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内隐社会认知的理论研究。主要着重于内隐社会 的建构模式。内隐社会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内隐社会知觉，内隐社会印 象，内隐社会思维。内隐社会认知过程的加工特性可以归结为：间接 性、直觉性、不自觉性和自动化。 第二部分，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变化。 内隐自尊方面：从对大学生的研究到对青少年的研究，从身心健 康的人到轻度抑郁、抑郁、聋生的研究。此外研究在深入：从内隐自尊 与外显自尊的关系研究到内隐自尊结构的重要性，内隐自尊的作用机 制等。目前的研究发现，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可以是低相关，也 可以无关，还可能是高相关。这是受被试态度的强度，测量事务敏感程 度，被试个性特征，被试知觉的自己与他人对事物的评价差异的影响。 内隐刻板印象：包括了内隐性别职业的刻板，内隐性别-领导的刻 板，职业的内隐年龄偏见等。伴随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这一内容将继 续为研究者关注。 内隐态度方面：主要是与现实的现象相联结来的。比如互联网在 全球的蔓延使得对互联网的态度以及网瘾问题成了焦点。 第三部分，是着力于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的探索。投射测验法， 词干补全法，词汇决定测验，认知干涉测验，形容词分类任务，内隐联 想测验等。而相比较而言，内隐联想测验的应用更为广泛，也更加容易 实施。 2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简介 由于内隐社会认知具有间接性，无法直接测量，目前主要的间接 测量的方法有：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情景测验法，启动测验等，由于 这些方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不好量化，所以难以广泛利用。随着 反应时技术的发展，内隐联想测验成为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主要方 法。内隐联想测验既是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需要，也是反应时范式发 展的结果。它是Greenwald 等于1998年提出的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 一种间接的方法。 IAT 在生理上是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的。该模型认为信息被储 存在一系列按照语义关系分层组织起来的神经联系的节点上，因而可 以通过测量两个概念在此类神经联系上的距离来测量这两者的联系 （吴文彬，2005）。IAT 测量的是两个概念之间联系的强度。如果两个概 念联系紧密，那么人们做出反应的速度就会快；如果两个概念联系不 紧密，那么人们做出反应的速度就会慢些。 2.1IAT 的程序 IAT 采用两个维度来设计刺激材料。一类，是类别维度，是概念 词，一般是群体的集合；另一类，是属性维度，是属性词，一般可以分为 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概念词与属性词有两种关系：一种，是相容，指 的是概念词与属性词的匹配与被试内隐认知一致，或被试内隐认知中两者的关系紧密，那么被试做出判断是在自动化的情况下进行，反应时间就会相对短；另一种，是不相容，指的是概念词与属性词的匹配与被试内隐认知不一致，或被试认为两者没有密切关系，那么被试做出判断是就需要复杂意识的加工，反应时间就会长。相容条件下和不相容条件下反应时之差就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指标。IAT 一般都在计算机上进行，分为5个部分，每部分中都有一个辨别任务：第一部分，要求对属性词分类并做出反应（如将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分类，积极词汇按F 键，消极词汇按J 键）；第二部分，要求对概念词分类并做出反应（如将花的名称与昆虫的名称分类，如果是花就按F 键，如果是昆虫就按J 键）；第三部分，是联合任务，如果是花—积极词汇，就按F 键，如果是昆虫—消极词汇，就按J 键；第四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逆转，即如果是花就按J 键，如果是昆虫就按F 键；第五部分，是第三部分的逆转，如果是昆虫—积极词汇就按F 键，如果是花—消极词汇就按J 键。反应时由计算机自动记录。低于300ms 的记300，大于3000ms 的记3000，错误率超过20%的删除；然后对所有的原始反应时数据对数转换，再分别计算相容组和不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最后用不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减去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就是内隐的认知。如果要更精确些，可以算IAT 效应，即用其各自的平均数除以各自的标准差。2.2IAT 的发展2.2.1GNAT(Go/No-Go Association Test)：GNAT 是Greenwald 新提出的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它是对IAT 的一种补充。在它的实验中，不需要提供类别维度，所以可以对某一对象（如，花或昆虫）进行属性判断（积极或消极）。它的理论基础是信号检测论。目标刺激和积极评价作为信号，目标刺激和消极评价作为噪音。例如，测试被试对花的态度，呈现给被试花朵、正性、负性三类刺激。在任务1中被试对花朵和正性的刺激作同一反应，忽视负性刺激，可以称为GO 反应；任务2中被试对花朵和负性刺激作同一反应，忽视正性刺激，可以称为NO-GO 反应。对比击中率，如果任务1成绩高于任务2，则反应被试对花朵的内隐偏好。正确的GO 反应称为击中率，不正确的GO 反应称为虚报率，将击中率和虚报率转化为Z 分数后，其差值即为d ’，表明从噪音中区分信号的能力。如果信号与目标类别和属性类别概念联系紧密，相比较于联系不紧的或无联系的，被试能更容易的从噪音中区分辨别信号。2.2.2EAST(Extrinsic Affect Simon Task)：在EAST 中，积极的词和消极的词都用白色，蓝色和绿色呈现。被试依照所呈现的白色词汇的归因属性（积极或消极）做出判断，并分别做出反应（比如按左键或右键），使得原先中性的按键反应获得了积极（左键）或者消极（右键）的意义；对于彩色目标词汇（蓝色或绿色），被试则依据其颜色反应，看到蓝色（无论是积极词还是消极词）按左键，看到绿色（无论是积极词还是消极词）按右键。这样被试对积极的蓝色词和消极的绿色词的反应就会又快又准。2.3IAT 的评价从现有研究来看，IAT 是测量个体内隐社会认知的有效方法，可以测量的是信念联结的强度，是概念与属性词之间的联结。但也有质疑。其一是IAT 可能反映的是社会的观点而非个人的观点，其二是IAT 可能反映了突出性，被试总倾向于选择特点突出的类别做出优先反应。所以选择样例时要考虑其代表性，但又不是突出性的问题。此外目标词汇的感情色彩、练习效应、环境因素等对IAT 也有影响。【参考文献】 ［1］Anthony G.Greenwald,Debbie E.McGhee,and Jordan （下转第201页） 内隐联想测验（ＩＡＴ）：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有效方法 邱晓婷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内隐社会认知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进展的前提下，着重对内隐联想测验进行介绍与评价。 【关键词】内隐联想测验（IAT ）;内隐社会认知；介绍与评价 ○高校讲坛○174
Greenwald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介绍 【摘要】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是Greenwald等于1998年提出的一种新的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其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进而来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量。该文先对内隐联想测验的由来、原理进行了介绍，再从性能及应用两方面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论述。最后，通过分析指出该方法符合现代心理测量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内隐联想测验（IAT）内隐态度概念词属性词 1 内隐联想测验的由来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是Greenwald 等于1998年提出的一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新方法[1]，其诞生既是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需要，又是反应时范式在社会认知研究中应用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内隐社会认知发端于内隐记忆研究，是新近兴起的社会认知领域新的研究热点，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一种自动化的过程[2]。正是由于其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很难通过传统的、自陈式的方法进行直接测量，而只有通过间接的方法才能对其进行测量。目前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较常用的间接测量方法除了内隐记忆研究中常用的某些方法外，还有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反应时法、情景测验法等[2]。但其中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由于通常只能涉及社会认知的知觉层面而难以深入，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情景测验法等则由于难以量化、主观性强而难以得到广泛应用，而反应时法近年来正日益得到特别的关注。反应时法是认知心理学中最常用的范式之一，其基本程序是给被试事先规定好一定的刺激，要求被试在刺激呈现之后既快又准确地作出反应，同时记录从刺激呈现到被试作出反应之间的时间，其间的时间延迟（latency）即为反应时。一般说来，反应时的长短标志着机体内部加工过程的复杂性。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由于所呈现的刺激多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其必然引起被试心理的复杂反应，这些刺激可能与内在需要或内隐态度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相矛盾，刺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被试的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就会不同，从而反应时的长短就会不同。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在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社会认知结果通常认为是内隐的。并且，此前反应时法已经在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直接的反应时测量、阈上语义启动、阈下语义启动、反应窗技术等都是以反应时作为测量指标，但这些方法在内隐社会认知的个别差异的测量上都缺乏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因而多适用于实验研究，而很难用于个别差异的测量[2]。正是因此，Greenwald 等在既有的反应时范式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反应时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把实验设计的思想运用于测量之中，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间接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2 内隐联想测验的原理 内隐联想测验在生理上是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的。该模型认为[3]信息被储存在一系列按照语义关系分层组织起来的神经联系的结点上，因而可以通过测量两概念在此类神经联系
内隐联想测验综述
内隐联想测验综述 1．内隐联想测验的由来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是Greenwald等于1998年提出的一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新方法，其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进而来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量。 众所周知，内隐社会认知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其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很难通过传统的自陈式的测外显态度的方法来进行直接测量，而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测量。传统的常用的用于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较的间接测量方法如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反应时法、情景测验法、内隐记忆研究中常用的某些方法等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情景测验法等存在难以定量分析、主观性太强、对实验者本身素质要求太高、说服力不够强等问题；也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则存在只能涉及社会认知的知觉层面而难以深入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由于所呈现的刺激多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其必然引起被试心理的复杂反应，这些刺激可能与内在需要或内隐态度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相矛盾，刺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被试的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就会不同，从而反应时的长短就会不同。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在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社会认知结果通常认为是内隐的。并且，此前反应时法已经在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Greenwald等在既有的反应时范式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反应时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间接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2．内隐联想测验的实验范式 2.1 实验原理与基本思想 内隐联想测验在生理上是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的。该模型认为信息被储存在一系列按照语义关系分层组织起来的神经联系的结点上，因而可以通过测量两概念在此类神经联系上的距离来测量这两者的联系。在认知上，内隐联想测验以态度的自动化加工为基础，包括态度的自动化启动和启动的扩散。有关内隐态度的研究表明，对评价性的语义内容的加工是一种在视觉基础之上的自动化过程。内隐联想测验就是通过一种计算机化的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进行测量。它也是以反应时为指标，基本过程是呈现一属性词，让被试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即归于某一概念词)并按键反应，反应时被自动地记录下来。概念词 (如国产、进口)和属性词 (如喜欢、不喜欢)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相容的 (国产—喜欢，进口—不喜欢)和不相容的 (或相反的)(如国产—不喜欢，进口—喜欢)。所谓相容，即是指二者的联系与被试内隐的态度一致，或日对被试而言二者有着紧密且合理的联系，否则为不相容或相反当概念词和属性词相容，即其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一致或二者联系较紧密时，此时的辨别归类在快速条件下更多的为自动化加工，相对容易，因而反应速度快，反应时短；当概念词和属性词不相容，即其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或二者缺乏紧密联系时，往往会导致被试的认知冲突，此时的辨别归类需进行复杂的意识加工，相对较难，因而反应速度慢，反应时长；不相容条件下的与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之差即为内
现代远距离教育2009年第6期 总第126期 基金项目 2008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08- -15)。 作者简介 耿柳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论坛 Inqu isit 心理实验系统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应用 耿柳娜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将计算机应用于心理实验有诸多优点,于是专门的心理学实验生成系统软件应运而生。随着内隐社会认知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Inqu isit 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文章介绍了Inqu i s it 的历史、特点;Inquisit 应用于内隐联想测验(简称I AT )的原理、范式及程序调试和运行;Inqu i s it 有关I A T 数据的导出和处理;展望了Inqu ist 在程序编写的易学性和汉化方面有待提高。 关键词 心理实验;inqu isit ;内隐联想测验 中图分类号 T P393.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1-8700(2009)06-0028-03 1引言 自从1879年冯特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实验经历了从机械、光电到计算机化阶段的演化发展过程[1]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心理实验有诸多优点,如计算机可以模拟物理刺激,以此省却专用的机电或光学设备;计算机可用于控制实验过程,大大提高实验的精确度和可靠性;计算机还可以自动记录、处 理和分析实验数据,减轻无关任务负担等[2] 。当心理学研究者要用计算机来实现心理学实验时有两种途径。其一,学习专业的计算机语言(如VB 、C 、De l phi 等),但心理学研究人员如缺乏计算机编程专业知识,又想按自己的实验设计思路做实验就会受到诸多限制;其二,应用专门的心理学实验生成系统软件。目前流行的心理实验生成系统主要有E -pr i m e 、DMDX 、I nquisit 、D irect R T 、Presentati o n 、Super Lab 等,这些工具各有所长与所短,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的主题、实验室条件及自身的特点综合考虑加以选择。本文重点介绍的I nquisit 是用于创建丰富调查,反应时间任务,信号察觉测量,态度测试,以及认识力、领悟力和记忆力方面心理实验系统,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5大洲超过400个研究所正在使用I nqu isit 。 Inqu isit 得到推广和应用与内隐社会认知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密切相关。1995年Greenw ald 和Banaji 提出,从社会信息加工的意识和无意识性可以将社会认知划分为外显和内隐社 会认知两个方面,所谓内隐社会认知是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如用自我报告法或内省法),但这一经验潜在地对个体的 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3] 。由于内隐认知具有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很难通过传统方法进行直接测量,因而研究多采用投射测验、传记分析法、反应时法、情景测验法等间接方法进行测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G reen w a l d 等于1998提出将内隐联想测验(I m plic it Association Tes,t 简称I A T)技术运用于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中,极大地推动该领域理论的发展。I A T 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进而来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量。 2I nqu isit 简介 2.1I nquisit 的获得和安装I nquisit 软件可从网站http ://www.m illisecond .co m 下载程序包,解压缩后安装。可免费使用30天,之后便不能记录数据。跟其它心理学专业软件一样,需要购买正版才可再正常使用。Inqu i s it 正确安装后,在帮助菜单里有使用说明,也有从网上下载样例的链接。除此以外,以G reenw a l d 、B ana ji 和Nosek 为首席专家带领的内隐认知研究团队,时常将内隐联想测验的最新研究成果公布在网站上,以与同行分享。如哈佛大学内隐认知网站www.i m plic i.t harvar d .edu 、Greenw a l d 的个人主页h ttp ://faculty .w ash i n gton .edu /agg 以及N osek 的内隐项目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