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者，政府之构成法，人民之保证书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所有部门法的母法，任何与宪法内容不一致的法律都应当被宣布为无效。宪法是国家的“灵魂”、具体生命和个别存在，宪法也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正因为宪法是如此的重要，就需要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宪法如果不能实施，无论它的条文规定是多么的神圣，也仅仅是一堆华丽华丽的词藻。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宪法是对民主政治的规定，是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规定。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言，每部宪法目的就是，或者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收到观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英国是最早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其宪法由《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构成。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我国最早的一部民主宪法是《临时约法》。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现行的1982年宪法也经过了4次修订。纵观上述宪法内容，无不是规定了权力机构的产生、职责和义务。与其说宪法是对权力机构的授权法，还不如说是对权力机关的制约法。通过宪法确定权力的边界，就可以约束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宪法是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对公民个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宪法是通过对基本权利如教育权、劳动权等规定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等来制约公权力的侵犯。二者合力真正达到人民当家作主。林语堂曾曰，有人问我，中国人民何时配讲民治？我说：任何
时，我们的官僚配讲民治，百姓自亦顿时有民治之资格。任何知县非法逮捕人民，肯出庭居被诉地位，不怕人民不会出庭控告知县，马上实行民治来。人民可诉官长于法庭，而有胜诉之希望，此便是中国实行民治之开端。此语对宪法的目的和人民权利的保障可谓精辟。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宪法不仅是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宪法如果不能得到实施，整个社会秩序必然会被严重破坏，人们的财产、生命也无法保障，社会将进入一个暴力、混乱的状态，社会的每个成员将生活在恐怖之中。邓小平同志就曾感慨，还是法治靠的住，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中央在纪念宪法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让我们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尊重宪法、信仰宪法，与宪法同行，把宪法的阳光撒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致力于打造高品质文档浅谈环境权宪法保护之必要性环境权宪法保护之必要性，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 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研究 摘要：本文提出并分析了生命权的现状以及生命权立法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生命权的宪法保护的几点建议。为进一步防止公权力侵害生命权，提出了如何使生命权宪法保护能够得到具体实现的策略，为促进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研究深化及宪法保障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命权；宪法；保护 世间最宝贵莫过于生命，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生命权不仅是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是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而且还是一种法定权利，即社会生活中的人所享有的不被任意剥夺和在生命遭受到危机时受保障的权利。生命权之所以成为一种基本权利，不应从权利本身去寻找，而应在生命上去寻求。正因为生命本身即是存在的理由与根本，故生命权才成为一种基本权利。而这一思想在康德的“人是目的”和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中有着精彩的分析。因此，在我国的生命权保障中，要加强生命权法律保障、构建尊重生命权社会文化、完善生命权保障中的国家责任。 一、生命权的概念 生命权的主体客体均为人自身，具有高度同一性。生命是人格载体。为维持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允许把生命直接作为实现任何进一步目的之途径，即使生命权主体本身对客体并无全面的支配效力。生命权不能被抛弃，也不可被转让。 二、生命权的内容 对于生命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它是导致学术界关于生命权的定义多种多样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自卫权和请求权。自卫权是指当自己的生命面对正在进行的危害或即将发生的危险时，有权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自卫，或者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以防止危险。请求权是指当公民的生命遭到不法侵害时，其本人或其亲属有权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认为生命权以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其基本内容。 第三，认为生命权的内容是占有、利用和维持自己的生命。生命权的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 (1)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禁止他人非法剥夺生命，保证人的生命按照自然规律延续，亦即所谓。安享天年”； (2)防止生命危害发生，其中最基本的措施是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指出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决定》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地位重要、意义重大。实施法治不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而在于所制定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有法律不实施比没法律还可怕，徒具空文的法律不是零价值而是负价值，因为其直接伤害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仰。然而，现实中一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虽然口口声声不离法治，但一旦到了判断是非、处理事务时却背离法治思维，违反法治方式。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议题。[1]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教育行政执法方面，学界比较集中研究了中国教育行政执法的问题和教育行政执法的监督，对教育行政督导也有深入的研究。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对中国教育行政执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教育行政执法问题、对策和司法救济、教育行政督导等方面。 一、法治实施体系的内涵 卢乐云在《高效法治实施体系的十个基本要素》一文中提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指法治实施体系能有效地确保纸面上的规范成为实践的行为和立法目的如期实现。该体系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层面，关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将法治实施的十个基本要素阐述为：宪法权威的神圣性；法律体系的严谨性；执行程序的法定性；违法后果的必定性；执法过程的透明性；救济渠道的畅通性；监督机制的有效性；法治队伍的可靠性；普法教育的全面性；考核评价的激励性。[2] 而陈奇彪认为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认为高校执法至少应该包含两层意思：执法机关贯彻法律，广大群众守法依规。并提出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区别在于：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完整的体系，而法律体系则是相对静态的制度体系。法治体系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体现了更完善和科学的法治理念。[3]杨光斌也提出：“法治”不但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文化，即是否习惯于遵守规则的法律文化。[4] 高校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法治实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高校法治实施体系的研究颇多，其中，关于高校法治实施体系内涵的论述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小琏在《论高校依法治校》中将其阐述高校的法治实施体系阐述为：“就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学校,从法律制度上保证高等教育路线、方针在学校的贯彻执行”。[5]谢运策在《高等学校依法治校若干问题探讨》中将其界定为“一种治校的权力由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确定，高等学校依据明确、完备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运行治校权力，科学、全面地治理高校管理类事项的治校理念与方法”。[6] 二、当前法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是依法治国理论的重大发展。法律体系主要立足于立法领域，以构建法律制度等基础性工作为要；法治体系则立足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法治诸领域，是一个综合性、贯彻性的系统工程。法律体系强调制度构建的公正性、科学性；法治体系则强调制度实施的现实性和结果的公平正义。法治体系的主体比法律体系的主体更加广泛，是一个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行动者的广泛的集合性主体。[7]但是，我国当前法治实施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杨光斌在《中国当下法治体系的问题与出路》一文中，从立法体制、监督体制、司法体
论生命权与安乐死 摘要：众所周知，生命权乃基本之人权。但对于生命权之理解大都从“生”的权利来认识，而忽视了“死”的权利，即求死权。安乐死就是求生权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述。然后就生命权与求生权进行了分析，接着对安乐死在外国法中立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乐死立法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生命权；求死权；安乐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 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 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 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ss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Key words：right of life; 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有“好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种给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无痛楚、或更严谨而言“尽其量减小痛楚地”致死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对病人造成极大的负担，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结生命的措施，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安乐死问题，一方面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与自然死亡、自杀、谋杀等概念互相缠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且对于每种类型，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 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学术界争议颇多，典型观点有如下几种：1、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为。2、对于身患绝症且无法治愈的病人，处于帮助病人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目的，实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终结病人的生命。3、出于同情以比较迅速的并且轻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症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为。4、当病人身患绝症或严重伤残者处于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身体上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亲友的授权和请求下，他人出于怜悯和帮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一种行为。5、安乐死在临终病人的明确的请求下，出于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医生实施的对绝症患者的死亡过程和死亡时间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行为。 由此可见，安乐死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能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的目的，即帮助绝症病人从无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脱出来。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请求必须是真挚而且表达他真实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医学领域是没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这种疾病会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医生实施安乐死行为所选择的手段必须是人道和符合道德准则的。
近些年来，学者们纷纷建议修改我国现行宪法，将许多新的权利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经过这次抗击“非典”斗争，生命权的价值更加凸现出来。笔者认为，如果要修宪，我们首先应当将生命权写入宪法。（一）什么是生命权所谓生命权，简单地说，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安全的权利”，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非法剥夺的权利。谈到生命权，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存权。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由此，“生存权”一词颇受国人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生存权？生命权与生存权是什么关系？从世界上看，生存权在不同的国家，其含义是不相同的，至少有以下三种：（1）在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生存权就是生命权。①比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28条规定：“每个人均有生存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②（2）在日本，生存权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权，日本宪法第25条关于“所有国民均有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被认为是对生存权的明确规定。“（3）在我们国家，《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生存权“主要是指国家独立权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权。如果仅仅从我国政府所述的”生存权“的含义来看，显然生命权与生存权不是一回事，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生命权是一种消极人权，它强调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国家一般态度表现为不作为（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时，国家才出面保护），而生存权则是一种积极人权，侧重于国家保护生命的作为，国家要积极采取措施维系生命。（二）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为什么生命权必须写入宪法而且应当首先入宪？笔者认为，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生命权入宪是生命权本身重要的自然要求。生命是公民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生命权是一切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其他任何权利也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非法侵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可以说，生命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首要人权。既然生命权是首要人权，那么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根本大法——宪法理应首先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生命权入宪是保护我国公民生命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例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甘肃省保育院退休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准备抢救时，却被两名在场的兰州铁路公安处车站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说：“铁路医院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这是一起典型的漠视生命的事例。“定点医院”的管辖权竟高于生命权！？又如，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等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典型肺炎疫病的蔓延，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头脑中的根本理念不重视公民的生命权也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漠视公民的生命，所以隐瞒不报，不及时对社会公布并未采取果断措施，导致了疫病的蔓延。可见，将生命权入宪，使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第三，生命权入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24条（生命权）规定：“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格鲁吉亚宪法第15条规定：“一、生命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二、死刑作为特
陶园12130131 经英Q1243 浅谈法律普及的重要性 ——《被告山杠爷》观后感在《法学通论》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放了一部电影——《被告山杠爷》。这是一部曾经获得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项的电影，它主要讲的是一个模范村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最高党政领导人山杠爷因为他在处理村里事情的时候存在一些不合法行为而被人匿名举报继而接受调查最终被检察院带走。 电影中，山杠爷所在的堆堆坪村是一个地处偏远、落后的村落。这样的一个村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模范村，原因就是身为村里的最高党政领导人的山杠爷，有自己的一套村规。这套村规是以孝敬老人、善待他人等道德规范来约束村里人的，然而道德的约束力十分有限，他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让人们自觉遵守。而一旦村民违反村规，山杠爷就对违规村民采取了非法的惩罚措施：山杠爷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家种责任田，私拆了他给妻子的信，以证实地址；王禄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被山杠爷派民兵关押；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不但被山杠爷当众打耳光，而且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最严重是他用“游街”的办法教育村里一个不孝的儿媳强英，逼得强英吊死在山杠爷家门口。就山杠爷本身而言，他的初衷是好的，而他作为一村之长，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把村子治理得条条理理，年年评模范，他本人也深得村民的拥戴。但他在治理村子的过程中却采取的行为确实是触犯了法律法规，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山杠爷还是不得不被检察院的人带走。 山杠爷的个人悲剧，究其根本，是由于地方法律普及力度不够。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法制化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法治进程还是缓慢的，很多人对于法律还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就算是在当今社会，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所有法律都弄明白，更何况是生存在那个偏远而又落后的堆堆坪的乡民们呢。“法律”这个词在他们眼中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当时的法律也没有普及到落后的堆堆坪，他们的法律意识几乎为零，甚至很多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无法摆脱旧封建道德观念的禁锢。像山杠爷一样有将“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这种想法的还大有人在。当时地方的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的并没有对这类人群进行行之有效的法制教育，国家的法制普及在那里出现了断层。就像影片中的王公安，只是觉得堆堆坪治安很好，很少出什么乱子，就不闻不问，殊不知山杠爷是采取了非法手段才治理出这么个“太平盛世”来的。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处于健全和完善阶段，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的路还很长。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法律普及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环节，它是我们法制社会建设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山杠爷如果是个接受了良好法律教育的人，凭他对于党和国家的那份热心与忠诚，他一定会用法律的方法去管理堆堆坪，绝对不会采取那些违法的方式。由此可见。法律普及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制定并普及好法律，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社会的健全才能慢慢实现！
论生命权的法律保护 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关于生命权以及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的相关内容。第一部分介绍生命权的概念以及生命权的发展历程，突出生命权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通过列举一系列国际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的有关法律体系表现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第三部分具体介绍法律保障生命权的各种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来维护公民的生命权，使社会和谐安定的发展。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我国对于生命权保护的不足之处，并设想了对应的完善方法。 关键词：生命权；宪法；法律保护；世界人权宣言；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ight to life and the life of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lated conten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to life outstanding for everyon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second part of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y listing and China's relevant laws system perform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right of lif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 the various ways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through the wa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citizen's right of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 fourth part puts forward so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in China deficiency, and that of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thods. Keywords:Right to Life；Constitution；Legal Protection；Universal Declara tion of Human Rights
浅谈设立宪法日的意义 通过国家宪法日的宣传和教育，会使宪法观念和宪法体现的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11月1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将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要求。 宪，词典解释为“法令”。顾名思义，宪法，重叠的法律，即为法上加法，所以，我们把宪法看作一切法律的母法。在我国，宪法就是万法之母，所有的法律，都得诞生在宪法之下，服从于宪法精神，不得违背宪法。而设立国家宪法日，就是要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但是，要让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真正在老百姓心中“热”起来，于社会生活中“活”起来，仅靠在每年一度的国家宪法日里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宪法意识真正植入百姓心中。法学领域里有一条公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然而毋庸讳言，现实中确有部分人的宪法观念还比较淡薄。宪法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真正走向社会和百姓生活。甚至从国家有关权力机关来看，对宪法的监督实施工作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人民主权、权利制约、人权保障等宪法概念还需更加深入人心，社会经济活动中，不符合宪法精神的事也时有发生。 因此，设立国家宪法日，意义重大。从世界范围看，国外不少国家有宪法日。因为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往往是宪法一经确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也都有了准则，所以设立国家宪法日庆祝也是应该的。我们期待，国家宪法日的设立能够真正让宪法“热”起来，树立起宪法应有的权威，开启依法治国新时代。当然，这就需要相关方面深入宣传、解读宪法条文，认真把握、树立宪法精神，弘扬宪法精义、维护宪法尊严，要让每一位公民，特别是公职人员树立牢固的宪法观念，让宪法精神根植于每一个公民的心中，要把宪法的原则落实到各项法律制度当中，彻底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从而让宪法真正保障好人民的权利。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共同体外的共同体 ——读霍姆斯、苏力、杜威和时事有感 修鞋的大师还得靠穿鞋的告诉他哪儿磨脚。 ------杜威 1926 胡冉可 1．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 霍姆斯大法官的这句名言固然简洁，却未必明了。 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问：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紧跟在这句话后面，霍姆斯说：“就决定人们所应该遵守的规则来说，(人们)所感受到的时代之必需，流行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关于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里的，甚至还有法官和他周围人所共有的偏见，比三段论的作用更大。” 这段话始出于霍姆斯对一部合同法案例选的书评[14 American Law Review 233, (1880)，该案例选的作者是哈佛法学院创始人克立斯托弗．兰德尔。]，后又出现于霍姆斯的巨著《普通法》。 十七年之后，霍姆斯做了一次著名讲演，该讲演后来以“The Path of the Law”，《法律之道》为题流传于世。[Oliver W.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991, (1997)] 这篇《法律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回答“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法律之道》在结构上大致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讲律师应该把法律和道德区分开来。不仅如此，霍姆斯教导说：律师应该从“坏人”的视角出发，钻研法律，揣摩法官，然后指导客户如何避免法律的惩罚。这里的“坏人”是合法的坏人，踩着法律边缘走的坏人。坏只是坏在道德上。这一部份和《法律共同体宣言》提倡的“道德不涉”有什么联系，自成话题，超出本文范围。第二部份讲法律的发展和经验及逻辑的关系。 《法律之道》的影响之大，并非是作为系统性的法哲学论文，而是由于其惊世骇俗的破坏性。它打击的是迷信逻辑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法律思维。这里的形式主义不是指光做表面文章，而是指把法律当作欧式几何那样的封闭的演绎系统。 霍姆斯不留情面地嘲笑某知名法官声称自己不找到绝对正确的答案决不作判决。霍姆斯演讲的听众是当时--1897年--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庆祝新楼落成的法律界名流。面对济济一堂的法律共同体的核心们，他玩笑道德，蔑视逻辑，调侃形式主义法律思维，活象个青春期逆反的少年。[事实上，这位当时55岁的已婚法官正在和一个英国的有夫之妇跨洋热恋。演讲后，霍姆斯把发表的讲稿寄给那位情人。信中说：“我已把演讲稿寄出，把它放到你的脚下。看紧它，要不它会吻你的脚。” 参阅David J. Seipp，125th Anniversary Essay: Holmes's Path, 77 Boston Univ. Law. Review 515, 535 (1997)。做惊人之举以取悦情人，看来连霍姆斯也不能例外。]
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一) “内容提要”自然人生命权受到侵害，死者不可能获得民法上的救济。就生命权所体现的死者人格利益而言，只能由公法保护。民法从抽象层面规定生命权，旨在健全人身权体系；在此基础上更应以具体慎密的规范确认死者近亲属因直接遭受侵害而取得求偿权。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规定存在一系列疏漏，造成处理认定上的诸多缺陷。基于此，必须从理论上厘清认识，准确把握死者近亲属基于特定身份权和精神、财产利益所受损害应得救济的合理构成，在立法上确立科学统一的侵害生命权的民事责任体系。“关键词”生命权/民法责任/近亲属/救济生命权，作为自然人最根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慎密的保护，民法对损害的救济当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现阶段，数个民事法律法规分别就侵害生命权所生责任作出规定，各法规内容不仅有不合理之处，而且相互冲突，这最终导致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偏轻。本文就侵害生命权行为在民法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一、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自然人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其民事主体资格的灭失及权利能力的消灭，此乃民法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当自然人的生命因归责于他人的原因而丧失时，死者已无权利能力，无从取得向加害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权利继承也无从谈起，所以死者近亲属请求赔偿的权利缘何而来，则成为构建一合理的侵害生命权责任机制所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确定相应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前提。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一是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四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五是双重直接受害人说，认为生命丧失的直接受害人是死者，而财产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其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学说都不能合理解释死者近亲属享有求偿权的事实，理由如下：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依该说，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由此显见该说之不合理。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回避了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来源问题，转而单方面强调加害人的义务。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该说所提出的义务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权利，其实根本无法存在。3.同一人格代位说的基础是人格合一，即不同的自然人其人格是同一的。在人格独立已成为根深蒂固之观念的现代，这种学说已丧失了哲学理论及社会公众心理的支持，并无存在的土壤。 4.坚持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样会陷入尚未死亡的自然人将取得因死亡才产生的求偿权的怪圈，并且该学说对加害行为立即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无法自圆其说，故此说亦不足取。 5.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问题的本质，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重大不足。从加害人的角度而言，既然该说认为侵害生命权的场合存有双重直接受害人，且各受害人遭到的损害分别为“生命权人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和“生命权人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的损害事实”，（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则加害人应负不同的赔偿义务方为合理，何以加害人仅仅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死者与其近亲属遭受侵害的权利种类相异，所受损失性质也不同，何以会“享有一个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由此矛盾观之，足见本说之不合理。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
生命权价值的再探讨 关键词: 生命权价值/优先性/不可评估性 内容提要: 生命权价值具有优先性与不可评估性等基本特征。生命权的优先性主要体现为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主体享有生命防卫权、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无效等方面,但是生命权并非绝对优先的权利。生命权的不可评估性意味着侵害生命权只能进行不完全赔偿。 一、生命权价值的法律特征论文网 生命权的主体客体均为人自身,具有高度同一性。生命是人格载体。为维持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允许“把生命直接作为实现任何进一步目的之途径”, [1]即使生命权主体本身对客体并无全面的支配效力。生命权不能被抛弃,也不可被转让。依人格平等原则可知生命价值也应无高低贵贱之分。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的内容也无法作全面完整的列举。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自然人的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权这一“法定条件”,即便以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或利益也无法换回生命,侵害生命权会导致主体权利能力的丧失,自然人一切权利随之消灭,其损害无法准确计量,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明。正因为生命权主体客体同一,生命与人格具有同步性,生命权之积极价值反而较少被注意,民法学者更多关注的也是生命权被侵害后的民事责任问题。生命权的丧失意味着自然人本人已不可能享有救济性权利,以由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要救济手段的侵权法对生命权之救济力度明显捉襟见肘。论文网
因此,基于生命权的特殊性,生命权的价值有积极价值、消极价值之分。前者是主体积极行使生命权直接体现出的价值,后者是生命权被侵害后通过救济措施,主要是损害赔偿,从消极层面间接体现出的价值。 生命权的积极价值具备优先性。在宪法确立的价值秩序中,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的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明显较高的位阶。[2]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是维持现代民法体制的关键性基础,其中“生命权又为法律保护的最高法益”。[3]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牺牲个体的生命权,生命权因此成为不可被克减的权利。当意思自治与生命法益冲突时,意思自治也需退居劣位。 生命权的消极价值具有不可评估性。自然意义的生命是纯粹生物学意义的生命,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社会意义的生命是情感、社会评价的生物载体,是人的生存尊严和意义之所在,是连接全部社会关系的物质中介。两种意义上的生命均具有极端复杂性、不可认知性,其中蕴含的价值皆具有不可评估性。法律规范中的生命主要指社会意义的生命。依此进行规范设计更加重视生命权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因此自然人当然享有的自杀权会被社会秩序观所否定。在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中,只能是第三人作为请求主体,法律只能重视生命所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重整。然而,法律又不能全部按照社会意义规范生命权,否则容易丧失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例如,完全失去知觉的植物人、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必背核心观点 第一单元坚持宪法至上 1、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治国安邦的总识记章程，是国家的根本法。 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3、我国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4、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5、广大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6、我们要积极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担当起国家主人应尽的责任。 7、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自由、平等的生存和发展。 8、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它要求各级国家机关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受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9、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护公民的各项权益。 10、国家机构依据宪法行使权力，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11、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2、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 13、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 14、国家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行使，不能超越权限行使权力，也不能滥用权力。 15、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得懈怠推诿。 16、国家权力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行使。 17、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可任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22、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生命权具有优先性 一生命权的含义 生命权是自然人以其生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生命的存在和生命权的享有，是每个公民的最高人身利益，也是形势其他权利的基础。 二，生命权是基本人权，为我国宪法与法律所保护，为世界范围内所普遍承认 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签署的人权公约中，生命权都被列为基本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六条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
执行。 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截至2005年，在18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含不成典宪法)中，153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占总数的83％。说明生命权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 我国对生命权的直接规定虽然见于《民法通则》第98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但依照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及保障人权”之规定，结合我国签署的相关人权公约，可以认定生命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同时，从生命与其他宪法权利的关系来看，人身自由权是为了生命的自由自在，确保生命的物理空间；平等权是为了生命的尊严；财产权是为了生命的物质保障；受教育权是为了提升生命的价值；言论自由权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监督权是为了防止生命权和相关权利受到公权力的损害等，均应认定生命权受我国宪法所承认与保护。且居于宪法所保护之权利的首要地位。 三生命权的优先性 首先，生命权不只是私益，也是公益。首先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也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是宪法的基本特点。此为现代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由此而言，作为基本权利的生命权也就具备了强烈的公益性格，也正因此，国家有权也有必要对生命处分权进行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在消极意义上，生命权不得被国家公权力肆意侵害，在积极意义上，维护和确保生命安全也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重要职责。侵害
论危险状态下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超级玛丽” 案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生命权宪法地位危险状态公权力警察权 论文摘要：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2006年3月1日下午，“超级玛丽”组合成员罗惊、韩萱的朋友刘然与两人联系未有回音。晚上十一点多钟，刘到两人的租住房外打电话仍未能联系上，怀疑煤气屮毒，于3月2日凌晨报警。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潘家园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刘提议破门施救，未被允许。到上午九点多钟，由房东用手中的钥匙把门打开后，罗惊和韩萱已昏迷不醒，遂将二人救离现场。10月15日，罗惊死亡，韩萱一直神志不清。4月11日，“超级玛丽”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朝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2006年12月26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告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驳回“超级玛丽”家人的诉讼请求。韩罗两家当庭提出上诉。2007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虽然该案已过去几年，但“超级玛丽”案留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如何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处理危险状态下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如何规制警察权的合理行使等，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生命权的宪法地位 (一)生命权是独立的宪法权利 首先，生命权是否为一项宪法权利，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生命权为一项民事权利。但这里的生命健康权与宪法上的生命权不同，前者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而后者是从公法角度的规定，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强调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截至2005年2月底，在18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含不成典宪法)中，共有153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占83%。世界有关人权的法律文件也都把生命权写入并给与高度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项民事权利，又是一项宪法权利，但最主要的是宪法性质的权利。 其次，生命权有无独立的价值，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权是人格权或广义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有者指出：“广义的人格权则同时还包括构成人格本质的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以及与个人的生活相关联的利益等其他内容。”这是把生命权纳入广义人格权的范围里，其蕴意在于生命权没有独立的价值。笔者认为，生命权与人格权有很大区别，人格权强调的是精神、名誉或非物质上的利益，而生命权更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存在利益， 两者不能混同。 第二种观点是将生命权纳人生存权的范围，即生存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休息权和获得生活救济的权利等。”也有学者认为，“生命权是生存权的主要内容，有时二者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对此，笔者认为，生命
认真对待生命权的价值 关键词: 生命权\价值\优先\不可评估性 内容提要: 生命权价值具有主体客体同一性、私益公益性统一性、优先性与不可评估性等基本特征。生命权的优先性主要体现为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主体享有生命防卫权，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无效等方面，但是生命权并非绝对优先的权利。生命权的不可评估性意味着侵害生命权只能进行不完全赔偿。 生命权的价值是深蕴于规范背后的伦理意义或目的。规范意义上的生命权不能脱离价值而独立，否则会使实证法体系偏离正义轨而产生“恶法”。“生命权的价值”仿佛是毋须赘言的话题：在哲学上，如果说作为万灵之首的“人只能是目的而永远都不是手段”，则生命权无疑是终极“目的”，其价值地位之优越性不言而喻。在法律上，生命权是“不朽的自然法”赋予个人的绝对权利。这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受上帝本人指引的自然法，当然比其他任何法都具有更高的地位……任何人类法，只要与他相抵触都是无效的。[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宣称生命权是“每一个人固有的人权”、为“最高权利”；即便“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的时候”，生命权也属不得加以克减的权利。然而时下中国围绕生命权价值问题引发关于“安乐死”是否合法、“同命不同价”是否合法等话题议论不休；同时，“生命权入宪”、“生命权入民法典”又为学界贤达所力主。值此关键时刻，确有认真对待生命权价值之必要。 一、生命权价值的基本特征
一般而言，生命权价值具备下列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研究生命权价值问题的分析基础。 （一）生命权价值的主体客体同一性 界定主体、客体是研究价值关系或问题的前提。生命权的主体客体均为人自身，具有高度同一性。生命是人格载体，为维持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允许“把生命直接作为实现任何进一步目的之途径”，[2]即便生命权主体本身对客体并无全面的支配效力，生命权不能被抛弃、也不可被转让。依人格平等原则可知生命价值理也应无高低贵贱之分。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3]人们难以通过权利的取得渠道获知权利发生的原因，生命权的内容也无法作全面完整的列举。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4]自然人的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权这一“法定条件”，即便以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或利益也无法换回生命，侵害生命权会导致主体权利能力的丧失，自然人一切权利随之消灭，其损害无法准确计量，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明。正因为生命权主体客体的同一性，生命与人格具有同步性，生命权之积极价值反而较少被注意，民法学者更多关注的也是生命权被侵害后的民事责任问题。[5]生命权的丧失意味着自然人本人已不可能享有救济性权利（actio personalis moritur cum persona），以由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要救济手段的侵权法对生命权之救济力度明显捉襟见肘。 （二）生命权的私益性与公益性 维护生命安全是个人的首要、固有权利，主体外的任何民事主体都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