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高原
【关键词】新闻自由藐视法庭媒体审判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
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
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的保护就是新闻自由的来源和依据。当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可以接近法庭并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新闻媒体通过非同寻常的、过于详细、甚至是不妥当的报道（例如包括含有严重倾向性的报道、只对某一方的观点及证据进行报道，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进行强烈的、不合适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等等），可能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时，那么就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导致法院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从而严重影响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问题，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也做出了明确而肯定的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享受下列权利、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区域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的公开审判，……。”[4]该条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包括防止新闻媒体对案件的不适当报道从而影响到陪审团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的认识与看法，从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法庭会不会适用藐视法庭的罪名来对新闻媒体介入刑事案件的审判进行控制或者制裁呢？从公开审判的法庭中获得的案件信息予以客观、真实及准确的报道当然不会存在藐视法庭的问题，而且从一些非政府渠道合法取得的公开信息也不受“司法限制言论令”的约束，不过新闻媒体并没有权利拒绝向法院或大陪审团披露这些信息的来源。[5]实践中，不论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还是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通过对新闻媒体处以藐视法庭罪来限制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的报道与评论也是较为少见的。所以也有人指出，“对于
媒介向公众通告审判事宜的能力而言，事后刑事惩罚或许和事前约束或‘司法限制言论令’一样危险。”[6] 那么，法院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来事先对言论和出版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呢？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在“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发表陈述意见时表示、“我们必须检验在命令发出时，摆在法官面前的证据，以确定（a）审前新闻采访的性质的范围；（b）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措施可以减轻不受限制的舆论的影响；以及（c）对言论自由进行事先禁止是否会有效地阻止损害的发生。”[7]而布伦南大法官、斯图尔特大法官和米歇尔大法官则表示、“对新闻界所发出的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都是违反宪法的。”布伦南大法官甚至提倡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根据第一修正案的规定，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本身就是无效的。”[8]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是倾向于保护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那么如何来保护被告人能够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呢？克拉克大法官就详细列举了九种替代的方法来解决新闻报道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这些方法分别是、“1、通过对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限制来控制新闻界在法庭上的行为；2、将证人与新闻界隔离；3、防止信息从当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
4、警告记者注意他们的报道的潜在偏向性和准确性；
5、控制，甚至是禁止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庭外言论（未经法庭允许而发表的言论）；
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减弱时才继续审理案件；
7、将案件移送到新闻界的关注程度比较弱的地区审理；
8、隔离陪审团，阻止他们与新闻界接触；
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
理。”[9]当然，这些措施或方法现在看起来显然无法消除新闻报道对审判活动的影响，有些也没有必要了。
至于法庭是否准许电子传播方式报道法庭审判，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进行照相、音频传送，也同意电台或有线电视采访，但也有少数州的法院并不允许这样做。对于联邦法院系统来说，尽管进行了一些试点，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对司法程序进行电子采访。
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让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达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尽管美国法院也可以对新闻记者提起藐视法庭的指控（美国的藐视法庭分为刑事藐视和民事藐视），但并不常见。此外，虽然法庭也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不公开审理，但是由于违反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公众能否接近审判的权利，因此其适用的条件是极为严格的，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予以详细介绍。
三、英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在英国，对司法活动进行不适当的报道可能会产生两种形式的藐视法庭罪、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故意藐视法庭罪，[10]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依据为《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报道。而故意藐视法庭罪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11]有学者介绍，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受到三个主要的限制，分别为、1、“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针对公众的一般公开行为或针对一
部分公众的公开行为。”2、“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相关评论所
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总是说：“人民有监督权。”那么人民的监督权从哪里来？我想，监督的前提是知情，那么人民的知情权又从哪里来呢？我想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要有多种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就是指民众可以从媒体（包括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得到有效真实的信息）。二是要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并且民众的合理意见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公开，宣传。 从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只是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它信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在传播领域的表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每一只中国军队除了有将军还要有政委。 民主制度和它在法律上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精神摇篮。鼓励大家自由发言，才能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比如百家争鸣的时期，社会一片繁荣，充满合理的变革景象，而焚书坑儒的秦朝注定长久不了。而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良好的新闻自由，给了大众良好的知情渠道和知情权。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所有公民都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持有任何观点而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搜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国界的约束。” 在法律和民意的支持下，新闻自由在今天有了更好的发展。 但是，今天，很多人在上了几年的新闻传播学院、读了一批新闻传播学论著后，反而搞不清新闻学的核心任务是干什么的？记者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新闻院系的毕业生把在媒体上发表讽刺杂文、抒情散文、甚至长篇评论文章，以引起公众对他个人观点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他最求的核心目标。很多新闻传播系的学生把脱口秀节目当成媒体的核心。而，今天的脱口秀和谈话节目不是在引导受众参与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而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空谈。特别是请一些政治上不成熟、业务不精的年轻漂亮的人来主持节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Michael Gartner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说，“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但不是发动批判运动；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记者是新闻是公众的信托，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新闻是公共服务，新闻媒体归属于公众”新闻的职责是“促进民主建设、滋补公共生活、为公共问题寻找答案”。许多人都相信，新闻传播学的存在价值应该是为办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提供专业、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媒体的首要作用是确保一个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健全。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需要认清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如下关系与矛盾。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 ——理性主义视阈下的传媒业思考 彭海星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 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所以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的价值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因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关键词] 价值; 新闻自由; 理性; 群体认知原理 一、中国语境下的现代传媒 “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
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二、理性视域下的传媒图景 任何一种文化的向度都以其所欲塑造的个人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巴雷特对此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
浅析“张金柱案”中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组员：王华、马田予、郑和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消息大意为： 晚9时40分许，夜幕下的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到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 送院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8月27日，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此后的一个半月，有关报道都是：“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10月13日，《焦点访谈》披露了这一血案，激起全社会的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张金柱死刑，媒体也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0月16日，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10月17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公布了对张金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警衔的决定。12月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消息传出，近万人自发来到郑州中院门口。法院在门口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过程。 检方认为，张金柱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张金柱撞人后还能驾车回到顺行道上，并在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驶过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丁字路口，能在障碍物前主动停车，在被打了一耳光后说，犯了法也不应该挨打，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有清醒意识的，应当知道车底下拖着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代理人称，从张金柱供述的材料所反映的思维活动中也可以判定，他“感觉震了一下”、“想往右拐”等。此外，张金柱具有33年驾龄，车底盘很低，车
浅议中西方新闻自由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闻自由思潮理论虽然不像西方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已然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却也是由来已久。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标榜本国新闻“绝对自由”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不自由。加之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媒体纷纷涌现，进一步促进了大众传媒的繁荣，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新闻自由的本质、把握好新闻自由的“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 标签：新闻自由；国家安全；新闻真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虽然有关新闻自由的定义到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人搜集、发布、传播、出版新闻的自由。《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的解释是：“新闻自由，亦即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中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1]从广义上看，新闻自由也应当包括公众的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新闻自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分析当今中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现状出发，找出当前新闻自由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寻求发展新闻自由的路径，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应有之义。 一、新闻自由的缘起 新闻自由的思想由来已久，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就指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的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2] 。《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标志着新闻自由思想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美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说：“我们相信最终会证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马克思也曾说过：“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3]201同时，新闻传播面向大众的特征，也就决定了新闻自由并不只与新闻工作者关系密切，也与大众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二、中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现状 在西方，这里主要以美国为例，标榜自己的国家是真正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度。“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比较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在近20年中，尤其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倡导新闻自由的同时已带上明显的政治目的，开始作为影响和干涉他国的一种手段。”[4]而中国经历过相当漫长的封建时期，社会主义历史仅有六十余年，新闻自由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的地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虽然新闻自由的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实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最终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论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 文献综述 （一）本课题提出的背景 新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着自由的梦想前行。新闻是自由的，其自由背后其实是媒体无可推卸的媒体责任和媒体义务。在媒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其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深化和延展了这种媒体的自由性和媒体责任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历史阶段性，拓展了媒体社会责任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也随着新闻自由的扩大而不断向外延伸拓展。如何看待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需要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去深入探索研究，站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综合评定。 （二）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当前新闻界对新闻传媒责任缺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分析，与提高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对策等这些课题。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下： 1．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伦理问题，随着人们对新闻自由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逐渐形成了新闻自由学。新闻自由不仅局限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或者职业伦理。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整体、新闻媒介实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
宋钰菡在《浅议新闻媒体的伦理道德问题》一文，介绍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既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绝对不能忽视社会责任。现代中国传媒无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而这种发展给予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使他们对大众媒介及其产业不断产生新渴望。 鄢玫，吴昌林在《论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重任》一文，论述了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纲领中，对新闻媒体提出了七项要求，勾画出了和谐社会新闻工作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党中央对新闻媒体首次提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这是党对新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今天，这对新闻媒体加强自觉、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 付俊龙，王旭在《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指出，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为了引起受众的关注，媚俗现象日益严重，炒作明星绯闻、追踪明星私生活、宣扬色情暴力等等方面内容，已经成为了现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站中的重要内容，似乎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但这种宣传的负面作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它反应出新闻传媒社会责任严重缺失。 沈继成，王东在《恶性案件报道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兼论新闻媒体的责任》一文，说明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对突发恶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渐增多，报道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密集。但是，新闻媒体在报道恶性突发事件的同时，是否考虑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进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就生出了新闻媒体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的问题。 3．提高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
中西方新闻自由的比较 新闻传统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外部侵略产物 西方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过了数世纪的发展，其追求自由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新闻研究者要求立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维护新闻自由的环境。而西方政府在长期的斗争中，认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或不制定法律约束新闻界，或指定法规保障新闻界。在西方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新闻自由可以不断壮大。 而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则是鸦片战争输入的产物，且在我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自由”这个概念本身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政局的变化，就不断经受着多方挑战。中国新闻界几次利用短暂的宽松环境不断壮大自己，但是最终都受到了压制。 中国新闻界先是与政府严厉的出版条例抗争，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先是质疑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认为西方新闻自由不适合中国，奉劝国人不要太看好自由。再是向政府妥协，沦为政府发布新闻的工具。最后，面对动荡的时局和不自由的言论环境，中国新闻界还是寄希望与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法规来保护新闻自由。 新闻本体价值观不同：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通过中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自由领域的研究，西方对新闻自由观念产生于西方人的信仰，“人人平等”是西方新闻自由的哲学基础，新闻自由主义理论注重人的个性的舒张和主体性的发挥,追求绝对自由，是对自然权利的诠释和解读。 而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想来自于西方，是在西方殖民侵略活动中流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物。它迎合了几千年来戴着沉重的封建镣铐跳舞的中国人自由表达思想的渴望,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在西方新闻自由流入中国的过程中，因为中国的具体国情，新闻自由观念的工具理性被中国人认可并继承下来，但是对价值理念并没有被中国多数学者所接受，中国学者将新闻自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结合，否定了西方绝对自由的理念，而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且被中国国人认可的新闻自由观念。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高原 【关键词】新闻自由藐视法庭媒体审判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 立的关系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是权利，不是权力，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 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新闻自由不能滥用。论 文以国内外的司法和新闻实践说明，为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的滥用， 二者应该各自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式。论文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介报道和监督司法 的五个耍点。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 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 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 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 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 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 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 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浅析新闻自由的合理性与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h1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下中国媒体关于“新闻自由”等问题的争论,本文从马克主义新闻观出发重新审视新闻自由,并结合时代的发展阐释新闻自由的“相对”合理性,说明新闻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有必要实行法律监管。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别是在创办和编辑《莱茵报》、《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得到了集中而全面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自由应该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理论支撑。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是新闻的首要标准和第一选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新闻信息的采集和反映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人类认识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必然要求真实的新闻信息在相互之间传播和扩散;否则,人类将受到新闻规律的惩罚。①
2、新闻自由需要立法保障 “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它是法的表现,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②“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③法律许可的、承认的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所以以法的形式来保障并体现新闻自由,显得尤为重要。 3、新闻自由是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第三权力,具体表现在舆论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的责任,正是代表社会舆论,表达社会舆论。”④他们公开声明创办《新莱茵报评论》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他们认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⑤ 二、新闻自由具有“相对”合理性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着名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新闻自由的口号和思想。它既反映了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主义争夺政治权利的需要,也反映了新闻传播活动自身的需要。有学者提出,“新闻自由主要是指不受批准自由出版报刊,不必向政府申请营业执照或交付保证金,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受限制,人人都拥有出版权;不受任何形式的事先检查,可以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当然事后的追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即不允许报刊自由的损害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受限制地自由接近新闻源。简单的说,新闻自由
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首先明确一下辩题，新闻出版署《征求意见稿》中是这样界定新闻自由的：“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而任何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今天我们说高度的新闻自由就是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减少。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就中国的司法现状而言，将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放宽之后，能不能完善司法的现状以及解决现有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的现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当今社会中无论是司法本身还是新闻舆论的监督都存在种种的问题，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效果也有待改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司法机关存在司法独立性脆弱的弊端，在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一些案件引起舆论高压后，难免会引发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冲突，导致现今我国司法采取对新闻媒体的排斥态度，加上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使得监督效果不尽人意，影响司法公正，所以，当今司法监督效果并不是很好的原因并不是新闻自由度不够高，而是司法本身的排斥态度。 今天的关键不在新闻自由度高不高，而是高度的自由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并且本身的弊端十分严重，不利于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天然的侵犯性，高度的新闻自由更会加强这种侵犯性。首先，由于媒体逐步市场化,其工作性质要求抓住公众的心理,追求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致使一些媒体职业者选择大事、奇事、容易激起民愤之事进行报道, 这些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容的倾向性和夸大性,现实中一些媒体职业者为哗众取宠,故意煽动公众情绪,从而给法官判案带来极大的压力,进而妨碍或影响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甚至有些媒体以为 自己拥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在监督过程中没有掌控好监督尺度,出现了新闻舆论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现象，最终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其次，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夸大的成分在所难免，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有学者曾尖锐指出“媒体的本质，不是维护正义的组织而是传播信息的组织。换言之，正义不是媒体的目的，信息才是它的目的。”现阶段，我国媒体在犯罪新闻报道时“越位”现象普遍，而媒体越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错误地引导公众舆论，产生消极后果。此外，新闻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与对策（转） 近年来，在“许霆案”、“药家鑫案”、“杨佳案”等案件的报道中，媒体扮演了相似的角色，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参与到诉讼进程中并最终演变为原告方或被告方的“编外律师”，媒体的报道进程推动着案件审理程序前进，本应严肃庄重的司法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一场舆论的狂欢，司法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司法独立受到干涉。 一、“媒体审判”的含义及特征 “媒体审判”是新闻报道与司法独立最直接、最激烈和最主要的冲突形式。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者败诉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或者同情的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二、“媒体审判”干扰司法审判的路径分析 首先，媒体在“媒体审判”中将自己定义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充当起原告(民事案件)或公诉人(刑事案件)的角色，通过新闻报道将被告方的所作所为呈现给受众，同时选择性地忽略、隐匿被告方的陈述，在双方没有经过质证的情况下，媒体报道的案情已然成为法庭的呈堂证供。随后，在将“被告”送上法庭以后，
媒体又转而担任了法官的角色。对现行法律条文分析过后，媒体往往会先于法庭对“被告”进行判决。第三，媒体还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后盾，那就是广大受众。受种种因素限制，受众不可能直接接触案情，他们眼中的案情就是媒体的报道，因此受众的情绪与判断极易受到媒体的引导。当舆论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会干涉司法独立。某种程度上讲，是媒体而非法庭，在决定着犯罪嫌疑人的最终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与程序公正就难以保证，司法独立有时会受到损害，司法权威也会削弱。 三、“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原因分析 1、法理基础的冲突 众所周知，在大的原则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媒体作为社会团体，自然也不能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但在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了公民表达自由与诉愿的权利，这就为媒体自由开展新闻报道提供了法律依据。新闻自由代表着民主，司法独立代表着法治，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又该如何取舍呢? 2、价值取向的冲突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社会大众的代表，追求社会公正，偏向于结果正义;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以专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尤其是解决刑事纠纷的专业机构，追求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优先于结果正义的。两者的终极价值取向虽说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
西方新闻自由观现状分析及其未来走向 发表时间：2011-03-23T09:50:06.980Z 来源：《学园》2011年1月上期供稿作者：张鹏[导读] 较强调自由在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上升至人权与言论的自由。张鹏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学院 【摘要】对于新闻自由观的演变，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迫切需要转换视角而依据逻辑关系进行的重新把握，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演变，研究难点则是各新闻自由观的范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创新力求避免以往零散、浅显的理论介绍，从思想史和思想根源角度入手，立足于观念的影响和地位，以各新闻自由观演变中的内在逻辑和结论为依据，寻找各种范式的思想渊源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并对其加以总结和反思。 【关键词】西方自由观新闻自由演变【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01－0066－01 新闻自由观虽然以一种动态趋势出现，但并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新闻自由观的著述和研究者，在各自时代中，以各人的价值观方法论，根据各人的学术假设，不断改良、丰富，演化出新闻自由多种的形态和范式，演变为各种新闻自由思潮。而其成因、影响及效果，能够从各个思潮的核心原则和逻辑发展中找到突破口。以往关于新闻自由观的抽象界定，都无法呈现其复杂丰富的内涵，似乎也只填补了思想史的领域，而无法满足研究者对其理论模式的逻辑梳理。 关于新闻自由观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一个准确无误的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新闻自由无论作为一个词汇还是一种思想都是舶来品，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的界定。 首先是概念的范畴。一旦涉及到思想史角度，新闻自由的范畴就会比较混乱，首要原因是关于新闻自由的载体的演变——在电视广播等新媒体出现之前，传播媒体由报纸一统多年，新闻自由主要由报纸等印刷物实现；而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言论表达、人际交流、政治制度的自由呼声和看法早已有之。这些呼声和看法直接作用影响于报纸等媒体上实现的新闻自由，而本文“新闻自由观”指新闻自由基本的认识和看法，其中有些人士明确给出了新闻自由的主张，有些人用自己的自由思想理论影响着新闻自由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也在本文研究之列。史学上的思想根源对行文论述的意义重大，更是不能将其抛开。目前也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一种新的话语流向”，即认为“新闻自由”其实是一种权利上的自由。那么为了概念的统一表达，文中将用“新闻自由”一词，泛指所有以新闻信息为内容的传播活动的自由。 一般来看，人际交流、言论表达、组织传播、政治制度交流方面的自由也属于传播自由问题，与其相应的引自唐海江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新论》。自由观也可视为传播自由观，故划入本文的研究范围。明确了概念的范畴，就可以来看词汇的界定。严格地讲，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中press一词指的是印刷品，但前文已提到，在印刷媒体出现很长时间以前，新闻自由的观点已有之。而在新媒体盛行后，也出现过对press一词的界定。新闻自由委员会主席哈斯钦说过：“新闻自由委员会决定把广播、报纸、电影、杂志和图书这些主要的大众传播机构都纳入其调查范围，无论‘新闻界’一词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物的何处出现，它均为这些媒介的总称。”此处的“新闻界”使用的是press，含义包括所有新闻媒体。施拉姆也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指出：“我所用‘报刊’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而言。”此处“报刊”仍是press一词，含义也仍然指所有新闻媒体。展江等翻译学者也认为，如将“新闻自由”改为“传媒自由”则难以接受。鉴于前人的论著和概念范畴的明确，本文中“新闻”亦使用press一词。再来看关于新闻自由观。 除了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传播自由观不能称之为新闻自由，而只看作新闻自由观的源头——自由传播观的萌芽，其他时期，都可将新闻自由视为一种思潮，或一种看法，因一段时期的一个总体特征归为一种流派。如：以人文主义为主题思想的新闻自由观、以自然权利为根基的新闻自由观等，这也正是本文试图梳理出的逻辑顺序。而在特定的大环境下，新闻自由有时会表现为新闻自由权并延伸至政治权利，其作为民主制度的鲜明的标志，在民主主义为根源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强调，并在诸多新闻自由流派中得以确认。但更多的时候，新闻自由观倾向为一种主张，如自由主义传播观的代表人物约翰.弥尔顿，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认识、自由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较强调自由在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上升至人权与言论的自由。 基于以上，各时期的新闻自由不能同一而论，各时代的新闻自由观亦不能孤立地看待，每一时期新闻自由观的产生，自有其背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哲学方面的渊源，相对的新闻自由观也因此呈现不同层次。只有置于这种前提下，才能得出其最贴合的论述，才能做出最实事求是的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2013 学年第 2 学期 国际新闻理论课程 题目《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学生姓名王雨桐 学号201202353010 班级12级葡萄牙语 所属学院外国语学院 任课教师金勇 成绩 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有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于右任【序言】在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在夹缝中生存的新闻媒体，其收集信息，材料和表达意见，观点的过程中，权利不可避免的受到侵害。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人民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对新闻自由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不断提高的呼声并没有促进新闻自由改革的脚步，中国的新闻自由依然是一个可以被绕过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于激进的新闻自由给西方新闻界带来的后果，面对极度呼吁改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新闻自由成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话题。 【目录】一.新闻自由的意义 二.中国需要新闻自由 【正文】 一.新闻自由的意义 （一）定义 新闻自由，或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 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随着社会演进，新闻自由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权利体系。目前许多民主国家均承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许多非政府组织（如无国界记者）每年针对世界各国作出新闻自由程度评鉴。随着科技进步，新闻媒体逐渐突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也有更多大企业给予新闻业带来新的挑战。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主流的新闻学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 （二）.具体内涵 中华民国大法官林子仪（专研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指出，倘若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为第四权理论，其具体内容即应视为了达成宪法所赋予的监督功能需要而定。他认为在此前提下，最低程度的新闻自由应该包括：①设立新闻媒体事业的权利；②搜集资讯的权利；③不揭露资讯来源的权利；④编辑权利；⑤传播散发资讯的权利。（林子仪，1992） 依照C?爱德恩?贝克（C. Edwin Baker）教授的区分，美国司法实务界跟法学者理论所曾论及的新闻自由具体内涵，大致可分为以下八项，但并非全部均为美国最高法院所认可： a)新闻媒体应有取得政府所控制的资讯或是进入政府所掌控管理的设施， 以获取其所需资讯的权利。例如：进入监狱采访人犯或进入刑事法庭旁 听之权。 b)新闻记者为获取资讯或为报道某事件，有时得不受某些法律规范之权。 例如：禁止侵入他人住居的规范，在某些状况下，记者可以不必遵守的 权利。
我所理解的新闻学——理论篇之7新闻自由 写在前面的话： 在这样举国沸腾的日子里，还是有很多同学找我问复习的问题，可见大家学习热情之高。很多人已经着手在复习专业课了，这是件好事。但我发现，不少同学问的问题都不对头，方向、大略、细节、方法都是不着边际的。这样下去，势必缘木求鱼。于是我找时间写了点具体的东西，贴在这里，希望能对需要的人有些帮助。若有写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也欢迎跟贴提问。 最后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请大家不要再发站内信息了，太多了我实在是看不过来，不能一一回复。且很多问题是有共性的，请大家跟在帖子后面吧，我也可以集中回答，此外很多论坛里的好心人也会帮忙的。请大家体谅！ 刘翔受伤了，我很难过。但是答应大家的事还是要坚持完成，今天来说一下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个非常大的论题，知识点好背，但道理不好讲。与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类似，新闻自由也属于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解核心概念最怕什么呢？最怕标签式解读。就像一提到张艺谋的创意，很多人（包括很多媒体）马上就想到红灯笼、敲大鼓、兵马俑一样。现在有些同学一提新闻自由，马上就会皱眉头或者撇嘴。你们去百度这四个字，也能发现很多颇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新闻学专业的研究者（考研的同学也应当提前进入研究者的角色，对自己严格要求），就不能满足于这种街谈巷议式的言论，肤浅或深刻暂且不谈，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要的是严谨与规范；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面试的时候坐在那和老师们一聊，你的见识要是和胡同口不识字的老太太们没什么两样，校方录取你干什么呢？关于理论的书千千万万，为什么选高教版的这一本作为教材？因为它相对严谨。我们从严谨的教材中吸取养分，答题时才能自圆其说。自圆其说，乃是最低层次的学术要求。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广泛联系新闻理论的其他方面，复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整体性。在看我写的这篇字之前，大家可以先拿笔，把这个当成论述题在纸上写一写，看看都能写出哪些要点，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之后再加以对照，印象就深刻了。 我们知道，新闻自由首先是一种政治权利，而任何人都懂得新闻自由不能和为所欲为划上等号，法学修养再深一些的人还会说，自由是和责任相伴而生的。但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自由主义本身是一套关于社会、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论，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历史的概念。在最新的译著中，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被称作“自由至上主义”。至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有条件的同学，还是应该去读一读新闻学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就会明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精神——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也就是认为，媒介是“社会公器”而非政治家手里的“利器”。但“社会公器”这个概念能不能进入我们的理论体系呢？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会详细解释。如果你非常坚持，一定要把它写在卷面上的话，那么专业课你就别想过了，这属于很严重的认识问题。下面我们来看新闻自由的具体方面。 首先，在纸上马上写一遍“新闻自由”的概念，如果手头没有笔和纸，就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检验一下你的答案中有没有“宪法”两个字，因为这是个概念中的关键词。要记住，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我们一般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相对完备规范：“新闻自由，亦即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试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作者：黄雨桑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0期 黄雨桑作者简介：黄雨桑（1992-），女，汉族，江苏如皋人，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本科在读。 【摘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的冲突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这本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与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一方面，新闻自由有助于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新闻舆论过度地干预影响司法活动，又会导致司法向民意的妥协，牺牲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所以，两者必须实现平衡与契合。但要达到两者都能接受的平衡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磨合与调整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冲突的原因和探讨解决的方案。经过分析后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要从立法上予以规范；其次要完善司法建设和规范新闻媒体行业规范；再次要增进两者的沟通协调。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冲突；司法公正 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冲突现状分析（一）两者概念的界定 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由来已久，最早是由约翰·米尔顿提出，他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思想先驱。1644年，在他的《论出版自由》中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的最重要的自由”。①美国民主之父的杰斐逊也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②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很早就开始关注并重视新闻自由。关于新闻自由的确切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专家学者的观点看法也并不一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列入宪法的直接或间接保护范围之内，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③本人比较同意甄树青教授对新闻自由下的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4]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他有三层意思：首先，把新闻自由定义成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其次，新闻自由包括了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和其他作品，概括的比较全面具体；最后，强调是通过传播媒介的，强调他的媒介特征。可以说这个定义全面具体，关键是突出了传媒的媒介特征。 司法独立，它是指法官只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审判，而不受其他任何干扰；且审判结果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与执行。尤其不受政府等权力机关的干涉。概括地说，司法独立就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司法独立的
论雷诺兹案对英国新闻自由的积极意义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性融合日益增强，人们对新闻事件、社会舆论和政治观点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传播媒介主要依靠纸媒等三大新闻媒体，这也更迫切需要新闻自由的合理存在。新闻自由是人民的一项宝贵权利，同时也是机构的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从历史发展至今人们都在不断地追求着新闻自由。受独特的政治发展背景影响，始终代表着世界新闻传播业发展方向主流的英国对于新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本文将从新闻自由的历史过程入手，经过对著名的雷诺兹特权案的源起、演进、及结果的分析，结合西方新闻自由特点、地位及发展进程，通过理论研究和举例说明分析雷诺兹特权案对于近年来英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和传媒法律的演进产生的影响，并主要涉及其积极方面。 标签：英国新闻自由；雷诺兹特权；媒体的有限特权； 一、新闻自由的历史进程 最早提出新闻自由概念的是一名一生为资产阶级民主斗争而奋斗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的一生中有三位妻子，年龄都很小，因此他不断地在探讨缔结婚约与解散婚姻的问题并发表出来。而当时的国会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新贵族利益，对新兴革命力量既恐惧又厌恶，禁止出版任何相关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任何书杂志。弥尔顿的小书册受到了国会的质询与禁止，因此他著写了《论出版自由》一文，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的重要性的书面存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了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终于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新闻自由。1791年，由美国联邦党人提出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了第一个专门针对言论自由的修正案，禁止国会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的妨碍与限制。随着新闻自由的逐步发展，1951年，国际新闻协会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四个标准：自由采访，传播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随后，讲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抨击当局政治斗争黑暗内幕的电影开始涌现，比如，于1976上映的由水门事件真实改编的《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以及同年反映对电视新闻栏目幕后受经济支配和强权控制的讽刺的《电视台风云（Network）》。 英国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之前始终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是极具代表性的。自1215年《自由大宪章》颁布开始有了限制王权的趋势，在封建时代的管制与新生力量的斗争下新闻出版行业几经大起大落。皇家出版法庭（别称：星法院）自1557年开始实行的出版物事先检查制度、高昂的出版保证金制度等限制出版自由；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再次经历了星法院的撤销、出版检查制度的恢复，直至《论出版自由》发表近50后，知识税的撤销促使了现代报刊的大量涌现，英国终于拉开了新闻自由体制的帷幕。〔1〕 二、雷诺兹特权案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