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以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为样本，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腐败诱发的社会心理及其变动轨迹。
本文认为，公职人员对预期的价值和实际获得的价值之间差距的感受即相对剥夺感，构成诱发腐败的主要心理因素。人们在生理和安全方面需要的满足构成福利价值；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以及尊重需要的满足构成人际关系价值；对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构成权力价值。某些公职人员的上述需要和价值，出现与权力相联系的恶性膨胀和扭曲，并且在满足和实现这些过度膨胀及扭曲的需要和价值时，非法或极为不道德地追逐权力和行使权力，从而产生了腐败。
本研究根据发展程度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大体上把研究对象分为三组：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非洲国家、拉美国家、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亚洲处于低速增长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或转型期的国家，主要有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美国和英国、苏哈托和马科斯当政时的印尼和菲律宾，以及转型期的韩国、俄罗斯和越南；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
公职人员腐败诱发的社会心理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上述第一组国家，福利价值的相对剥夺是诱发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要社会心理；在第二组国家，获取财富的多寡容易成为衡量权力价值的主要尺度；在第三组国家和地区，诱发腐败的动机则主要在于对社会赋予权力本身的地位、荣誉和影响力的追逐。
各种需要的实际满足程度低于期望值，仅构成公职人员腐败的初始动机；腐败行为最终是否发生，还受到公众心理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可满足公职人员各种价值需求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公职人员能够通过合法正当途径获得上述资源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福利价值的相对剥夺
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官员们的腐败多受生理的、安全的和情感归属需要的引导，产生自福利价值和人际关系价值的相对剥夺。
Kautilya指出：“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工资收入很低，但是支出却很大的话，他就会挪用公款。”[1] 1969年,Theodore M.Smith对印尼地方公务员的调查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公务员仅仅依靠工资可以维持生活。官员的收入大约仅相当于每月基本需要的一半。近年，泰国的警察首脑承认,泰国的警察之所以腐败,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不够和工资太低。在泰国的大城市里生活,至少需要每月2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10）05-0037-06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
阴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要:公职人员腐败诱发的社会心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福利价值的相对剥夺是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要诱因；在一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和转型社会，获取财富的多寡容易成为衡量权力价值的主要尺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诱发腐败的动机则主要在于对权力本身的地位、荣誉和影响力的追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一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公众心理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有所不同。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公众大多认为腐败可以容忍；在转型国家，公众对腐败的态度由容忍逐步转变为不容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公众都一致谴责腐败行为，并希望在原则的基础上对之予以惩罚。
关键词:腐败；相对剥夺；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10-05-20
作者简介：李文（195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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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铢(850美元)的收入，但是警察的起始工资实际上只有6000铢（260美元）。[2]1992年,塞拉里昂的弗里顿城的所得税大臣的月工资水平为13941利昂（约合28美元）。如果他购买一袋供家庭食用1个月的大米，就需要花费8200利昂（约16美元），且还需支付每日上下班的交通费300利昂（约合0.60美元）。为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吃、穿、住，他必须寻求其他渠道来补充其所得不足。下层公务员的工资更低。[3]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垮台前夕，政府人员的工资是每月2美元,士兵是每月3美元。[4]在现在的乌干达,政府规定部长的月薪为9000乌干达先令,仅相当于45美元,用黑市折算不到20美元；公务员的月薪一般是3000先令，而在市场上买一串青香蕉（当地人的主食）就要1400先令,1公斤牛肉要450先令，1公斤大米要300先令，1公斤土豆要250先令,男人一件普通的的确良衬衣要5000先令。[5]
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也是导致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在这些国家，通过行贿（送礼）拜托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对自己加以关照的，往往是亲属、朋友、乡亲等有浓厚先赋色彩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收受贿赂并非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全部动因，情感的归属和小团体的认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腐败，如任用亲属等，甚至没有直接收受礼品和贿赂。一些官员之所以利用权力为家人、亲属和朋友谋取利益，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威信。
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发展中国家，远远未能形成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腐败现象一般不会引起公众的不满和指责，洁身自好的公职人员反而普遍面临社会压力。
阿拉伯世界“腐败的程度、症状以及原因‘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是，反腐败的失败却都可归因于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难以抵挡的腐败文化。”[6]在非洲，人们普遍觉得一个已成为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人理应让他的亲属受到照顾，而且这种提供者与请求者都不会有任何犯罪感。[7]277裙带关系并不是被当作一种毛病，相反,它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
一些亚洲国家的公众抱有同样的心理。在印尼，因为亲缘关系，还因为要和同事还有其他受庇护者共享利益，许多官员认为他们违反政府现代化管理的规范和原则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一
个年轻人接受同族的财力支持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取得了预期中的成就，他或她就有义务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帮助其族群成员。因此，功成名就的人都被期望将工作或职务以及他们能够赋予的其他好处分给更多人享用；赠予者有权力要求接受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支持或忠诚，接受者自然也会要求赠予者在其职权范围内提供关照。[8]82-83
在有些国家，腐败似乎已经成为社会惯例。
在印度，给“麦米儿”(一种惯常的贿赂)的做法非常普遍，以至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认为它算不上道德腐败。[9]西非生活中有一种习惯，即一个掌有权力者在运用手中权力做某种有益于某个人的事时，他有权期望（不纯粹是要求）和接受这个人以某种形式给予的报酬（以前是某种礼物，但现在一般都是现金）。“许多人，包括受害者,并没有意识到这（被要求送礼）是一种敲诈。而且，公众的舆论也没对此表示反对。”[7]282
另一种情况是：公众对遏制腐败普遍产生失败感和挫折感，从而将腐败当做某种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印度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腐败已达到如此无法忍受的比例，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就此做任何事情。”[10]因此《印度时报》发表评论说：“公民把腐败作为生活的事实来接受，他们普遍的沮丧失望应当首先加以解决。”[11]
公众对腐败的这种态度，降低了公职人员因腐败而产生的内疚感、畏惧感和犯罪感。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官员都面临着价值的紧张与冲突：一方面有政府职位的公共价值，另一方面他又承担着对于自己家庭的强制性义务；一方面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准则，另一方面是来自传统社会的需求。但在公众认可腐败的心理环境下，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他们屈服于施于自己的压力,接受金钱,而且也未曾倍受良心的折磨。于是，现代公职人员行为标准通常流于形式，人们很少怀着强烈的信仰去遵循。
经济增长缓慢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生活、就业方面的资源匮乏，同时，在这些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又能发挥比市场更大的作用。在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社会成员难以通过合法正当途径获得这些资源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非法的、不正当的途径容易成为人们的优先选择。此外，这些国家虽然已经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阶段，但在政治制度建设和有关公职人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方面大都存在缺陷与不足。各种规则和外在约束存在大量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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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公职人员易于滥用职权。
二、财富价值的相对剥夺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转型国家的许多政要和官员心目中，公职本身应有的价值和荣光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和扭曲：相对于利用权力聚敛钱财，作为地位和荣誉象征的权力只具有较低价值和意义；权力的真正价值只有通过获取财富方能得到体现。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在掌握权力后，首先满足的是自己和家族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与渴求。
有些转型国家的政要出身寒微，从来没有拥有过多少财富，因而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他们从政的重要动机，也成为他们权力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证明。在季里诺总统执政时期,菲律宾的腐败由低级文官扩至除总统本人以外的高层领导中,不行贿就别想到政府部门任职。“这引起了尖锐的批评,总统因而被迫召开会议开展‘廉政运动’。但它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因为一个记者一直在外面聆听了这次会议,听到总统一位贴身顾问的声音:‘我们若没有不那么廉正的油水,做执政党还有什么用?’”[12]这位顾问的话颇具代表性。例如，马科斯在把国家权力家族化的同时，也在把国家经济家族化。在他执政时期，菲律宾以“密友资本主义”闻名于世。所谓“密友”即前马科斯或其夫人的亲戚或亲密伙伴，他们的共同点是在马科斯上台之前并不出名也不特别富有。马科斯利用手中的专断权力将种种经济特权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其突出“优点”就是他们对马科斯非常地忠诚。一些菲律宾经济学家指出：“马科斯时代不同于我们经济史上的其他时代的突出特点是,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及利用政府职能把特权分配给私营部门的一些小集团。”[13]有些政治精英自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从而对利用权力聚集巨额财富怀有一种应得心理或补偿心理。苏哈托出生于爪哇岛的一个农家，家境贫穷，只有小学学历。在依靠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他通过建立“新秩序”，使印尼步入经济快速增长轨道。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爱德华指出的那样，随着苏哈托的长期执政，其政权的“苏丹化”日益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哈托在“新秩序”体制内的个人影响力开始不断增强，其家族成员的腐败现象也初露端倪。到80年代中后期，苏哈托政权的家族化、亲信化趋势不断加强，苏哈托开始从完全依靠军队逐步转向倚重自己的亲信、朋友、家人和文官政客，苏哈托家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的权力不断扩张。[14]
权力上层利用手中权力亟不可待地攫取财富，还在于缺乏安全感。他们的恐惧来自内心深处，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通过腐败已经获取的利益只有通过进一步腐败获取数额更大的财富，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为了从根本上解除自己和家人的后顾之忧，他们需要进一步任用亲信、强化暴力，甚至将巨额财富和家人一起转移到境外。在俄罗斯，许多新权贵将大量金钱转移、存放在西方银行。据专家估计，俄罗斯每年资金外流的规模大大超出各种国际组织对俄的贷款和人道主义援助。[15]有的人更是干脆一走了之，如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数学家和叶利钦的前顾问，曾掌管了前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和一家电视网络,但为了逃避审查而移居英国。定居英国的还有别列佐夫斯基的同僚、东西伯利亚楚科奇地区的前州长及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前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前苏联石油部长及叶利钦时代的总理，曾是全国天然气垄断巨头国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总裁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等。[16]133
造成高官这种恐慌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和变动，以及社会价值的混乱和理想、信念的丧失。诺思认为,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17]在一些转型国家，改变的结果就是一些政要和高官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命运的失望乃至绝望，从而走向堕落和贪得无厌。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转换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僵化而无效的经济、社会体制，通过贿赂官员,进行权钱交易,个人和企业能够为自身的运作和发展寻求更加宽松的空间；有些政治人物虽然腐败，但在领导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祉方面有所贡献，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民众对腐败的根源和危害缺乏足够认识。此外，由于利益驱动成为社会的主要激励机制，社会原有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被打破，拜金主义猖獗等原因，也会导致公众对腐败现象的非理性的宽容。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美国，初期公众对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愤恨，公众舆论也未曾对腐败的政府进行强烈抨击。历史学家萨缪尔·E.莫里森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对这一时期的描述是：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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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对于许多人来说，诚信似乎离开了公众生活。”[18]
同样的情形在转型期的韩国也有所发生。韩国一位20世纪80年代的前总统被指控非法行使权力。他曾经从企业家那里收取了巨额资金并且存入他的银行账户。韩国议会举行了听证会，许多与该总统有密切关系的工作人员被传讯和质疑，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尽力道出真相，虽然这样做对他们的前长官极为不利。这些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人（别名A先生）全力隐瞒真相，没有做出任何对他的前上司有害或不利的陈述和评论。听证会结束，当其他所有的人都因明哲保身而被视为叛徒时，A先生成为了一个另类；韩国民众普遍支持的并不是那些说出了事实真相的人，而是那个坚守儒家原则的人。诚实排在忠诚之后，A先生被视为代表忠诚的模范。据说，还有欣赏他的酒业老板或服务生向他提供免费的葡萄酒。[8]306-307 20世纪70年代，香港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同时也进入贪污横行的时代，考驾照、申请茶餐厅牌照、要求消防员救火，几乎办任何事，都需先拿钱。当时香港市民对腐败也缺乏必要的认知，人们不清楚什么是腐败以及怎样构成腐败，许多人甚至认为“贪污是生活一部分的现实”。
政府拥有较大的资源分配权，诱引企业将首要的服务对象定位为控制资源的官员，而不是消费者。行政机构干预经济权力的加强和寻租基础的扩大，增大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可能性和吸引力。一位当地观察家指出，“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中，接近实权派一直是财富的来源：食糖配额、美元配额、免税等等，一直是很重要的。随着军管法的实施，该政府的权力大得多了，因而贪污腐败的机会也多得多。”[19]
在有些转型国家，军人和准军人政权当政,权力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一旦统治者发生蜕变,腐败行为几乎在所难免。在韩国,全斗焕和卢泰愚建立的都是军人政权,他们大权独揽、几乎不接受任何约束；菲律宾的马科斯自1965年执政以来，不顾宪法规定，连任三届总统,从1972年起又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军事管制，依靠军队实行独裁；苏哈托也是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一直出任总统，取缔反对党，剥夺国民结社和言论自由。这些领导人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原理。
政治社会陷入失序和混乱，是导致转型社会腐败现象猖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
代末苏联的政治体制开始瓦解时，一些政治精英力图使国家迅速过渡到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从而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无序腐败的早期阶段。但实践证明，事与愿违。[8]217这些政治精英选择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使俄罗斯陷入一片混乱，使由人数不多的“新俄罗斯人”组成的社会集团利用手中权力将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自己手中。
转型期往往是新旧体制交替的大变革时刻,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滞后于同期经济与社会的迅猛变迁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有利于腐败发生的又一个条件。在19世纪末的美国，法律法规“针对腐败行为设置的相应惩罚措施过于宽松。这样，当贿赂数额巨大、被揭发的几率很小、惩罚措施又非常温和时,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必将扩散蔓延。另外,当时的法律同样缺乏对公职人员某些腐败行为(如泄漏内部信息)的裁定标准,处理具体案例时对尺度的把握弹性又很大。结果,公职人员通过滥用自由裁量权从公共资源中或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牟取私利的空间得以膨胀，其腐败行为亦逐渐变得肆无忌惮。”[20]
在俄罗斯，《与腐败作斗争》的法律草案中规定，应该由立法者来确定哪些犯罪属于腐败，而同时，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又规定，官员犯罪和贿赂属于联邦安全部门调查的职责。道德原则和功能主义的比较，说明了一些专家只用道德败坏解释腐败显然是不够的，它（腐败）是集团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体系内正式和非正规因素的连接点。[8]98
三、权力价值的相对剥夺
追求附着于权力本身的地位、知名度、威望和荣誉，以及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是诱发发达国家政治家腐败的重要心理因素。
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则普遍存在权力饥渴症。在这些国家，政治家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已经或不难得到很好的满足，而他们人生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需要的唯一满足途径就是掌握权力。发达国家普遍实行选举制度，选票几乎是权力的唯一来源。获得多数选票，赢得选举，掌握权力，风光无限；失去选票，输掉选举，其社会政治地位会一落千丈。因此，选举政治的实质就是金钱政治，竞选人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举资金多寡的竞争。因此，一些政治家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获取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献金，赢得选举后再利用手中权力为这些提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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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的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谋取利益，遂成为发达国家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2009年的日本大选中，民主党鸠山由纪夫首相胜出，将发达国家的金钱政治推向极致：政治献金来自鸠山首相的母亲。鸠山首相的母亲鸠山安子，出身豪门，是普利司通轮胎公司创办人、著名财阀石桥正二郎的长女。她1941年嫁给首相鸠山一郎的儿子鸠山威一郎，至少带来100亿日元的嫁妆，并持有普利司通公司1.5％的股权。鸠山由纪夫出身政治世家，从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直到鸠山由纪夫和鸠山邦夫兄弟，都是在日本政坛长期呼风唤雨的人物。鸠山安子渴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至少有一人能登上首相宝座，既有延续首相世家名声的需要，又有弥补丈夫鸠山威一郎未能成为首相的遗憾的需要。对单纯权力价值被剥夺的恐惧，使鸠山安子和她的两个儿子认为其家族必须在日本政坛上有出色表现，尤其是获得首相的职位。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鸠山安子出巨资36亿日元，栽培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任要职，其中有11亿5000万日元用于支持鸠山由纪夫的竞选。而这一政治捐献，被认为明显违背了日本《政治资金规制法》。
公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重要约束。迄今，西欧国家的公众对腐败现象依旧保持高度警惕并主张对腐败行为必须予以严惩。据2009年“欧洲晴雨表”在欧盟2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名为“欧洲人对腐败问题的看法”的调查，78%的欧洲人认为腐败是他们国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对腐败行为必须采取更严厉处罚；遇到腐败问题，更多的欧洲人相信警察、法院以及有关官员舞弊的独立调查官。
“水门事件”以后，美国公众在腐败容忍度方面达成高度一致。例如，由Peters and Welch和Michael Johnston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腐败行为区别对待：他们对某些行为容忍度高一些，对另外一些腐败行为则绝不容忍，因为后者的危害程度超过前者。公众对腐败行为程度的判断取决于收取回扣的多少，公职的性质，以及行为动机和环境。总而言之，美国人认为情节越严重的腐败行为，处罚也应该越严厉。[21]在今日美国，腐败官员行为一旦败露，不仅要受到司法的追究和惩罚，而且要背负极大的社会道德伦理压力，连家人都深以为耻。
在新加坡，“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22]在这样强烈的以贪污腐败为耻的文化氛围中，1986年11月，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因为受贿在接受调查时自杀身亡，其妻女也不得不离开新加坡。在香港地区，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腐败现象严重存在，50%的公众对腐败现象表示容忍。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并通过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战略的实施，公众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日益加深，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人们逐渐从主动参与腐败行为转向不参与腐败行为甚至抵制腐败行为。目前，香港已经形成廉洁自律的社会文化。据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到2008年，高达73.3%受访者表示完全不可以容忍公务员贪污。
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富裕，社会成员基本上能够依靠个人能力和勤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公务人员能够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阻遏腐败蔓延的体制，在立法和执法上都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度的政策，使腐败现象得以保持在不足以危害政治社会秩序的范围内。腐败较少发生的发达国家大多属于“制度完善的和经济自由的民主国家，政府被评定为高效率的并对经济进行相对谨慎的干预。”[16]56这也减少了公职人员权力寻租的机会。发达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强，各利益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约关系。这就形成了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压力环境，使腐败者为所欲为的行径受到牵制。
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事务官和政务官分立的制度,公务员制度较规范严密,实行政治中立、高薪养廉、无过失不免职制度，所以事务官员产生腐败的现象相对较少。而政务官员实行竞争，以政党掌握政权为目的，执政党掌权之后，决定国家某一时期的大政方针，任何政策的略为倾斜，都会对某个利益集团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使国家决策权倾向于自己一方，或寻求代理人控制国家权力。而执政党为了获得利益集团在经济上的支持，以巩固其优势地位,也千万百计地搞暗中交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金权政治”、“财阀政治”、“利益集团政治”。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诱发公职人员腐败的社会心理也呈现出由主要满足“低级需要”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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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要满足“高级需要”演进的趋势，公众心理对腐败的危害性的认知越来越明晰，容忍程度不断降低，这两方面的变化，能够为腐败现象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减少提供部分解释。
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和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腐败多发有其历史必然性，有效地遏制腐败也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如果腐败的蔓延突破公众承受底线，他们长时间积累和压制的不满情绪会通过诸多带有不确定性的机会和渠道集中爆发，尤其是容易发生“非阶级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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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占稳)
Abstra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that causes public officials’corruption is changed as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slow,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welfare is a major reason of causing public officials’corruption;in those countries that economy is rapidly developing and society is transforming,the amount of wealth easily becomes a main measure of power;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seeking after status honor and influence that power brings about are major motives of causing corruption.The public’s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is a little different: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slow,the public show tolerance of corruption;in transforming countries,the public’s attitudes are changing gradually from tolerance to intolerance;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most public are completely unanimous in condemning corruption and hope to crack down on corruption.
Key words corruption;relative deprivation;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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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
作者：李文， LI Wen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100007
刊名：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年，卷(期)：2010(5)
参考文献(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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