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
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鉴于北方多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唐中期以后废除。
历史背景
太和九年（485年），任魏主客给事中的李安世首先上书，建议实行均田。当时中央集权已得到强化，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北魏又有“计口授田”的传统，实施这一政策有较大的可能性。当年十月北魏发布均田诏令，均田制开始实行。[1]
主要内容
（一）男子年15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亩，妇人20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身死还田。
（二）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桑田是世业，不在还授之列。按制度每人可拥有20亩。
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有多余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的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份额。在桑田上，除种谷物外，还必须依制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还授法和露田一样。
（三）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1头受田30亩，限4牛。还授依奴、牛有无而定。
（四）土广人稀之处，如果民有余力，政府可暂借土地任民超额耕种；以后人口增加或有新户迁来，再依制受田。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又无田可授，民又不愿徙至宽乡者，以其家桑田抵充新丁应受之正田；如不能授足，则举家不给倍田；再不足，全家正田减额。
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迁移。
（五）官吏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6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1]
主要作用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从而使自耕农民能比较稳定地占有和使用土地；
第二，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使他们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2]
意义
均田制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限额授受的土地制度，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被统治者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以利于政府对农民的控制，以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同时通过奴婢、耕牛受田（隋以前）或依照官品授永业田（隋以后）等方式，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
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还有，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弊端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地主兼并土地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破坏。隋末农民起义后，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重新推行均田令，成效显著。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北魏均田制及其经济思想 北魏均田制产生的两个原因： 一是北魏统一后，国家有大量的荒地，长年征战使得土地荒芜严重，从而给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先期条件，均田制的实行必须有土地比起其他朝代中所存在的严重土地兼并问题自然是好多了。 二是但是的社会上产力相对底下，农民的生活水品基本不能自足，社会上流民较多，长年的战乱，使得经济下滑儿政府即国家要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不得不采用均田了，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快速的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当然，北魏的统治者是北方的鲜卑族，从其当时的少数民族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有关系。均田制的内容： 均田制的内容主要包括授田对象及数量，土地产权，种植对象，征课数量等四项 一授田对象及数量 农产：男子15岁以上露田40亩，倍田40亩，桑田20亩，麻田10亩 女子，妇女露田20亩，倍田20亩，麻田50亩 官吏：公职田依官衔分 奴婢从良 二土地产权 农产：露田无所有权，身死或满60岁，必须归还官府，桑田私有 奴婢授田，耕牛授田无所有权，随有无以还受 官吏授田属于公职田，本人无所有权，离任移交 三种植对象 规定露田种植谷物，桑田种植桑树和一定数量枣树，榆树 四征课数量 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帛一匹，栗两旦”，15岁以上未婚的，4人出帛一匹，奴婢8人出帛一匹，耕牛20头出帛一匹 均田制的发展过程 一开始阶段 由公元485年李安世提出并被孝文帝采纳，针对当时国家占有的土地面积远大于地主占有量，以及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条件下出台的，符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流民，奴婢这一社会最底下阶层都能有得自己的土地，这一点极大的给予了人性化的考虑，尊重人权，这是中国封建历史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充分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封建专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二发展，繁荣阶段 隋文帝统一后，颁布了开皇新令沿袭了后齐之制，分永业田与露田及公职田，并采纳了高颖的轻徭薄赋来争取大量的劳动力，并在开皇十年下令：凡年五十，免役收庸，即允许五十岁以上的人纳布或绢来代役，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有所增多，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也由于轻徭薄赋的原因，使得荫蔽在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依附农民有机会出来耕种均田，这就是所谓的“浮客悉自从于编户” 又到公元609年隋炀帝时期“诏天下均田”，改革了豪强大族利用奴婢授田而多占土地的弊端，进一步使得人口从依附中解脱出来，并立分居，各立户籍，不得合产，使政府剥削对象增多，兵源扩大，财源拓宽，王权加强。 三衰退期 唐王朝在建国之初，攻克后的土地基本上都分给了随其在太原起兵的6万多将士，作为永
河北工程大学 学院：信电学院 班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01 姓名：王鹏 学号：110210108
对法家的个人见解 题目摘要：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 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 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关键词：法家、韩非、荀子、李斯 一、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的治国方略矛盾。在制度上是实行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还是实行私田制和君主集权制的矛盾。在这种局面下，虽然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的热情一边深入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视自己个人理念和社会价值为一体，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而又最切实际的还是法家了。 二、法家的思想渊源及确立 法家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糅合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独有的法治思想。之所以将这些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且没有师承关系的人统称为法家，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进化观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以“法治”作为治国的方针，通过农耕和战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鼓吹君主集权以至君主专制，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的思想关于治国方略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等众多领域。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战国末期韩人，师从荀子，口吃。韩非则结合了法、术、势，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他在对既往政治经验和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化。这就充分说明法家思想是起于实践的，是总结性的，是相对晚熟的。从源流上来讲，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来自古人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第二是来自儒家的"礼"制传统；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法家还包容了其他学派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派的思想，但是这些学派相比前三种渊源的作用较小。 法家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韩非，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就在于他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韩非兼收并蓄，融儒法两家学派，集慎、申、商三巨头思想为一体，将法家的理论规划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盛时期，并为后来秦赢政“扫六合，成一统”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因而怎样赞扬这位天才的法家人物也不为过。
原始资料：均田制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了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
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及土地问题 土地制度具体地体现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阶级关系，是我们掌握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点。 一、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沿革 原始社会时期土地、房屋、牲畜为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地生活。在春秋以前的奴隶社会，我国实行的是上地国有制度，即井田制。井田制既是一种土地规划制度，又是剥削关系。它在商朝时已经存在，西周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一步推广。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把土地整理成较为整齐的方块田，阡陌纵横，像井字形状。受封的诸侯臣下一一奴隶主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这种制度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产物，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春秋后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大量井田之外的荒田得以开垦而成为私田。奴隶劳动的积极性降低，采取各种方式反抗。奴隶主也纷纷破坏井田制，使之趋于瓦解。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私田主人的土地所有权，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战国时的商勒变法，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进一步确立了地主土地私有制。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就土地占有形态而言，我国封建社会同时存在着国有土地、地主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自战国始，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经营（兼并）规模不断增大。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的情形十分严重，贵族、官僚、大地主占有大量良田沃土，广大农民却“无立锥之居”。到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控制大部分土地。北朝大地主占有大量肥沃土地；唐朝后期，皇室、贵族、大地主和寺院大量兼并土地；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出现了大量“庄田”等。这些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表现。这种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中国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历朝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一直不占主要地位，但它却如汪洋大海。春秋时期，一部分奴隶和平民以及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贵族自已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成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这种小农经济同地主制经济一样，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 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大致有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等具体表现形式。其中均田制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实施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并且效果比较突出。新莽实行的王田制从形式上看与井田制相似，但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目的在于托古改制，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屯田制在中国许多朝代都实行过，如西汉东汉、曹魏、金、元、明和清初，尤以明朝典型。明朝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是组织部分无地农民包括降民和罪犯从“狭乡”移往“宽乡”屯种。民屯与一般垦荒不同，屯田农民是官家的佃户，屯田效果明显。 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政府处理战后荒地的办法，其主要特点有：社会上存在大量无主的荒地和劳动力，这是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条件；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不触动贵族地主的利益；受田农民必须交纳租调服役，贵族地主却无此负担。均田制主要在北魏、隋、唐时期实行。从实行的情况看，它们都不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都是为恢复生产、增加政府收入、巩固封建统治；都把分配的士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在农民年老或人死后归还政府，一部分可以传给子孙；受田农民都必须向政府缴纳税调，服摇役和兵役；都在不同程
《孟子》--民为贵，君为轻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 （《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本人手著。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 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 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 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 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 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 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 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 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 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 子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 滕、魏、鲁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 争霸争利，怎么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 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说：“《孟子》十 一篇”。那么，《孟子》到底是几篇呢？东汉赵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便给十一篇分列 真伪，他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十一篇中的《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 政》，这四篇《外书》是赝品，因而不给它作注解。《孟子》的七篇是《梁惠王》上下 篇，《公孙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离娄》上下篇，《万章》上下篇，《告 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孟子》一书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 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两篇，到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后来加以沿用。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它翔实地记载了 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 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儒家经典。《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 《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 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 义”。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 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到五
北魏均田制研究 戴轶群 1. 北魏实行均田制的背景和原因 晋统一天下仅仅晏安十一年便再次陷入战乱之中，八王之乱、永嘉之祸，然后便是五胡乱华，“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1]。不断的战争和屠杀使得生灵涂炭，中原萧条，百姓流离失所，真正又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一片断壁残垣和萧索破败，大量的荒地上任凭兔走雉飞，杂草丛生。虽然人烟稀少，土地荒废，但是也使得北魏能够将这些无主土地收归国有，为均田制的推行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而到了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更是产生了实行均田制的迫切需要。据正史记载，对于均田制的讨论始于北魏当时的给事中李安世。[2]李安世在向朝廷写的上疏中陈述了当时北魏社会稍事稳定后流民回迁过程中出现的占地纠纷。李安世提到当时的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肆意侵占土地，造成了对原有土地所有者的争端不断，“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对此，李安世建议土地的占有和开发应当贯彻“力业相称”的原则，使得占有土地的数量和拥有劳动力的数量相称。李安世事实上提出了实行均田制的建议，力图“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3]这可以说是北魏均田制的先声。然而均田制的推行，必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史书记载的李安世的上疏实际上也应该是不止一篇的。 北魏政府之所以会非常重视李安世的建议，并且大力支持推行均田制，是因为这对其统治来说意义重大。具体来说，北魏实行均田制有三个考虑的原因： 1、实行均田制能够使土地和劳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和保护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对于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沉重打击，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国力的强盛，必须要大力扶植小农经济。而这关键和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农民能够附于土地之上进行劳作。 2、实行均田制能够有效地遏制豪强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土地兼并和荫占人口，从而使国家扩大税收收入和徭役。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势力膨胀，逐渐形成了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完整的生产体系的割据势力。在这种大家族之下，大量的农民为了躲避徭役而隐匿和依附于此，从而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所以，北魏政府必然要通过均田制来削弱和约束大贵族的势力和占田趋势，理清户口从而保证税收收入，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3、实行均田制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在长期的战乱，繁重的徭役和日益肆无忌惮的土地兼并下，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阶级矛盾尖锐，起义不断会爆发。当时“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4]，所以北魏要维护其统治，必须要果断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2. 均田制的内容 2.1内容 北魏的均田制是在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令实施的，诏令“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孝文帝在诏书中明确表态要改变“富强者并
北魏到唐前期的一种土地制度。从北魏太和九年(485)政府颁布均田令开始实施，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780)废弛，前后约三百年。 均田制的内容 骨耜北魏颁布的均田令由其前期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演变而来，是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劳动力与土地分离，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两倍授给，以备休耕，是为“倍田”。身死或年逾七十者将露田还官。桑田为世业田，不需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原始陶器上的麻布印纹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男夫给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妇人给麻田五亩。家内原有的桑田，所有权不变，但要用来充抵应受倍田份额。达到应受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受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受额部分，可以买足。贵族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耕牛受田，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额与良民同。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凡是只有老小癃残者的户，户主按男夫应受额的半数授给。民田还受，每年正月进行一次。在土地不足之处，有满十五岁成丁应受田而无田可受时，以其家桑田充数；又不足，则从其家内受田口已受额中匀减出若干亩给新受田者。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空荒处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土地多的地方，居民可以随力所及借用国有荒地耕种。园宅田，良民每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因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陶猪圈石斧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但首先授其近亲。地方守宰按官职高低授给职分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不许买卖，离职时移交于接任官。 均田制与赋役制密切联系。均田令公布后，北魏又制定了新的租调制。均田农户除丁男负担征戍、杂役外，一夫一妇出帛或出布一匹(四丈)，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以上内容，各朝有过若干变动。北周主要是取消倍田之名，应受额改为一夫一妇一百四十亩，单丁一百亩；受田年龄改为十八岁成丁受田，六十五岁年老退田。赋役负担改为一夫一妇纳调绢一匹、绵八两(或布一匹、麻十斤)，牛耕（甘肃）租粟五斛，单丁减半。十八至五十九岁丁男一年服役三十日。北齐河清三年(564)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邺城三十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洛阳刚迁来的(原来从代京迁洛阳的所谓“代迁户”)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三十里以外、一百里以内土地按等差授给汉族官僚和兵士。一百里以外和各州为一般地区，应受田额与受田、退田年龄大致与北周同。奴婢受田人数按耙地（甘肃）官品限制在三百至六十人之间。赋役负担，一夫一妇之调与北周同，租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则为良民之半。隋代开皇二年(582)令，丁男、中男的永业、露田受田额与北齐同。补充内容中突出的一点是官人永业田与品级相适应，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最多授给一百顷，最小四十亩。此外，内外官按品级高下授给职分田(职田)，最多五顷，最少一顷。内外官署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赋役负担以一夫一妇为一床，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第二年减为二丈)，绵三两。单丁及奴婢、部曲、客女按半床纳租调。丁男每年服役三十日(第二年减为二十日)。隋炀帝杨广即采桑（甘肃）位，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租调，大概也同时废除了他们受田的制度。 唐代均田制，在隋代基础上，明确取消了奴婢、妇人及耕牛受田，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内容更为详备。综合武德七年(624)令、开元七年(719)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等记载，主要内容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见丁中)，各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笃疾、废疾
我心中的历史
对历史的认识 历史，从小学到大的学科，它似乎是有限的，因为毕竟它是有年代限制的，但同时又好像是无穷的，因为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研究。 历史是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了解到的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 在我看来，历史是严肃的，应该认真地对待，但它也是有趣的，像是老人们讲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是真实存在发生过而已。所以我更愿意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用轻松的心态来看待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易中天品三国》······因为作者都以轻松诙谐的笔法来呈现历史事实，而不是像史书那样仅仅是记录事实。但我们不可否认史书的重要性，因为它更具有客观性。 从远古人类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首领帝王们的权利是如此之大，但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只是一只渺小的鱼，在鱼群中虽是出众的，却仍无法改变历史的流向，不论他们做何反抗。与历史发展潮流作对的结果只能是失去存在的基础，最终走向灭亡。 在“变”与“不变”中，历史以它特有的轨迹前进着。国家的建立、井田制的实行、封建制的成型完善衰落、民国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先进人士一直在努力在奋斗，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类的发展，这是历史趋势。
在历史潮流中，人是渺小的，但人却又是历史的主人，人书写历史，造就历史，让历史成为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它记录了经济政治文化，记录了平民权贵帝王，记录了各朝各代的起起落落，记录了人们的辛酸苦辣。所以历史也是后人的教科书，它有当今人的影子，有先人们的教训，我们从中总结学习，从而少走些弯路。 中国史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过去，所以我们总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的确，我们从中继承了不少的优秀的东西，接受了不少错误的教训，但正如严复所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似乎太喜欢沉浸于灿烂的过去。我们要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要让现今和将来有朝一日成为历史时和曾经一样的辉煌。 常常想，过去的人在按照自己意念生活时，可曾想过他们的一切都将被记入历史，也许不会提到他们的名讳，但每个人都是历史主角，主人。所以我们也应该在自己做每件事时多考虑一秒钟，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历史，即使他们可能不会被后人所提起，但它的确发生，并对你周围的一切产生了影响。 历史，如此深奥的词，深不见底······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读懂它！
中国传统社会各朝代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及国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 （一）、土地制度 1.井田制： 【发展过程】形成于商代，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 【内容和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所有权属于周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臣下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 【作用】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 【瓦解】随着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使用，大量井田之外的荒地得以开垦成为私田，奴隶主破坏井田制，井田制开始瓦解。 2.屯田制： 【形成与发展】汉末饥荒之际，曹操总结汉朝西域屯田经验，在许下屯田，后大范围推广。 【方法】统治者招募流亡农民，按军事编制，几十人一屯，开垦荒地，并设官管理。屯田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按比例向官府交纳收获物。 【性质与作用】屯田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后来蜀、吴两国也在边境、军镇和其他一些水土条件适宜的地方，实行过不同规模的屯田。 3.均田制： 【形成与发展】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纳汉族谋臣建议，在不触动官僚地主土地前提下，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隋朝和唐朝前期基本的土地制度。 【目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内容】①国家将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丁男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受露田20亩，奴婢和耕牛也相应受田。②土地不得买卖。受田者年老或死亡，露田归还国家，桑田传给后代。③官吏在任时可按级别在官府所在地就近受田。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较完备的一种土地制度。它以法律形式确认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性质与作用】①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度。②确认了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③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经济和民族融合。 【瓦解】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的均田制，限制了土地的买卖和无限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 4.更名田： 【概念】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更种人所有，叫作“更名田”。【作用】一定程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对清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支配地位，但却广泛而分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基础。 (2)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曾出现过屯田制、均田制等具体形式。屯田制在西汉、曹魏、金朝、元朝、明清初年都曾实行过。均田制始于北魏，流行隋唐。这两种形式，往往是在经历了一场战乱和社会动荡之后，国家控制了大量无主土地的情况下实行。授田时，既不触动地主的土地，又能使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因此，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经济的发展。二）、赋役制度 1.中国古代赋税的主要内容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国历代土地制度 篇一：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 关键字：土地制度发展演变土地兼并 正文： 一、我国古代主要的土地制度 1、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主要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它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适应奴隶社会时期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耕种的人就转变为封建农民，私田主人成为封建地主，农民向地主缴纳地主。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春秋时期的的诸侯国改革中，都涉及到了国家赋税制度的变革，如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实行按亩收税，促 使耕地由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转向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 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 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2、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 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限制了
西欧庄园经济和农奴制以及东汉的庄园经济 9—13世纪是封建庄园兴盛时期。9世纪起，一种新的封建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农奴劳役制庄园开始在西欧流行。典型的庄园采用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这就决定了庄园的结构以庄园的土地划分成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两部分的特征。庄园有时就是一个村子，但二者也经常是不一致的。庄园的耕地呈条田状插花分布，领主自营地、各户农奴份地互相交错在一起，所以实行强迫轮种。中古西欧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致使农村公社的耕作制度得以长期保留。9世纪的王室庄园和大修道院庄园面积很大，有的占地几千公顷。9世纪以后的庄园一般都比较小。庄园以外的农民也多是封建依附农民，但所受剥削不同于服沉重劳役的农奴，一般以交纳实物租、货币租为主。劳役地租在14世纪以前大体上是适合当时西欧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地租形式，庄园作为农奴实行劳役地租剥削的组织曾在西欧这一时期存在。 经济上农奴和其他封建农民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领有份地，使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作，他有独立经济，有财产，有家庭。农奴的特性在于他须在庄园上耕种领主自营地，受劳役地租剥削。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封建主对农奴人身，换言之对其劳动力特别强有力的支配是对农奴进行剥削所必需的。这种封建主与农奴在生产中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以法律形式和其他非经济手段（如习惯、道德、舆论）固定下来就体现为封建地主对农奴的超经济强制。法律强调农奴人身属于主人，农奴世代成为农奴，只有被主人释放才能免除农奴身份，不能随意离开主人，可由主人买卖或转让。从法律地位讲，农奴没有婚姻自由，与所在庄园以外的人结婚要交结婚税；没有财产权，要纳“死手捐”（即继承税），主人还可按自己的需要临时向农奴勒索钱物。农奴对于主人这种低下的法律地位明显受到罗马法有关奴隶规定影响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证在生产中封建主对农奴劳动力的支配。 对于东汉时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经营方式，有人认为东汉庄园制，它主要是由占有大量私田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等所组成，庄园中一般都设有部曲、家兵等私人武装。庄园土地，主要租佃给同族中贫苦者以及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耕种，并以高于封建国家租额的实物地租作为主要剥削形态。庄园基本上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而又包括各种副业生产在内的经济单位；与这种看法相反，有人则认为东汉并不存在庄园经济结构。由于中国不是欧洲领主土地同农奴劳动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土地经营很难形成欧洲式的庄园经济。《四民月令》不能作为东汉存在庄园制的史料依据。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秦国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
读《中国土地制度史》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研究，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实际社会政治问题，一直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历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打上“主义”或“性质”的标签，使得本来复杂的问题更加神秘。赵冈、陈钟毅夫妇于20世纪末合著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由于没有受到历史界、经济史界那些固有成见的束缚，采用简单的解构方法反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该书于1982年获得了“行政院”金鼎奖。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全书共计28.5万字，将土地制度史分成几个专题来论述，共分八章，分别是土地所有权制、耕地面积之变动、人口与耕地、耕地的分配、农业经营方式之比较、历史上的经营地主、历史上的租佃制度、结语。 第一章讲述土地所有权制，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分为上古井田制和秦汉以后的土地私有制，使复杂的土地制度问题简单明了。作者得出结论：自战国以后“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作者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土地私有的标准是自由使用权、自由买卖以及遗赠之权。然后再分析某些朝代对于土地私有的限制方法，主要包括各个朝代的限田政策和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均田政策。最后作者还专门论述了政府经营的土地以及政府作为薪俸拨给在职官吏的土地。 第二章耕地面积之变动，作者先厘清历代度量衡的变动，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值单位。然后分述各个朝代政府土地丈量情况，作者在做了一番计算后，得出了一个历代耕地面积统计表，统一以现在的亩制为标准，通过此表可以看到从西汉到清中期的1800年中，中国耕地恰好翻了一番，从5亿亩上升到10亿亩。此外在本章中作者还对南宋时出现，流行于明清的鱼鳞图册单独提出，祥加讨论。读者读到这里，显然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是远远超过了耕地增长的。因此，作者安排第三章人口与耕地，首先讲历史上的人口统计，大量援引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校正，推算各代的人口数，以此显示人口的循环波动性。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在太平时期人口增长率一般在0.6%—1%之间。紧接着分析人口循环的成因，作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循环是与历代的治乱循环相关，是治乱循环造成的结果，
均田令 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鉴于北方多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唐中期以后废除。 历史背景 太和九年（485年），任魏主客给事中的李安世首先上书，建议实行均田。当时中央集权已得到强化，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北魏又有“计口授田”的传统，实施这一政策有较大的可能性。当年十月北魏发布均田诏令，均田制开始实行。[1] 主要内容 （一）男子年15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亩，妇人20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身死还田。 （二）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桑田是世业，不在还授之列。按制度每人可拥有20亩。 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有多余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的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份额。在桑田上，除种谷物外，还必须依制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还授法和露田一样。 （三）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1头受田30亩，限4牛。还授依奴、牛有无而定。 （四）土广人稀之处，如果民有余力，政府可暂借土地任民超额耕种；以后人口增加或有新户迁来，再依制受田。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又无田可授，民又不愿徙至宽乡者，以其家桑田抵充新丁应受之正田；如不能授足，则举家不给倍田；再不足，全家正田减额。 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迁移。 （五）官吏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6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1] 主要作用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从而使自耕农民能比较稳定地占有和使用土地； 第二，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使他们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2] 意义 均田制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限额授受的土地制度，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被统治者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以利于政府对农民的控制，以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同时通过奴婢、耕牛受田（隋以前）或依照官品授永业田（隋以后）等方式，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 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 “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载：“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彻。助即服劳役于公田，贡为缴纳地产实物。周行彻法，当为兼行贡、助两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周朝行助法地区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古时实行易田制（即轮耕制），一般是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以上所说井田之制，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井田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以便划分土地和进行生产。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由于对夏、商、周3代的社会性质认识各异，各家对井田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但在承认井田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
2019年5月 2018-2019学年福建省泉州市普通高中高三（下）月考历史试卷（1月份）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24小题，共48.0分） 1.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打败楚国成为中原霸主，召集鲁、齐、宋等国国君会盟，还派人把周天子召到河阳参会。孔子编定《春秋》时，将此事记载为“天子狩猎于河阳”。这说明孔子旨在 A. 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B. 坚持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 C. 强调宗法等级制度 D. 谴责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答案】A 【详解】晋文公“派人把周天子召到河阳参会”，说明周天子的权威已大大丧失。孔子将这一事件记载为“天子狩猎于河阳”，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故答案为A项。这一记载不符合事实真相，不是“秉笔直书”的表现，排除B项；材料信息没有反映出强调宗法等级制和对争霸战争的谴责，排除C、D项。 【点睛】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这一记史方法被称为“春秋笔法”。史家讲求秉笔直书，但孔子却利用不太明显的字眼等隐讳的写法，暗暗将自己的主观看法加入其中，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因此后世对这一记史的方法有褒有贬。 2.汉武帝设立刺史以监察地方郡国守相等官吏，但不得“干预庶政”；东汉中期，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这一变化说明当时刺史 A. 严重威胁中央政府 B. 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 C. 导致国家走向分裂 D. 失去监察地方长官的权利 【答案】B
【详解】刺史原为监察官，且不得“干预庶政”；但到东汉中期“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说明掌握了地方行政大权，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故答案为B项。这一变化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排除A项；这一变化没有导致国家走向分裂，C项不符合史实，排除；材料没有反映刺史失去监察权，排除D项。 【点睛】汉初，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始置，“刺”即检核问事之意，刺史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员。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置刺史一人。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转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3.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至天竺摩伽陀取熬糖法；显庆四至五年，唐高宗遣使向天竺摩诃菩提寺僧提出招聘制糖专家，寺主同意派专家2人、寺僧8人来中国支持制糖事业。据此推知 A. 唐朝主动吸收外来文化 B. 唐朝的食糖制品种类繁多 C. 印度文明程度高于唐朝 D. 印度制糖技术由僧侣掌握 【答案】A 【详解】从材料反映的唐朝向天竺学习熬糖法和招聘天竺制糖专家来看，说明唐朝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故答案为A项。材料没有涉及唐朝食糖的种类，排除B项；C、D项说法绝对，材料不能反映，均排除。 4.如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