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务资料之一
习访斯里兰卡布局"南亚海港战略" 第一大港变中国城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9月15日讯据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二（9月16日）访问斯里兰卡，这也是过去28年时间里中国国家元首对斯里兰卡的首次国事访问。外界关注到这次习近平的南亚之行的斯里兰卡访问，将突出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公网此前报道，中国在当地的港口投资是个合作重点。
英国广播公司称，习近平从9月11日到19日的出访行程包括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四国，斯里兰卡是他访问的第三站。在14日结束马尔代夫的快速访问行程后，习近平将转往斯里兰卡，热络中国与当地的港口投资合作。
有关习近平这次对斯里兰卡的访问，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两国间将会签署的科伦坡海港城建设协议和其他海港发展协议。
据斯里兰卡《每日镜报》引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吴江浩此前发表的谈话说，科伦坡海港城的三分之一将属于中国，其余部分由斯里兰卡开发。他还说，填海造地276公顷的工程费用大约需要14亿美元。
吴江浩说，填海造地以及土地的发展由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投资。这位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还表示，包括美国和印度的公司也可以在填海造地得到的土地上投资。
还有消息说，两国间希望就南部港口汉班托塔的合作开发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汉班托塔港目前正处在发展工程的第二期，中国方面已经在那里投入大笔资金。
另据来自斯里兰卡方面的统计数字，中国已经在西岸科伦坡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建设中投入了5亿美元。有学者指出，斯里兰卡欢迎中国投资的背后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大公网了解到，中国在当地的港口投资众多，比如去年8月在斯里兰卡投资5亿美元援建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正式启用，在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海运航线上，中国又获得一个重要立足点。西方则认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以及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引起印度的担心。
不过，斯里兰卡港务局负责人告诉法新社，印度不仅没必要担心科伦坡的新码头，事实上还可以从中受益。他说，斯里兰卡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港口设置军事基地、或者使用港口达到任何军事战略目的。
但是大公网注意到，中国和斯里兰卡最近军事关系确实越来越热，今年2月，中国海军第二批执行叙化武海运护航任务的黄山舰经过8个昼夜的航行，曾停靠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进行燃油补给。
中国官方媒体曾表示，有关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不时遭到西方国家的揶揄，这在中国成为全球重要政治经济体的当下并不奇怪。西方国家同时一直就此对斯里兰卡当局发出严厉的侵犯人权指责。
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说，在2009年结束的斯里兰卡内战的最后阶段，有大约4万名泰米尔少数民族遭到屠杀。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就上述暴行展开调查，23票赞成，12票反对，中国投下了反对票。
中国商人500亿美元拿下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
来源：钱江晚报
在许多中国人尚不清楚尼加拉瓜位于哪个大洲时，中国商人王靖注册的“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HKND）似已拿下了尼加拉瓜跨洋运河建设项目的承建权和百年经营权。
据英国媒体报道，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代表11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与“桑定工人中央工会”（CST）和“尼加拉瓜工人中央工会”（CNT）两大最具代表性工会的代表会晤，宣布横贯中美洲地峡的新运河工程经费将达500亿美元，较先前非正式预估高出100亿美元。
对于此事，中国商务部曾发出风险提示，称尼加拉瓜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认为该项目存在潜在风险。
项目如启动将创拉美建设工程规模之最
早在2014年7月，尼加拉瓜运河管理局全体成员表决并通过了“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提交的跨洋运河线路规划图。
按照规划图，运河将于尼加拉瓜南部开挖，西起太平洋布里托港，途经中美洲最大湖泊尼加拉瓜湖、彭达科尔塔河，东至加勒比海鹰嘴港，全长278公里，规模约为巴拿马运河三倍。
运河项目大胆的设计构想还包括建设两个主要海港、一个飞机场、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一个综合旅游区。施工阶段，项目将直接雇佣5万多名工人。工程后期，还将设立自由区﹑金融区﹑保税加工区与城市生活区，后期配套工程共将创造约250,000个工作机会。一旦投入运营，其将创造20万个工作岗位，几乎相当于目前尼加拉瓜整体劳动力的10%。
由于修建跨洋运河对当地影响巨大，该项目在尼加拉瓜国内尚存在争议。尼加拉瓜湖是尼加拉瓜的重要淡水供应来源，批评人士担心该运河对尼加拉瓜湖以及贫困社区的影响。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曾强调，本次选择的挖掘线路并不是成本最低的，而是“对环境最友好”的。
按照HKND11日宣布的时程表，运河工程将在2014年12月动工，用5年时间完成。如果尼加拉瓜运河当真按照预定计划启动，那么这将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如此惊人的“世纪工程”挑头的是中国商人
尽管最近半年来，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国都被传“瞄上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但截至目前，唯一肯为之掏钱埋单的似乎只有中国商人王靖。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层层质疑，这位开着自家商务机满世界飞的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依然淡定自若。没人能摸清这位42岁的中国富豪究竟能在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上发挥多大能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回他弄出的动静有点儿大。
资料显示，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由中国民营企业“信威通信产业集团（信威）”法人代表王靖于2012年8月在香港注册。信威原为大唐集团公司旗下子公司，2010年王靖接手后变为民营控股的股份制公司。
2013年6月13日，尼加拉瓜国会以61票支持、2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统奥尔特加关于跨洋运河项目的建设权和运营权归属问题提交的法案。这意味着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承建尼跨洋深水运河项目事宜得到该国法律保障。
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运河开通后，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将拥有50年的运营权，并有权再续50年。项目所需贷款将在运河通航后，从运营收益中逐步扣除。
运河历时145年未动工就是因为质疑多多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质疑，尼加拉瓜新运河总长度是巴拿马运河的3.5倍以上，挖掘过程想必艰辛，挖掘时间必然漫长，而通航后船舶通行的时间也必然长于巴拿马运河（8至10小时左右），那么这条新运河究竟能有多大竞争力？
《经济学人》周刊说，有人问，巴拿马运河作为世界海运要道已贡献100年，如今也正在扩建，尼加拉瓜运河是否将是无用之物？
尼加拉瓜经济在美洲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海地。尽管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将于
明年完工，尼加拉瓜国会仍执意另修一条中美洲运河，是希望借此一举改变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
总部设在多伦多的德尔坎咨询公司分析师罗莎琳威尔森说，目前全球海运业总体呈现航运能力过剩的趋势。外界担心，如果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航运企业派出“超级大船”的需求必然受限。如果尼加拉瓜新运河的作用不如预期，庞大投资可能难以收回成本。
其次，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融资有其不确定性。修建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如果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融资出现问题，运河项目可能中途流产，这也将是动工后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尼加拉瓜运河自1869年开始讨论，历经145年仍未动工，这期间最不缺的就是质疑。关于存在必要性、修建难度、融资难度和竞争力的疑问，自始至终围绕着这条即将动工的运河。
泰国政变军人挺中国高铁通泰国 "大米换高铁"起死回生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7月31日讯综合外媒和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发动政变将英拉政府赶下台的泰国军政府日前批准了一项中泰高铁项目，该项目最终目标是将泰国与中国华南地区连接起来，此项目一经落实不仅有利于提升泰国运力，也将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起到推动作用。有媒体认为，此举让李克强去年访问泰国时的“大米换高铁”项目起死回生。
据媒体报道称，泰国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29日批准了一项庞大的高铁建设计划，项目涉及两条铁路，其最终目标旨在连接中国华南地区与泰国。
泰国《曼谷邮报》30日报道，泰国交通部常任秘书在和泰国军方领导人就泰国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进行会晤之后，对媒体表示，“这样的计划将帮助未来投资中增加速度更快的高铁系统”。
她表示，这项重要的高铁项目将很大程度上提高泰国国内的运输能力，将泰国的边境城市、泰国境内主要城市、首都曼谷，以及很多港口、机场、货运枢纽中心等重要结点连通。
由泰国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副主席，皇家空军主管、空军上尉帕拉金领导的工作组将于下周对两条高铁项目预算做出更为详细的计划。帕拉金表示高铁项目投资方的选择工作也在未来一个月中完成。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去年曾高调报道李克强访问泰国时，与时任总理的英拉签署“大米换高铁”协议的情况。不过就在今年1月，泰国反贪委员会对英拉政府同意的该计划是否存在腐败问题进行审议。
大公网也曾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称，讨论结果是，反贪委员会决定起诉前商业部长汶颂等人，并将进一步调查作为国家大米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总理英拉是否放任腐败产生。除了泰国前商业部长，将被起诉的还有商业部助理部长，以及参与大米贸易的两家中国公司泰方代表，共计15人，反贪委已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限内前来听取指控。
该委员会认定：在泰国与中国进行的政府与政府大米销售过程中，上述人员和公司存在虚假行为，公司可能并非国营企业，而且涉嫌伪造虚假的大米出口数额。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也从泰国方面了解到，此前中泰之间“大米换高铁”计划也因政府大米收购计划受阻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波及。
此后英拉政府被政变军人推翻，中国方面一直与泰国军方沟通，就中国高铁进入泰国事宜商讨对策。
《曼谷邮报》的报道称，最近政变军人同意了将高铁和大米“切割”处理。据泰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即将修建的这两条高铁线路是中国连通东南亚国家计划中的一部分，新的高
铁线将把中国的南部省份，通过泰国和东南亚国家相连，同时也会帮助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经济影响力。
此外，泰国交通部还将对该双轨铁路项目的成本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将每公里的工程成本从5至6亿泰铢降低到3.5至4亿泰铢左右。而这也作为泰国基础设施8年计划（2015-2022）中的一部分。
据悉，这项总成本约为7,414亿泰铢（1美元=31泰铢）的工程预计将于2015年开工，并于2021年完成，工程项目包括在泰国境内修建两条高铁线路，最终目标是将泰国和中国华南地区连接起来。
不过目前报道没有提及泰中两国将如何进行高铁建设合作，也没有说明泰国高铁将在什么地方同中国高铁路网接轨。被推翻的前英拉政府曾提出过同中国进行高铁建设合作的类似计划，不过泰国政变后法院以“违宪”为由将其否决。
泰国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表示，建设高铁旨在改造泰国铁路基础设施，提升运输能力，带动沿线经济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而除高铁外，泰国还将加强现有铁路网的复线工程建设。
中缅油气管道：世界管道建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图上看，有两条并行的管道，以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为起点，一路向东北，斜穿缅甸，从中国西南边陲瑞丽进入境内。跨过云南后，以贵州安顺为分界点，一条管道延伸到广西贵港，另一条则直达西南重镇重庆。
通往贵港的管道为天然气管道，总长度接近2500公里；直达重庆的为原油管道，总长度也在2400公里。
自去年7月末开始，通往贵港的天然气管道，已为国内输送超过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通往重庆的原油管道，建设也接近尾声，不久的将来，部分进口的原油，即可通过这条管道，从印度洋直接进入中国境内。
“这两条管道的建成，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另外还增进了中缅两国的胞波友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人士表示。中缅油气管道，由中石油主导合资投建经营。
2013年，也是中石油“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第20个年头。
对这条管道的解读很多。但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久，我国就能通过中缅油气管道，每年接收120亿立方米天然气以及2200万吨原油。2013年，中国天然气和原油的进口量分别为500多亿立方米及28000万吨。
发轫
这条管线，无论从其意义，还是建设施工难度，都堪称一项“超级工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成为“净石油进口国”。能源短缺，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
为此，我国一直在开拓自己的能源渠道，以确保能源供应。在这种战略思维下，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及中亚天然气管道相继贯通投产。
但大量的能源仍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这条最窄处仅有2.4公里的海峡，长期以来，海盗猖獗，危机四伏，运量饱和。由此便有“马六甲困局”一说。
早在2004年，中国就与缅甸政府就能源问题进行谈判。资料显示，缅甸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十，已探知的储量为25400亿立方米。当时，缅甸的天然气主要出口到印度、泰国等地。
2006年，中缅双方就油气管道合作达成一致意见。2009年，谈判又推进一步，中石油
与缅甸联邦能源部签署一份关于开发、运营和管理中缅管道项目的备忘录。
经过5年谈判，中国终于在与韩国、印度等国的角逐中获胜。韩国早先介入缅甸天然气开发工程，印度则与缅甸有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且两国就能源问题，有过初步合作方案。
2010年6月3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时任缅甸政府总理吴登盛签署15项双边合作文件。随后，中石油与缅甸国家油气总公司签署《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东南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权利与义务协议》和《东南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股东协议》。
按照协议，中国将在缅甸境内建设并经营天然气与原油并行的两条管道，经营期30年。缅甸每年可下载天然气总输量的20%，以及200万吨的原油。
当天，两国总理共同触摸耀眼的电子球。与此同时，早已候命的施工人员也开始施工。
这标志着中缅油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
有评论指出，中缅油气管道，将成为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及海上通道之外的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并有望解决我国西南短缺能源的问题。之前，能源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西南地区。
这一期望，在3年之后变为现实。据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能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当地部分住户的燃气灶上，已经点燃了缅甸的天然气，并且价格较之前，有大幅度下降。
中缅油气管道原油首站的马德岛，30万吨级原油码头以及12个10万立方米储油罐，也已准备就绪。不久，这几个庞然大物就要派上用场，西南地区产业发展、经济腾飞，将有更广阔的空间。
形象
这条管线，也是中国企业展示其国际化形象的大工程。
“中石油是一个国际化企业，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实践。”中石油人士表示。
伴随着中国的能源短缺，中石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施“走出去”战略。
1993年，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同年，中石油在国际竞标中，获得秘鲁百年油田的开采权，拉开了中石油海外进军的序幕。截至目前，中石油已经在30多个国家投资项目。
中石油在开展海外项目的同时，也有“负面”困扰。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亦如此。
早在谈判之时，就有环保组织提出反对意见。有组织称，中国在缅甸的工程，将会引发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甚至有更激进的组织称，中国是在夺取缅甸的能源。开工之后，质疑声音更大。
2011年，缅方因为环保原因叫停了密松水电站项目。投资的中资公司，损失惨重。这一事件后，中缅管道项目更是不敢大意。
缅甸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油气管道所经之处，免不了要对地表产生影响。尽管该项目拿出了最专业的环保施工及恢复技术，但困扰仍然存在。“缅甸政府转型非常快，一个老太太就可能叫停一个项目。”东南亚油气管道公司一名高管说。该公司负责中缅管道在缅甸段的建设与运营。
为此，东南亚油气管道公司成立专门的公共关系部，与一些质疑的组织展开一轮轮解释、对话甚至博弈。公司邀请对方代表，实地考察项目地，并向媒体提供详尽的环保资料，尽量做到工程的透明化。
这种态度和做法，赢得了不少国际组织的认可。
为顺利解决征地以及为降低日后运营风险，东南亚油气管道公司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积极和当地居民、社会组织及政府处理好关系。3年中，中石油和原油、天然气两个合资公司投入2000多万美元，本着“善意、诚信、双赢”的原则，为管道沿线的社区建设学校、医院、水井、电力设施等。
这一个个“义利结合”的举措，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形象。缅甸副总统吴丁昂敏乌曾在公开场合对中石油表达过赞誉和感谢。
中缅管道天然气项目的一个外资股东的代表也评价说：“在这个项目上，中石油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企业形象。”
实力
从工程难度上看，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极具挑战性。
“在缅甸，挑战无止境。”中石油东南亚管道公司总经理姜昌亮说。
在谈判之时的2007年，中石油有一名高管到缅甸考察项目。沿着初设线路走了一趟后，这名高管感慨道：“要是中石油能完成这个项目，一定会在世界管道建设史上浓墨重彩写上一笔。”
“西气东输”的一名外国监理也曾感慨道：“敢于接手这样的工程，是非常了不起的！”
缅甸境内，近800公里的管线中，要经过一段海底管道，穿越8条海沟，两条大河，一个海拔落差达1380米的若开山脉。更不必说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地震、泥石流经常发生的地段。
更大的一个难点是，缅甸社会发展较慢，缺少水文、地质等详尽的资料。因此，工程的初设方案，并不完备。
马德岛标段，初设上只说“在马德岛开山取石”。可问题是，关于马德岛的资料，几乎没有。施工方的高管，很长时间都在马德岛上考察，采石分析，最终才解决石料问题。
马德岛原油码头及储油罐的建设，需要大约10万立方米混凝土。一般在大街上见到的混凝土搅拌车，其装载量不过10立方米。也就是说，完成这两个工程的建设，约需要一万次普通混凝土搅拌车运输。
而缅甸的社会依托差，当地原材料和设备供应都非常短缺，原材料只能通过海运解决。
缅甸最大的河流伊洛瓦底江，工程师甚至找不到近些年的水文资料，导致选择及管道穿越时，都存在很大困难。
管道所经之地，道路基础也非常差，很多地方甚至根本就没有路。
从东南亚油气管道公司总部所在的城市曼德勒出发，一路向西南方向，到天然气管道的起点皎漂站，路程不过400公里。缅甸籍司机一路辛苦，两天共花了20多个小时，才赶到目的地。其间，同行的车辆多次爆胎。
“从没走过这么艰难的路。”有人感慨道，“行车都这么困难，管道工人得多辛苦！”
缅北是武装冲突比较多的地区，地方武装力量的人员经常荷枪实弹出现在道路上，枪炮声也不绝于耳。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3年艰难的施工，中缅油气管道工程终于按期完工。一根根管道被石油工人焊接起来，连成并行的两条管线，延绵2000多公里(含国内段)，且一次焊接成功率高达98.68%。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难建设的管道工程，我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一个团队在30多个月内完成建设任务。”美国管道专家巴斯特·格雷说。他曾两次赴现场踏勘。起先他曾说，中缅油气管道工程，“是个空想”。
中吉乌铁路好事多磨
来源：南方周末
“中吉乌铁路的国内段评审，我们准备先启动，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等不靠，推动国家层面尽快开工建设中吉乌铁路。”今年8月31日，在喀什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媒体见面会上，喀什地区发改委主任佘瑞元表示，目前中吉乌和中巴铁路建设前期工作都已启动，
尤其是中吉乌铁路，去年已完成预先许可评价报告，下周国内专家将来疆评审。
钢铁丝绸之路的梦想
中国的铁路人、边贸商人和大量普通民众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自中国新疆喀什出发，架起一条铁路，穿越广袤的戈壁和绿洲，经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一直延伸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这条在规划中的钢铁丝绸之路被寄予了重大期望。人们期待它能够改善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交通格局，打造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北非、南欧的便捷通道。
然而，早在十余年前就在规划，多次传出“取得重大进展，即将开工”消息之后，中吉乌铁路迟迟难产。
半年前，动荡中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总统大选。候选人之一苏瓦纳利耶夫在电视竞选中将中国人形容为“一群必须消灭的狼”。
他攻击的正是近年来中吉之间的诸多合作项目，尤其是延宕了10多年的中吉乌铁路。大选前，有关中国将贷款修建该铁路，以换取吉尔吉斯境内数个富矿的传言引起震动。选举各方抓住时机鼓动选民，发布各种反华言论，上述“狼论”便是其中之一。
1997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方就修建一条联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了备忘录。一年后吉尔吉斯加入世贸，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加之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横空出世，这条铁路愈发显出现实和必要。
对中国来说，这条铁路意味着新的消费市场，而其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桥”一部分的前景更激发了在运输和石油进口问题上的种种想象。中亚通往太平洋的时间将因此缩短7-8天，中国所仰仗的中东石油更可能因此多出一条“东进”通道。
不久前，吉尔吉斯经济和反垄断部部长萨利耶夫也将铁路可能给本国带来的好处做了概括：“它将让我们这个地理上封闭的国家与国际交通网络联通，让吉尔吉斯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枢纽”论的背后，由此而带来的交通税费收入也不言而喻。
“金矿换铁路”失败
中国人梦想的向西横穿中亚的铁路似乎正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汹涌民意激烈相撞。
中吉双方自2000年开始就该项目进行磋商，中方拿出2000万元人民币做技术论证，确定了一条吉尔吉斯境内路段全长268.4公里、大部分蜿蜒于海拔2000-3600米山地之上、全线由乌兹别克斯坦经吉尔吉斯斯坦通往新疆喀什的线路。
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早早地就批准了方案，大家都在等吉尔吉斯的态度。2006年，吉政府在盘算了6年后终于点了头。考虑到在这期间曾发生一场让前总统阿卡耶夫下台的“郁金香革命”，6年的博弈期并不算太长。更何况，这是克服了当地民众激烈的反华情绪之后取得的成果。
1999年，中吉双方签署《国界补充协定》，约9万公顷争议的领土依约由中方接收。消息传来后，民众示威骤起。2002年，吉议会通过这一协定，示威更加猛烈地爆发。在一场6名示威民众死亡的冲突中，一大批反对派领袖崭露头角，客观上为3年后的“郁金香革命”做了人员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山地小国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拥有丰富的矿藏，这也是让其国民颇为自豪的一件事情。一场领土纷争能够在这个国家间接刺激革命的爆发，那么如果在里面又杂糅进铁路和矿藏的纠葛，民众的反对声浪恐怕难免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9年，实在找不到资金来建设2006年确定的铁路线的总统巴基耶夫向中国提出用该国纳雷恩州境内的一系列金矿来换取中国资金的提议。消息传来，国内又是一片反对浪潮。时任纳雷恩州州长、上述“狼论”的作者苏瓦纳利耶夫以辞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2010年，“金矿换铁路”的这一协议在吉议会内博弈多轮之后险些通过，最终那场将巴基耶夫推翻的
革命阻止了这一进程。
资金、技术、民意，样样困难
革命后，临时政府没有冒险将中吉乌铁路提上议事日程，将问题留给了一年后于大选中获胜的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去年大选之前，阿塔姆巴耶夫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还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热烈地讨论中吉乌铁路的前景，并赞其是“新丝绸之路”。但两个月后他就向民众否认新政府将建设这条铁路。民意成为吉尔吉斯领导人决策这条铁路时难以逾越的屏障。
但进入2012年，着急完成竞选中向民众许下的“100天经济稳定计划”的阿塔姆巴耶夫总统四处出访，从莫斯科到巴库，谈论的议题一直离不开一个“钱”字，尤其是在春天这个政治动荡多发期即将到来的时候。
吉尔吉斯的新总统将国家经济的困窘状况一股脑归咎于前总统巴基耶夫逃走时带走了大量财富。就在这一背景下，吉尔吉斯政府将中吉乌铁路项目列入优先建设目录当中。总理巴布诺夫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尽快让这一项目开工建设。
然而经历了十多年的动荡与停顿后，总理的表态并不能给人以多少信心。从吉尔吉斯高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来恢复国内经过多年动荡陷于停滞的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顾及多次导致政治动荡的中吉双边关系对民意的刺激。
此外，各方都颇为关心的轨距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众所周知，中国铁路轨距采用欧洲标准，窄于前苏联国家轨距。这个技术问题俨然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吉多位专家称，或许是迫于民意压力，中吉双方探讨这一问题时一直十分秘密，这更加使得传言满天飞。在以后的谈判中，如何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又不刺激民意便也成了中吉双方必须共同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种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的大背景下，中吉乌铁路项目何时能正式开工，着实是一个未知数。
境外投资亟需政治风险管理：海外投资项目风险分类
2014-09-16
来源：大公网|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中会面临各种政治风险。要使投资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投资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全面考量所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自我管理”“购买政治风险保险”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政治风险的方法。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问题日益突出。跨国投资者处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需要随时关注和管理业务拓展中面临的各种特定风险；要使投资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投资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全面考量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控制风险。
具体而言，海外投资项目面临的风险分为七类：一是市场风险，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等；二是信用风险，如，违约风险；三是流动性风险，如，不能按时支付各种费用、债务、采购款等；四是操作风险，如，内部腐败、员工失职、设备故障、技术不成熟、存在欺诈等；五是法律风险，如，违反中国或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六是环境风险，如，造成严重污染引发抗议或冲突；七是政治风险，如，战争、动乱、国有化、政府违约等；上述前六项为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发生几率较高，投资者往往会在考量商业风险后作出投资决策，而政治风险发生几率相对较小，容易为投资者忽视，但是风险一旦发生，投资者面临的损失更为严重。近期中东和北非局势的动荡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政治风险。利比亚爆发的武装冲突和内乱，属于典型的政治风险，它让中国部分投资者遭受了惨重损失。
政治风险是指由一国政治体制、政策、某些特定组织的存在、或某些行为引起的项目可行性和赢利性波动的风险；这些特定组织可能是合法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也可能是非法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这些风险可能使项目变得不可行或盈利能力下降，甚至使投资者彻底失去已经建成的项目。
政治风险无法逃避，任何国家的任何项目都要面临政治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风险无法规避。政治风险的表象纷繁复杂，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政治风险程度差异很大，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寻求正确的风险规避方法，对于某些特定行业来说至关重要，油气、矿产、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尤其如此。
很多境外投资项目都具有项目金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对项目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资源的短缺与其价格的高涨，民族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盛行，政府的频繁更迭，政策和法律的变幻莫测，贫富差距的扩大，当地分裂分子的袭扰，种族、宗教和观念冲突，环境污染的加重以及各种形式的内战等等让很多境外投资项目在东道国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经验表明，使用诸如分散投资、存货管理、套期保值等传统商业风险管理方法来管理政治风险的效果很差。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理解，并将其纳入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是摆在投资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境外投资项目面临的各种政治风险，介绍时下盛行的政治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并提供这些方法和技术适用范围。
政治风险的来源
对于一个海外投资项目，一旦投资者通过各种调查手段和可行性研究认定项目可行，就应着手评估各种方案伴随的政治风险，并找到可行的风险规避措施。
政治风险并不直接来源于一国的政治体制，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各种政治体制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独裁国家等)都有良好运行的记录，政治风险经常来源于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项目协议签署后的改变。美国安然(Enron)公司上世纪90年代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遇到的麻烦是明显例证。当时该邦新一届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安然公司28亿美元的电站投资合同，重新谈判未果后终止了该项目。这个事例中，新政府采取了抵制外国投资的态度，这与前届政府欢迎外国投资的态度截然相反。
位于动荡国家或冲突地区的项目，一般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最典型也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禁运和内战也常常导致项目因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或电力缺乏而中断。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的活动已经成为跨国运营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持续几十年之后，民族主义在新世纪死灰复燃。而且，这种政治风险也不是仅局限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也存在民族主义思维抬头的现象。随着资源价格和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一些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重新选择了短期机会主义路线，通过重新审查项目合同、税收优惠或特许权协议等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方式来增加政府收入，这种隐蔽的做法也称“蚕食性征收风险”（creepingexpropriation)。
政治风险分类与评估
东道国不同政治力量的消长会对项目的经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时候很小的政治变化就会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同时，投资者资质、投资地区、投资方式等公司层面的因素也与政治风险紧密相关。为了判断一项特定的政府行为是否会对项目产生威胁，就要分辨清楚该政治风险的类型。
首先，要区分公司特定政治风险和国家特定政治风险。公司特定政治风险指那些针对特定公司的政治风险，例如东道国政府宣布与某公司签署的合同无效，或者恐怖分子针对某公
司的袭击，这类政治风险很容易识别。相反，国家特定政治风险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公司，而是涉及整个国家，例如国家禁止汇兑或者东道国爆发内战。虽然投资者可以通过在合同或协议中设定仲裁条款、加强项目现场安全保障等措施来减少公司特定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但是，投资者往往无力控制国家特定政治风险，只能在国家特定风险发生后，终止运营，退出该国市场。
其次，要区分政府风险和不稳定风险。政府风险源于与政府权力相关的行为，这种权力可以是合法的，如，通过一定法律程序提高税率的行为；也可以是非法，如，当地警察局的勒索行为。很多政府风险，特别是具有公司特定风险性质的政府风险，既包含合法成分，也具有非法性质。不稳定风险则来源于政治斗争，如，竞选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由于对社会环境不满引发的骚乱等。
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大小依公司不同而不同。例如，如果项目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销售，那么，东道国宏观经济状况对该项目影响巨大；反之，如果产品全部销往国外市场，那么，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对项目的影响要相对较小。要评估特定国家的政治风险，投资者需要观察很多指标，比如东道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变化趋势、征收或国有化的历史记录、其他公司在该国经营的历史、东道国所在地区的政治活动和趋势、东道国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政府当前活动可能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等等。如东道国不合理的货币金融政策、恶化的经济状况可能导致大量债务的违约，并实施汇兑限制政策。
在评估政治稳定性时，应主要关注：政府权力行为的合法合理性，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能力，政府机关的腐败情况，当前政治分裂情况。在评估经济政策时，应重点关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政府的外债负担，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程度和这种斗争影响决策制定的程度。有效的政治风险管理要求从表面上的各种政治事件或指标中分辨出哪些风险会实际影响公司的运营，并迅速做出决策。
怎样管理政治风险
严重的政治风险会导致整个项目的停止或被彻底放弃。政治风险管理要谨记两点，及时性和前瞻性。及时性就是要及时管理和降低可能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风险；前瞻性则是指提前做好准备，为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制定方案并采取措施。善于对政治风险做出预测，不仅能够防范其发生带来的不良后果，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要管理好政治风险，还须坚持在初期项目决策中就将政治风险作为是否投资的重要参考，一旦决定投资该项目，要在整个项目的周期内持续监测和管理政治风险。
假设一家公司确认要投资某个项目，并且项目的技术和财务均可行，该公司就可以采取“自我管理”和“购买政治风险保险”这两种方法来管理政治风险。
“自我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战略合作或细致计划防止损失发生；
“购买政治风险保险”并不是为了防止损失发生，而是确保在损失实际发生之后获得部分或全部的赔偿。这两种方法各有长短：自我管理方法在管理征收或国有化风险时比较有效，对汇兑限制、战争风险等则显得束手无策；
购买保险则可以通过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风险保险人的参与降低项目风险，并在损失后获得一定赔偿，但是权益转让后可能会失去这个项目，并丢掉以后的“期权”收益，而且某些风险(如恐怖主义袭击、部分国家的征收风险)的高发会导致保险费率上升，使某些保险人接受这类风险的意愿降低，获得大额保险的难度增加。
这两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综合运用两种方法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例如采用一前一后策略，在项目开始时就加强自我管理，尽量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然后根据其他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购买合适的政治风险保险。(王晨光李峥李瑞民)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商业风险：不能赔本赚吆喝
2014-09-16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9月16日讯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时代》周刊几年前曾刊文，原题目就是“伴随着中国追逐海外生意，国有企业遭遇打击”。文章认为很多中国企业不重视商业风险，走出国门投资成了“赔本赚吆喝”。而商务部方面曾体现，最近中国企业境外风险呈上升趋势。
《时代》周刊几的文章称，归功于中国工程师设计和建造的全新现代化铁路系统，今年朝觐期间涌入麦加的250万朝觐者发现，往来于各个圣地之间变得更加容易了。这条耗资18亿美元的铁路连接着麦加周边的许多地方，于今年11月初开始运营，每小时能运送7.2万名朝觐者。
麦加轻轨铁路项目可能会缓解这个沙特城市的交通瓶颈，却在北京引发了喧嚣。轻轨项目总承包商中国铁建公司透露其在该项目上的损失可能高达6亿美元。正如这一新铁路系统将展示中国快速发展的高科技能力一样，创下中国公司海外项目经济损失纪录的这一工程也表明，中国宁愿自掏腰包也要求宠于国际。
作为中国技术的展示窗口，麦加轻轨项目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高速铁路系统上周运送了数十万旅客，没出现任何故障。在与沙特政府签订合同后，中国铁建只用了16个月便完成了整个工程。但同样的16个月也表明，被北京亲手挑选去履行对新伙伴们的政治承诺的中国国有企业正面临巨大风险。
自2009年签字仪式完成后，这项工程的政治动机便超过了商业敏感性，一直受到北京和沙特盟友的关注。专家认为，若中国公司在如此敏感的项目中途停工，其损失将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铁建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远离国境且无利可图项目的国有企业。在其他一些商业案例中，中国公司并没赔钱，但也没赚到钱。
当北京热切希望在全球敏感地区获得影响力和盟友时，它也明白中国公司在中东等新兴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在商业机会。中国公司在中东项目的竞争上日趋活跃，并通过低价拿到合同。
但有人却质疑，在遥远国度挥霍6亿美元，只是希望获取未来的影响力，这么做是否明智，“即使中国加强了同中东国家的经济联系，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或地缘政治因素会发生改变”。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王胜文在2012年在“第六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各类境外风险呈上升趋势，企业应特别注意安全风险、政治风险、投资风险以及中外融合等四方面的外部风险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王胜文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相对集中在高危市场。据他介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高危或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额占到五分之一。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合同额超过十亿美元的89个国家和地区中，18个位于全球建筑业市场风险最高的20个国家之列。
对外劳务合作方面，超过5千人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五分之一的劳务人员生活工作在高危或高风险国家。据初步统计，近两年共发生涉及境外中资企业和人员的安全突发事件198起，共造成139人死亡。
王胜文说，境外风险将长期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各方面要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密切配合，坚持防范与监管并举。
警惕非洲民间的“反华声音”
2014-01-05
大公网评论员木春山
肯尼亚《标准日报》最近刊出一篇名为“为何铁路计划可能会是肯尼亚历来最大的丑闻”的报道，矛头指向了中国路桥公司，称其在肯尼亚工程上漫天要价。由于《标准日报》是肯尼亚最大的私营报纸，因而这篇既指名道姓，又声音多元的稿子影响力颇大。
抛开事情原委，但从这件事的传播意义上而言，中国形象已经有了损失。《标准日报》的采写首先引述了政府信源——肯尼亚司法部长的质疑声音，给人一种此事让政府颇为不满的内涵；第二列出了大量数据——指出中国公司在2012年7月中标通知书所列的报价为2200余亿肯尼亚先令，但是现在的造价却是1.3兆肯尼亚先令。第三引用了专家分析——这位肯尼亚学者公开质疑建铁路定位为“政府间的采购协议”并不合法，甚至认为开标过程“不透明、不公开”。这种先入为主的议程设置方式，无疑将中国公司放在了媒体的审判席上。
肯尼亚的“铁路风波”既考验中国公司的公关能力，也考验中国政府的关系积累。如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在非洲大陆教育程度偏低、新闻传播带有极大从众性的当下，该新闻还存在继续发酵的空间。事实上，已经有BBC等国际大媒体跟进报道了此事。而英国《金融时报》1个月前甚至就提到了肯尼亚铁路项目成本高的抱怨。因而此事如不能快速处理，恐怕西方最希望看到的“中国殖民非洲”的陈词滥调又将陈渣泛起。
中国公司被肯尼亚媒体“爆料”一事或许是偶然，但是笔者长期关注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最近在做“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分析”时观察到的现象，或许带有某种必然的含义。
笔者数年前曾在非洲探访，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基建公司通过雇佣当地人、修建公共建筑给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但是研究发现，最近几年在非洲和东南亚这些传统意义上被视为与中国亲近的发展中地区，中国企业的负面新闻呈上升趋势。这与中国企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业务日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被当地媒体负面报道的趋向相契合。换句话说，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整体环境这些年有所恶化，这在非洲表现得比较明显。
原因之一当然不能排除某些中国私企，甚至国企在非洲当地的做法“无良”，引发当地人不满，从而客观上损害到了中国在当地的利益。比如数年前赞比亚一家铜矿工人罢工时，中国矿主用“非法手段”驱散工人，导致大规模抗议。这甚至成为赞比亚大选两派候选人的竞选话题，最终“反华”的一方当选总统，这导致中国外交工作和经济利益极为被动。
此外，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应该构建一种多层次的传播和公关网络，打破传统意义上“非洲政府多腐败”、“疏通政府关系保平安”的思想。中国的民智渐开，非洲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中产阶级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不比中国差，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们有着社交媒体创造的良好表达空间和互联空间。
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要理解并适应这种趋势。除了和政府维持良好关系之外，对包括非洲媒体、智库、协会、民间等都要有一整套的分门别类的传播技巧和公关渠道。政府之外的这些力量是非洲未来的希望，将持续影响政府施政及民众舆情，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的留意，从某种程度上反而应该大于对政府的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上了这条带有某种“国际社会责任”之路。1个月前南非媒体就曾报道中国一些大型国企，例如华为进驻非洲市场，不仅为非洲电子产业注入新能量，还为非洲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缓解了非洲较为紧张的就业形势。
整体而言，对待类似肯尼亚“铁路风波”等一类的“反华声音”，需充分考虑到非洲发展过程中民众诉求的变化影响中国利益的可能性，也要防止就事论事的独立事件泛化成为影响政府间关系的政治性事件。这就需要中国外交层面既要安抚民间对中国企业某些做法的不安情绪，更要警惕西方利用这种情绪进行反复炒作，让中国和所在国的政治关系出现裂痕，由其从中渔利。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历程与发展
2014-09-15 14:16:55|
来源：大公网|
中国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司长林松添2012年8月12日在成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外事要服务企业“走出去”。
据林松添介绍，中国最早“走出去”的是餐饮服务业。这几年“走出去”的主要增加了矿产、能源方面的大项目。此外，工程承包、畜牧业、农林业也“走出去”不少。通过在非洲建立经贸合作区，加工业也“走出去”了。
林松添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资金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具备了“走出去”的一定条件。发改委今年6月印发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文件，解决制度、政策、投融资等问题。现在是企业“走出去”的好机会。
在非洲有10年工作经验的林松添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和挑战，包括缺乏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缺乏对市场的了解，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策风险、安全风险、公关模式的不同、文化差异等。
林松添说，以前中国主要是“引进来”，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进的阶段。外事不仅服务政府，还要服务企业。外事服务企业“走出去”需做好引领企业投资方向，推介企业，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信息服务这四方面工作。
下文摘自《中国金融》 2011年第23期，作者李若谷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
中国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经历了漫长的15年，在此期间“走出去”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动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探索和发展。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自此，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大海中乘风破浪，加速航行。
十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迅速成长，其命运也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前世界经济蹒跚前行，地区冲突与动荡持续不断，短期困难与长期矛盾交织，对于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愈发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可能带给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企业如何因势而变、趁势而上，中国金融机构如何顺势而为，为“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十年风雨征程，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一是规模持续扩大。以对外投资为例，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是2002年的25.5倍；截至2011年9月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3617.8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是“走出去”主体日趋多样，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已成长起一批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形式日益丰富，行业不断拓宽。既有传统绿地投资，也有跨国收购和兼并；既有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等传统产业的投资，也有金融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四是多元化市场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企业的足迹已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亚洲国家外，向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也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绩固然可喜，面临的严峻挑战更不容忽视。其中有四点尤为突出：
海外风险不易控制。今天的国际市场已成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力量综合博
弈的场所，这使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如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暴力活动、人质事件等。尤其是一些政治风险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比如利比亚动荡和内战给企业带来巨大困难。同时，受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由欧美国家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向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扩散，并刺激印度、拉美和东欧国家仿效。各国引资政策出现分化，一些国家政府重新开始强调管制，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民众利益、保障就业等名义设置隐性投资壁垒，从而加大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和成本。此外，出于政治因素，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一些特殊风险。如中国国有企业一直被部分国家主观解读为具有政府背景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对其开展国际业务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戒心将较长期的存在，尽管从法律上设置明显歧视性规定的可能性不大，但极有可能利用繁琐的审查制度、随意的标准或程序等隐性手段设置障碍。
国际化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在语言、文化差异大，制度和法律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控制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企业实力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差距，国内企业界真正能立足于全球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仍十分匮乏。此外，当前的国际经营环境已与早期西方国家开拓国际市场时完全不同，单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已不可行。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有较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以及与当地社会沟通融合的能力，这些方面也恰是国内企业的薄弱之处。
在规则和标准竞争中尚未占据有利地位。中国绝大多数“走出去”企业比较善于利用成本和质量优势进行产品竞争，却对掌握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缺乏足够关注和重视。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订上处于从属地位，导致很多企业走出国门因为规则和标准适用问题陷入被动。当前，发达国家之所以竭力倡导低碳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企图通过推行相关技术规则和标准控制市场，主导新一轮国际竞争，甚至以此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此尤其需要警惕。
金融支持与配套服务体系亟须完善。中国企业在境外缺乏信用基础，导致其在向境外银行贷款时面临门槛高、利率高、额度少、期限短等困境。而国内金融机构由于刚刚开始“走出去”，海外运作能力和经验不足，海外分支机构少且分布不均，对企业的支持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难以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不少企业的国际业务经营难以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和配套服务，不得不独自承担“走出去”的各种风险。反观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首位，与其跨国银行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它们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融资安排、全球资金调拨、现金管理、顾问咨询、外汇交易、杠杆收购、保险等一系列服务，同时还帮助企业寻找并购目标，设计并购方案，充当并购顾问和谈判代表，为项目成交作协调工作。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的，更需要金融支持，因此国家必须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在现阶段也必须为企业承担风险。
中国公司致力于促进非洲社会的发展
2014-09-15
来源：国际在线
由中国公司天津渔阳建工集团海外公司承建的尼日利亚埃基蒂州市政文娱中心项目9日举行奠基仪式，该项目将成为埃基蒂州的标志性建筑。
在奠基仪式上，埃基蒂州长费耶米说，近年来，尼中合作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公司来到尼日利亚，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介绍说，尼日利亚和中国合作进行的这个项目能够有效促进埃基蒂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文娱中心也能够提高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是尼中合作的一个良好典范。
天津渔阳建工集团海外公司总经理胡方表示，作为在尼中资机构的一个代表，天津渔阳
公司在积极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服务当地，为当地民众谋福利，促进中尼友谊的不断加深。他接着说，市政文娱中心坐落在埃基蒂州首府阿多-埃基蒂市中心，将成为该市以及整个州的标志性建筑，向世人讲述中尼友好合作的事迹。
当地时间5月4日傍晚，正在埃塞俄比亚访问的李克强总理在下榻饭店门口遇到几位在非中国企业员工，李克强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中国有竞争优势，希望大家在这里站住脚、扎住根。真正扎住根，还是要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和谐相处，才能把项目做得更大，成就也一定会更大。
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白皮书指出，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再创新高，达到2100亿美元。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2009-201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由14.4亿美元增至25.2亿美元，年均增长20.5%；同期存量由93.3亿美元增至212.3亿美元，增长近1.3倍。
目前，有超过20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业。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曾对外表示，目前，在非投资企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大型国企及华为这样的大型民企，以承接大型项目、工程为主。第二类是把工厂转移到非洲的制造业企业。第三类就是各种贸易商。
已经在非洲工作了10多年的王成安认为，作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逐步融入非洲是必然趋势，“如果不与当地的民众建立很好的关系，那么贸易或投资就不能获得发展”。
王成安认为，中国企业需了解非洲文化和当地法律、投资及人文环境。中国企业和中方投资与当地民众有紧密联系，因此要促进相互间人员和贸易交流，想要融入非洲的企业和中国公民需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投资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也是比较大的困难，但会随着交往会逐步淡化。
对于中国企业融入非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姜菲菲指出，语言问题也是企业难以融入非洲社会的问题之一。“和其他西方国家企业来比，语言对中国企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本身非洲很多国家历史上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西方国家企业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西方企业在当地开办企业，和当地社区、工人等交流都比较方便，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不具有优势。”
中非贸易不断深化的同时，非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姜菲菲指出，现在非洲经济发展已被世界关注。“2013年，10个发展最快国家中6个是非洲国家，给我们的双边投资带来很大机遇。虽然非洲国家状况相差很大，但总体上是增长的态势。”
王成安表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起步的非洲，中国企业扮演着促进的角色。“非洲一体化需要外部支持，特别是外部投资和援助，这会帮助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国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在主观与客观上帮助非洲发展。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良好机会，促进自身发展。这也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促进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企业应如何参与，姜菲菲认为，这些项目时间比较长，所需要资金较多。虽然我们企业在这方面有优势，但要真正参与到其中还需仔细研究。
对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前景，王成安认为，随着李克强总理到访，中非关系会进入快速路。他举例说，非金融投资领域广阔，包括农业、加工业、基础设施等，这类投资余地很大，会继续发展。
俄罗斯搅黄中吉乌铁路？
2014-09-16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筹划的中吉乌铁路，十几年来屡经坎坷，
近期又再生变故。2013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媒体见面会表示，中吉乌铁路“无法解决吉尔吉斯的任何问题”，吉尔吉斯斯坦看重的是能将国内南北部铁路连接起来的连接线。
而在谈及由俄罗斯策划并倡议修建的俄哈吉塔铁路时，阿坦巴耶夫指出，该铁路将绕过乌兹别克斯坦，进而连接土库曼斯坦、伊朗，到达波斯湾，将极大提高沿线铁路运输能力。此后，俄罗斯媒体渲染吉尔吉斯斯坦拒绝中吉乌铁路，策划多年的中吉乌铁路是否会就此搁浅？
几度功败垂成
最早提出建设中吉乌铁路的，是乌兹别克斯坦。
1996年，中国南疆铁路（乌鲁木齐至喀什）正式开工后，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拜会当时的铁道部部长韩杼滨，提出将南疆铁路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延伸到乌兹别克安集延。这样便可以通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铁路相连，成为一条联通五国的国际铁路通道。
中国政府对这个建议非常重视，当时国家计委交通司曾召集外交部、外经贸部、交通部、铁道部等部委主管司局研究建设中吉乌铁路、公路。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吉乌铁路可以贯通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加强政治联系，对修建这条铁路应该持积极支持态度。
此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了“关于修建安集延-奥什-喀什铁路和改造公路问题国际会议”。1997年11月5日，中吉乌铁路联合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吉乌铁路联合委员会和专家组。
2001年2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颁布了关于“优先支持修建经巴雷克齐-贾拉拉巴德-吐尔尕特通往中国的铁路法”（即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境内部分），赋予该铁路项目法律优先地位，并为投资者提供最优惠待遇。然而，2005年发生了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影响了中吉乌铁路项目进行。
不过，到了2007年7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峰会期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通过电话讨论了中吉乌铁路项目问题，两位总统当时对中国建设中吉乌铁路计划都表示支持。
2007、2009年，中、吉、乌三国领导人均对中吉乌铁路表示重视，相关的协商工作也接近完成。然而，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并扩大为骚乱。连续的“革命”和骚乱，使国际铁路通道建设筹备工作又陷于停顿。
局势平静之后，2012年4月17日，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与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就中吉乌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2013年3月14日，中国路桥公司如期完成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交付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与通讯部。
但是，其后吉尔吉斯斯坦对建设中吉乌铁路的态度，又出现了显著变化。 2013年4月19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谈及中吉乌铁路项目时表示，吉政府对已编制完成的可研报告并不满意，认为价格过高。对于铁路走向问题，他认为也还需最终论证确定。
2013年5月，在比什凯克市举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提出建设“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倡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认为，该铁路更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需要。
仍有争取空间
中国对中吉乌铁路期盼已久。
在中国2004年颁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及其后的铁路规划中，重点规划的西部国际铁路通道包括：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吉塔铁路（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通道）、中塔阿伊铁路（中国至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到伊朗的铁路）。
在上述国际铁路通道规划中，中吉乌铁路最早提出，研究也最充分。规划中的中吉乌国
际铁路全长476公里，在中国境内长167公里。沿线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资金投入量大，建成后营运维修成本也会非常高。但是这条铁路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该铁路沿线国家均资源丰富，也是中国商品的传统市场。如果能够建成这条铁路，对于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极为有利。铁路建成后，可以带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巩固与中亚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中吉乌铁路的多年延宕说明，国际铁路通道建设，不仅是对沿线国家有益就行，还要充分考虑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在中吉乌国际铁路所辐射地区，俄罗斯有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友也在不断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
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五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俄罗斯近年来国力有所下降，但一直试图恢复传统势力范围，对外来势力进入中亚抱有极强戒心。2013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手头拮据，但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签署“俄哈吉塔铁路”协议，计划建设俄哈吉塔铁路，是其重建势力范围的一种体现。
为了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展示，无意利用建设铁路损害其利益，会照顾俄罗斯的利益，甚至可以考虑吸收其共同参与项目建设，成为项目受益方。
国际铁路通道策划建设过程中，中国需要多体谅沿线国家的难处，多做工作，多交朋友。应该尽我所能，帮助对方化解困难，鼓励其有所作为。
目前看来，沿途各国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完全封闭中吉乌铁路项目谈判的大门，建议中国政府努力争取早日重开谈判，推动该项目建设。（作者系新亚欧大陆桥协调机制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专家、京铁陆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土耳其或因北约压力不买中国导弹
2014-09-16
来源：参考消息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9日报道，中国可能失去土耳其的导弹防御合同。路透社援引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独立电视台发表的讲话说，土耳其正重新考虑从中国购买一套远程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土耳其打算购买可以用作反导弹防御的地对空导弹，并愿意为这一项目出资40亿美元。
报道称，土耳其2013年9月首先把合同给了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这令许多北约官员感到震惊。法国和意大利的合资公司欧洲防空导弹公司排在第二位，雷神公司位列第三。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因为据称向伊朗和朝鲜等在内的国家出售武器而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官员还担心将中国的导弹系统纳入北约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可能带来安全风险。当土耳其宣布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中标后，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已经转达了我们对土耳其政府与一个美国制裁的公司就购买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进行讨论的严重关切，这一系统不能与北约的系统或者集体防御能力共同使用”。
尽管2013年宣布了这一消息，但土耳其政府一直释放信号表示这一决定还没有板上钉钉。土耳其5月份要求各方再度竞标，而且很明显土耳其发现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的新投标方案很有诱惑力。埃尔多安表示：“我们与法国的会谈正在继续”，但他同时指出与中国公司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
报道说，包括外交学者网站的丹尼丝·德尔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写道，来自北约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可能是让土耳其三思其选择的原因。为了促使土耳其改变主意，北约可能拒绝支付将中国生产的导弹系统纳入北约系统的成本。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无疑在土耳其的考量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安卡拉转变心意的最终原因可能简单得多。
当土耳其首次宣布青睐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时，设在伊斯坦布尔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研究中心的不扩散项目经理阿龙·施泰因告诉外交学者网站，他认为中国能够胜出是因为愿意接受土耳其提出的合作生产的要求。合作生产这种导弹的要求被认为是一项发展土耳其国防工业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对于安卡拉来说是一个优先考虑重点。施泰因指出“土耳其要求技术转让的条件”是美国公司在竞标中失利的原因。
报道称，现在，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似乎不愿意满足土耳其提出的合作生产的要求。在讲话中，埃尔多安说，“在就这一导弹防御系统进行的谈判中，在合作生产和技术方面与中国出现了一些分歧”。他还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生产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在共同生产的要求上犹豫，安卡拉可能会选择重新回到起点，而不是继续与这家公司的合同。
报道称，尽管如此，土耳其正在考虑其它方案的消息并不能保证这家中国公司会最终失去这一合同。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同意土耳其的条件。正如丹尼丝·德尔5月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的投标方案无论从价格（只需34亿美元，远远低于预算），还是从性能上讲对土耳其都很有吸引力。如果土耳其现在能够重新获得合作生产的承诺，那它可能会不顾北约的反对继续进行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合同。（编译/刘晓燕）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9月6日发表题为《土耳其疏远中国防空系统》的报道称，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和采购部门近日疏远了与一家中国企业有争议的防空协议，因为该企业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土耳其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说，由于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技术谈判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选择现在看上去没有去年那么有吸引力了”。这名官员说：“我们正在权衡其他选择的利弊。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
报道说，去年9月，土耳其宣布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将建设该国首个远程防空和反导弹系统。这家中国企业打败了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以及意大利和法国合资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
土耳其官员说，如果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谈判失败，将会与排名第二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磋商。其次是美国竞标者。俄罗斯的选择已经被排除。
报道称，这是土耳其第五次延长三家竞标者竞标结果的最后期限。土耳其采购部门国防工业采办局8月26日称，最后期限从8月31日推迟到12月31日。
土耳其国防工业采办局称，“由于该计划非常复杂”，对投标的评估自然需要很长时间。一名采购官员说，负责监督大规模采购决策的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讨论这份防空合约的前景。该委员会尚未表示下一次会议将何时举行，但采购官员称可能是在秋季。
该委员会将首次由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主持，他在8月份接替了当选该国总统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这名采购官员说：“这是一个大型计划，除了技术和财务评估，还需要政府的深思熟虑。即使我们可能准备决定开始与第二家（欧洲防空导弹公司）开始谈判，这还必须由总理作出决定。”
行业消息人士称，最高决策官员已经在与欧洲防空导弹公司举行“非正式”会谈，这可能表明这些会谈将正式化。北约盟友向土耳其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重新考虑在导弹防御计划上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合作的决定。
土耳其的计划包括雷达、发射器和拦截导弹，旨在对抗敌人的飞机和导弹。土耳其尚未拥有远程防空系统。土耳其基于网络的防空图像有大约一半由北约支付费用。该国还是北约地面防空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些分析人士称，如果没有北约的同意，土耳其不可能在这些设备上操作中国的系统。
美国对中国企业歧视暗含冷战思维
2014-09-15
来源：凤凰卫视
据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8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摒弃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两国关系发展的事。
有记者问，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政府支出法案，规定美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信息技术系统前，须进行网络安全风险评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回答指出，有关法案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这无助于中美双方的互信，也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干扰。我们敦促美方摒弃上述做法，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两国关系发展的事。
以下内容摘自2012年10月9日凤凰卫视。
杨舒：您觉得美国指责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当中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和心态？
郑浩：首先指责是毫无道理，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国内一股排华势力反华势力正在肆虐，那么他们找了种种的借口来把中国的企业堵之于美国的大门之外，其中最有利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说辞就是威胁所谓的美国安全，我们看到中兴公司华为公司就是以威胁到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而排斥在美国的市场以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其实一方面首先这种思维的来源他是垄断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根据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报告或者是一些传言认为这两家公司和中国的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这两家公司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他们的一些产品会出卖给一些军事单位一些军事部门，但是也有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两个公司在他们的营业报额当中也都有披露都军方的一些销售或者是一些服务，占这个公司的总额是非常低的，但是美国的国会一些少数的人抓住了这点，就认为这两家公司是和中国的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第二点就是当前美国的经济不好，美国又不希望更多的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像中国的一些公司进入到美国的市场，和他们抢饭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这样的一种说法非常的有利，看上去非常的有利，第一他会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得到白宫的支持也会得到美国商业的支持，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美国进入中国的很多的公司，包括大公司像IBM、波音公司、托运公司、动力公司这些大公司包括制造军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或者是合资企业，这些公司难道中国的政府不应该加以限制吗？他们也会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有一些言论提出来对美国进行反制，听上去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在这个方面美国应该本着美中关系维护美中关系友好的大局来出发，不要用冷战的思维来左右美中关系。
重点问题：
1.现实的国际商务活动中，中国企业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困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国际商务活动能产生哪些好处或利益？
3．为什么要选择比一般简单的贸易更加复杂的国际商务活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