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
关键词: 宽严相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司法行为政策化
内容提要: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其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之间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以及关注重点等方面与原有的基本刑事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司法层面的运作，尤其应当是着眼于司法行为政策化。
政策，从基本意义上讲，是指政治国家或社会公共组织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 [1]尽管我国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对象、内涵与外延等还有着基本的争论 [2]，但这并不妨碍对刑事政策加以研究。不过，由于本文行文中必然要涉及到刑事政策界定的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表明本文是在何种作用范围内讨论刑事政策。自有国家之日起，犯罪以及与之有关的越轨行为就与国家的刑事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刑事政策的研究衍生于犯罪学的研究，而犯罪学的研究也并不限于单纯法定的犯罪，还包括违法行为与一定的不道德行为，所以刑事政策的作用领域必然不只限于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刑法犯罪有关的违法行为以及一定的不道德行为也是其作用的对象。
近来有关司法机构和刑法学者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这一说法，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大体分为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宽严相济”本身并非
一种新的刑事政策;另一派观点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之间形似而神不似，属于新的刑事政策。 [3]笔者以为前一派观点只是注意到两种刑事政策的表面相似之处，而对蕴含于其中且作为其精神支柱的价值取向置之不顾，值得商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其是我们处在新时期，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就刑事法律如何保持社会良好运行状态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其背后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与实务价值。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与评价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
法律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规范，其不能太灵活，否则就难以发挥规范指引的作用，而且也不利于一个民族法律精神的形成。但其又不能过于稳定，否则就难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刑事政策虽然从一般的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上来讲，是一种比法律更为灵活的事物，但是在刑事法领域，一个总的政策也必须是相当稳定的，否则在制定、适用刑事法律上就会出现偏差。我国1979年刑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作为刑法的立法依据之一，此后这一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司法长达二十多年，而这一政策的历史追溯则可能要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刑事政策。可见总的刑事政策的稳定性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比刑事法律逊色。不过这并不代表总的刑事政策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发生质的变化，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的日趋完善，人权保障观念的潜移默化，虽然1997年刑法对刑事政策没有新的表述规定，但是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就是对原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这一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与之前“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直接体现在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以及关注重点等方面。
(1)表述方式的不同
刑事政策的表述，尤其是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总的刑事政策的表述，必须是严谨的表述。同时，对于某一时期总的刑事政策的理解也必须恪守其表述的方式。不少学者认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与“宽严相济”两个刑事政策没有实质内容上的变化，可能只是看到了都存在着惩办与宽大、宽与严两方面内容，然而两个刑事政策表述方式的细微区别，已经表明两者之间有所不同。这并非是文字游戏，而是反映了表述的重心所在。位序上的变化在规范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罚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规定放火罪造成严重结果的刑罚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表明在如何适用刑罚问题上，立法者的态度是对于故意杀人的首先考虑适用死刑，而对造成严重结果的放火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原理体现在刑事政策表述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刑事政策的重点体现在“惩办”上;“宽严相济”的重点则体现在“宽”上。
(2)侧重基点不同
表述方式上显示出两种政策不同，只是浅层面的理解。具体到实际内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强调的是犯罪化、重刑化和监禁刑化，而“宽严相济”政策强调的更多是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当然过去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指引下，刑事立法也有过非犯罪化的举措，如对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罪名的部分非犯罪化，但是这与新近所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指引的非犯罪化，并不完全在一个层面上(这一点在下文中会有展开)。这里所说的非犯罪化，在立法层面上并不见得有多大空间，尤其是在1997年刑法施行之后，很大程度上立法非但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由于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再允许类推入罪，新刑法之后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体现的是一个明显的犯罪化过程。此外，非犯罪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法律运动，由于刑事法律体系上的差异，这一观念对于我国是否适用还是个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一些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我国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对象。 [4]
(3)司法倾向的不同
以前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指导下，刑事司法对案件的处理，有明显的倾向，即“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可判可不判的判”，这主要是受“惩办”重心的影响，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从有利于行为人的立场出发，在司法倾向上恰好相反，即“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另外，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针对的只是少数犯罪，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等，其适用范围相对较为狭隘，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针对相当数量的犯罪，其适用的犯罪类型不但包括重罪而且包括轻罪，其适用的对象也不限于从前有限的未成年人犯罪等，还包括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调整下经济弱势群体的犯罪、进城务工人员实施的犯罪等。
(4)关注重点的不同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基于治安环境恶化的现实，希望通过贯彻这一政策来改善治安状况，其关注重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偏颇性，当然这一特点与过去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犯罪现象和刑法功能有关，那个时期法律工具论的观点占据支配地位，当社会治安显示出恶化的趋势，就习惯运用刑法手段加以严厉打击，以使社会治安回到正轨。而随着政策制定者对犯罪现象认识的科学化、理性化，开始意识到从法律工具论的视角看待刑法作用，并不能很好实现政策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对刑法工具论的扬弃，其目的不仅在于要通过贯彻这一政策来维持社会治安，还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保障。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评价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尽管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表述中也有“宽严相济”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影响，我们对于犯罪现象与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失。应当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利益冲突比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本能的反应是惊恐、不知所措，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工具主义刑法措施的收效渐微，我们逐渐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刑法作用加以大幅度改变，犯罪本身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当前针对种种犯罪，正确的态度是不要对其加以苛求，只要能够将犯罪限制在不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刑法的价值，至于如何从根本上去改变犯罪现状，这并非单纯是刑法的任务，也不单纯是刑事政策的任务，这一点已经为犯罪实证主义与各国打击犯罪的实践不断证明。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对犯罪进行理性思考与沉着应对，而不是只追求刑法对犯罪抑制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
此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既要对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光大，也包括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合理部分适当本土化。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必须适当地发展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丰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民族和文化复兴提供法律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条件。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当代我国刑法领域应提倡的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实现的途径。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立法层面，一个是司法层面，司法层面又分为实体法方面和程序法方面。正如前面所述，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的修订过程，是一个明显的犯罪化过程，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要求立法者尽可能考虑现阶段需要动用刑事手段制裁的行为，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社会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出现了许多需要用刑法加以保护的重要社会关系。而且，正如前述，我国刑法的构成要件是质与量的结合，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犯罪化的大背景不同，更何况既便是在西方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中，也不单纯是非犯罪化一种运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共存的运动。所以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甚至就目前我国犯罪圈的划定范围来看，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重心不应是非犯罪化而应是犯罪化，因为我国刑法当前的实际保护范围与刑法调控社会的应然需要相比，可能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在当前中国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实现这一目标，笔者以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和途径着手。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资源。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也必须或尽可能以规范性文件为依托，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资源在很多方面对于罪与非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判与不判都有所规定。正确认识到这些资源的存在，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根据意义。举例来说，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然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1.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 全部退赃、退赔的;……”，这样的例子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就是我们在司法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范依据。
此外，不仅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资源，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资源也必须加以很好利用。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在该法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规定中，多处与刑法表述区别不大，甚至没有区别，例如关于卖淫嫖娼行为的规定、涉毒行为的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的规定等，此外该法还将很多刑法意义上的未遂犯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待这些行为，尽管从法律效力等级上来说刑法要高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虑，从有利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也必须有效地将类似规定加以利用，在“宽严相济”政策指导下适当地宽大处理。
其次，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立法与司法的分工，要注意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侧重不同。应当看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刑法法网趋严的势头不会改变，而从刑罚的目的、功利的得失、时代趋势等考虑，“不厉”更具有合理性。 [5]一方面在刑法立法上对相应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轻刑化，另一方面在司法层面更多考虑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这一点已经在我国相应司法机关开展的改革举措中有所表现，例如我国目前司法界所进行的暂缓起诉、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等方面的尝试。
另外，对刑法与刑事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也应该有所认识。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有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之分，刑法也存在立法和司法的分野。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高于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是具体刑事政策。” [6]笔者以为此观点有商榷之处，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显然不是仅仅在立法层面上起指导作用，它在司法层面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当说基本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基
本原则，都是贯穿于刑法立法与司法始终的，不可能有只对刑事立法而不对刑事司法起作用的基本刑事政策。
第三，要准确确立司法行为政策化的地位和功能。在此有必要对司法行为政策化这个概念加以解释。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不是要脱离罪刑法定的约束，离开法律另搞一套，而是说在严格执行法律的前提下，在法律资源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宽严相济”，从宽出发，对刑事案件作科学的、合理的处理。司法行为政策化与从前的法制不健全、定罪可以依据刑事政策的做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在科学分析司法行为的逻辑过程以及充分重视政策在司法适用中的导向作用的必然结论。司法行为政策化在我国司法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的当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相应的刑事政策贯彻进司法行为中，形成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中的统一司法理念，可以尽可能地消减由于司法人员对于法律认识的不同带来的负面作用。笔者以为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途径中，司法行为政策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前面所陈述的利用立法、司法解释资源只是为司法行为政策化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分清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分工是为了避免司法行为政策化出现僭越立法的负面影响，而司法行为政策化，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司法行为，尤其是刑事司法行为，我国学者归纳出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过程 [7]，其大前提是刑事法律，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的抽象，结论是司法结果。刑事司法严格遵循这样的形式逻辑，是贯彻和体现“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要求使然。然而任何条文都是对现实具体现实的抽象化，在面对具体案件具体情况时，要经历一个具体事实再抽象的过程，相应地自然导致如下的问题，即在确定大前提过程中，其范围的周延存在着符合与不符合的“灰色地带”，这是由人类立法语言的天生缺陷所生衍的现象，立法再完善，也只是对这个地带范围加以缩小，但却永远也无法消除。对于“灰色地带”的范围，不同的司法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处于这个范围的自由裁量，无论是偏向罪与非罪、偏重与偏轻、监禁与否都是合法的，这种情况下，贯彻不同的
刑事政策就会得出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能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量刑情节都有所规定，只要准确适用这些量刑情节，也就无所谓刑事政策的指引，刑事政策在此也就可有可无，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上述司法领域中的“灰色地带”，以为单凭“准确适用”和“量刑情节”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司法行为所报有的一种幻想。同样的案件遭遇“灰色地带”，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导向下与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导向下，处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仍以前述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项规定为例，解释使用的是“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也就是说对所列情形作为犯罪处理也是合法的，那么对“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的“获赃较少”的理解差异就直接关乎罪与非罪。究竟多少的赃物算“较少”，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指导下，司法人员可能更多倾向将“较少”的基点降得比较低，行为人构成犯罪;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司法人员可能更多倾向将“较少”的基点提高，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由此可见司法行为政策化，对贯彻刑事政策的作用必须加以重视。
注释:
[1] 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例如有的学者则认为我国目前学者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的界定仍停留在狭义刑事政策上，应当引入广义甚至最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参见[法]米海依尔·戴尔马斯—马蒂著：《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序第1—2页。);有的学者认为法国的刑事政策学不仅是不当扩张，而且是无限扩张，主张重构刑事政策学(参见：何秉松主编：《刑事政策学》，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编者序第3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概念可以从“一分说”、“二
分说”、“三分说”三个层面展开(参见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3页—第10页。)
[3] 在四川绵阳召开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研讨会曾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地位、作用作了集中的讨论。
[4] 国外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只有质的因素，而鲜有量的考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可罚性是构成第四要件观点的原因吧)，因此，很多情况下，轻微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而我国的构成要件体系不仅有质的规定，而且有量的描述，因此规定在我国刑法中的犯罪都是有着比较严重危害性的行为。
[5] 储槐值：《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
[6] 周洪波、单民：《论刑事政策与刑法》，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
[7]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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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一)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辩证关系/司法实践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当前我国的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而制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和严打方针的一种传承与超越，是现代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衡平原则、统一原则和全面原则正确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刑法（罚）正面功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刑事政策，“宽与严”的辩证关系既是报应与功利、惩罚与预防刑法哲学合乎逻辑的展开，也是理性主义、谦抑主义刑法思想在反犯罪斗争方略中的具体表现。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及司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刑事政策并非只是单纯的刑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法规范的视域内，而是应当进行超法规的考察。①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②任何政策的制定必然要以一定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之一：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方略，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③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言之，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事物是复杂多样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 在刑事政策的视野里，犯罪是研究的对象，一切刑事政策都围绕犯罪现象展开，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决定刑事政策的内容。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以将犯罪分为轻微犯罪、一般犯罪和严重犯罪；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同，可以将犯罪人分为初犯、偶犯、累犯、惯犯等。犯罪与刑罚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犯罪的形式有所不同，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到处都一样，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代，总有一些人因其行为使自身受到刑罚的镇压。”④刑罚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但是不加区别地适用重刑从严打击犯罪，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也不能真正减少犯罪，相反却可能导致更多更严重的恶性犯罪发生。理性地对待犯罪，就不能只考虑运用刑法惩罚犯罪这一个方面，不能只追求刑罚的合理性，而必须把惩罚与预防结合起来，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认真思考如何有效地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追究刑事犯罪时的区别对待。这项政策对于缓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制度中引入比例原则，也是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比例原则强调适用强制措施时的合理限制，达到手段与目的的相称性和必要性，在诉讼过程中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较小的手段，体现了人权的保障，规范了强制措施的适用，促进了刑事侦查的诉讼程序控制。 标签：宽严相济；强制措施；比例原则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强制措施的影响 在强调维护秩序、尊重人权的今天，我们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代民主法治反映到刑罚理论中，自然要求追究犯罪具有严厉性，但也要讲求效益。既要追求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也要体现社会的宽容性，这样才能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绝大多数罪犯是在情绪化或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且大多数犯罪并非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对于许多罪犯来说并非非定罪才可，并非非判其入狱才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仅从刑罚权方面理解，而且还要从程序法的角度给与关注，刑罚权的落实离不开刑事程序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目的和功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和引进比例原则，进一步强调强制措施在适用时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 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免受不必要的侵害，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关、适用条件和程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为了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适用，防止出现因为滥用强制措施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公安司法人员在适用时不得突破法律的规定而任意自由裁量。因而，在适用强制措施时，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 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是西方国家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对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例原则是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加以贯彻，然而，在我国的公法领域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这项原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例原则是利用实质法治理念和精神来具体考量手段与目的是否妥当，在众多手段中是否选择了造成损害最小的手段，该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与预期产出的社会效益是否相适应、成比例等因素，来最大限度地达到实质法治下追求自由、保障人权的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
试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义:“刑事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关注如何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耗费达到最大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预定效用[3]”。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是刑法的先导和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在犯罪控制系统中,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法律,共同担负着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功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刑事政策。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是最早使用“刑事政策”一词的学者,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 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4]”。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被认为是刑事政策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5]”。法国刑法学家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6]”。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则认为,“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国家和地方公共
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7]”。我国刑法学家赵秉志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犯罪人和有犯罪危险者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方针、策略和行动准则[8]”。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是: “宽”,在汉语中有:(l)“不严,宽大对待”(如《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益宽,赛因与其之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2)“减轻”(如《史记·威将军缥骑列传》:“减陇西、北地、上郡戌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睬。”)等含义[9]。在古代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第一个提出了“宽”、“猛”两手的问题。子产在执政期间,很强调“宽”,认为“为政必以德[10]”;但是到了晚年,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闽钾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宽难[11]”。在这里,子产虽然也说“以宽服民”是“有德者的统治方法”,但实际上他认为“猛”是统治人民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儒家和法家分别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说明宽严相济的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由于刑事政策是对犯罪采取的各种刑事措施和对策的总和,所以刑事政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刑事对策中的一种,它主要体现的是对犯罪的惩治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有学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3154271.html,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作者：林宏斌 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10期 [摘要]文章从我国古代德礼与刑罚的关系中探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出发，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结合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刑事审判中应体现公平正义、刑法谦抑、宽容地对待犯罪、人权保障、人道主义和刑法经济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思想。《尚书》中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此后，秦朝崇尚严刑峻法，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推崇德主刑辅，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在宋代，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刑”。《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清朝采取重刑主义，但也严中有宽，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宽严之用，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严中有宽，以宽济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
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例如，十个人犯罪，每个人都受到刑罚处理，只要每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但如果只有五个人受到刑罚处罚，另五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为维持同等水平的刑罚威慑力，对五个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换言之，逍遥法外的五个犯罪人的刑罚转嫁到了受到刑罚处罚的五个犯罪人身上。这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揭示的刑罚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惩罚的原理。因此，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而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
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轻微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这体现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 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既不能强调“严打”而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又不能以轻缓刑事政策代替“严打”。那么，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呢？ 笔者认为，轻缓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整体，是“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相对性和运动性。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我们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充分运用刑罚手段与严重刑事犯罪斗争，贯彻“严惩”的要求，还要落实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体现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同一案件中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善于发挥这一政策的感召力，进一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集中人力、物力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主要犯罪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切实兑现政策，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特别是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要依法宽大处理；对拒不归案、坦白的，要查清犯罪事实、追捕追诉使之归案，依法从严惩处。工作中，只有正确理解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使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的统一。 在刑事司法中，对于正确掌握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吃透刑法立法精神，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切实把握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司法实践中，要在法律框架下落实“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法治原则和公正原则。对待犯罪分子的处理，法律规定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要准确、深刻地理解“严打”刑事政策，严格限定“严打”对象，宽严相济，以体现“严打”的重点和精度。但轻缓刑事政策也应掌握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轻缓绝不是放纵。工作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的发生。 二、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具体案件情况可分析以下几点：1、分析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运
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下发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此间对该意见进行了权威解读。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继承，又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发展。它根据当前社会生活的需要，补充完善了许多新的内容。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央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以促进全国法院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成立了项目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范围涉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及部分知名法律专家，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核。经反复修改完善，数易其稿，制定了本《意见》。 《意见》制定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特性和定位，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指导性意见。《意见》不是提供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重在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同时，《意见》注重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统一性，对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和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将相关内容纳入《意见》中，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具体的刑事司法原则。 《意见》共计四十五条，包括“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以及“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 作机制”五个部分。 二、《意见》的主要特点 《意见》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强调宽严并用，反对偏轻偏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9号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34、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一)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打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含义 宽严相济，顾名思义，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应有的放矢地使用，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是区别对待，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辩证地运用“宽”与“严”。 关于宽严相济的科学含义，目前还未见到正规的定义。陈兴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文中，也只是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字作了科学的界定。宽严相济之“宽”，即刑罚的轻缓，可以分为该轻而轻和该重而轻两种情形：该轻而轻是指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就应当处以较宽轻之刑；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或者严厉，具体而言是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理，即该重而重，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1]。在此问题上，陈兴良赞同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所提出的“严而不厉”的思想2](P305-306)。宽严相济之“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之意，强调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相互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1]。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强调的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度，宽严协调。 宽严相济的“宽”，体现了中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对犯罪人的感化与人道，有利于罪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宽严相济的“严”，体现了行责相当尤其是罪、责、刑相均衡的原则与思想，彰显了刑事制裁的威慑与公正，有利于震慑罪犯、警戒虞犯。宽严相济的“济”，体现了抗制违法犯罪的艺术，凸显了刑事制裁的正义与效率，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二、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刑事政策与提法。其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曾以“刑罚世轻世重”、“宽猛相济”、“德主刑辅”、“隆礼重法”和“慎刑慎杀”等形式存在过，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持编写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书的研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精神实质，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区别对待；第二，宽严相济；第三，分化瓦解；第四，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该书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中心内容。宽和严密切结合，有宽有严，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宽严相济的精神有三点：一是惩办与宽大不可偏废，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镇压无边”，忽视惩办与宽大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二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是相对的；三是宽和严有张有弛3](P72-75)。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中国刑事政策不是什么新提法，而是一贯所倡导的。 那么，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宽严相济不是独立的刑事政策，只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其理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从未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正式刑事政策与策略中单独提及过，目前只是中共北京市委及政法委的提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 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宽严相剂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宽严相济中的“宽”是指宽大、宽缓，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轻刑化三个层面。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严格，即法律对于犯罪必须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严厉，即指对某些特殊类型的罪犯所规定和施加的刑事惩罚更加严厉，包括在立法上对犯罪行为规 定更重的刑罚，在审判中对罪犯处以较重的刑罚，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限制适用减刑、假释等。 通过对不同的违法犯罪“宽”“严”不同的制裁，在宽与严之间把握好平衡点，实现两者之间的 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2.1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 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 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2 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 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2.3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 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规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 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2.4 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 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意从严 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 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2.5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 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羸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 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在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 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3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期以来总结的可贵经验 3.1 实践证明，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刑事犯罪高发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坚持严打方针，就难以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治安局势，就难以有效地遏制住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但是， 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来看，严打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 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 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 则严。 3.2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力补充，促进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更加趋于和谐的进程，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仅限于原则性的笼统规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兼顾实体与程序的统一现阶段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适用，主要贯彻落实在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处遇与解决上，对于其程序性亦应加以明确。一是区分“宽”和“严”的办案氛围。要根据性质、后果等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营造“宽”和“严”的侦查、逮捕、公诉、审理、执行氛围，充分发挥法律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适时宣传和兑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统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利用公开宣判大会体现法律“严”的一面；在对某些过失犯罪案件的庭审方式上营造适度宽松的庭审氛围，体现“宽”的一面，既震慑、惩处了被告人，又教育、感化了旁听者。二是进一步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增强打击的针对性；特别是检察机关要规范对重大刑事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及公诉、侦查监督引导侦查的机制，增强打击的时
效性。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三是依法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或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适用简化程序审理。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检、法各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或者设立专门机构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工作机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实行分案处理。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碍案件处理的情况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案起诉，法院分案受理、审判的制度。实行分案起诉制度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具体体现，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贯彻区别对待原则，落实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利于创造适于未成年犯罪人悔过自新的庭审氛围，有利于解决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办理，不是简单地就案而分，而是更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为。五是建立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所谓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指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提高办案速度，加快办案流程，尽快结案，最大限度的缩短犯罪人在押期的一种快速办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快侦、快捕、快诉、快判，使司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