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和神话与历史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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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时,曾被他关于古典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的论断所吸引。他说:“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作清醒意识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那是没有的”,“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个人经验以至共同的过去经验在特定的瞬间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他还指出,“修昔底德绝对没有透露出他有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优秀的古典历史着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事件的”,“直到波斯战争时期的古典历史,以及往后很久根据传统建立起来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1]。当时觉得斯氏的论述颇有见地,仿佛道出了某些自己未曾看到的东西,但又感到这些话似乎太武断和绝对化,而他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理论比较晦涩,并且已受到了批判,因而,这个问题只放在心上,未再深入思考。较斯宾格勒稍晚一些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认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该书中译本在1986年问世,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90年出版了张广智、张广勇的力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作者全方位地探讨西方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旁征博引,视野广阔,读后很受启发,获益良多。该书有专节讨论“古典文化中的历史理论”,指出“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并不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文化土壤中并没有产生出深刻的历史思想”。作者引述了斯特恩、柯林武德和斯宾格勒等西方学者关于古希腊人缺乏历史思想的论述,认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从一定的视角或理论出发的,有的不免过于绝对,但它们都说明了古典文化的精神”。

然而,就西方来说,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没有产生较有意义的史学着作。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么,“缺乏历史思想”的古希腊人又怎会超越某些其他民族和文化,创作出优秀的史学着作,成为西方史学的源头呢?

看来,首先应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着作之间做出区别。前述那些作者主要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着眼的。古希腊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较贫乏,而史学着作却有所建树。其次,史学着作有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之分。古希腊人主要是在近现代史方面取得成就,而在古代史领域内,他们的认识是幼稚的和不成熟的,神话笼罩着希腊人的古代历史。以下,我们准备就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神话与历史的交融略谈管见。

古希腊人具有丰富的神话传统。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的源泉,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神话对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荷马史诗在古希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荷马不仅是他们最热爱的、最广泛引征的诗人,而且是他们民族精神的杰出象征,他们最早历史的无可指责的权威,并是创造他们众神只的决定性人物。”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特别内容丰富,逼真动人,系统完整,貌似历史。这恐怕与古希腊人对神话与历史的认识和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有关。古希腊人在神话与“古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将传说的英雄视为自己的祖先,各氏族、部落纷纷将英雄当作自己的名祖,英雄的业绩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历史。希腊人将神话当成“古史”,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英雄是“古史”的主角,“在古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眼中,他们如同远古活生生的人,属于一个比当代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种族,因为他更像人而不是神,遂被当作楷模仿效”。

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当时希腊人已有了线形文字B,但现发掘到的线形文字B

泥版,仅是一些帐目的记录,丝毫不涉及历史、文学和神话。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大概多以民间故事和诗歌的形式在社会上口头流传相承,还不存在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叙述。

在所谓“黑暗时代”的荷马时代,迈锡尼文明毁灭,线形文字B失传,但神话故事仍存,而且随着社会与人事的变迁有所增减变化。一代代民间歌手在地方上吟诵这些神话和传说,不断加以充实、补充和调整,其中最吸引人的则为关于特洛耶战争的各种故事。大约在公元前9-8世纪,这些故事被编集、加工、提炼,最后升华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希腊传统上将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归之于荷马。荷马史诗被公认为希腊神话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但其大量使用则要稍后一些。荷马史诗大概最初是在口头上创作和流传的,那时也还没有什么历史的文字记录与文献。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城邦纷纷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最初的文化精神觉醒。萌芽中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就神话和历史而言,起初仍局限在神话的领域内,表现为一系列史诗的创作和神话的系谱化、历史化。关于特洛耶战争的神话故事大大小小极多,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叙述特洛耶十年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和战后一个英雄的流浪冒险故事。于是,希腊人又创作出了《塞普里亚》(Cypria)、《埃提俄庇斯》(Aethiopis)、《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伊利帕尔息斯》(Iliupersis)、《诺斯托伊》(Nostoi)和《泰列格尼》(Telegony)六部史诗,加上《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共八部,系统描述了整个特洛耶战争的前后始末,合称特洛耶战争系列组诗。该六部史诗的规模和艺术质量远不如荷马史诗,皆失传。此外,还创作了关于忒拜地方英雄神话的三部忒拜系列组诗和关于天地众神的史诗《提坦诺马奇》(Titanomachy)一部。系列组诗的创作迈出了将神话和传说系统化、历史化的第一步。

希腊神话中神只众多,故事错综复杂,纷繁无章。较荷马稍后一点的另一位着名史诗作家赫西俄德遂着《神谱》,系统叙述从混沌初开到奥林帕斯诸神的诞生和发展,缕清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及其与其他神怪和后代英雄的关系,以奥林帕斯神系为主线来统一希腊神话。他在另一部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则以神话的形式将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五个种族和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表达出了一种朴素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追随其后,出现了一批谱系诗人和地方史诗。他们将一些城邦的建立及其统治者家族的世系与传说中的英雄连结起来,如《科林斯阿卡》(Corinthiaca)、《弗罗尼斯》(Phoronis)和《阿里马斯佩亚》(Arimaspea)等。赫西俄德及其后继者的史诗创作为希腊神话的系统化和历史化奠定了基础,既是历史意识的体现,也满足了当时希腊人的历史兴趣。英国着名古典史家柏里指出,“在所有这些心智活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种粗糙形式的、受前后一致与年代顺序的观念所指引的历史探究的本能”。

从公元前7世纪末起,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产生了希腊世界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称米利都学派,他们努力探求宇宙万物的本源。理性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批判性的,势必引向对神话和人类过去历史的探讨和反思,导致“疑古”的倾向。科罗丰的色诺芬尼对荷马、赫西俄德描述的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帕斯众神提出了诘问,认为“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外貌比作自己在世上的同类”。

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史诗、用散文记事的作家。他们多半为爱奥尼亚人,爱好旅行,到处观察民情风俗,收集民间旧闻,以散文的形式记述神话传说、一些国家城市的历史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制度,可称为“史话家”(Logographer,或称散文记事家)。他们有了一定的批判和研究精神,根据理性和新的伦理价值观对传统的神话进行检验和修正。其方法是从众多相互矛盾的神话版本中选出较真实的情节,删除不合理的荒谬之处,使神话合理化、历史化。但由于“合理化”的前提是相信神话的基本真实性,神话的“古史”地位并未动摇,又因缺乏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合理化、历史化的结果未能澄清历史真相,只是把神话打扮得更像历史而已。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478年),在其《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