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浅析礼仪之争背后修会间的冲突
论文作者：王晶晶
指导老师：田冬
题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浅析礼仪之争背后修会间的冲突
专业：教会历史
方向：中国教会史
学生：王晶晶
学号：11-3008
入学日期：2011.09
导师签字：
年月日
原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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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年月日
内容摘要王晶晶
内容摘要
礼仪之争，现在学者一般将这次事件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来讨论。狭义是指17-18世纪在华传教士因对待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以康熙皇帝禁教结束。广义上说，这场争论缘起于明朝天主教耶稣会入华之初，结束于1939年罗马主教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1939～1958年在位）宣布废除对中国礼仪的禁令。这场争论开启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次思想大碰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国内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在1998年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一书出版之前多以论文形式出现，因此论述不够详尽。近年随着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倡，有不少人再次关注这一话题，但还是较多注重文化方面或个别人物的梳理，对于权力、利益等问题探讨较少。本文基于国内外礼仪之争的相关资料，对礼仪之争及引起礼仪之争的原因，主要从权力、利益冲突引起的争论进行分析、论证，特别是修会间权利之争这一方面探讨引发礼仪之争原因。从而总结出这些因素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希望并期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使人们加深对明清时期礼仪之争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意义，及了解权利、利益之争在教会发展中的破坏力量。本文拟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论述：第一部分简介礼仪之争的起因及结果。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概述引发礼仪之争的原因、发展及结果。从而对礼仪之争这个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于探讨修会间的权利之争对该事件的影响。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耶稣会的创建与在华的发展。因为本文主要针对的是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之间因权利之,只有对耶稣会的传教理念及在华的情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能展开讨论与其他修会的争论点。
第三部分探讨耶稣会与其他修会间的冲突和结果。通过对各修会与耶稣会矛盾点的分析，进而尝试性的得出，引发礼仪之争不断夸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修会间的权利、利益冲突。
第四部分主要简述的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因为分析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目的就是要看其对礼仪之争的影响。因此才能使现今教会中人能够以史为鉴，看到整体完美局势，也许就是因着像蚁穴一样这样小的不足而毁于一旦。
【关键词】：礼仪之争耶稣会
目录王晶晶
目录
引言 (1)
一、礼仪之争起因及结果 (2)
1．引发礼仪之争的背景 (2)
2．礼仪之争的发展过程 (3)
3．争论的结果 (4)
二、耶稣会的创建及在华情况 (6)
1．耶稣会的建立及发展 (6)
2．耶稣会的组织模式及在东方发展 (6)
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间的冲突及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8)
1、耶稣会士与托钵修会 (8)
2．耶稣会士与外方传教会 (11)
3.耶稣会士与詹森教徒 (14)
四、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17)
结语 (18)
参考书目 (19)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浅析礼仪之争背后的修会间的冲突
引言
一般将基督教入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Nestorianism)，第二次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明清的天主教1。其中以第三次意义最大，它打开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也使得西方了解了中国，是中西交流与对话的真正开始。而且因着利玛窦（Mathew Ricc i，1552－1610年)适应性传道策略及礼仪之争为自己辩护的需要，耶稣会士曾大量出版和翻译中国著作，因此还引发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沃尔夫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就主动介入中国文化研究。礼仪之争也引发中国学者从儒家是宗教还是伦理的思考，深入到如何认识儒家的宗教性的话语，而且至今学术界还在讨论。但第三次传入简单说还是以失败告终。因在传播过程中爆发了礼仪之争，清廷见教廷屡次就中国礼仪问题做出决议，而且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看谕令是不利的，于是决定禁教，而教廷鉴于各种分歧长此不己，实非教会之福，忍痛发布禁谕，结束了利玛窦开启的友好局面。结果使得基督教200多年努力劝化的30万教友，夭折一半；结束了康熙皇帝对传教士殷勤劳动的钦佩之感；同时，给中国百姓,尤其是上层人物留下一种:“非我族其心必异”、“忘本”、“洋教”等极坏的印象，且以后的多起教难皆直接或间接源于此，加上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更是难改，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本文主要从近百年的争论过程，看因何导致引发礼仪之争，而使得基督教在华再次出现如此悲剧，但因为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之间的权利之争来讨论引发礼仪之争的原因。
1陈恒：《基督教入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一册，第93页。原为作者于1927年左右的讲演记录，见《陈恒学术论文集》。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机会，有可能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8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时；以此是13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孟德高维诺来北京时；还有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士代表团来临时；最后是19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中国设立医院病翻译科技书籍。见《基督教与亚洲文化》，载《四海之内》，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3页。
一、礼仪之争起因及结果
1．引发礼仪之争的背景
16世纪的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本主义逐渐建立，民族国家开始萌芽。随着国家的强盛，带来了文明的昌盛和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西方许多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2。而当时的中国正是明清政治动荡多难的交替之际。其实这对天主教传入来说也是一个契机，因为满清政府希望有些文化冲淡汉明朝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已经积淀了两千年之久。方济各·杀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可算是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传教时，看到日本“汉唐遗风”的景貌风物，从而产生了由此即彼的意愿。确切的说沙勿略来的是广州台山县正南上川岛，由于来岛上的人没有敢把他带去广州，后因患热病，逝世于此3。1578年，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8—1606)在视察印度恒河流域工作后，在去往日本的途中滞留在澳门，再次点燃向中国传教的热情。期间他改变了以往在印度纯粹基督化的传教策略4。
受范礼安的传教策略的影响及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认识，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深刻体会到，要想使外来的意识形态即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肌肤里沉淀、生根、发芽，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教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于西方科学知识才可。因中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还是民族思想，都具有排外性，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5，而利玛窦又深知自己到来的思想体系，与中国的思想是完全相背的，且能够动摇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结构，会引起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人误会和猜忌，并明白当一个民族没有形成新的信仰之前而动摇原有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会遇到重大的危险6。其实他也真诚的认为：“儒家这一教
2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452—532页。
3【法】埃德蒙·帕里斯（Edmund Paris）：《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7—58页；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4利玛窦（Mattew Ricc）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42页；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5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3页。
6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7可以说，他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哲学而非宗教。因此，他尽量在儒学和天主教教义之间寻找共通性，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社会的习惯，来阐述基督教思想。
2．礼仪之争的发展过程
利玛窦开始改穿儒服，对造物主以“天主”（《史记·封禅书》），“上帝”（《诗经·大雅·大明》）及宋明理学的“天”来译8。对于祭祖，利玛窦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祖先表示孝敬。祭孔，本质上也不是宗教崇拜，孔子仅是中国社会原则的象征，仅是对“至圣先师”的崇敬之情。并且走上层传教路线，因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信了基督，才能使得广大民众改变思想方向9。利玛窦的这些理念在之后来华的传教士都很好的付诸实施，到1670年全国各地有信徒273780人。但这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了明末沈榷10和清初的杨光先11两次排教运动。最主要的是这种“力效华风”和“融合儒家之道”的传教策略引发了礼仪之争。
耶稣会在华继任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走与利玛窦完全不同的传教路线，他公开走向社会，为平民施洗，求入教者捣毁牌位，不得祭祖。他还公开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并于1610-1621期间，多次著文并递交给在澳门的耶稣会视察员，请求禁止使用“天”、“上帝”等字指称造物主，主张一律使用拉丁文音译。经过罗马一些神学家的讨论，结果赞成利玛窦的
7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04页。
8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9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10年，第232页；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10南京教案，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疏辩护不果，七月王丰肃、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后改名曾德昭）等外国传教士在南京被逮捕，后被押解澳门。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第232页。
11康熙历狱，又称汤若望案，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卫官生、穆斯林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由于康熙帝年幼尚未亲政，执政的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许多传教士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改判汤若望免死。后来康熙帝亲政后决定对该案进行平反。
主张占了上峰12。1615年3月25日，在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请求下，罗马教宗保罗五世(PaulⅤ,1605—1621在位)批准了，由教廷礼仪部颁令，准许中文举行弥撒，诵念经课，任用当地中国人为神父，准许翻译《圣经》，举行弥撒时可以不脱帽等13。六年之后，视察员在上海嘉定再次就中国礼仪问题集会，会议同意利玛窦对祭祖祭孔的见解，对于译名则采取龙华民的意见14。此时，方济各会15和多明我会16参与到这样的探讨之中，方济各会修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询问福建一教书先生对“祭”的解释，而这位教书先生解释为天主教的弥撒。于是，1635年，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将这些意见提交给菲律宾主教马尼拉（Manila）。马尼拉将此交给罗马教皇并控告耶稣会在华传教实践,后虽因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Ⅷ,1623—1644在位）查清实情后未获结果,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序幕由此揭开17。
3．争论的结果
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专程赴罗马向宣教部对耶稣会士提出了十七条指控，在教廷引起辩论。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Ⅹ，1644—1655在位）发布通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尊孔,并任命黎玉范和利安当为葡萄牙保教权之外中国传郊区监牧。对此，耶稣会士派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43年夏抵达澳门，1661年6月6日病逝于杭州）回欧洲申辩。经过五六个月的辩论，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Ⅶ，1655—1667在位）重新裁判，颁布圣谕,“按所叙实况,教徒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参加中国礼仪。”多明我会提出异议反问，1656年圣谕是否取消1645年通令？1669年教皇克雷芒九世（Clément IX，1667—1669在位）指示前两次决定均有效,各自可视情况灵活遵守,并将此案交异端裁判所审理,论争双方各行其
12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13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14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15方济各会（Franciscan）：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会士著灰色会服，故亦称“灰衣修士”。拉丁语是小兄弟会的意思。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于1209年由意大利圣方济各·亚西西得教宗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1223年教宗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会士孟高维诺于13世纪来华，为最期的天主教的传教士。16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1215年，多明我会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1217年获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以布道为宗旨，着重劝化异教徒和排斥异端至今罗马教廷的信理部及教会最高法庭仍由其会士掌握着。
17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是。168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étrangères de Paris，M.E.P）士入华。1693年颜当再次对耶稣会所持观点提出异议，并指责1656圣喻，还派人去欧洲申诉。直到1704年11月，罗马教宗克勒门十一（1Clément XI，1700—1721年在位）世发布“自登基之日”上谕，明令禁止祭祖祭孔：
一、……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并不许用神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
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则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天主堂内，即当取下。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三、
凡入天主教之官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
行礼……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进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五、凡入天主教之人，
或在家中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六、凡遇他教之人行此礼
时，入天主教之人……只好在旁站立尚可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可留牌
位在家……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18
同年，教廷派多罗（Msgr·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7—1710）为使节出使，名为通好，实则监督执事执行教廷的决议。1705年，康熙在接见特使和福建主教颜当时，斥责称他们是“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内之事”，并通令各地居留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票，并遵守利玛窦成规，1707年多罗在南京公布教廷禁令，康熙闻讯，盛怒之将多罗逐出境。1719年，教廷派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为特使出使中国，康熙帝先后接见十三次，重申原先立场，嘉乐深知交涉已成僵局，只得公布八项办法，于1721年离京返欧19。从康熙数次对多罗和嘉乐的谕示中，如批嘉乐：“览此告示，只说的西洋人尔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令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从中看出以对教会人士多有不满。1724年雍正帝批准礼部发布禁教令，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1740—1758年在位）颁布通谕废止“八项准许”，重申克勒门十一世的禁令。至此，礼仪之争可算是结束。再次允许传教是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时。
18（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8页。
19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传记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105—133页。
20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134页。
二、耶稣会的创建及在华情况
1．耶稣会的建立及发展
耶稣会的创始人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他出身于西班牙古老的巴斯克贵族。1521年在作战中负伤，在养伤期间读到《基督生平》和肯普的托马斯撰写的《效法基督》，21改变了他人生的志向。曼雷萨城短暂停留期间在默祷和瞻想中他确定了《神操》的纲领即以后耶稣会的灵修纲领。1528，他在巴黎大学深造期间与其他六位人酝酿创办耶稣会。221534年，他与诸同仁一道在巴黎蒙马特山的圣母堂发愿，成立耶稣会。1540年9月27日，获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1534～1549在位）正式批准。1541年4月，全体会士一致推举依纳爵·罗耀拉为耶稣会第一任总会长。23当时的欧洲天主教正经历着新教的冲击，近半壁西方世界背离了旧教，新兴的耶稣会以其与时俱进的传教思想，努力挽回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力，到17—18世纪，已有许多新教徒转回天主教。遵创立之初的意愿，他们还注重向海外宣教。但随着耶稣会势力的不断壮大，在许多教育中几乎占垄断地位，但教育形式有些过于死板；再者在与世俗的商贸中又有许多不合宜的行为；还有他们是属启示宗教范畴与启蒙运动思想是相违背的；新的欧洲局势与耶稣会的神权政治又不相吻合，新政治势力迫使教皇放弃耶稣会，所以1773年教宗签署了取缔耶稣会的短谕。24但到1770年耶稣会共有会省42个，1773年修会解散时，成员已有23000人，共创学校750所。25
2．耶稣会的组织模式及在东方发展
由于罗耀拉行伍出身，因而他所创的耶稣会带有很浓的军队色彩。该修会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整个会的组织结构形同金字塔：处于塔尖之上的是
21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rter C.Hartmann）：《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2页。
22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26页。
23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第4—5页；[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18页。
24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第83—85页；[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18页。69—88页。
25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74-75页。
耶稣会的总会长，掌管整个修会的所有大权，其下为参赞区长，管理所属参赞区的教务；然后为修会省会长，统管所属之修会省，其下再为管理传教士住所(院)和学校的会长或校长26。在会规中，他明确规定，所有会士应当完全服从，“服从的美德中，首先服从教宗，其次服从修会上司”27。会规还规定：经修会大会选举的总会长即被选定，除非出现特别重的错误，否则就是终生制的28。耶稣会的成员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四个等级。首先为立誓修行的神甫，此为耶稣会的核心成员；其次为神职助理；再次为在俗修士或助理修士，最后为初学修士。耶稣会的灵活性或说他的高瞻性就是：修士可以深入社会任何阶层。
耶稣会在东方及中国教区管理情况：1549年建有东印度修会省，后改称果阿修会省。1581年从该会省中分出日本修会副省(1611年升为日本修会省)。1623年中国修会副省又从日本修会省中分出，此后在此任会长的有南怀仁、徐日升等人，所在地有时为北京，有时为南京，有时则为澳门或上海。29当时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情况为：1554年，葡萄牙人获得广州地方政府的默许，把澳门变为一个固定的据点。传教士有机会进入澳门，并在此先后建立了两所神学院，8所教堂，后又建立了一所医院和慈善会。虽当时也有其他修会进入的，但影响最大的是耶稣会。1576年罗马教宗正式成立澳门教区，管辖包括中国、安南、日本及附近岛屿30。因着范礼安传教策略的改变，1580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之人。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做出最大贡献的非利玛窦莫属，他从1600来京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因着他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实施，当时中国已经有四处教堂，分别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欧洲神父13人，中国修士7人，领洗的中国教徒达2千人31。并且得到了中国康熙皇帝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大力支持和亲自倡导的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
26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14页。
27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第13页。
28同上，第15页。
29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第225—228页。
30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9-31页。
31宴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间的冲突
1、耶稣会士与托钵修会
（1）耶稣会士与托钵修会冲突的渊源
葡萄牙耶稣会士从1493年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92—1503在位）那里获得在远东传教的所谓“保教权32”后，葡萄牙便控制了在东方的传教活动。凡东来欧洲各国传教士不仅必须得到葡王的批准、宣誓效忠葡王及乘坐葡萄牙的船只，而且还同时要经过一番“葡化”，33如传教士之间交流与写作要用葡语(利马窦即为一例，他是意大利人，却用葡语写作与交流，而其用母语所写书简反而为少数及到达澳门后改用葡语姓名等）。34且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请求教皇不准许其他修会进入中国。于是，1585年1月28日，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1502—1585年在位)发布通谕，禁止耶稣会以外的其他修会进入日本和中国。但这一特权维持不到两年，1586年11月15日西克图斯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在位)废除前任的敕谕而准许方济各会士去中国。克莱芒八世(Clement VIII，1536—1605在位)1600年12月12日进一步放宽限制，准许其他任何国家任何修会的成员进入中国和日本。于是，西班牙的多名我会借麦哲伦35航线，绕过美洲，出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再经台湾最终到达福建。36因当时技术的原因，走这条海上路线是异常艰难，很多传教士命送大海。虽然耶稣会在华传教也很缺人手，但是，葡萄牙人为维持他们在远东的地位，以保证他们争夺海外殖民霸权，葡萄牙保教权规定非葡萄牙籍传教士赴南亚和东亚必须经由里斯本和果阿。藉此，葡萄牙人便以颁发通行证的方法阻止西班牙传教士进入东亚，以此保证耶稣会士在日本和中国的独特地位，也使
32保教权：为调停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海外利益而发生的冲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3年发布《化界通谕》，以大西洋上的亚速海群岛和佛得角以西100古海里的经度为界，由南向北划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西为西班牙，以东为葡萄牙。这样非洲和东方直到日本一线处于葡萄牙的传教范围，美洲、太平洋、菲律宾一线的传教事业则由西班牙负责。在各自传教区内，各自政府分别保护当地的基督教教会，负责派遣传教士，出资建立教堂和修院，提供传教士的生活津贴，两国的国王则有权任命主教。
33荣振华：《巴多明(1665—1741)—一位杰出的法国人》，北京：中国杂志出版社，1943年，第45页。
34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出版社，第153页。
35麦哲伦：斐迪南·麦哲伦（西班牙文：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年10月17日－1521年4月27日），葡萄牙探险家，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1519年—1521年率领船队首次环航地球，死于与菲律宾当地部族的冲突中。
36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出版社，第163页。
1600年的教皇准许令流于空文。1608年1月2日，保罗五世(Paul V，1605—1621在位)再发敕令，允许托钵修士们任意选择路线进入远东。1633年2月22日，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1623—1644在位)将这一路线自由扩大到所有修会和宗教团体。37直到这时，托钵修会才得以彻底摆脱法律限制并陆续进入中国。但迟到半个世纪的托钵修会，无论是从在华成员、活动范围，还是传教成果诸方面都实在难与耶稣会抗衡。耶稣会士的垄断企图早已令其他修会不满，借垄断在中国取得的既有优势更会让他们嫉妒。
在总结原因时，多明我会将最终原因归结为其身份—代表西班牙的传教士。耶稣会创立之初就与西班牙政府就有恩怨，自视拥有绝对权威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属教会，实为西班牙皇家机构。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神操》一书遭裁判所谴责，因被认为与西班牙神秘主义早期形式有关，因此双方旨趣不投。尤令西班牙裁判所嫉恨的是耶稣会与教皇有直接和特殊的联系，因耶稣会士宣称效忠教皇，意味着不打算服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西班牙王室。为此，裁判所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在耶稣会成立初期曾掀起一场浩大的运动以迫使耶稣会士服从，多明我会士和西班牙人对耶稣会士的疑忌也就由此生根。38同时，当时正逢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霸权的时期。因此，多明我会既遭拥有东方保教权的葡萄牙人阻挠，又遭与西班牙政府不合的耶稣会排斥。1642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逐出台湾，夺去他们经营十几年的菲律宾与中国间的中转站，无异雪上加霜。
从上文耶稣会及葡萄牙人对向东方传教的控制看，从澳门进入中国对西班牙传教士而言几近异想天开，即使西班牙统治葡萄牙本土期间，葡萄牙人也坚决独占澳门。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控制后，澳门的葡萄牙人对西班牙传教士的敌视更变本加厉。从上可以看出，多明我会与耶稣会的冲突有政治原因，但两个修会对教义的解读也是存在分歧。就像方济各会一样，他们思想更保守。方济各会士修会的宗旨和传教理念为：基督教传教士应清贫度日，恪守关于贫穷的誓言并走遍全国托钵乞讨，而不应如在华耶稣会士那样走上层路线传教策略，更不应该过奢华的生活。虽然在13、14世纪时曾具有类似耶稣会士那种创造性和开放性的方济各会士，此时却不同意耶稣会士走上层的政策，认为穷人更天然地接近基督教真实信仰。这些教义上的分歧最终也与修会间的争权夺利相纠缠。方济
37任廷黎：《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189—190页。
38罗斯：《被辜负的梦想：耶稣会士在日本和中国，1542—1742》，爱丁堡1994年，序言第14页。
各会士觉得，耶稣会士的做法将催生一个有自身规定和特许权的中国人的民族的教会，会成为一个不服罗马管教很危险的教会，因此他们对礼仪问题寸步不让。耶稣会士则抱怨托钵僧们在谴责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指控方济各会士代表西班牙人宣扬武力征服。
（2）二者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因着修会间的这些分歧、宿怨乃至敌视，托钵修会一进入中国既不打算等到进一步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也不打算深入了解耶稣会士政策，而是就礼仪问题挑起争端。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等托钵修会由马尼拉非法来到福建。当时的中国尚处于1616年反教运动的余波中。不明当时处境的托钵修会，他们不仅未获地方政府许可就公开布道，还不断展示会令中国人反感的耶稣苦像。39这样，不仅没有起到传教的作用，还有惹怒官府的危险，结果是连中国的信教群众也怕引发麻烦，而拒绝或驱逐他们。1634年利安当在南京与基督徒发生冲突，此后数年在中国辗转迁流而始终不能立足。黎玉范则于1637年的福建仇教运动中被驱逐。
这一切都被托钵修士认定是耶稣会士背后搞鬼。于是，黎玉范1643年到达罗马，向传信部递交17个问题报告40。问题名义上是关于中国传教区的进程，实则针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行为。黎玉范通篇用宗教性用语描述中国人的行为，等于已为这些行为附以偶像崇拜和迷信色彩，其实这一点本应是讨论的核心。这就使圣职部的神学家们不经证明便接受中国礼仪是宗教性的并且具有迷信的这一前提。然后黎玉范问能否允许基督徒按耶稣会士设计的改良方式参加这类礼仪，神学家们当然既不容忍这样礼仪，也不容忍耶稣会士的做法。41教廷决议于1645年9月12日颁发，谴责并严令禁止黎玉范所描的中国礼仪。敕谕1650年左右才抵达中国，次年耶稣会士派卫匡国赴欧辩护。卫匡国1654年抵达罗马，说明他们从未许可基督徒参加黎玉范所描述的那些礼仪，黎玉范的问题完全是虚假的。并递交了一份强调宗教性礼仪和世俗性、政治性礼仪之间的区别的报告，在阐释中他尽量避免使用有严格宗教性差异的术语。他还强调黎玉范对礼仪的误
39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30页；
40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出版社，第176页。
41黎玉范的问题可见1645年敕谕的引述。苏尔、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导性描述来自托钵修士对中国文化的生疏。42教廷又于1656年3月23日颁发敕谕，允许中国基督徒参加卫匡国所描述的祭孔仪式和经修改后的祭祖仪式。但该敕谕并不否定1645年敕谕，关键在于，谁对礼仪的描述正确就使用相应的敕谕，1669年11月13日圣职部的一项决议明确了这一点。43在1659年传信部44还指示首批宗座代牧（拉丁语：Vicario Apostolico）45灵活对待中国习俗，似乎在巩固1656年判决，也预示托钵修士的首轮攻击暂告结束。46但托钵修士并不满意，多明我会士闵明我（Navarrete，1610-1689）1669年12月自广州前往欧洲，继续就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和礼仪政策进行驳斥，闵明我的指控虽然没能促使教廷重新考虑礼仪问题，但使得耶稣会在欧洲一些宿敌喜而乐见。4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虽有纯粹的追求真理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有他们自觉迅速地回应不利处境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
2．耶稣会士与外方传教会
（1）耶稣会士与外方传教会冲突的渊源
由于尚未划分教区，传教士无法集中在某个教区传教或接受某个主教的管理，所以,在同一个省份就有不同修会。而且，传教士将引领皈依的教友也只留在自己所在的修会。各修会之间相互争夺教友,占据地盘,心存猜疑，互相攻击。而且欧洲正经历资本主义，各国都想通过殖民扩张，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葡萄牙、西班牙早兴起的国家受欧洲新兴起国家的威胁。当时的葡萄牙王国势力正下坡路，虽然不能为东方提供足够的传教人员和资金,但是葡萄牙为维护自己的在
42卫匡国对礼仪的描述见苏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0页。
43苏尔：《中国礼仪之争》第12—13页。苏尔书中载这份文件是11月13日颁发，但前引布鲁克尔、拉托瑞特和其他一些资料都说是11月20日。
44传信部：是“宣传信德部”的简称。天主教称“信仰天主”为“信德”。是罗马教廷行政管理机构之一，专管它所称的“传教区”的教会和教务。17世纪20年代初成立于里昂。“传信部”建立后，擅自把中国划入它所称的“传教区”，并擅自把中国天主教会和教务置于它的管理之下。本世纪60年代曾改名为“宣道部”。现称“万民福音部”。
45宗座代牧：是宗座代牧区的领导者，通常由一个领衔主教担任。根据天主教法典的规定，宗座代牧区直接置于教宗的管辖之下，并透过一位代表或“代牧者”（Vicar）来执行教宗管理教务的权力。教宗可任命一位邻近教区的主教兼任、或委托一位神职人员专责担任宗座代牧。而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是天主教会的一种教务管辖机构，设立于尚不足以达到成立教区资格的传教地区。其本质上是临时的，虽然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个正式的教区。
46条款全文可见苏尔：《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47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
远东的势力，还是利用保教权来限制其他国家染指中国。所以因保教权的庇护，耶稣会士在印度及远东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耶稣会很少按立中国的神职人员。这是与必须寻求建立更加稳定的、独立于宗教修会的教团体制,由一些称职的自愿神职人员来实现传教区的神权领导,协助建立一个东亚土著教会的传教宗旨相违背。这时的保教权就如传信部主管英葛里(Ingoli)主教所言:“保教权蜕变为对教务的践踏,教规被置若罔闻或嗤之以鼻,皇家官员干涉主教任命,皇家顾问插手教务。48”
因此，教皇一方面为使福音在中国传播更好的进行；另一方面为制约葡萄牙王室的扩张，巩固教皇的地位。1622年教廷成立传信部以直接领导所有传教区,意在从葡萄牙和各修会手中收回处理海外宗教事务的权力。但传信部因缺乏直接为其服务的传教团体,所能掌握的有限，因而对中国的教务更是鞭长莫及。此时的新兴法国国势强盛，对外传教热忱也高涨，所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选法国来扭转葡萄牙和修会直接掌控传教区的局面。于是，教廷设立安南、东京、交趾和中国宗座代牧区，并于1659年任命法国圣事会49成员陆方济为（Fran?ois Pallu, 1626—1683）东京教区宗座代牧以及中国云南、贵州、湖广、四川、广西和老挝的教务管理者。宗座代牧仅作为教皇代理人管理传教区,这就导致其名义教区和实际管区分离,也使宗座代牧不得不依赖和效忠教皇。因此触犯保教权国家的利益因而受到王权的干涉。在抵触与干涉之下,除少数代牧主动采取灵活态度向传教士妥协,更多时候是处于僵持状态，所以在1690年时，传信部的宗座代牧区和葡萄牙保教权在华传教区甚至有重叠之处。宗座代牧为扭转在远东传教艰难的局面于是借巴黎外方传教会50的力量。
在华耶稣会士与外方传教会冲突原因可归结为：①进入中国的外方传教会其成员是为传信部服务的，他们出任宗座代牧，因此消弱耶稣会海外特权；②外
48转引自孟德卫（Mungello,D.E）：《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概论》，吴莉苇译，河南：大象出版社2000年，201页。
49圣事会：1630年，旺塔图(Ven-tadou r)公爵亨利·德·列维(Henri de Lévis)在巴黎组织了圣事会(la Compagnie du Saint-Sacrement),吸引了大量的“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该团体以丰富成员的精神生活为宗旨，以献身福音的坚定决心,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福音传播实践:通过布施和创建麻风院来帮助穷人，照顾病人,探访囚徒,帮助心灵迷失的妇女重拾信心,反对异端,在乡村和城市筹集传教资金。”
50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于1664年，是传信部最主要的代理人。是一个为神学院性质的世俗神职人员团体，由首批宗座代牧陆方济和拉莫特倡立，志愿于传福音、建立本地教会、培养能自行延续的本地神职团为目标，本质上以取代修会传教区为任。由本会派出的神父不是辅助性人员，而是完全按照教阶制度，绝对听从主教的命令。”从组织结构和团体规则看，外方传教会的近代色彩比耶稣会浓厚得多，从时代大势来说，它比耶稣会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方传教会体现传信部消除保教权影响的政策,而葡萄牙教省的耶稣会士是受保教权庇护才有此势力的；③葡萄牙人因法国人于1700年建立听命法王的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区而对法国人心怀怨恨,耶稣会士不能公然阋于墙,这怨恨多少被投射到外方传教会和法籍宗座代牧身上。而法国传教区成立之后,法葡两国耶稣会士在国家背景下的争执也长久不息,但在礼仪问题上,各国耶稣会士大体能保持团结。其实,传信部的改革也触动其他修会的传教特权,因此，也受其他修会敌视。
（2）二者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从前文可以看出，因1690—1696年正是葡萄牙和传信部之间为中国的主教辖区和宗座代牧辖区争执激烈之时，因而，耶稣会与巴黎外发传教会之间矛盾较大。再有，外方传教成员颜当考虑到自身利益。因他管辖权的合法性始终是传教士抵拒他的借口，因1684年颜当随陆方济来华当年陆方济就去世了，而此前传信部已任陆方济为全国教务总理,并委伊大仁为其襄理。陆方济任伊大仁和颜当为中国不同区署理代牧,并命颜当兼任全国教务副总理。陆方济去世后,伊大仁不承认陆方济对颜当的任命,而颜当此时确未正式接到传信部的宗座代牧任命,因此两人为管辖权争执多年。51而且二人对耶稣会礼仪也有分歧，伊大仁希望保持和谐局面，因而持灵活态度。相反颜当认为只有严格禁止耶稣会的礼仪才能保证自己尚不牢靠的宗座代牧位置。521685—1690年间任南京宗座代牧的罗文藻与尹大仁的看法相同,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仅有的三位宗座代牧中,颜当很孤立。
因这些的纠纷，颜当借耶稣会的礼仪问题来其维护他权力。1693年3月26日,颜当颁发一项指令,以7条规定禁止了耶稣会士在术语和礼仪问题上所有许可的做法,还提出1656年敕谕所依据的材料不真实,故这道敕谕不能作为允许中国人拜孔祭祖的凭据。53并为实现公私目的而在辖区内强力推行训令,但结果是除了使他成为福建基督徒的敌人之外,他权利的正当性还是受耶稣会士否认。但当时采取的做法真的很强硬，如1700年他为扫除别处主教和宗教代牧对他训令的忽视，将训令推向全国，对还允许基督徒参加祭祖礼仪的耶稣会士骆保禄和杨若翰施以停职处罚，也许他也是看中保禄当时代表葡萄牙教区的代理总管的身份
5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5—26页。
52【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第150页。53颜当《条规定全文见苏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9页。
的影响力。颜当还派人将训令送往教廷讨论,想借罗马的权力巩固他的职位和使训令在中国推行得到保障,这一招终于生效。因颜当的欧洲代表夏尔莫在等待圣职部开庭之时,让巴黎的索邦大学神学院先期审查训令,而索邦大学里有好多詹森教徒，而他们本身就与耶稣会为敌。于是，索邦神学院对耶稣会士的行为大力谴责，结果不仅给罗马当局施加外部压力,引起罗马注意，还使的中国的礼仪之争在欧洲掀起不小波澜。
3.耶稣会士与詹森教徒
（1）耶稣会士与詹森教徒冲突的渊源
詹森运动（Jansen Motion)是17、18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内部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它思想更倾向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天主教会内部以严苛的道德要求著称。詹森派也属于法国清教主义的一股力量。它以巴黎附近的波罗亚尔女隐修院为中心，以《奥古斯丁》一书为其经典文本，以《奥古斯丁》一书的作者詹森54命名的一场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詹森派与耶稣会之间的基督教思想分歧关键在于恩典与自由意志问题。詹森派追随奥古斯丁和圣保罗的传统，主张上帝的“恩典”总是“有效的”。世人得救或堕落不是因为个人的功过，而是依据是否接受到了恩典。耶稣会秉持的是另一种更为引人注目，却不那么严格的“充分恩典”观。根据耶稣会的思路，上帝公平地赐予所有人足够的恩典，但这种恩典并不取消个人的自由意志，人们能够拒绝或接受它。因此，人们最终获救或堕落不仅取决于恩典，同样也取决于人们的自由行动。
在与詹森派有关恩典论的争论期间，耶稣会还很受教皇赏识，于是他们向教廷呈递了据称取自《奥古斯丁》一书的“五个命题”，促使教廷下达通谕谴责其为异端。55因此，詹森派的首任领袖圣西朗在詹森派形成雏形之前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起来；接替而上的大阿尔诺因为维护詹森派的神学立场，被开除出索邦神学院，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状况，晚年长期流亡国外；詹森派基地—巴黎波罗雅尔修道院—被夷为平地，修女被分散安排到各个修道院，且规定若不签署承认“五个命题”为异端的声明，便被剥夺临终圣事的权利。在受到这些不
54科尔内留斯·詹森：（1585—1638），比利时神学家，其三卷本代表作《奥古斯丁》以圣人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为根据，阐述了恩宠论的思想。1642年，教皇乌尔班八世颁布通谕否决了詹森的《奥古斯丁》。55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5—78页。
公的待遇后，詹森派因没耶稣会教宗和国王那样强大的后台，所以转向各级议会和高卢主义56这样会众中寻求力量。还有就是采取著书的形式从大众中寻找支持力量。其中以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和康布·德·本特夏托57《耶稣会士的实践伦理学》影响最大。除了个人恩怨，詹森派和耶稣会士的尖锐对立也是王权和教权争锋的缩影。因詹森教徒17世纪末卷土重来时，政治的权力在整个欧洲都获加强，即使在知识界，政治权威也开始高过宗教权威。但是法国那些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者，如最高法院的成员、行政管理层人员和富裕中产阶级还需要有以支持王权反对教权的保护性理论，而詹森教义能满足这种需求，因而得到他们最坚定的拥护。相反，耶稣会士是众所周知的教皇至上论者。所以，他们的冲突也参杂着这两股政治势力的较量。
（2）二者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因着詹森派深感自己受到耶稣会太多的不公平，所以当听到对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所谓的在华遭受到耶稣会之恶劣对待自然引发内心强烈的共鸣，并因此找到了为他们自己在欧洲遭受到的耶稣会的打击而抱不平的机会，于是，大写特写在华耶稣会士对其他修会传教士的迫害行径，尤其是在康布·德·本特夏托《耶稣会士的实践伦理学》书的第二卷还详尽的就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策略的不合宜之处进行阐述。书中称耶稣会士为了能够居留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并从中牟利，将福音教义适应中国人的性情与习俗，而中国礼仪是和耶稣基督的律法极端对立的。正如维吉尔·毕诺所言：“如果不是耶稣会士们的传教方法成了詹森会士们攻击他们放松伦理约束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这场争论在法国就可能不大为人所知，至少是不为公众所熟悉。58”总之，詹森派和耶稣会士的争论中夹杂着鲜明的个人感情因素，可以说辩论两种学说高下远不及打击对方吸引人。正如伏尔泰评论说：“如果赞成詹森尼乌斯的看法，认为上帝支配着不可能的事，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多大好处。这样既不通达明理，又不令人感到快慰。但是，由于成为某一教派的成员而内心窃喜，由于耶稣会士招惹了仇恨；又由于切望出人
56高卢主义：要求法国天主教脱离罗马而独立的一群人。
57康布·德·本特夏托：1634—1690，他生于库瓦斯兰城堡，布列塔尼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家世显赫。曾经是主教，在罗马城内有相当广泛的人脉，据称1699年“教会和平”通谕主要是他在罗马多方斡旋的结果。
58【法】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8页。
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以下是为你整理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 中国礼仪之争，指是的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争议。据说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了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说，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那么中国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早在158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以及利玛窦一同来到了肇庆，从而为近代天主教步入中国拉开了序幕。 于1644年的时候，当时正直清兵入关，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已经不如中国有62年的时间，并且期间，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人的协助下编制一套历法，获得了清朝朝廷的信任，在此之后天主教开始一迅猛的脚步在中国发展。同年的时期，就耶稣会住院就有38所，其中耶稣会士来华的人数也累计到了82人，关于全国的教堂也已经将近156座，教徒约达245000人之多。 一年之后，杨光先发表了一文《辟缪论》，并在文中大力批评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不准。再加上朝廷大臣鳌拜不满汉人以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将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
史称“历狱”。 康熙执政后，将大臣鳌拜打败，重新开始重用外邦人。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在1692年的时候，康熙还曾下过一道容教令，这一密旨则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中国礼仪之争的原因对于历史上的“中国礼仪之争”，它具体是指在17;18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就对于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文化碰撞，中西双方当时未能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从而导致了文化交流中断。那么“中国礼仪之争”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据历史的相关记载说，“中国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出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初耶稣会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看法，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礼仪之争”这一事件登上历史舞台。 当初作为“中国传教活动的真正奠基人、以及中国传教史上最重要人物”利玛窦就曾以他的渊博知识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了解，加上他充分的耐心与适应性，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与赞赏，从而取得了根本成功。但是，后来的一些传教士对待耶稣会并不是善意的。即便是教皇使节曾多次的出使来到中国，处理礼仪之争的矛盾，但全部都以失败结束。直到在1939年的时候，礼仪之争的矛盾愈演愈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毕竟当时传教士传播到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在根本上并不能满足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需要。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外来文化与我国文化再一次受
国美控制权之争 一、国美控制权之争的背景 第一，事件开端——黄光裕否决贝恩董事，董事会强行委任。 ①2008年底，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羁押，2009年 1月18日，黄光裕正式辞职，陈晓出任董事局主席。 ②2009年6月22日，国美电器与贝恩签订合作协议， 贝恩认购国美电器发行的2016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人民币15.9亿元，如果转股成功，贝恩资本将成为国美第二大股东。 ③2010年5月11日，在国美电器借助贝恩资本正在走 出危机恢复正增长的情况下，拥有31.6%股权的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突然发难，向贝恩投资提出的三位非执行董事（竺稼、王励弘、雷彦）投出了反对票。不过，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后，当晚召开的董事会一致同意对贝恩资本的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根据当初的投资协议，否则公司将向贝恩支付约24亿元的赔偿款）。 ④2010年5月13日，不顾黄光裕的反对，贝恩三董事 有惊无险进入国美董事会。
第二，事件发展——黄光裕发函要陈晓下课，国美正式起诉黄光裕，大股东和董事会的矛盾公开化。 ①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黄 光裕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6亿元，没收财产人民币2亿元。 ②2010年8月04日，在狱中的黄光裕发出要求信函， 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撤销陈晓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国美现任副总裁孙一丁执行董事职务，同时提名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及中关村副董事长邹晓春进入董事会。国美反对撤陈晓，否决黄光裕嫡系任执董。 第三，事件的高潮——从暗斗到明争，黄光裕与国美高层博弈控制权。 ①2010年8月12日，国美高管欲共进退，黄光裕方面 称无和解可能。黄光裕家族代表表示，目前双方没有和解的可能，大股东要求改选董事会的意志很坚定，仍在积极争取投资者的支持。 ③2010年8月17日，黄光裕发表致全体国美员工公开信，恳求支持。 ④2010年8月20日，国美发公开信回应指责，表示2004 年就已外资化，该信还呼吁所有国美员工在攸关公司命运的关键时刻团结起来。
日本的商务礼仪 日本是个很注重礼仪的国家，要和日本人交际往来，就一定要 了解日本的风俗礼仪习惯。下面是干货资源社小编搜集整理的日本 的商务礼仪，希望对你有帮助。 接触和握手当日本人与外国人会面时，他们通常是向对方鞠躬 打招呼，如果还要握手，则感到繁琐、讨厌。当然，现在经常同外 国人打交道做生意的日本人，以及年轻一代日本人已习惯握手这种 动作。不过，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仍然具有无形的影响。所以，同日本人会面时，用鞠躬方式打招呼会更自然一些。 鞠躬：在日本，一切言语问候都伴随着鞠躬，鞠躬几乎可以代 替任何言语问候。鞠躬弯腰的深浅不同，其涵义也不同。弯腰最低 且最礼貌的鞠躬称“最敬礼”，微微一鞠躬称为“会释”。鞠躬的 形式男女也有别，男士双手垂下贴腿鞠躬，女士一只手压着另一只 手放在前面鞠身弓。 名片：对日本人来说，交换名片是人际交流最简洁而又不使双 方感到尴尬的方式。在日本，社会等级非常森严，在使用名片时， 要注意以下事项： 印名片时，最好一面印中文，一面印日文，且名片中的头衔要 准确地反映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在会见日本商人时，记住要按职位高到职位低的顺序交换名片。
交换名片时，把印有字的一面朝上并伸直手，微微鞠躬后，各自把 对方的名片接到右手上。 接到名片后，一定要研究一下它的内容。之后，要说“见到你 很高兴”等话，并复读其名，同时再鞠躬。记得在其名后加上“SAN”的发音。(日语“先生”的读音，男女均如此)，请注意，在日本公 司的一个部门里不会有两个头衔相同的人，不管他们职位何等接近，一定有细微差别。否则，会冒犯到职位高的人。 在同交换过名片的日本人再会面时，千万不能忘记对方名字。 否则，日本人会认为你是污辱他。 坐：日本人对坐姿极为讲究，不管是坐在椅子上还是塌塌米上。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翘二郎腿。当拜访日本公司时，宾主的会面通 常是在会议室进行。而且，客人一般会被先领到会议室，主人稍迟 几分钟来到并走近每一位客人交换名片。作为礼貌，客人不能随随 便便就坐到贵宾位上，应一直站着等主人进来让座。 笑：通常，日本人比较含蓄，他们在笑时声音放得低，不能容 忍哄然大笑。日本人在谈话开始时就面带微笑，并将笑容保持很长 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谈判桌上，你很难猜透日本人的脸部表情。 问候：日本人初次会见客人时，总会先花几分钟时间询问一下 客人在途中的情况，并询问一下他们以前见过的该客人的某位同事 的情况。然后，他们会停顿片刻，希望客人们做出同样行动。接下来，日方高层会述说一下日方同客方公司之间的各种关系，此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818944834.html, 浅析礼仪之争 作者：梁京涛翟泽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07期 摘要：所谓“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和文化碰撞，中西双方当时未能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从而导致了文化交流中断。因此，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在今后交往中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营造双赢局面！ 关键词：浅析礼仪之争；历史发展不可逆；求同存异 作者简介：梁京涛(1987.8-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翟泽(1987.6- )，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日语口译，跨文化交 际。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74-01 一、“礼仪之争”始末 所谓“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争论，内容有：1.中文如何翻译基督教信仰的神（Deus或God），教会是否可以引用中国古典书籍的术语“上帝”或“天”来代替？2.尊孔祭祖是否具有宗教意义。3.中国的基督教皈依者是否要立刻实施欧洲基督教徒所实践的全部礼仪，还是逐步得到引导？这些问题看起来像是教义与神学问题，其实背景与原因颇为复杂，争论持续一个多世纪。 中西礼仪之争的问题是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引起的。“中国传教活动的真正奠基人、中国传教史上最重要人物”利玛窦以他的渊博知识和对儒家经典的了解，以及充分的耐心与适应性，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与赞赏，从而取得了根本成功。然而，一些后来的传教者对待耶稣会不是很善意的”。教皇克力门十一世也下谕：禁止使用“天”与“上帝”，只准用“天主”；禁止教堂悬挂“敬天”匾；禁止教徒参加祭祖尊孔等。教皇使节几次出使中国，处理礼仪之争，均以失败告终。 礼仪之争在中国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在康熙帝时，“礼仪之争”的争论已引起他的重视，不过康熙帝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当罗马教廷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礼仪式的时候，康熙帝忍无可忍；1723年，雍正帝也向传教士申明了禁教政策。乾隆时期， 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政策，并禁止外国人在广州以外的一切口岸进行贸易，将外国传教士禁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形态。其中，后面几种文明在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曾经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唯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因此，以大航海时代为契机的中西初识，才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内容。礼仪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在远东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使“异端”或那些还处在泛灵主义或图腾崇拜的“野蛮人”皈依，而是要面对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她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文化反思。，无论是利玛窦的调和策略，还是索隐派对中，国经典密码的解读，或者是耶稣会士反对派的攻讦，都折射出西方文明面对传统中国的独特文化韵味所发生的认同危机。这个问题的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礼仪(术语问题、祭祀问题)的范畴。 我们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中国语言问题。《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说：上帝造人时，人类都讲同一种语盲。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其遗址据说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城塔，以显示人类的力量，所建造的塔直指云霄，被称为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可怕，于是使用法力把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以阻止其互相沟通o《创世记》属于《摩西五书》之一，是犹太教最早确立的圣书正典，一般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由四种不同的底本资料缀合而成。大约比希罗多德的《历史》要晚一百年左右。其实寻找初民语言的故事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早。希罗多德就讲过古代埃及法老寻找初民语言的一个实验。一位名字叫撒姆提齐(Psammetich)的古埃及后期的一位法老相信，新生婴儿之间如果不受当代人的语言影响而互相说话，那么他们嘴里讲出来的一定是上帝所教给的初民语言。于是，法老下令把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婴儿与其母亲隔离开来，交由牧羊人独自护养，任何人不得与婴儿说话，否则被处以极刑。两年以后，到了孩子该说话的年龄，法老下令停止给孪生婴儿喂食，他相信饥饿将迫使婴儿开口，说出来的就将是人类最初的语言。结果，观察者向法老报告说，婴儿说出的词汇很像斯科特语中的“面包”。法老大喜，宣布斯科特语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十三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被试婴孩不幸死去。在《圣经》知识主宰的世界里，寻找初民语言长期以来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十六世纪以后的一们艮长的时间里，当欧洲人接触到中文的时候，关于中文起源于什么，是否上帝所造的初民语言，是否具有理性的逻辑语言、哲学语言这些问题曾经是欧洲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又比如中国历史纪牢问题。从门多萨、曾德昭，到卫匡国、柏应理，中国编年史知识陆续传播到欧洲。十七世纪欧洲学者对此的最大困惑是，它居然比《圣经》里的历史还要古老!于是，围绕着中国上古历史是否有悖于《圣经》的编年学问题便闹得沸沸扬扬。耶稣会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古史体系引起了西方教俗世界对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同危机，其震动可想而知。有人怀疑它，有人拒绝它，也有人接受它。当时已经有学者勇敢地利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提出“亚当之前人类说”的假设。当然主要的观点还是在调和中国古史与《圣经》体系的矛盾。有学者采用《七十子译本圣经》来讨论诸如“世界的寿命”这样的问题。因为《七十子译本》可以将迦勒底人、埃及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与《圣经》的年代体系调和起来。此外，还有孔子道德哲学的问题，在十七~十八世纪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中国道德哲学也引起莱布尼茨、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时代旗手的纵情欢呼。 总之，通过晚明到清前期三百年间(1500-1800)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 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仍然有持久的影响。 如果着眼于“传播”这个环节而暂时不考虑传播的后果，那么十六-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可以被看作一部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交流史，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传教士以及来华商人和使节这些辅助渠道。 这个时期的中西交往是伴随欧洲征服世界的进程而展开，但中欧间也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交往，没有牵扯主权与政治利益，欧洲人的殖民者形象在中国沿海尚未有清晰表现。欧洲的商船和战舰远航各地，也到了中国海岸，未知中国虚实的西方战舰不敢贸然侵扰中国，此时的欧洲人慑于中国多年前已流传出去的盛名而只希望和平地与中国开展贸易，并屡屡派遣使团想要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但基本上可以说一事无成。中国人对远洋外夷明显缺乏兴趣，只是据守自己的海岸和几个港口与欧洲商人和各朝贡国商人进行一年一度的贸易，多少怀着恩赐的心态懒洋洋看他们运走一船船丝绸、茶叶、瓷器、漆器。中国商人与港口官员面对这些语言、服饰、相貌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欧洲人，除了例行公务之外，也许并没有被激发起多少求知欲。相反，来华的欧洲使节们对中国的山河草木、风土人情却兴致盎然，在来去京城的旅途中记录下许多见闻与评论，结果成了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重新撩拨欧洲人对中国生发浪漫情怀和无限遐想的触媒。就连那些没到过中国而只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的欧洲旅行家，也忙不迭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中国印象纷纷呈现给欧洲读者，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满足足迹未至东方的同胞们的好奇心。推波
企业发展之下争夺控制权不可避免，如何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以最小的成本，最巧妙的方法，来夺取或保护企业控制权？ 模式一：管理层收购（MBO） 股权过于分散的企业，极有可能被管理层收购股权。施行MBO之前，新浪的股权相当分散，由于股权分散性企业注重短期收益，无人敢对长期收益负责。2009年底，新浪CFO余正均、COO杜红、总编辑陈彤、无线业务总经理王高飞、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以及CEO曹国伟，共同出资在英属维尔金群岛注册了新浪投资控股公司，以1.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新浪约560万普通股，由此在新浪持股比例达到9.41%，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增持的目的是彻底解决新浪股权分散的历史问题，加强管理层对于公司的控制权。”曹国伟的观点说明了管理层收购带来的好处。
融资设计是MBO中最重要的环节，在目前国内的融资市场远未成熟和规范的前提下，国内的融资设计和国外差别很大。目前国内MBO的融资方式主要有3种，见下页图1—图3。 然而，通过MBO进行恶意收购，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如1988 年美国RJR Nabisco 公司收购案。当时，以CEO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为首的管理层看到公司被市场严重低估，出现投机机会，希望通过收购获得潜在的收益空间。当妄图通过收购侵占股东和员工利益时，罗斯?约翰MBO 计划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模式二：引入外来资本
引入外来资本争夺控制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外来资本直接购买股份，如VC/PE，欧肯资本副总裁范卫强透露了一个业内知名的案例：2007年，某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部分要分拆一部分股份，这部分业务属于机器零部件，在中国属于细分行业前三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非常稳定。由于不是公司主业，公司希望让出控股权，于是找来一个财务公司作为中介，财务公司的总经理认为价格很便宜，虽然他不是管理层，但是看到有利可图，与跨国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在某个期限之前，只要融到资金，就由该财务公司独立购买40%的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他在海外成立了一家公司，做了一个商业计划书，计划吸引VC、PE投资，海外VC、PE对这个公司非常感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该财务顾问公司要价太高，差点就达成交易。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即使没有资金，借助外来资本，亦可空买空卖，完成购买股权所需的融资。 另一种模式是管理层与外来资本联合，一起进行的管理层收购（Investor-led Buy-out，简称IBO）。收购完成后原企业管理者取得企业控制权，外部投资者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向管理者或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退出企业。这是最为常见的管理层收购形式，因为管理层如果发动收购，往往需要外部投资者提供资金和收购策划支持。如果是外部投资者发动收购，则需要利用管理层对企业的信息优势，借助于管理层的能力实现投资回报。 模式三：第二大股东“篡权” 同样是在股权分散型企业，第二大股东PK第一大股东取得控制权的情况非常多。美国出现这样的案例：第一大股东持股7%～8%，这时候突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公司，和过去目标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它在市场上收购目标公司的股份，收购到5%的时候，变成第二大股东，它就开始向散户提出，我希望你们把投票权给我，在下一次股东大会干掉老大，因为老大现在做得不好，我的人能够把公司的整个业绩改善。这样的例子很多。 上市公司景谷林业第一、二大股东股权争夺由来已久。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二股东为中泰信用担保公司。历史上第一大股东景谷森达曾跳过董事会直接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改选，夺回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权；其次，在二级市场上不断增持，也是大股东间争夺控制权的手段。
日本商务礼仪下载 篇一：日本商务礼仪职场的商务礼仪 日本商务礼仪01.职场的商务礼仪（5） 忘れ物?遅刻はビジネスマンとして失格 ビジネスマンとして、まず最初に身に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須の心がけは、「遅刻しない」「忘れ物をしない」の二点です。いずれも前日の夜に事前準備しておけば必ず防げるものです。このような心がけは仕事にも反映します。いずれ上司からも五分前主義の人間として評価されるでしょう。 忘れ物したら仕事は失敗する 前日、会社から持ち帰った書類や資料などを忘れたり、それが今朝一番に得意先での会議に使う資料だったらどうなるでしょうか。会議にならない
ばかりか、関係者はお手上げですし、この損失には計り知れないものがあります。 忘れ物は自分の恥というだけでなく、関係者もトラブルに巻き込み、大事な商談が壊れる事態にもなりかねません。 カバンの中をチェックする 商談や打ち合わせで他社を訪問するときは、まず仕事に必要な書類?資料?パンフレット?サンプルのほか、名刺?認印?電卓?身分証明書などを持参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プライベートなものとしては財布?定期券?手帳?腕時計?キー?運転免許書?携帯電話?ハンカチ?ティッシュペーパーなどがあります。 外出するとき、先輩や上司から「見積書は入れたか」「名刺はあるな」などと、「忘れ物常習犯」扱いされないように、日頃から注意しましょう。 チェックは前の晩にやっておく 出勤前は気ぜわしいものです。寝
坊したり、家を出る間際に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り、つい出勤時間が過ぎてしまい、慌てて家を飛び出し、忘れ物をしてしまう場合があります。こんな時でも、前の晩、寝る前に翌日の準備をしてカバンに入れておけば、トラブルは起きません。 五分前までに出勤する 始業時間ぎりぎりでもタイムカードに間に合えばよ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ロッカールームでの 時間を含めて、ゆとりをもって執務室に入り、始業時間がきたらすぐ仕事にかかれるようにしておく五分前主義が、ビジネスマンの基本的なマナーです。 時間に遅れそうな時には 事故などにあった場合には、職場の人たちに心配をかけ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った、他人に対する心配りが大事です。それがないようでは社会人として失格です。何かあったときには、
国美控制权之争，始于8月4日，黄光裕一封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等职位的信函。国美董事局次日随即在香港起诉黄光裕，并要求索赔；之后国美电器定于9月28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由股东投票表决黄光裕关于罢免陈晓职位等五项决议。 这场争夺战的实质是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现代企业具有股权分散化的趋势，股权分散虽然有利于防止“一股独大”问题的出现，但也为经理人阶层“造反”提供了可能。从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司创始人被职业经理人夺取控制权的案例还不在少数。 在国美的股权结构中，黄光裕间接持有约3成的股份，是国美持股最大的股东，也远远超过法律规定“持股5%的主要股东”的规定，虽未绝对控股，但对公司的影响力十分巨大。此外，黄光裕是国美的创始人，公司先后经历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发行上市等阶段，虽然逐步稀释了黄光裕的持股比例，但黄光裕一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到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控制权才逐渐旁落给以陈晓等职业经理人为首的董事会。 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在立法理念和技术上都足够先进，不输给任何一部国外的公司法。但是，在现实中，公司法的理念却并没有深入人心。在律师接触到的案例中，发现我国目前的股东们普遍缺乏现代公司法的知识，不懂得利用现代公司法的理念来管理公司，这些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公司设立之初，不懂得利用出资协议书和公司章程来分配股东权益，规范 公司管理制度。律师发现，很多投资者在决定设立一家公司时，往往只盯 着经济利益，只想着如何把公司尽快做大，让公司赚钱，却忽视了从一开 始就制定出一套完善的公司章程，用来规范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管理层 之间、股东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出资协议书简单、笼统，缺 乏可操作性，公司章程很多都是用的工商登记机关提供的样本，没有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添加内容，缺乏纠纷解决机制和风险管理意识，一旦股东 之间出现纠纷，往往找不到解决的依据和办法，最后只能看着好好的公司 断送掉。 二、 在律师的办案过程中，已经遇到不只一个这样的案例：公司成立之初，股东齐心协
商务礼仪英语中英文对照 篇一：商务礼仪中英对照 Etiquette for Business Dinner Your image matters, especially when you’re in a business environment. Whether you’re going to a business lunch with your peers, recruiters, clients or partners,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behave appropriately. We’ve put together this handy guide, with tips gathered from the business etiquette, to help make sure that someone call you out at your next business meal. Before the Meal餐前礼仪 ◇Shake hands with all present at the table. If necessary, introduce yourself. Concentrate on remembering your host/hostess’s name. 与到场的客人握手
致意，如果需要，介绍一下自己。努力记住男女主人的姓名。◇Remain standing until host sits.在主人落座之前保持站立。 ◇Place your napkin on your lap after everyone is seated and after your host has moved his/her napkin.在所有人落座之后，主人展开餐巾，这时你也可以将餐巾展开平铺在膝盖以上部位。 ◇Don’t ask the waiter to explain everything on the menu; you will annoy others and appear indecisive.不要让侍者为你一一讲解菜单上的菜品，这样会招人讨厌而且显得你缺乏主见。 ◇Let the host take the lead when ordering; this will give you an idea of what to eat. If the host isn’t first in line to order, then ask for his/her recommendation.点餐时让主人先点，这样也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如果主人不是第一个点餐的，那么你可以让他给你推荐。 ◇Don’t order the most expensive
礼仪之争的反思 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指士大夫教徒参加敬孔仪式？是否应允中国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是否可以用中国典籍的“天”、“上帝”称呼天主教的天主？后者实际为译名问题，故礼仪之争的全称当是“中国礼仪与译名之争”。 ——宾静《基督教与中国》通过阅读课文，结合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本人觉得礼仪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在华传播基督教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坚持原有基督教文化。 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最大贡献者当属利玛窦，他是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制定人，凭着他对中国文化和礼仪采取了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态度。他像早期对待一觉哲学较亚里士多德一样对待中国人文始祖的思想，并因此荣讯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敬孔；他深知祭祖是中国人习久不变，牢不可破的礼仪习俗之后，尽量消减其中宗教成分，视之为维系道德伦理的世俗礼仪，而不认为它是宗教礼仪。在他的方针引导下，基督教在华传播出现转机，原本很多人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觉得两种文化是有冲突的，不敢入教，在此之后，很多人加入了基督教。而且利玛窦的传教方针也被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认可，并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在皇族的认可下，基督教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在利玛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之后，在一番争执之中，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坚持他们的原有文化，不做任何改变，直接向华传播。“利玛窦规矩”实行期间，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单一个实际问题提升到神学思辨的论域，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反差和距离就会彰显无遗。所以在利玛窦逝世后，他的接班人龙华民都否定利玛窦的一些规矩，改变了一些规矩。接着就是黎玉范神父在罗马教廷传信不像耶稣会“了第一炮”，实际上，正是这一炮开启了“礼仪之争”。1645年9月12日，有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组织的神学专家们据黎玉范的一面之辞，全盘否定了耶稣会对中国礼仪采取的做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敬孔等仪式。后来，在卫匡国的申辩下，教廷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允许中国教徒参加敬孔祭祖仪式。再到后来阎当坚持在华传播基督教应遵守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不得允许基督教参加敬孔祭祖仪式。正是这些禁令，直接导致了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之间的重正式大爆发。随后，康熙下令驱逐阎当主教及另外几十名传教士。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再次签署谕令《自登基之日》，重申前述禁令，要求彻底结束礼仪之争，派亚历山大主教嘉乐为特使，出使中国，改善与中国朝廷的关系。虽然康熙接见了乐嘉，但没有
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一) 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自十七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宗教信仰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主权范围内的事。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主权形象。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文试图就此争鸣一番。一、殖民势力争夺论 有些人以为礼仪之争纯粹起因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怀宿怨、互相嫉恨，争权夺利，贪得无压的恶劣本性，而他们的背后又分别是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传教权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争夺殖民势力范围的斗争。顾裕禄武断地说：“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竭力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他并声称：“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写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不知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各国图谋”的目的。“图谋”什么？顾长声也以为：“传教士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 天主教各国修会彼此有矛盾，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礼仪之争的真正原因。这些修会在他们的欧洲母邦，本来就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宗教成
阿里巴巴控制权之争：马云和一个女人明争暗斗 马云：过去一个多月我很痛苦、很纠结、很愤怒导火索：杨致远下台巴茨执掌雅虎 协议定于2005年，但雅虎完成投资后的几年时间马云似乎从来没有担心过2010年可能存在的这些变化。甚至在2007年阿里巴巴B2B上市时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有关2010年“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不会被辞退”条款到期时怎么办的问题，马云非常自信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说2010年以前，我答应我一定在。所以，我就在书上写2010年马云不会离开，不是2010年以后他们把我开掉。” 显然，马云对雅虎方面不冀望阿里巴巴控制权有十分的信心。据阿里巴巴内部人士介绍，马云与雅虎前任CEO杨致远两人私交不错，而之前的资本合作也是杨致远促成，而这样的关系或许让阿里巴巴集团认为，即使到2010年，雅虎也不会行使上述条款所赋予的权益。 然而事件却因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的下台、新CEO卡罗尔·巴茨上台执政产生转折。 曾有国外媒体报道，马云在2009年巴茨上任之初时去美国拜访，巴茨当着阿里巴巴管理层的面，指责马云没有把雅虎中国做好。 在这种情况下，马云和他的管理团队开始重新审视雅虎39%股份给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 雅虎的坚持引发冲突 为了避免发生控制权危机，阿里巴巴集团开始酝酿减少雅虎在其公司股份，但一直没有得到雅虎
方面的同意。 今年5月，在阿里巴巴B2B业务的股东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公开表示，阿里巴巴很想买回雅虎手中所持有的股权，阿里巴巴不缺钱，但雅虎还不愿卖。 也有接近阿里巴巴的知情人士称，阿里巴巴曾有计划游说多家中国国有银行从雅虎手中购回阿里巴巴集团股份，以确保现有管理团队在董事会的话语权不被雅虎所替代。 但这一切都未任何进展，雅虎发言人9月12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维持阿里巴巴的39%持股不变。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近期恶化与雅虎关系的直接原因。 阿里巴巴集团全资拥有的未上市资产淘宝网及支付宝价值不菲，投行人士估计淘宝网价值100亿美元，支付宝价值50亿美元。投行人士认为，市场无法对这两家公司做出准确估值是雅虎暂时不愿出售阿里巴巴集团股权的原因之一，雅虎的最佳退出时机或是淘宝网和支付宝上市以后。 孙正义成关键先生 阿里巴巴上市招股书所披露的条款显示，阿里巴巴集团修改公司章程或细则，阿里巴巴集团进军海外及扩张新业务，阿里巴巴集团出售核心业务（如淘宝、支付宝、雅虎中国、搜索、B2B业务），淘宝、支付宝和雅虎中国的资产通过阿里巴巴B2B业务上市等，都必须经过雅虎的批准同意。 媒体人士指出，这些条款表现出雅虎在当时谈判中的强势，而“五年大限”的条款，则是对雅虎渴求更多权益诉求的平衡--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第一大股东的雅虎有权获取更多，但阿里巴巴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对集团的绝对控制权。 从十月开始，雅虎在阿里巴巴集团将拥有与39%经济权益对等的投票权，而成为“真实的”第一大股东，董事会席位也将增加一个席位。如果雅虎现阶段只是谋求财务回报，他可以选择不行使大股东权益，雅虎和阿里巴巴管理层暂时相安无事。如果雅虎愿意出售阿里巴巴集团的股权，他手上掌握的大股东的权益会成其谈判的重要砝码。 另一方面，如果阿里巴巴集团在经营上发生变数，雅虎有权根据公司章程行使他的大股东权益（具体权益将取决于公司章程）。同时，如果雅虎能争取到软银的支持，他们拥有的董事席位总数将超过阿里巴巴管理层，投票权总数也将达到68.3%从而超过三分之二，这无论是从董事会层面还是股东大会层面，都能够获得阿里巴巴的控制权。同时，更换CEO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 就像五年前雅虎入股阿里巴巴集团的交易一样，软银的孙正义是一位平衡双方利益的关键先生，现在他又将充当这一角色。软银持有阿里巴巴集团29.3%的股份，软银同时也拥有雅虎日本约41%的股份，且软银持有雅虎不超过5%的股份。对于孙正义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 马云如何保持住他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的控制权不受到影响（成功回购股票还是协商新的协议）、巴茨如何在这场局中让雅虎的利益最大化、孙正义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同时保证软银的利益，三个利益方的博弈远还没有结束，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网易科技将持续跟踪阿里巴巴控制权争夺报道。
国际商务礼仪英文 篇一：国际商务礼仪作业 Business Gift-giving Around the World 武汉大学何坚婷 Abstract: Nowadays, gifts are playing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 Bu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stoms of gift-giving. The paper gives some details about how to make a good business gift-giving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significance, different cultures, comparative of business gift-giving Introduction of Gift-giving in Business First of all,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alings, appropriate gift-giving can not only fully show the enterprises culture and
academic spirits, but also promote each other’s friendship. And then, gift-giving can show people’s congratulations, condolences and thanks to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emotional investment, reducing the emotional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and being conductive to people’s communication. Cultures’ View on Gifts Before we start to talk about how to make a good business gift-givin g, let’s give a view upon different counties in the world, knowing that how the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treat the gifts. The first one is America!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he practical and peculiar gifts very much. For example, if you could give them some small gifts with unique styles or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faked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they will be very
[中英关系史]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历史反思--谈恋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1793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华。事后《清史稿》简单记述到：“五十八年（1793），英国王雅治谴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1]可见这件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和乾隆帝应有的重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马戛尔尼使团只是庆贺乾隆帝寿辰的众多外国使团之一。其结果，马戛尔尼使华所提出的贸易通商要求被清政府婉言谢绝，马戛尔尼本人无功而返。马戛尔尼使华为什么失败，这种失败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何种影响，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中又应该吸取哪些教训，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马戛尔尼使华的过程 1792年，英国政府为了寻求原料与市场达到与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等目的，利用给乾隆帝祝寿的良好时机，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外交使团700余人，前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经过长达10个月的海上颠簸，英国使团到达天津。1793年9月，马戛尔尼被获准到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在满清大员和马戛尔尼商议如何觐见皇帝时，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英国使团来华为“外夷入觐”，竟愚昧地要求英国使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马戛尔尼难以接受下跪叩头，更不愿意以头触地九次。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衷折办法，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单腿下跪）觐见中国皇帝。14日，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他先递交了国书，然后参加了乾隆帝的生日大典。 祝寿大典后，马戛尔尼返回北京，随即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1）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2）援俄旧例，准许英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3）将舟山附近一个岛屿让给英国，以便英国居住和存放货物；（4）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与英国；（5）英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减免过境税；（6）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章纳税，不另纳税。”[2]清朝皇帝没有批准英使的要求。 马戛尔尼等人在承德、北京停留了一个半月，经多方努力，交涉未果。在乾隆帝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十分懊恼地结束了使华之行，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国。 二．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马戛尔尼使华失败是因为东西方的礼仪之争,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关于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一）清政府的封闭性 鸦片战争前，清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用残酷的文字狱与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来压制反清和进步思想，导致中国的思想界“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清朝皇帝和多数大臣整日沉浸在“自给自足”、“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闭目塞听，愚昧无知，不接受任何新事物，整个社会风气保守落后。以圣人之言为是非，祖宗成法不可变，一切只要按照惯例就行，这种固步自封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二）清政府对商人的歧视 英国人认为商贸可以强国，因此他们把国际贸易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到中国来是想把买卖做得更大，因为他们明白通过贸易通商，买方和卖方都能获得收益。相反，当时清朝的中国人对商人十分歧视，尤其对外国商人极不信任，尽管国内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对外贸易却因奉行闭关锁国
【日本商务礼仪】日中对照 第1章 職場でのビジネスマナー 服装?身だしなみ?社内ルール 职场的商务礼仪 服装?仪表?公司规则 1.身だしなみで相手に不快感を与えない ビジネスマンにとって、良い仕事をすることがすべてです。しかし、だらしない格好をしていれば相手に不快感を与えますし、ひいては会社の評価につながる場合が多いのです。 「おしゃれ」とは自身の好みに忚じて身を飾ることですが、「身だしなみ」は自分の楽しみよりも接する相手に不快感を与えない心配りが大切です。 1.不要因仪表而给对方造成不悦 对于一名公司职员，从事一份好的工作即意味着拥有了一切。但衣冠不整不仅会给对方带来不悦，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 “讲究打扮”，即根据自己的爱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但穿戴打扮不单是自己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应该留意不要因此造成对方的不悦。 何より大切な清潔感 毎朝ヒゲを剃るのはもちろん、頭髪は汗臭くないか、フケが浮いていないか、逆立っていないか、極端な長髪でないか、爪は伸びていないかなど、出勤前にチェックしましょう。逆に整髪料がプンプン匂うようなヘアはやめましょう。 个人卫生至关重要 每天早晨剃须那是不用说的，此外，头发是否有汗臭味？是否有头屑？头发是否倒竖或过长？指甲是否过长？等等，这些在上班前都应检查一下。但是，也要尽量避免使用那些带有刺鼻气味的美发用品。 服装で人柄が分かる ①きちんとスーツを着る 洋服のシミ、折り目のないズボン、締りのないネクタイ、汚れた靴などの身だしなみが乱れていると、仕事に対する心や姿勢にゆるみがあると思われてもしかたがありません。 ②服装の小物は清潔に ワイシャツの襟、袖口の汚れには注意しましょう。高価なネクタイピン、カフスボタン、腕時計、ベルトを身に着け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安くてもこざっばりしたアクセサリーを身につけるよう心がけましょう。 ③女子社員の身だしなみのポイント 高級ブランド品や贅沢な装飾品を身につけるのではなく、清潔で働きやすい服装にポイントを置いて選ぶようにするのがマナーです。さらには口臭や下着についても気配りが必要です。特に若い女子社員が流行やファッションに敏感なのは当然ですが、職場の中に強烈な香水の匂いを持ち込んで、回りを辟易させるのは「お門違い」の身だしなみといえます。注意しましょう。 服装体现人的品位 ①着装整洁 西服上的污渍，没有折缝的裤子，结头松散的领带以及弄脏了的鞋子。这幅邋遢相不得不让人觉得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一定是粗疏和漫不经心的。 ②服装饰品干净利落 注意自己衬衫的领口和袖口是否出现污垢。不必佩戴价格昂贵的领带别针，袖口，手表，皮带，要留心佩戴即使廉价但干净利落的饰品。 ③女职员仪容要点 着装原则上以简洁，方便工作作为首选，而不是使用那些高级的名牌商品或奢华的饰品。另外，更要注意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