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2、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3、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4、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5、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6、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从1984年着手编辑《曾国藩全集》开始，我研究曾国藩整整20年。这20年里，我常常会想，在中国历史上，做出大事业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当以千百计，但为什么曾国藩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带着这个问题，我曾仔细研读有关他的史料。我发现，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这是我在20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他的一个不同于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炼和事功同时建立，相互促进。孔子在《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为己”，不是今天讲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养。孔子的“为人”，也不是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而是指治理、管理别人，即事功。可见在孔子时代，已经很明确地有这样的概念，即治学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为己”和“为人”。在这两点上，曾国藩都做得比较好，不同于其他的政治人物。
故而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我的眼光会较多停留在那些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上。
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或者说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曾国藩在孔子讲的“为己”和“为人”这两方面有一种双重意义的成功，中国主流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大成功。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
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二、曾国藩的成
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的人种田家庭，又耕又读。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5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5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
“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儒家的“慎独”与佛家的“观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这里，他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精神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下面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志。与他后来大半生的事业比，这只能算是小的。但即便是小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来说，仍然值得借鉴。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储才就是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
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奉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于时间关系，我只带一个例子。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颟顸”就是糊涂。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苦，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无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确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自己的努力更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疏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1852）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什么是团练？团练就是民兵，配合、协助正规部队。没有事，大家都是农民，有事了，拿起刀枪，就是军队。这个制度自古以来就有。
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大做强。回过头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过去团练只在县里，在乡下，当时所有的团练大臣都因循旧例，但曾国藩不是这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马上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眼下的团练不行，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在省城里建立一个大团，才好指挥。有什么突发事变，立刻把团练派出应付。哪地方有乱子，省城里有一支人马才好去弹压。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
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出，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操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名义上仍叫团练，但实质已经变了。这是第一步。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完全按照严格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到训练时就在街上找个要饭的，给他十文钱二十文钱代替，他们自己下馆子上酒楼。曾国藩严格训练，他们不高兴。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凡是遇到有作乱的抓了就杀。后来有人讲曾国藩是“曾剃头”，就是从这开始的。就地正法，坏了规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员，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军队不满意，省政府市政府对他也不同意，他在长沙就呆不下去。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借口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扩张军队。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个大营。水营10个营，陆师10个营。再加上辅助人员8000多，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一支军队，浩浩荡荡。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打下武汉以后，他给朝廷上一个报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回中南重镇武汉，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时候打南京，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第一号项目，谁拿到了，谁就是最了不起的。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项目。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第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
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的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
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
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
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说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
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前面，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妨，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
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国藩这个人很奇怪。他是带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就是说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很多失败都是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所以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说我住在这里，你会打败仗。但是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这叫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过去历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还有野史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拼命，满人立功。不管怎么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方法。这个战略决策，朝廷后来采纳了。他用这样的办法果然把南京打下来了。这是因为他看中了一个“势”字。所谓势，即形势、态势。就是谁占领了这个势，谁就在军事上取胜，而南京这个势是由长江来控制的。南京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只有把长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控制住了，南京才会失势而孤立。这是一个统帅很重要的决策。所以，曾国藩作为帅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八）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秘诀
后世对曾国藩有很多争论，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论，那就是都认为曾国藩很会识才用才。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带过兵，不会领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刘邦在得胜以后，跟他部下说他有“三不如”：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关于用人的历史典故。
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内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
。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愿意在朝廷为官，而愿意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锻炼，很快能够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第一，曾国藩从心里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
第二，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我研究曾国藩20年，在他的1500多万字文章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对人才的爱护和珍惜。这里略举两个例子：
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已经被太平天国打下来。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于是他给朝廷写报告，说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
在保举人才时，他都在后面加上一句话：如果这个人不能胜任的话，今后出了什么事，请朝廷撤掉我的职，我用我的名声来为他担保。
“惜才”，他爱惜人才。比如当年左宗棠是一个幕僚，充其量相当于我们湖南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但是这个人自视很高，也不很约束自己。没有一官半职，他居然可以指挥省长，号令三军。人家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到省里汇报工作，没有向他行礼，他就骂人家，拿脚踢。这个人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说左是一个很坏的人，非要处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简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丰皇帝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湖南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话，就地正法，杀掉左宗棠。后来很多人来保他，曾国藩也坚决保他。他讲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性格不好。他说天下纷扰，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请为天下爱惜这个人才，请咸丰帝刀下留人。然后又推荐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本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这个人后来因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记得这些恩德了。后来就什么时候都骂曾国藩，跟他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两人闹翻了。但是曾国藩不计较。后
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当时湘军创始之时，有两个很有名的将领刘松山、刘锦棠，他们是很会打仗的两叔侄，老湘军的统领。左宗棠打新疆主要靠的就是这支老湘营，新疆第一任巡抚就是刘锦棠。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钱粮源源不断地予以供应。这个事情最终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后人讲曾国藩善于识别人，尤善相士。现在坊间有一本书叫做《冰鉴》，这本书类似于《柳庄相法》、《麻衣相术》。《冰鉴》署名曾国藩，但不是曾国藩写的，是后人假冒的。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冰鉴》这本书了，为什么后来署上曾国藩的名字呢？就是因为曾国藩有善于识人这样一个知名度，于是书商就打着他的旗号来推销。
曾国藩识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学问和阅历上的，应该是可以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都是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很神道的东西。
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德”与“才”之间，他特别重视“德”。他曾经说过，“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他说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识”是最主要的。他很推崇诸葛亮“才需学，学需识”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至论。他一看到容闳，就认为容闳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他跟容闳第一次见面，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马上就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揭开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在具体识别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首先，他特别看重言谈，他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甚至喜欢木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其次，他特别注重小事。有一个人从乡
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饭，看到饭里有谷粒，就将谷粒丢掉不吃。曾国藩觉得这个人不好。他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到军营里能吃饱饭，跟乡里比已经很不错了，他却把谷粒丢掉。他觉得这个人不可重用，后来就打发这个人回去。再就是看举止。他认为一个可以担当大事的男人，最好的举止是稳重。他教育他的儿子，一再讲要稳重，不能轻飘。
第四，曾国藩很善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谨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方。（3）区别对待。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培养的主要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励。他认为鼓励可以使一个中才变大才。对待部下要鼓励，要爱护。他有句话说得好：“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对部下好的地方当面表扬，不好的地方个别谈话批评。他也很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他和李鸿章一起提出建议，派一批幼童到美国学习十年十五年，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成后归国，使中国徐图自强。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国军事、外交的大权。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比生前还高，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鸿章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曾国藩对后人的启迪
（一）他可以启示我们，平民子弟照样可以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任何靠山，完全靠自己的奋斗来成就事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据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记载，当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跟他说过“农家多出异材”，并以曾国藩、梁启超为例勉励他。
（二）中等资质者同样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关键在自强不息
在人们的想像中，曾国藩能成为一代文宗，一定是聪明绝顶的人；曾国藩能带兵打仗，一定是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曾国藩能做那么多的事，一定是体格强壮的人。其实，曾国藩在这三个方面都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曾国藩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多次讲自己很驽钝。他考进士，考了三次
，28岁才考上。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胡林翼25岁中了进士，很多人一次就考中了，他不能算是很好。他当时功名也不是最高，是同进士进翰林院，这是他一辈子引为遗憾的事情。他一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棋下得不好。曾国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说自己胆气薄弱。他的胆子比一般人还小。我就常常感到奇怪。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注重人的这方面。他的确多次讲过他的心理素质很差。他的晚年更胆小。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老是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停地自责，表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至于身体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病号，30岁得了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这个癣病很厉害，很痒，总要搔，他很痛苦，觉得“几无生人之乐”。他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强不息得来。
（三）培养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教育之本
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应试教育。古代教育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来换得一官半职。现代的教育是为了应付各级考试，以获取文凭学位来谋职谋生。应试教育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对人的自身的培养。其实，世间的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人本身素质的强弱，才是决定事情成败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一个临危受命的军事统帅，曾国藩毫无军事知识和行伍经历，但是他比当年所有的专业军事将领都做得好。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人格的魅力。我们从他后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可以看到早期人格修炼对他的影响。“诚、敬、静、谨、恒”，这些看似空疏的东西，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长期“内圣”的过程中，曾氏逐步树立了系统的道德观。在这个道德系统的指导下，他有了自己的为人操守。坚持操守给了他牢固的定力，这种定力保证他顶住艰难，抗拒诱惑。千千万万的银子从他手里过，他不贪污分文；立下盖世功劳，他不居功自傲；重兵在手，他不做非分之想。
（四）中年以后的人格修炼重在修心，修心的要点在一个“静”字
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修心。修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静”字。曾氏进京以后，他的老师唐鉴特别强调一个“静”字。唐鉴当时这样对他讲：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程颐、王阳明都强调静字工夫，所以能不动心。若是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一
切都是浮的。那时曾国藩已年过三十。老师针对他思虑重重、欲望重重的状况，给他下了这副药。唐鉴讲的是儒家看重“静”，其实道家、佛家也都看重静。这是因为一切理性的思考，都只能产生于静态。《红楼梦》里讲“静则灵，灵则慧”，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在静的状态下，人的心境才会最为平和。而心境的平和安宁才是人最大的快乐之所在。看好一个大目标，心无旁骛，神无外用，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说的“非宁静无以致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五）做事要开张，做人宜收敛
很多朋友问我，你研究曾国藩20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我读了曾国藩1000多万字的书，最后读出两个字来：收敛。他做事轰轰烈烈、大气磅礴，但在做人上却是收敛，他处处谦退，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不要逞能逞强，不要招人闲言，要知福惜福。他的这种思想有他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就是他的“消息盈亏”之道。“消息盈亏”之道悟于《易经》。《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从中领悟到人世间宇宙间最大的道理就是两极对立而和谐，这是宇宙的道理，也是人生的道理。人生一定要善于调适。一个人在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收敛。这就是一种调适，一种平衡。他常常讲，人是不可能全的，不要去求全。所以他的书斋名叫做“求缺斋”。他说天有虚亏，地不满东南，天地都这样，人怎么能全呢？缺才是人生的最好状态。他说，花一旦盛开马上就谢了，月一旦圆了，马上就要亏缺。所以，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不能说是不求上进的想法，而是从宇宙间读出的一个大道理，这就是两极对立、和谐相处。我们常常讲“天人合一”，就是说人的生存状态应该与天地运行的状态保持一致。所以，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在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另一方面又自我膨胀，锋芒毕露，那么这个人多半要倒霉。各位领导不妨学学这个方法，在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同时，以收敛之心做人。这样，将会在做人做事上有一番新的境界出现。
（选自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一书）
胡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时，曾经向全党强调，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可谓清醒之至，振聋发聩!
【管理者应具备的十大人才理念】：第一、要有爱才之心。第二，要有识才之眼。第三，要有聚才之力。第四，要有用才之道。第五，要有励才之术。第六，要有容
才之量。第七，要有知才之明。第八，要有护才之胆。第九，要有育才之识。第十，要有荐才之德。
真正做到识才、爱才、重才、用才、育才、护才
2012-06-04 14:28:32|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 |字号 订阅
大量容人，就要有求才之渴，识才之眼，举才之德，用才之智，爱才之心，护才之胆，育才之识
重才之识、爱才之心、识才之能、容才之量、用才之行、使才之道、育才之方、聚才之法、护才之志、以才为师、荐才之德
要求选人用人者必须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
真正做到识才、爱才、重才、用才、育才、护才
人才不足是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的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很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大境界、大胸怀、大思路、大手笔，真正做到识才、爱才、重才、用才、育才、护才。
识才就是要有慧眼，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知晓人才，认准人才。不仅要发现和知道谁是人才，而且要了解和认知是什么人才，是帅才、将才，还是专才、通才，是现实可用之才，还是需雕琢后方能使用之才。识才是用才的前提，看得准才能用对路，识得清才能用得好，知人善任。识才既要看全面，又要看主流、主要方面，既要知其特长、优势和优点，也要知晓其不足、劣势和缺点，看得准、识得清，才能把人才用得准、用得好。
爱才就是打思想上、心底里喜爱人才，爱惜人才，把人才看得比一切都重，都宝贵。动其情、尽其心、用其力、使其能，招揽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保护人才。
不拘条条框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甫，天下归心”，人才就会趋之若鹜，慕名而来。
重才就是看重其才能，唯才是举，唯贤是用，不吹毛求疵，不指责刁难，不求全责备。重才就要善于听取和采纳人才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使人才最大限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用才就是要很好地使用人才，为人才发挥作用搭建良好的平台，创设有利的条件，使其最大可能地展其才、用其智、尽其能。
要善于把人才摆在最能发挥其才智的位置上，放到最恰当的工作岗位里，用于最能发挥其作用的事业中。用才就是要用其长，用其能，用其优。
育才就是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在人才的培养上舍得花钱，舍得投入，舍得花心血。要善于为人才的知识更新，才智的提高，技能的增强，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育才要做到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使人才健康成长，充分展示才智，成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才。
护才就是要爱护人才，关心人才，呵护人才。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对人才的缺点和不足，要有包容之心，要真诚地给以帮助，对工作的失误要客观看待，不要恣意埋怨指责，必要时应主动为其承担责任，减缓其心理负担和压力。对人才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指责，要敢于为其解释，并给以心灵的慰藉，真正把人才当做事业发展的最宝贵、最珍贵、最重要的资源。
今天，事业要大发展，快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必须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一定要把人才建设放到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地位，一定要看到人才不足是制约事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事业发展关键在人，在人才问题上，我们不能轻视、不能等待、不能犹豫、不能无所谓、不能不作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登高望远。
只有切实解决好人才这个关键问题，我们的事业才能真正做到大发展、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