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番话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德”与“才”的关系有启示意义。“德”，是“才”的方向和灵魂，是“才”发展的内部动力；“才”，是人得以发展的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基础。二者之间，“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选拔人才必须“以德为先”。
要反对两种观点，即孤立地讲“德才兼备”和孤立地讲“以德为先”。孤立地讲“德才兼备”，好似注重了“德”“才”的辩证统一，但没有分清主次，最终会破坏“德”“才”的统一。孤立地讲“以德为先”，好似分清了主次，但没有讲“德”“才”的辩证统一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最终会伤“德”、害“德”。有“德”而无“才”，谓之庸人。庸人误事，历史上比比皆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论述，对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德”的内涵和“德”“才”关系以及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人用人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与“才”相比，“德”的识别更难一些，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就是指此。人们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某一对象“德行”的评价可能会有差异，有时差异还很大。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我们在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时，必须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拔任用机制，以防考察失真，用人失当。
建立健全“公德和私德”并重的导向机制
领导干部是国家的管理者，必须同时具有良好的公德和私德。对领导干部而言，公德和私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梁启超曾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耶？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执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这就是说，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公德，必须要“利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利党、利国、利民、利中华民族，如果只管好自己私人的事情，没有国家责任，这只是“私德”好，不算是合格的管理者。有一则寓言，说一个官死了，阎王审理后要治他的罪，官的魂魄大喊冤枉，说“我没有罪，我做官非常廉洁”。阎王说：“我用木头做一个木偶立在庭上，连水都不用给它喝，岂不是比你还廉洁，你除了廉洁之外，一无所闻，这就是你的罪。”于是下令将此官炮烙。这则寓言，含意深刻。为官之人，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责任，私
德再好，亦不能称为“有德之人”，这样的人不能任用。
同样，只有公德，不讲私德，更不能任用。我党历来重视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学习和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经历。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讲出一些利国、利民的大道理，知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为什么仍然有不少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这是因为他们的私德不好，在没有监督的地方，抑制不住体内的“恶”，对上对下不一样，台前台后不一样，说的做的不一样，从而滑向犯罪的深渊。私德不好，是因为不能“慎独”。“慎独”就是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你，有没有法律追究，你的行为都对得起天地良心。古云“三尺头上有神灵”，“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就是说老天的眼到处都是，满天的眼看着地上。能否“慎独”，是判断私德好坏的重要标准。
陶行知先生说：“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和国家之本，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是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的私德更为重要，私德是公德的根本。”此言诚是。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看公德，更要看私德。
建立健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考察机制
司马光认为将权力交给“德才兼备”的圣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圣人，君子也可以，如果圣人、君子都没有，宁愿选择庸人，也不把权力给小人。因为君子有德，其才可以用来为善，才越高，为善就越大；而小人无德，其才是为恶的工具，才越高，为恶就越大；庸人无德无才，就算想为恶，也非常有限。所以，“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但他的这一段话，为“以德为先”作了很好的注脚。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只有“德”而没有“才”，难以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反之，“德”高“才”浅，也只配去做一个好人，而不能当好一个领导干部。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才”而缺“德”，那么他的才越高，干坏事的能力就越强，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德”和“才”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和发动机，方向盘掌握得好，汽车就能正确地行驶，否则就会误入歧途，而且发动机功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强。近些年来，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时，“多蔽于才而遗于德”，片面强调“高学历”、“年轻化”、“胆大有冲劲”，看政绩只看“显绩”，一味追求“政绩突出”，致使一些有“才”无“德”、有小才无大德的“小人”和“庸人”混进了党的干部队伍，这是与“以德
为先”相违背的。
“以德为先”，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用人标准的本质和核心，是选人用人的根本所在，“德”必须驭“才”，“才”必须从“德”，绝不能舍本逐末。建立健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考察机制，就是要从“公德和私德”两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的“德”，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建立健全“德看主流、才看专长”的育人机制
“德”和“才”绝非与生俱来，它需要后天培养。一是在学习中培养，通过学习得到完善和提高；二是在生活中培养，生活是“德”和“才”尤其是“德”的大训练场；三是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对于“德”高“才”不足的人，要以“德”促才，对于“才”高“德”稍不足的人，要以“才”育“德”。
世上没有至纯的“大德之人”，也没有纯粹“缺德之人”，“德”就是一个“善”进“恶”退的过程。有“德”的人，就是能够用自己的“善”去遏制体内的“恶”，使“恶”被抑制、不表现出来。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有的人“德才”平庸，但处事圆滑；有的人“德才”兼备，但棱角分明；有的人工作业绩突出，身上却总有与工作无关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因此，我们的领导者，要了解每一个下属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以善其用。古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不是求全责备，而是说干部一定要在“德”上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要在“才”上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能力。因此，在选拔任用人才时，“德”看主流，“才”看专长，用人所长。德才兼备，破格使用；有德少才，培养使用；有才缺德、无才无德，坚决不用。
建立健全“知耻明辱”的律德机制
对为官者而言，“知耻明辱”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为官一方，如果不知耻，危害的不仅仅是周边人，更是整个国家。所以，管子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对领导干部而言，如果不能“知耻明辱”，那么他的地位越高，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就越大。反之，“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
“知耻明辱”，一靠自律，二靠管理监督。一方面，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把培养辨别荣辱的“羞恶之心”和“知耻”之心当成“立人之大节”，努力做到“行己有耻”，“耻其言而过其行”，自觉培育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法纪，
要像珍惜、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爱护自己的名节，“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人生富贵等物质上的得失是暂时的，好的名节却是不朽的。另一方面，各级组织要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色”。“德心”无法感知，“德行”可以监督。各级组织要将干部的生活圈，喜欢交什么朋友，对金钱的态度以及怎样消费等都纳入监督的范围，从“小节”观其“大德”。官品源于人品，人品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要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让领导干部的德行始终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