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贵州作家综述
“十七年”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一种特有的文学形态。“十七年”文学宣扬一种高昂的革命热情，文学作品政治性突出，指向性强烈，处处体现出一种建国初期人们奋发激昂的激情。地处西南偏远地区的贵州也处于这样的大环境下，并且涌现了诸如石果、傅泽、张克、韦翰（胡维汉）、廖公弦等作家、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紧跟“十七年”时代潮流，表达了对共和国生产建设的拥护和信心，另一方面，在这些贵州作家的作品中，也处处体现着贵州特色，为“十七年”文学增添了一丝地域色彩与民族特色。
石果，（1917—2003），原名何恩余。贵州湄潭人。石果很早就开始了他的创作，发表过长诗《穆家川上》，在遵义的《民铎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辅助线》。新中国成立后，石果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于五十年代在《西南文艺》发表小说《喜期》并获得认可，随即被《人民文学》全文转载，并被编者称为“最标准的短篇小说”。《喜期》主要描写了以叶三娘为代表的老一代人在面临喜事时的那种紧张、惶惑、喜悦情感以及以叶玉珍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面对喜事时的轻松的情感，表现了石果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活动的探索，捕捉了普通人物心理与情感上的波动。《喜期》既按照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体现时代要求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作家自身的艺术个性，小说没有陷入空洞的政治说教，也没有一味的追求作家
个性，因此它形成了一种“范本”式的影响力，被称为最标准的短篇小说，广受好评。这篇小说奠定了石果的文学地位，几乎使他一夜成名。随后，石果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人民文学》发表《风波》、《官福店》等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以至于在当时的文学界有“北骆南石”之说，即是指北方有骆宾基，南方则有石果。由此可见石果在当时的影响力，他成为了继蹇先艾之后，又一位被人们熟知的贵州作家。
石果的小说确实体现了浓厚的贵州特色。“他历史地出现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贵州文坛，又历史地代表那个特定时代的贵州文学，他的创作的成就与不足，都显示着历史的那一页——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与弱点。”1二十年代的蹇先艾，曾因《水葬》中揭露了贵州的野蛮习俗，提出了“批判封建宗法势力的罪恶，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而引起注目，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石果在五十年代再一次将目光对准了贵州社会农村封建宗法势力问题，不仅关注了贵州贫困的经济状况，更是对贵州文化的落后以及种种因素的闭塞导致的贵州封建势力的野蛮性与特殊顽固性做出了描写。因此石果的创作成为了贵州的“典型”，也成为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典型”。
傅泽，（1925—1961），遵义老城北门人。傅泽英年早逝，在
创作刚刚取得成绩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同样是精彩的、曲折的、丰富的。他年轻时受过较好的教育，
1钱理群：《石果创作论》，《山花》1984年第9期。
于解放前考入了贵州大学，并在解放之际毕业。随后傅泽毅然决然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参战的经历使他的创作一开始聚焦于战争题材，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比如《咽喉地带》、《小姐妹们》、《在雪坡上》等小说，就刻画了战争艰苦的环境以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作品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生动逼真、突出细节，深深的打动了读者，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咽喉地带》写的是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我军英勇战士抢修铁路的故事，塑造了军长江超，战士刘明成、秦国安等人英勇无畏的形象。还有一部分战争题材的小说是反映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的，如《号声飞过山林》和《水塔顶上的人》等，刻画了人民子弟兵为国家流血牺牲的壮烈形象，表达了稳固的人民政权的来之不易的主题。
战争结束后，傅泽随即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小说的题材也由战争转向了地方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他的故乡黔北城镇乡村的风土人情因此也成为他写作的主要对象。傅泽从小生活在黔北古城遵义，他的不少亲朋好友都是当地的小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从部队回来后，他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身边的亲友、群众的变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于是他便把这种人民群众的这种进步，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写在小说中。如《第一个星期天》“描绘了陈海山夫妇在合作化运动后，幸福愉快地度过第一个星期天的情景，体现了集体
化是手工业者通过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和得到幸福的道路。”2另外还有《他和潘音的故事》以及《活愚公》这两部小说，同样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贫苦农民翻身做主，对新生活充满信心，思想境界得到了巨大提升的主题。
傅泽的小说创作来自于他自身的切实经历，来自于他所观察
到的人民群众，来自于浓厚的生活土壤，来自己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热爱和赤诚之心。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黔北的风土人情、青山绿水，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战争场景，可以看到新时代带给农民具体的变化与进步，体现了昂奋的革命激情和正确的立场观点。他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界提供了“贵州场景”，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表现范围，对于提升贵州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张克，贵州关岭人。张克是新中国以来，涌现出来为数不多
知名的贵州籍诗人之一。1954年，张克发表了其第一首诗《我
戴上金色的纪念章》。这首诗情感真挚、激昂荡漾，一举成功。
随后，《饮马乌江河》、《唱给乌江》、《早辞沿河》、《脚踏贵州道》、《贵州的山》等诗作陆续推出。这些作品都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性作品。“立足于地域文化基面，自然地抒写朴实真挚的创作激情，敞亮其雄健豪爽的乐感情怀，成了张克这一时期最为动人的诗艺特征。”3
张克本是一名记者，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开始了采访活动，深
2何积全、李子和：《论傅泽的小说创作》，《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
3张嘉彦：《论张克的文学/文化行程》，《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4年2月第1期。
入到贵州的各个区域。1955年，他就当上了《贵州农民报》农村组组长，这期间他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通讯和作品。正是由于他对贵州的乡土社会、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熟稔于心，通过不断的报道，塑立了贵州“公园省”的形象，对提升贵州对外影响力产生了重要作用。他的这种职业特征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他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贵州秀丽的山水美景和少数民族风情。如《早辞沿河》中“回头看沿河/霞光千万道/乌江涛声远/群峰捧日高”；《黄果树观瀑》中的“车过黄果树慢慢开/车窗成了观瀑台······不尽瀑布不尽水/涌涌泻入我胸怀”；《盘北彝家》中的“屋前核桃屋后竹/后山森林前坝谷/一条小路离门去/公社门口汇大路······客人要走/全家苦留/红苕酒、麋子肉/火烧嫩苞谷”。可以明显的看到，前两首刻画了贵州著名的山水风貌，分别是乌江和黄果树瀑布，后一首则描画了少数民族彝族一家送客的场景，将少数民族的热情、真诚、直爽表达的淋漓尽致。
同时，五六十年代弥漫在全国的那种高昂的生产建设激情也体现在张克的诗中，他将这种开拓和建设的激情融入到了贵州本土的乡土建设事业上。如《脚踏贵州道》中“人高山就低/山高路高人更高！/前进不怕弯弯多/向上不怕陡坡高/无路走出路来/小道踏成大道”。多么豪情，多么壮阔。“这种热烈期待和无路踩出路来，小道变大道的宣示一样，预言般地表达出整装待发的贵州自然宝藏和新型的贵州地域文化亟待一代新人加以开发和光
大”4。
张克的诗歌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1956年，他的《采棉姑娘》一诗被收入中国作协在建国
后所编辑的第一本《诗选》中，同年他被选为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委会委员；被推选出席了由中国作协和共青团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他的影响力开始扩散到全国。
韦翰，（1930—），原名胡维汉，贵州安顺人。“十七年”时
期是韦翰创作的起步阶段，尤其是1955年至1963年，韦翰以贵州农村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韦翰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小说《团结沟》，这篇小说表现了“解放以来各兄弟民族在党的伟大民族政策下，消除了隔阂，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的动人事迹”5。小说发表后，由于其主题鲜明，手法新颖，受到了文坛的关注。至此，韦翰的作品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在“十七年”这一阶段，创作了丰富的作品。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题材。第一是以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中的英雄人物为写作对象，将社会中这种重大的变革引起的农民心理的变化反映在小说里，如代表作品《山里的声音》。小说选取了清匪
反霸、土改前后几件事情，较为成功的表现了杨老岩从农民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第二是以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为背景，描写广大农民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做主的这种变化。如小说《山寨两朵4张嘉彦：《论张克的文学/文化行程》，《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4年2月第1期。
5《韦翰传略》，贵州作协编《文学窗》，1985年第1期。
花》、《优胜者》、《映山红》等。《山寨两朵花》写两个农村姑娘阿兰和吴阿梅，为了突破女性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局限，主动学习犁田，并进行技能表演的故事，展现了农村农民生产火热的积极性。《优胜者》写小伙子贵生和姑娘谢兰进行劳动比赛，展示了一代农村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着眼于平凡的农村日常生活，着意描写和讴歌农村新的人际关系、劳动组织、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有一定的认识和审美价值”6。第三类题材则是以写农村严峻的阶级斗争为内容，韦翰显然是受到了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的影响，对这类题材的书写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韦翰的小说为时代而作，贴近现实生活，格调高亢明快，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总体来说，“十七年”时期，韦翰的创作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还未达到成熟的标准，但是依然体现出较高的水准，在主题、语言和形式上都拿捏的非常准确。他是“十七年”贵州小说的另一代表，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为丰富贵州文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廖公弦，（1937—2003），原名廖华钊，贵州绥阳县人。1956年，廖公弦在诗坛上开始了他的第一声歌唱，在《贵州文艺》第18期上，发表了处女作《乡亲，多谢你们的邀请》和《河滩上的姑娘》。“从此，他以清新的笔触步入了诗歌创作道路。陆续写出了《壁中太阳》、《红军菩萨》等作品。”“廖公弦的诗，就像清澈可见、淙淙作响的山涧小溪，以它清新而浓郁的色彩和气息，
6秦家伦：《韦翰小说创作论》，《当代文坛》，1990年第3期。
深深地吸引着读者。”7
廖公弦的诗歌创作大多集中于1957年至1964年间，这一期间的作品大多集结与诗集《山中月》。这本薄薄的诗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使廖公弦的声名得以远扬。其中《山中月》这首诗获1961年《羊城晚报》创作奖，成为廖公弦进军诗坛的标志。他的诗歌取材于家乡的生活与劳动场景，体现了贵州自然和人文之美，并且诗歌语言朴实自然，运用了大量的口语，使得诗歌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在“十七年”期间，由于政治性是文学创作的首要因素，因此要使诗歌这种感“浪漫”的文学体裁既能响应时代要求将作品的政治性突出，又能够在诗歌中塑造出韵味，体现出趣味，则是非常考验诗人功力的地方。廖公弦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歌一方面反应建国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自觉的追求韵致，正如学者所言“廖公弦的趣尚何在呢？我以为他首尚情趣，次尚理趣。”8正是这种情趣和理趣的结合，让它的诗歌不单调、不呆板，充满活力。
20世纪80年代初，由全国三十多家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协作，茅盾、周扬、巴金等为顾问，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在这本资料中，贵州仅有的一册仅选取了两位作家，分别是蹇先艾和廖公弦。足以见得，廖公弦在当时的贵州确实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贵州作家为新中国文学增添了贵7雨佳、莫贵阳：《涧水清流化诗情——论廖公弦的诗歌创作》，《山花》，1979年第10期。
8张劲：《论廖公弦诗的情趣和理趣》，《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