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第６１卷第６期
２００６年６月Ｖｏｌ．６１，Ｎｏ．６Ｊｕｎｅ，２００６
中国区域规划的演变与展望
胡序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在回顾了中国区域规划发展和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基础上，阐述了在不同时期按不同
名目开展的规划内容和特点，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部门间竞相争夺规划空间的现象及其形成的
国情背景。在展望未来中国区域规划发展将面临大好机遇的同时，着重就理顺规划体系、调
整规划管理机构、制订区域规划法规、增加规划内容、改善空间管治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具
体建议。
关键词：区域规划；国土；城镇体系；中国
１历史回顾
区域规划是空间规划系列中的重要环节，其在空间管治和综合协调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中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１．１自原苏联引进的区域规划（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中国最早的区域规划是在“一五”期间从原苏联引进的，是在联合选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更好地安排大批原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在１９５６年中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搞区域规划［１］。接着由国家建设委员会（简称，国家建委）公布了《区域规划编制和审批暂行办法（草案）》，曾在茂名、个旧、兰州、包头等地进行了区域规划，主要由建筑和工程技术的专业力量承担［２］。
１９５８年开始“大跃进”后，各地大办钢铁，大办地方中小企业，以工业和城镇布局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规划开始在不少省区和地区展开，部分经济地理专业力量也开始积极投入区域规划研究领域。但时间不长，１９６０年即因“大跃进”失败而告终。在区域规划长期中断后，从事区域规划研究的经济地理界就转向区域生产力布局的综合调查研究［３］。１．２自西欧和日本引进的国土规划（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中央领导人出访西欧考察时，发现西欧国家特别重视国土整治工作。１９８１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搞好我国的国土整治”的决定［４］，引起当时国家建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举办了由各省市建委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国土整治研究班，请各方面的专家做报告，共同探讨国土整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当时对国土和国土整治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国土只看成是资源，或等同于土地，把国土整治狭义地理解为治山、治水。我们主张国土是指国家主权管辖范围的地域空间，国土既是资源也是环境，搞好国土整治，就是要对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加强综合协调和规划管理，要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在地域空间的综合协调作为国土规划的中心任务，并提出国土规划可分为全国和地区的不同层次，地区性国土规划也就是区域规划［５］。当时的国家建委领导人基本上吸纳了专家们的意见［６］，１９８１年成立了国土局，１９８２年国家建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合并后，国土局也转到了国家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０６；修订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胡序威（１９２８－），男，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顾问，建设部城乡
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资深会员，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本文主要内容曾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香港大学召开的“中国＇十一五＇规划城市发展论坛”交流。Ｅ－ｍａｉｌ：ｈｕ＿ｘｕｗｅｉ＠１２６．ｃｏｍ５８５－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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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在京津唐、湖北宜昌等１０多个地区开展了地区性国土规划的试点。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参照日本的经验，编制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与此同时，在许多省区都开展了全省和地市一级的国土规划，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１年，在全国范围出现了国土规划的高潮。
其后由于政府领导人的变动和机构的调整，使国土规划工作开始走下坡路，直至一度销声匿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委的多数领导人只重视发展规划，对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致使国土规划始终未能建立相应的法规作依托。《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未经国务院审批，即以国家计委内部文件形式下发参照执行，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地上报国家计委的大量国土规划成果也多被束之高阁。１９９１年国土规划司与地区经济司合并为国土地区司后，逐步转向以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为重点［７］，至１９９６年国土规划工作已完全停顿。１９９８年国家政府机构调整，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司改为地区发展司，将国土规划职能划给新设立的国土资源部后，因遇困难而多年未能启动。正是由于以上这些人为因素，使我国很有生气的国土规划工作中途夭折。
尽管当时的国土规划尚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对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将沿海和沿长江作为一级开发轴线，把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闽东南，以及长江中游的武汉周围和上游的重庆－宜昌一带均列为综合开发的重点地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８］。在京津唐国土规划研究中所提出的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向滨海推进的战略，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天津市重点开发滨海新区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对北京曾建议严格控制作为首都重要污染源的首钢等重化工业的扩建，将其转移到唐山滨海去发展。但当时未被北京市和首钢采纳，直至近年才决定将首钢搬迁至唐山曹妃甸深水港区，被延误了约２０年，使首钢石景山厂区的钢铁生产规模由１５０万吨扩大到８００多万吨，需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说明不能忽视国土、区域规划的作用。
１．３国内主创的城镇体系规划（１９９６￣）
中国的城市规划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由建设部门负责组织，主要由建筑与工程院校培养的规划技术力量承担，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大批地理专业力量参加。进行城市规划不能就城市论城市，需要从较大的区域范围分析该城市在不同层次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定位离不开区域，这几乎已成为全国城市规划界的共识。所以城市规划界一直很支持区域规划，在缺乏以区域规划为依据的情况下，就要求先编制城镇体系规划。１９８４年颁布的城市规划工作条例首次提出直辖市和市的总体规划应当把行政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合理布置城镇体系。１９８５年山东济宁等城市率先编制了市域城镇体系规划。１９８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将城镇体系规划纳入编制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９］。当然，这种主要为城市规划服务的城镇体系规划，只具有陪衬性质，其规划内容往往缺乏深度和精度。
在全国普遍开展国土、区域规划的高潮时期，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同时也受国家计委的领导，由建设部门负责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成为国土和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在分析预测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与水平的基础上，着重规划论证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向，以及与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为体系内各城市的发展进行定位［１０］。
在国外有城镇体系研究，却很少听说有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城镇体系规划也可以算是我国主创。虽然我国的城镇体系规划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但当时主要作为区域性的专项规划，尚未具有综合区域规划性质。直到国土与区域规划停顿后，由建设部门组织推动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才开始向区域规划方向发展。在原有规划内容基础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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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城镇体系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划分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和保护区以加强分区空间管治功能等内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几乎在全国各省都开展了具有上述区域规划性质的城镇体系规划。至于后来在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群规划，更属于以城市为主的区域规划类型［１１］。所以，继国土规划以后由建设部门开展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群规划，也可以看成是区域规划在中国的演变或历史延续。
２对规划空间的争夺
当前在我国存在着与规划管理权限有关的对规划空间竞相争夺的现象［１２］，其形成有以下国情背景。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资源配置至今仍主要由政府在操纵。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虽已进入市场，但在土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政府仍在起着主导作用。有些城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以低地价征用农民土地后，再以低于成本价的土地出让给外资企业，导致土地价格的严重扭曲，从而使区位条件和级差地租相差悬殊的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发达地区城市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之间，完全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城市建设所需投资主要靠银行贷款，除以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作担保外，还以城市政府所掌管的建设用地作担保。城市政府通过土地的经营也可为城市建设提供部分资金。所以土地已成为当前政府经营城市和发展城市的重要资产，城市政府总是想尽量多征用一些农村土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以扩大归政府掌管的国有土地资产。无可否认，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廉价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和廉价雇用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从事建设亦为重要因素。
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为改变我国以往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而影响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不旺的局面，在“十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积极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对发展城市的积极性。但有不少地方政府不是将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增加城镇的就业岗位，为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积极创造条件，而是热衷于扩大城市规模，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不少地区提出城镇化发展的高指标，不少城市提出要把城市做大做强的口号，都是为了急于扩大城市发展的用地空间。
由于宝贵耕地被大量占用的情况日趋严重，我国对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也越来越严格。现今要想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都要求先有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作依据，因而编制各种类型的空间规划已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民营企业比重的提高，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增大，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一般多转向指导性，主管发展规划部门对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已明显弱化，空间规划已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过去只重视发展规划不重视空间规划的部门也开始将空间规划列为今后的规划重点。加以在与编制空间规划相关的部门之间尚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从而引发了对规划空间的争夺。尤其是在区域规划方面，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三大系统现都在同时开展类似性的规划。２．１建设部系统
有许多城市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和扩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求对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以扩大城市的规划区范围；或委托规划研究设计单位研订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为扩大城市的规划空间创造条件。有些城市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将原属市代管的某些市县划为市辖区，名正言顺地扩大城市发展的规划区范围（如广州、杭州等），有些城市将市辖区规划与市域规划结合在一起统称城市规划。总之，上述这些主要由城市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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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的在原有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上向外成几倍地扩展空间的规划，应属城市型的区域规划。此类规划一般都是在以城市政府为甲方以规划研究设计机构为乙方的承包关系下进行的，肯定需要较多地体现城市政府的主要意图，而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由于各城市都想尽快地发展自己，在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往往存在着不少矛盾，需要在较大区域范围内进行城市间的整合协调。为此有不少省市由建设部门组织跨行政区的城市群规划（如珠三角城市群［１３］、山东半岛城市群［１４］）或都市圈规划（如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等）。这类规划不仅要协调城市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较全面的区域规划性质。为了适应城市规划向实质性区域规划发展的形势，正在争取以《城乡规划法》替代《城市规划法》［１５］。
２．２国土资源部系统
任何空间规划最终都要落实到土地。国土部门运用《土地管理法》所赋予的土地管理权，首先将重点放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将城乡建设的用地规划服从于土地利用规划。第一轮的全国不同层次的土地利用规划，主要突出保护基本农田，要求在扩大建设用地的同时保持耕地的动态平衡，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指标有些不切实际，使各地的规划指标很快就被突破。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的修编，增加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对土地需求的预测，本着节约用地、集约用地的原则，进行土地供需的动态平衡，对农林牧、工矿、城乡建设、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用地进行统筹安排，同时还增加了因地制宜进行分区管治的内容，使其向区域规划进一步靠拢。
在国务院将国土规划的职能划给国土资源部后，因该部的工作重点是管好土地、矿产、地下水和海洋地质等国土资源，专业性较强，要承担以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的综合协调为中心任务的国土规划，感到工作难度较大，且在本系统内也缺乏这方面的规划技术力量，所以迟迟多年没有开展此项工作。直到２１世纪初开始出现部门间争夺区域性规划空间的苗头后，国土部门才意识到，再不抓国土规划将无法向国务院交代。所以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先选择深圳和天津二市开展市域国土规划的试点［１６］。因当时这两个市的城市规划和国土管理机构正好合在一起组成规划国土局，可调用城市规划的技术力量参与国土规划，而且以国土规划作为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某种补充，可避免二者的完全重复。接着又选择广东和辽宁二省开展省域国土规划的试点工作，并开始着手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的前期研究，地理界也已为此投入不少力量。
２．３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系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已改称五年规划。发改委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定格为对空间规划具有约束功能的总体规划，同时正式打出“区域规划”旗号，把区域规划放到空间规划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位置［１７］。先从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抓起。作为省内跨市县的区域规划试点，在湖南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２００４年编制完成了由省发改委负责组织、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具体承担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接着由湖北省政府和河南省政府分别通过省发改委组织地理界和经济界的力量进行武汉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的规划研究，国家发改委则正在组织本系统和地理界的规划研究力量开展跨省市的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等区域综合规划研究。国家发改委还草拟了《规划编制条例》试图理顺各项规划之间的关系，因其内容与早先由国家公布的城市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有矛盾，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今未获国务院批准。
以上这种部门间相互争夺区域规划空间的现象，尽管名目不一，各有侧重，但其内容多大同小异，导致大量工作重复，资源浪费，各搞各的，互不协调，甚至各不认账，严重影响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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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未来展望与建议
我国已开始进入新的“十一五”规划期，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至２０１０年全国的人均ＧＤＰ将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而且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更加协调地发展。搞好规划协调，管好地域空间，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要“统筹做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１８］，且将区域规划列为空间规划的首位，这说明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正面临空前的大好形势。前面所分析的对区域规划空间的争夺现象，也可以从反面证实各界对区域规划的重视和客观需要的迫切程度。当前我们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更好地推动区域规划工作的全面发展，当然对现存的某些混乱局面也必须进行有效的整治。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深化改革，理顺规划体系
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要使土地的征收及其使用权的转让能真正体现市场价格的地域差异。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政府与企业管理和资产经营的进一步分离，把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包括管好所辖地域空间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完善对政绩考核评估的标准和制度。健全政府在制订规划、政策和重大举措过程中的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民主监督机制。
对现行规划体制和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应先着力于理顺各种规划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我国多年来形成的规划体系，存在着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两大系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或产业发展战略等，属发展规划系列；全国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属空间规划系列（图１）。发展规划对空间规划具有导向作用，会涉及空间发展方向的内容，但不可能取代具体的空间规划。发展离不开建设，任何开发与整治的建设活动，包括被禁止或限制的开发建设活动，都得落到一定的地域空间，与不同地域的具体条件密切关联。因而也可把空间规划看成是发展规划在空间的落实。空间规划不仅要在发展规划或发展战略指引下，统筹安排不同地域空间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而且还要以动态发展的观点预测空间演变趋势，以便及早采取趋利避害措施，防患于未然。所以，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二者应相互密切配合，彼此衔接协调。若能将各方规划力量组合在一起，统筹规划，更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论是全国、区域或城市的发展和空间规划，均属综合性的总体规划。由国家和省、市、县各专业部门编制的专项规划，一般多含有发展和空间布局两方面的规划内容，需由发展和空间总体规划分别进行综合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规划的指导性比重增大，主要就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和布局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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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不同层次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相互关联框架
Ｆｉｇ．１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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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则性、政策性的规划要求及某些非指令性的规划指标，其内容相对有所虚化，而空间规划的约束性任务加重，要求逐步将空间约束能最终落实到土地。因而使我国规划体系的工作重点开始向空间规划倾斜。当前在我国空间规划系列中，管理问题较多、工作基础较弱的环节是全国和区域层次的空间规划，尤其是跨省市和跨县市的区域规划。整合规划力量，调整规划机构，明确分工合作，加强全国和区域空间规划，已提到重要议程。
建议在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在国家和省市两级政府设立综合性的规划委员会，统一负责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综合协调管理和实施。除承办原由发改委承担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长远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外，整合和充实空间规划力量，积极开展全国和区域空间规划，并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密切衔接配套，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在不同地域层次的空间综合协调。现由建设部门主持开展的全国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及由国土部门主持开展的土地利用规划，均应共同参与全国和区域空间规划的综合协调，其规划管理机构可受各自主管部门和综合规划委员会双重领导（后者侧重于业务协调）。开展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应在自愿、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由各方参加的区域协调委员会，根据共同关心的问题，组织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国家规划委员会对跨省市的区域规划，省规划委员会对跨县市的区域规划，主要起着推动组织、协调利益和监督实施的作用。城市政府多设有综合性的规划机构主管城市空间规划，应将城市的发展规划也纳入其中。高度城镇化的城市型区域规划内容扩展到以城市群规划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规划，需与土地利用规划密切配合。城镇化水平还不高的县域空间规划，应以土地利用规划为重点，统筹县域发展规划与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愈靠近基层愈显示其重要性，可把高层次空间规划的各种用地控制指标落实到具体的土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应将大比例尺的土地利用规划图逐步从县域落实到乡镇。
３．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多方面的统筹规划协调
区域规划的内容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和完善。我国早期的区域规划侧重于工业、城镇布局和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编制的国土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已开始重视资源、环境问题和生态效益。新时期的区域规划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搞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区域间、城乡间更全面的统筹规划协调。应体现以人为本，增加有关社会公平、社会就业、社会服务、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规划内容。要考虑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防止区域间、城乡间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要驱使发达地区在加速产业结构提升转型的同时，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要鼓励城市和工业适当加大对农村、农业和生态保护区的反哺力度，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对困难地域和困难社会群体有所照顾和倾斜。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已可逐步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仍应以据点式或点轴式发展为主，小城镇建设宜先集中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农村建设应先着重于改善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除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工程性基础设施外，还应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性基础性设施，后者对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居民差别有更重要的意义。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不能只限于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对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方面的人文环境也应给予足够重视。要把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也放到与自然环境保护同等重要的地位。
要搞好以人为本的规划，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不仅要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方利益代表的意见，还应争取及时公布规划方案，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真正做到让广大社会公众参与规划，以求得到多数公民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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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１３．３进行有效的规划实施和空间管治
完成规划编制不是最终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按规划实施。在法制社会要使区域规划真能对区域空间的科学管治发挥应有的作用，需有法律作支撑。应在理顺空间规划系列的基础上，及早制订《区域规划法》或《国土与区域规划法》，并对现行的《城市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某些相应的修改，使三者相互衔接、协调整合，赋予空间规划系列以明确分工的法定地位，将有利于依法执行和监督规划实施［１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区域规划对空间进行有效管治，应包涵弹性适应空间和刚性约束空间的有机结合。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多种不确定因素，不能将其发展空间定得过死，应允许其有较大伸缩空间。对重点开发空间只需指明引入产业的大致方向，并为其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对需要进行改造和重新优化组合的空间，应根据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优化转型的要求，提出框架性的产业进退和人口迁移的调控方案，不宜规定得过细。对于明确限制某些产业进入的空间和严格禁止开发建设的空间，则属于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划出红线的刚性约束空间。区内外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对空间演变有重大影响，若想对要素流动进行合理的疏导，需要考虑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在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尽量采用遥感图像、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动态模拟、空间动态监测等空间技术，深入了解地域空间动态演变的客观规律，以提高规划管理的科学性。
中国的区域规划工作，若能抓紧当前的大好机遇，沿着前面展示的方向发展，在拥有世界１／５人口、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大地，必将呈现出区域规划空前鼎盛的光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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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ＮｉｕＨｕｉ＇ｅｎ，Ｈｏｗ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ｎ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０４－０９－０４．［牛慧恩．空间规划怎样才能不打架．中国经济导报，２００４－０９－０４．］
６１卷
地理学报
５９２
［１３］ＦａｎｇＱｉｎｇｆａｎｇ，ＣａｉＹｉｎｇ，ＺｈｕＧｕｏｍ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Ｃｉ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９（４）：１４－１７．［房庆方，蔡瀛，朱国鸣．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简介及编制工作回顾．城市规划，２００５，２９（４）：１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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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ＨｏｕＹｏｎｇｚｈｉ，ＦｅｎｇＪｉ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０５－０２－０１．［侯永志，冯杰．中国需要制定规划法．中国经济导报，２００５－０２－０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ＵＸｕｗ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ｉ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ｏｒ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ｂｅｈｉｎｄ．Ｂ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ｓｕｃｈｉｓｓｕｅｓ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 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 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统一。 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 6.商品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
2020高考语文毕业班第二次诊断性检测 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籍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3.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0. 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4.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5.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一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有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
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作业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地名之间的关系 第一，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的关系。 古代政区的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山川形便，将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政区与自然区的重合，有利于加强管理。比如说元明清以来的省制和自然环境就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河南省指黄河以南，山西指太行山以西，湖南湖北一洞庭湖为分界线等等，以此作为分界线不仅有利于管理，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抵御自然灾害，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第二，古代政区演变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政区划分的变化与历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密切相关，主要行政区划的变化与政权交替都有着密切关联。最为行政区划中的第一等级的政区，经常会变化很大，这与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权力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的趋势，这就要求地方权力的不断的削弱，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划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区演变必然是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皇权强化趋势一致，换句话说，政区演变服从于政治制度。举个例子，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在刚开始时这种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春秋末期，这样的国中之国的政区却失去了他原来的效果，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的进行攻伐，使得这种分封这种中央统治地方的方式受到了彻底的破坏，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种与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政区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郡县
制。 第三，古代政区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农业经济区的划分与土壤、山河、气候等影响与自然区相吻合，一般来说一级行政区与经济区在元代以前是相吻合的，但元代以后受到政治影响，但县级政区在大多少数地方都与经济区相吻合。地方行政区的最大的职能是解决职能，替中央或上级机构在一定区域内组织经济生产和征收税负的任务。在许多的情况下一级政区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便于中央收缴赋税。聚敛财富，而且，政区的划分大多是以经济指标来划分的。人口是古代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政区以及行政等级的依据。举个例子宋代时设立的一个监云安监是为了生产盐业而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样的政区的设立其实是为了生产的需要，为的是进行经济活动。 第四，政区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往往会考虑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往往会把同一种文化的的地方划分在同一个政区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得考虑文化的认同感。从另外一面出发，政区一旦划定了，就会在这个政区里面形成一定的文化，或者是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得到了加强。民俗是政区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假如在一个政区内存在着不同的几种文化，几种认同感，假使有一两种文化在认同感上是冲突的，那么会造成政区内的不稳定，甚至爆发械斗之类的事件，这不利于政区的统治和统治者的意愿，因此在划分时会尽量的避开不同文化划分在同一政区内的决策。举个例子，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因此在政区划分时尽量避开。清代时期，广东设立的十个府里面有潮州府和其他府，是不会把讲潮州话的县置于讲粤语，或是讲客家话所管辖的州府的统治下，这不仅加强了潮州府内的文化认同感，也避免了不同文化在同一政区内的冲
中国商法的演进--评20世纪中国商法中的两个重大问题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仲裁员律师 回首20世纪中国的商法发展史，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商法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跳跃性。从20世纪初期的商法西化到80年代商法的大规模移植，商法的发展似乎没有自己清晰的脉络。每一次商法的勃兴都是从西方化开始，商法与中国自己本土经济联系的似乎并不十分紧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商法本应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然而当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商法时，不得不从西方引进商法规范。商法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性。可是，当我们反过头来观察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改革的里程后，也不难发现，商法的这个特点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商法只不过是将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西方规则加以定型罢了。 随着商法的一次次勃兴，一次次消沉，中国的商法研究也一次次地勃兴，一次次地消沉。有意思的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界关注的商法问题与20世纪下半期中国学术界关注的商法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现代意义上民法典的编篡，人们开始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展开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在20世纪的下半期，人们重又拾起这个话题，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有趣的是，现在人们提出的理由与20世纪上半期学者提出的理由几乎一致。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确实说明在我国有些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站在新世纪，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今后商法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人们长期讨论的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真正的内含是什么？ 任何讨论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都是有益的，但这是针对"真正的学术"讨论而言的。对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争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中华民国时期，为了编纂民法典，人们自然而然地需要考虑西方传统上属于商法的内容是否需要容纳到民法典中。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讨论的结果是，我们需要制订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这个民法典性质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以及海商法的内容。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争论中，人们自然提出并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异同问题。然而，今天看来，双方提出的理由对民法与商法自身的发展并无多大的帮助。几十年来，民商法的这种格局在台湾仍然存在，人们并未因这种所谓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而大感不便。可以说，立法者一时的决策决定了台湾现行民商法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民商合一完全是"立法模式"之争，它是商法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如果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到这一问题上面，不仅不能使所讨论的问题深入下去，而且会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立法速度。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问题逐渐异化。这个传统问题的已经不仅仅是模式问题，而成了"法律部门问题"，"法律制度问题"。民商法关系的这种变化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因为只有我国的学者对"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的分类方式如此热衷，以致于用学术上的分类方法来代替立法上的模式选择。有的学者认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是民法与商法分属于两个法律部门。而法律部门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对现行法律规范所作的划分。由于民法与商法的调整对象不同，所以民法与商法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那么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法律部门是学术界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对现行法律规范所进行的一种极其含糊的分类。即使同属于一个法律部门，也未必都放在一个法律文件中，法律文件不等同于法律部门。民法与商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对民商立法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这种争论与当初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争论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典型的"老瓶装新酒"，
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变迁 中华上下五千年，漫漫历史，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地位发生着变化。 秦朝兴盛时，罗马帝国尚未崛起，其可谓当时世界上领土人口第一大国。其为后世确立了封建基本制度。大概的确定了中国的版图。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但关于地位问题很难定义，教科书式的回答让人反胃，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应该说当时它对世界周边影响不大，除了跟临近的少数民族打打外，万国来朝的局面没能出现。所以其在中国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汉朝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文明，与同时期的贵霜，安息，大秦并称为“四大帝国”。丝绸之路在汉朝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华夏族人重新控制了“丝绸之路”，夺回了世界贸易的至高点，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叛乱。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 三国时期,当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已经强盛到顶点而衰败,罗马各地相即暴发了农民起义,罗马帝国的统治摇摇欲坠. 当时的罗马帝国还属奴隶制度,而中国早在前221年就演变为封建制度.美洲的文明帝国此时尚未建立，三国时期的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晋朝时期，历史却也并不平淡，它的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三省制，这是隋唐三省六部的基础。此时经济南移，使得了大运河的出现，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进步。
汉朝至南北朝时期我国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及地位，1、蔡侯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中亚、北非和欧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为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2、地动仪。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可以准确地测定地震方位，欧洲知道18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地震仪。3、圆周率。南朝宋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数字的人，这个数值早于欧洲1000多年，被称为“祖率”。4、“祖公理”。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曾推算出计算球体积的公式，现代人称之为“祖公理”，直到17世纪，一位意大利数学家才重新推算出此公式。 隋唐文化灿烂辉煌，它不仅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史上的高峰，而且处在世界发展的领先。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艺术、音乐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比作一个抛物线，唐朝无疑实在最高点，以后再也没有那个时期可以达到或超过。 宋朝时期，在政治上，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增加了文官的职务；同时，削减的军队的数量已经军费开支。但造成了宋代军事力量的弱化和冗官，冗费的局面，这为后世朝代统治提供了借鉴。 经济上，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已达到了封建统治下经济发展的顶峰，打破了市坊界限，开放集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文化上，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宋朝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以朱熹等人为首的理学思想家提出的抑制人的私欲和三纲五常等思想对后来封建专制统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一)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中国商法孕育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巨大历史性跃迁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使商法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中国商法学应运而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商法学，与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坎坷过程。其隐现兴抑，无不与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伏波荡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伫立于世纪的转折点上，回首审视中国商法学在一个世纪里所经历的沧桑演变，展示中国商法学在波澜壮阔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历程，是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学力所限，本文无意对百年中国商法学具体理论和各种学说的源流演变作史的铺陈，也不准备对商法学家在一个世纪里所表达的意见观点进行综述，而仅仅是对中国商法学在二十一世纪产生、发展、消失和复兴的过程作宏观性描述的一个初步尝试。中国商法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但是，中国人对于商法的关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就已经开始了。 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的驱动下，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试图了解那个陌生的“西洋岛夷”，探寻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批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出现了。如林则徐的《四洲志》、姚莹的《康〖HT5，6“SS〗车〖KG－ 3〗酋〖HT〗纪行》、
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陈逢衍的《英吉利考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对西方的商事制度已有所了解并作了简单的介绍。例如，对于西方的公司制度，他描述到，”西洋互市广东者十余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相分，其局大而联“。西方各国”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舰炮，修河渠，占埠头，筑廛舍，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非公司不为功“〔1〕。可见魏源对于公司这种商事制度的作用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另外，《海国图志》对西方的保险、银行制度也有所介绍。虽然魏源十分赞叹这些”夷制“的精巧与实用，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与工业生产力相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法律制度也视为应师的”夷之长技“，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也没有提出采用和学习的明确主张。 1861年后，为适应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需要，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化学和天文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AdrienBillequin）翻译了刻版刊行后名为《法国律例》（CodeNapoleon）一书。〖BFQ〗《法国律例》包括了《刑律》、《刑名定范》、《贸易定律》、《园林则律》、《民律》、《民律指掌》六个部分。其中的《贸易定律》“系陈明一切商贾交易之事，并于一切运载各货或系雇赁车船，并车夫水手及铺户生意赔累倒行打帐等事，均归《贸易定律》，因案例衡之”。〔2〕《贸易定律》实际上就是《法国商法典》的简译本。光绪三年八月，〖BF〗驻英公使郭嵩焘从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语)。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这些现象都显示，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选编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平民的盛世：宋代》)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宋代以前的老百姓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只能选择起兵造反或是疆场立功的道路。
《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中国商法发展的启示 《美国统一商法典》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商法，是商法跨入现代商法的时代标志，其现代性表现为美国调整市场交易的法律是内外一体的，是与国际交易规则相对接的。我国对《美国统一商法典》经验的吸取，更多不是具体法律制度、条文和形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其所体现的现代商法的精神上，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因为我们一旦掌握了商法的现代化精神，就可以在对传统商法精神的整合中处于主动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抵制来自传统商法精神的排斥、侵蚀和破坏，主动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化解措施，借鉴现代商法精神，实现我国商法后来居上的目标。 一、法律移植 对于国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经验，法律移植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借鉴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点会消失殆尽，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经济程序，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国际比较法法学会主席克雷波教授关于法律移植论述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领域，法律规则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念的，在财产法或劳动关系法领域的某些社会价值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的法律移植，即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这种价值的其他法律管辖区中，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商务活动领域，并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别。以至于不同国家的观念就不能交错繁殖。”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商法是直接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经济生活的需求，符合经济主体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为美国法律的产物，更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联合国的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在对《统一商法典》进行研究后指出：《统一商法典》作为一个基础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第九篇（即担保篇）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中最为现代化、最为合理和最为完整的担保制度。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亦不明确，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选择以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立法模式，则在立法技术上不必拘泥于民法中基于家庭人身和财产关系形成的各种伦理性原则，而是更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使之受之于商法基本原则及调整手段的约束，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需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正如施米托夫所论述：“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识。这个法律部门相
如何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如何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评价一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依据；二是外部世界。一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是影响该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 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
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总的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世界怎样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日益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几乎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在朝核、伊朗核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解决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 三、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中国没有单独的商法典，对商法学的研究长期依附于民法而进行，因此不但使中国商法学的研究长期徘徊不前，而且对商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一直没有取得共识。20XX年9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从而标志着商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开始获得社会的认同。对商法学的研究也开始步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20XX年9月10日至22日，笔者应邀到广岛修道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校期间，受到儿玉正宪校长、川内刕副校长、法学部丰田博昭部长、大贺祥充教授、藤井隆助教授、王伟彬副教授、国际交流中心课长大津章先生、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熊谷次紘先生等诸君的热情接待，在此深表感谢。根据安排，笔者为广岛修道大学的部分学生作了“中国的民商法律制度”的演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学部助教授铃木正彦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整个演讲活动，并与我多有交流，使我获益匪浅，对此表示感谢。演讲结束后，铃木君嘱我将演讲内容整理一下，以作交流之用。回国后根据铃木君的建议，我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减，由我校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周超先生翻译成日文，不足之处谨请各位指正。 一、关于商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对商法学的研究比较活跃，新观点较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一）关于商法的独立性问题。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决定商法是否能够独立发挥作用和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基础。而商法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商法商法能否在内容上能否区别于民法而独立存在。关于民法与商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价值取向不同。所谓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当法律所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价值取向主要涉及到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民商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之所以为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确认，除了二者在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外，二者在价值向上也具有显著不同。调整对象的差异固然可以直接界定
八年级历史上册期中检测试题 （全卷共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一、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题2分，共60分） 1．英国人安德鲁?翰德森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机会，可以使我们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的条件。”对这句话最准确的理解是（） A．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B．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想报复 C．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走私 D．英国以禁烟运动为借口发动战争，借机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2.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 A.英国军队 B.英法联军 C.美英联军 D.八国联军 3.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其开始的标志是 A.金田起义 B.永安封王 C.定都天京 D.天京事变 4.“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持这种观点的派别是 A.顽固派 B.洋务派 C.维新派 D.革命派 5.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掀起了救亡图存的 A.太平天国运动 B.洋务运动 C. 维新变法运动 D.新文化运动 6.它是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它是 A.戊戌变法 B. 义和团运动 C. 护国战争 D.新文化运动 7.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地点是 A.广州 B.武汉 C.日本东京 D.南京 8.他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武装反清斗争，屡败屡起，百折不挠，使民族民主革命成为波涛汹涌的时代潮流。他是 A.秋瑾 B.章炳麟 C.陈天华 D.孙中山 9.“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独立，独立，中国岂是鞑子的！”材料反映的是 A.洋务运动 B.辛亥革命 C.二次革命 D.护国战争
结合国际形势新变化，谈谈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认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 方面，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对外联系愈益密切，各种信息愈益畅通，我们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一形势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更有效地开展国际斗争，就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一、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造成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最主要根源。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的世界毕竟不是美国一家可以独霸天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还在继续增长，多极化趋势仍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我们对于国际局势的一些基本判断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说，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仍为我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平外交，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遇。应把国际形势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向大家讲清楚，使干部和群众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既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主流及我国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增强信心，抓住时机，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同时也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不可预测性及我面临的挑战，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二、如何辩证看待多极化和全球化问题 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发展，既反映出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也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它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不能自动促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反，它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强化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的发展也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目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在加快，这是我国在应对全球化问题上作出的一个战略性选择。 三、如何看待当前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中国的崛起成为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因素。国际反华势力从根本上不愿看到我发展壮大，利用台湾、西藏、“人
第一部分 专题作业和课堂讨论建议选择以下几个问题探讨和发表意见： 、我国商法基础理论、商事通则制定、商事主体制度问题（商法总论专题） 、我国公司股权和控制权纠纷问题（公司法专题，结合最高法院地典型案例）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公司机构完善等问题（公司法和证券法交叉专题，结合我国公司治理和证券市场地实践、存在问题，结合最高法院地典型案例）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我国企业破产法理论和实践问题（破产法专题，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基本理论、制度、实施现状、重点、难点）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我国证券法对投资人权益保护和投融资机制完善问题（证券法和金融法交叉专题，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地功能、投资人权益保护、投融资机制改革、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发行审核制度地存废，结合最高法院地典型案例）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证券投资基金法（关注法律修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和运作机制等）、我国保险法问题（结合我国商业保险体制改革，结合保险功能、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地关系，被保险人权益保护问题，结合最高法院地典型案例）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第二部分 近年来我国商法学研究会将以下问题列为年会地热点问题，反映了商法研究地基本动向：一、（）：重庆，重庆大学 本届年会地中心学术议题是“改善民生与商法发展”，具体课题有四：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包括商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地实施评估与研究 .票据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研究 .民间借贷与金融秩序地商法规制 二、（年）：云南玉溪，云南大学 本次年会地学术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地商法发展 研讨包括但不限于商法一般规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海商法、破产法地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这一大背景下地商事立法完善与商法学理论地创新.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三、（年）：辽宁大连，大连海事大学 本次年会地学术议题：商法适用中地疑难问题研究 着眼于商法实践中地众多疑难问题展开探讨,围绕多个商法领域展开研究.研讨地问题既有传统地商事立法体系、营业、商主体、商行为等理论问题，也有商业使用人、营业转让、商事登记、商主体地判断标准等具体地制度问题.研讨主要集中在商事立法体系、商事审判理念和商法地适用范围等问题展开.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四、（年）：四川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 本次年会地学术议题：商法视野中地社会责任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已载入年修订地公司法之中，并已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地重要内容.近年出现地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丑闻，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地企业高管薪酬不减却又大量裁减员工，震后捐款支持重建，以及关于公司是谁地争论，已使社会责任越出了企业地范围，成为整个商法视野关注地重大问题.为此，本次年会将围绕《商法视野中地社会责任》这一主题，集中讨论以下四个问题：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一）企业社会责任地基本理论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1)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
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
试述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种体现，世界意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 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 如何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和重大的变化。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1、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第一，经济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