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 [<<][>>]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
一
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王国维也许找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更使他恐惧绝望，于是他甘愿去殉那正在衰亡的文化。不能说他们的死没有价值，但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始终无法摆脱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该如何为自身定位?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只有这样几条出路：为王师、为王臣和为王之阶下囚，当然还有在条：为隐士。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怎能真正地“隐”下去?说到底，文人之为文人，其使命不应体现于从文而体现于从政?为何在中国少有一心从文拒绝从政的文人?为何纵有极少数专心于创作与学术者，却又难保其身心的安宁?至于那些归隐者，其作品为何又多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气息”
正是王国维之死，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命运问题，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并进而有所贡献于人类的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面前。王国维的选择是治学，陈寅恪本也已如此，但王氏之自杀却迫使陈寅恪意识到，即使个人想安于书斋，现实却未必会给你机会。不过，又不能简单地步王国维之后尘，王国维的临终遗嘱已经赋予陈寅恪更艰难的使命，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王国维之后的文人寻找摆脱绝望、重新确立人生信念的坐标。其最重要一点，即他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原则：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趔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①
时过二十四年，陈寅恪在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浊我的学生。②
终其一生，陈寅恪不仅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而且以此为准绳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严格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方面缺少独立性，以至会在时代社会变迁中出现随波逐流甚至曲学阿世之徒，而少数特立独行者，则又常遭迫害，沦为被放逐者，被拒于社会主流之外，没有发出声音的任何权利。对此，陈寅恪首先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出现的“拙者巧者”的分化现象：
纵览史乘，凡士大无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③在陈寅恪看来，屈原、王国维(也包括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贤者拙者”，他们对于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善于也不愿意随波逐流，那就自然会常常感到痛苦，终于为世俗迫害消灭。陈寅恪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倘若良知仍在，就应毫不犹豫地拒绝向庸俗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好友杨树达先生的潜心治学给予极高的评价：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邓已肆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籍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城。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④
其实陈寅恪自己也正是如此，其“壁立千仞之态度”(吴宓语)已经赢得无数后学者的敬仰。而且陈寅恪的这一态度中蕴涵有极为复杂的情感，特别是百年来的家国兴亡之痛，当使他深深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安身之地，恐怕也只有学术而已。从政固然有时可以名利双收，但为此付出丧失个人独立人格的代价，却是非常可悲的。而所谓专心致志地搞文学创作，似乎可以无关乎政治，但在一个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的社会中是不会允许有真正之创造自由的。相形之下，也就只有治学可以视为文人最后的归宿，虽然这一事实上也无法保证。不过在陈寅恪看来，无论怎样的寂寞与贫穷，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而且必须在治学中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为此应当准备用生命来捍卫。
那么，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抗拒外界的巨大压力而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陈寅恪主要强调了两点。首先，他极为重视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文人思想修养与品行情操的影响：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⑤
陈寅恪认为，中国历史上多动乱年代，此时政权不稳，统治不力，社会道德伦理易出现混乱，而官修之学此时往往又被弃不能对社会风气发生影响，故名门士族之家风私学反而可保留继承其优美门风和学术：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
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⑥
陈寅恪指出，所谓士族，当初其家族之始并非以其先代这高官厚禄为唯一表徵，而更重要的是其家学与冖法不同于他人。对此他引《旧唐书》中《袁朗传》为证：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岈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自然，陈寅恪之家世即为最好的说明，一门数杰，各自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此陈寅恪自己在《寒柳堂记梦》以及一些关于陈寅恪的传记中有详细表述，此处不赘。
其次，陈寅恪认为知识分子要坚持其独立精神，关键还在于个人的情操修养，内心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使命感。他曾以唐代牛李二党之争时李商隐与柳促郢之不同命运作为比较，说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不可或阙也。”⑦李商隐处于牛李二党之争的夹缝中，终生多遭变故，自然令人同情，但造成其如此状况原因，实与其个人品行有关。原来李商隐本出自新兴阶级，按理应属于牛党，才算合乎当时社会道德，但他却与李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结果不仅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在李党也认为此人轻薄无操。如此牛李二党均视其为重利轻义之小人，李商隐又怎能不沦为二党之争的牺牲品呢?相形之下，同时代的柳促吨虽然也是处于牛李二党之间，却能获得二党的共同尊重，原因何在?陈寅恪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原来柳氏出身虽为旧门，却非名门望族，独家风修整，言行颇受人们尊重，因此得到牛僧孺的褒奖与重用，自然算作牛党。但终因其家门及其本身品行端正，终于得到一向尊尚门风家学之李党的谅解，所以他能轩身牛李恩怨之外，终致显达。在此，陈寅恪虽然是以历史人物为例分析，但其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商隐式的人物是不少的。
二
陈寅恪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是由于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继承传统文化、引进外来以重建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中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甘愿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一心企求成为所谓潮流中人物，则有悖于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在陈寅恪看来，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伦理道德观念最易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则有责任维护和坚持旧有的但依然是正确的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同时及时制订适应新状况的有关道德观念和具体制度，如此方可保证社会安定和人们的信念不致破灭。为此，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关于礼仪一章中，引证多种典籍，说明了知识分子与一定社会中礼仪道德观念的关系以及维护此种关系对统治的重要性。
据《魏书》中的《刘芳传》和《崔光传》，刘崔二人均为南朝人，因战乱沦为俘虏来到北朝，身份虽然低下，却以其才学渊博和精通礼仪得到重用，原因即在于北朝统治者正欲摹仿南朝建立北朝的典章制度，如此二人为北朝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陈寅恪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陈寅恪以此二人为例也意在说明南北朝时期的种族与文化问题，不过，由其对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不同表现的分析评价，再联想到陈寅恪是在抗战时期写下的这些话，就不难理解他观点的现实针对性。对此可从陈寅恪的又一观点得到证实，即作为统治阶级，如果想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则在尽量收买利用甘心投靠之文人的同时，常常采取摧毁那些自己内心信念文人之精神堡垒的方式，令其信念丧失、理想破灭，则其防线不攻自破，至少不会再对其统治构成重大威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曹操。魏晋时期，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而晋则为外廷大夫阶级代表。官渡之战后，曹操对此非常清楚，所颁布之求才三令，即为其针锋相对措施，陈寅恪对此分析说：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⑧陈寅恪指出，曹操之求才三令，主旨在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有不仁不孝贪诈等污名。在此动乱用人之际，曹操宁愿要有才无德之人。如此之宣言毫无疑问即针对历来讲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明白告诉他们，所谓传统儒家那一套金科玉律已经过时，可以废弃不用了。曹操此举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影响深远，决非仅一时权宜之计，实为中国政治社会道德思想史上一大变革。然而后之学者如顾炎武等，虽然如此也表示震惊，却不能指出其深刻所在。陈寅恪的有关分析，当能使后人对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聚合及统治阶级的反应对策，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而在陈寅恪眼中，任何知识分子，无论何时，其个人品行高洁者，均得到他的敬佩，而对那些虽有才学但品行有污点者，陈寅恪虽肯定其才华，却对其品行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如对元稹、李商隐等。至于那些品行不端、曲学阿世及卖身求荣者，陈寅恪则给予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批判。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在与吴宓的谈话中表述过此种看法：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标卖首，盛服目眩。“Advertisement”，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至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⑨陈寅恪的看法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认为无论何时，知识分子都应恪守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信条，这也是最起码的人生准则。因为倘不能于乱世之中济世救人，则洁身自好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应做到的。其次，假如愿意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则不可带任何私心杂，倘若欲借此机会捞取个人名利，则已等同于向等流氓，贻害邦家。如此，倒不如放弃自己的所谓知识分子身份，去经商养糊口好了。自然，陈寅恪这番话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是针对当时留美学生中一些人的，但终其一生，他所批评的这一现象并未绝迹，其批评也就始终如一。
另一方面，陈寅恪也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采取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之态度而洁身自好也不可能，因此忍辱负重成为必然。对此，陈寅恪一面赞扬那些宁折不屈、坚持自己理想道德的志士仁人，同时也对那些暂时忍受屈辱却终能复仇反抗者给予深深的同情和理解。问题在于，无论表面怎样与统治者暂时合作，知识分子其内心必须有一信仰在，而这一点过去并没有解决好。因此陈寅恪的考察着重在于，当外界压力袭来时，知识分子据以抵抗的精神资源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怎样受到震撼以及在地震撼之后某些人的灵魂
怎样逐渐趋于萎缩?同时对于那些暂时忍辱负重却终能以精神上之显示其高贵灵魂者的内在
心理历程，也试图给予全面的揭示。为此，他重点比较分析了在各个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矛盾，描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精神历程的演变轨迹。我们以为，这种历时性研究与其共时性研究的有机结合，是陈寅恪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而引进“红妆”形象与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更是其晚年学术研究的新特色，其中蕴涵有极其丰富深刻的文化精神和个人感慨。
如果按照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陈寅恪所论及的知识分子，大体从和姝晋时期开始，直至二十世纪，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陶渊明、王导、庚信、崔浩、寇谦之等。
唐宋时期：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商隐、韩愈、司马光等。
明清时期：陈子龙、钱谦益、龚自珍以及柳如是、陈端生等一批“红妆”文人。
近现代时期：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吴宓、俞平伯、杨树达、陈垣、冯友兰等。
以上仅列举最重要者，由此我们当可看出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从1919年他与吴宓的谈话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和20年代对王国维之死的分析，直至晚年在《柳如是别传》以及《寒柳堂记梦》中对明清以来历代文人的评价，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
终没有间断。如果他有幸免于十年浩劫之难的话，相信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
那么，处于动荡时期的知识分子，如何抵抗外界的压力及其所依靠的精神资源又是什么?对此陈寅恪以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例进行了认真探讨。
魏晋时期，文人清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此为历代研究者注意。陈寅恪认为：“清谈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⑩清谈为何独兴盛于这一时期呢?陈寅恪分析清谈这根源在于自东汉以来，文人屡遭政治上的暴力迫害，无奈只有将具体品评人物的议论转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其本身即暗寓文人对时世的不满，但此时之文人，已无意于公然对抗统治者，仅借此发发牢骚而已，甚至牢骚也被隐去，只剩空谈。试观上，凡文人不谈时世，只谈风月或纯为魏末西晋时代是清谈之前期，文人所议之事大都为当时社会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文人自身政治立场之表白有直接关系，而到了后期即东晋时代，清谈已失去针砭时弊、评议政治之功能，仅仅成为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了。
在竹林七贤中，陈寅恪对嵇康评价最高，认为七贤中他为第一人，原因即在于他为积极反抗司马氏者。至于其反抗的原因，除了与司马氏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外，陈寅恪更能从婚姻集团角度给予更合理的解释：
康娶魏武曾孙女，本与曹氏有连，……与杜预之缔婚司马氏，遂忘父仇，嘱事新主，……癖于圣人道名分之左氏春秋者，虽其人品绝不相同，而因婚亲之关系，以至影响其政治立场则一也。B11
对于阮籍等以消极态度反抗者，陈寅恪也给予理解和相当高的评价，指出：
阮籍虽不及嵇康之始终不屈身司马氏，然所为不过“禄仕”而已，依旧保持其放荡羁之行为，所谓符合老庄自然之旨，故主张名教身为司马氏佐命元勋如何曾之流欲杀之而后快。B12
陈寅恪把魏晋之时文人分为三类，嵇康、阮籍等主张自然而非名教者为一类，何曾之流为名教而非言自然者为一类，山涛、王戎等以自然与名教两是者为一类。这是第三种人物最爱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当然最易名利双收，陈寅恪也是最痛敢此类，称其为“最无耻之巧宦”。B13 。他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如后来在50年代初期，他也曾对某些文人学者纷纷加入民主党派给予嘲讽，认为他们无耻，认为真要加入党派还不如加入共产党。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人不过是借人民主党派行名利双收之实：在表面上既保持了所谓的清高与独立，又参实际上获得了某种现实利益，自然会遭到陈寅恪的蔑视。如果我们想到1927年，陈寅恪就与吴宓相约绝不加入国民党，否则为保全个人精神自由宁愿放弃学校另谋生路的拆誓言，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有如此评价了。
陶渊明在古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其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然而在陈寅恪之前，人们似多从文学角度阐述陶氏对后世的影响，而陈寅恪则以其远见卓识，认为陶渊明实为中国中古期之大思想家，理由是陶氏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魏晋清谈之结果，而且依据其家世信仰创造建了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奠定了新的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陈寅恪认为这种学说既不低旧自然说那样与传统名教思想抵触，又尽力追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自然合为一体之方式，故而陶渊明可以委婉地拒绝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得以保全思想独立和个性自由。所以陶渊明实为外儒内道，其对传统思想之继承改造方式与后世道教取禅宗学说改造其教义之方法，实为相似。从这个角度看，陶渊明的确可视为中古时代的一大思想家。
陈寅恪到陶渊明之思想所做的分析，重点放在其关键的形影神赠答诸诗上面，认为这三首诗代表了从曹魏至东晋时代知识分子思想人生观之演变的历程以及陶渊明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东晋之末叶宛如曹魏之季年，渊明生值其时，既不尽同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
且不主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所为。盖其已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与嵇、阮这旧自然说殊异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极不与新潮全用，虽篇篇有酒，而不沉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夫渊明既有妈是创辟之胜解，自可以安身立命，无须乞西土远来之学说，而后世佛徒妄造佛物语，以附会，抑何可笑之甚耶?B14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本无须解释，只是最后一句，除有其字面意义外，大概还有对五四以来种种外来文化思潮进入中国后，被国人不加分辩就奉为神明之可笑行径的讽刺吧，对此可以陈寅恪有关诗句为补证，此处不赘。
陈寅恪认为，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中，《形赠影》一首表现了对旧自然说的批判观点，《影答形》则托为是名教者非旧自然说之言也，而《神释》一首则谓形所代表之旧自然说和影所代表之名教说皆非，且互相冲突，不能合一，。但陶渊明别有发明之新自然说，实可以据此安身立命，故托于神之言，破除两旧义，结束了两百年来学术思想之主流，其意义之深远巨大，实有特为指出之必要性。那么陶渊氏之新自然说何以能使他安身立命并不影响后世之新途径呢?其关键在即在于委运任化，也即陶诗中所谓“甚念随顺自然，与自然一体，则无须更别求腾化之术矣。但此委运任比，混同自然之旨仍从道教自然说而来，与后世道教受佛教禅宗影响所改革之教义正相冥合。陶氏能于千年之前已达此一层次，而学术界在陈寅恪之前均未论及，这不能不说是陈寅恪对于陶渊明研究的一大贡献。
应当指出的是，在从政、创作与治学三条出路中，陈寅恪曾经以治学方法可保持个性的独立，但如处于乱世之中，这一点他认为也可放弃，只要内心有自己的信念在。但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如嵇康、阮籍等以服药、酗酒作为对抗现实的方式，如此即使能够逃脱统治者籍等人不如陶渊明之处即在他们仍拘泥于旧自然说，以某些表面上的离经叛道反对名教加害于他们，他们也容易走向消极与堕落的。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真正从内心深处得到解放，真正能感受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乐趣，才会在逆境中生活得快乐，而视一切如过眼烟云，任其自然而已。一个人能有如此人生态度，则他人又怎能奈何于我?一旦达到如此境界，则再从事学术研究，才可进入自由之境，才可能写出真正有独特见解的东西。 〖CD9〗 〖HT5”〗〖FL(2K4〗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 ②陈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2页。 ③陈寅恪《元白诗证稿》，第82页。 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十编》，第230页。
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2页。 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9页。 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94页。 ⑧陈寅恪：《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 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 ⑩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补本)，第207页。 B11 B12 B13 B1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稿》第182-183、186、197、197-198页。〖FL)〗
(作者：文学博士，山东矿业学院人文副教授泰安270119)
责任编辑：丛人北辰
1.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 花枝含笑画犹存，偕老浑忘岁月奔。 红烛高烧人并照，绿云低覆镜回温。 新妆几换孤山面，浅笔终留倩女魂。 珍重玳梁香雪影，他生同认旧巢痕。 2.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近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3.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 谁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4.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5.追忆游挪威诗北海舟中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Midnight Sun为挪威奇景。 ）故国新声一笑休。 （舟人共唱波兰新曲。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6.追忆游挪威诗易卜生墓 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 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 （挪威女郎多衣绣衣一袭，所谓国妆是也。 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 ）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对斜阳。 （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7. 无题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 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 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 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8.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9.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10.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11.阅报戏作二绝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2.吴氏园海棠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 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 13.残春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14.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 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2.陈寅恪晚年，在病榻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3.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 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6.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7.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8.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9.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10.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 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 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 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 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 不过相对问题， 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 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 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 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 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人物评价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
读《莺莺传》 陈寅恪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有《会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义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缘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不遑悉举，即就《全唐诗》一八所收施肩吾诗言之，如《及第后夜访月仙子》云： 自喜寻幽夜，新当及第年。 还将天上桂，来访月中仙。 及《赠仙子》云： 欲令雪貌带红芳。更取金瓶泄玉浆。 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 即是一例。而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之密切关系，观孙棨《北理志》及韩偓《香奁集》之类，又可证知。（《致尧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破长安而言，非谓朱全忠也。震均所编之年谱殊误，寅恪别有辩证，兹不赘论。）然则仙（女性）字在唐代美文学中之涵义及“会真”二字之界说，既得确定，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序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 赵德麟《侯鲭录》五载王性之《辨<莺莺传>事略》云：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而。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寅恪案: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为张姓，则殊不易解。《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云： （武）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武后之语颇为幽默。夫后世氏族之托始于黄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为张氏，若仅以同出黄帝之故，则可改之姓甚众，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于张氏也。故王性之说不可通，无俟详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惯。此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游仙窟》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如后来戏曲中王魁梅香，小说张千李万之比。此本古今文学中之常例也。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实取材于博望侯旧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游仙窟》之书，乃直述本身事实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勅授关内道小县尉。（寅恪案，即指宁州襄乐尉而言。） 等语，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则非真姓，而其所以假托为崔者，盖由崔氏为北朝隋唐之第一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 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名人成长励志的经典小故事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 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一来，他可就 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个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 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能够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 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能够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 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 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 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 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 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 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 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王小波 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此时正值“三反”运动间,家庭境况突发变故对他影响很大 创造性作家:王小波生平 王小波是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伊塔洛?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 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 并变换多种视角。表达手法方面, 他擅于用汪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 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其成名作《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更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 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 也不如其它人写的一样媚俗, 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 性禁忌依然存在, 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 你可以看到, 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 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 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 王大多数以第一人称叙事, 而这个人总是个生活中不顺心、受委屈的家伙。他幽默机敏, 理性清澈, 在内心状态和角色地位上最接近游离于主流的个体知识分子,这种性格的叙事者,也有易于辨识的语言风格。王本身是个“能文能武”的人, 曾是个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过, 赴美深造过——他的本职是个名牌大学数学讲师, 写这一手好文不输任何敢称大师的人, 这种角色在中国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王小波所虚构的艺术之美, 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人为本 王小波“以人为本”的精神立场对于今天的现实道德生活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群体之人, 是当前坚持“以人为本”的重心所在, 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现实意义。“集体第一,个人第二”作为道德准则是无可挑剔的, 但不能无限泛化, 甚至发展到“目中无人”———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个体之人更应受到尊重。人权, 其精髓是“个体的权利”。面对强权, 个人是弱者。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 整体的人, 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不平则鸣甚至铤而走险的人, 则主要是个体的人。所以, 我们虽然不能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个体的存在; 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但也要反对个体虚无主义。因此我们认为王小波强烈的人权意识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对我们认识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 这些反乌托邦小说都凸显出作家对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权意识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反乌托邦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个人”的危机。无论《白银时代》, 还是《黑铁时代》, 主流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已失去了一个个体的地位, 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人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极权, 是那种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王小波以这个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为突破口揭示出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荒谬的生存体验, 作者对这段荒唐历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其二，理性与知识的现实意义。理性不仅是王小波思想以及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他本是个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终身追求着理性与知识。这我们可以从《有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本书由学者陆键东所著，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的传记。陆先生本着学术原则，极力不带个人情感，但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对文化大师陈寅恪的崇敬之情。同时，又流露出对文化大师晚年凄凉境遇的悲愤。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的史学思想中既有对传统史学优点的融会与继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吸收了近现代史学的诸多积极因素,是这一学术转型时期的典范。读完本书，我深深的被陈先生对历史的执着和求真所折服，我敬佩他历史的博识和学人风骨，更慨叹陈先生那可歌可泣的人生。然而，该书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学原则的写照，正如陈寅恪先生亲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展示了陈先生的傲骨与气节。1953年，陈先生拒绝了出任中央历史研究所中古所所长一职，尽管先生的原助手兼徒弟——汪笺再三南下劝陈先生北返任职，陈先生还是毅然地拒绝了，并为此与汪笺断绝了使徒关系。先生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气度让我折服。陈寅恪先生还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而面对冼玉清的劝说，陈先生倔强地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是陈寅恪先生在诱惑面前的最真实的回应，表现出了他对学术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也恰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 在陈寅恪先生晚年的生涯中出现了对其影响极深的女性——冼玉清。这位奇女子在“检讨”风潮中，自承：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向往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化。她被迫离开政坛后在香港力邀她重返讲台之良机时，她却毫不犹豫的向党请示并因此放弃。正所谓志趣相投吧，不过陈寅恪的气质与冼玉清的也有不同。陈寅恪先生的坚持自由，几乎坚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向盛情邀他入京的中央体提绝无可能的要求，书稿送检勃然大怒，即使大悖时事也断不肯改之一字，如此种种，所以说他是“不屈的陈寅恪”。他的固执，他的硬脾气，与冼玉清的忠肝义胆一样，不觉让人有泣下之心痛。 而陈寅恪先生最看不得，听不得别人对他进行人格侮辱。如“误人子弟”，陈愤然不再开课；再如“享受特权”“侮辱护士”等等，让陈先生在家中大发雷霆。这些虽说是时代与陈寅恪思想不相容的遗憾与悲愤，又何尝不是陈先生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人气骨的体现。 时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奋，陈寅恪先生悲喜交加的故事，仍感震动，思绪难平。而陈先生也一直活在自以为已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他的自由思想与精神也感动了许多人。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云：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是啊，陈先生才华学问又有几个历史学者能比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云：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从众多学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更清晰的认识了一代伟人
陈寅恪经典语录 作者：陈寅恪 陈寅恪资料：出生日期：1890年7月3日，逝世日期：1969年10月7日。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1925年，陈寅恪回国。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
陈寅恪名言陈寅恪经典语录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论再生缘》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经典语录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柳如是别传》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名言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溶溶院落共黄昏。《柳如是别传》 唐之初期其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若其后之改创及直接从西域输入者则事在本章主旨范围之外，故置不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经典语录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阅读与答 案 代文 中国，只有一个寅恪 昌 ① 富有人气的寅恪，本是一个正的学人。他学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言、人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不群。 ②____ 年，十三的寅恪随兄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梵文、巴黎文， ____年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志”。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得博士学位。 ____年， 吴宓寅恪国学研究院教授。清校曹云祥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士。”曹云祥又：“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表示。梁启超有点生气地：“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共不如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梁启超列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寅恪的推誉之。曹云祥同意了。 ④ 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加是科代的方式——子，以此学 生的博寡、丰富与否及音韵学、学。此 招致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 作者的想力和美感力” 以及“表文学的天才和造，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里流露出来”。
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 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学生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也来清华园听课。 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⑤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 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 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 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两副对联被传诵一时。 ⑥陈寅恪与王国维私交甚笃。____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 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 哀。次年，他又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⑦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 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 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面临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⑨ 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 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 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 陈寅恪！”
陈寅恪作文素材 【篇一：作文素材之2精神篇】 作文素材（二） 精神篇 1、敢说真话 ①写下《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曾说：“我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 说出真话的孩子。” ②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一部“遗嘱”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在 彼时的中国，当世人奔 赴物欲的盛宴如过江之鲫时，他却割裂了自己的伤口，一鞭一条血 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 这个当代中国一度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要从解剖自己入手， 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彼时的巴金先生代表了中国人“说真话”的勇气、“直面自我”的决心。20世纪的中国精神 史，因为有了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奠定了新的高度。 ③索尔仁尼琴：“我的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 破阻拦而能够向公 众讲出真话。” 他的一生宠辱不惊，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无论是鲜花美酒还是 苦役禁闭，他总是安 之若素，永远只为“正义”说话，挥舞着“战笔”，为国家的前途开出“良方”。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索尔仁尼琴不仅像圣徒一样承 受了命运的一次次严 峻的考验，还以深刻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罪感意识”、炽烈的爱国情怀成 为时代的“先知”，感召着一代代知识分子。 2、大胆质疑、挑战权威 李贽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强调社会平等说，反对圣人凡人之分、 智愚之别，反对封建 教条和男尊女卑观念，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只是 其弟子随笔记录，并非“万世
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怒斥官吏之罪恶行径为“不操戈矛之强盗”，“吃 人之老虎”。 3、甘于寂寞，淡泊名利 ①陈寅恪一生魂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诸位同辈学人高呼全盘 西化的口号时，犹能 守志不移，甘于寂寞，恪守国学。其早年为王国维所题、且自己也 终生躬行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是其绝佳写照。 ②李叔同先生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 不书，非佛事不做， 非佛语不说”。如好友夏丐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 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 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 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 然地完成转化，成了弘一法师。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4、“童心说”“赤子说” ①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须抒发己见，反对复古 摹拟。“童心者，真 心也”，他感叹国人被孔孟之道污染了“童心”，到处是“言语不由衷” 说假话办假事的人。 ②安徒生通过小孩之口，向世人发出呐喊“皇帝没有穿衣服”。李贽 认为，人只有保持“童 心”，才能正确认识世界，主张文学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③婴儿之知识欲望皆极简单，故《老子》言及有修养的人，常以赤 子（即婴儿）比之。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5、大道至简 ①海子：“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憧憬“喂马、砍柴”的生活。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