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在五四之后也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文坛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文学界先后有许多人译介弗洛伊德的著作，运用他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仔细观看，现代文化界的许多名人的身上都闪动着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鲁迅、周作人、潘光旦、丰子恺、章士钊、朱光潜等人的文学和理论著作中都有弗洛伊德的因素。所以研究五四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关注和了解。
一、五四后弗洛伊德思想与著作的译介
弗洛伊德思想步入中国并不是突兀的介入。而是适应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文化观念的变革而来的。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面临变革。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的引介。弗洛伊德思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为国人所关注。五四之后，有两个思想文化动向推动了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传播，一是，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展开的性道德和伦理的讨论；二是，心理学在中国兴起而产生的热潮。这两个动向都直接牵扯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引起国人对弗洛伊德强烈的关注和译介。
一些理论家先后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和传播弗洛伊德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文化艺术、文学批评中。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译介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直接介绍运用弗洛伊德的思想，二是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第一种方式是早期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弗洛伊德思想后，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血液输入中国，通过他来诠释文学作品，反对伪道学，打破国人封闭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引介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更高层次上的接受，他是在充分的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现代文学界，存在着这个理论上接受弗洛伊德思想的高潮，这些都给后来我国学术界重新接纳学习弗洛伊德美学哲学观念奠定了理论的坚实基础。
周作人是较早接触弗洛伊德思想的作家，上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他就开始撰文分析、肯定弗洛伊德的观点，后来又介绍了与弗洛伊德有密切关系的英国性科学家蔼理斯的思想。
同时鲁迅接触弗洛伊德思想也是较早的，在小说《补天》中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后来通过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译介，更为全面的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并把《苦闷的象征》作为文学理论的辅助教材，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做过专题讲授。弗洛伊德思想甚契鲁迅先生的早期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产生共鸣，因此鲁迅把它纳入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自己的一种思想方法。鲁迅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学理论，而且把他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了。因此鲁迅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在现代文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
潘光旦先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介绍和运用也较为引人瞩目，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主要是有关性发育的理论，并写作了《冯小青考》、《小青之分析》等论著，直接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考察文学人物的性变态心理。当然潘光旦的论著到现在看来，不免有其缺陷，但在当时对于抨击旧的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压抑不无特定的时代意义。
在弗洛伊德思想的理论批评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光潜上世纪２０年代在英法等国留学时，便广泛的阅读学习西方的心理学著作，并不断地为国内刊物撰文介绍西方心理学。陆续撰写专著《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在这两本著作中
试论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界
的传播与接受
□张良丛
都涉及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此后，又先后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在这两本书里，朱光潜详细介绍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这些著作的出版在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大大促进了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对弗洛伊德著作翻译影响最大的还是高觉敷。他先后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１９３０）、《精神分析引论新编》（１９３５），这两本书代表了弗洛伊德前后期的思想，使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弗洛伊德思想仍然离不开高觉敷的这两本译著。高觉敷对中国接受的影响还在于他在译者序中对弗洛伊德主义思想有一个切实的评价，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弗洛伊德思想。
另外还有一些译著，章士钊的《茀罗乙德传》、卢心元的《精神分析学批评》、董秋斯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等人的译著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五四之后，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弗洛伊德学说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传入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大的变动，可谓贡献巨大。但是中国现代社会多灾多难，弗洛伊德学说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它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五四之后的引入、介绍、翻译和运用却给以后它的传播留下了丰厚的资源。
二、弗洛伊德思想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自诞生以来就与文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学从理论批评到文学创作，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处处闪动着弗洛伊德的影子。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之重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要用编年史方式将精神分析运动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完整历史加以论列，那将一定是件涉及面极广的工作。著名作家几乎无人不直接间接地受到其观点的某种影响”。与之相类似，弗洛伊德主义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我们来看，首先，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弗洛伊德思想的倾向。其中，郭沫若的《残春》体现出释梦的因素。《ｌｏｂｅｎｉｃｈｔ的塔》则是对本能升华说的文学阐释。另外，还有《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等也带有精神分析的因素。而且，郭沫若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还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来主动运用、实践精神分析美学，写作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同时，他还对屈原、蔡琰、曹禺等人的作品也做过精神分析式的批判。创造社另外一个人物郁达夫也或隐或显地闪动着精神分析的影子。他的作品表现人的性苦闷、变态性心理活动和行为，都具有精神分析的因素，如《沉沦》、《茫茫夜》、《空虚》、《过去》等作品都具有这种倾向。另外创造社的另一位元老张资平的作品《约伯之泪》、《梅岭之春》也把性欲摆在人生重要的地位上。创造社的其他成员如叶灵凤、郑伯奇等人都和郁达夫一样，肯定和表现人的性本能。或许创造社的作家并没有故意去运用精神分析学，但在五四之后与反封建礼教对人的本性的压抑相结合，弗洛伊德的思想却是最佳营养。
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而著称于世。但是一些作家也显示出精神分析的因素。首先是周作人，他比较推崇蔼理斯的性学理论，同时也撰文肯定、盛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他充分重视性在人生中的地位，分析了封建伪道学的变态心理，抨击了他们的虚伪性。而且对于升华说，周作人也大作肯定，认为诗人写诗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一位作家许杰对精神分析的接受较他人来说似乎更为自觉，表现于创作中也更为鲜明。他写作了很多小说，１９２９年结集为《火山口》。在这本小说集的序中，许杰说：“于是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性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域的白日之梦，便传染上了我的思想。”很显然许杰在这里明显地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自觉地运用到文学创造中，用文学阐释精神分析学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许杰的小说中，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弗洛伊德的因子在发光发亮。
新感觉派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先天气质的契合。从渊源上说，新感觉派产生于日本，代表人物是川端康成、横光利一，此派主张表现人的内在灵魂、真理，擅长用梦幻的手法写人的直觉、无意识，以达达主义的方式突破传统。因此这个文学流派接受的较多的理论支柱是康德、伯格森的哲学，更受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所以，中国引入新感觉派的时候也带有这个特色。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带有这几个人的理论色彩。如果说，这种特色在刘呐鸥、穆时英的身上还表现不明显，那么在施蛰存身上便体现得非常清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因素浮现在施蛰存的文字中。
最早将新感觉派引入中国的是刘呐鸥。他早年在日本的时候，就对新感觉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信奉新感觉派的创作理论，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新感觉派。刘呐鸥的作品主要是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在小说中，刘呐鸥选取了１９２８年
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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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间上海大都会的都市风景，反映了上层社会的人欲横流的情景。这些小说总体上体现了作者对人的本能欲望肯定的态度。穆时英的小说受精神分析影响较弱，但在《白金的女体塑像》这篇小说中却体现了这种色彩。小说主人公谢医生精神状况的变化，关键在于被压抑的性欲得到了宣泄和满足。作家施蛰存在作品中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在现代作家群中可谓出类拔萃。施蛰存本人对弗洛伊德学说可谓非常钦服、信服，他的很多作品直接按照弗洛伊德学说结构。在《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这些小说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汲取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塑造形象、构筑情节、烘托氛围等。小说集中体现了灵与肉的冲突、自我对本我的压抑在人的活动中的表现。而且通过对梦、幻觉、幻想来表现人的内在的欲望波动。另外，小说还直接描绘了人的变态性欲，这些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创造性的借鉴和文学实验。同时，施蛰存还把精神分析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４０年代，他对鲁迅的《明天》作了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指出小说中人物的心理除了表面上的母爱之外，在人物的意识之下还有着深层的基于无意识的性爱的存在，他制约着人物的行为。所以这些在小说中，作者也写得非常隐约。对鲁迅小说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除了《补天》以外，施蛰存的这种解读在现代文坛上可谓破天荒，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许多人都否定了他的这种分析。但是施蛰存却坚持自己的判断，可见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虔诚态度。
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的文学观点和创作都显示出了精神分析的因素。在《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篇演讲中，提出写作要表现“人事”即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认为作家的创作动力来源于性本能加上一种想像的贪心而成。这些观点的提出显示出了作者受到厨川白村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在《水云——
—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作者也提到了理性和本能之间的冲突，精神受到压抑的痛苦，从而在创造故事中，排遣痛苦，解决冲突。这种看法其实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升华说的翻版。另外，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风情民俗的解释也是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出发的。他认为湘西的迷信风俗与人的性心理因素有关系，主要是女性本能欲望、精神被压抑后，通过敬神演戏、朝山拜佛、放蛊、行巫等行为排泄这些心理能量。沈从文先生不仅理论上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通过创作来实践。他认为人类正常的性欲是人性美的表现，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从而反对封建卫道士禁欲主义对人的性欲的压抑。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充分描写了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包括情欲。如小说《边城》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当然沈从文的小说肯定人的正常的情欲之外，还有着特殊的思想意义：同情妇女的命运，认为妇女和男子在婚姻、爱情、性欲等方面应该有同样的选择的权利；如《旅店》、《爱欲》等作品。同时把这些描写同反对封建道德、世俗观念结合起来。如《夫妇》等。当然沈从文的理论和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运用也有其偏颇性，但是这与弗洛伊德本身的局限性和那个时代反传统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现代文学还有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如杨振声的《玉君》暗合精神分析的原则。这篇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意识到是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写的。写完后看一遍才自己吓了一大跳，索性写了一篇弗洛伊德的序。抗战初期以小说《鬼恋》而成名的徐訏，他自己曾说过２０世纪的作家多受两大思潮的影响，一是马克思思潮，一是弗洛伊德思潮。就徐訏来说，他本人主要是受弗洛伊德影响较大。他的小说《禁果》、《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都反映出了这种倾向。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也隐现着弗洛伊德的影子。《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心经》等作品都表现了性压抑、性变态乃至恋父情结等内容，或许是无意中的巧合，但在客观上却显示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三、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现在看来，弗洛伊德思想在五四后的中国的传播是非常热烈的，在当时它是一门显学。它波及的不单纯是文学界，在思想界它的影响或许更大。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观念。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国内学术界似乎成了一个禁区，甚为可惜。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后，它才重新在中国学术界泛热。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传播相对照，五四之后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其特色的，对我们现在重新来接受、阐释弗洛伊德思想不无启示。
五四之后，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是适应当时反传统的大气候而动的，这是其首要的特点。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救亡图存的思潮，改革的思想一直左右社会的动向。洋务运动的发端，改良运动的深入，乃至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一些运动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救亡图存，使中华民族摆脱这种屈辱境况。文化界、思想界把这些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反传统。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有些人甚至要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这些观念
现在看来有点奇怪，不无其偏激性。但是正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思潮中才消除了中国自古就具有的夜郎自大的盲目的心态，开始学习国外的新的思潮。弗洛伊德思想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介入中国的，主要是为了反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抑。另外，弗洛伊德思想的介入，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很多是通过二手资料引入的，评价问题存在着不少缺失，不是对他的价值做了过分的肯定，就是做了过分的否定，缺少统一的公正客观的评判。由此可见，建国前的引入，存在着特定时代的特定的需要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现在再来接受弗洛伊德思想就必须注意客观性和公正性。最后，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也存在着特定的问题。着重于精神分析学的翻译，而缺少对其著作全面的翻译。这也为后代继续研究弗洛伊德的思想留下了空间。
该如何接受弗洛伊德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众多的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例子中，鲁迅先生似乎对我们现在如何接受弗洛伊德思想有很重要的启示。鲁迅对外来思想的接受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拿来主义。他本人在文学实践和思想融合中就贯穿了这个原则。鲁迅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是通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来接受的。在这本书中的弗洛伊德思想其实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了，而是经过厨川白村的理解、批判之后的思想。鲁迅通过这本书接受了弗洛伊德思想的也具有厨川白村一样的特点，及批判分析之后的接受。因此鲁迅借鉴弗洛伊德思想并不是一味的盲目崇拜，而是在肯定弗洛伊德对人的生命力赋予新的意义上来进行的。他借此解释文学创作，剖析人性。所以精神分析学说在鲁迅的手里不啻于一把手术刀，用来解剖中国社会的各种各类人物的精神异态：封建卫道士的虚伪、被压迫的劳动者的精神痼疾、创伤性精神分裂人物的自我言说的真实性，还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由此精神分析学在鲁迅的运用中，并非套用，而是在深刻地认识、分析之后，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具有了鲁迅自己的特点。鲁迅并没有单纯地固守弗洛伊德的原则，而是结合中国的现实把社会和文化与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起来运用。
由此，当代我们重新接受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鲁迅先生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精神分析学对人的精神活动，尤其是异于常态的精神活动具有解析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借此来深入开掘人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人的精神世界本身的复杂性，精神分析学缺少对这方面的关注，决定了它本身也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过于迷信。其次，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具有特定的意义，他对艺术具有向内开掘的可行性，但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社会文化因素，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可信。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生理、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多重融合是人性的基本构成。美学的建构需顾及人的各方面因素，早期的弗洛伊德思想缺少多方面的兼顾。因此其后来的发展也往多个方向展开。这给我们现在重新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美学提供了一面自观的镜子。
总之，就弗洛伊德学说来讲，我们研究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思想是无可跨越的。它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西学东渐的一个热潮，我们必须对它加以重视，不能忽视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文学审美的潮流迥异于传统的时代，欲望叙事的浮现，审美的刺激性等潮流的出现，似乎都在呼唤着精神分析美学重新复出，来对现在的文化审美重新解释、引导。或许，现在就是我们重新研究精神分析美学的较好时机；或许精神分析美学会给我们未来的审美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